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天津王庆坨时，我丝毫察觉不到这个号称“中国自行车第一镇”的热闹：小汽车飞快游走，电动车插空穿梭，别说自行车不多见，就连行人也比车少，稍不留神走路，就可能被前后的车喇叭惊醒。我绕着居民区的街道拐了二十多分钟，才看到一辆摩拜单车，停靠在路边不起眼的熟食店。
穿过居民区，来到京环高速路边，王庆坨的面纱才被揭开。单说时代广场往西，三四公里的马路两旁，几乎被自行车、电动车的门店占领，山地车、童车、淑女车、电动车是小镇的主角。门店与马路相隔十多米，不少店门口停着不乏奔驰、宝马等豪车，也有的摆上几十辆自行车样品，但几乎所有店里都冷冷清清，只有汽修店的小伙子们言语两句。
反观旁边的高速路，栏杆式和厢式货车疾驰而过，夹杂着面包车和小汽车川流不息，不时还有小三轮车横冲直撞。喇叭声、车轮声混杂着，在这些噪音中我的脑袋晕乎乎的，鼻腔里也粘着焦油味的尘土。
9月25日下午，我走进其中一家门店，这种不适感变得更严重。店里放着几十台甚至上百台新自行车，空气里弥漫着轮胎和油漆的味道，很是刺鼻。屋后就是一个家庭作坊，借着天台透过的亮光，三个工人在生产线上打磨作业，焦油味铺面而来，时不时响起刺耳的机器声。
旁边办公室里几个位子空荡荡的，只留守一位女员工李梅。她垂着头一脸无奈：“现在都不忙，我们今天就都放假了，现在都是在网店卖几台车，厂里几个人干活，现在是淡季，工厂基本停工。”她瞅了一眼街外，“大家都这样，哪有活啊。”
这家店对面的店员张军，两手背在身后在屋前屋后转悠，他说话有气无力：“我们做了20多年，今年比往年销量下滑了50%，北京的几个客户都没有了。”
除了自行车行业，电动车行业也有波动。一位做电动小三轮车的老板告诉我，前几年生意可好了，年销量能达到一万台，现在只有两三千台，工人也缩减到十多个。
三轮车师傅带我绕了绕藏在小巷子里甚至开发区的大大小小厂房，不少已大门紧闭，只留下写着小广告的红砖墙和角落里的爬山虎，一家厂子的铁门已经生锈，张贴的“福”字被撕去一半，铁门内还镶着一块两米高的实心板。
一家工厂的销售经理钱钟，正和两个工人说着话。稍后他坐在桌子前，端起了茶壶，“工人有40多号人，都放假了，小工厂好多都倒闭了，人们要么去打工，要么在家歇着。工人这个季节都去掰棒子（收玉米），一天也能拿两三百，但到冬天也不行了。”一千多平方米的厂房，回荡着三两声鞭打车轮胎的声音，至少有一半空间堆放着九五成包装的自行车，而这些库存已有几个月了。
夕阳下沉，夜幕降临，这座小镇仿佛又活过来了。不管是有门面的还是只有背篓一个，都出来摆摊。或竹竿上点个白炽灯，或借着路灯的光凑合下，饼干副食、熟食店的，一篮子青菜的、一小车梨子的……秋天夜风乍凉，摊贩们却乐此不疲。
当然，夜晚最热闹的当属服装店和手机店，尤其以OPPO、vivo为首的经销门店将服装店擅长的叫卖技能发挥到极致，伴随抖音流行乐曲和活动优惠价的混音，处处涌现出一种热闹的市井气息。门店两侧，随处可见乱丢的菜叶和塑料袋，以及井盖周围黑乎乎的污垢。
这是一个平凡的中国乡镇，庸俗得让人舒服。这也是一个别样的中国乡镇，至少满大街的汽车和星罗棋布的工厂，表明它比绝大部分乡镇富裕。制造业撑起的小镇命运，往往与行业发展关系密切。如今的颓势，绝不是它历史的常规写照。
“这共享单车都把我们搞死了”
王庆坨的过往和如今的夜市一样热闹。
这里距天津市区40多公里，比邻河北霸州，但地理位置优越，津同公路、京九铁路津霸线经过镇子，津保高速、京沪高速在镇区也有出入口，便利的交通为这块原本贫瘠的土地带来了商业机会。
上世纪90年代初当地自行车厂工人下岗后纷纷创业，以家庭式作坊的模式生产、售卖卖低端自行车。两三年间，王庆坨出现了200多个家庭小作坊。在4万常住人口中，70%以上的劳力从事与自行车生产相关行业。经过了90年代末低端劣质产品的整顿、不合格企业的清理以及此后十多年的发展，王庆坨也一跃成为北方最大的自行车生产基地。
政府公开资料显示，到2015年6月，王庆坨镇民营自行车中小企业达500余家，其中整车企业160余家，零配件企业260余家，产品远销欧美、非洲和东南亚等20多个国家，年产值达到37.8亿元。自行车产业一度占王庆坨GDP的75%，吸纳全镇60%以上劳动力，王庆坨的自行车年产量也占到全国的七分之一。
钱钟在天津干自行车销售十多年了，回忆起昔日场景，语调一下子变得亢奋，“前几年天天加班，基本晚上11点前没有下过班。路上也天天堵车，都是送货的、拉零件的。”他回忆，当时工人们一个月能挣上1万多元，而现在只有4000元，这还算上保底的3000元。
时间拉回到十多年前，司机师傅乐田瞪大了眼睛，“厂里干苦力的一天能挣五六百元，就算是普通工人一个月也有五六千元收入，来了很多外地人，而现在外地人少很多了，你想想一个月三四千元收入，根本养不了家。”
随着人们收入不断提高，省人力的电动单车开始替代自行车，即便是价格相对高很多的汽车，也在分期贷款的催生下普及开来，自行车需求急剧缩减。
王庆坨的自行车高光时刻也在2015年变得黯淡起来。据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的不完全统计报告称，2015年天津自行车产销量出现首次下滑，下滑比例为3%。2015年中国自行车产量8026万辆，同比下降3.36%。
直到共享单车风口到来，给王庆坨的命运制造了一个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先甩到天上，再重摔下来。
2016年下半年，共享单车开始升起燎原之火，这自然少不了王庆坨的参与。交通部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共享单车产量约为2300万辆，天津作为重点产区接手60%以上订单。当地人告诉我，有不少厂子拿到了ofo小黄车的订单。
谁知风口仅持续了一年左右。
2017年下半年，头部企业垄断越加明显，一些中小型单车企业开启倒闭潮。2017年6月，悟空单车在运营5个月后宣布退出，成为首家倒闭的共享单车企业；而后，酷骑单车因押金难退爆出大量负面新闻；8月，町町单车被曝跑路。再加上“禁投令”发布，ofo、摩拜也被曝出资金链紧张问题，上游王庆坨工厂的日子又变得难过起来。
距离王庆坨四公里的河北霸州赵家柳村，安放着一座共享单车“坟场”。看管人员告诉我，这些酷奇单车现在至少有5000台，他们收集后翻新修理，最后卖给在各地小范围投放的单车企业。这些单车停放在玉米地和黄豆地中间，车身落满灰尘，旁边是刚拔上来的花生秧子和几间羊圈，混杂着泥土和杂草的味道。
一提到共享单车，当地人就怨气冲天，“这共享单车都把我们搞死了”。
自行车厂老板元华总结了共享单车给当地企业带来的影响：一方面，单车挤占市场份额，甚至把下游零售客户都挤走了；一方面，单车企业拖欠货款，导致工厂资金链断裂。他指指对面的厂房，“那家1000多万元货款没拿回来，直接倒闭了，还是个车间厂，比我家大多了。除了自行车厂，还有零件厂、配件厂、组装厂也倒了不少。”
他家虽然没接共享单车订单，但月销量从前几年的七八千台甚至上万台，下滑到如今的一两千台。为节省成本，元华上个月把旁边的第二家厂房出租，仅留下一间厂房自用。
另一个自行车厂老板罗飞不这么想。在他看来，每年都有门店关门、开门的过程，只是去年和今年传得比较多，但没有网上说的那么邪乎，经济在转变，相当于洗牌，“行的接着干，不行的淘汰”。他有自己的一套思考逻辑。“咱自己不可能贬低自己，好比你和朋友在一块儿，你天天说我很穷、生意留不住，你朋友会可怜你吗？只会越来越看低你，你只能自己把生意做好。”
撇开共享单车的争议，环保也是王庆坨所有厂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有人告诉我，现在环保查的严，不少小厂子都偷着干，即便有的厂拿到资质证书，也会面临检查。
在自行车制造中，喷漆、烤漆会释放漆雾和有机废气，不仅污染环境，也损害员工健康。除了废气排放外，有工厂职员告诉我，王庆坨小厂居多，不少设施简陋，安检和消防设施也有漏洞。诸多压力下，不少厂房停工整改。
“行的接着干，不行的淘汰”
王庆坨的未来怎么走？
不止一个人对我说，等过两年共享单车在市场上消失了，自行车行业可能会好点。我注意到，说话人的厂子都很闲，多数人放假，只有零星的几个工人在忙碌。
问题是，共享单车还会从市场消失吗？
朱格的工厂员工很多，内销工厂的两条生产线上都站着工人，大门口还停着一辆京东的物流货车。和其他老板不同，朱格给人的感觉很清爽，淡蓝衬衫搭配白T恤，下身也是淡蓝的牛仔裤，头发也剃得干净利落。从学校毕业后，他先后在北京、上海工作，十年前回乡办厂创业。
也许是比较年轻，朱格对新事物的接纳程度较高，没像其他同行专注线下批发商-零售商的经销体系，而是把网店作为重要战场。2003年，他开始做网店，当时物流配套不完善，售后出了一堆问题，但他觉得“电商肯定是个趋势，实体店肯定死”，咬咬牙坚持做了起来。
除了自己经营外，朱格还招募网店经营者合作，甚至给出网店的启动资金，自己供货，网店主销售，扩大网店的售出渠道。就连来取经的大学生，也被朱格说服去做大学城网店的创业项目。2016年，他干脆停了最后一家线下门店，在京东等平台专心做网店。
但他也遇到新问题，网店客户多为散户，内销每个月不到1万台，必须找其他路子走量赚钱。新路子就是外销，大多生产便宜好用的单速车，通过外贸公司销往印度、斯里兰卡等不发达国家，一次能走几千台甚至上万台。
如今除了外销单速车，朱格在国内则是另一种打法，多卖山地车和小型电动车，单速车少做，这也让他们很早就看出了共享单车的隐患，没有主动扩充共享单车订单从而避开大坑。朱格望着样板间的变速自行车，扭过头来说：“单速车卖不动，但运动器械类的变速车依然受到人们喜爱，整体市场没有减少，锂电电动车也是过渡，用人力蹬的自行车还能坚持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大的科技进步的话。”
王庆坨还在做自行车的企业路子各不相同。刚接了2500单生意的刘亩计划明天开工。15年前入行，2006年他便开始做网店，但坚持了七八年效果甚微，“网店利润低，而且售后问题太多，返还率太高就赚不到钱了，我就又开始发展线下客户了。”如今，他的厂房里堆放着即将发货的加拿大雪地自行车。
在国内需求疲软下，外销渠道越加重要。为了避开竞争激烈的东南亚等市场，钱钟所在的工厂已将旗帜插向了俄罗斯。
在大部分厂家自己掌握销售渠道的情况下，王庆坨也有厂家决定只承担生产者的角色。
赵荣和哥哥合开了一家车厂，虽然只有七八年时间，但已初现规模。在这场倒闭潮中，工厂仍忙碌得热火朝天，死飞车、折叠车、公主车、山地车都有不同的车间，屋内声音嘈杂，门外的送货货车旁，装卸工正搬运一辆辆九五成包装的自行车。
“我们的秘诀在于什么单子都接，所以每天都出车。”赵荣呵呵一笑，一来他们生产的车型多，二来他们不介意订单大小，用他的话说，100台也做，1台也做。此外，他们只负责生产，国内销售由客户在天猫上经营，国外渠道则交给外贸公司。
赵荣的商业头脑在拒绝共享单车订单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认为，单车企业只付30%订金，发货后再给30%，剩下的不知何时归还的做法不靠谱，他们行业规矩是出货前尾款必须打齐。此外，零部件调来后，哪怕对方违约不要这批货，工厂也能用得上这些零件，但共享单车就用不上了。原因在于，一般要求组装到九五成就发货，折叠式不占地方，而单车要求完全组装好，特别占地方。
在这个小镇上，大部分人的命运都与自行车牵扯在一起。
对当下的困难，刘亩似乎看淡了，“十年前厂子比现在多，不断有被淘汰的，比如被坑的、经营不善的、赚钱跑路的。”他瞄了一眼昏暗的停工车间，“每个厂都这样，看谁能撑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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