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中国语境中的日本明治维新——在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研讨会上的演讲

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向大家交流一下有关日本明治维新150年的一些看法和认识。刚才两位老师都做了非常好的演讲，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明治维新150周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刚才我在私下里也在和陈浩武老师交流：日本是不是会关心明治维新150年？他们会不会有大规模的纪念？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在2014年的时候，有一个重大事件，就是甲午海战双甲子纪念，中国有许多的讨论，我也参加了一次。甲午海战对中国来讲是创痛巨深，中国近代走下坡路跟这场战争的失败有很大关系。日本在1894年甲午海战中打败了中国，又在1905年打败了俄罗斯，它在十年的时间里面打败了两个大国，这对日本的制度转型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按理说，这应该是日本非常光荣的一段历史，它这么一个小国把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打败了，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但是，在2014年日本没有关于甲午海战的纪念，他们没有特别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来纪念，这就涉及到两国知识人对近代以来在两国之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不同问题意识和价值判断。简单地说，日本是持进化的历史观，他们每走完一段路，就把过去的历史一页翻过去了；中国还是持一个循环的历史观，每过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还会再回过头来重新走历史走过的路。

我是在2014年受日本邀请第一次到东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当时他们给我提供了六个月的时间，我想六个月的时候太长了，我就待两个月吧，待完两个月以后，我才发觉这个时间太短了，日本对我的感触冲击太大了。回来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中日关系三问》。在这篇文章中，我就提到了中国知识人长期忽视研究日本，这是我们自改革开放近40年时间里的重大失误。中国的知识人，我主要是指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对欧美的情况非常了解，包括思想、文化、哲学、艺术，有大范围的研究，但是对日本有多少深度研究呢？没有多少。对日本的重视是从这几年才开始的，陈浩武老师组织的对日本的游学考察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包括我个人，这几年每年几乎都要去一趟日本，观察日本的制度变迁所积累下来的经验对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启示。
总的一个感受就是，如果把欧美国家和日本放在一起，它们在整个西方的体制里，看上去像是一个抽象的整体，但实际上日本和欧美在国家治理上的差异还是非常大的。因此，我个人有个体会：与其学习欧美的制度或者思想，还不如学习日本的经验，日本对中国来讲具有更加直接的启示性的意义。
明治维新是日本转型的开端，这个时期中国也开始了制度转型，中国和日本是在差不多的时期共同走上了制度转型之路。刚才马勇老师也讲到了，中国在1840年的时候已经意识到中国必须要迎接西方的挑战，必须主动来完成制度的转型。这也就是说，中国早于日本20年有了制度转型的意识。问题在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取得了巨大的效果，在中国却没有发生，这就需要思考，为什么中国比日本更早开始制度转型，中国所出现的结果以及制度安排和日本有这么大的差异？这就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日本明治维新的独特性。

我对这次讲座确定了一个题目：明治维新的正途和歧途，这个话题要置于中国语境来谈。日本从幕府体制转向天皇体制最后转向宪政体制，是一以贯之的，它所达到的社会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它究竟是来源于哪些因素和条件，是需要我们深入观察。刚才马老师和陈老师分别从士绅和宪政宪法的角度讲了，我从史观的角度来加以概括。我把日本明治维新转型之所以能够成功归纳了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也可能是中国所缺少的，由于中国缺少日本的这些因素，使得中国和日本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制度结局。
第一个方面，我们看一下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社会结构。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是幕府制度，法国年鉴学派的大家布洛赫写过一本书，叫《封建社会》，如果大家关心历史的话，肯定会阅读这本书。在这本书里面，他主要考察欧洲的封建制度，把欧洲的封建制度仅限于西欧的范围里，认为东欧的封建制度不够典型。他谈到了日本的情况，认为日本是符合西欧封建制度的基本结构。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一个注里，也提到了日本的封建制度是非常接近西欧的封建制度。我们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日本是一个迷你版的西欧封建制国家。在日本这个狭小的国度里，建立了大的幕府，就是德川幕府，幕府在行使中央集权的管理职能，但它并不是中央政府，它下面有很多分封的藩国，归大名统治，这个社会构造和西欧封建制的构造是高度相似的。我们为什么要提到封建制？因为它和宪政转型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封建制的社会构造是前宪政的构造，它是最适合完成宪政转型的。中国的制度，历史上有殷制、周制和秦制，殷周之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的制度转型或社会转型，转型的结果是建立了西周封建制，西周是比较典型意义的封建制。周秦之变是中国的第二次社会转型，转型的结果是建立了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古代史家称之为郡县制。那么封建制和帝制有哪些差异呢？我在我的一篇文章《论中国封建主义》里做了一个概括：封建的社会结构是一个多元的横向的权力配制，中央集权是一元的纵向的权力配置。这两个不同的社会构造，会产生不同的制度安排。日本明治维新前封建制的社会结构，为完成向宪政转型提供了适合的社会条件。中日不同的社会架构最后导向不同的政治制度，这是我要谈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日本的天皇制度。日本的天皇制度和我们秦代以来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及和西欧的王权制度都不一样。西欧在封建制晚期也有一个中央绝对主义体制的形成，它的封建化过程到了晚期也走向中央集权。但是，日本的天皇制度按照他们的说法是”万世一系”，没有王朝更替现象，这里涉及到了日本的一个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日本国民对天皇制度的理解和坚持，是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出现过的一个历史现象。日本天皇的权力可以被搁置起来，但日本天皇制度却没有被废掉，天皇制度为凝聚日本的国民性起到了制度性的支持作用。幕府晚期提出大政返还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是理所当然，这个权力本来就是属于天皇的，对日本人来讲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没有别的选项。比如说德川可不可以当天皇啊？按照我们中国的制度演变来看的话，德川本身就起到了中央集权的作用，他完全可以自己称帝，那他为什么不称帝呢？日本的独特性就在于对皇权观念的理解上，完全不同于中国，日本人忠于天皇的信念到现在我们都没法理解，日本人为什么对天皇有如此忠诚的态度？德川大政返还给天皇，各地的藩主都非常服气，不需要再通过战争和协商来达到这一点，这是日本一个非常独特的精神文化架构，这种架构对支撑保证日本的完整性以及在天皇制度下完成中央集权的重新整合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第三点，脱亚入欧的路径选择。日本在选择转型路径的时候，福泽谕吉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现在我们说日本有两个重要的人物，古代立国是圣德太子，现代立国是福泽谕吉。福泽谕吉提出了脱亚入欧的路径选项，对日本的转型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他非常决绝，因为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没有自己独立的日本意识，所谓日本意识，其实就是中国的朱子学或阳明学，日本的整个思想资源还是来自于中华，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母土。脱亚入欧就是去中国化，福泽谕吉对此采取了一个非常决绝的态度，他把中国视为日本的一个恶邻，这是福泽谕吉的原话，就像我们现在看朝鲜一样，朝鲜也是中国的恶邻，在当时他把中国视为日本的恶邻。这个话对日本来讲并不是轻而易举能够讲出来的，在当时的思想环境里，日本的知识人大量地还是坚持中国文化为导向的价值建构。明治维新就是要彻底告别中国，全面拥抱欧洲。后来日本提出的东亚概念，就是要用来取代中华的概念，把日本置入到东亚，在东亚的名义下来重新建构中日关系，包括日韩关系，否定以中国为核心，试图确立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格局。日本所确定的脱亚入欧的选择，对日本整个制度转型起到了一个方向性的作用。在这样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日本全面西化，比如日本的饮食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普及面食。仅从日本的饮食结构转变上就可以看出当时日本的西化是非常的坚决和彻底，他们认定了日本一定要走西方的这一条道路，按照西方的政治、文化、哲学来改造日本。
第四点，是日本的精英导向，由精英主导社会转型。明治维新有前三杰和后三杰，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明治维新期间涌现出一大批精英人士，从政治、军事、教育、财政到置产兴业，可谓应有尽有。我们可以把日本和中国的精英做一个比较，日本的精英集团高度整合，不像中国是支离破碎，长期处于一种你死我活的状态。日本的精英集团在推动日本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像刚才讲到的福泽谕吉，在思想上所起到的作用之大，在中国完全不可想象。中国的康梁何曾起过这种思想领袖的作用？只能出一时风头，难有持久的影响力。精英自戊戌维新以来不断地面临被统治阶级消灭的情况，菜市口六君子被杀，戊戌维新失败。在社会转型和制度转型中，每一拨精英所完成的任务非常有限，包括梁启超和严复这些人，到最后迅速被政治的潮流冲到了边缘，最后决定这个社会架构和变迁的是一些独裁者和武夫，是这些人在主导国家制度的转型。相反，日本的社会精英按照他们的分工和所确定的路线，分别完成日本制度转型的方方面面，他们的作用可以说是发挥到了极点。包括在1945年战败以后，吉田茂首相重新振兴日本，他们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在日本考察的时候，看到他们精英的面相，提出了一个国家面相的问题。比如拿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比较，可以发现，李鸿章暮气沉沉，体现不出一个国家生气勃勃的气象，而伊藤博文，可谓气宇轩昂，包括日本那些武将，完全是一种高度欧化的造型，还有明治天皇所照的相，你看他的精神面貌，有着非常的气势。所谓相由心生，日本精英的形象塑造和中国完全不一样，我们老大帝国的形象从官员的面相中就可以反映出来。

第五点，是日本的战争能力，日本的战争动员机制，对于日本的政治转型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2014年甲午海战双甲子的一个研讨会上，有一个海军人士认为中国甲午海战的失败具有偶然性，当时我对他的观点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看法。在甲午海战的时候，中国的军事力量、训练水平和动员能力实际上超过日本，日本在甲午海战之前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战争，没有实战的经验，却一举把北洋舰队消灭了。从我们现在了解到的信息来看，这场战争的胜负悬殊之大，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甲午海战，包括日本从朝鲜进入中国辽东和满清陆军作战，日本死了一万多人，实际战死的只有数百人，其他的都是病死的。日本的战争动员可以反映出当时日本国体转型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当时天皇都捐钱，整个的国民都被动员起来，因为这场战争关系到了日本的生死存亡。这场战争日本打赢了，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偿对日本国力的增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场战争，日本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国力状态是值得怀疑的。接着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如果说甲午海战中国是以一比九的悬殊比例惨败，那么，日俄战争中日本是以55%比45%的比例惨胜，日本赢得了这个场战争，它获得的战争赔偿不大，但把俄国在远东的势力范围给接过去了。这两场战争，包括在战争中形成的战争动员体制对日本国力的增长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的国家转型，日本后来走上了军国主义体制，和它的战争能力是有直接的关系。我在2014年关于甲午海战研讨会上的发言题目，就是《日本是打出来的》。日本的国家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战争的结果。日本历史上的三次战争决定了日本的三次重大转型，第一次就是白江口之战，公元663年，唐朝和新罗联军打败日本，日本战败后全面学习唐制，包括建筑、制度，律令和文化；第二次是马关战争（英萨战争），这是在明治维新前所发生的战争，日本战败后开始学习英制，即君主立宪制；第三次是1945年的二战，日本被美国打败后，全面地选择了美制。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制度转型和战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日本是在它被打败的时候，开始学习战胜国的制度，这也反映出日本对制度转型所持有的开放性态度。

以上是我所概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的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正是我们中国所缺少的，也就是说，中国无法按照日本的方式来完成制度转型。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探讨一下明治维新的问题在哪里？这依然可以参考刚才我所提到的五个方面。日本在上述五个方面所体现出来的并非都是正面的价值，其实同时也包含着负面的东西。比如说到天皇制度，《明治宪法》把天皇的地位放在了非常高的位置，这可能也是日本最后走向军国主义的一个大的隐患。从现在来看，这个问题是比较明显的，日本为了加强国家的力量，集中天皇的权力，这对于确立日本在当时国际秩序中的一个位置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国家权力的膨胀，那就必然会走到反面，导致国家主义体制，走向军国主义。
第二个问题，是日本脱亚入欧的路线后来发生了偏差，明治维新之前日本采取了脱亚入欧的路线，但在日俄战争中胜利之后，整个日本的国家主义情绪就进一步高涨起来，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路径转向，用我的说法就是脱欧返亚。正是在这个时候 日本关于亚洲主义的各种观点和说法开始大量出现，当时日本的普遍看法是，中国不行，西方也不行，日本要建立一个基于日本的理想和价值观的思想路线，这就是东亚主义，以后又叫大东亚主义。日本提出亚洲主义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也很欣赏，他觉得中国和日本联合起来就可以构造出一个亚洲主义以对抗欧洲。但是，日本后来觉得中国不行，日本觉得只有它自己可以承担起重整亚洲的责任。我去年从日本回来写了一篇文章，《东亚问题与东亚双峰政治》，东亚这个概念就是日本人提出来的，中国原来没有东亚的概念，只有中华的概念，原来日本也没有东亚的概念，日本提出东亚的概念其实包含了两个面向，一个是去中国化，还有一个就是要抵抗西方中心主义，它是两边同时作战。在这个路线的指导下，日本最后的确是陷入两条战线作战，既和中国打了一仗，也和英美打了一仗，这两场战争导致了日本的失败。

日本主张大东亚主义的时候，日本的思想精英并没有阻止反而是在推波助澜，当时支持大东亚主义的主要还是一些左翼学者，京都学派几乎都选择了和国家主义的合作。京都学派原来是按照中国主义来构造日本的精神世界，后来认为中国不行了，他们转而面向东亚主义，全都跑到了国家主义这条轨道上去，最后成了军国主义的帮凶，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知识界有很多思想动员，都是一些左翼学者参与，大肆鼓噪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那些观点，就像我们现在中国所看到的国家主义、新左派和毛左的鼓噪一样，重新再现了日本在二战前的这种国家主义大合唱。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竹内好非常高兴，认为终于可以跟美国开战了，当时提出的口号叫”近代的超克”。所谓”近代的超克”就是日本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超越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必须走日本自己的路。

从日本的东亚现代性走向中国的现代性，是有逻辑的相关性，我在看日本问题的时候，往往是带着中国的问题意识。中国现在的情况跟日本二战前的情况太像了，新左派所鼓吹的这些东西跟日本左翼在二战前鼓吹的军国主义完全一样。这也是我在日本的时候多次和日本的学者讲到，日本精英的社会责任。日本的思想精英在军国主义高度膨胀的时候，起到了非常坏的作用。不像德国的一批知识精英，在德国纳粹鼎盛时期，选择了离开德国跑到美国去，日本的左翼学者没有一个离开日本，他们主动选择了和军国主义的全面合作，从而促使日本走向歧路。 这是我认为的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第三个问题，即日本精英在发挥了正面作用之后也曾发挥了负面作用。
第四个问题就是日本的战争机制的破坏性。前面说了，战争对日本制度转型有重大影响，这个影响可以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上半场就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战前，下半场就是二战结束以后一直到现在，这两个半场之间日本走向了一个军国主义的歧途。日本选择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当时它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主要是它的国际生存空间，先是占领朝鲜，再占领满洲，然后从满洲来控制中国，来经营一个广大的纵深的空间。日本在处理和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时，不光是对自己整个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对中国的影响也实在是太大了。如果说1936年没有日本全面侵入中国的话，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制度转型可能会如期完成，1936年国民政府已经决定行宪。这个历史问题，我在和日本学者交换意见的时候反复提到，什么是历史问题？历史问题应该怎么来理解？就应该从日本全面侵入中国后中断了中国宪政进程这个角度入手，由于日本在1936年侵入中国，才导致了中日关系的巨大变化，不仅影响了日本，同时也打断了中国宪政进展，中国在1936年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由于日本的侵略，不得不走向了另外一条轨道。

今天，我们在明治维新150周年的时候，来重新观察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以及问题，并通过这些经验和问题来反观中国的制度转型，我们可以看到中日是一个互为镜像的关系。当然，现在应该是中国看日本更多一些，日本大概不会通过中国的什么重大事件来总结经验或吸取教训，他们没有这个问题意识，也没有这样的需求，但对中国来讲是有这样的需求的。中国可能是正在走日本明治维新的路，还在走这条路，他们150年走下来了，我们现在走了150年，回过头来又重新走这个路，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难堪的现实。但是，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现实。直到今天，中国能不能走出一条新路，谁都说不清楚，能不能按照日本的方式，不管是党主立宪也好，还是君主立宪也好，只要是完成向国家宪政架构的转型，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愿景。令人沮丧的是，这个愿景到现在还没有形成。这是我们今天探讨明治维新经验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也是希望通过今天的研讨会，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思考，不仅是观察日本这些年的发展，同时也回过头来观察中国如何能从现有的困境中走出来。我今天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回答问题
提问者：我想问一个传统的日本现代化的问题，因为最近去过不少国家，我觉得不只是中国，有很多像土耳其、埃及、伊朗、印度那些曾经在历史上创造过辉煌文明的老大帝国，现代化的转型道路都很不顺利，基本上都还在路上挣扎，整体的来讲，是不是说在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传统的东西更多是比较负面的资源 。还有一个就是日本当时选择脱亚入欧，非常的决绝和彻底，但是大家现在到日本看一看，其实日本在保留传统文化和传统文物方面比我们做得要好很多，我们都号称礼仪之邦，现在还是号称礼仪之邦，大家开车到三环四环转一圈就知道我们是不是礼仪之邦了，到日本看一看，日本才是真正的礼仪之邦。日本现代化的口号虽然喊得那么响，做的那么决绝，他的传统其实保护得非常好，他是怎么处理传统和现代化转型的关系的？

荣剑：我们该怎么来判断日本明治维新是成功的？我有一个说法，也是第二次去日本之后形成的一个课题：古今东西冲突下的中日变局。所有的转型国家，特别是东方国家，都面临着两个大的矛盾，就是古今之间的矛盾和东西之间的矛盾。中国目前所有的冲突，就是来源于东西之间矛盾和古今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东西冲突激烈，古今也是处于深刻的对立中，对传统的处理，没有转化为对现代性的支持性力量，或者是说，现代的发展没有尊重传统。而日本是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两个大的矛盾。
比如说我们讲到的中西矛盾，他们叫东西矛盾，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和传播，日本是最早在亚洲引进马克思主义，日本共产党在1920年成立，比中国还早一年，日本引进了欧洲最激进的思潮，也引进了共产党的政治组织，到现在日本共产党还是日本的第四大党还是第五大党，做得非常好，我去他们党部考察过。日本没有因为引进马克思主义而导致整个社会架构的重大分裂，你在大学里可以讲马克思主义。我们知道东京大学就是左派的大本营，共产党要搞竞选都跑到东京大学去。日本古今之间的协调也做得很好，我们到京都和奈良看日本对古典和传统的保护，真是做到极致了，日本保存了中国文化的精髓，比如，秦汉尚黑的色彩，唐代的建筑，宋代的古典园林，包括禅宗的那套文化，与自然的和谐，中国文化所强调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在日本都得到了完美的呈现。因此，可以有一个判断，日本是少数几个能够有效解决古今东西矛盾的国家。
当然，解决古今东西的矛盾，主要还是要基于一个合理的制度架构，中国不能有效解决古今中西的矛盾，根本的原因还是在制度，制度没有建立起一个解决古今中西之间矛盾的架构。这涉及到一个大的帝国的转型，中国肯定面临着比日本更多的问题和障碍，这是毫无疑问的。日本的经验还不能全面有效地解释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这几年来，我在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在借鉴大帝国转型的时候，历史上的几个版本和经验对中国是否有效？一个是法国的模式，就是欧洲的版本，再就是苏俄的版本，它们最后都转过来了，第三个版本就我们晚清以来中华帝国的转型，我们还在转，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路径或者方案，没有人能够讲清楚。经由现有的历史经验以及法国版本或苏俄版本的经验，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当下的现实，我为此觉得非常困惑。我们讲明治维新，明治维新的经验似乎也不能用来直接解决中国当下的问题，而只是能够提供一个启示。中国要致力于 解决中国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古今中西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大概需要我们在理论上寻找新的路径和方法。
荣剑 写于 2017.12.30

中共的手还能伸多长？

从香港、台湾、澳洲、美国到德国，舆论纷纷拉响警报：中国的手伸过来啦！全球能否阻止这场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改造”？
《纽约时报》发表评论《中国伸向西方的手伸得太长了》，作者LUKE PATEY认为，中国在世界上的民主国家里压制西方价值观、破坏那里的自由的全球努力，已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文章说，北京用准许进入中国庞大消费市场的诱饵，吸引了一批美国一流企业。作为交换，像苹果(Apple)和领英(LinkedIn)这样的公司已同意遵守中国的规定，这无异于向审查制度屈服。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接受来自受北京支持的孔子学院的资金，已经带来了失去学术自由的代价：孔子学院资助的语言和文化中心禁止讨论用批判性眼光看待中国的议题，引起了人们日益增长的担忧。
但是，作者认为，也许这些乍看起来是中国实力崛起的迹象，正被证明是中国战略失误的做法。北京正在把手伸得太远，搞僵了与许多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专制的国家不善于结交朋友，尤其是与支持市场开放和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结交朋友，这应该不让人感到奇怪。如果北京想平息西方担心中国对西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的话，它也许需要改变把经济利益放在首位的政策。重温愤恨外界干预的自身历史，寻求与西方建立新的合作与妥协，可能会对中国更有好处。
“朕即法律，皇上英明”
香港《明报》发表文章《法律不外乎人大》，作者罗永生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一地两检”安排，如会前传闻所指，决议正文并没有引用任何《基本法》条文作为在西九口岸区让内地人员执行内地法律的依据。而在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口中，人大“一言九鼎”，有关决定是“重要的宪制性判断，不容质疑”。简单来说，就是人大说的就是法律。基本法不约束人大，人大却有权按权宜与需要，判定什么才叫合乎基本法、什么才叫违反基本法。
文章说，可以预期，新的“护法”们不日将有大量政治宪法学的解说文章出炉，绕几个圈子结果还是佐证人大常委决定既符合了基本法，也超越了基本法。也可以预期，当初那些附和袁国强提出第20条的“租房论”的建制派，又会齐齐拥护人大常委决定。那些曾经信誓旦旦“一地两检一定符合基本法”的，也会高呼没有基本法条文可以引用，要比引用任何条文更好。总而言之，“皇上英明”。
香港人应抗拒“社会主义改造”
香港大律师公会发表声明，指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一地两检的决定是落实执行《基本法》的最大倒退，也“严重冲击’一国两制’的实施及法治精神”。香港《苹果日报》发表评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默而死鸣而生》，作者李平说，中共连番释法立法，改造香港的管治模式，政治背景类似1950年代废弃宪法、推行三大社会主义改造。面对这种系统性的力量碾压，港人零碎的抗争显得无力无奈，但是，默而死、鸣而生，港人要争取国际社会声援、要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就必须延续舆论抗争、议会抗争、街头抗争并行的传统，莫让中港权贵看笑话。
文章说，大律师公会的声明，驳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法理荒谬，有助市民和国际社会看清楚中共“朕即是法”的心态和玩弄以法治港的无耻。但是，不只中港政府装聋扮哑未予回应，连市民也多继续沉默，不少人对参与元旦游行态度犹豫，哀莫大于心死的疲态毕露。作者认为，“对今日香港而言，如果听任中共肆无忌惮地释法、立法，听任中共在香港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听任中共权贵掠夺香港的政治经济利益，不要说对不起下一代，恐怕我们这一代就要身受其害”。
台湾试刀，全球“锐杀”
台湾《风传媒》发表文章《全球拉警报，台湾能否钝挫中国的“锐实力”？》，作者陈昭南认为，本来中共一厢情愿的以为，只要把国民党权贵们尽数用利益给绑死了，当时正在执政的台湾政府就一定尽入毂中，日深月久也自然就乖乖俯首听命，予取予求。如果套用中共的统战术语，就是“入岛、入户、入心”，然后再对政府的每部门每单位反复进行其统战三部曲：“掺沙子、丢石子、挖墙角”，则台湾人民的认同意识自自然然就会“向中”倾斜。岂料在台湾突然淹来一阵太阳花巨大浪潮，中共的如意算盘全都乱了套，之前“买下台湾”的对台策略也彻底被瘫痪而失灵了。现在剩下的就只是党国权贵们仅馀的残值可资差遣利用，新党、统促党等等则成了残值中的尖锐可用小股队伍班底。
文章说，中共这一套“买下台湾–养套杀”的对台策略，其实正被无限扩张植入其“大国崛起”的全球战略中。其间所运用的逻辑思维，正是中共近十余年来用在台湾的一种政治操控模型：藉由大量金钱利益操纵西方民主国家的媒体业者和决策者。

延安时期的"男女问题“

12 月16 日，《芳华》终于上映。经历过国庆换档风波，让这部电影反而更加勾起来观众去影院一探究竟的欲望。任何一部电影都必然遭遇褒贬不一的境遇，冯小刚今年的作品尤其如此。有些人说他们喜欢这部电影是因为他们都曾经从那个时代中过来，怀念《雪绒花》的美好旋律和那熟悉的军号嘹亮。也有人说冯小刚的社会批判似乎总陷入这样不战自降的境地，看起来很硬，其实很软，批判的尝试最终都成了虚晃一枪的姿态，悲剧甚至没有他早年间喜剧的力量足。我们相信未来这段时间，我们将被《芳华》的各种影评和分析类文章所湮没，然后过了这段时间，我们又陷入对现实的妥协中，作鸟兽散。正如，那些我们已经忘记了的，在延安时期的一群“芳华”少女，他们在那时被称为“红色爱情之都”的延安里，自己的婚姻却是由组织出面介绍，而且还有着严格的规定。恋爱结婚的条件有“二五八团”和“三五八团”之说。前者为：25岁，8年军（干）龄，团级干部，后者为：男女双方必须有一方是八路军的团职干部，双方男女必须是党员、且有3年党龄，双方年龄之和为50岁，这听上去有些可笑的条件，却真实的在那个时代发生了。
延安“性”事很有特色
南方十年闹红，提着脑袋闹革命，牺牲之事经常发生，不可能对部属在情恋方面约束过紧。1933 年5 月18 日，陶铸在上海亭子间被捕，下了南京大狱。其妻曾志（1911～1998）在闽东任临时特委组织部长，同时相好于宣传部长叶飞（后为上将、福建省委书记）、游击队长任铁峰，遭组织处分。
“当时我思想不通，为什么要我负主要责任？！只因为我是女人吗？我并没有去招惹他们，但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我认为恋爱是我的权利……我对叶飞是有好感的……当时，我与他们两人关系较好，工作之余较常来往……陶铸来信说，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恢复自由遥遥无期。而那时我才23 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时都要做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那种封建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对像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利作出选择。”
高岗在西安看到省委领导逛妓院，起初很惊讶，后来理解了——环境险恶，说不定哪天就会掉脑袋，过一天算一天，还不该及时行乐么？1934 年1 月，高岗因奸污妇女受到严厉处分，但他仍每到一处都找女人。中央红军到延安后，他见党内一些高干与自己“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羁，还有所发展。随着权位日高，部属投好，女人送怀，高岗从西北一直“玩”到东北再到北京，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来哭诉丈夫“腐化”。
大批知青聚延，婚恋很快成为“问题”。此时，无论性别比例还是拥挤的居住条件，都决定中共只能以献身抗日之名行禁欲之实。1937 年9 月“黄克功事件”以前，延安执行清教徒式的禁欲政策，抗大规定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全心意心扑在党的事业上。黄克功死刑宣判大会上，张闻天结语中有“不谈恋爱自然是最好。”
毛泽东专门到抗大作报告〈革命与恋爱问题〉，规定三原则——“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学习的原则、自愿的原则”，虽解“不准恋爱”之禁，仍须“一切行动听指挥”，恋爱可以自由，结婚必须批准，打胎则需要组织部介绍信。高岗在批准范元甄刮宫时说：“让她刮吧，是个可以做工作的女同志。”范很感激：“刮子宫一次两次，党一句话没说地批准了两次。”
红小鬼陈丕显（1916～1995）在皖南新四军部工作期间，二十来岁，常有人介绍对象，不少青年女性也对这位“红军老干部”有好感，但项英、陈毅不同意，陈丕显无法“继续”。项陈首长后替他选了一位军部女机要，由曾山批准，1940年2月13日“奉令成婚”。
延安婚恋属于标本式的“革命+恋爱”，个体性爱与社会改造紧密结合，微观行为绑缚宏观价值，雅称“一根扁担挑两头”——一头挑着未来道德、一头挑着过去观念，俗称“同志+性”。
1941 年，胡耀邦与李昭在延河边“约爱三章”：先是革命同志，然后才是生活伴侣；成家以后，不忘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大事业；要经受得住各种考验，同舟共济始终不渝。革命使理想近在眼前，红色情侣们对未来的期待值甚高，既有抗日民族大义，又有民主建国的政治前途，精神幸福指数相当高。
但祸兮福所伏，既然享受到革命的热度，也就不得不一起品尝政治的苦涩。十分强烈的泛政治化全面渗透延安生活，最个人化的婚恋问题上，他们接受的诫律也是政治训令：在这伟大的时代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革命的同志男女问题，首先要遵从组织决定。我们对一个“爱人”的要求，也正像对任何同志的要求一样，脱离不了“阶级尺度”。必须有坚定不移的“立场”，正确的“观点”和良好的“作风”。男的对女的，女的对男的，也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正确的恋爱观，必须是以一定的思想水平与政治认识为基础的！他所谓的“立场”是指“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是指“劳动观点”（亦即所谓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良好的“作风”是指反对“自由主义作风”的意思。
25岁的李锐与21岁的妻子相约：“两人关系以政治为主，时刻关心到政治。”夫妇幸福度取决于“进步速度”——组织信任与提拔速率。1950年4月5日，范元甄家书：“我十年来对你感情要求之强烈，从来是伴随着政治的…如果双方不进步，是不可能有美满的关系的。我有时决心要离婚就确是这样想。”
赵超构记述：被极力夸张的“同志爱”对于延安女性的恋爱与结婚一定也有重要的影响。既然同志爱应该高于一切爱，那么恋爱结婚也应该以同志为第一条件了。个人爱憎的选择也只能在同志之间运用了。这正如旧式婚姻以门第为第一条件，难道不会损伤到个人的恋爱自由么？
“保证完成任务”+“挑大的嫁”
延安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1938年前30:1，1941年18:1，1944年4月8:1。
赴延女知青大多来自城镇，形貌气质较佳，择偶余地很大，行情热俏，自我感觉“多么的稀有和矜贵”。她们定谱“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非大官、大知识分子不嫁。挑“大”的嫁，乃延安女性的宿命。虽然她们一脑门子妇女解放、独立平等，一些青年女性还拉起“不嫁首长”的大旗，如女大生郭霁云拒绝过刘少奇，一抗大女生拒绝林彪校长的当面求爱。但她们中的绝大多数最终还是只能以“革命价值”为价值，以职级高低为高低，以嫁给长征老干部为荣。
海伦·斯诺记载：“彭德怀的清教徒气质，这种态度很自然使妇女们对他发生了兴趣，她们发现他非常迷人。有位女战士曾设法引诱他，遭到了他的拒绝。”
真正坚持“平等”，终属少数。城镇女性的到来，中共高干层掀起一阵离婚再婚热。除了毛泽东离贺子珍娶江青，美籍医生马海德向韩素音揶揄：“刘少奇曾四次离婚，五次再婚，但是每次都是完全合法。”
工农干部与小知识分子甚吃瘪，1942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批评某妇因爱人当了驴马队指导员，就不爱了。男性选择标准一路放低：“一是女的、二是大脚、三是识字就好。男的身分是一落千丈，女的身价是直线上升。男找女的，几乎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
女大学生在延河边洗脚，对岸男同胞列队傻看，女生挤眼直笑：“瞧，咱们的‘尾巴’又来了！”时间一长，女生将常来河边的男人呼为“河防司令”，内中还有后来的“开国元勋”。抗联出身的留苏女生黎侠，每天清晨都能在窑洞窗口发现几封求爱信；哈尔滨姑娘郭霁云“回头率”极高，许多男性以各种方式求爱；南方姑娘钟路遭南洋华侨及广东男士“围追堵截”，窑洞门缝、衣服口袋塞满字条，人称“被围困的女八路”，被逼无奈，她只好公开与张力克（后任沈阳市委副书记）的恋情，1941 年早早结婚。
老干部的求爱信，一般只有几句，但都有关键内容——“我爱你！”周六下午，延安女大校门十分热闹，会客室挤满男人，女大生谑称：“礼拜六，四郎探母了！”周六是规定的团圆日，亦称“阵地战”，其它日子相聚，呼为“游击战”。延安新歌谣：“女大窑洞方丈高！抗大学生够不着……延水河边一对一对真不少，西北旅舍游击战争逞英豪。”
一般人对性欲还得掖掖藏藏，惟毛泽东敢于直言。一位抗大生写信问毛为什么与贺子珍离婚而与蓝苹结婚？是否符合毛自己提出的三原则？毛回信：“同贺子珍同志是为了意见不合，同蓝苹同志是为了解决性欲。”
“资源”严重匮乏，女青年拒婚几乎不可能。丁玲〈“三八节”有感〉：“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若是嫁了工农干部，会受到知识分子干部的嘲讽：“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若嫁了知识分子，工农干部也有意见：“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
还有“组织分配”。1937 年，二十二岁的长征女性王定国被安排给54 岁的谢觉哉，组织告诉她这是一项庄严神圣的革命任务，王定国爽快应答：“保证完成任务！”打起背包走上夫人岗位。邓小平与卓琳的婚恋，乃邓从前线回延安，一眼相中这位北平大学生，留下一句“请帮忙做做工作”，组织一出面，卓琳虽嫌其矮，还是嫁了。
组织乱点鸳鸯谱
如未经组织批准而恋爱（更不用说结婚），可是犯了大忌。不过，未婚先孕的“先行交易”，仍是免不了的风景。14 岁赴延的夏沙，17 岁与文工团同事恋爱，18 岁怀孕，找到副政委张际春坦白，请求处分。张际春给了“无限期延长入党预备期”。整风抢救运动中，“生活问题”与“政治问题”使夏沙成了抗大总校重点批斗对象，她在大会上诚恳检讨“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新四军画家陈亚军，与盐城中学女生谈恋爱，开大会狠批一场。组织“乱点鸳鸯谱”，老干部窗前选美，认识24 小时之内就结婚等“革命爱情”，一路“演出”不断。一些新四军高干利用工作接触或集体广播操等机会，直选城市女生，陈毅、粟裕、彭雪枫……都是这样抱回佳偶。
八路军的聂凤智（上将）、向守志（1988 年上将），也是这一时期从女学生中得偶。他们再转身用同样方法为部下解决“个人问题”。
“红妃”张宁（1949～，林立果未婚妻）之父张富华（1911～1957，追授少将），江西兴国人，1929 年参加红军，时任胶东军区某团政治部主任。女兵连清晨出操，军区司令许世友在窗前问张：“你看上哪一个？”张指着一高个美女：“我要那匹大洋马！”此女就是张宁母亲，胶东文登县侯家集方圆百里出名的大美人。次日，组织谈话，三言两语介绍张主任，好事就算定下了。第三天晚上，17 岁的“大洋马”背着行军包进了张主任屋子。一桌花生红枣、一瓶土烧酒，就算礼成。“妈妈为逃避包办婚姻投奔革命，成了共产党员后，却又由‘组织包办’嫁给了比他大16 岁的我爸爸。这种事在战争年代不稀奇，许多当年在战争第一线拼命的指战员，他们的夫人有许多是在与我妈妈大同小异的情况下与丈夫结合的。这叫‘革命感情’。”
延安报纸曾刊出一幅著名漫画〈新娜拉出走〉，讽刺一些青年女性为争取独立自由离家出走，到了延安又沦为大干部附庸。在社会价值仍然高度一元化（官本位）的延安，延安女性婚恋选择的价值多元化实为无本之木。1937年12月3日谢觉哉日记：“小资产阶级的恋爱神圣观，应该打倒。因为它一妨碍工作，二自找苦吃。”
由于各级首长多娶城市女生，一些红色女生提出反对“首长路线”，襄樊女生林颖（1920～）乃倡议人之一，一时名噪“小延安”——河南确山竹沟（新四军四师驻地）。但林颖收到彭雪枫（1907～1944）第一封情书二十天后，自破金身，“下嫁”给这位1930年的老红军。新四军一旅老红军万海峰（1920～，1988年上将），1943年10月得娶上海护校女生赵政。历经五四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婚恋自由权，就那么“高尚”地交出去了——党员结婚离婚须经组织批准。冯兰瑞欲与前夫离婚，1943年春交上去的报告，1944年才批准。三十二岁的团长高自如申请与二十九岁的鲍侃结婚，彭真不批，理由是八路军团长不能与非党员结婚；1947年4月鲍侃入党，获得与爱人结婚的先决条件，可高自如已于1946年春在华北前线牺牲。
许多恋人因一方出身不佳受到组织劝止，甚至批判，闹出一幕幕自杀悲剧。1948年冀察热辽根据地，《群众日报》电报员韩志新，因与地主女儿恋爱，被批斥“包庇地主”、“接受贿赂”，韩志新十分紧张，当晚用步枪自杀。
延安还有“临时夫人”。两位苏联联络员与日共领导人冈野进（野阪参三，1892～1993），分别拥有临时夫人，事先声明回国时不带走。他们向中共提出找“临时夫人”，组织便挑选说合。两位苏联人回国时，临时夫人结束任务，临时丈夫各留下一笔钱。三八式女干部沈容（1922～2004）十分不解：“我从来认为恋爱、结婚是神圣的、自由的，怎么可以由组织分配，而且还是临时的？真是不可思议。这两位女士都不懂俄文，真不知道他们的夫妇生活是怎么过的。共产党一直宣传民主自由，反对封建，怎么会答应苏联人的这种无理要求？”江西时期，中共就为李德物色“临时夫人”肖月华（团中央粤籍姑娘）。
中共对干部中十分普遍的一夫二妻现象，相当宽容。1948 年太岳区薄书年有妻有子，参加革命后又与阎姓女子结婚，家妻携子找来，组织令薄与阎离婚，薄怀怨，杀阎与同寝室黄氏（副专员之妻），阎死黄残，仅判薄15 年徒刑。自己也有“抗战夫人”的谢觉哉评论：“一人二妻，革命干部中颇多有，因战争关系，原妻阻隔不能集合，不能以重婚罪责人。一旦相遇，只要他们自己不发生龃龉，旁人何必多管闲事。必离其一，必有一方失所。”
浪漫指数
意谓民若不举，官何必究？浪漫指数囿于条件，延安婚恋浪漫指数很低，除了“三天一封信，七天一访问”，情人们唯一浪漫之事就是周末舞会。打谷场上，油灯底下，一把胡琴伴奏，穿着草鞋跳舞。婚礼更是革命化。1942 年9 月1 日，长征老干部舒同（1905～1998，后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与女知青石澜结婚，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主婚，举行庄重婚宴——“粗面馒头，西红柿炒洋芋片，并以开水当酒。”
这还算好的，有面有菜，办了婚席。大多数延安婚礼只能吃到花生米，俗称“花生米婚礼”。1938 年11 月20 日，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也仅在凤凰山窑洞外摆席三桌，很普通的几个菜，一盆大米饭，没有酒也没有凳子，客人站着吃饭。毛泽东没出来，江青出来转了转，打打招呼。客人自打饭吃，吃完就走，也不辞行。
新婚青年没有房子，十几孔窑洞专门辟为“青年宿舍”，只有一张床，被褥自带，不开饭，一天五毛钱。每到周六，小俩口背着被褥来住一晚，第二天各回单位。
生活供给制、组织军事化、思想斗争日常化，延安人都有单位，无所谓家，夫妻在各自机关工作，每周见面一次，同一机关也各按各的待遇吃饭。人多之处，爱情亦多。陈学昭：“爱情！爱情！‘前方正酣热于炮火，后方一切还照旧继续着，人们恋爱、嫉妒、相挤。’”
延安婚恋花絮多多，自由恋爱、组织分配、历尽坎坷、第三者插足、爱上老外，三姐妹嫁三兄弟的“三刘嫁三王”，各有各的戏，各有各的故事。延安和平医院王抗博医生，与张看护生下一孩，王医生不肯负责，张看护自杀于医院。“在延安，像这样的事是很平常的。”
也有一些封闭环境中长大的女孩，很少接触异性，抵延后，一下子就倒在第一个敢于拥抱她的男人怀里。延安屡闹爱情风波，整风前结婚率离婚率相当高。革命并未改变男尊女卑的国色。丁玲：“离婚大约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也还有火夫们强奸并杀死女人的刑案。
女性资源的缺乏，男性之间的争斗自然就会加剧。根据最新资料，萧军与丁玲谈过恋爱，与青年女演员王德芬（1920～，榆中县长之女）订婚后辗转赴延，大概王德芬又与萧三谈起恋爱。一次边区文协开会，萧军、萧三、艾思奇、吴伯箫等十来人到会，萧军从靴中抽出匕首，往桌上一插：“萧三，我要宰了你！”弄得大家都很害怕，面面相觑。还是老实人艾思奇慢慢说：“萧军，你有什么意见，可以说啊，不能那么野蛮。”萧军才把匕首收起来。
禁欲主义毕竟是红色意识形态主旋律，“个人问题”终究与革命大目标有冲突——顾家难顾国、顾卿难顾党，沉溺于卿卿我我自然不能“全心全意”。组织至上，个人问题再大也是小事。也有个别反例，体现了革命时期的“自由”，胡绩伟就突破传统娶了嫡亲堂姐，且未婚生女。
延安夫妇还有一档最麻烦的事——孩子。高干有服务员给带，或进保育院，一般干部的孩子则很难进保育院。“女同志怀了孕，理智些的人就打胎。”年轻夫妇李锐、范元甄，一边是炮火连天的内战与繁忙工作，一边是麻烦日增的大肚子与哭声不断的新生儿，两人不知吵了多少嘴、伤了多少情。194 7年7 月29 日，范元甄家书：“我什么也不能做，整日抱着，心似火烧。思前想后，只想把他勒死。我带他已至毫无乐趣的地步了。”
中共一直有“扔孩子”的传统，婴孩随生随送老乡，且由组织一手安排。1939 年7 月，抗大与陕公迁往前线，徐懋庸、刘蕴文夫妇随行，新生一子，送给瓦窑堡居民。“解放后去信探问，经当地政府复信，说已因患天花死了。”1943 年春，石澜生子，一个月后，“上级却通知我，要我把婴儿送给别人，而且联系好了，送给王家坪附近的一户农民”，因为石澜有“特嫌”，要接受审查。
战争年代弃婴尚可理解（贺子珍长征中弃女、张琴秋西路军时期追兵在后弃子），延安时期再保留这一“革命传统”，便带有革命文化的成分了，体现了“革命高于人权”的价值逻辑，属于延安上空一朵不小的乌云。米脂乃陕北首富县份，该县地富女儿绝大多数识字上学，“该地成为红军干部选妻的重点。在解放军内部，米脂县被称为‘丈人县’。”
1949 年进城后，不少中共干部顶不住“糖衣炮弹”诱惑，蹬掉乡里原配，另娶地富女儿与城里资产小姐，号称“婚姻革命”。1953 年，仅法院受理离婚案即达117 万件。
亲历者浩然（1932～2008）详述共干这一时段的“鸟枪换炮”：邪气是由那些吃上公粮、穿上干部服和军装的农民们给搅和起来的。当初他们在村子里干庄稼活的时候，又穷又苦，很害怕打一辈子光棍儿，千方百计地娶上个老婆，就心满意足地哄着老婆给他生孩子，跟他过日子。后来共产党在农村掀起革命浪潮，出自各种不同的动机他们靠近革命，最终被卷进革命队伍里。
随大流跟大帮地挨到胜利时期，他们竟然捞到一个以前做梦都没想到过的官职。地位变化，眼界开阔，接触到年轻美貌又有文化的女人，脑袋里滋生起喜新厌旧的毛病，就混水摸鱼、乘风而上，纷纷起来带头“实践”新婚姻法，生着法子编造诸般理由跟仍留在农村种地、带孩子、养老人的媳妇打离婚。由于他们的行为，形成一种时兴的社会风气：凡是脱产在外边搞工作的男人，如若不跟农村里的媳妇闹离婚，就被视为落后、保守、封建脑瓜，就没脸见人，就在同志中间抬不起头来。
我们的老县长，年近半百，很追时髦。他在贯彻新婚姻法的工作中，在县直机关起带头作用，跟乡下那位与他同甘共苦患难几十年的老伴离婚之后，马不停蹄地跟一个比他儿子还小若干岁的女青年干部配成新夫妻。此事在蓟县传为新闻，传为“佳话”，轰动一时，风光一时。有这么一位领导做表率，县直机关的男人们，不论年岁大小，不论原来的配偶与之感情如何，几乎都比赛似地抢先进、追时兴，吵吵嚷嚷跟乡下的媳妇闹离婚。……县委书记彭宏同志指责我思想“封建落后”，不舍得跟一个没文化、梳着小纂的农民媳妇打离婚的事儿。
因政治而崩裂的婚姻
因政治而崩裂的婚姻进入“火红的五十年代”，延安一代的婚恋幸福度达到最高峰值。但政治第一的婚恋也随着一场场政治运动颠簸跌宕，最初的幸福度与此后的痛苦度恰成正比，不少“延安家庭”因政治而崩裂。最著名的有浦安修与彭德怀的离婚。延安女干部郭霁云晚年还闹离婚。
舒同与石澜结婚40 年，夫妻关系一直十分紧张。石澜：“我常常把工作中的紧张气氛带到家庭中来，因此与丈夫不断发生龃龉和争吵。”舒同向子女诉苦：“在社会上紧张工作，回到家庭里面也是紧张，这样的家庭，还不如没有。”1982 年，舒同震怒石澜对自己的揭发，坚决离婚。石澜在〈离婚通知书〉上悔批八字——“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李南央评母：“她这辈子过得太不愉快，太不快活。”范元甄自评：“我与李某有过二十年的夫妻生活，那是一个有缺点的共产党（真心革命而入党的）和一个假革命之间的一场阶级斗争。”1950 年的李锐，对夫妻生活退守于“只要不吵架，只要有性生活”。范元甄甚至咒骂婆婆：“死，也没什么，只解放了许多人。”陈云听说李锐跪母：“这种母亲还要她作什么？”1959 年庐山会议后，李锐白天在机关挨斗，晚上回家，老婆的一场批斗在等着。为革命而结合、为党籍而离婚，在延安一代中十分普遍，而且得到第一代革命家鼓励。1960年范元甄离婚不久，去看周恩来夫妇，吃饭时陈毅说：“老夫老妻离什么婚呵？！”周恩来正色：“嗯，这是大是大非呵！”范因周恩来的理解顿感释然。
1994 年，南京电台“今夜不设防”栏目收到一封如泣如诉的长信，一位离休女干部倾吐自己44 年的辛酸情史：她出生文化家庭，少女时代有一位才貌双全的恋人——留日清华生。参加革命后，她向组织坦白有一位出身不太好的男友。组织严肃告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不能调和的！”她大哭一场，只好将组织的意见信告恋人。不久，文工团的上级领导、某部长为她作媒，一位参加长征的正团干部，大她14岁，已有一孩。她说：“我不找对象。”部长：“不行！”再曰：“那我转业复员。”“也不行！”组织一次次找她谈话，要她服从安排。她只得成为老红军的第三任妻子。
这位老红军农民出身，刚开始学文化，她只敬佩他身上的伤疤，忍受不了“战斗英雄”的暴躁性格——动辄“老子枪毙你！”一次将她从楼上打到楼下，左腿骨折。她第二年就要求离婚，组织科长批评她：“他对革命有贡献，对待革命功臣应该热爱。你的小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不准离婚！你和他离了婚，他怎么办？谁跟他呢？”长期忧郁，她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她多次提出离婚并向他下跪，他就是不同意。1960 年，她鼓起勇气向法院递交离婚诉状，法院转给单位，领导找她谈话：“不准离婚！要好好照顾老同志。”她只得含泪维持死亡婚姻，一日三餐敲碗通知开饭。每晚等老头看完《新闻联播》与天气预防，踱步回房，她再上客厅看自己喜欢的歌舞戏曲或电视连续剧。
年年岁岁，一出长长的哑剧。改革开放后，55 岁那年她第五次上司法机关提出离婚，还是不准。组织上说：“人都老了，不怕人笑话？将就着过吧。照顾好老同志是你的任务！”她哭诉苍天：“这是为什么？”长信播出后，感动了无数听众。此时，她还在医院陪侍78 岁的临终丈夫，喂饭擦身、端屎端尿。老头临终前一遍遍问：“我死了以后，你还找不找老头？”她不忍心伤害临终者，咬咬牙：“我跟孙女过，你放心走吧。”老红军放心走了。当她看到黄宗英与80 岁冯亦代的黄昏恋，再三感叹：“我没有这样的胆量。”

山徑百年深處 冬去春來~西寶築路人家

台湾人的人情味很浓，真不是瞎扯。

眷戀．眷村 築夢清泉崗

邓丽君的父亲是迁台的军人，来台后，就安家在眷村。邓丽君就是出生在这样的眷村里。邓丽君的父亲是军人，难怪邓丽君对台湾军人的感情很深。

为什么要抵制圣诞节

每年圣诞节，我都会打开Google 上这个追踪圣诞老人的页面。网页上标记着圣诞老人在送礼物途中的实时位置，每分每秒都会更新。

圣诞老人的移动速度非常快。北京时间今天早上10：43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他还在巴西，刚刚离开圣保罗前往里约热内卢；到了10：58刷新页面，他已经到了委内瑞拉。短短15分钟的时间，他已经飞过了半个南美大陆。

这个Santa Tracker 每年都有，已经做了十几年。不要觉得这只是一个无聊的玩笑啊，对于那些还笃信圣诞老人真实存在的孩子们来说，能够在每年圣诞节到电脑上追踪圣诞老人的行程，焦急地等待圣诞老人来到自己的城市，我想他们会觉得又激动又安心的吧。

年复一年投入人力做这么一个页面，投入服务器资源已支撑每年来自全世界的数以亿计访问量，这是一件特别Google 的事情，符合他们一贯以来的作风。相对于别的那些冷冰冰的巨无霸公司，总是异想天开童心未泯的Google，多出的就是那么一点点的童心和温情。

不过Google 的这个创意倒不是他们的原创，而是来自另一个大名鼎鼎但却非常严肃的组织，北美防空联合司令部，简称NORAD。后者的‌‌“追踪圣诞老人‌‌”项目从1955年开始，已经运行了60多年。

NORAD 煞有介事地宣称将会在平安夜用雷达、卫星、Santa Cam和喷气式战斗机四种高科技手段来追踪圣诞老人；一旦雷达显示圣诞老人离开了北极，就开始用卫星侦测驯鹿红鼻子上发射的红外线信号，同时用Santa Cam拍摄圣诞老人在空中飞行时的图像。在圣诞老人进入美国领空后，还会派出F15和F16为他护航。

每年NORAD 都会在12月24日组织志愿者接听孩子们的电话或者回复他们的邮件，向他们报告圣诞老人的位置。今年的志愿者据说有1200多名，连特朗普都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非常成功的公关项目，在捍卫了孩子们的圣诞老人梦想的同时，NORAD 也达到了宣传自己‌‌“强大军事追踪系统‌‌”的目的。

还有一件事，我之前写过，发生在100多年前。

1897年，纽约上西区一个叫弗吉尼娅（Virginia O’Hanlon）的8岁小女孩，写信给纽约《太阳报》，说有小朋友告诉她世界上没有圣诞老人，所以她想请《太阳报》告诉她真相——世界上真的有圣诞老人吗？

《太阳报》的编辑弗兰西斯·丘奇（Francis Church）给弗吉尼亚写了一封回信，他以斩钉截铁不可怀疑的语气，对弗吉尼娅以及所有的孩子们说，‌‌“圣诞老人是真的，他就和爱、慷慨和奉献一样，是确切存在的。‌‌”

丘奇写道，‌‌“如果没有圣诞老人，这个世界会变得多么无趣！就像没有了所有叫弗吉尼娅的人一样无趣。那样的话，就没有了孩子气的信仰，没有了诗歌，没有了浪漫，人生将变得难以忍受。照亮世界的那永恒的来自童年的光，将从此永远地熄灭。‌‌”

‌‌“即使是世界上最强壮的人、即使世界上所有最强壮的人一起用力，也无法撕开笼罩在未知世界上的薄纱。只有信仰、想象、诗歌、爱和浪漫能够掀开那层帷幕，看到超凡的美好和荣光。这些都是真的吗？是的，弗吉尼娅，没有什么比这些东西更真实、更永恒。‌‌”

这封回信作为社论发表在《太阳报》的头版，标题就叫《是的，弗吉尼娅，圣诞老人是真的》。弗吉尼娅当然也看到了。晚年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当年的那篇文章对她的人生产生了持久的正面的影响，一个孩子童年时期所接收到的善意和爱，转化成了支撑她一辈子的正能量。

在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那篇文章不断地被《太阳报》重新刊登，被无数其他媒体转载，成为英文媒体里重印次数最多的经典社论。

之所以提起这三件事，是因为今年又看到一些‌‌“抵制洋节‌‌”的噪音。其实类似的讨论一直都有，十多年前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在报纸上看到过呼吁抵制圣诞节和所谓文化侵略的文章。只是到了这两年，这样的杂音似乎越来越大，并且不再是止于纸面上的呼吁，而是已经侵入了我们的现实生活。

我看到一个视频，不知道是哪个城市，有人推倒了城市街头的圣诞树；我还看到另一个视频，同样不知道是哪个城市，一群老人上街游行，喊着抵制圣诞节的口号。

更让人不安的是这样一张图，是某个小学二年级的班会，孩子站在讲台上，举手宣誓‌‌“和洋节说不‌‌”。

这些都不是普遍现象，但它们背后的思潮，在以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速度慢慢地扩大蔓延。

圣诞节原本的确是一个宗教节日，但即使在欧美它的宗教氛围也已经变得很淡，更不用说在大部分人都没有什么宗教情结的中国。把圣诞节冠之于文化侵略更是荒谬到不值一驳，其实还是那种冷战思维所培养的敌我二元对抗的世界观。

对于我们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圣诞节就只是一个深入人心的童话故事而已，是让每个孩子都愿意去相信的一个美好的梦。随着孩子们慢慢地长大，他们总有一天会分清现实和童话世界的区别，会明白驯鹿并不会飞，圣诞老人也没办法在平安夜挨家挨户地送礼物。

但是，那些曾经在童年相信过圣诞老人的人，不会完全失去相信童话的能力。那些美好的感受会永远地留在他们的记忆里，进入他们的血液和基因，成为陪伴他们一生的爱与力量，也让他们相信真诚，相信浪漫，相信美好。

我只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们也能够感受这样的美好。

王丹：基金会——中共对西方的渗透管道

最近我们陆续看到媒体报道，西方一些国家，开始重视中国对他们的渗透这个问题了。例如澳大利亚就已经在严格控制来自中国的政治献金，有拿中国的钱的议员也被迫辞职。据我所知，美国国会也在考虑制定相应的法律，限制中共代理人在美国的活动。毋庸置疑，最近几年来，中共挟持庞大的金钱实力，开始对西方国家进行各种各样的渗透，包括意识形态上的渗透，而进行这样的渗透的一个主要管道，就是各种各样的基金会。

前不久发生的一个案子，就是原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中华能源基金会秘书长的何志平，涉嫌向非洲国家查德总统及乌干达外交部长，前联合国大会主席等提供数百万美元贿赂，换取一家中国能源公司在两国石油等能源投资的利益，而在纽约被捕，被控违反《美国反海外贪污法》的案件。

值得注意的是，何志平是一家总部设在香港的智库——中华能源基金会——的负责人，何志平所在的这个非政府组织，具有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特别咨商”（special consultative status）的身份，它是一家总部设在上海，资产数十亿元的国际性能源公司全资设立的，而该公司也是受贿案的受益方。这家中华能源基金会原定11月22日在纽约举办中国石油产业论坛，邀请前中国助理外交部长沈国放等出席，它还于11月21日中午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第三届能源大奖颁奖典礼。去年颁同样的奖项的时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都有参加，可见其影响力。

另外一个例子是今年3月份被美国独立媒体《琼斯夫人》披露出来的。根据他们的调查，美国总统川普持有的纽约市豪宅“川普公园大厦”的一间原未公开出售的顶层住宅物件，3月21日以1850万美元的现金价卖给和中国权贵交好的华裔美国籍女商人陈晓燕，而这个陈晓燕，旗下也有一个基金会，叫做“中国艺术基金会（CAFI）”，该基金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外宣传机构牵连甚深。该组织自称以促进文化了解为宗旨，以“东、西方民众、领导人与各组织间沟通”为已志，为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的么女邓榕所创立，海外统战的意味非常浓厚。这个基金会也在美国举办过很多大型的活动。可想而知，这些活动都是以宣传中国的伟大，中国发展的进步为宗旨的。而陈晓燕的公关工作，已经做到了川普家族成员身上，就更加耐人寻味了。

这些年来，中国作为“精致的极权主义”，在对西方社会的渗透工作上，手法也变得精致了很多。他们没有像美国那样，直接通过类似媒体甚至外交干预的方式进行价值输出，而是采取了更为灵活，更为隐蔽的手法。上述两个基金会及其活动，打着“文化交流”的名义，在美国这样的开放社会中，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受到欢迎的，看起来无懈可击。但是何志平一案就告诉我们，在“文化交流”的旗帜背后，这些基金会其实还承担着更不能为外人所知的任务。这些活动，事实上已经造成对西方原有的主流价值观的挑战，一些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的做法也逐渐在国际社会蔓延开来，这些，都是国际社会不能不警惕的.

鋼琴世界名曲多首

瓦格纳的诱惑 ：权力阴影下的艺术与政治

内容提要

* 希特勒是瓦格纳的乐迷。1934年纳粹取得政权后，在纽伦堡举行群众大集会，背景音乐就是瓦格纳的《纽伦堡的名歌手》。希特勒喜欢的，不只是他的音乐，还有他的反犹主义政治立场。

* 面对瓦格纳，我们可以辩解说“政治和艺术是分开的”吗？瓦格纳的音乐让人激动，让人全身酥麻，这种效果和某种政治效果是不是共通的？

* 瓦格纳的音乐，有一种诱惑力——“极权的诱惑”，它让你想要消灭“小我”融进“大我”。法西斯主义首先是一种风格，它的诱惑能够让最理智的人看到大家都在广场上喊叫的时候，也能忘记理智，跟随进去。

* 对于这样的音乐家，我们今天应该怎么看他？应该演奏和欣赏他的音乐吗？

1

我打算跟大家讲艺术跟政治的关系，但这是很大的题目，基本上可以写成好几本书，开课的话，连续一学年都讲不完，所以我选择其中一个比较复杂的个案，就是德国 19 世纪非常著名的音乐家瓦格纳。

瓦格纳所有的音乐，要好好演奏的话几乎都需要两小时。他称自己的作品为“乐剧”，有点像歌剧，但是他坚持认为跟一般的歌剧不一样。以歌剧的尺度、角度来讲，他的作品非常夸张，因为他的作品常常起码三四个钟头才演得完。尤为厉害的就是《尼伯龙根的指环》，这个剧要好好演的话，一般剧场安排是三四天，加起来十五六个小时，要在几天里分头去看，才能把它完整地看完。

我这里给大家介绍的是他另外一部乐剧的序曲，没有人唱歌，只有交响乐团。这个序曲来自一部叫做《纽伦堡的名歌手》的乐剧，这是他唯一一部有喜剧色彩的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序曲在首演很多年之后，还曾被拿来用作一个很特别的场合的背景音乐。

1934 年，德国的纳粹取得政权，他们迅速废弃了原有的魏玛共和国宪法，然后举行群众大集会，这个群众大集会就在纽伦堡。纽伦堡是德国的历史名城，在中世纪的时候以自由、开放、改革著称，被认为是德国文艺复兴晚期一座引领性的、地标性的城市，是文化首都，当时很多德国的自由心灵都聚集到那里去。

纳粹就选择在那里集会，做了一个非常恢弘壮阔的广场，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可以容纳很多人。在那场集会里面，纳粹出动的部队总共十几万人，聚集了全德国和奥地利来的大概七十万老百姓。而那天的集会也有各行各业的工会——德国保留了欧洲中世纪的习惯，比如说石匠有石匠行会，烤面包师傅有面包师傅行会，音乐家有音乐行会，每个行会都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传统，有自己独特的旗帜和徽章——大家举起自己的行会旗帜，有些人直接举起纳粹的标语标旗，然后在广场上游行。

整个集会的高潮是傍晚日落之后，沿着整个会场打起了接近一千盏非常巨大的聚光灯，直射天空，整个场地被一圈光包围起来。然后这些聚光一起缓缓地下降，打到主席台上——台上当然就有德国法西斯非常著名的鹰，雄鹰展翅的雕塑和它的旗帜——这时候台上缓缓出现一个人，他之前在十几万非常整齐的方队中间阅兵，然后走过去登上台。

这个人就是希特勒。这时候几百盏聚光灯遥遥打在他的身上，他就在台上站起来。那一刻，在场群众听见的就是《纽伦堡的名歌手》的序曲。

希特勒是瓦格纳的乐迷，而在瓦格纳所有作品之中，他最喜欢的就是《纽伦堡的名歌手》。他能把整个乐剧，四小时的乐剧，整首用口哨吹完。据说他平常在家里面请客人吃饭，朋友们聊天，余兴节目就是吃完饭之后大家坐下来，他吹一段给大家听。

九分多钟后，希特勒出现在台上的时候，台下的人还没听到他说话，就非常激动，开始喊叫“我的首领”、“我的元首”。这个激动来自什么地方？瓦格纳音乐的魅力在什么地方？

也许很多人不习惯听古典音乐，但是对于听古典音乐的人来讲，瓦格纳的东西跟别人很不一样。

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天才，但用不伦不类的比喻来讲，这个天才有点像水果里的榴莲 ：喜欢的人说榴莲是水果之王，讨厌它的人就说它臭得要命吃不下去，闻着都受不了。当然很少人会说瓦格纳的音乐臭得要命受不了，但是喜欢他的人就会觉得他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音乐家，没有之一。

大家崇拜他，崇拜到英语世界或者各种欧洲语言出现很多关于瓦格纳的专有名词，比如说“瓦格纳指挥家”（ Wagner conductor ），这个专有名词指的是一种指挥家，他最擅长指挥瓦格纳的乐剧。

有一种人叫做“瓦格纳乐迷”、“瓦粉”（ Wagnerian ），但是我们很少听说巴赫的乐迷叫做什么专有名词，比如“巴粉”，没有的。

喜欢瓦格纳的人会完全沉迷进去，就像希特勒那样。而希特勒喜欢瓦格纳喜欢到什么地步呢，全国各地广播电台每天都要播瓦格纳的东西，直到 1945 年希特勒在他的柏林地堡自杀死了之后，当时他们还有电台，电台广播的时候就告诉各位德国国民，“我们亲爱的元首已经壮烈牺牲了”，背景播放的音乐是瓦格纳《诸神的黄昏》其中一段。

而瓦格纳的音乐不止是让希特勒非常神往，不止是希特勒或纳粹利用了瓦格纳的音乐这么简单。我们都知道瓦格纳的音乐很迷人，但是另一方面，就像很多古往今来的大艺术家一样，很多人说瓦格纳人品有问题。

他人品的确很有问题，他风流成性，他搞朋友的老婆，搞他的赞助人的老婆，但是永远不后悔、不拒绝，而且他觉得这都是那些女人、甚至那些女人的老公的荣幸。

他生活奢华又到处欠债，欠到让债主找上门，后来有段时间东躲西藏。他非常小气，嫉妒同行，比如跟他同时期有一个很伟大的音乐家门德尔松——大家都听过他的《婚礼进行曲》——门德尔松有一阵子风头比他大得多，他就到处写东西恶意中伤门德尔松，排拒自己的同行。

这个人绝对不是个好人，我们可以肯定。

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他写过一连串的文章，其中有一篇直到今天都还恶名昭彰，叫做《音乐中的犹太性》。

他在文章里面表达出一种最可怕的所谓的反犹主义，他甚至形容犹太人说话，就算他们在欧洲住了两千年，就算在德国土生土长好几代的德国犹太人，都能听出他们那种带着犹太口音的德文，“没办法恰当地表达出人类的情感”。

这句话说得比较绕，但是在当时讲出来是很粗鄙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犹太人说的不是人话，是鸟语。他甚至无法忍受在一个屋顶下跟犹太人共处。所以说希特勒喜欢他，不只是喜欢他的音乐，还喜欢他对犹太人共有的这种反感，以及他对政治的见解。

2

瓦格纳是这样一个有争议的音乐家。他不只作品很伟大，影响了后代，他在古典音乐上的改革，直到今天都没有人能避得开。

比如说交响乐团位置怎么站，每一种不同的乐器分别占据什么位置。今天全世界几乎所有交响乐团，包括中国的交响乐团，乐器分布的位置都是依照当年瓦格纳想出来的那个方法布置下来的。今天我们看到，指挥家在指挥乐团的时候，是背对观众的，以前不是这样，以前是面向观众指挥的，直到瓦格纳改了这个方法，他要背对观众，因为他要面对乐团，用他的眼神动作准确地传达每一个讯息给乐团里面的所有成员。

瓦格纳不只影响了交响乐的配器、色彩、使用音调的方法，还影响了演绎交响乐的方法，甚至影响到很多钢琴家怎么样演绎钢琴独奏曲。

举个例子，我们今天有时候听一些音乐，大家喜欢讲复古的音乐，所谓复古的音乐是按照莫扎特时期交响乐团的规模、按当时的方法来演奏莫扎特的作品，很多人听了会不习惯。莫扎特的音乐，比如交响曲，用莫扎特时期的方法演奏的话，你会发现它非常快，节奏几乎不变，很平均，每个乐句非常短促。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平常听到莫扎特的音乐不是这样的呢？那是因为我们都被瓦格纳改变了。

瓦格纳认为，你要演绎一段音乐的时候，节奏是可以自由改变的，有时候甚至应该慢一点，拖长一点，这是要表达一种更丰富的音乐内在包含的感情和色彩。但是当你拖慢了整个音乐行进的时候，就需要加一些张力进去，使得这个乐曲行进的过程中不会让人觉得慢，而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回过头说这个人、他的政治倾向，以及跟纳粹的关系。对于这样的音乐家，我们今天怎么去看他和他的作品呢？假如他曾经这么紧密地跟纳粹联系在一起，也是那样地反犹太人，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听他的音乐呢？或者应不应该听，甚至应不应该演奏？这个问题更尖锐的情况发生在一些犹太音乐家身上。

刚才我提到的《纽伦堡的名歌手》序曲，是当今最有名的指挥家、钢琴家之一巴伦博伊姆（ Damied Baronboim ）带领拜罗伊特剧院的交响乐团演奏的。

拜罗伊特交响乐团在德国的拜罗伊特成立一座剧院，叫做拜罗伊特节日剧院。这个剧院一年大部分时间都休息，只在夏天开一两个月，是专门为音乐节而设立的一个剧院，这个音乐节就是每年一度的瓦格纳音乐节。

剧院是当年瓦格纳亲手设计的，他认为只有这个剧院，按照这样的规模来设计，里面的音响效果才能够符合他心目中的完美标准，这个剧院才是适合自己作品演出的最完美场地。而这个剧院直到今天都还是瓦格纳家族的人拥有和管理。

这个剧院在二战之前，就已经因为是瓦格纳乐迷的圣地而著名。前些年它还没开始网上售票的时候，要想弄到一张票去那儿听音乐节，排队要等十年。现在它的网站开始售票，比如 2013 年某一天宣布开始卖 2014年的门票，门票会在五秒钟之内被全球人抢购一空，这就是全球瓦格纳乐迷对它的痴迷。

而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时候还有另一个大乐迷也去了，那就是希特勒。希特勒受到瓦格纳家族后人的亲切接待，他的家族甚至在希特勒羽翼未丰的时候就出钱出力赞助希特勒的纳粹宣传活动。

瓦格纳自己反犹太，他的家人比他还要反犹太，比如他的太太柯西玛，是李斯特的女儿，比她的老公还要反犹太，后来他的女儿和女婿更反犹太，以至于始终支持希特勒。

拜罗伊特这个城市在纳粹兴起之前就已经是德国有名的右派城市，在 19 世纪民族独立兴起，德国走向统一，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也越来越强的时候，这座城市正是这种思潮的中心。所以，整个拜罗伊特音乐节的剧院跟那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就是这样捆绑在一起。

巴伦博依姆是俄罗斯犹太人的后裔，他在阿根廷出生，但是回到以色列长大，直到今天都还拿着以色列护照。

以色列是全球唯一一个明确禁止演出瓦格纳的国家，因为对很多以色列人来讲，瓦格纳的音乐他们会受不了，甚至有一些当年经历过集中营的人曾经见证过这样的场面 ：当一些人排队走入毒气室的时候，毒气室外面的喇叭，居然也在播瓦格纳的音乐。这个音乐让他们觉得太污秽、太肮脏、太不堪。

而巴伦博伊姆作为一个犹太人，作为一个以色列公民，却应邀去拜罗伊特音乐节指挥瓦格纳的作品，甚至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瓦格纳权威。

他甚至曾经试过突破禁忌，在 2001 年带领柏林国家剧院交响乐团到以色列演出的时候，临时决定在结尾时，回头问观众：我现在要给大家奏一段瓦格纳的音乐，你们要不要听？受不了的人可以离开，受得了的人留下来。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他成为以色列很多保守派心目中的国家公敌，他公然诋毁了国家的尊严，侮辱了犹太人的历史，也侮辱了他自己的身份。

所以问题来了：一个犹太人怎么看这段历史，怎么看瓦格纳音乐？

把这个问题扩大一点，我们可以去争辩说，瓦格纳的音乐是一回事，他的政治立场是一回事，他的音乐后来怎么被人利用则又是一回事，也就是说我们不管他的政治立场，不管后来纳粹怎么用他的东西，可不可以从艺术看艺术，来听他的音乐呢？

巴伦博伊姆自己也是这么说，他说瓦格纳是属于全人类、属于所有时代的，不只是那个特定的时间、不只是一小撮德国人的瓦格纳。

这是很常见的关于艺术与政治发生纠葛时候的一种说法，我们让政治跟艺术分开，就有点像今天很多影迷喜欢小津安二郎的电影，觉得他的电影温厚有人情，觉得他的电影中缓慢的步调里面带出一种有点悲悯心的、冷眼看世界的情调。但是我们怎么看小津安二郎曾经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参军来到中国战场，很有可能参与过南京大屠杀，甚至可能曾经是日军毒气部队的一份子呢？喜欢他电影的人还能再看他的电影吗？

小津安二郎的例子我们还可以说，他的电影透露不出他当时的那种经历，跟他的经历没有紧密有机的联系，我们可以分开讨论。那瓦格纳的音乐可以吗？这就是我要跟大家重点来谈的事。

《纽伦堡的名歌手》这段序曲，如果是乐迷的话，大概会觉得是非常激动人心的音乐。这种音乐的序曲，其实就是把后面几小时乐剧的内容浓缩在一个十来分钟的短短乐曲里，好像先预告一下接下来几小时大家会看到什么，听到什么，这是序曲的作用。

很多人在剧院听完他的音乐，出来后全身发麻，腿都软了，并不是因为坐得太久，而是觉得自己好像经历过一次高潮一样，它太过让人酥麻，太过让人激动。这种音乐效果是怎么出现的呢？

按照我刚才讲的谈政治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把这种效果跟某种政治效果联系起来呢？我这么讲也许非常大胆，很多人会说绝对不可以，但是我们再仔细回头看看。

3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瓦格纳的一段生平插曲。瓦格纳 1849年离开德国，过了十几年的流亡生活，躲到了瑞士。为什么要流亡？是因为他当时参与了一个政治事件，德累斯顿起义。

德累斯顿是德国有名的城市，现在我们知道它，是因为二战的时候英美盟军狂轰滥炸，把这个城市炸了一个稀巴烂。

而德累斯顿在普鲁士统一全德之前就是德意志世界有名的自由开放城市。当时德国有一帮年轻人，也有一帮知识分子文人，他们鼓吹革命，但这个革命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中国革命或者法国革命，而是一种宪政革命，当时他们都承认，普鲁士和无数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小邦国相比，已经是最大的一个强权，大家也都认为普鲁士统一全德是应当的。

问题在于统一了之后，这个德国的政体是什么。当时有很多人，以德累斯顿和法兰克福为核心的这几座城市的市民百姓为主，主张的是某种共和制，或者妥协一点，就是君主立宪制，他们能够接受普鲁士王加冕成为全德国人的皇帝，但这个皇帝是君主立宪制下的君王，而不是绝对王权的君王。

于是当时德国就召开国民议会，推出了一部宪法，预备要把这个君王虚位化，把他变成一个君主立宪的君王，然后让全国通行一套现代的宪政体制。但是当时的普鲁士国王拒绝接受这个宪法，还强行解散了国民议会，接着就遭到各地很多老百姓的抵制。

然后他还来到了这个抵制运动的核心德累斯顿，德累斯顿的市民又想，既然我们没有权责或宪法，但至少我们还有邦法，在我们的邦法里面你算什么呢？就给普鲁士国王弄了一部这样的法律要他接受，但他也是拒绝接受。

结果，德累斯顿的市民就起来暴动，之后普鲁士就派军队进来镇压。这次暴动起义失败之后，一些核心人员遭到搜捕，其中就有瓦格纳。

按我们今天一般的标准来讲，那个时候的瓦格纳就是自由派，因为他主张的是要改革，要有君主立宪制，要给人民更多的自由，要给大家真正的民主生活。

但因为这个起义失败，他逃到了瑞士。我们想想看，瓦格纳讲的“民主”、“自由”是什么意思。

我们不要忘记，希特勒也喜欢讲“民主”，也喜欢讲“自由”，他认为在他那套体制下全国人民都很自由，或者说那才得到了“真正的”自由。我看了很多瓦格纳当时写的文章、书信，他讲的民主和自由，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两个极权案例是有点相关的。

那个时候的德国，在文艺思潮上是处于浪漫主义后期，而在那种思潮的影响下，很多文人、艺术家都觉得那个时代他们的国家甚至整个人类世界都很不堪，很糟糕。

糟糕在什么地方呢？他们认为，我们今天说的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在西欧非常完整成熟地建立起来，他们觉得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冷漠的，大家讲的是纯粹的市场上的利益交换关系，道德越来越败坏，人跟人之间的信任逐渐散失。而种种宗教的教义，正在逐渐瓦解老式的国王政治或者贵族政治的种种律法，把人民更进一步地分割开来，以有形的制度去约束着我们每个人无形的、本来应该自由而奔放的心灵和感情。

瓦格纳曾经说过：真正的好政治就是没有政治的政治。什么叫“没有政治的政治”？一个国家有制度、有规矩，老百姓做事完全奉公守法，这种状态叫做政治，但不叫好政治。他心目中的好政治是没有了这种政治的政治。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国家，几乎天下大乱，没有制度，不讲法律，官员也不再有上下级关系，那是什么状态呢？我们可能马上联想到那叫无政府状态。

对了，瓦格纳有个好朋友，对他影响非常大，叫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那个时候，瓦格纳不只喜欢巴枯宁的作品，还喜欢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作品，比如说蒲鲁东。

他非常喜欢一些早期社会主义者的作品，比如说费尔巴哈。甚至有证据显示，他也非常喜欢读马克思。他在这些人身上学到了什么呢？

在蒲鲁东、费尔巴哈尤其是巴枯宁的身上，他学到的是一个国家如果解脱了所有制度、政府的束缚之后，人民就是自由的，就能够自由地表达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天性，这种需要跟天性是每个人没有分别的：你会肚子饿我也会肚子饿，你会爱人我也会爱人，你有欲望我也有欲望，这是共同的人性，这个共同的人性都被解放出来，它是纯粹的人性，而这样的世界才是一个美好的世界，即所谓的无政府的世界。

无政府主义思想，比如巴枯宁的思想，背后有两个很重要的思想源头。

一个是德国浪漫主义的文艺观，在这种观点下，今天所有人和人的关系都是被扭曲的，都是一种市场关系。人与人之间完全讲利益，讲计算，这是不好的关系，是违反人类本性的，而艺术要做的是要解放人类本性，把人真正的情感拿出来。

浪漫主义后来很容易影响政治，因为浪漫主义艺术家，或者相信、接受这套思想影响的人，例如瓦格纳，很希望用艺术解放人性，一个共通的深沉的人性：社会这么扭曲，我这个很有人性的作品，大家能欣赏吗？所以要改革这个社会，让这个社会变得很浪漫，不要那么功利就好了。他为什么讨厌犹太人？因为在当时的人心目中，犹太人全是一些斤斤计较的商人。

另一个重要的源头就是德国哲学里的观念论。在伦理学、政治学的面向里，德国观念论哲学有很重要的问题要解决，叫做爱与法律的矛盾，这也跟浪漫主义互有关系。比如，我们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都是法律关系，是契约，你结婚是讲真爱的吗？不是，是政府给你结婚证，这叫结婚，你没结婚，但你说我跟他有真爱，所以我们是夫妻，那不行，我们人跟人的关系是一个法律关系。你认一个人当老师，你跟他关系很好，他也觉得你是学生，你们就真的是师生吗？不是，因为你没有真正注册成为这个学校的学生，你们怎么能称为师生？

我们今天所有的关系都是形式化了，我们跟国家的关系也是形式化的，比如今天讲权利观念，国家要依法治国，政府不能以非法手段对待我，我也不能以非法手段对待它。

社会上所有东西，都有规矩、有条文，安排得很好。做买卖，讲契约也是有法律保障，但是这种关系在当时的德国艺术家、哲学家看来，不是一个真正理想的人类社群关系。

在他们看来，真正理想的人类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有某种真正的联系，是有社会、有社群感的共同体才对。共同体靠什么联结？不是靠法律，它只会使人与人分割，而不是使人与人联结。真正把我们联结起来的那个东西叫爱。

这样的世界怎么样才能够缔造出来呢？巴枯宁的办法就是解散政府，把所有形式的东西全部打掉，没有政府组织了，老百姓自由了，相互之间就有爱了，人性的东西就出来了。

而瓦格纳在另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他用的词不是他自己的，而是蒲鲁东的讲法——要经过“火的洗礼”，要经过摧毁。我们今天中国人也常听到这句话，要先大破才有大立，要先大破一场，大干一场，整个世界陷入火的洗礼之后，我们就能够重生了。但对当时的君主立宪派而言，如果相信无政府主义，那该怎么看这个皇帝呢？是不是该推翻他呢？

所以瓦格纳游走在君主立宪与共和制之间，共和制很简单，就是政府推翻这个国王，但他不是，他认为还是要有国王，只不过国王可以在另一种意义上成为好国王，亦即这个国王跟人民的关系不是一种建立在法律宪政上的契约关系，国王不需要受宪法的束缚，老百姓也不需要。那用什么关系来建立彼此的关系呢？就是爱。人民只要真心地爱戴国王就行了，而这个国王又是那么全心全意地爱戴人民，所以在那种崇高的爱里面，大家连为一体了。

而今天讲民主，讲到西方的民主代议政治，是选一个人代表民众，州议员、国会议员，一层一层的议员选上去 ；或者是美国式的总统制，大家选一个人代表民众当总统就行了。在这种制度下，民众跟政府的关系是间接的，要经过选举，选别人代表民众议政。但这样的代表能完全知道老百姓的心意吗？不能。

所以常常是他提出一套政纲，看看这个政纲民众同不同意，我们给他意见，我们投票给他。又或者，有时候他会发现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所以人民就会分裂，比如你是总统，但是你今天怎么只帮有钱人说话，或者只帮工人阶级说话呢？

瓦格纳那种浪漫主义跟无政府主义结合的政治观念里面，国王跟老百姓的关系没有刚才说的那么麻烦，因为他不是选出来的，也用不着选。我不选他，他怎么代表我呢？我们只要想想苏维埃体制就明白了，这种体制并不是用前面提到的方法选国家领导人，但他也能代表人民。他代表的是基于一种非常抽象的“全民意志”。

苏维埃体制跟瓦格纳所想象的那种体制有一点类似的关系，它不是经过很间接的代表选举程序形成的，而是有一种人，或者说有一群人，他们能够抓到真理就行了。

真理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需要，每个人的问题，他都知道，他比我们还懂我们自己。你以为你想吃饱穿暖吗？他告诉你，其实那是你表面的需要，你深层的需要其实是要吃苦，你吃苦吃好了，就会成为一个更完整、更完美的人，而且会跟我们大家一起吃苦，这时候整个民族经过火的历练与蜕变，我们会变得更好。

就好像说小孩不想做功课，妈妈跟他说，你是要做功课的，你不能玩。真正对你好，就是让你别玩游戏、别看电视，赶快好好做功课、读书。同样，这个人不准你干这个，不准你看那个，他不是在迫害你，而是为你好，因为他比你还知道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什么东西才对你好，他就是比你还要了解你的人。

在瓦格纳的概念里面，国王跟老百姓的关系也是一样，是二而一、一而二，不可分割的，全国都是一个整体，再也没有什么政见不同，再也没有党派之争，因为大家都一样了。

为什么大家都一样？因为我们的体制是建立在绝对共同普遍的基础需要上的东西。但他又是民族主义者，他不是讲全人类，只讲德国人，因为他相信不同的风土、不同的文化传统会酝酿出不同的人民群体，德国是能够这样统一起来的。

这么一讲，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曾经参加过民族起义暴动、被迫流亡的自由派——他当时被认为是自由派——原来有点问题，闻到一点点我们后来所熟悉的法西斯主义的味道？

今天我们讲“德国法西斯主义”、 “日本军国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当然是个极权体制，但它跟别的极权体制不一样，这个极权不只是一个人高高在上地统御下面的老百姓，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这个人还是老百姓被鼓动起来去真心爱戴的领袖，二者是统一的。在这种统一状态下，每个人都自由了。

为什么这种状态反而自由呢？就像我刚才讲，你以为你自由地说话就叫自由吗？那不叫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你在集体之中获得了自由。

集体又怎么自由呢？这种体制在表达一种比热爱家庭的这种私欲底下还要深刻的东西，在那个状态下你真的突破了自己的枷锁，自由了。而这个自由是领袖给你的。

领袖跟你一样，大家一起自由了，解放了，因此所有的法西斯主义都喜欢谈自由，都喜欢谈平等，因为在那个状态下大家真的是平等的。但是他们不能只讲自己自由、讲自己平等，同时还得救同伴。

这种跟领袖的关系，超越了法律制度上面的琐碎，而排队投票之类都显得很无聊，你何必用投票来表达对一个政治人物的肯定或否定呢？不需要，你要用什么表达？用感情，爱，你爱还是不爱他。

你应该爱他，他也会爱你，用真爱来团结一个关系。最简单粗陋地讲，法西斯主义就是这样的东西。

4

瓦格纳的政治文章里面，可以看到他的一种法西斯主义倾向，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东西跟他的音乐有没有关系？

今天主流的人说没有关系，而我接下来要谈的是，也许它们是有关系的。这个关系就在于瓦格纳不只是一个伟大的作曲家、指挥家，同时还是伟大的音乐思想家，他有很多关于音乐的见解、评论、写作，都非常深刻地改变了我们今天的古典音乐世界。

但是，这些音乐写作里面，有一些部分会让今天的人感到不安，比如前面提到的《论音乐中的犹太性》中关于音乐部分的主要论证。

我们先了解一下背景，瓦格纳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巴黎住过，巴黎当时是世界音乐之都，想混出名堂的小伙子，有志气的年轻人，都要到巴黎去一展身手。但他在巴黎混得很不如意，穷困潦倒，而当时巴黎最红的几个音乐家、作曲家、指挥家恰巧都是犹太人。

瓦格纳是个嫉妒心很重的人，他从那时候开始就觉得这帮犹太人很讨厌，自己才是真正的伟大的天才，这些花拳绣腿居然霸住舞台，不像话。

问题是，为什么说瓦格纳很不堪呢？因为当时有个非常有名的犹太音乐家迈耶贝尔，曾经在瓦格纳最惨的时候帮过他，资助过他，但后来瓦格纳就在他这篇有名的文章里面，重点抨击当年帮过他的那个犹太人。

那么在他看来，犹太音乐家的问题在哪儿呢？首先，他认为真正伟大的艺术家的创作应该是自由的，用自由表达自己的灵感、欲望、需要、困惑、冲动，但是表达这些东西的时候要注意，原始人也有情感，但发出来的东西就不一定是好东西，因此艺术家还是需要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对这些基本的人类情感、灵感有一些基本的约束和教养，而一个音乐家，一个艺术家，应该在自己脚底这片土壤上面找出自己艺术的来源。

因为这片土壤那么深厚地栽培你，它是你的母语，培养你长大，训练你的情感表达方式，改变了你对世界认知的方法，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做任何创作都离不开脚下的这片土地，你的根就在这片大地上。好的艺术家是看得到自己这个根的，就算是无意识的状态下，他都能够在自己的艺术里，把根源的这块土壤表达出来。

犹太人问题在哪儿？瓦格纳认为，犹太人是离开自己的土地、祖国两千年的一批人，他们散居在欧洲不同的地方，受尽歧视，被迫住在一些隔离区里面。到了瓦格纳的时代，19 世纪，大部分隔离区都解放了，犹太人出来了。

他们这帮人受过很高等的教育，很聪明，很有天分，也学西方古典音乐，学得像模像样，但是他们的作品只是一些花招，遵循规则创作，是一种虚假的表面的东西，因为他们没有根。像门德尔松，他创作的不是犹太音乐，而是非犹太的所谓西欧音乐，那并非他根子里的东西，他在模仿欧洲人根子里的东西，模仿得很好听，但不够深刻，不够真实，因此是虚假的。

当时欧洲有一个很强的文化和文明的对立，我们今天常常觉得文化和文明不好区分，但在那个时候很容易区分。德国人很喜欢讲文化，法国人、英国人喜欢讲文明。讲文明的时候，讲的是某种普适的、表面的东西，行为准则、言语方式、生活习惯等等，而文化总是一个民族的，不是普适的。

所以德国就讲德国特殊性，讲德国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优越性：你不能强加你们的普适价值到我们的文化身上，我有自己一套价值。

这些东西加起来为什么会导致反犹太呢？

因为他们既然那么热爱文化，觉得自己文化超越一切普适文明标准的时候，马上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谁是这个文化的成员？这个文化要非常纯正，在瓦格纳看来，我们是德国人，忽然来了这么一帮血统不一样、宗教信仰不一样，说话言语可能都不一样的人，他能是自己人吗？他跟我们分享得了同样的文化吗？不可能。

就算今天有这么一个犹太人，他不信犹太教，说一口流利的德文，他仍然显得很奇怪，他的血统不好，血缘不对：你祖上是黑人类，那你恐怕也很黑；你祖上是犹太人，那你当然也有问题。

在这样的观点底下讲民族主义，艺术上讲浪漫主义，讲整个社会无私地、完全凭爱统一起来的时候，瓦格纳心目中的这个社会得是一个非常纯洁的、全部都是自己人、信得过的社会。他要排除掉那些无根飘浮的人，那些不爱这片土地的人，他们做出来的艺术不是土壤里面长出来的，都得丢掉，他们没有跟“我们”享有同一个文化底蕴。

于是，大家在瓦格纳一个人的身上会看到，所谓的法西斯主义是怎么样复杂地吸收了多种思想元素，慢慢浮现。不是说瓦格纳就代表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是后来的事，但是他的思想已经具备了很多法西斯主义要有的条件，那些因素已经在里面了，只差后来的人再进一步丰富它、整合它，明确地为它解说而已。

5

瓦格纳对于这种所谓音乐中的犹太性的批判，还包括了一种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我们不要忘记他受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影响。

这种批判是什么呢？说现代人都是没有根的人，都没有信仰，跟自然割离了。但是他并不是说中古的欧洲人就已经很好，因为那时候信教的人也不好。

跟曾经跟他是好朋友后来翻脸的尼采一样，觉得希腊是最好的时代。像雅典那样的社会，人跟自然是不分割的，整个城邦的公民紧密团结在一起。这种团结的最高表达不是民主制度，而是希腊悲剧。

希腊悲剧在他们看来是完美的艺术，因为这是一种非常综合的艺术，有音乐，有戏剧，有舞蹈，甚至有杂耍，有诗，有布景，有美术，完全结合在一起，而且它不是少数人的东西，是全民运动，是节庆，节庆之中每个人都是自由欢快的，有点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扭秧歌：想象一下几十万人在广场上扭秧歌，或者参加节庆大典的那种场面。

瓦格纳觉得那样的场合很好，那是全民团结，艺术大综合，是总体艺术、完全艺术。他立志要做的就是这种艺术。

而这个时代人人冷漠，我们到了歌剧院里面，正襟危坐，穿个礼服，装模作样，拿着摇扇遮住嘴巴笑，那太虚伪、太“文明”了，听的音乐也是虚伪的音乐，都是装饰，都是花腔，不够有力，不够深刻，所以他说音乐要改革，改革的头号对象就是所谓的音乐中的犹太性。

他要的音乐是从德国土壤里起来的东西，是德国的“文化”，他要把它表达出来，这个东西表达出来之后就能把人类最深沉、最根本的人性释放出来，看到人类最深层的事情。

但是光有音乐还不够，好的艺术家还需要好的政治跟社会来支持，这个好政治、好社会，就是刚才说过的那种政治，人跟人再也没有区隔了，人们全部都成为大我，小我融进大我之中，这时候才能达到瓦格纳想象中的希腊悲剧状态：全民在圆形广场上，一起被舞台感动，参加节庆，甚至跟着唱起来。他要的就是这样一种艺术，这样一个社会。

他于是开始实践这样的艺术。在世界上全部的音乐家中，他是最能够把自己的音乐思想跟创作紧密连接起来的人。比如他创造的乐剧。他没有写过交响曲，他那个年代大部分有地位的音乐家都一定要写交响曲，比如他的头号对手勃拉姆斯就以交响曲著称，但瓦格纳要学希腊悲剧，他要综合艺术，所以他写乐剧。

乐剧跟歌剧不一样，歌剧全是“花招”，歌剧的音乐是主角，歌词是装饰性的，所以我们听意大利歌剧，比如帕瓦罗蒂那些东西，你听不懂他唱什么，但还是觉得好听，因为你不懂歌词没关系，音乐行就可以了。

但瓦格纳不这么看，他说歌词跟音乐要有机地统一起来，所以他在这时候做了很多音乐上的实验跟突破。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他对转调的运用。“爱带来了愉悦和悲伤”这句是怎么唱的呢？“爱”跟“愉悦”是正面的，所以他用的调也是正面的、阳光的调。但是唱到“悲伤”的时候忽然转调下去，就是为了衬托悲伤，既要非常紧密地吻合整个歌词，又要连接起来。

他甚至觉得每个细节都应该完整地统一起来，所以他连交响乐团该怎么摆都设计过，到了最后甚至觉得连传统的歌剧院都不对路。

拜罗伊特还有另一个歌剧院，是典型的巴洛克歌剧院，意大利式的，很金光灿烂辉煌漂亮。瓦格纳就不喜欢那样的歌剧院，他觉得这样的歌剧院是装饰的，是上流社会的，他要的是全民在一起专心听音乐，融进乐剧之中。所以他设计歌剧院，设计他的交响乐团编排，跟他的音乐设计、音乐理念，完全一致地统一起来。

像这种音乐家，我们有时候说是极权倾向的音乐家。就等于他画了一幅画，不只是这幅画有讲究，连这幅画在墙上怎么摆，摆在什么画廊，这个画廊该怎么设计，厂刊怎么弄，谁来看，他都要规定好管好，否则就不符合他心目中的完美。

瓦格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艺术家。

6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问，他创作出来的实际音乐如果展现了他的音乐思想，而音乐思想又跟政治思想相关的话，那么他的作品有没有很明显地表达出他的政治理念和反犹主张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争论，而我的看法是，有。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纽伦堡的名歌手》，这部乐剧被希特勒手下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说是“最德国”的音乐，而当年尼采在还没跟瓦格纳翻脸的时候，已经歌颂这部乐剧是从心里面表达出了真正的德国。

这个乐剧是喜剧，大概的故事是说，纽伦堡这个地方来了个年轻的武士，叫华尔特，他看上一个叫夏娃的姑娘，这个姑娘很好，跟她谈恋爱。结果这个姑娘的爸爸不知道自己女儿跟一个年轻男孩子好起来了，还说要帮她招亲。

中国流行比武招亲，他们是比唱歌招亲，看谁唱得好就能娶他女儿。但是有一个前提，唱歌前你得先加入唱歌手的公会——欧洲什么东西都有行会或公会——要先成为公会成员。这时候年轻小伙子很无奈，他明明不会唱歌，是个半吊子的业余歌手，也只好去学怎么唱歌，想办法考进这个公会。

故事中间出现了一个对手，这个对手是当时这个市里面被认为最了不起的歌手之一，懂得一切技巧，是技巧非常完美的歌手。这个城市又有另一个人，叫萨克斯，是个大师，等于是一个退休的老头，他自己不唱，但是他写曲子，写诗，大家唱他的作品。

总而言之，后来小伙子终于克服万难，成为纽伦堡的名歌手，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要击垮对手，而那个对手跟他演唱的是同一首歌，就是那个大师的作品。这个作品本来是全市最有名的歌手唱的，唱出来却完全不像话，为什么？

因为那首歌太难唱，他唱的时候甚至唱到结巴的地步，连发音都不对。为什么发音都不对？瓦格纳没有明说，但那个年代的观众一看就懂，那是因为这个人是犹太人，他们是说“鸟语”，你别看他唱的是德国歌，但其实他连德语都说不好，这种人不是德国文化里面的人，他们聪明，会唱歌，懂技巧，懂得讨好人，但这种人机关算尽，到最后一定会输的。

输给谁？输给一个纯正的、土地里出来的、踏实的、长得又帅气的雅利安好青年，就是华尔特。华尔特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有一个代表传统的老人、大师指导他，这个大师认为这首歌最能够表达出一首真正的好歌是什么，好艺术是什么。

而我们这个半路出家的小伙子，居然最后唱好了，因为他虽然没受过专业训练，没有学会过很多规矩技巧，但他从小是跟大自然学唱歌的，他听流水的声音，他听鸟叫，他在这样的土壤里滋养自己，他是得到了大自然的赋予来参加比赛，所以赢了。

到了乐剧结尾的时候，萨克斯这位大师出来恭贺小伙子华尔特，不仅赢了奖，还赢得了美人归，然后全市的人举旗出来游行，庆贺这个场面，万众一心很快乐，老者萨克斯对全市市民做了一个演讲，歌颂真正的、伟大的德国艺术。

歌词里面真的这么写的，德国艺术就该是这样的艺术，是在土壤里面出来的，是受自然的滋育，不是那些花招技巧。

这些跟前面讲的是不是一以贯之？从中我们看到的是，华尔特的那个对头，原来是全城最好的歌手，非常像当年丑剧里面模仿的犹太人的形象 ：聪明、计较、心怀不轨，走路驼背，很懂得技巧，很懂得花招，但是这种人不真诚。

真诚的人是什么样的？就像华尔特一样，他为了爱去学音乐，后来发现他有天赋的才华，这个才华是从土壤里来的，这才叫真正的德国艺术。

《纽伦堡的名歌手》被纳粹和很多德国的爱国者认为是最德国的音乐，因为它整首乐剧讲的就是什么叫德国艺术，提供一种关于德国艺术的见解，而且里面的场面，包括老百姓在大街上游行、集会、举牌，都很德国，那种乡土的、质朴的性格被认为是德国性格，而花言巧语，搞计较、小阴谋都不是德国的。

所以这个音乐里面，我们看到整个剧情、人物的设定，跟刚才说的音乐思想是相关的。但是能不能说音乐有政治意味呢？喜欢古典音乐的人都听过“德奥传统”，这包括一帮明星级的作曲家所组成的一串人名：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瓦格纳、布鲁克纳……还包括了演绎音乐的方法。

他们的最大特点是三连音，德式三连音，一弹出来的时候，第一个音一定拉得很长，这个效果会使得整个三连音一出现就很厚重、悠长、凝练，这就是大家心目中的德奥风格。

比如德彪西是法国式的，用钢琴弹德彪西的作品，要弹到钢琴变得像虚空的存在一样，这个钢琴没有身体了。

但是德奥作品不一样，你会完全看到这个钢琴比平常重几十倍地在地面上，那么重。德奥风格在瓦格纳那里被发展得更极端，就是不断追求那种乐句的绵长，追求更厚重的音响效果，他不要法式的色彩多端——瓦格纳也讲色彩，但他的色彩是一片朦朦胧胧带着神秘感的对自然山川的歌颂，一听之下，心目中会浮现出某种崇山峻岭的印象。

大家想想看，这个主题不断地推，推到最后是什么样的高潮爆发的场面。

那时瓦格纳去瑞士，看到湖面，清早凌晨，太阳刚刚出来，湖面上雾茫茫一片，然后看到一座山的山脚。你可以想象登上这座山，一步一步往上，太阳出来光芒万丈，一眼看去，是整个山脚下的世界。

我的判断是，瓦格纳的音乐跟他的政治立场是首尾一贯的，而且能够一贯到音乐的细节表现上。在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了解瓦格纳的政治立场，不需要了解他的思想，不需要去翻读他当年的文章笔记，我们光听他的音乐都能够听出一种味道，一种让人非常激动的味道，它会让人想起一连串的场面，一连串的仪式。

在这个时候，这样一种艺术，有一种诱惑力，我称之为“极权的诱惑”，它会让你觉得我能够消灭小我融进去。你想象那种万人齐聚的场面，那样一种诱惑，使我们反过来看到，我们今天讲法西斯主义或者极权这种政治观念，常常说怎么那么多人那么傻，尤其德国，那么多聪明人，当时怎么会那么傻地跟随希特勒。

因为真正的诱惑并不是理智的东西。瓦格纳常常讲，理性是不够的，理性需要被感性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诗化。理智需要诗意地表达，才是最深刻的理智。所以你辩论讲道理，说一个人为什么能够或不能够服从领袖，这种是肤浅的、表面的、犹太式的讲道理。瓦格纳讲的是深层的、感性的、诗意的理性，无法用言语逻辑说清楚，而要用音乐，用舞蹈，用戏剧，用口号，用场面，那是一种风格。

法西斯主义首先是一种风格，是一种格调，是一种美学，是一种品味，它的诱惑能够让最理智的人看到大家都在广场上喊叫的时候，也能忘记理智，自己跟随进去。

一个像章插进肉里面，你觉得痛，但在那一刹那你不觉得那痛太强烈，因为你的内心被更强大的情感包围着，这种情感使得你跟你身边的人完全打通了，这个时候再也没有人我之分了，大家一起很崇高地往上，达到精神上面的崇高境界。

而这种风格，它的各种元素、各种语言，我们在今天都能够在很多场合见到、听到，我们常常抱怨，我们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有信仰了，今天很多艺术家离开他的土壤，而好的文化是要从脚底出来的，我们不应该纵容个人的自由，应该看到集体的尊严。

集体的尊严是什么？我们要追求的是不是个人的尊严那么简单？还是整个国家站在世界之林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尊严？我们能不能追求一些更崇高的东西？今天社会很冷漠，大家互相计算，我们是不是应该追求更崇高的东西打破我们的界限，把我们团结起来？

这种东西不一定很理智，但是当它诉诸种种艺术表达的时候，它有诱惑，那就是一种法西斯的诱惑，一种极权的诱惑。它是理智的，但又不是理智说得清楚的，这就是瓦格纳说的那种“诗意的理智”。

到最后，我们到底该不该听这样的音乐？我们听它真的觉得很激动，很好听，很了不起，很伟大，我们怎么面对这种诱惑？

这种诱惑有危险的一面，几乎就像瓦格纳自己写的《指环》里面讲的戒指一样，它可以控制一切、掌握一切，你会被它吸引、引诱。

人们做了这么多的理论探讨，那么多学者为它辩论，一方面解释我们被它吸引是可以的，但是又在努力地想搞清楚，那个吸引过了头之后会变成什么。

这是无数知识分子都抵挡不住的东西。就像当年纳粹兴起的时候，那么多知识分子为法西斯歌功颂德，像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时候，日本有很多文人为他拍手叫好。我们今天看到会觉得不可思议，那么傻的事，他们怎么那么投入？

因为它真有诱惑，而那种诱惑是连知识分子都抵挡不了的。也许就像一些老一代思想家讲的，是现代人的确有弱点，我们都是精神上无家可归的人——这可能是法西斯主义在 20 世纪那么成功的主要原因。

7

并非有宗教美感和仪式感的音乐，有某种崇高的“宗教性”的音乐，都会被纳粹利用，要看是什么样的宗教性。瓦格纳其实没有创作过任何正统基督信仰的东西，跟他同代的不一样，比如他最大的对手勃拉姆斯写过弥撒曲，瓦格纳就没有。

瓦格纳音乐的宗教色彩，顶多来自一种所谓古希腊罗马式的或者北欧日耳曼人的神话的异教色彩。严格来讲，这不是正式定义下的宗教意义。

瓦格纳的音乐里面有某种引领人精神上升的崇高性格，恰恰因为瓦格纳本来不是那么“宗教”，但是又好像有宗教的特点。

我们来对比一下确实创作过很多宗教音乐的巴赫。巴赫的宗教音乐会让你联想 ：你在教堂里面，整个人在往上升，那种上升是彻底跟基督信仰连在一起的。但是瓦格纳不一样，瓦格纳也让你上升，但是不一定依托于任何宗教，所以它很容易被国家利用，因为国家崇拜也是一种宗教——就算民主政权也是一样，它一定会保有某种宗教感的东西，比如说美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整个布局其实是相当宗教式的，国家有国家仪式、升旗典礼、就任典礼、年度大典、英雄纪念碑，这其实都非常宗教化，它只是一种不跟现存主流政治、宗教挂钩的宗教而已。

纳粹则更加如此，纳粹在宗教问题上一直都很暧昧，一方面它不否定基督信仰，但是另一方面又鼓吹某种国家神教，似乎认为国家本身就是一种宗教。法西斯国家崇拜绝对是有宗教色彩的，当一个音乐有宗教的那种感觉，但是又没有明显的宗教指涉的时候，那当然很好用。

但我们通常也说，一个作品完成了，它就不再属于作者，总有一些东西是溢出了你的诠释、掌控之外，而那些东西恰恰也是构成一个艺术品最有魅力的地方。

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由于甚至连创作者自己都无法完全把握，所以它可以在不同的时代里面被不同地改造，用不同的方法来诠释。

比如当代有很多瓦格纳乐剧的新版本，都做了很大胆的安排，简直把它排成了一个用瓦格纳反纳粹的剧目。

而意大利当年的未来主义者十有八九都是法西斯主义者，他们的画我们还能不能看？我们今天听音乐、欣赏绘画的时候，能不能不管这些？怎样在欣赏这些艺术作品的时候，分离出里面种种的元素，是需要我们好好判断的.

-著名的“結婚進行曲“就是瓦格纳的作品。

“国进民退”的根源

从胡锦涛时代的后期开始，直到习近平时代，“国进民退”则已经成为一种日益加快的全面趋势。究其原因，在背后推动这个趋势的根源无外乎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中国执政党根深蒂固的“公有制”意识形态。另一种可能则是特殊利益集团切切实实的自我利益考量。 假如中国执政党至今仍然相信以公有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那只能说明这个党实在是愚蠢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因为人类已经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展示了这种意识形态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更为令人可信的是，所谓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中国执政党的各级官员正在精心计算地利用这个借口来维护自己对社会资源的支配地位。他们担心没有道义优势的利益集团失去了对社会资源的控制会立即被人民推翻，这正是他们顽固地不断浪费社会资源来维护所谓的国有企业的真实原因。遗憾的是，由于他们的执政地位，中国经济恐怕不得不变成他们这一政策的陪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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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有能力者离国，离国，赶快离国。

近年抵制洋节日的声音越来越响亮，确与习包子这个文革余孽有关

主导国际秩序野心昭昭明甚

习很重视意识形态，多次强调要夺取意识形态阵地，并指这关乎旗帜、道路、国家政治安全；政权的瓦解往往从思想领域开始，而各种敌对势力一直妄图颠覆中国及中共的制度，他们选中意识形态领域作为突破口，同中共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把人们思想搞乱，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最终推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他说：“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中国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正因为这种思维，中共当局近年对西方文化的抵制力度不断加大。既然圣诞节是西方最重要的节日，既然要抵制西方，那么禁圣诞节是很顺理成章的。
其次，大国崛起后，中共想主导国际秩序、争取更大的国际事务话语权的野心昭昭明甚，文化输出也是个中关键。因此，近年中共除了在全球大洒金钱，还投放大量资源宣传中国，除了“收买”西方的政要、学者，还收购西方的传媒机构、开办孔子学院、设立亲中传媒等。敌我意识强烈的中共，怎可能一方面亟欲输出文化、一面放任国内庆祝圣诞呢？！

大陆有网民说：终于发现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12月25日和12月26日之间的矛盾！

12月25日是圣诞节，12月26日是毛泽东冥诞。在全世界许多地方圣诞欢聚的时候，中国大陆却掀起一轮反对过“洋节日”与仍然要过圣诞节的争拗，后又发生因为反对过圣诞而提出要过“毛诞”即“中国伟人节”的吵闹。要过“毛诞”的人组织游行，聚众大唱文革期间的“革命歌曲”。
表面上的节日之争，实际上确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圣诞节传达爱与关怀的讯息，即使不是基督徒，也会在这个节日对人和善；即使是非基督教国家，也不会刻意去“反圣诞”来制造社会分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圣诞节，在杀戮的前线，敌对的英德军队自发地临时停火，双方唱圣诞歌，互相祝福，还进行了足球赛。这样的和平讯息，不是在中共政权下长大的人可以想象的。在大陆不同意反圣诞的人，主要只是基于常识：不过洋节，是不是不坐洋飞机，不穿洋服，不买洋债券。还有：是不是不要采用公元纪年？因为这是以耶稣诞生那一年为纪年开始的。
过“毛诞”就是意味着以毛的“阶级斗争为纲”，以绝对权力和个人崇拜治国，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去麻醉人民愚弄人民，以压制不同声音、强调对中共党及领袖的绝对服从为专政手段。这种文革期间的“无知者的疯狂”和“无辜者的恐惧”时代，确有再度降临的态势。十九大的无一人举手反对或弃权的场面，比文革时的九大犹有过之。网上传出各学校、地方政府、共青团发出的禁止过圣诞节的通知，都有“根据上级指示”的语句。反圣诞也符合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要强调的民族主义强国心态。
“毛诞”节虽未成事，但含自卑意识的民族自大，排外，人治体制的政策变幻不定，对法律的任意解释，违反常识的古怪措施，都是毛时代的特征。十九大后驱赶低端人口、拆招牌、煤改气，先雷厉风行又突然偃旗息鼓；习近平外访与圣诞老人合影，又在大陆反圣诞，等等，都是毛时代作派的隐约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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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毛诞”节？这其实就是习包子这个文革余孽在幕后策划的一出闹剧。

利用curlftpfs挂载ftp,解决存储空间不足问题

虚拟空间大部分只提供 ftp 连接, 也有一部分提供 sftp 连接, 于是在想要是有一个这类空间把 ftp 挂载到自己的 vps 上就好了, 后来查阅资料发现了 curlftpfs 这个东西, 通过百度得到的资料也是千篇一律的 copy, 去 google 搜索了下找到了项目地址和几篇安装的文章, 自己在 centos6.X 上安装成功, 成功挂载了 byet.org分销的免费空间, 于是便将方法分享出来.
 1. 首先需要找一个空间, 这里使用 by 分销的免费空间, 网上随便一搜就能找到, 很好申请, 但是 by 分销限制单个文件大小和文件数量, 传大文件会自动删除, 不建议使用.

 2. 安装依赖和下载 / 解压 / 编译 / 安装 这就不细讲了, 各软件编译几乎一个样 依赖是直接 copy 过来的 centos 的, ubuntu/debian 用户可以自己查找对应依赖的名称进行安装.
yum install glib2-devel
yum install fuse-devel
yum install libcurl-devel -y
wget http://nchc.dl.sourceforge.net/project/curlftpfs/curlftpfs/0.9.2/curlftpfs-0.9.2.tar.gz
tar zxvf curlftpfs-0.9.2.tar.gz
cd curlftpfs-0.9.2
./configure
make && make install

3. 挂载 ftp
先创建个文件夹用于挂载mkdir /mnt/fsda1,然后运行命令:
curlftpfs -o rw,allow_other,uid=0,gid=0 ftp://user:passwd@host /mnt/fsda1即可.
这里主要说下创建完文件夹最好将文件夹先设置下权限, 神经大条直接 777 即可, 不放心的根据自己需要设置权限, 挂载命令中的 uid 和 gid 根据自己账户改, 查看这俩 id 的方法网上一搜一大片, 上面的语句是为了方便其它用户访问, 如果只需要当前用户访问直接:
curlftpfs -o ftp://user:passwd@host /mnt/fsda1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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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VPS通过安装CurlFtpFS来挂载FTP，可用来备份文件

说明：关于VPS挂载网盘的方法，现在再说个挂载FTP的方法，就是通过安装CurlFtpFS来挂载FTP，不仅可以增加VPS空间，还可以进行文件备份，关键是可以挂载虚拟主机的FTP空间，这是很不错的，毕竟虚拟主机便宜，而且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也是很小的。

安装

系统要求：Debian、Ubuntu、CentOS
1、安装CurlFtpFS

#CentOS系统
yum -y install epel-release
yum -y install curlftpfs

#Debian/Ubuntu系统
apt-get install curlftpfs -y

2、挂载FTP

#创建目录，路径及名称自己定
mkdir /home/ftp
#挂载FTP
curlftpfs ftp.yourserver.com /home/ftp -o user=username:password

参数说明：

ftp.yourserver.com  #FTP地址
/home/ftp  #本地目录
username  #FTP用户名
password  #FTP密码

3、检查
输入df -h命令查看下是否挂载成功。

最后可以将文件上传至本地文件夹/home/ftp进行备份了。
如果在挂载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

fuse: mountpoint is not empty
fuse: if you are sure this is safe, use the 'nonempty' mount option

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让挂载的本地目录变成空文件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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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lFtpFS (简体中文)

Packages

有不少软件可以挂载FTP，你可以将FTP挂载到某个目录下，然后就像本地文件系统一样操作。

• curlftpfs [推荐]
• fuseftp
• lufs [过时了]

这三个都是基于FUSE库。

curlftpfs

安装

# pacman -S curlftpfs

有必要的话，加载fuse内核模块

# modprobe fuse

有必要的话，创建一个挂载点。

# mkdir /mnt/ftp
# curlftpfs ftp.yourserver.com /mnt/ftp/ -o user=username:password

如果你想让其他用户访问，用以下命令。

# curlftpfs ftp.yourserver.com /mnt/ftp/ -o user=username:password,allow_other

不要添加额外的空格或逗号，否则 allow_other 参数可能无法被程序识别.
如果要使用FTP的 active mode 挂载，请添加 'ftp_port=-':

# curlftpfs ftp.yourserver.com /mnt/ftp/ -o user=username:password,allow_other,ftp_port=-

你也可以把这一行加入 /etc/fstab 来自动在开机时后挂载。

curlftpfs#USER:PASSWORD@ftp.domain.org /mnt/mydomainorg fuse auto,user,uid=1000,allow_other 0 0

译者注，似乎这样用也是可以到。

sudo curlftpfs -o rw,allow_other ftp://username:password@ftp.yourserver.com /mnt/ftp

如果中文出现乱码，你可能需要指定编码：

sudo curlftpfs -o codepage=gbk -o rw,allow_other ftp://username:password@ftp.yourserver.com /mnt/ftp 

 from  https://wiki.archlinux.org/index.php/CurlFtpFS_(%E7%AE%80%E4%BD%93%E4%B8%AD%E6%96%87)

 

 

使用 rclone 将文件同步至 Google 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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