苏联解体之后，中亚各国在苏联留下的“前共产党人-社会工程学派官僚集团”的统治下，始终没有找到合理的国家建构方式。这些大大小小的独裁者，都采取一种拜占庭苏丹式的统治方式，他们不称国王，也不再保留共产党书记这个臭名昭著的职务，而沿用民主国家国家元首的称呼“总统”。每一个总统背后，都有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乌兹别克的民众连面粉等基本食品都得不到保证，卡里莫夫的女儿却以时装设计师的身份旅行世界，拥有顶级时装品牌，并重金请到国际歌星为其生日派对演唱。
这些中亚国家都没有形成稳定的公民社会，在通常情况下，民众被独裁者视为顺民或奴隶；惟有革命发生的时候，一夜之间变成暴民。充满诗意的郁金香革命，除了少数领导者有建立民主国家的愿景之外，大部分参与者都是趁火打劫之徒。席斯金在郁金香革命当天，在被民众攻陷的总统府附近的百货商店中，看到一群群的劫匪。不少人来自偏远乡村，从来没有见过现代化的百货公司，警方的撤离让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席斯金幽默地描写了一个双手抱着一大堆从商店里抢来的女性内衣的暴徒，还兜售说：“你想买些内衣吗？算你批发价。”这个细节注定了郁金香革命不会有好的结果。果然，靠郁金香革命上台的领导人，比被推翻的前任领导人更贪婪和暴虐，五年之后，人们又发起一次革命将其推翻。翻身的奴隶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蜕变成了奴隶主。那么，哪一次才是最后一场革命呢？没有人知道。
吉尔吉斯作家艾特玛托夫《一日长于百年》中，描写一种中世纪奴役俘虏的办法：将俘虏五花大绑，然后去到沙漠烈日之下，并用一块骆驼皮盖住他们剃光头发的头壳。随着骆驼皮在太阳底下缩紧，挤压烘烤着俘虏的头，这就是像中世纪的脑叶切除手术。俘虏不是死亡，就是忘记自己是谁，失去了反抗的意志力，成为理想的奴隶，或是极权政府的人民。艾特玛托夫将这种人成为“曼寇特”（Mankurt），而这个字后来也用来比喻没有思想、卑躬屈膝地对权威效忠的人。艾托玛托夫写道：“他就像一头安静的野兽，十分顺从也十分安全。他从未梦想过要逃离。对于任何一个奴隶主而言，最恐怖的事就是奴隶起义。每个奴隶都是潜在的反叛者。曼寇特是惟一的例外，反叛与不服从的观念完全不在他脑子里。他不懂那样的激烈情绪，因此根本没有看守他的必要，更不需要怀疑他心存不轨。曼寇特就是像狗一样，只认他的主人。他不与其他任何人往来。他的梦想全都简化成填饱肚子，没有其他的考量。可是他盲目、勤奋且毫不犹豫地遵守命令。”这种人就是中亚各国居民的一种象征符号。
为什么同样是此前遭到苏联吞并的国家，波罗的海三国很快就融入欧洲文明世界，而中亚各国至今仍在专制独裁的泥潭中挣扎？因为它们分享的是不同的文化和信仰传统。影响中亚最大的是三种东方的文化和信仰传统：首先是来自阿拉伯的伊斯兰专制主义，其次是来自俄国的斯拉夫专制专制主义，第三是来自中国的儒家专制主义。中亚国家很不幸地在西、北、东三个方向被黑暗的伊斯兰世界、俄罗斯和中国所包围。这三大东方专制主义如同三道咒语，紧紧地束缚中亚国家的发展。
比天安门屠杀更残暴和更被忽视的安集延屠杀
二零零五年，中亚和东欧国家爆发颜色革命，乌兹别克的安集延地区也发生了民众的大规模抗议示威。卡里莫夫以铁腕方式炮制了安集延屠杀，他嘲笑逃亡的吉尔吉斯总统阿卡耶夫没有胆量杀人，“你不敢杀人，还有什么好说的？”吉尔吉斯总统阿卡耶夫是半吊子的独裁者，他不敢发动一场屠杀，宁愿接受被推翻和流亡的命运，不敢杀人是他对祖国惟一的贡献；而乌兹别克总统卡里莫夫跟中国的暴君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是彻头彻尾的独裁者，杀人毫不手软，他们深知自己干过足够多的坏事，如果不杀害、囚禁、恐吓更多的人，自己就有可能被推翻，并被送上审判席和绞刑架。所以，杀人是他们精心算计之后的理性的选择，而不是突然爆发的疯狂之举。
中国媒体在给卡里莫夫的“悼词”中，特别赞扬这个独裁者当初如何果断地控制住局势：卡里莫夫“御驾亲征”乘专机抵达骚乱地区；迅速在当地机场建立临时指挥部；视察当地强力部门，下达实施紧急措施命令。在记者会上，卡里莫夫表示：“把乌兹别克斯坦的骚乱事件与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的事件等同起来是不对的，我本人坚决反对任何所谓的革命。”当时，中国迅速认同乌兹别克政府对事件的定性：“乌兹别克斯坦是中国的近邻和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乌兹别克斯坦及本地区各国为维护国家和地区安全与稳定所作的努力。”对于十多年前在北京杀人如麻的中国政府来说，在安集延杀人的卡里莫夫如同一名亦步亦趋的学生。
如果把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屠杀放在一起类比，有人也许会发出不太妥当的追问：是希特勒的屠杀更残暴，还是史达林的屠杀更残暴？是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屠杀更残暴，还是北韩金家王朝的屠杀更残暴？永远找不到关于“之最”的答案，只能说明对人性黑暗面的评估找不到尽头。跟北京的天安门屠杀相比，乌兹别克的安集延屠杀更加悲惨：北京“六四”屠杀发生时，正好有到中国采访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华这个重大国际新闻的庞大的记者团队，他们意外地经历和记录了这场屠杀。中共当局无法遮蔽那么多公开发表的照片和录影。而乌兹别克原本就处于被世界所漠视的中亚，安集延又是一个偏远的、交通不便的城市，少有外国记者光临，屠杀发生之后国际媒体的报道相当有限。而且，美国由于阿富汗战争的需要，在乌兹别克设有军事基地，对卡里莫夫的批评相当克制，欧盟和整个西方也是如此。
乌兹别克是一个警察国家，当地有笑话说，电视上举行中亚各个民族身穿民族服装的选秀，乌兹别克的民族服装是让人毛骨悚然的警服。不过，由于腐败、低效和懒惰，这个警察国家的漏洞很多。席斯金计划去安集延采访，从塔什干去安集延的公路被封闭了，他被警察赶回去。然后，他灵机一动，乘坐飞机飞到离安集延很近的另一座城市费尔干纳，再租车赶去，果然成功。由此，他感叹说：“在一个警察国家，无能是一种美德。”中国的维稳工作比乌兹别克高效得多，中共在新疆屠杀维族人之后，将新疆全境封锁，乃至切断电话、手机和网络等全部通讯。席斯金若是想到新疆采访，恐怕“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在安集延，究竟有多少民众遭到屠杀，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据席斯金的采访，当地的一位医生说，她在一所校园里看见了五百具尸体，“许多人死状凄惨，头上中弹、腿上受伤，全身伤痕累累。那里看到的不是血迹，而是一滩滩的血水”。一个失去儿子的妈妈说，她在医院看到了七百具尸体，她一路上发疯似的寻找儿子，“路边堆着好多尸体。有的尸体的内脏、脑浆都跑了出来。有一具尸体手抓着一条面包，还有一具则躺在脚踏车上面。”
安集延屠杀的死难者至今死不瞑目，元凶卡里莫夫没有像伊拉克的萨达姆和利比亚的卡扎菲那样可耻地毙命，而是体面地死去。但未来在实现转型正义的乌兹别克，他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那些“用针挖井”的人权捍卫者
本书的大部分章节，描述了中亚各国阴沉、溃败、痛楚的现状，让读者心情沉重。但是，作者也给出了这个区域的另一条出路，比如吉尔吉斯经过第二次郁金香革命之后，有一群一直为民主自由奋斗的律师、记者、NGO工作者加入过渡政府，废寝忘食地工作，希望在这个国家建立起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让人民可以安居乐业。
旧政权制造的惨案逐一受到调查，真相浮出水面，凶手受到惩罚。数年前，吉尔吉斯知名反对派记者帕夫尤克收到某基金会发来的一封电邮，告知他获得了一项奖金，邀请他到哈萨首都克阿拉木图领奖。帕氏赶到约定的酒店，第二天就传来噩耗：他的手脚被胶带捆绑，被从酒店六楼扔下，五天后死亡。新政府成立之后，重启对此案的调查，最后暗杀行动的策划者被绳之以法：那是一个身材矮胖、脸孔极其丑陋、理平头、眼睛小而冷酷的男子，吉尔吉斯安全局资深探员伊斯曼库洛夫。此人在哈萨克的法庭上被判处十七年徒刑。与此同时，在吉尔吉斯首都比斯凯克的一条街道上，树立起了行走中的帕夫尤克的塑像，他的采访包背在右肩上，左手拿着一台录音机。塑像下的铭文写着：“献给以文字散播自由的那些人。”
而在乌兹别克，酷刑仍然泛滥。受刑者之一的穆萨耶夫揭露说，他遭受了一种在业内被称为“北方之光”的酷刑：他被固定在一张凳子上，头部不断遭受敲击。他描述说：“刚开始，你觉得头非常痛，接着眼前的一切都变成红色的，就像有鲜血从你的眼睛上灌下来，然后你看到黑白条文。过了一会儿，你的身体好像整个移到头里面，你感到头痛欲裂。再来，你觉得自己的灵魂想要脱离你的身体，你想要撕裂身体，帮助灵魂离开，可是却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乌兹别克当局继承了苏联时代的传统，酷刑被“外包”给监狱中经验丰富的囚犯，不需要警察和狱卒亲自动手，即便被揭发，他们也可置身事外。最后，穆萨耶夫被迫签署认罪书，被判十五年重刑。这种境遇，与今天中共统治下饱受酷刑折磨乃至家人被扣为人质的人权律师、NG活动人士、独立作家和记者们何其相似！中共统治者比中亚的统治者更为成功的是，用经济繁荣的泡沫来掩饰中国社会的种种乱象，而安心发财、循规蹈矩的一般民众，少有机会遭到安全人员的骚扰——像雷洋死于警察暴力那样的事件，在大多数人看来只是“运气不好”的“偶然事件”而已，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中国跟中亚国家一样，都还没有踏入“法治国家”的门槛。
即便如此，反抗者仍然没有屈服。美国的压力让NGO组织阳光联盟的领导人乌马洛夫提前出狱，赴美与家人团聚。人权活动家伊克拉莫夫评论说：“监狱里有好多人：最优秀的商人、作家、记者、人权捍卫者、宗教思想家。设法释放他们很重要。即便只有一个人出狱，那也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他使用一句乌兹别克的谚语来形容他们的工作：“那就像拿针凿井。”如果用中国的谚语来说，就是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再次被中共判处重刑的中国民主人士胡石根也有与之类似的“推墙”理论，所谓“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的周锋锁评论说：“‘推墙’这个说法非常好。在中文‘推特’上，最流行一句话就是‘推倒这堵墙’。其实这堵墙更重要的存在于中国人的心中，就是中共用暴力和谎言建立在每个人心中的恐惧，这个墙推起来比实体的墙要难很多。”
晚近一个世纪以来，总体而言，作为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在全球不断拓展。尽管在某些地区的民主转型出现困境和逆流，但并不意味着专制独裁就能成为另一种普世价值。流亡欧洲的乌兹别克诗人、反对运动领袖苏利，在捷克旅行期间，遭到国际拘捕令逮捕，乌兹别克政府企图以莫须有的罪名引渡他。捷克短暂拘押他之后，将其释放。曾经被关在同一座监狱的捷克前总统、也是诗人和剧作家的哈维尔前来与苏利会面，哈维尔以自身的经历鼓励苏利，正如他全力支持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样。我们有理由相信，苏利和乌兹别克的明天，刘晓波和中国的明天，会像哈维尔和捷克的今天这样充满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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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中国，如出一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