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本文為《巨人：美國帝國如何崛起，未來能否避免衰落？》作者尼爾．弗格森在今年為台灣讀者寫的序，原標題為〈寫於二○二○：臺灣版作者序〉）
《巨人》出版至今已超過十六個年頭。前幾天人在紐約的編輯提醒我，我原來曾想把書名取作「盲眼巨人」。在當年，仍有人對美國佔領阿富汗與伊拉克抱持相當樂觀的態度，因此他認為取這書名太過負面。他當時甚至說服我，把副書名從我想要的「美國如何帝國崛起，未來能否避免衰落」改為更無害的「美利堅帝國的代價」。等到平裝版付梓時，他卻開始與其他許多人一道，轉而認同我的看法了。
我提起這段往事是為了提醒人們，本書絕非支持新保守主義的美國強權，儘管很多人如此認為。寫作本書時，我才剛到美國不久，還不知道在出版品裡大用諷刺的危險。我在二○○三年四月的《紐約時報》上寫道：「我先從實招來。我就是這幫新帝國主義者的死忠成員。」這句話常被沉迷社群媒體而無法讀完整篇文章（更別說讀完整本書）的人拿來攻擊我。我真正想說的是以下內容：
若把維多利亞時代帝國主義者支持的政策「綜合」起來，看起來就宛如出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甚至是世界銀行）的報告：提倡自由貿易、平衡預算、健全貨幣、普通法、廉潔的行政管理與由國際貸款資助的基礎建設投資。這些正好都是伊拉克如今需要的。如果聽起來可怕的「美利堅帝國」能實現這些，那麼我全力支持。問題在於，美國是否具有一項至關重要的特質：耐力。假若沒有這個特質，整個帝國計畫注定毀滅。我在美國待的時間越長，對此就越不敢肯定。
這就是《巨人》書中論點的初次登場。我認為美國欠缺在阿富汗與伊拉克成功實現其「國家重建」所需的持久力（儘管我也曾在《帝國》一書談論大英帝國歷史時於結論暗示過）。在我看來，美國受三個結構性不足所苦，而它們一起毀滅了在伊拉克的嘗試。首先是人力不足：不同於一六一○年代到一九五○年代的英國人，美國人無意離開家園，定居在炎熱、貧窮又危險的國家。其次是財政不足：在一九九八至二○○一年短暫的平衡預算之後，美國很明顯地正邁向赤字日益擴大與無可避免的聯邦債務增加。第三是注意力不足。韓戰與越戰已證明了美國選民對海外戰爭的支持只能維持短短幾年。
我想，時間已證明我的論點是正確的。誠如我在本書結論所預見，阿富汗與伊拉克今天看起來一點都不像是小布希政府試圖出口的自由民主模式。伊朗與北韓這兩位小布希口中「邪惡軸心」的其他成員，還是與過去一樣危險。古巴仍然是獨裁政權，而利比亞與敘利亞在試圖推翻國內暴君的過程中陷入內戰。
此外，我也認為比起通貨膨脹，美國更可能走向通貨緊縮，就像在十九世紀末那樣，「通縮失敗者很可能轉向激進的政治形式，藉以表達其不滿情緒」。所謂更激進的政治形式就是指民粹主義與社會主義，而那很可能導致對全球化的全面反撲。我也正確地指出，為何在這種狀況下（包括歷任總統都傾向讓「跨部會競爭來決定政策」）不可能透過什麼連貫一致的策略來當世界警察。事實證明這項分析完全正確：
美國政府發言人堅稱只要美國能在伊拉克建立民主政府，美國人便「一天也不會多待」（而且美國很明顯真的是如此盤算）。這就是在無意間妨礙了當地人民與美國當局合作。當地人不會有信心支持美國政策，因為美國人一旦撤離，自己便可能被其他人指控「與美國人勾結」。
再進一步看，我推測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未來可能會「迎來『無極』世界，一個沒有任何帝國足以佔據支配地位的世界」。（後人常把這項觀念稱之為G零〔G-zero〕，以相對於G7或G20。）
《巨人》的一項核心主張，便是力量來自內在。帝國衰落並非來自某些具威脅性的對手崛起，而是源於內部衰敗。這個概念也出現在我後來出版的專書裡，特別是《文明》與《西方文明的4個黑盒子》。我至今仍如此深信。自《巨人》出版以來，兩位人格特質截然相反的總統都試圖讓美軍擺脫小布希當初入侵的國家。歐巴馬從伊拉克撤軍；川普則打算與阿富汗的塔利班談判。
這兩個例子都證明了退場戰略總是「說比做簡單」。歐巴馬總統明確宣布放棄扮演世界警察，川普總統則予人不把盟友放在眼裡的印象。但無論是哪位總統，要拋棄從前朝繼承的全球責任出乎意料地困難。時至二○一九年底，仍約有二十萬美軍部署在海外，部分駐紮在阿富汗、伊拉克、索馬利亞與敘利亞等人們熟悉的不安定地區（也是穆斯林世界的戰場）；其他則駐紮在德國、南韓與日本等地，他們自一九四○年代末、五○年代初以來就一直駐紮在那裡。另外還有人駐紮在尼日、查德與馬利等新興衝突之地。
如今早就已經沒有人在談「全球反恐戰爭」，但事實上聖戰組織在世界各地依舊活躍，而且美軍士兵也還在持續與他們交戰。在某種程度上，歐巴馬與川普的多數支持者似乎都沒看見兩人其實都延續了小布希政府最重要的後九一一戰略：在海外打擊聖戰份子，因為他們都相信在這麼做能降低在國內打擊聖戰份子的需要。
然而，我在《巨人》與後續著作中指出的內部衰弱仍持續飛躍般地進展。例如美國的公共財政在接連回應全球金融危機與全球疫情大流行後更加惡化；而在很多其他面向上，從白人戰後嬰兒潮世代預期壽命到青少年受教育程度，美國的大衰退仍在上演。與此同時，誠如我在《廣場與塔樓》中所說，網際網路平臺的崛起，讓公共領域陷入嚴重分裂與功能失調，假新聞與極端觀點氾濫成災。
自二○○四年以來，世界上最大的地緣政治變化無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崛起。中國不僅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正加速迎頭趕上美國），也是與美國競爭的超級大國。我在出版《巨人》的三年後，首次寫下一篇文章來談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與我共同創造的「中美國」（Chimerica）一詞—也就是我最早曾在《巨人》第八章寫到的中國與美國經濟體的奇特融合（「亞洲儲蓄者與美國消費者之間的共生關係」）。我們向來主張「中美國」是無法長久的癡心妄想，這點也已經被歷史證明。在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其根源是美國經常帳赤字的中國資金），中美關係迅速惡化，惡化到人人都在談「新冷戰」（編按：又稱第二次冷戰，冷戰2.0）的地步。
「我們已走到冷戰的山腳邊。」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二○一九年十一月北京的「彭博創新經濟論壇」接受我訪問時這麼說。這番話並沒有太令我吃驚。因為打從那年年初起，我就已清楚看見美國與中國之間正上演一場新冷戰。二○一八年初始於關稅與智慧財產盜竊的貿易戰，到了年底已演變成一場與中國華為公司爭奪5G網路全球主導地位的科技戰。美、中之間已化為一種意識形態上的對抗，以回應北京當局對待新疆維吾爾少數民族與香港民主派示威人士的做法；美、中之間長年針對臺灣與南海的摩擦也與日俱增。
儘管如此，要讓季辛吉（而不是別人）承認我們正處於新冷戰的起點，其實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自一九七一年首次密訪北京以來，季辛吉一直是中、美交往政策背後的操刀者；長達四十五年以來，中、美交往政策都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主旋律。這件事根本改變了冷戰中期的權力平衡，把蘇聯推向劣勢。它同時也為歷史上規模最大、發展最快的中國工業革命，創造了地緣政治條件。這件事也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導致了「中美國」的誕生。
（下）
北京與華府的關係怎會惡化得如此迅速，以至於現在連季辛吉都大談冷戰？一種常見的答案指出，川普總統像顆大鐵球一樣撞向「自由國際秩序」，因此新冷戰不過是「美國優先」策略的不幸後果之一。但這觀點太看重美國外交政策在二○一六年後的轉變，忽視了自二○一二年習近平就任中共總書記後中國外交政策發生的改變。未來的史學家都將發現，中美國的衰亡始於某位新任中國領導人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認定不再有必要遵守鄧小平著名的韜光養晦原則，去隱藏中國的野心。
美國中部地區的選民會在二○一六年投票支持川普，有一部分正是不滿中美交往及其必然結果（全球化）的不對稱報酬。中美國的經濟利益不僅不成比例地流向中國，中美國的成本不僅不成比例地由美國勞工階級承擔，同樣一批美國人如今還看到他們用選票送進華府的歷任領導人，居然在這個新興超級大國的誕生上扮演了催生者的角色。中國成為與美國競爭全球支配地位的挑戰者，因為有著比蘇聯還強的經濟實力而更令人望而生畏。
承認美國與北京的關係已經惡化的，並不只季辛吉一人。另一位中美交往政策的長期信徒夏偉（Orville Schell），也在最近承認這種取徑已經失敗：「因為真正有意義的交往，可能導致國內要求更多改革與改變，恐將導致中共政權最終走向覆滅，因此中共對此一政策也深感矛盾。」與此同時，批判中美交往政策的保守派也迫不及待在其墳上跳舞，敦促在經濟上「隔離」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幅縮減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的空間。川普政府內比較仇視中國者開始走路有風，特別是國務卿龐佩奧（Mike Pompeo）、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與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
過去三年半，他們一直主張川普總統任內最重要的政績，就是改變了美國對華政策方針。這種從交往轉向競爭的政策舉體闡明在《二○一七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2017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二○二○年的種種事件似乎也證明了此一轉變。
COVID-19（編按：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大流行不僅讓新冷戰的情勢升溫，還向過去持懷疑態度的人揭露新冷戰確實存在。中國共產黨是這場大災難的罪魁禍首—其首先掩蓋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的危險性，然後推遲可能阻止病毒傳播到全世界的措施。然而，現在中國卻想為拯救世界免受自己所釀成的危機邀功。中國政府大量出口廉價且不大可靠的呼吸器、篩檢試劑與口罩，試圖從自己招致的失敗中反敗為勝。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譯按：耿爽）甚至宣傳起冠狀病毒源於美國的陰謀論，並在推特上轉推一篇文章，該文聲稱一支美國團隊在去年十月到武漢參加世界軍人運動會（World Military Games）時將病毒帶到了中國。
同樣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中國聲稱香港民主派的抗議潮一再發生，是因為背後有美國在操縱。當前針對前英國殖民地地位的衝突毫無疑問是「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的產物。誠如龐佩奧所說，北京強加於香港的新版《國安法》實際上「破壞了」香港的半自治地位；北京還撕毀一九八四年的《中英聯合聲明》，該聲明保證香港將在一九九七年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繼續維持自己的法律體系五十年。
在這個脈絡底下，美國大眾自二○一七年起對中國的情緒明顯變得更加強硬（尤其是較年長的選民），就不大叫人意外。如今，中國是民主黨與共和黨兩黨少數有共識的主題之一。對這一事實最好的寫照，就是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Joe Biden）的競選團隊也多次嘗試將拜登描繪成比川普更反中的鷹派（前國家安全顧問波頓〔John Bolton〕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剛好對他們有利）。在香港議題上，民主黨籍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就和龐佩奧一樣怒不可遏。
不僅如此，川普政府比近年任何一屆美國政府更公開支持臺灣政府。不只川普，我們同樣有理由預期拜登政府將繼續執行這項政策。若拜登贏得總統大位，很可能出任國防部長的蜜雪兒．佛洛諾伊（Michelle Flournoy）便曾在今年三月的訪談中表示：美國「必須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以不對稱的方式思考我們該如何加強嚇阻。要麼用『抵制性嚇阻』讓（中華人民共和國）放棄侵略，要麼就得提高中國武力犯臺的成本，讓他們得冒失去所珍視東西（例如海軍艦隊）的風險。他們才會懂得三思而後行，說聲：『好吧，也許我們不想今天入侵臺灣』」。中國國營媒體如今正公開討論這種入侵的可能性。如果有什麼事能將第二次冷戰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那就是中國共產黨征服臺灣並消滅其民主的野心。
第三次世界大戰會是一場災難。但我曾在別處主張，一場「純粹的」冷戰不只無法避免，同時還有可取之處。因為這能讓美國不敢再自得意滿，轉而更認真努力不讓中國在人工智慧、量子電腦與其他重要戰略科技上超越美國。但我這項「我們應該學會停止煩惱並愛上新冷戰」的觀點，卻遭到大力抵制。Google前董事長艾瑞克．史密特（Eric Schmidt）主張，應該建立一套「競合」（coopetition）模式，讓中、美兩國導向「競爭性合作關係」（rivalry-partnership）。在這個模式中，美國與中國將以三星與蘋果行之有年的方式，既競爭又合作。哈佛大學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也呼應這樣的想法，他認為肺炎疫情大流行已經使美國「不可能清楚辨別中國到底是敵還是友。競爭性合作關係聽起來可能很複雜，但人生本來就很複雜」。
他們的主張聽起來都很合理。但他們忘了一件事：中國共產黨不是三星。今天支持「競爭性合作關係」的人，就像前一場冷戰抱持鴿派立場的學術圈一樣（特別是一九六八年後），忽略了中國人對「亦敵亦友」（frenemies）的關係可能並不感興趣。中國人很清楚這是一場冷戰，因為這場冷戰是由他們先開始的。當我去年首次在會議上公開談論新冷戰時，我很訝異竟沒有中國代表反駁我。我在九月問他們其中一人（一位掌管重要國際機構的中國人）為何沒人反駁我。「因為我同意你！」他笑著回答。作為北京清華大學的客座教授，我親眼目睹了中國在習近平統治下的意識形態轉變。研究諸如文革等禁忌主題的學者，紛紛受到調查或面臨更糟的災難。而對西方採取好鬥立場的人則步步高升。
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主任閻學通最近論稱，新冷戰將會是一場純粹的科技競賽，而沒有上一場冷戰的代理人戰爭與核戰邊緣政策（nuclear brinkmanship）。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在《文化縱橫》的訪談中（四月二十八日出刊）同樣坦率：「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現在其實已經形成了『新型冷戰』的局面，」他說，「有兩個原因。首先是西方政客甩鍋的需要（指誰該對疫情大流行負責）。」「其次，」他補充說，「現在西方想把這個問題變成一個制度問題，他們說中國能（在湖北省）做到這麼嚴厲的防控措施，是因為你是一個非民主的社會，所以有這麼大的權力與能力去做這件事情。」
然而，與「戰狼」外交官頭頭趙立堅經常在推特上發布的嗆辣言論相比，前述說法簡直是小兒科。在回應美國國會對中國強行推動香港《國安法》採取制裁措施時，趙立堅推文說：「美國參議院通過的《香港自治法》（Hong Kong Autonomy Act）只是一張廢紙。」按照他過往的標準，這發言還算客氣了。龐佩奧六月十七日在夏威夷與中國共產黨負責外交的政治局委員楊潔篪會面後，官方發布的中文公報語氣更有著冷戰的經典味道。例如，在對維吾爾人的迫害議題上，中方呼籲「美方尊重中方反恐維穩與去極端化努力，停止在反恐問題上搞雙重標凖，停止利用涉疆問題干涉中國內政」。
這不禁令人想起毛澤東時代的老派尖酸刻薄，而這樣的回擊並不單單針對美國。中國政府嚴厲抨擊任何膽敢批評它的國家，從澳洲（被共產黨控制的《環球時報》編輯形容成「黏在中國鞋底上的口香糖」）到印度到英國，無一倖免。希望恢復交往路線或至少與北京建立亦敵亦友關係的人，都低估了王滬寧的影響力。王滬寧自二○一七年起成為中國權力最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習近平最有影響力的顧問。王滬寧曾在一九八八年八月赴美做了六個月的訪問學者，造訪三十多座城市與近二十所大學。他對那次美國行的記載成了《美國反對美國》（於一九九一年出版），是他針對美國民主、資本主義與文化（種族分歧是第三章的重點）的嚴厲批評。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政治理論家強世功在去年四月發表了一篇具有啟發意義的文章。他在文中闡明了中國野心的帝國本質。他主張世界史就是帝國史，而不是民族國家的歷史，因為民族國家是個相對較新的現象（我本人一直以來也都是這麼認為）。「人類歷史無疑是一部帝國爭霸史，」強世功寫道：「是一部帝國之間不斷競爭、推動帝國形態從區域性帝國逐漸轉向全球性帝國，然後再由全球帝國之間的爭霸進而推動建構『單一世界帝國』的歷史。」
強世功認為，當今時代的全球化是「單一世界帝國的1.0版，是從大英帝國到美利堅帝國所共同塑造的世界帝國模式」。但英美帝國正在從內部「瓦解」，因為「有著無法解決的三大困境：經濟自由化帶來的日益加深的不平等，政治自由化帶來的⋯⋯治理失效，以及文化自由化帶來的墮落、虛無」。此外，西方帝國受到來自「俄羅斯的抵抗與中國的競爭」的外部攻擊。這不是創造一個另類歐亞帝國的企圖，而是「爭奪世界帝國首都中心的鬥爭」。
若你懷疑中國打算接管「帝國1.0」，然後根據中國的專制文明將其轉變為「帝國2.0」，你一定是沒注意到中國一路走來都在施行這項戰略。中國已成功成為世界工廠，就像過去的英國與美國一樣。現在，中國有個名為一帶一路的「世界政策」，這是個龐大的基礎建設計畫，很像霍布森（J. A. Hobson）在一九○二年所描述的西方帝國主義。中國利用進到中國市場的獎勵對美國公司施壓，要求他們服從北京路線。中國在包括美國在內的整個西方世界進行「影響力操作」。隨著中國的科技公司在全球各地、乃至美國擴大影響力，中國似乎比過去的蘇聯更有機會贏得新冷戰。
我們現在應能清楚看見，大多數當代中國對美國的分析都仰賴一項關鍵，那就是把美國人的墮落與衰落視為必然。我並不怪本書讀者可能會覺得中國人說得有理，但多年來我對於帝國還有另一項關鍵主張，那就是帝國的崛起、臻峰與衰落是不規律與難以預期的。事實上，帝國的壽命差異很大。
它們可能突然崩潰（就像蘇聯帝國），或像羅馬帝國與大英帝國那樣，不止一次地復興與再生。美國當前的競爭對手會不會像一九三○年代的德意志與日本帝國，或一九七○年代的蘇聯帝國一樣，過度低估了美國；然後美國會自我修復，擊敗極權主義的競爭對手，就像一九四○年代與八○年代那樣？
《巨人》這本書並未排除這個可能性。美國是否能再次做到，必須得用另外一整本書來討論。二○○四年的我還看不到那麼遙遠的未來。即便是現在也很難預測，但我也只能衷心地希望。
尼爾．弗格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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