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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30 October 2020

有些真相未必真是真相

 

最近读到两篇文章,作者都是过去北京四中的学生。同样是记录文革初期批斗校长、教师的场景,说法却有很大差异。高三年级的秦晓在《四中往事》中说:"有一次,一帮学生搞突然袭击,把杨滨校长等拉去游街,戴高帽子。孔丹正召集我们开会,听到消息我们立刻冲了出去,拉起手拦着,不让搞过激行动。……杨滨是个老革命,我们一路保护,但也要有策略。我特别叮嘱看管杨滨的同学说,杨滨还有好多事没交代呢,不能让她自杀,也不能让她受罪,你们负责看住。那两个孩子尽力执行了。后来杨滨一直念叨这件事,直到临终还说,孔丹、秦晓保护了我。文革中四中的老师、校领导基本上都没挨过打,更没有自杀或被打死的。"
 但同样是北京四中高一学生的北岛,他看到的景象却是另外一种面貌。他回忆说:文革爆发,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没完没了的批斗会。高潮是196684日,那是个星期天。有二十多个校领导和老师戴高帽挂牌子游斗,被学生们拳打脚踢。最后集中到操场上,在学生的喧嚣、羞辱和拳脚中蹒跚穿行。强迫他们齐唱《鬼见愁战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人民的铁锤,把我砸烂砸碎……"


最让北岛震惊的还是语文老师刘承秀的自杀事件。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她因受审查而导致儿子从部队转业。那天凌晨五点,在食堂后面的小夹道,她用剪刀割断并拉出自己的喉咙,现场惨不忍睹。当消息传遍学生宿舍小院,北岛正在六斋生火,浓烟呛得他睁不开眼睛。 同是四中的学生,讲述同一所学校发生的事情,却差异很大,那么,谁的记忆更接近真实呢? 说起来,这毕竟是几十年前的往事,隔了几十年的光阴回头追忆,出入总会是难免的。值得警惕的倒是,就连当下人记当下事,并不存在时间跨度,仅只是所处角度不同,有时也会大相径庭,这才使人怀疑历史会不会任人信口胡说。 我们过去读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其中涉及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提到一位女性校长杨荫榆。


 1924年,杨荫榆接掌女师大,正值该校"学生自治会"势力最为鼎盛之时。1920年代的高校"学生自治会"权势之大,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担任过北大校长的蒋梦麟曾感慨说:五四运动后,北京高校的学生已然失控,"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要求津贴学生活动的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预备揍人。"蒋梦麟自己就曾经因未能满足学生们的要求,而被学生封锁学校,关在了校长室里。 杨荫榆1918年赴美留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22年回国后在上海教书,不久即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召至北京,于19242月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应该说,五四运动后国内高校的情形,杨荫榆是不太了解的。她的办学理念,更多来自传统教育和西方教育思想,对于当时大学纷纷扰扰的现象,她出于整顿校纪学风的目的,强调学生应该把主要精力投入学习,而不要过多地参加政治运动,这就与学生自治会形成了冲突。 1924年秋季开学,有学生延误两月返校,没有按时报到。杨荫榆决定制定校规,凡逾期返校的都要开除。但在具体处置时,仅对国文系三名平时不听话的学生给予要求他们退学的处分。这下惹恼了本就对杨荫榆治校方针不满的学生,在学生自治会的发动下,女师大"驱杨风潮"由此爆发。 学生自治会条列杨荫榆九条"罪状",宣布剥夺其校长资格,查封校长办公室,将其驱逐出校,想尽一切办法不许杨荫榆进学校。杨荫榆作为堂堂大学的校长,只好在校外租房办公,并向教育部求助。双方对峙了一阵后,杨荫榆在校外写出开除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六个干事的布告,其中就包括刘和珍和许广平二人。许广平等人拒绝承认这个开除,将布告牌摘下来丢在地上,照常继续上课。为维护校方尊严,杨荫榆决定请警察护送,强行返校办公。

在这场风波中,鲁迅力挺许广平等女学生,痛骂校长杨荫榆、学者陈源、教育部长章士钊等,指责杨荫榆对学生"率警殴打,断绝饮食"。但杨荫榆是否真的如鲁迅所言,在指挥警察伤害学生呢?据当时在场的李四光亲眼所见,倒是巡警们都被卸了武装,被女学生们看守着,"吓得像狗样的听差不断的向杨先生报告,一会儿说某某门已经被学生把守了,一会儿又说外间的情形不好,恐怕有人来捣毁学校",而试图返回校长室办公的杨荫榆,"一面吩咐巡警,无论如何不准动手,一面硬跑出门外,前后左右用巡警包围,向西院走去。一时汹涌唾骂的音乐大作……" 品格独立,情操极高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后来回忆起当时场景时感叹说:"有人以为我是'杨先生的死党'。无论就私交,就职务说,这个头衔,我真不配。我并不是票友,本行的笨事都做不完,哪有闲工夫去干那些玩意。假若我在女师大有了职务,或者是一个'教育家',或者是社会上负重望的人,就那一天的情形看来,即令替杨先生作了死党,我还不失为一个人。"话说到这份上,已经是相当的悲愤了。 这跟鲁迅先生笔下的描述,可说是大相径庭。站在读者的立场,我们该相信谁呢?是相信在场的李四光呢,还是相信那天根本就不在场的鲁迅呢? 至于当年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几十年后回忆女师大风潮,还指称杨荫榆"不学无术",这心胸就不免狭小而罔顾事实了。 杨荫榆这人,那可是真读书的。她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就读的那所学校,很少有达到合格毕业的,三十多个人,只有少数学生能拿到毕业证,而她不但轻松结业,还得到了该校一枚金质奖章,不可谓不优秀。 回国后,杨荫榆先后担任过江苏省第二女子师范教务主任、北京女高师学监兼讲习科主任。这一段教学经历,不但使她在校内有了很高的威信,也得到了同学们的拥戴。 1918年,教育部首次选派教授赴欧美留学,她应选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专业。 杨绛回忆当时杨荫榆赴美留学时车站送行的场景说:"那天我跟着大姐到火车站,看见三姑母有好些学生送行。其中有我的老师。一位老师和几个我不认识的大学生哭得抽抽噎噎,使我很惊奇。三姑母站在火车尽头一个小阳台似的地方,也只顾拭泪。火车叫了两声,慢慢开走。三姑母频频挥手,频频拭泪。月台上除了大哭的几人,很多人也在擦眼泪。"


她早年的学生谢巾粹撰文回忆,1913年在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念书时,同学们"既佩服杨师的学识、经验,更感觉杨师的和蔼可亲、热心恳切,宛如慈母的态度"。


1924年被教育部任命为女师大的校长,并非如许广平所说,是"投靠了当时的权贵"换来的。她当时之所以不受学生欢迎,是因为她不喜欢学生搞运动,只愿学生好好读书,毕业后教书育人。然而当时的学生,已经类似文革,心思早不在课堂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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