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左右，韩国一群大学生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他们定期聚会，分享交流书籍。釜山地政府却逮捕了读书会的22名青年，他们被指传阅危险书籍，并在戒严的情况之下进行非法聚会，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反共法》、《集会示威法》等，遭到拘留处理。当时还只是税务律师的卢武铉，奋不顾身地替被害学生们进行人权辩护。
这就是电影《辩护人》的原型事件。
2013年12月18日，《辩护人》在韩国上映。影片使得韩国人集体回忆起了当年的“光州学生游行事件”，影片上映两个月后，釜山地方法院对“读书会事件”二审宣判，改判被告人无罪。此刻，距离一审已经达33年之久。
他们有改变国家的电影，我们有改变电影的国家。国庆假期看了另一部韩国影片《出租车司机》，它和《辩护人》讲的是同一历史事件，只是变了另一种视角。
《出租车司机》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影片讲述了一位贪图小利的出租车司机金万夑，为了挣钱，从首尔送德国记者去光州。在此之前，韩国官方新闻里说光州正在发生暴乱，暴徒和“赤化分子”们上街闹事。直到出租车司机和德国记者进入光州后，才发现光州的情况根本不是新闻报道的那样，出租车司机护送记者拍下了光州的警察军人开枪镇压大学生和市民影像，并把那些摄影胶片成功带出了光州，使得真相昭告于世。
国家的命运总是在广场上被决定。《辩护人》和《出租车司机》有一个相同的历史背景，是1980年韩国发生的“光州事件”。1979年10月，韩国独裁总统朴正熙遇刺身亡。1980年4月中旬，全国爆发了工人及学生示威浪潮，要求民主。5月初全斗焕政府公布了戒严令，宣布在汉城取消一切政治活动。5月15日，约10万名大学生在汉城集会，向军政府示威。16日起在光州也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活动，于是全斗焕政府派出戒严军包围了光州，进行了血腥暴力的镇压，军队殴打监禁示威者，向人群开火。同时切断光州与外界的联系，控制媒体歪曲事实。而光州事件和那些因参与事件而被独裁政府诬陷为“暴徒”的大学生和市民们，直到1996年才在法律上正式获得了平反。
《出租车司机》上映三个星期左右，就成了今年韩国首部突破千万人次观看的电影，要知道韩国总人口只有五千万。
电影能改变国家吗？
当然不能。
但是电影可以改变人，人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就像卡夫卡说的那样——冬天用斧头打湖面上很厚的冰，是打不破的，可是会惊醒冰面下的鱼，但最后融解这个冰的，一定是春天，不是斧头。电影，就是这个惊醒社会大众的斧头。
艺术干预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预艺术，这是有良知有担当的艺术家们躲不过去的一道门槛。政治题材是韩国近年来独有的电影题材，导演和编剧非常娴熟地将这类题材的敏感性隐喻在生动的故事当中，而且无一例外的都放弃了宏大叙事的模式，转而讲述大时代里的小人物，细腻地呈现一个普通人觉醒的过程。
这和中国电影有很大的区别，中国影片里的好人，一开始就是好人，他们天生就是好人，好的往往莫名其妙。而韩国影片里的主角，往往都带有人性的某些劣根性，有着明显的性格缺陷，贪图小利、畏畏缩缩、只想明哲保身，以生存的名义学会世故和冷漠，并接受了社会的潜规则。但他们却在一次次妥协中重新建立原则底线、重新定义成熟睿智，无论是压力中被迫走向正义的出租车司机，或是接地气的中庸者辩护人，都像极了我们周围的很多人或者我们自己。
这些人物如同一面犀利的镜子，映照出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生活模式和通病。所以，当观众看到他们最终能够不畏强权，为了捍卫那些崇高的字眼——“公平”“正义”“民主”挺身而出的时候，很难不为所动。这些真实的小人物，逼着观众去自省，去汲取力量和希望。因为国家，就是由这一个个真实的小人物构成的。
1998 年，韩国经过长期的斗争废除了电影审查制度，代之以与国际接轨的电影分级制度。这一举措给予韩国电影更大的发展空间，使韩国电影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正是由于韩国日渐民主的政治环境和分级制度的施行，许多涉及政治敏感性和历史争议的、有暴力血腥镜头的电影才能顺利上映。
这已不是韩国第一次出现“改变国家的电影”了，这几年陆陆续续推出了许多部真诚反思历史和揭露国民性的的影片，仅我看过的就有《恐怖直播》、《那家伙的声音》、《熔炉》、《釜山行》、《素媛》、《共同警备区》、《杀人回忆》、《隧道》、《实尾岛》、《欢迎来到东莫村》、《鬼乡》等等。
可悲的是，当韩国已经在为拍出了反思历史的电影而全民欢呼时，我们却只能在网络的角落里像看色情电影一样地偷偷观看。更可悲的是，甚至听到有人这样评论：“知足吧，至少现在还能看到这些电影，又不是完全看不到。”
极权主义总是把人性正常需要的东西，演变成一种特权。干净的空气、安全的食物、不被封锁的信息、看病的权利、生孩子的权利、看电影的权利，所有这些人之常情，都成了一种恩惠。更为可悲的是，有多少人以“稳定”为莫名其妙的理由选择了沉默，其实沉默就是帮凶，就是所谓的“平庸之恶”。
1961 年，纳粹分子艾希曼在被审判时自我辩护，他自己只不过是“一台机器里的螺丝钉”，其所作所为，顶多是为了军阶罢了。当时身为《纽约客》的记者阿伦特见证了整个审判，在她看来，艾希曼的表现与他所犯下的罪行，并不能归因于任何罪恶动机或是愚昧，而是源自于一种“思考的欠缺”，阿伦特用“平庸之恶”来加以形容：就算纳粹再邪恶，他也只是一种统治手段；而人们之所以趋之若鹜的附和他甚至加入他，只是因为想做个老实听话的“好人”，于是随波逐流。
凯诺文曾说：“要表述那种极权主义非人力量面前自暴自弃和自我矮化的二脚动物，实在没有比‘平庸’二字更确切的了。”基于这种“平庸之恶”的理解，我们就可以去追问独裁专制统治下的个人的责任问题。在意识形态的诱惑下，人们害怕被历史的潮流所抛弃，他们不敢与众不同，只是去迎合大势，甚至在自己的同胞遭受杀戮的时候也显得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心灵生活的危机”使人们不但没有能力去思考自身和周遭的处境，而且丧失了断定是非的根据。
这种“平庸之恶”已然成了许多国人的处世哲学。但是我们要记住，没有什么能逃过时间的审判，很多这个时代的“常识”和“真理”，会在下个时代被我们的后人所推翻和鄙视。我们不能靠掩藏起丑恶来为世人制造一种虚假的美。
政治史与政治学上有个通则：独裁统治的社会，基本上敌视记忆。极权主义最恐怖、也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可以全面一一改写所有历史记录，就连历史照片都可以仔细地将不该出现的人挖掉，再补上后来认定应该在的人。
统治者用国家的力量涂抹掉一段共同的经验和记忆，明明发生过的事，大家一起忘了，因为别人都忘了，以至于还记得的人，也随而怀疑自己的记忆。在记忆受到操弄的社会里，人却被弄得再也搞不清楚自己经验的界限到底在哪里，什么是我真正经验的，什么不是，我要怎样确认自己的经验是真的，是不会被否定的？
以卵击石，不是没人做，只是少。但是我们要永远记住，我们今天的每个行为和选择，终有一天会接受后人的审判，也要记住电影中的这句话：
“即使岩石再坚硬也是死的，鸡蛋再脆弱也是活着的生命，岩石最终会碎成细沙，而鸡蛋终究会孵化越过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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