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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12 July 2015

一碧万顷三门峡


  张毕来 
   
  在郑州看了几次豫剧。有一次看的是《罗纱记》。这是根据《警世通言》的《苏知县罗衫再合》编的。郑氏在监察御史面前跪诉过去仇冤的时候,有一句是“看看黄河几时清”。唱到这一句观众里起了一阵夹着欢笑的耳语。大抵说:“今天可真清啦!”“她那时候,说黄河清是象征;今天,是实在。”……如此等等。我也是说这些话的一个。这次去河南,离开北京的时候就打定了主意,要到三门峡去看看。脑子里本来就有着一幅“秋水共长天一色”的黄河新景象,对这样的唱词自然就分外敏感了。1月16日,由郑州乘火车去三门峡。一战船上我不禁就想起《西厢》来。三门峡往西去,不远就是风陵渡。从那里再往北,走几步就到蒲州。莺莺和张生,听琴、跳墙、酬简、离别,就是在这个地方。《西厢》第一折,张生上场,开口唱的就是黄河。他说,黄河“带齐梁,分秦晋,隘幽燕”,它“滋洛阳千种花,润梁园万顷田,也曾泛浮槎到日月边”。多么雄壮啊!同时,又多么善良,你看它,不但滋花润田,还帮助“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呢。 
  可惜这都只是幻想。现实里的黄河,实在是一个千年大祸患。不知道有多少人曾因它而家破人亡。“梁园”,在什么地方呢?我不知道。孙楷第在《小说旁证四则》之一,《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一则里,谈到《花草粹编》所引郑意娘《浪淘沙》“暗想梁园”一句,注曰:“梁园谓汴京”。那么,是在开封了。但是,别的一些书又说是在商丘。李白《梁园吟》有云:“平台为客忧思多,对酒遂作梁园歌”。他在商丘的平台为客,因而作起《梁园歌》来,诗中并有“梁王宫阙今安在”之句,那么,这地方是在商丘,似乎也可能。现在姐且假定是在商丘罢,反正不在这里搞史地考证(也许真如《史记》所说,这个园“方三百里”一直从商丘到开封呢。)黄河在唐时是不是经商丘流往安徽呢?我没有研究过。如果按近代的河道说,黄河到商丘去润梁园之田,一定是它走路不守规矩的时候。这时候,无数的城市将被淹在洪水时,还谈什么“润田”!抗日战争时期,蒋匪帮为了便于逃跑,不顾人民死活,炸了花园口,用黄河之水来阻止日寇的前进。那时候,黄河南下,深数十丈,宽数百里,河南、安徽、山东相邻的百十来个县,都淹在水里,这件事,人们,尤其是首当其冲的扶沟,西平一带的人,至今提起来无不切齿。可见,在过去,黄河乃是人们的祸患。人们制服不了它。奈何它不得,不免产生一些希望、幻想。这就是“黄河清”啦,“滋花”啦,把情人渡上天河啦……等等。这只是文学作品里的描述,同现实是矛盾的。要解决这个矛盾,得改变现实。 
  现在,现实改变了。1月17日,我们站在三门峡水库大坝上,往上流看,是个深绿色的一望无际的大湖,一只打鱼船在一平如镜的水面上行走。湖太大了,船看去就很小。这就形成了碧波万顷,扁舟一叶的对比。单是这个景象,就使人高兴。往下流看,是个大谷。左边,水从闸门外边形成一朵很大的牡丹花形的白色浪花,那形象壮丽极了。右边是建设中的发电厂,没有水流出。厂房正是过去鬼门和神门所在之地,那砥柱山,召集就面对着厂房。现在已经没有凶恶的波涛冲击它,它那“中流砥柱”的性格,只好全凭想象得知了。它静悄悄地立在那里,脚边浅流潺潺,周围毫无紧张气氛,看去是一种斗争胜利,任务完成,危险已过,喘了一口气坐下来歇息歇息的镇静风度。 
  现在,我们站在坝上看黄河,要俯看。据说唐太宗过这里,曾有“仰临砥柱,北望龙门……”的诗句。他“仰临”自然觉得砥柱山很高大。我们现在“俯看”,就觉得它矮小了。郭沫若到三门峡,写了一首《颂三门峡》,诗里有句云:“俯瞰黄河地底来”。李白的《将进酒》首句云:“黄河之水天上来”,《西厢》第一折张生的唱词中,也有“渊泉云外悬”之句。他们当然不是说三门峡这个地方。但是,从前少有“俯瞰黄河”这样的诗句,这是事实。郭老在这里也做的翻案文章。人民群众把自然环境改变了,黄河被制服了。这改变在文化思想上发生了影响。我这话一点不假。就说现在三门峡市的地名罢。这是一个新的都市,从无到有,地名是新取的。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叫“湖滨区”。我一听到这个地名,就把它同杭州的“湖滨区”。事实上有了一个湖,名副其实。据三门峡市的负责同志说,现在已开始绿化工作。我想,十年八年之后,还有许多“青”字号的词在这里产生出来。关于黄河流域的描述,腔调要改啦。 
  圣人出了,黄河清了。这圣人,是党,是毛主席,是六亿人民。到三门峡水库参观。同到别的水库参观相比,一样地兴奋,感觉却略有不同处。我也看过别的水库,例如清川江水库。去年8月到那里,看见一个很大的人造湖。水力发电厂也建设起来了。从那里已经有电送到杭州和上海。从三门峡这里,不久也将有电送到太原、洛阳、西安、郑州。但是,三门峡这里,有一层是别的水库所没有的,那就是灭绝了几千年解决不了的大问题,为今后亿万年的平安生活奠定基础。我因此想,如果谁要对过去这几年作一番评价,眼里没有三门峡工程,那结论一定是错误的。这只是除水患兴水利的工作中的三门峡工程,那结论一定是错误的。这只是除水患兴水利的工作中的三门峡工程。各行各业也都各有其“三门峡工程”。对无论哪一行哪一业,要正确地评价,也非重视它的“三门峡工程”不可。 
  1962年1月31日灯下 
  作者简介:张毕来,文学史家、教授。原名张启权。生于1914年。贵州省户山县人。1929年考入贵州省立师范学校。1936年入杭州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教育系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留在浙东参加抗日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金华协助一些台湾同胞组织台湾抗日蚁勇队,并任该队秘书及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以后曾到上海、桂林、南宁、香港等地任教和从事革命工作。解放后,先后在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1954年,调北京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主持全国中学语文课本的编辑工作。1962年以来,任民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的主要作品有:《欧洲文学史简报》、《新文学史纲》第一卷、《漫说红楼》、《红楼佛影》。译著有:长篇小说《亚丹·比德》、《小北半村》等。他和王微、蔡超法共同主编了一部中学文学课本(初中六册,高中四册)。他还写有许多尚未结集的论文和散文。 
  摘自: 《光明日报》1962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