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武
昌
起义后，推戴黎元洪，并促成立宪党团结起来成立军政府，只是湖北新军中少数革命党人不得已的决定。按照革命党人后来的说法，在起义前夕，在武昌的革命领袖
被杀被抓，起义虽然策动起来了，但一切计划都在改变，革命党人已经无法掌控如此复杂局面了。黎元洪不出山，局面不可收拾（参见作者专栏《被迫革命的黎元洪》）。然而，当革命形势继续发展，这些决定很快暴露出了问题。1911年10月12日，革命党人占领了汉口，先前被捕入狱的革命党领 袖詹大悲被迎救了出来。詹大悲出狱后率革命军与清军在汉口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并会同一部分革命党人在汉口成立了汉口军政分府。这是革命党人独立自主成立 的一个革命政权。这个“纯革命党人”的军政分府虽然较以黎元洪、汤化龙为首的军政府更加革命，但也给后来的政治发展留下许多问题。
从纯 粹革命立场看，打着黎元洪招牌的湖北军政府无疑是一个改良的渐进的机构，这个政府虽然对清廷宣布独立、宣布主权，但由于其主要负责人毕竟都是清朝旧人，其 政策无疑具有相当的改良性质。就在汉口军政分府成立当天（1911年10月12日），湖北都督府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告武汉光复。大约为了遏制汉口军政分府 牵制，湖北都督府还致电黄兴、宋教仁，请他们速来湖北共襄盛举；并同时致电正在海外的孙中山迅速回国主持大计。湖北军政府俨然以中国政治新中心自居。
黎 元洪最初确实是被迫加入革命，但当武汉三镇都被革命党占领，并有效击退清军反攻后，黎元洪内心其实也在起变化，从被动且不太情愿的立场转变为愿意接受。 1911年10月13日，黎元洪向湖北军政府中的革命党表示，从此之后，他愿意与各位同生死共患难，不计成功利钝，不计艰难险阻，终于自愿踏上这艘革命大 船。
实事求是说，黎元洪的加入确实使湖北军政府的革命性有很大减弱，而也正是这种减弱，却使湖北军政府赢得了更多欢迎。假如湖北军政府 由纯粹的革命党人组成，不要说执政经验，其外在形象可能都有问题。黎元洪、汤化龙这样的军政官僚出面号召，从而使左中右各色人等都能在这里找到可以接受的 理由。保守如康有为、梁启超觉得黎元洪、汤化龙代表了中国一种稳健的政治力量，激进如正宗的革命党人谭人凤、居正也认为黎元洪或许正是他们所期待的政治领 袖。
1911年10月14日一大早，谭人凤、居正从上海抵达武昌。他们是武昌起义后最先抵达前线的同盟会领导人。他们目睹了武汉三镇的 混乱情形，以为只有加强军政府建设，才有可能稳定局势，影响全国。而加强军政府建设的关键，就是提升黎元洪的威望，使黎元洪都督府享有非常权力，能够使起 义军令行禁止。为此，谭人凤于10月16日清晨在阅马场别出心裁组织了一次授权仪式，高台上悬挂黄帝牌位，由谭人凤在那里给黎元洪授旗授剑，以此表明黎元 洪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居正在授旗仪式后发表演讲，阐释同盟会的革命精神，宣讲创立民国的意义。
除了通过授权仪式提升黎元洪威望外，谭人凤、居正还与汤化龙等人合作，通过了一个都督府大权独揽的《军政府组织条例》，规定都督统辖军政大权，成为唯一领导人，都督府下设军政、民政两大部，均由都督统辖。战时设总司令一人，下设参谋部、军令部和军务部等。
根 据这个条例，黎元洪以都督兼革命军总司令，杨开甲为参谋部长，杜锡钧为军令部长，孙武为军务部长。至于民政部长，由汤化龙担任，民政部下属各司局首长由汤 化龙挑选提名，由黎元洪任命。这样一来，理所当然的结果是，军政方面的首长，自然都是湖北新军中的旧军官；民政方面的首长，也都是原湖北政界、官场的老 人，他们差不多都是与革命毫无瓜葛的原立宪党人，当然，他们的政治经验是革命党人无法相提并论的。至此，湖北军政府的政治架构大致搭建完成，从一般观感来 说，新政府有力量有办法去面对将要到来的政治、军事难题。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特别是黎元洪开始发挥作用后，相继发布一系列重要文件，义正严词谴责清廷倒行逆施的政治措施，宣传排满革命正义性、合法性、必要性，呼吁全国人民揭竿而起，重建一个新国家。这个新国家将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列强并峙于太平洋，共享万国和平之福。
湖 北军政府规劝清朝汉人官僚顾念大义，幡然来归，不要执迷不悟，包藏祸心，怙恶不悛，不要在错误道路越走越远，否则其罪不赦；军政府还向清廷喊话，敦请满洲 贵族、王公大臣认清形势，把握时机，早日让小皇帝宣统削号归藩，称臣纳币，及早臣服我新政府，以便得到适当保护。否则，坐失良机，后悔莫及。
军政府一系列通电、宣言、布告，充分阐释了武昌哗变的合理性、必要性，有助于消除外界误解，有助于动员千百万民众同情革命、参加革命，有助于瓦解敌人；对政治立场冥顽不化的人，也多少起到了一些威慑作用。
在内政方面，湖北军政府还相继发布一系列新举措，这些措施同样有助于唤醒民众对革命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唤醒民众对清朝政治统治、经济压迫的痛恨，有助于建立更加广泛的反对清朝政治统治的阶级基础。
在 对外方面，湖北军政府从一开始就给予高度重视，而且从一开始就有相当明白的政策诉求。新政府在宣布成立当天（1911年10月12日），就向各国驻汉口领 事发出照会，解释武昌起义原因、目标和意义，表示武昌起义就是中国革命，其宗旨就是要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现在的过渡政府即军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权，新 政府的政策是要与各国继续保持和建立更加密切的友好关系，新政府反对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与掠夺，愿意在维持世界和平、增进人类幸福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外交 照会请求各国政府不要与新政府为敌，不要帮助清政府以妨碍军政府，否则就是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敌人。军政府表示，各国现在可以不帮助、不支持新政府，但 无论如何不能站在清政府立场反对新政府，不能向清政府提供军事上的帮助。新政府如果发现任何国家向清政府提供帮助或援助军用物资，那么一经查获，一律没 收。
至于清政府与各国先前所签订的条约，湖北军政府宣布作为清国合法继承者，新政府将给予承认，继续有效，各友邦所得权益和权利，各国 借给清政府的债务，以及清政府应该承担的赔款等，新政府都将给予承认，一律照旧，赔款外债的分担，仍像过去一样由各省按期如数摊还。对于留居军政府所占领 地域内的各国人民财产，均由新政府负责保护。至于各国如在本照会发布后继续与清政府来往，签订新的条约以让渡权利，新政府概不承认。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以妨 害军政府的行为，军政府一概以敌人视之。
湖北军政府这些政策正大光明，出手不凡，很快赢得各国领事好感，中国历史由此发生巨大转折。
（本文作者马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明通论》、《晚清二十年》等。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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