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形势判断
今后十年最大的问题和危机来自于利益分配问题。
分配问题包括两方面：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配不均衡，责权利不对等；利益集团和老百姓的利益分配严重失衡，已经是变相的土地兼并形态。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配不均衡，结果导致土地财政，卖地过日子，不但透支了未来中国发展潜力，大幅提高营商成本，降低竞争能力，消灭产业升级潜力，更形成事实上的“财政联邦制”，尾大不掉的诸侯经济不但危害执政党的威信，做不到令行禁止，而且危害国家政治安全。
利益集团和老百姓分配严重失衡，结果导致内需严重被压缩，在外需萎缩已经成为定局后，产能严重过剩，不得不面对去过剩产能的痛苦过程，而这个过程不 但让30年积累的很多财富灰飞烟灭，而且会形成严重的金融风险。看看九十年中期国企破产潮导致的社会稳定危机和后遗症，我们可以预见这一波去过剩产能会更 加惨烈，因为规模更大，民营资本参与更多，社会保障的组织体系和能力更弱。
上面其实只是说了分配问题可能的症状和后果，要想找到解决出路，必须讨论病因。那么分配出现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分配出问题从逻辑上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开始的，以后为了救急，不断祭出王八拳奇葩，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系统解决问题，一错再错。
八平方后，中国经济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危险境地。外部遭到西方经济制裁，出口严重萎缩，外资来源断流，内部改革停顿，内部需求也严重萎缩。宏观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全部完蛋。
而当时面临严重的就业危机，因为60年代到70年代生育高峰带来的就业潮正滚滚而来，社会面临严重动乱。当时全世界的西方主流媒体讨论的是中国是1990年瓦解还是1991年瓦解，美国甚至着手准备中国瓦解后的接管班底和傀儡政府。
而当时的国家计委研究机构通过多年统计数据分析，依据奥肯定律，得到在目前中国产业结构和投入产出效率情况下，GDP增长率和新增就业岗位的关系： 大概GDP每增加1％，可以增加100万到120万个就业岗位。所以GDP崇拜的来源是这里：GDP增长与否，危及TG政权的存在与否，社会安定与否。
既然是涉及到TG生存问题，就不存在任何政治争论了，1992年初，286南巡，东风开来满眼春，吹响GDP大干快上的号角，然后是1992年10 月TG十四大作出了三项决策：第一次提出了“保八”的概念（GDP增长由6％提高到8％）；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第一次确立 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三项决策第一项是目标，第二项是保八的经济保障，第三项是保八的政治保障。
然后就是全国GDP增长狂热，然后就是恶性通货膨胀。政府通过宏观调控王八拳的行政手段，把通胀打下去，但是仍然面临完成GDP增长的任务。而为了迅速支持GDP增长，投资，消费和出口必须并驾齐驱。
当时的智囊们认为，根据国际垂直分工理论，中国要最快速解决就业问题，解除社会不安定引信，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走外向型道路是最佳选择。这就是神州大地无处没有血汗工厂的由来。
而外向型产业，前提是能够顺利进入国际市场，这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拼死加入WTO决策的由来。
而为了减少出口厂家的风险，减少国内金融风险，筹集外汇进口原材料和设备，强制结汇制度就必须建立。这就是现在的与美元联系汇率制度的由来。而与美元绑架，实际上改变了人民币发行基础货币的独立性，这就是现在我们在货币政策上受制于美国人，随时面临通胀压力的原因。
而为了筹集投资，一个是打股市的主意，这就是中国股市上市额度审批制和省市部委分赃制的由来。另一个是不惜代价吸引外资。
为了吸引外资，一个政策是低估人民币（九十年代一次性贬值50％），人民币硬性地与美元挂钩，形成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补贴，形成了对外汇的虹吸现象，导致外资大规模涌入。
第二个政策是外资投资优惠政策，各级政府都在通过贱买资源招商引资（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中国的土地、矿产等资源的价格，都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而且还不惜破坏生态环境以达到招商引资目的。
第三个政策是政府刻意压低劳动力价格，让资本家有残酷剥削的法律依据。
这些政策使得中国商品具有明显价格优势，中国产品得以迅速占领国际市场。
但是中国的有限的自然资源被野蛮地开发，国民财富大规模流失，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为未来的政府埋下了巨大隐患。
而其中最严重的后果是压低劳动力价格，不但导致内需严重不足，而且还导致社会严重分化，形成了社会不稳定的火山。
实际上到了2002年，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过剩和生产过剩的先兆。为了消化掉迅速增长的产能，除了加大出口外，就是放出了住房商品化这个魔鬼，结果是地方政府卖地象吸鸦片一样上瘾，房价再也不受中央政府控制。
上述政策的结果是地方政府卖地财政迅速做大，买办资本和官僚资本迅速膨胀，制造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平衡的结果；国家迅速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发行了天量的基础货币，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开始极度扭曲；由于三座大山的功劳，内需被压缩到了畸形的程度，国民经济结构极度扭曲。
而这些政策都是为了燃眉之急，实际上只是匆忙的摸石头，并无长远考虑，与让国企大批破产政策如出一辙：剪断箭杆，不管箭头。
所以暂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同时带来了另外一些更严重的问题，甚至一点儿也不比解决的少。
所以救急性的经济政策从来都是双刃剑，有一利必有一患。
二、下阶段任务猜想
系统科学有一个常识，复杂系统的控制策略（相当于政策）都有延迟，放大，误差，惯性的特点。而且任何经济政策都存在效能递减甚至效用逆反的现象。
中国的宏观政策也不例外，地方政府日益强大的博弈地位和博弈能力，已经可以选择性的听或不听中央政策，对自己有利的就强烈拥护，对自己没什么影响的就给面子站脚助威，对自己影响强烈的就阳奉阴违，大事化小。
而当既得利益集团拥有政策决定权的时候，政策的改变就会变得极端困难，任何对自己有利的政策都会被被固化、强化、扩大化，而不管洪水滔天。
例如持续十年的房地产政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为了吸纳资本过剩和生产过剩，房地产几乎是“保持政策连续性”的唯一选择，本来只是一个临时性启动 经济和保持稳定的权宜之计，现在因为各方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攸关，成为了连续十年的对老百姓的财富和权利的剥夺，而且还用城市化进程这种遮羞布来掩盖。
但是这种政策还是无法持续的，因为就算是一网打尽的竭泽而渔，现代土地兼并，也有耗竭的时候，例如最近几年浙江不断出现的资本从实业逃跑到投机行业，导致正常的生产流通濒于瘫痪，就是竭泽而渔难以为继的信号。
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10.8万亿人民币负债难以按期偿还，也说明这种分灶吃饭，诸侯经济的模式难以为继。
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是分配出现问题，当然还得从分配入手，优先解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配；中央政府和利益集团（尤其是垄断金融集团）分配；利益集团和老百姓分配三个环节。
这其中最大问题其实是卖地财政和金融垄断。
卖地财政导致地租迅速增高，导致实业运营成本上升，失去竞争能力和发展潜力，卖地是饮鸩止渴。
目前中国民企实际融资成本大概是名义或法定融资成本3倍，金融垄断集团依靠金融特权（各种形式的高利贷）牟取暴利，其实目前除了金融机构外，连大型 央企的收入来源都有相当比例的变相放贷的收益。结果是挤压了民企的利润空间，结果是实业迅速凋零，实业资本不得不出逃进入投机行业。这就是拉美化的典型特 征。
根据上述判断，猜想下一阶段改革本质上将是政治改革，改革中央集权方式（例如一些放权政策作废），对官员控制方式（例如考评体系改革），TG组织体系模式（例如纪检委直属中央）。
在这个政治体制保障基础上，才能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责权利划分（例如有传闻国家税务局将改为征收局，地方税务局改为稽查局－－要想打断卖地财 政循环链，税收分成体制必须改革）；改革中央政府与垄断集团的责权利划分（例如利率市场化，汇率独立，能源定价市场化－－要想打断垄断利益，消灭垄断行政 权力是必须的）；改革垄断集团与老百姓之间分配格局（例如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化，征收高额资本利得税，征收遗产税等等－－要想解决贫富悬殊，杀富济贫是必然 的）。
据说改革方案讨论n次，仍然难产。
可是时间不等人，中国如果继续目前的竭泽而渔政策，当所有增长潜力和人力资源被耗竭后，或者成为第二个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但是我们会社会动荡，因 为我们人多；或者成为第二个拉美，萧条、腐败、贫困、混乱，甚至分裂。这绝非耸人听闻，目前的“财政联邦制”下的诸侯经济就是一个苗头，某些省就把对口援 助西部贫困地区看成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杀富济贫，在高级别的会议上闹腾了多次了。
很多年前，一个因为高岗事件受牵连的陕北红军老干部对我说过：动利益格局，那是要死人的。台湾高阳也说过：真正的不共戴天不是杀父之仇，而是断人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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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博客的抬头有写“人活在世上，其实就是为了“利益”二字”。“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再正常不过。 所以如果共匪始终只顾自己的利益而罔顾民众的利益，那毫无疑问-它死定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而已。
今后十年最大的问题和危机来自于利益分配问题。
分配问题包括两方面：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配不均衡，责权利不对等；利益集团和老百姓的利益分配严重失衡，已经是变相的土地兼并形态。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配不均衡，结果导致土地财政，卖地过日子，不但透支了未来中国发展潜力，大幅提高营商成本，降低竞争能力，消灭产业升级潜力，更形成事实上的“财政联邦制”，尾大不掉的诸侯经济不但危害执政党的威信，做不到令行禁止，而且危害国家政治安全。
利益集团和老百姓分配严重失衡，结果导致内需严重被压缩，在外需萎缩已经成为定局后，产能严重过剩，不得不面对去过剩产能的痛苦过程，而这个过程不 但让30年积累的很多财富灰飞烟灭，而且会形成严重的金融风险。看看九十年中期国企破产潮导致的社会稳定危机和后遗症，我们可以预见这一波去过剩产能会更 加惨烈，因为规模更大，民营资本参与更多，社会保障的组织体系和能力更弱。
上面其实只是说了分配问题可能的症状和后果，要想找到解决出路，必须讨论病因。那么分配出现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分配出问题从逻辑上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开始的，以后为了救急，不断祭出王八拳奇葩，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系统解决问题，一错再错。
八平方后，中国经济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危险境地。外部遭到西方经济制裁，出口严重萎缩，外资来源断流，内部改革停顿，内部需求也严重萎缩。宏观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全部完蛋。
而当时面临严重的就业危机，因为60年代到70年代生育高峰带来的就业潮正滚滚而来，社会面临严重动乱。当时全世界的西方主流媒体讨论的是中国是1990年瓦解还是1991年瓦解，美国甚至着手准备中国瓦解后的接管班底和傀儡政府。
而当时的国家计委研究机构通过多年统计数据分析，依据奥肯定律，得到在目前中国产业结构和投入产出效率情况下，GDP增长率和新增就业岗位的关系： 大概GDP每增加1％，可以增加100万到120万个就业岗位。所以GDP崇拜的来源是这里：GDP增长与否，危及TG政权的存在与否，社会安定与否。
既然是涉及到TG生存问题，就不存在任何政治争论了，1992年初，286南巡，东风开来满眼春，吹响GDP大干快上的号角，然后是1992年10 月TG十四大作出了三项决策：第一次提出了“保八”的概念（GDP增长由6％提高到8％）；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第一次确立 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三项决策第一项是目标，第二项是保八的经济保障，第三项是保八的政治保障。
然后就是全国GDP增长狂热，然后就是恶性通货膨胀。政府通过宏观调控王八拳的行政手段，把通胀打下去，但是仍然面临完成GDP增长的任务。而为了迅速支持GDP增长，投资，消费和出口必须并驾齐驱。
当时的智囊们认为，根据国际垂直分工理论，中国要最快速解决就业问题，解除社会不安定引信，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走外向型道路是最佳选择。这就是神州大地无处没有血汗工厂的由来。
而外向型产业，前提是能够顺利进入国际市场，这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拼死加入WTO决策的由来。
而为了减少出口厂家的风险，减少国内金融风险，筹集外汇进口原材料和设备，强制结汇制度就必须建立。这就是现在的与美元联系汇率制度的由来。而与美元绑架，实际上改变了人民币发行基础货币的独立性，这就是现在我们在货币政策上受制于美国人，随时面临通胀压力的原因。
而为了筹集投资，一个是打股市的主意，这就是中国股市上市额度审批制和省市部委分赃制的由来。另一个是不惜代价吸引外资。
为了吸引外资，一个政策是低估人民币（九十年代一次性贬值50％），人民币硬性地与美元挂钩，形成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补贴，形成了对外汇的虹吸现象，导致外资大规模涌入。
第二个政策是外资投资优惠政策，各级政府都在通过贱买资源招商引资（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中国的土地、矿产等资源的价格，都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而且还不惜破坏生态环境以达到招商引资目的。
第三个政策是政府刻意压低劳动力价格，让资本家有残酷剥削的法律依据。
这些政策使得中国商品具有明显价格优势，中国产品得以迅速占领国际市场。
但是中国的有限的自然资源被野蛮地开发，国民财富大规模流失，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为未来的政府埋下了巨大隐患。
而其中最严重的后果是压低劳动力价格，不但导致内需严重不足，而且还导致社会严重分化，形成了社会不稳定的火山。
实际上到了2002年，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过剩和生产过剩的先兆。为了消化掉迅速增长的产能，除了加大出口外，就是放出了住房商品化这个魔鬼，结果是地方政府卖地象吸鸦片一样上瘾，房价再也不受中央政府控制。
上述政策的结果是地方政府卖地财政迅速做大，买办资本和官僚资本迅速膨胀，制造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平衡的结果；国家迅速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发行了天量的基础货币，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开始极度扭曲；由于三座大山的功劳，内需被压缩到了畸形的程度，国民经济结构极度扭曲。
而这些政策都是为了燃眉之急，实际上只是匆忙的摸石头，并无长远考虑，与让国企大批破产政策如出一辙：剪断箭杆，不管箭头。
所以暂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同时带来了另外一些更严重的问题，甚至一点儿也不比解决的少。
所以救急性的经济政策从来都是双刃剑，有一利必有一患。
二、下阶段任务猜想
系统科学有一个常识，复杂系统的控制策略（相当于政策）都有延迟，放大，误差，惯性的特点。而且任何经济政策都存在效能递减甚至效用逆反的现象。
中国的宏观政策也不例外，地方政府日益强大的博弈地位和博弈能力，已经可以选择性的听或不听中央政策，对自己有利的就强烈拥护，对自己没什么影响的就给面子站脚助威，对自己影响强烈的就阳奉阴违，大事化小。
而当既得利益集团拥有政策决定权的时候，政策的改变就会变得极端困难，任何对自己有利的政策都会被被固化、强化、扩大化，而不管洪水滔天。
例如持续十年的房地产政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为了吸纳资本过剩和生产过剩，房地产几乎是“保持政策连续性”的唯一选择，本来只是一个临时性启动 经济和保持稳定的权宜之计，现在因为各方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攸关，成为了连续十年的对老百姓的财富和权利的剥夺，而且还用城市化进程这种遮羞布来掩盖。
但是这种政策还是无法持续的，因为就算是一网打尽的竭泽而渔，现代土地兼并，也有耗竭的时候，例如最近几年浙江不断出现的资本从实业逃跑到投机行业，导致正常的生产流通濒于瘫痪，就是竭泽而渔难以为继的信号。
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10.8万亿人民币负债难以按期偿还，也说明这种分灶吃饭，诸侯经济的模式难以为继。
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是分配出现问题，当然还得从分配入手，优先解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配；中央政府和利益集团（尤其是垄断金融集团）分配；利益集团和老百姓分配三个环节。
这其中最大问题其实是卖地财政和金融垄断。
卖地财政导致地租迅速增高，导致实业运营成本上升，失去竞争能力和发展潜力，卖地是饮鸩止渴。
目前中国民企实际融资成本大概是名义或法定融资成本3倍，金融垄断集团依靠金融特权（各种形式的高利贷）牟取暴利，其实目前除了金融机构外，连大型 央企的收入来源都有相当比例的变相放贷的收益。结果是挤压了民企的利润空间，结果是实业迅速凋零，实业资本不得不出逃进入投机行业。这就是拉美化的典型特 征。
根据上述判断，猜想下一阶段改革本质上将是政治改革，改革中央集权方式（例如一些放权政策作废），对官员控制方式（例如考评体系改革），TG组织体系模式（例如纪检委直属中央）。
在这个政治体制保障基础上，才能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责权利划分（例如有传闻国家税务局将改为征收局，地方税务局改为稽查局－－要想打断卖地财 政循环链，税收分成体制必须改革）；改革中央政府与垄断集团的责权利划分（例如利率市场化，汇率独立，能源定价市场化－－要想打断垄断利益，消灭垄断行政 权力是必须的）；改革垄断集团与老百姓之间分配格局（例如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化，征收高额资本利得税，征收遗产税等等－－要想解决贫富悬殊，杀富济贫是必然 的）。
据说改革方案讨论n次，仍然难产。
可是时间不等人，中国如果继续目前的竭泽而渔政策，当所有增长潜力和人力资源被耗竭后，或者成为第二个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但是我们会社会动荡，因 为我们人多；或者成为第二个拉美，萧条、腐败、贫困、混乱，甚至分裂。这绝非耸人听闻，目前的“财政联邦制”下的诸侯经济就是一个苗头，某些省就把对口援 助西部贫困地区看成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杀富济贫，在高级别的会议上闹腾了多次了。
很多年前，一个因为高岗事件受牵连的陕北红军老干部对我说过：动利益格局，那是要死人的。台湾高阳也说过：真正的不共戴天不是杀父之仇，而是断人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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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博客的抬头有写“人活在世上，其实就是为了“利益”二字”。“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再正常不过。 所以如果共匪始终只顾自己的利益而罔顾民众的利益，那毫无疑问-它死定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