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加拿大当地华人媒体接连有人抛出一种论调，说有人用肚子里那点墨水儿在抹黑新移民的形象，把新移民的生活说得艰难、不堪。也许这种所谓的“抹
黑”影响了一部分行业的生意，因为影响了一部分人移民、留学、买房的信心。其实，新移民到底生活得好不好，不需要抹黑也不需要粉饰，应该是冷暖自知，人人
心里有本儿账。那么温哥华对新移民来说是伊甸园还是失乐园？我只以一己多年所闻、所见、所感以及亲历来管窥天下。
温哥华的美丽的确如上帝创世之初给予人类的美好家园——春有樱花争艳，秋有枫叶绚烂，夏无酷暑，冬无严寒。一年四季城市绿草如茵，树木葱茏，蓝天白云下，雪山举目在望，驱车不足一个小时便可抵达。大多数初到温哥华的观光客都会被这里的风景所打动。
暑假期间，温哥华的旅游旺季到来，陆续接待了一些朋友，他们一方面是旅游观光，一方面是为了孩子留学或家庭移民实地考察。但生活与观光显然不是一个 概念。尤其当他们沉醉在温哥华美好的风景中，激情澎湃地开始听信各种传说中的移民美好生活、恨不得明天就举家而来，作为过来人对移民的任何客观分析于他们 都是耳边风，或者特别不中听。
大多数观光客都把旅游期间浓缩的美好当成了生活的常态来憧憬和期许，但实际上对任何移民来说，日复一日的生活，一种常态下重复叠加日子的琐碎和庸常 很快就会浇灭激情，让你感受到生活坚硬而现实的一面。移民是从身到心的彻底换水土，“闹闹肚子”再正常不过，闹到脱水休克的也大有人在。因此，服水土、适 应新环境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能顺利度过，就如同凤凰的涅槃，可以享受到伊甸园的美好；反之，便可能是一个身在伊甸园，心在失乐园的痛苦分裂。
适应温哥华的生活是一个学会放下的过程。要放下的是曾经的辉煌、曾经的优越、曾经的繁华甚至喧嚣，然后让心安静下来，在安静中重新审视生活，重新定位。在这个过程中，有人重生了，有人打道回府了，也有人选择了极端的方式，让一个家庭的悲剧成了社会话题的焦点。
很多移民之所以很长时间难以适应，郁郁寡欢，就是因为在这个放下的过程中无法承受巨大的心理落差，尤其对一些人到中年、又事业有成的人来说，很难在 加拿大短时间内完成事业的对接，没有生存压力的，尚可通过学习寻找一份专业工作，但要想达到国内的高度一般是不可能了。在当地一个中文教师文凭培训班里， 为数不多的十几个学员当中有三分之一是国内大学老师，还有中文专业硕士以及各路硕博精英乃至国内在文史领域从事研究的人员。但海外中文教学即便就是教到高 中12年级，其程度也不过是国内小学六年级的水平。至于拿来说事儿的所谓海外教学模式、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对这样一批专业人员都是短时期内可以很快调整到 位的。但是学成之后要么一职难求，要么就是经历一番国内大学生毕业求职的经历，诸如递简历、面试、笔试、试讲，试用、考核一样儿都不能少。从头做起的时 候，备受考验的不是你的专业素养而是心理承受能力。你能否把心态调整到位，拿着钟点工一样的小时工资，做着一大堆小时工资之外的教学计划撰写、学生作业批 改、家长定期沟通的工作。尤其是教学中管理的细枝末节远远多于知识传授的本身，你丰富的学术素养基本没有用武之地。供求失当的中文教学市场状况让中文教师 的工资还不如钟点工，如果想藉此养家糊口，基本是痴人说梦；想藉此实现个人价值，也是天方夜谭。
初到移民国，如果消受不起坐吃山空的日子，那么在踏上这片土地之后寻找工作就是当务之急，即使是一份钟点工也得先干着。但钟点工对体力的消耗也往往 消耗了你继续学习并寻找专业工作的精力、斗志和勇气，同时把一个人面对家庭、生活能够平静和包容的空间压缩到极限。因此导致心态失衡、夫妻陷入争吵而最后 走向分崩离析的不在少数。
除此之外，语言的生涩在说话办事中显出的木讷和拙笨让自信心回落到冰点，歧视的眼光和不屑的哂笑如芒刺在背。社会的公平、教育的优越、福利的丰厚会 在一个又一个具体事情的细节中让你越过曾经梦想的光环直接硬硬地着陆在现实的中心，那种震荡常常会让你移民的期许变成一地碎片。你如何收拾这一地碎片、重 整心情，扬起你那千疮百孔的旗继续在这片风景美好、人类宜居的土地上追逐你的梦想？
在温哥华担当全职主妇，生活的主线除了去ESL上英语课就是菜场、超市采购。很多在国内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女人来到这里才发现，生活的细节原来有如此 多的挑战。不仅买来的家具要自己拼装，就连去超市购买生活所需都是一个体力活。从超市手提肩挑地搬上车，再从车里一件件搬到家里。这和在国内去超市买点自 己喜欢的零食、小吃绝对是不一样的，从心境到体力都不能比。在国内，不是有老公在旁、就是有父母在侧，或者还有保姆、钟点工帮忙，那个时候没发现去超市是 件体力活，没发现家里有这么多、好像一辈子也干不完的活。
有一个在国内长期和父母在一起、生活优渥的朋友深深感慨：在国内时享了多少福，来温哥华就遭了多少罪。要维持一个家的正常运转和所需，自己必须变成 那个独当一面的女汉子。曾经不能碰生肉、不敢杀活鱼，历练一些时候，不再是那个远庖厨的君子，基本可以做到手起刀落的干练。在这里，作为一个家庭的女主 人，脱离开职场，面对家务和孩子，如果长期挣扎在过去与今天的对比中，这个角色会担当得苦不堪言。生活现状直接抛出的问题可能就是：这就是我全部价值的体 现？
毕竟大多数从国内移民到这里的人要么有丰厚的物质积累，在自己的企业中有着说一不二的权威；要么有不俗的职场业绩，在某个领域里声名赫赫。但是来到 温哥华，生活基本回归到了最基本的诉求：柴米油盐、持家教子。在面对柴米油盐和教子持家时，所有的女人都是一样的琐碎和平庸。你怎样定位自己，怎样挖掘生 活之于你的意义和价值直接让你在无数叩问中把自己变成一个哈姆雷特式的哲学家。
一位国内某个学术领域的专家，整天忙于论文、专著的撰写和出版。移民到温哥华后，语言的障碍让她变得像文盲一样，不愿和人交往，天天闭门不出，整个 人陷入了很严重的抑郁状态。儿子正值青春期，新环境的挑战和叛逆叠加在一起，孩子的压力直接转化成了和妈妈的冲突。这样的状态下，高知妈妈最后摔碎的不只 是涵养与体面，连同接连不断上演的摔锅砸碗的戏码，妈妈也彻底摔裂了和儿子之间的那份母子之情，几乎成了仇人。其实这并不是极端的个例，在温哥华的移民当 中，很多人或多或少会有些抑郁或焦虑的症状。还有一个孩子的妈妈隔三差五带孩子看家庭医生，孩子的一点儿风吹草动她都紧张不已。最后，家庭医生在和这位母 亲的交谈中发现是妈妈患有比较严重的焦虑症，孩子其实没什么问题。
还有很多来到温哥华的人走进教会，寻求信仰是一个方面，交托苦难是另一个方面，这种苦难更多是内心的苦毒。也有人到寺院去一步一跪拜地磕长头，偌大 的寺院一圈跪拜下来，那是要怎样内心的焦灼才会如此去用身体的疲惫祈福心灵的平安。说起适应过程的艰难，人人一本血泪史。一个妈妈说，移民一段时间后，孩 子终于匹萨、汉堡吃腻了，想吃饺子，于是又和面、又切菜，一个人连擀皮儿带包饺子，折腾得满身是面，这和在国内一家人其乐融融一边聊天、一边分工合作原来 是如此不同。她说那个周末的下午，在冬季温哥华阴阴的雨天里，家里四周除了寂静就是回忆，一个人埋头包着饺子，禁不住潸然泪下。中秋节的时候，没有谁有勇 气独自望月，大家一般都是几家朋友相约相聚，热闹中驱散那份不敢静下来面对的乡愁。
对于温哥华的新移民来说，放下过往的繁华，也不全然是一个被动隐忍的经历，也是一个寻找希望和努力重塑自己的过程。有位朋友，初来时一句英语不会 讲，出门坐公交都是读高中的儿子提前给她写好纸条，“我妈妈在某站下车，请您提醒她。”就是这样的基础，她从ELSA一级读起，一口气读到六级。现在出门 办事、和政府部门打交道都已经没有障碍。当她带着新来的朋友自由行走在这片土地上时，那份从容和自信是人生不可多得的一种收获。还有人为了延续自己在国内 时的医学专业，人到中年竟然有勇气从头开始，8年苦读最终拿到行医执照。有人来了之后彻底改行，医生出身做起了会计师，一个注册考下来，端上了铁饭碗。更 有人已是国内国外各种博士头衔加身，转而攻读神学，成为德高望重、牧养灵魂的牧师。
来到温哥华，走进伊甸园一般的美好家园是上苍赋予的机遇，也是一次试炼。从喧嚣中安静下来，当可以听到自己的脚步声的时候，当曾经过往成为渐行渐远 的一道风景时，当目光开始停留在前方而不是频频回首时，行走中会蓦然发现，生活回馈的是生命的厚度和宽度，是一种视野，是一份不可多得的阅历。只是，你是 否有勇气拿着你眼前的一片锦绣繁华置换这份日复一日刻苦体验而来的醇厚？咖啡香浓，不是每个人都喝得了的，有时候它会让神经脆弱的人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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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早期移民那种彻底告别母国，一到移民国即便是住地下室、打labor工也抱着安营扎寨、安家落户的勇气来的移民前辈们，近些年的移民大多是一家 两制，家庭成员中那个负责夯实经济基础的一般是拉着行李箱做候鸟，另一半留守陪伴孩子读书。这种家庭体制导致一个家庭在对未来的规划中充满了观望和举棋不 定。而今实力不可小觑的各类新移民们抵达之后便可入住豪宅或当地高尚社区，但特殊的家庭体制将原本可能沉闷、单调但却完整的生活割裂，脚踏两只船的行程总 是充满了各种潜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于是动荡的心很难把这片天空永远蔚蓝、绿草四季如茵、雾霾终年不见的土地当做自己真正的家。候鸟们一年四季处在迁徙的 状态中，留守的主妇们或盼着孩子早日入读大学，摆脱这份陪读的羁绊；或“移民监”中一口气住够时间，拿到公民身份，以期获得一份行走的自由。
但这依然只是一种期待中的生活，移民后遗症的形影相随，让这些貌似来去自由的人实际上经历着最难以给局外人讲解清楚、且技术含量颇高的牵挂和羁绊。
以保留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为例，候鸟们如果还想保住这个身份，要在五年中住满两年。不要以为这两年是白驹过隙，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就是度日如年。国 内生意如过山车一般牵扯着每根神经，加拿大清净到寂寞的日子实在不好打发，哪里能安心住下来？有的人干脆放弃这个身份，拿个10年签证，但这就意味着你将 不能再享有当地政府给永久居民的各种福利。有的心有不甘便委托一些中介机构想“办法”。弄虚作假多了，移民局就开始给所有移民“服药”。现在当第一张枫叶 卡到期要换第二张枫叶卡时，手续变得格外繁冗、严苛。为了证明居住时限达标，移民局要求你提供护照中所有出入境记录，包括空白页都要复印出来，中国海关印 章没有英文，必须拿到有资质的英语翻译部门一个章一个章翻译出来，同时出具翻译机构确保真实性的声明。除此之外，还要提供每年的纳税证明、读书或工作证 明、租房证明、买房的每年缴纳地税的证明、孩子的就读证明甚至成绩报告……凡此种种，就是要证明你真实地住在这里。此外，所有提交的复印件要有家庭医生、 牧师或会计师等政府信得过的人关于真实性的声明和签字。现在医生、牧师愿意签这个字的越来越少，很多人干脆拿到律师事务所公证。
一位拿着永久居民身份的女士在加拿大完成生子任务后，回到国内和亲朋好友大力褒奖在加拿大生孩子享受的超乎想象的优越待遇，关键是费用全免。结果没 多少日子便收到了医院三万加元的巨额账单，原因是在加拿大的居住时间不够，不能享受当地医疗保险。 加拿大的失业保险有时候比上班的人工资还高，但一旦离境便不再享有。还有十八岁以下的孩子享有的儿童福利（俗称“牛奶金”），也是在离境之后便不能领取。 为了打击一些离境后还在拿这项福利的人，加拿大税务局不断加大抽查力度，而且年年抽查，一封信寄到家里，便要你提供居住证明，孩子的在校证明，40天内没 有将资料寄到税务局，福利立刻停止。随后便可能面对更多的调查，如果真的是冒领了，那就意味着吐出这些钱的同时还要接受罚款。现在加拿大一些部门已不再相 信私人之间的租房合同，为了证明你的真实居住，甚至要你提供半年的水电费、电话费的缴费账单。
很多移民想，干脆入籍吧，成为公民就不用每天算着日子居住，可以一劳永逸了。现在不仅这种一劳永逸行将被打破，就连入籍的门槛也让很多人望而生畏 了。今年2月，加拿大移民局将入籍申请费从每人200加元直接涨价到400加元。尽管很多人认为钱不是问题，但移民局让相当数量的人的语言能力成了一个很 严重的问题。所有申请人必须提供政府承认的ELSA（英语第二语言）听、说、读、写四项技能四级或四级以上的证明，包括学习期间的出勤记录。以前50岁以 上的申请人可以免入籍考试，现在一个即将通过的法案将年龄上限提到了65岁，这就意味着你得用英语参加入籍考试的笔试和面试。笔试如果还可以突击恶补的 话，移民局官员面前随机话题的对答如流可就不那么容易了。新法案通过后，入籍居住时间也从四年住满三年变成六年住满四年。最关键的是入籍之后也不再来去自 由，医疗保险住够规定时间方能生效只是限制条件的其中之一，预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细则对居住时间进行限制。
早年已经入籍的移民们，现在即便回到母国居住，因为已经是外国人了，母国也不得不对其见外了。很多手持加拿大护照的加籍华人回国看父母、和老公团 聚，在申请中国签证时还得提供国内的邀请函。还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入籍加拿大的华人在国内有房产和银行账户。为了保证这些个人财产的安全性，他们又不敢随便 把国内户口注销，否则你一个拿着外国护照的人怎么说清楚你本人就是那个房的房主和银行账户的户主？因此，他们不敢享受国内给彻底没户口、没瓜葛的外籍华人 的某些便利政策，只能在擦边球的状态中手持外国护照，拿着中国签证，回到国内居住满三个月就得出趟国再签一次。
一位回流国内定居的朋友，每三个月出境一次，“旅行”成了他生活的常态，尽管这张护照可以走遍世界150多个国家，但回国就为多挣两个钱的他还得选 择最经济的路线——香港。就因为手里那张加拿大护照，这些年是不用算在加拿大的居住时间了，在自己家却要天天掐着点儿过日子，远不是传说中的那种来去无牵 挂。即便不用算在加拿大的居住时间了，但每年四月报税的季节还得回到加拿大去报税，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毕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切断之后将来一旦你回去居 住了又是一堆麻烦等着你。还有房子的麻烦事，冬天得有人给你铲雪，一年四季还得有人帮你除草，没人居住却要年年给政府缴纳高昂的地税。这个朋友说一年到头 被两个国家的种种细节搞得快人格分裂了。
候鸟的生活也不是别人眼中所艳羡的那样，越到老后遗症越多。超过四十岁以上，长途飞行就开始变成一种煎熬。就是头等舱中的富贵鸟也一样要面临倒时差 的折磨，年龄越大越经不起这种折腾，而且不久前就已经有人因为这种迁徙、奔波命陨温哥华。那些现在在国内打拼、筹划着老了以后回温哥华安享晚年的候鸟们， 很多连身份都没有了，多病多灾的老年是可以承受得了加拿大高昂的医疗费用呢还是可以经受得住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回国就医呢？一家两制的移民家庭，老到飞 不动的时候，一个人的社会福利全部在加拿大，一个人的社保、医疗等等全部在中国，牛郎织女的日子难道还要持续下去吗？到那个时候，在哪里居住、谁来陪伴谁 将是一个更加现实并两难的选择。
鉴于新一代移民的这种频繁迁徙中的诸多不确定性，移民国深感这些移民对当地经济贡献远远低于预期，对当地社会的融入程度和适应性也差强人意。 2011年，加拿大政府一刀切了30万技术移民，当时有媒体形容是“哀鸿遍野”。震惊之余很多已经拿到移民“入场券”但还在国内纠结“去，还是不去”的 人，不再每天在加拿大华人移民论坛中反反复复地问那些过来人“自己的状况到底适合不适合去那里生活” 了。因为他们突然发现了这张“入场券”因为紧俏必须珍惜了，至于那场子里的戏是否真的精彩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浪费了这个入场的机会。2014年，被 指责为“只认钱”的加拿大政府再次举起六亲不认的刀切了6.5万投资移民。这回是富人头上动刀，动静可就不是一般的大了。这下不是“哀鸿遍野”而是“沸反 盈天”，国内、国外的媒体跟着热闹，喊着打官司的有钱人还在和加拿大政府分庭抗礼、连连叫板。这是一个从“入场券紧俏”到“禁止入场”的质变，场外的人不 论是排队等候的还是压根儿就是远远观望的都急眼了。其实场子还是那个场子，就因为关了门，仿佛场子里的戏更精彩了，人人都想挤进去一看究竟。
实际上，那些已经入场的人们面对这场人生大戏的诸多无奈和求解无解的情况，相比国内的人们面对雾霾、食品安全、子女教育有着只多不少的纠结。习惯了这山看着那山高的人们，对面山头上的人儿真的不比你幸福更多，那里的美好多半是你心中的海市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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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者青溪（以下简称青）：照我的理解，最早的中生代移民，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来加的国际留学生，在完成学业、适应当地生活后，“就地转化”的一批。 这批人绝对人数不多，但影响却很大，因为在他们之前，中国移民给当地人的印象，大多数是吃苦耐劳、省吃俭用、文化程度不高的“苦力”或小店铺老板，中国人 的形象、符号，总是跟餐馆、洗衣铺之类联系在一起，而这些就地转化为移民的国际学生，却让当地人看到了中国人善于学习、奋发向上的一面，对重塑中国人在加 拿大的整体形象，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陶：我1979年就开始专业学外语了，当年出国留学的老师、熟人，十个有九个半留在国外，偶尔有回流的，报纸、电台反复宣传，硬是塑造成爱国典型， “物以稀为贵”，这也能从一个角度，看出当时国际留学生的在外定居比例。我曾跟一个后来回国当客座教授的老留学生移民聊过，他坦言当时做那样的选择是顺理 成章的，因为不论理论科学、应用科学，在当时的中国都很难满足高端研究的条件需要，研究成果转化更是困难重重，即便不考虑当时国门内外明显的生活水平落 差，仅仅从事业角度出发，许多人也只能做出这样的取舍——言归正传，你还没回答最初的问题呢，中生代大陆移民的时间上限，应该划在哪一年？
青：你要知道这些国际留学生是陆续来加的，而且他们学业完成后，转成移民的时间也各不相同。那个年代国际学生毕业后申请移民，还要回原籍递交申请 表，有些人嫌麻烦就会耽搁一段时间。我认识的这一批“早中生代移民”里，最早的两位，是1986年来加的，转化成移民，大约是90年代早中期的样子。
陶：两位？他们是夫妻档留学么？那年头很流行，或者夫妻档，或者一个留学，一个陪读。
青：差不多吧，来的时候他们还没结婚呢。他们是北京人，两口子都出生在知识分子世家，他们来加前刚从大学毕业，那会儿中国还没扩招，本科生就差不多算高知了。
他们俩是大学同学，男的叫陈伯翰，女的叫郑思燕，在大学就谈起了恋爱。你也知道，校园恋情是既美好、又脆弱的，那会儿大学是统招统分，毕业后倘分配 得一个天南一个地北，棒打鸳鸯就是常见的事，因此很多学校恋人一过大三就忙着张罗工作，设法毕业后凑得近一些。可这二位却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因为他们早 就下定决心，一毕业就去加拿大自费留学。而且两边家长也赞成。
陶：自费留学……他们两家一定很有钱吧。那个年代中国人普遍不富裕，自费留学的费用，会是很沉重的负担吧？
青：两家都不算穷，但也不富，靠家里把他们送出国门是可以的，但维持几年学业所需的学费、生活费，就要他们自己想办法了。对了，反映中国留学生加拿 大留学生涯的文学作品，好像也有一些吧？我看过的几部，都把打工说成留学生主要的财源，这其实是把美国的情况，生搬硬套到加拿大了。
陶：嗯，和美国不同，加拿大对学生打工的限制很多。我这里有一份今年2月11日联邦公民及移民部的调整公告，其中规定，持学习签证的全职学生就读6 个月后，才能凭学签每周打工不超过20小时，这项规定今年6月才生效，在这之前，全职学生是不允许打工的，要打工就得另行申请工作签证。
青：实际上当然没那么严格了，学生在校期间打“现金工”（直接支付现金而非支票的小时工，不易被政府规管，但也因此报酬比同类“支票工”低一些）是 很普遍的，假期更是国际学生打工的密集期，但加拿大大学以上学校，对学分、考试把关很严，中国学生本来就有语言关、理解关要过，别说有那么多限制，就算没 有，也不可能把太多时间用来打工，他们主要的资金来源，是政府提供的学生贷款，其次是学校或者非政府组织的奖学金、助学金，最喜欢打的工是当“助教”—— 别听着名字很好听，其实就是在学校里给老师打打杂，当当助手，收入不高，不过这个工作不耽误正常学业，因此很抢手。
伯翰和思燕是本科毕业，到加拿大攻读统计学硕士学位的。他们上的是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在加拿大乃至北美都算名校了。但大温的 物价水平、生活指数在加拿大都是最高的，UBC所在的地区就更高，他们两位虽然也贷到款、申请到奖学金，甚至很快就找到了人人羡慕的助教工作，但手头还是 紧巴巴的。没办法，两人住到一起，合租了一个小单间。
陶：那个年代国内风气还是比较保守，留学生恋人们也并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一出国就全盘西化”，而是生活使然，加拿大的大学和中国的不一样，没有关 起门来自成一统的“小社会”，衣食住行都得自己打理，两个人合住既方便又省钱，而且在那个年代的北美租房市场，异性同室比同性还正常——当然，现在大温即 便同性也见怪不怪了。
青：他们俩感情一直很稳定，当然更没什么，同住一室，就仿佛有了一个自己的家，学业上各自努力、互相帮助，回到家便相濡以沫，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据说那时候UBC的大陆留学生不算多，他们被称作“捡漏王”，一时间小有名气——对了，你们两口子捡过漏么？
陶：捡过啊，捡漏在北美很正常的么，我们2006年来这里，我“短登”（移民登陆后不到一个月就离境）后回非洲打理公司收尾业务，太太就捡了台旧电视，不过那台电视似乎有问题，很多台收不到，等我从非洲回来就处理了。
青：加拿大和美国一样，人们习惯于定期把自己不需要或暂时用不上的东西帖上“FREE”的标签扔在家门口，让需要的人拿走，这是一种互通有无的文化 习惯，也和北美的垃圾回收政策有关——这里没有“收废品的”，电子和大宗废品找人处理非但不能“卖钱”，还要倒贴处理费，还不如这样处理掉，与人方便，与 己方便。因此不能把这种习惯称之为“丢破烂”、“捡破烂”，可以说，这是加拿大特有的一种生活方式。
不过伯翰跟思燕和别人不同，别人是偶尔捡个东西拾遗补缺，他们的家基本上是“捡来”的。照理说北美租房，是连家具带电器一起租的，甚至卖房也要包厨 房电器，可他们图省钱，租了个啥也没有的“裸房”，家具、电器，一样样都得靠捡漏。东西是可以白捡，可没人包送货啊，捡个折叠椅什么的扛回去也罢了，大老 远捡个床垫、书桌，就既惹眼又不方便，他们穷得连车也没有，走远路捡漏，当然就更滑稽了。其实他们算运气好，在加拿大气候最适宜的大温留学，要是在东部， 冬天夜半，气温通常都是零下十几二十度，加上风冻效应，那滋味才叫不好受呢。
陶：你们两口子刚来就去了多伦多，想必是感同身受吧？
青：换个话题吧——还是说伯翰跟思燕两口子的事。同时代的自费留学生大多数生活都这样紧巴巴的，许多人因此把打工挣钱当成头等大事，甚至有人休学转 工签去打工，等过些年日子好过了，再回头去读完学位。伯翰跟思燕两口子不是这样，他们宁可当“捡漏王”，省吃俭用这么凑合，也不肯影响正常学业。和别人不 同，他们家对加拿大的情况了解在当时属于比较多的，对今后的学习、生活，早就有所规划。他们是学统计的，专业知识也帮了他们大忙，按照他们的计算，尽快完 成学业后所获得的回报，从长远看要远胜于半工半读或先工后读，因此他们很快就咬牙冲过了学位线，还结了婚、转了移民。
陶：后来呢？他们有了本地学历，去试着找专业工了么？
青：也许是天道酬勤吧，他们很快得到一个机会，跟一个很有实力的导师攻读博士。统计学是个半理论、半应用的学科，导师的实力相当关键。实力强的导师 能拉到充足的资金，可以资助学生的研究，还能推荐好的实习机会，甚至教职，这对于留学转移民的这一代中国学子而言，是最理想的一条“融入”之路。不过能走 通这条路的人少之又少，这需要头脑、前瞻性、勤奋、吃苦精神，还要有一点点运气。
他们的导师学术背景强，是公认的业务权威，资金背景也十分雄厚，这样一来，伯翰跟思燕不用再像读硕士那样，自己绞尽脑汁解决温饱问题，可以心无旁骛 地钻研学业，这让他们在学术上的能力更上一层楼，也赢得导师的赏识。等博士学位顺利到手，不用他们开口，导师就开出推荐书，荐举他们留校任教，他们的能力 和实力明摆着，学校当然也乐意接纳。那个年代，加拿大本地人还普遍热衷上大专，学门手艺，早些工作挣钱，走升学路线的年青人不算多，读完博士再留校任教的 更是凤毛麟角，伯翰两口子此时年纪也不大，却是货真价实的“高知”了，有稳定收入和完善福利，从事对口专业，即便和本地同龄人相比，也算是佼佼者了。朋友 们都羡慕他们运气好，但照他们自己的话，这一步步走来，又何止是“运气”二字所能涵盖的？
陶：即使是今天，国人对加拿大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了解也仍停留在浮光掠影的表面，就更不用说他们那个时代了。伯翰和思燕在出国前，对陌生环境 有更多的了解，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学习也有很周密、务实的规划，而且抵加后不管多困难，也都能踏踏实实一步步照着走下去，可以说，在“融入”这个关键问题 上，他们赢在了起跑线上。
青：一步赢，步步赢，接下来他们两口子又“领先一步”：5年内生了两个女儿。大家都羡慕加拿大是福利国家，却很少有人去想想，这个福利是从哪里来 的，说到底，是从税款里来的，因此只有工作稳定的全职人员，才能享受最完全的福利。学校里的教职工资本就不低，又有远较一般全职工作更优裕的福利，因此他 们索性入乡随俗，让伯翰一个人在学术上继续打拼，思燕退下来做全职妈妈，一心照顾家庭，这也是本地高知家庭的惯常生活方式，从这点上讲，他们同样“融入” 得很好。
陶：《孙子兵法》里说“多算胜，少算不胜”，照我看，他们两个“融入”得如此顺利，奥妙就在这“多算”二字上。
青：不不，人都有算不准的时候，他们也失算过。
陶：怎么回事？
青：这还是思燕刚当全职太太不久时的事，那时候美元汇率很高，和加币的汇率是1美元兑1.5加币左右，两边大学同样的教职，账面上的薪水不看币种， 是差不多的，这样一来，在美国任教等于薪水多一半，当时许多加拿大学院派学者纷纷南下美国任教，伯翰也动了心，就跟太太商量：“要不咱上美国去？收入可以 多一半呢。”思燕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劝伯翰要知足，说：“能有钱挣就不错了，何必计较多点少点呢？”结果，他们这么一知足，就整整耽误了6年，收入上是笔 不小的损失。
陶：我认识一对来自台湾的学者夫妇，前面的经历和伯翰思燕二位很像，后来因为在“留加”、“去美”问题上始终谈不拢，离婚了，太太只身去了美国。
青：移民家庭因为环境的变故，往往会显得比国内家庭脆弱得多，碰上风吹草动就容易出现危机。不过伯翰和思燕在这方面解决的很好，他们的灵丹妙药就是“包容”。
伯翰虽然觉得应该南下发展，但太太不同意就不勉强，而是静静地等候合适机会；思燕呢，慢慢也觉得，自己当初的想法太过片面，等6年后伯翰再提出，她就同意了。伯翰南下美国华盛顿州，在华盛顿大学当了教授。
陶：华盛顿州就在美加边境南侧，西雅图离大温就几小时车程，他们选择这里发展，是不是还眷念加拿大的安逸生活？
青：是啊，很多定居加拿大的人，不论本地人还是移民，都喜欢加拿大安逸的生活节奏和朴实的社会风气，但学历高、能力强的人，又不甘心加拿大专业机会 少、上升空间有限，许多人就选择在毗邻的美国企业、学校或研究单位工作，但仍然在相邻的加拿大城市保留一个家，甚至有人选择每天跨境上下班的。实话说，我 们家也曾经是这样，我也是因为这，才在华盛顿州认识他们两口子的。
伯翰和思燕是2000年定居华盛顿州的，但仍憧憬着在加拿大重筑一个小窝，为将来做准备，许多加拿大人退休后，喜欢回加拿大生活。伯翰不愧是搞数据 分析的专家，在美国工作期间精心理财，利用汇率差价赚了不少钱，不久前我和他们重逢，得知他们用这笔收入在大温买了幢独立屋。思燕很高兴，说“伯翰的一个 决定给我们家省出一幢加拿大的房子来”，其实这哪里是一个人的决定？
陶：他们这一代移民最令人羡慕的，是家庭团聚政策宽松，我认识的这一代移民，很多都把父母，甚至其他亲属都办过来，相互有个照应，华人不管到了哪 儿，都讲究个天伦之乐。我们这一代就不行了，父母、祖父母团聚移民越卡越紧，我岳父母的团聚申请都排了3年队，至今连个下文都没有。
青：伯翰的爸爸妈妈早就来了，不过他们这么一来，还给小两口添了点不大不小的烦恼。我前面说过，他们两家都是知识分子家庭，思燕的婆婆思想尤其开 通，他们在国内读本科时也不是没有在国内安逸下来的打算，这个婆婆差不多是硬把他们赶到加拿大的，理由是出国深造能提高自己，开阔眼界。等他们也来了加拿 大，婆婆对儿媳学业有成却在家里当家庭妇女，就显得十分不理解，一开始还怪儿子“大男子主义”，后来知道是儿媳自己的选择，就更不能接受，再三劝说无效， 老太太就在电话里、网上，跟国内的亲戚朋友不断表达遗憾。
这下倒好，思燕每次回国探亲，总会被一群亲朋好友“围观”，问的无外乎“你为啥不愿意上班”、“不工作读那么高学历做什么”之类。问多问烦了，她索性真的重找了份教职，就在先生工作的大学同一个系，当了个辅导学生作业的助教。
陶：北美是女权运动发源地之一，职业女性回归家庭，主要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工作的自主选择，在许多女性看来，家庭主妇也是一份很重要、很光荣的工作职 位，而且加拿大幼儿园、中小学体制和国内差异很大，家里如果两位都做全职工作，的确会有很多不便。这一点，是国内的朋友不太容易一下理解的。
青：不过思燕回归教职时，两个女儿都长大成人，这里许多本地家庭的女性，也会在儿女不需要全天候照顾后回归社会工作，思燕这样做，同样是“融入”好 的表现。虽然经过这番反复，思燕的教职比伯翰有了落差，但相比较伯翰在学术上的严谨，思燕的亲和力让她在学生中更有人缘，连伯翰都夸思燕比自己更讨人喜 欢。不久前又遇见他们，听说他们大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在美国一家知名大企业做金融分析和顾问，收入很可观，小女儿在大学里成绩也不错。在外人看来，他们全 家，包括一双女儿，既有西方文化熏陶出来的大方自信、活泼有礼，又有东方文化独有的含蓄收敛，谦和温婉，是“融入”的典范。
陶：故事听到这，其实我在想，他们两口子“融入”得如此顺利，和他们夫妻间始终能相濡以沫，保持美满恩爱有关。移民以来，我看到、听到的许多反例，追根溯源，和家庭变故多少有些关系。
青：出国的家庭很多都遇到这样那样的考验，像伯翰和思燕这样一路恩恩爱爱走过来的并不太多。人生是复杂的，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故事，外人不便说是言非，但你说得对，夫妻和家庭的和美，对移民在陌生环境中的“融入”，是很有帮助的，这也是朋友们最羡慕他们两口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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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陶短房（以下简称陶）：正好相反，事实上高离婚率是来加拿大的大陆移民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这边有些华文媒体曾经说，近20年大陆来这里 的移民，离婚率高达六成，这恐怕是夸张了，不过2009年时加拿大平均离婚率高达38%，华人移民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而且有一份VITF家庭协会的调查 报告显示，这十几年加拿大总体离婚率其实一直在缓慢回落，但华裔移民的离婚率却逐年攀升，你的故事里有比较多的离异人士，反倒是很有代表性的。
青：移民对于一个家庭、一对伴侣来说，等于换到一个新世界从头来过，以前的人际关系、相处之道都要重新调整，两口子在社会、家庭中的地位、角色也变了，同样有个适应、磨合的问题。移民离婚率越来越高，和这些都有关系。
陶：新移民初到加拿大，往往要为生计犯愁，疲劳、情绪大，又缺乏人际沟通和宣泄渠道，就容易把矛盾带回家，有时候在国内不算个事，在这里就能拆散一个家。
青：你说得不错，我以后会讲一些这类的故事，不过今天要讲的李文涛是个例外。其实第一个故事里的林霈仪，我认识她时就已经离婚了，今天故事里的李文 涛，是我在加拿大碰上的，第一个眼睁睁看着变成离婚女人的同胞，我是在搬到渥太华后认识她的——言归正传，我说她是“例外”，是因为她移民之初并没有为生 计发愁，他们本来是我们所羡慕的那种幸运儿。对了，你听说过“北电”么？
陶：你问巧了，我岳父岳母都是大学里教通讯专业的，对北电很熟悉：它的全名是“北电网络”（Nortel Networks），1998年由两家企业合并而成，当年就成了全球屈指可数的网络电讯设备供应商，全盛时期，年销售额超过300亿美元，是当年赫赫有名 的互联网产业巨人。我听说，当年北电发展太快，新部门老部门都缺人，不但开高薪挖人，甚至到了“街头拉人入伙”的地步，我岳父的几个研究生，当年就这么移 民过去的，一下就找到高薪工作，现在听起来跟说神话故事仿佛。
青：“街头拉人入伙”恐怕有些夸张，但直接跑到培训班拉人，我是亲眼看见的，文涛前夫当年，就是这么个幸运儿。
他倒是学历挺高，可原本是学机械的，到了这边见“计算机热”，哦，我们那会儿都那么称呼，不像现在都叫“电脑”，就也跑去报了个培训班，才培训几个月就和班上一堆同学一道被北电拽进了门，那是1999年的事。
那会儿他的年薪有五、六万加币吧，就算拿到现在，对初入行的人来说也算高薪，更不用说和当年国内那点收入去比了，而且北电是大公司，各项福利齐全， 你知道北美这边，公司的很多福利都是管全家的，比如附加的商业性医疗保险，北电帮文涛前夫办了，文涛、他们上六年级的女儿，也都能享受，看牙、看眼睛、配 眼镜这些全民医保覆盖不到的地方，他们也能享受很优惠的价格。
你说他们是不是太幸运了？要知道我们大部分人那时候，想找份正式工都千难万难呢。
陶：老子说过“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幸运与不幸，有时就在一念之间。这么快找到满意工作固然是好事，有时却也会让人放松、麻木，忽略了“融入”的重要性，一旦情况有变，就可能措手不及，受到重创，尤其是家庭里相对弱势的一方。
青：唉，这个“相对弱势的一方”，就是文涛了。她倒也“融入”了，不过也许太高兴，理解得有些单纯，见这里当地人大多数是先生专心工作，太太全职在 家当主妇，尤其她女儿学校的家长更大多是这样，你也知道，加拿大小学放学很早，一般下午两点多就放了，这里又不允许低年级学生自己上学、放学，一定要监护 人陪同，人工又特别贵，有个全职主妇在家，就会比较方便。文涛想，自己先生有这么份稳定的高薪工作，女儿又还小，就入乡随俗，当个安心照顾家的主妇吧。
文涛他们是东北人，她前夫在出国前是专业人士，她只是个普通工人，学历不高，也没什么专长，这种组合，当年在东北大城市里据说很常见。文涛对国外原 本没什么概念，丈夫说移就跟着移了，移民后见丈夫工作顺利，自己和全家的生活水平也上了何止一个台阶，更觉得夫唱妇随，其乐融融，一门心思就想着照顾好自 己的家，伺候好老公、女儿，别的什么也顾不上多想。那会儿我们中不少南方人脑筋活，整天想着“钱生钱”，她们这对东北夫妻却没这兴趣，一来他们老家当时还 不兴这个，二来，他们不愁吃穿，何必去折腾呢。他们移民过来时都40多了，一开始又比我们都顺，我们原本以为，他们会是最幸运的一家呢。
陶：看这光景，问题主要会出在文涛前夫身上了？
青：而且还是出在他们最高兴的时候。我说过，我们那批移民都不舍得多回国探亲，我就是登陆后四年才头一次回去，一来贵，二来总想着混得比较好了再回 去，倒不光为面子，也免得亲人们担心不是么？文涛他们两口子一来就过上好日子，自然想早些衣锦还乡，让老家的人好好看一看，他们东北那边也比较讲究这个。 就这样，他们两年后就双双回去了，这一回去可就坏了。
那时候移民加拿大已经开始有点热了，东北那边信息相对闭塞，还处在看热闹居多的阶段，这么两个“移民成功人士”回来，自然成了熟人竞相“围观”的焦 点人物，文涛也还罢了，她前夫学历高，以前工作也比较好，同学、同事间的聚会自然更多些，都想听他这个“外宾”讲加拿大移民的事。要说她前夫倒不是个爱吹 嘘的人（他们东北好像叫“山炮”吧），但这样的场合，也免不了话多一些，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有个以前和他关系就不错的大学女同学听了后特羡慕，觉得自己 条件也符合，就凑过来打听更多加拿大的移民细节，一来二去的，他们谈得很投机。
那会儿文涛被家人朋友簇拥着，沉浸在幸福之中，看在眼里，也没多在意。等他们双双回到渥太华，文涛无意中发现，自己老公和那个女同学一直保持着联系，而且越来越密切。
陶：怎么发现的？她前夫在北电工作，应该是资格很老的互联网“冲浪者”，北美这里讲个人隐私，她总不能去翻老公邮件吧。
青：那会儿她恐怕连上网都还不怎么会呢。哪里用这么麻烦，他老公直接跟人家通国际长途，而且也不背着她。
陶：那是2001年吧？那年底我去了非洲的阿尔及利亚，记得条件比90年代好多了，有IP电话可以打，价格比传统直拨国际长途便宜得多，有卡，也有专门的电话“盒子”，5欧元的一张卡，能和国内通差不多半小时的话，算是能消费得起了。
青：当时北美也一样，我们主要是买卡，5加元的一张卡，省一点可以用一个月，隔三差五跟家里报个平安，但还不太舍得和朋友闲聊，毕竟按人民币折算， 那时也不算小数目。可文涛前夫那会儿就反常了，这样的一张卡，和那女同学一次就用完了，他们通话越来越频繁，到后来差不多天天打，有时一次一张卡还不够 用，要再续一张。
都说东北女人有些大大咧咧，但女人就是女人，文涛当然觉得不对劲，开始盘问老公，没想到老公居然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那神情仿佛“我们就是你想象的那样，你自己瞧着办吧”的意思。
陶：唉，这样的例子我也听过几个，一方满心为另一方牺牲自我，另一方却不领情，反倒觉得牺牲后的对方配不上自己，和自己没有共同语言，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这种婚姻破裂，速度反倒是最快的。
青：是啊，那个男人没过多久就提出了离婚。文涛一下子从天堂掉到了地狱，刚离婚那些日子，她总是精神恍惚，满脸愁苦和无奈，还哭了好几场。她最疼爱 自己女儿，可没工作、没固定收入和好住处，自己吃饭都没保障，又怎么养孩子？女儿那时候已经上中学了，她不能不多为孩子将来着想，终于忍痛割爱，把女儿留 给了前夫，这对她无疑是又一记重击了。
她搬出来，租了个单间，在渥太华大学食堂找了份中厨的工作。东北人的烹饪习惯，原本不太合这里华人的口味，不过她适应得很快，我吃过她做的卷心菜炖肉，很好吃，她说，那就是个典型的“食堂菜”。这份工又累，收入又低，她做得很吃力，但好歹是份比较正式的工作。
陶：不容易。国内的朋友都知道加拿大是福利国家，失业有保险，不会饿死人，却大多不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失业保险，就是 EI（Employment Insurance）是有门槛的，只有从事工作至少一年，工作时间不低于所在省规定下限，而且拥有雇主完整就业纪录或工资单的人才能领到，打我们说的“累 脖工”也就是小时工，是没资格申请EI的，因为没人替他们缴纳就业保险金。有些文学作品和段子，说某人在加拿大刷了几个月盘子丢了饭碗，从此就能靠吃福利 “过着幸福生活”，我们看了只能苦笑。文涛能咬牙做这么份低薪正式工，至少一年后能享受EI，受到加拿大福利社会更多关照了。
青：这是她“融入”的第一个好成绩，也是有好心人指点的结果。没错，一年后她申请到EI，可是你也知道，国内传说中的“终身失业救济金”在加拿大根 本是不存在的，EI领取时间，最长不得超过45周，最短则只有14周，而且在这期间，你得定期去福利机关报到，去参加政府安排的职业培训和招聘会。
陶：我以前认识一个法国老移民，就因为觉得这种安排“不尊重人格”，失业了也拒绝领取EI。
青：我们可没条件讲究这些，再说，文涛想的不就是先有个可靠的过渡，然后找一份稳定一点的工作么？加拿大的社会福利鼓励人尽快重新工作，而且提供学费、生活费，安排参加职业培训，这对文涛来说，可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职业培训是6个月，然后是针对性更强些的就业短训班，选择专业很重要。文涛学历低，英语不好，如果专业选错了，等EI吃完，日子就更难了。
陶：我在温哥华认识的一些类似情况的华裔移民，多数选择了服务业，也有些去考了房地产经纪牌照，那个语言要求低。
青：文涛选择的是护理专业，这也是有高人指点。这一行专业知识学习门槛低，英语要求不高，一般人都能学下来，而且，找工作特别容易，当年在中年女性新移民中，算是比较热的。
陶：加拿大人喜欢说一个词，叫“婴儿潮”，是说1946-1965这20年，是加拿大历史上生育率最高的阶段。如今这些人渐渐老了，加拿大也成了个老龄化社会，护理专业需求量增大，是和这样的背景分不开的。文涛在“融入”的路途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青：其实真不容易。这一行工作时间特别不固定，有时凌晨四五点就要起床上班，有时又要忙到深夜，劳动强度大，又脏又累，伺候的又是生活自理能力差的 老弱病残。文涛去养老院实习时，起早贪黑不说，还一天到晚被一群不能自理、甚至老年痴呆患者围着，精神压力很大。文涛是个年届不惑的离婚单身女人，就更难 了。
不过在她看来，年青人和当地人怕苦怕累，不愿干护理的活，这反倒让她有了一份优势：吃苦耐劳，对她而言实在不算什么。按照她的说法，别人不干的脏活累活，自己多干点不就成了。对她而言，这些根本不必计较，有个稳定的工作养活自己是最重要的。
就这样，她终于考到护理证，做起了私人护理。她第一个客户80多岁了，是个白人老太太，文涛的工作，是平时给她做做饭，洗洗衣服，天好时推她出去散 散心，晒晒太阳，帮她洗洗澡，陪陪她。老人儿女就住在同一座城市，但只有周末才偶尔来看看她，所以，文涛对白人老太太而言特别重要，老太太有些依赖她，对 她的工作很理解。
陶：记得几年前，国内播出过一部以温哥华为背景的电视连续剧，里面谈到一个白人老太太经常抱怨儿子工作太忙、不能“常回家看看”，我和太太偶尔看 到，都觉得很好笑，这根本就是个“在温哥华拍外景的中国肥皂剧”么，加拿大儿女是不养老的，很多老人到了晚年，都会把大房子一卖，自己搬到各种规格的养老 机构去安度晚年。
青：对，不过你也知道，加拿大是老龄社会，养老机构都排着长队，很多老人等不起，就只能请私人护理，自己在家养老。我刚到温哥华时，邻居老太太就问 我“你有时是否觉得孤独”，我心说，每天工作、家务，忙不完的事，哪有功夫想这些，她见我愣在那里，又马上说，是啊，你有一个孩子在身边，一定不会孤独。
陶：前几年CBC电视台曾推出过一个公益广告，向那些对老年父母不闻不问、偶尔回家却忙着盘剥老年父母积蓄和养老金的子女提出批评，引起过社会讨论。这些年加拿大社会也开始提倡子女“常回家看看”，不过社会习惯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子改变的。
青：嗯。外国老人身边通常没有子女陪伴，老两口中如果一个人先不在，剩下一个会更加孤单，时间就会被说不出的的寂寞占据着。上一代老人的退休福利不错，不愁吃穿，但日子可是真难熬呢。
陶：我听做过家庭护理的熟人说，这些孤独老人因此趋于两极，有些特和善、特体贴别人，有些则性格特孤僻古怪，不过总得来说，他们都希望别人更多关注他们，哪怕听他们说几句话也好。
青：文涛碰上的头一个老太太是前一种，文涛和她没事时，大部分时间都是听老太太絮说自己的过去，文涛英语不好，经常听不懂，有时只能答几声YES，老太太就很耐心地连比带划，还听不懂就索性不去管它，反正老太太的目的，不是让人去听懂，只是需要一个耐心的听众。
陶：我们移民到了这里，和老家相隔万里，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其实我如今常常想，他们也会越来越孤独、寂寞，想和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多接触，哪怕只是一句不要紧的闲话呢。
青：文涛那时也说“反正我的父母也不在这里，陪他们就当陪自己父母了”，想到自己的工作能给这些孤独老人带来些安慰，她开始觉得，自己苦点累点也没什么，这份工作虽然辛苦，却很值得，不仅能让自己衣食无忧，而且能让自己更好地“融入”这里的社会，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对了，我记得在国内时，你推崇自由市场，不太赞成“大福利”？
陶：我至今还是这样的观点，我觉得福利来源于税款，高福利是靠高税收维持的，过高的社会福利会束缚经纪活力，消耗大量社会资源去奖懒罚勤，对社会竞争力的发展不利。
青：你说得有一定道理，但这是所谓“强者思维”，觉得自己可以不依靠福利，凭个人能力活得更滋润的人，往往才会这样想。美国社会这样想的人比例很 高，这也是美国人和加拿大人间最大的反差吧。就我个人看，“大福利”对像文涛这样有困难、但愿意靠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的“弱者”，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 的。
记得做护理后，文涛脸上的笑容渐渐替代了愁容，话也比过去多了。她常说，多亏加拿大的社会福利，从一个原先遇事不知所措的弱女子，变成如今这样一个自食其力，可以憧憬更美好未来的人，她觉得这样很开心。
陶：后来呢？她再婚了么？
青：她跟我说过自己有再婚的打算，不过我后来又搬回多伦多，和她联系渐渐少了，这种事不方便多问，不过以我对她的了解，再婚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她择 偶条件不算高，按她说法，能解决生计，人品忠厚可靠就行了。她工作收入如今都过得去，身边又没孩子，为人实在，是个过日子的人，不管再婚还是自己过，日子 都应该会越来越好的。
陶：北电当时的“暴发”，是拜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IT泡沫”所赐，这个“泡沫”2001年就破灭了，北电也盛极而衰，从那年开始“瘦身”、降 薪、裁员，我岳父母的几个学生后来都因此经历了一番坎坷。2009年初北电就破产了，如今加拿大产业结构和那时候有很大差别，IT和其他高科技行业都不景 气，北电之后的另一个高科技“国家招牌”——黑莓，如今也有一顿没一顿的，不知道文涛那位曾经幸运的前夫，后来能否幸运地躲开这一连串惊涛骇浪？
青：不知道。我接触她前夫很少，他们离婚后，文涛通过自立自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道路，几乎绝口不提那个男人的任何事。或许那人也有属于他的另一个故事，不过这就不是我所关心、也不是我所能叙述的了。
温哥华的美丽的确如上帝创世之初给予人类的美好家园——春有樱花争艳，秋有枫叶绚烂，夏无酷暑，冬无严寒。一年四季城市绿草如茵，树木葱茏，蓝天白云下，雪山举目在望，驱车不足一个小时便可抵达。大多数初到温哥华的观光客都会被这里的风景所打动。
暑假期间，温哥华的旅游旺季到来，陆续接待了一些朋友，他们一方面是旅游观光，一方面是为了孩子留学或家庭移民实地考察。但生活与观光显然不是一个 概念。尤其当他们沉醉在温哥华美好的风景中，激情澎湃地开始听信各种传说中的移民美好生活、恨不得明天就举家而来，作为过来人对移民的任何客观分析于他们 都是耳边风，或者特别不中听。
大多数观光客都把旅游期间浓缩的美好当成了生活的常态来憧憬和期许，但实际上对任何移民来说，日复一日的生活，一种常态下重复叠加日子的琐碎和庸常 很快就会浇灭激情，让你感受到生活坚硬而现实的一面。移民是从身到心的彻底换水土，“闹闹肚子”再正常不过，闹到脱水休克的也大有人在。因此，服水土、适 应新环境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能顺利度过，就如同凤凰的涅槃，可以享受到伊甸园的美好；反之，便可能是一个身在伊甸园，心在失乐园的痛苦分裂。
适应温哥华的生活是一个学会放下的过程。要放下的是曾经的辉煌、曾经的优越、曾经的繁华甚至喧嚣，然后让心安静下来，在安静中重新审视生活，重新定位。在这个过程中，有人重生了，有人打道回府了，也有人选择了极端的方式，让一个家庭的悲剧成了社会话题的焦点。
很多移民之所以很长时间难以适应，郁郁寡欢，就是因为在这个放下的过程中无法承受巨大的心理落差，尤其对一些人到中年、又事业有成的人来说，很难在 加拿大短时间内完成事业的对接，没有生存压力的，尚可通过学习寻找一份专业工作，但要想达到国内的高度一般是不可能了。在当地一个中文教师文凭培训班里， 为数不多的十几个学员当中有三分之一是国内大学老师，还有中文专业硕士以及各路硕博精英乃至国内在文史领域从事研究的人员。但海外中文教学即便就是教到高 中12年级，其程度也不过是国内小学六年级的水平。至于拿来说事儿的所谓海外教学模式、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对这样一批专业人员都是短时期内可以很快调整到 位的。但是学成之后要么一职难求，要么就是经历一番国内大学生毕业求职的经历，诸如递简历、面试、笔试、试讲，试用、考核一样儿都不能少。从头做起的时 候，备受考验的不是你的专业素养而是心理承受能力。你能否把心态调整到位，拿着钟点工一样的小时工资，做着一大堆小时工资之外的教学计划撰写、学生作业批 改、家长定期沟通的工作。尤其是教学中管理的细枝末节远远多于知识传授的本身，你丰富的学术素养基本没有用武之地。供求失当的中文教学市场状况让中文教师 的工资还不如钟点工，如果想藉此养家糊口，基本是痴人说梦；想藉此实现个人价值，也是天方夜谭。
初到移民国，如果消受不起坐吃山空的日子，那么在踏上这片土地之后寻找工作就是当务之急，即使是一份钟点工也得先干着。但钟点工对体力的消耗也往往 消耗了你继续学习并寻找专业工作的精力、斗志和勇气，同时把一个人面对家庭、生活能够平静和包容的空间压缩到极限。因此导致心态失衡、夫妻陷入争吵而最后 走向分崩离析的不在少数。
除此之外，语言的生涩在说话办事中显出的木讷和拙笨让自信心回落到冰点，歧视的眼光和不屑的哂笑如芒刺在背。社会的公平、教育的优越、福利的丰厚会 在一个又一个具体事情的细节中让你越过曾经梦想的光环直接硬硬地着陆在现实的中心，那种震荡常常会让你移民的期许变成一地碎片。你如何收拾这一地碎片、重 整心情，扬起你那千疮百孔的旗继续在这片风景美好、人类宜居的土地上追逐你的梦想？
在温哥华担当全职主妇，生活的主线除了去ESL上英语课就是菜场、超市采购。很多在国内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女人来到这里才发现，生活的细节原来有如此 多的挑战。不仅买来的家具要自己拼装，就连去超市购买生活所需都是一个体力活。从超市手提肩挑地搬上车，再从车里一件件搬到家里。这和在国内去超市买点自 己喜欢的零食、小吃绝对是不一样的，从心境到体力都不能比。在国内，不是有老公在旁、就是有父母在侧，或者还有保姆、钟点工帮忙，那个时候没发现去超市是 件体力活，没发现家里有这么多、好像一辈子也干不完的活。
有一个在国内长期和父母在一起、生活优渥的朋友深深感慨：在国内时享了多少福，来温哥华就遭了多少罪。要维持一个家的正常运转和所需，自己必须变成 那个独当一面的女汉子。曾经不能碰生肉、不敢杀活鱼，历练一些时候，不再是那个远庖厨的君子，基本可以做到手起刀落的干练。在这里，作为一个家庭的女主 人，脱离开职场，面对家务和孩子，如果长期挣扎在过去与今天的对比中，这个角色会担当得苦不堪言。生活现状直接抛出的问题可能就是：这就是我全部价值的体 现？
毕竟大多数从国内移民到这里的人要么有丰厚的物质积累，在自己的企业中有着说一不二的权威；要么有不俗的职场业绩，在某个领域里声名赫赫。但是来到 温哥华，生活基本回归到了最基本的诉求：柴米油盐、持家教子。在面对柴米油盐和教子持家时，所有的女人都是一样的琐碎和平庸。你怎样定位自己，怎样挖掘生 活之于你的意义和价值直接让你在无数叩问中把自己变成一个哈姆雷特式的哲学家。
一位国内某个学术领域的专家，整天忙于论文、专著的撰写和出版。移民到温哥华后，语言的障碍让她变得像文盲一样，不愿和人交往，天天闭门不出，整个 人陷入了很严重的抑郁状态。儿子正值青春期，新环境的挑战和叛逆叠加在一起，孩子的压力直接转化成了和妈妈的冲突。这样的状态下，高知妈妈最后摔碎的不只 是涵养与体面，连同接连不断上演的摔锅砸碗的戏码，妈妈也彻底摔裂了和儿子之间的那份母子之情，几乎成了仇人。其实这并不是极端的个例，在温哥华的移民当 中，很多人或多或少会有些抑郁或焦虑的症状。还有一个孩子的妈妈隔三差五带孩子看家庭医生，孩子的一点儿风吹草动她都紧张不已。最后，家庭医生在和这位母 亲的交谈中发现是妈妈患有比较严重的焦虑症，孩子其实没什么问题。
还有很多来到温哥华的人走进教会，寻求信仰是一个方面，交托苦难是另一个方面，这种苦难更多是内心的苦毒。也有人到寺院去一步一跪拜地磕长头，偌大 的寺院一圈跪拜下来，那是要怎样内心的焦灼才会如此去用身体的疲惫祈福心灵的平安。说起适应过程的艰难，人人一本血泪史。一个妈妈说，移民一段时间后，孩 子终于匹萨、汉堡吃腻了，想吃饺子，于是又和面、又切菜，一个人连擀皮儿带包饺子，折腾得满身是面，这和在国内一家人其乐融融一边聊天、一边分工合作原来 是如此不同。她说那个周末的下午，在冬季温哥华阴阴的雨天里，家里四周除了寂静就是回忆，一个人埋头包着饺子，禁不住潸然泪下。中秋节的时候，没有谁有勇 气独自望月，大家一般都是几家朋友相约相聚，热闹中驱散那份不敢静下来面对的乡愁。
对于温哥华的新移民来说，放下过往的繁华，也不全然是一个被动隐忍的经历，也是一个寻找希望和努力重塑自己的过程。有位朋友，初来时一句英语不会 讲，出门坐公交都是读高中的儿子提前给她写好纸条，“我妈妈在某站下车，请您提醒她。”就是这样的基础，她从ELSA一级读起，一口气读到六级。现在出门 办事、和政府部门打交道都已经没有障碍。当她带着新来的朋友自由行走在这片土地上时，那份从容和自信是人生不可多得的一种收获。还有人为了延续自己在国内 时的医学专业，人到中年竟然有勇气从头开始，8年苦读最终拿到行医执照。有人来了之后彻底改行，医生出身做起了会计师，一个注册考下来，端上了铁饭碗。更 有人已是国内国外各种博士头衔加身，转而攻读神学，成为德高望重、牧养灵魂的牧师。
来到温哥华，走进伊甸园一般的美好家园是上苍赋予的机遇，也是一次试炼。从喧嚣中安静下来，当可以听到自己的脚步声的时候，当曾经过往成为渐行渐远 的一道风景时，当目光开始停留在前方而不是频频回首时，行走中会蓦然发现，生活回馈的是生命的厚度和宽度，是一种视野，是一份不可多得的阅历。只是，你是 否有勇气拿着你眼前的一片锦绣繁华置换这份日复一日刻苦体验而来的醇厚？咖啡香浓，不是每个人都喝得了的，有时候它会让神经脆弱的人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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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后遗症”
移民之后，就好像一个人做了换肾手术，需要终生服药抑制排异反应。拿到移民的门票，跨过那道门槛儿，不是完事大吉了，而是有无数后遗症等着你一一去面对，一种叫做“纠结”的情绪将和你如影随形，直到终老。相对早期移民那种彻底告别母国，一到移民国即便是住地下室、打labor工也抱着安营扎寨、安家落户的勇气来的移民前辈们，近些年的移民大多是一家 两制，家庭成员中那个负责夯实经济基础的一般是拉着行李箱做候鸟，另一半留守陪伴孩子读书。这种家庭体制导致一个家庭在对未来的规划中充满了观望和举棋不 定。而今实力不可小觑的各类新移民们抵达之后便可入住豪宅或当地高尚社区，但特殊的家庭体制将原本可能沉闷、单调但却完整的生活割裂，脚踏两只船的行程总 是充满了各种潜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于是动荡的心很难把这片天空永远蔚蓝、绿草四季如茵、雾霾终年不见的土地当做自己真正的家。候鸟们一年四季处在迁徙的 状态中，留守的主妇们或盼着孩子早日入读大学，摆脱这份陪读的羁绊；或“移民监”中一口气住够时间，拿到公民身份，以期获得一份行走的自由。
但这依然只是一种期待中的生活，移民后遗症的形影相随，让这些貌似来去自由的人实际上经历着最难以给局外人讲解清楚、且技术含量颇高的牵挂和羁绊。
以保留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为例，候鸟们如果还想保住这个身份，要在五年中住满两年。不要以为这两年是白驹过隙，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就是度日如年。国 内生意如过山车一般牵扯着每根神经，加拿大清净到寂寞的日子实在不好打发，哪里能安心住下来？有的人干脆放弃这个身份，拿个10年签证，但这就意味着你将 不能再享有当地政府给永久居民的各种福利。有的心有不甘便委托一些中介机构想“办法”。弄虚作假多了，移民局就开始给所有移民“服药”。现在当第一张枫叶 卡到期要换第二张枫叶卡时，手续变得格外繁冗、严苛。为了证明居住时限达标，移民局要求你提供护照中所有出入境记录，包括空白页都要复印出来，中国海关印 章没有英文，必须拿到有资质的英语翻译部门一个章一个章翻译出来，同时出具翻译机构确保真实性的声明。除此之外，还要提供每年的纳税证明、读书或工作证 明、租房证明、买房的每年缴纳地税的证明、孩子的就读证明甚至成绩报告……凡此种种，就是要证明你真实地住在这里。此外，所有提交的复印件要有家庭医生、 牧师或会计师等政府信得过的人关于真实性的声明和签字。现在医生、牧师愿意签这个字的越来越少，很多人干脆拿到律师事务所公证。
一位拿着永久居民身份的女士在加拿大完成生子任务后，回到国内和亲朋好友大力褒奖在加拿大生孩子享受的超乎想象的优越待遇，关键是费用全免。结果没 多少日子便收到了医院三万加元的巨额账单，原因是在加拿大的居住时间不够，不能享受当地医疗保险。 加拿大的失业保险有时候比上班的人工资还高，但一旦离境便不再享有。还有十八岁以下的孩子享有的儿童福利（俗称“牛奶金”），也是在离境之后便不能领取。 为了打击一些离境后还在拿这项福利的人，加拿大税务局不断加大抽查力度，而且年年抽查，一封信寄到家里，便要你提供居住证明，孩子的在校证明，40天内没 有将资料寄到税务局，福利立刻停止。随后便可能面对更多的调查，如果真的是冒领了，那就意味着吐出这些钱的同时还要接受罚款。现在加拿大一些部门已不再相 信私人之间的租房合同，为了证明你的真实居住，甚至要你提供半年的水电费、电话费的缴费账单。
很多移民想，干脆入籍吧，成为公民就不用每天算着日子居住，可以一劳永逸了。现在不仅这种一劳永逸行将被打破，就连入籍的门槛也让很多人望而生畏 了。今年2月，加拿大移民局将入籍申请费从每人200加元直接涨价到400加元。尽管很多人认为钱不是问题，但移民局让相当数量的人的语言能力成了一个很 严重的问题。所有申请人必须提供政府承认的ELSA（英语第二语言）听、说、读、写四项技能四级或四级以上的证明，包括学习期间的出勤记录。以前50岁以 上的申请人可以免入籍考试，现在一个即将通过的法案将年龄上限提到了65岁，这就意味着你得用英语参加入籍考试的笔试和面试。笔试如果还可以突击恶补的 话，移民局官员面前随机话题的对答如流可就不那么容易了。新法案通过后，入籍居住时间也从四年住满三年变成六年住满四年。最关键的是入籍之后也不再来去自 由，医疗保险住够规定时间方能生效只是限制条件的其中之一，预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细则对居住时间进行限制。
早年已经入籍的移民们，现在即便回到母国居住，因为已经是外国人了，母国也不得不对其见外了。很多手持加拿大护照的加籍华人回国看父母、和老公团 聚，在申请中国签证时还得提供国内的邀请函。还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入籍加拿大的华人在国内有房产和银行账户。为了保证这些个人财产的安全性，他们又不敢随便 把国内户口注销，否则你一个拿着外国护照的人怎么说清楚你本人就是那个房的房主和银行账户的户主？因此，他们不敢享受国内给彻底没户口、没瓜葛的外籍华人 的某些便利政策，只能在擦边球的状态中手持外国护照，拿着中国签证，回到国内居住满三个月就得出趟国再签一次。
一位回流国内定居的朋友，每三个月出境一次，“旅行”成了他生活的常态，尽管这张护照可以走遍世界150多个国家，但回国就为多挣两个钱的他还得选 择最经济的路线——香港。就因为手里那张加拿大护照，这些年是不用算在加拿大的居住时间了，在自己家却要天天掐着点儿过日子，远不是传说中的那种来去无牵 挂。即便不用算在加拿大的居住时间了，但每年四月报税的季节还得回到加拿大去报税，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毕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切断之后将来一旦你回去居 住了又是一堆麻烦等着你。还有房子的麻烦事，冬天得有人给你铲雪，一年四季还得有人帮你除草，没人居住却要年年给政府缴纳高昂的地税。这个朋友说一年到头 被两个国家的种种细节搞得快人格分裂了。
候鸟的生活也不是别人眼中所艳羡的那样，越到老后遗症越多。超过四十岁以上，长途飞行就开始变成一种煎熬。就是头等舱中的富贵鸟也一样要面临倒时差 的折磨，年龄越大越经不起这种折腾，而且不久前就已经有人因为这种迁徙、奔波命陨温哥华。那些现在在国内打拼、筹划着老了以后回温哥华安享晚年的候鸟们， 很多连身份都没有了，多病多灾的老年是可以承受得了加拿大高昂的医疗费用呢还是可以经受得住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回国就医呢？一家两制的移民家庭，老到飞 不动的时候，一个人的社会福利全部在加拿大，一个人的社保、医疗等等全部在中国，牛郎织女的日子难道还要持续下去吗？到那个时候，在哪里居住、谁来陪伴谁 将是一个更加现实并两难的选择。
鉴于新一代移民的这种频繁迁徙中的诸多不确定性，移民国深感这些移民对当地经济贡献远远低于预期，对当地社会的融入程度和适应性也差强人意。 2011年，加拿大政府一刀切了30万技术移民，当时有媒体形容是“哀鸿遍野”。震惊之余很多已经拿到移民“入场券”但还在国内纠结“去，还是不去”的 人，不再每天在加拿大华人移民论坛中反反复复地问那些过来人“自己的状况到底适合不适合去那里生活” 了。因为他们突然发现了这张“入场券”因为紧俏必须珍惜了，至于那场子里的戏是否真的精彩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浪费了这个入场的机会。2014年，被 指责为“只认钱”的加拿大政府再次举起六亲不认的刀切了6.5万投资移民。这回是富人头上动刀，动静可就不是一般的大了。这下不是“哀鸿遍野”而是“沸反 盈天”，国内、国外的媒体跟着热闹，喊着打官司的有钱人还在和加拿大政府分庭抗礼、连连叫板。这是一个从“入场券紧俏”到“禁止入场”的质变，场外的人不 论是排队等候的还是压根儿就是远远观望的都急眼了。其实场子还是那个场子，就因为关了门，仿佛场子里的戏更精彩了，人人都想挤进去一看究竟。
实际上，那些已经入场的人们面对这场人生大戏的诸多无奈和求解无解的情况，相比国内的人们面对雾霾、食品安全、子女教育有着只多不少的纠结。习惯了这山看着那山高的人们，对面山头上的人儿真的不比你幸福更多，那里的美好多半是你心中的海市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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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国移民婚姻几多苦
采访者陶短房（以下简称陶）：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旅加中生代大陆移民的时间上限、下限，究竟该划在哪一年？下限时间，多数人大约都会 同意划在2008年，这一年11月28日，加拿大联邦移民部颁发技术移民新规，将原有的300类技术移民准入类别大幅削减到38类；大幅提高移民申请者语 言要求，要求申请者提供雅思等级证书，或类似的法语语言等级凭证；首次为技术移民规定上限指标。从这一刻起，母语不是英、法语的大陆移民申请加拿大技术移 民项目变得十分困难，从此经济类移民取代技术移民，成为大陆来加移民的主体，此前和此后的大陆来加移民，面貌、构成、生活方式，差异都是很明显的。可上限 呢？似乎很难有个确切的时间点吧？叙述者青溪（以下简称青）：照我的理解，最早的中生代移民，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来加的国际留学生，在完成学业、适应当地生活后，“就地转化”的一批。 这批人绝对人数不多，但影响却很大，因为在他们之前，中国移民给当地人的印象，大多数是吃苦耐劳、省吃俭用、文化程度不高的“苦力”或小店铺老板，中国人 的形象、符号，总是跟餐馆、洗衣铺之类联系在一起，而这些就地转化为移民的国际学生，却让当地人看到了中国人善于学习、奋发向上的一面，对重塑中国人在加 拿大的整体形象，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陶：我1979年就开始专业学外语了，当年出国留学的老师、熟人，十个有九个半留在国外，偶尔有回流的，报纸、电台反复宣传，硬是塑造成爱国典型， “物以稀为贵”，这也能从一个角度，看出当时国际留学生的在外定居比例。我曾跟一个后来回国当客座教授的老留学生移民聊过，他坦言当时做那样的选择是顺理 成章的，因为不论理论科学、应用科学，在当时的中国都很难满足高端研究的条件需要，研究成果转化更是困难重重，即便不考虑当时国门内外明显的生活水平落 差，仅仅从事业角度出发，许多人也只能做出这样的取舍——言归正传，你还没回答最初的问题呢，中生代大陆移民的时间上限，应该划在哪一年？
青：你要知道这些国际留学生是陆续来加的，而且他们学业完成后，转成移民的时间也各不相同。那个年代国际学生毕业后申请移民，还要回原籍递交申请 表，有些人嫌麻烦就会耽搁一段时间。我认识的这一批“早中生代移民”里，最早的两位，是1986年来加的，转化成移民，大约是90年代早中期的样子。
陶：两位？他们是夫妻档留学么？那年头很流行，或者夫妻档，或者一个留学，一个陪读。
青：差不多吧，来的时候他们还没结婚呢。他们是北京人，两口子都出生在知识分子世家，他们来加前刚从大学毕业，那会儿中国还没扩招，本科生就差不多算高知了。
他们俩是大学同学，男的叫陈伯翰，女的叫郑思燕，在大学就谈起了恋爱。你也知道，校园恋情是既美好、又脆弱的，那会儿大学是统招统分，毕业后倘分配 得一个天南一个地北，棒打鸳鸯就是常见的事，因此很多学校恋人一过大三就忙着张罗工作，设法毕业后凑得近一些。可这二位却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因为他们早 就下定决心，一毕业就去加拿大自费留学。而且两边家长也赞成。
陶：自费留学……他们两家一定很有钱吧。那个年代中国人普遍不富裕，自费留学的费用，会是很沉重的负担吧？
青：两家都不算穷，但也不富，靠家里把他们送出国门是可以的，但维持几年学业所需的学费、生活费，就要他们自己想办法了。对了，反映中国留学生加拿 大留学生涯的文学作品，好像也有一些吧？我看过的几部，都把打工说成留学生主要的财源，这其实是把美国的情况，生搬硬套到加拿大了。
陶：嗯，和美国不同，加拿大对学生打工的限制很多。我这里有一份今年2月11日联邦公民及移民部的调整公告，其中规定，持学习签证的全职学生就读6 个月后，才能凭学签每周打工不超过20小时，这项规定今年6月才生效，在这之前，全职学生是不允许打工的，要打工就得另行申请工作签证。
青：实际上当然没那么严格了，学生在校期间打“现金工”（直接支付现金而非支票的小时工，不易被政府规管，但也因此报酬比同类“支票工”低一些）是 很普遍的，假期更是国际学生打工的密集期，但加拿大大学以上学校，对学分、考试把关很严，中国学生本来就有语言关、理解关要过，别说有那么多限制，就算没 有，也不可能把太多时间用来打工，他们主要的资金来源，是政府提供的学生贷款，其次是学校或者非政府组织的奖学金、助学金，最喜欢打的工是当“助教”—— 别听着名字很好听，其实就是在学校里给老师打打杂，当当助手，收入不高，不过这个工作不耽误正常学业，因此很抢手。
伯翰和思燕是本科毕业，到加拿大攻读统计学硕士学位的。他们上的是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在加拿大乃至北美都算名校了。但大温的 物价水平、生活指数在加拿大都是最高的，UBC所在的地区就更高，他们两位虽然也贷到款、申请到奖学金，甚至很快就找到了人人羡慕的助教工作，但手头还是 紧巴巴的。没办法，两人住到一起，合租了一个小单间。
陶：那个年代国内风气还是比较保守，留学生恋人们也并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一出国就全盘西化”，而是生活使然，加拿大的大学和中国的不一样，没有关 起门来自成一统的“小社会”，衣食住行都得自己打理，两个人合住既方便又省钱，而且在那个年代的北美租房市场，异性同室比同性还正常——当然，现在大温即 便同性也见怪不怪了。
青：他们俩感情一直很稳定，当然更没什么，同住一室，就仿佛有了一个自己的家，学业上各自努力、互相帮助，回到家便相濡以沫，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据说那时候UBC的大陆留学生不算多，他们被称作“捡漏王”，一时间小有名气——对了，你们两口子捡过漏么？
陶：捡过啊，捡漏在北美很正常的么，我们2006年来这里，我“短登”（移民登陆后不到一个月就离境）后回非洲打理公司收尾业务，太太就捡了台旧电视，不过那台电视似乎有问题，很多台收不到，等我从非洲回来就处理了。
青：加拿大和美国一样，人们习惯于定期把自己不需要或暂时用不上的东西帖上“FREE”的标签扔在家门口，让需要的人拿走，这是一种互通有无的文化 习惯，也和北美的垃圾回收政策有关——这里没有“收废品的”，电子和大宗废品找人处理非但不能“卖钱”，还要倒贴处理费，还不如这样处理掉，与人方便，与 己方便。因此不能把这种习惯称之为“丢破烂”、“捡破烂”，可以说，这是加拿大特有的一种生活方式。
不过伯翰跟思燕和别人不同，别人是偶尔捡个东西拾遗补缺，他们的家基本上是“捡来”的。照理说北美租房，是连家具带电器一起租的，甚至卖房也要包厨 房电器，可他们图省钱，租了个啥也没有的“裸房”，家具、电器，一样样都得靠捡漏。东西是可以白捡，可没人包送货啊，捡个折叠椅什么的扛回去也罢了，大老 远捡个床垫、书桌，就既惹眼又不方便，他们穷得连车也没有，走远路捡漏，当然就更滑稽了。其实他们算运气好，在加拿大气候最适宜的大温留学，要是在东部， 冬天夜半，气温通常都是零下十几二十度，加上风冻效应，那滋味才叫不好受呢。
陶：你们两口子刚来就去了多伦多，想必是感同身受吧？
青：换个话题吧——还是说伯翰跟思燕两口子的事。同时代的自费留学生大多数生活都这样紧巴巴的，许多人因此把打工挣钱当成头等大事，甚至有人休学转 工签去打工，等过些年日子好过了，再回头去读完学位。伯翰跟思燕两口子不是这样，他们宁可当“捡漏王”，省吃俭用这么凑合，也不肯影响正常学业。和别人不 同，他们家对加拿大的情况了解在当时属于比较多的，对今后的学习、生活，早就有所规划。他们是学统计的，专业知识也帮了他们大忙，按照他们的计算，尽快完 成学业后所获得的回报，从长远看要远胜于半工半读或先工后读，因此他们很快就咬牙冲过了学位线，还结了婚、转了移民。
陶：后来呢？他们有了本地学历，去试着找专业工了么？
青：也许是天道酬勤吧，他们很快得到一个机会，跟一个很有实力的导师攻读博士。统计学是个半理论、半应用的学科，导师的实力相当关键。实力强的导师 能拉到充足的资金，可以资助学生的研究，还能推荐好的实习机会，甚至教职，这对于留学转移民的这一代中国学子而言，是最理想的一条“融入”之路。不过能走 通这条路的人少之又少，这需要头脑、前瞻性、勤奋、吃苦精神，还要有一点点运气。
他们的导师学术背景强，是公认的业务权威，资金背景也十分雄厚，这样一来，伯翰跟思燕不用再像读硕士那样，自己绞尽脑汁解决温饱问题，可以心无旁骛 地钻研学业，这让他们在学术上的能力更上一层楼，也赢得导师的赏识。等博士学位顺利到手，不用他们开口，导师就开出推荐书，荐举他们留校任教，他们的能力 和实力明摆着，学校当然也乐意接纳。那个年代，加拿大本地人还普遍热衷上大专，学门手艺，早些工作挣钱，走升学路线的年青人不算多，读完博士再留校任教的 更是凤毛麟角，伯翰两口子此时年纪也不大，却是货真价实的“高知”了，有稳定收入和完善福利，从事对口专业，即便和本地同龄人相比，也算是佼佼者了。朋友 们都羡慕他们运气好，但照他们自己的话，这一步步走来，又何止是“运气”二字所能涵盖的？
陶：即使是今天，国人对加拿大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了解也仍停留在浮光掠影的表面，就更不用说他们那个时代了。伯翰和思燕在出国前，对陌生环境 有更多的了解，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学习也有很周密、务实的规划，而且抵加后不管多困难，也都能踏踏实实一步步照着走下去，可以说，在“融入”这个关键问题 上，他们赢在了起跑线上。
青：一步赢，步步赢，接下来他们两口子又“领先一步”：5年内生了两个女儿。大家都羡慕加拿大是福利国家，却很少有人去想想，这个福利是从哪里来 的，说到底，是从税款里来的，因此只有工作稳定的全职人员，才能享受最完全的福利。学校里的教职工资本就不低，又有远较一般全职工作更优裕的福利，因此他 们索性入乡随俗，让伯翰一个人在学术上继续打拼，思燕退下来做全职妈妈，一心照顾家庭，这也是本地高知家庭的惯常生活方式，从这点上讲，他们同样“融入” 得很好。
陶：《孙子兵法》里说“多算胜，少算不胜”，照我看，他们两个“融入”得如此顺利，奥妙就在这“多算”二字上。
青：不不，人都有算不准的时候，他们也失算过。
陶：怎么回事？
青：这还是思燕刚当全职太太不久时的事，那时候美元汇率很高，和加币的汇率是1美元兑1.5加币左右，两边大学同样的教职，账面上的薪水不看币种， 是差不多的，这样一来，在美国任教等于薪水多一半，当时许多加拿大学院派学者纷纷南下美国任教，伯翰也动了心，就跟太太商量：“要不咱上美国去？收入可以 多一半呢。”思燕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劝伯翰要知足，说：“能有钱挣就不错了，何必计较多点少点呢？”结果，他们这么一知足，就整整耽误了6年，收入上是笔 不小的损失。
陶：我认识一对来自台湾的学者夫妇，前面的经历和伯翰思燕二位很像，后来因为在“留加”、“去美”问题上始终谈不拢，离婚了，太太只身去了美国。
青：移民家庭因为环境的变故，往往会显得比国内家庭脆弱得多，碰上风吹草动就容易出现危机。不过伯翰和思燕在这方面解决的很好，他们的灵丹妙药就是“包容”。
伯翰虽然觉得应该南下发展，但太太不同意就不勉强，而是静静地等候合适机会；思燕呢，慢慢也觉得，自己当初的想法太过片面，等6年后伯翰再提出，她就同意了。伯翰南下美国华盛顿州，在华盛顿大学当了教授。
陶：华盛顿州就在美加边境南侧，西雅图离大温就几小时车程，他们选择这里发展，是不是还眷念加拿大的安逸生活？
青：是啊，很多定居加拿大的人，不论本地人还是移民，都喜欢加拿大安逸的生活节奏和朴实的社会风气，但学历高、能力强的人，又不甘心加拿大专业机会 少、上升空间有限，许多人就选择在毗邻的美国企业、学校或研究单位工作，但仍然在相邻的加拿大城市保留一个家，甚至有人选择每天跨境上下班的。实话说，我 们家也曾经是这样，我也是因为这，才在华盛顿州认识他们两口子的。
伯翰和思燕是2000年定居华盛顿州的，但仍憧憬着在加拿大重筑一个小窝，为将来做准备，许多加拿大人退休后，喜欢回加拿大生活。伯翰不愧是搞数据 分析的专家，在美国工作期间精心理财，利用汇率差价赚了不少钱，不久前我和他们重逢，得知他们用这笔收入在大温买了幢独立屋。思燕很高兴，说“伯翰的一个 决定给我们家省出一幢加拿大的房子来”，其实这哪里是一个人的决定？
陶：他们这一代移民最令人羡慕的，是家庭团聚政策宽松，我认识的这一代移民，很多都把父母，甚至其他亲属都办过来，相互有个照应，华人不管到了哪 儿，都讲究个天伦之乐。我们这一代就不行了，父母、祖父母团聚移民越卡越紧，我岳父母的团聚申请都排了3年队，至今连个下文都没有。
青：伯翰的爸爸妈妈早就来了，不过他们这么一来，还给小两口添了点不大不小的烦恼。我前面说过，他们两家都是知识分子家庭，思燕的婆婆思想尤其开 通，他们在国内读本科时也不是没有在国内安逸下来的打算，这个婆婆差不多是硬把他们赶到加拿大的，理由是出国深造能提高自己，开阔眼界。等他们也来了加拿 大，婆婆对儿媳学业有成却在家里当家庭妇女，就显得十分不理解，一开始还怪儿子“大男子主义”，后来知道是儿媳自己的选择，就更不能接受，再三劝说无效， 老太太就在电话里、网上，跟国内的亲戚朋友不断表达遗憾。
这下倒好，思燕每次回国探亲，总会被一群亲朋好友“围观”，问的无外乎“你为啥不愿意上班”、“不工作读那么高学历做什么”之类。问多问烦了，她索性真的重找了份教职，就在先生工作的大学同一个系，当了个辅导学生作业的助教。
陶：北美是女权运动发源地之一，职业女性回归家庭，主要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工作的自主选择，在许多女性看来，家庭主妇也是一份很重要、很光荣的工作职 位，而且加拿大幼儿园、中小学体制和国内差异很大，家里如果两位都做全职工作，的确会有很多不便。这一点，是国内的朋友不太容易一下理解的。
青：不过思燕回归教职时，两个女儿都长大成人，这里许多本地家庭的女性，也会在儿女不需要全天候照顾后回归社会工作，思燕这样做，同样是“融入”好 的表现。虽然经过这番反复，思燕的教职比伯翰有了落差，但相比较伯翰在学术上的严谨，思燕的亲和力让她在学生中更有人缘，连伯翰都夸思燕比自己更讨人喜 欢。不久前又遇见他们，听说他们大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在美国一家知名大企业做金融分析和顾问，收入很可观，小女儿在大学里成绩也不错。在外人看来，他们全 家，包括一双女儿，既有西方文化熏陶出来的大方自信、活泼有礼，又有东方文化独有的含蓄收敛，谦和温婉，是“融入”的典范。
陶：故事听到这，其实我在想，他们两口子“融入”得如此顺利，和他们夫妻间始终能相濡以沫，保持美满恩爱有关。移民以来，我看到、听到的许多反例，追根溯源，和家庭变故多少有些关系。
青：出国的家庭很多都遇到这样那样的考验，像伯翰和思燕这样一路恩恩爱爱走过来的并不太多。人生是复杂的，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故事，外人不便说是言非，但你说得对，夫妻和家庭的和美，对移民在陌生环境中的“融入”，是很有帮助的，这也是朋友们最羡慕他们两口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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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当金饭碗突然消失
叙述者青溪（以下简称青）：我前面说的第一个故事，就是个离婚女人，今天打算说另一个离婚女人的故事，你会不会觉得，这样有些缺乏代表性？采访者陶短房（以下简称陶）：正好相反，事实上高离婚率是来加拿大的大陆移民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这边有些华文媒体曾经说，近20年大陆来这里 的移民，离婚率高达六成，这恐怕是夸张了，不过2009年时加拿大平均离婚率高达38%，华人移民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而且有一份VITF家庭协会的调查 报告显示，这十几年加拿大总体离婚率其实一直在缓慢回落，但华裔移民的离婚率却逐年攀升，你的故事里有比较多的离异人士，反倒是很有代表性的。
青：移民对于一个家庭、一对伴侣来说，等于换到一个新世界从头来过，以前的人际关系、相处之道都要重新调整，两口子在社会、家庭中的地位、角色也变了，同样有个适应、磨合的问题。移民离婚率越来越高，和这些都有关系。
陶：新移民初到加拿大，往往要为生计犯愁，疲劳、情绪大，又缺乏人际沟通和宣泄渠道，就容易把矛盾带回家，有时候在国内不算个事，在这里就能拆散一个家。
青：你说得不错，我以后会讲一些这类的故事，不过今天要讲的李文涛是个例外。其实第一个故事里的林霈仪，我认识她时就已经离婚了，今天故事里的李文 涛，是我在加拿大碰上的，第一个眼睁睁看着变成离婚女人的同胞，我是在搬到渥太华后认识她的——言归正传，我说她是“例外”，是因为她移民之初并没有为生 计发愁，他们本来是我们所羡慕的那种幸运儿。对了，你听说过“北电”么？
陶：你问巧了，我岳父岳母都是大学里教通讯专业的，对北电很熟悉：它的全名是“北电网络”（Nortel Networks），1998年由两家企业合并而成，当年就成了全球屈指可数的网络电讯设备供应商，全盛时期，年销售额超过300亿美元，是当年赫赫有名 的互联网产业巨人。我听说，当年北电发展太快，新部门老部门都缺人，不但开高薪挖人，甚至到了“街头拉人入伙”的地步，我岳父的几个研究生，当年就这么移 民过去的，一下就找到高薪工作，现在听起来跟说神话故事仿佛。
青：“街头拉人入伙”恐怕有些夸张，但直接跑到培训班拉人，我是亲眼看见的，文涛前夫当年，就是这么个幸运儿。
他倒是学历挺高，可原本是学机械的，到了这边见“计算机热”，哦，我们那会儿都那么称呼，不像现在都叫“电脑”，就也跑去报了个培训班，才培训几个月就和班上一堆同学一道被北电拽进了门，那是1999年的事。
那会儿他的年薪有五、六万加币吧，就算拿到现在，对初入行的人来说也算高薪，更不用说和当年国内那点收入去比了，而且北电是大公司，各项福利齐全， 你知道北美这边，公司的很多福利都是管全家的，比如附加的商业性医疗保险，北电帮文涛前夫办了，文涛、他们上六年级的女儿，也都能享受，看牙、看眼睛、配 眼镜这些全民医保覆盖不到的地方，他们也能享受很优惠的价格。
你说他们是不是太幸运了？要知道我们大部分人那时候，想找份正式工都千难万难呢。
陶：老子说过“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幸运与不幸，有时就在一念之间。这么快找到满意工作固然是好事，有时却也会让人放松、麻木，忽略了“融入”的重要性，一旦情况有变，就可能措手不及，受到重创，尤其是家庭里相对弱势的一方。
青：唉，这个“相对弱势的一方”，就是文涛了。她倒也“融入”了，不过也许太高兴，理解得有些单纯，见这里当地人大多数是先生专心工作，太太全职在 家当主妇，尤其她女儿学校的家长更大多是这样，你也知道，加拿大小学放学很早，一般下午两点多就放了，这里又不允许低年级学生自己上学、放学，一定要监护 人陪同，人工又特别贵，有个全职主妇在家，就会比较方便。文涛想，自己先生有这么份稳定的高薪工作，女儿又还小，就入乡随俗，当个安心照顾家的主妇吧。
文涛他们是东北人，她前夫在出国前是专业人士，她只是个普通工人，学历不高，也没什么专长，这种组合，当年在东北大城市里据说很常见。文涛对国外原 本没什么概念，丈夫说移就跟着移了，移民后见丈夫工作顺利，自己和全家的生活水平也上了何止一个台阶，更觉得夫唱妇随，其乐融融，一门心思就想着照顾好自 己的家，伺候好老公、女儿，别的什么也顾不上多想。那会儿我们中不少南方人脑筋活，整天想着“钱生钱”，她们这对东北夫妻却没这兴趣，一来他们老家当时还 不兴这个，二来，他们不愁吃穿，何必去折腾呢。他们移民过来时都40多了，一开始又比我们都顺，我们原本以为，他们会是最幸运的一家呢。
陶：看这光景，问题主要会出在文涛前夫身上了？
青：而且还是出在他们最高兴的时候。我说过，我们那批移民都不舍得多回国探亲，我就是登陆后四年才头一次回去，一来贵，二来总想着混得比较好了再回 去，倒不光为面子，也免得亲人们担心不是么？文涛他们两口子一来就过上好日子，自然想早些衣锦还乡，让老家的人好好看一看，他们东北那边也比较讲究这个。 就这样，他们两年后就双双回去了，这一回去可就坏了。
那时候移民加拿大已经开始有点热了，东北那边信息相对闭塞，还处在看热闹居多的阶段，这么两个“移民成功人士”回来，自然成了熟人竞相“围观”的焦 点人物，文涛也还罢了，她前夫学历高，以前工作也比较好，同学、同事间的聚会自然更多些，都想听他这个“外宾”讲加拿大移民的事。要说她前夫倒不是个爱吹 嘘的人（他们东北好像叫“山炮”吧），但这样的场合，也免不了话多一些，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有个以前和他关系就不错的大学女同学听了后特羡慕，觉得自己 条件也符合，就凑过来打听更多加拿大的移民细节，一来二去的，他们谈得很投机。
那会儿文涛被家人朋友簇拥着，沉浸在幸福之中，看在眼里，也没多在意。等他们双双回到渥太华，文涛无意中发现，自己老公和那个女同学一直保持着联系，而且越来越密切。
陶：怎么发现的？她前夫在北电工作，应该是资格很老的互联网“冲浪者”，北美这里讲个人隐私，她总不能去翻老公邮件吧。
青：那会儿她恐怕连上网都还不怎么会呢。哪里用这么麻烦，他老公直接跟人家通国际长途，而且也不背着她。
陶：那是2001年吧？那年底我去了非洲的阿尔及利亚，记得条件比90年代好多了，有IP电话可以打，价格比传统直拨国际长途便宜得多，有卡，也有专门的电话“盒子”，5欧元的一张卡，能和国内通差不多半小时的话，算是能消费得起了。
青：当时北美也一样，我们主要是买卡，5加元的一张卡，省一点可以用一个月，隔三差五跟家里报个平安，但还不太舍得和朋友闲聊，毕竟按人民币折算， 那时也不算小数目。可文涛前夫那会儿就反常了，这样的一张卡，和那女同学一次就用完了，他们通话越来越频繁，到后来差不多天天打，有时一次一张卡还不够 用，要再续一张。
都说东北女人有些大大咧咧，但女人就是女人，文涛当然觉得不对劲，开始盘问老公，没想到老公居然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那神情仿佛“我们就是你想象的那样，你自己瞧着办吧”的意思。
陶：唉，这样的例子我也听过几个，一方满心为另一方牺牲自我，另一方却不领情，反倒觉得牺牲后的对方配不上自己，和自己没有共同语言，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这种婚姻破裂，速度反倒是最快的。
青：是啊，那个男人没过多久就提出了离婚。文涛一下子从天堂掉到了地狱，刚离婚那些日子，她总是精神恍惚，满脸愁苦和无奈，还哭了好几场。她最疼爱 自己女儿，可没工作、没固定收入和好住处，自己吃饭都没保障，又怎么养孩子？女儿那时候已经上中学了，她不能不多为孩子将来着想，终于忍痛割爱，把女儿留 给了前夫，这对她无疑是又一记重击了。
她搬出来，租了个单间，在渥太华大学食堂找了份中厨的工作。东北人的烹饪习惯，原本不太合这里华人的口味，不过她适应得很快，我吃过她做的卷心菜炖肉，很好吃，她说，那就是个典型的“食堂菜”。这份工又累，收入又低，她做得很吃力，但好歹是份比较正式的工作。
陶：不容易。国内的朋友都知道加拿大是福利国家，失业有保险，不会饿死人，却大多不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失业保险，就是 EI（Employment Insurance）是有门槛的，只有从事工作至少一年，工作时间不低于所在省规定下限，而且拥有雇主完整就业纪录或工资单的人才能领到，打我们说的“累 脖工”也就是小时工，是没资格申请EI的，因为没人替他们缴纳就业保险金。有些文学作品和段子，说某人在加拿大刷了几个月盘子丢了饭碗，从此就能靠吃福利 “过着幸福生活”，我们看了只能苦笑。文涛能咬牙做这么份低薪正式工，至少一年后能享受EI，受到加拿大福利社会更多关照了。
青：这是她“融入”的第一个好成绩，也是有好心人指点的结果。没错，一年后她申请到EI，可是你也知道，国内传说中的“终身失业救济金”在加拿大根 本是不存在的，EI领取时间，最长不得超过45周，最短则只有14周，而且在这期间，你得定期去福利机关报到，去参加政府安排的职业培训和招聘会。
陶：我以前认识一个法国老移民，就因为觉得这种安排“不尊重人格”，失业了也拒绝领取EI。
青：我们可没条件讲究这些，再说，文涛想的不就是先有个可靠的过渡，然后找一份稳定一点的工作么？加拿大的社会福利鼓励人尽快重新工作，而且提供学费、生活费，安排参加职业培训，这对文涛来说，可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职业培训是6个月，然后是针对性更强些的就业短训班，选择专业很重要。文涛学历低，英语不好，如果专业选错了，等EI吃完，日子就更难了。
陶：我在温哥华认识的一些类似情况的华裔移民，多数选择了服务业，也有些去考了房地产经纪牌照，那个语言要求低。
青：文涛选择的是护理专业，这也是有高人指点。这一行专业知识学习门槛低，英语要求不高，一般人都能学下来，而且，找工作特别容易，当年在中年女性新移民中，算是比较热的。
陶：加拿大人喜欢说一个词，叫“婴儿潮”，是说1946-1965这20年，是加拿大历史上生育率最高的阶段。如今这些人渐渐老了，加拿大也成了个老龄化社会，护理专业需求量增大，是和这样的背景分不开的。文涛在“融入”的路途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青：其实真不容易。这一行工作时间特别不固定，有时凌晨四五点就要起床上班，有时又要忙到深夜，劳动强度大，又脏又累，伺候的又是生活自理能力差的 老弱病残。文涛去养老院实习时，起早贪黑不说，还一天到晚被一群不能自理、甚至老年痴呆患者围着，精神压力很大。文涛是个年届不惑的离婚单身女人，就更难 了。
不过在她看来，年青人和当地人怕苦怕累，不愿干护理的活，这反倒让她有了一份优势：吃苦耐劳，对她而言实在不算什么。按照她的说法，别人不干的脏活累活，自己多干点不就成了。对她而言，这些根本不必计较，有个稳定的工作养活自己是最重要的。
就这样，她终于考到护理证，做起了私人护理。她第一个客户80多岁了，是个白人老太太，文涛的工作，是平时给她做做饭，洗洗衣服，天好时推她出去散 散心，晒晒太阳，帮她洗洗澡，陪陪她。老人儿女就住在同一座城市，但只有周末才偶尔来看看她，所以，文涛对白人老太太而言特别重要，老太太有些依赖她，对 她的工作很理解。
陶：记得几年前，国内播出过一部以温哥华为背景的电视连续剧，里面谈到一个白人老太太经常抱怨儿子工作太忙、不能“常回家看看”，我和太太偶尔看 到，都觉得很好笑，这根本就是个“在温哥华拍外景的中国肥皂剧”么，加拿大儿女是不养老的，很多老人到了晚年，都会把大房子一卖，自己搬到各种规格的养老 机构去安度晚年。
青：对，不过你也知道，加拿大是老龄社会，养老机构都排着长队，很多老人等不起，就只能请私人护理，自己在家养老。我刚到温哥华时，邻居老太太就问 我“你有时是否觉得孤独”，我心说，每天工作、家务，忙不完的事，哪有功夫想这些，她见我愣在那里，又马上说，是啊，你有一个孩子在身边，一定不会孤独。
陶：前几年CBC电视台曾推出过一个公益广告，向那些对老年父母不闻不问、偶尔回家却忙着盘剥老年父母积蓄和养老金的子女提出批评，引起过社会讨论。这些年加拿大社会也开始提倡子女“常回家看看”，不过社会习惯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子改变的。
青：嗯。外国老人身边通常没有子女陪伴，老两口中如果一个人先不在，剩下一个会更加孤单，时间就会被说不出的的寂寞占据着。上一代老人的退休福利不错，不愁吃穿，但日子可是真难熬呢。
陶：我听做过家庭护理的熟人说，这些孤独老人因此趋于两极，有些特和善、特体贴别人，有些则性格特孤僻古怪，不过总得来说，他们都希望别人更多关注他们，哪怕听他们说几句话也好。
青：文涛碰上的头一个老太太是前一种，文涛和她没事时，大部分时间都是听老太太絮说自己的过去，文涛英语不好，经常听不懂，有时只能答几声YES，老太太就很耐心地连比带划，还听不懂就索性不去管它，反正老太太的目的，不是让人去听懂，只是需要一个耐心的听众。
陶：我们移民到了这里，和老家相隔万里，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其实我如今常常想，他们也会越来越孤独、寂寞，想和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多接触，哪怕只是一句不要紧的闲话呢。
青：文涛那时也说“反正我的父母也不在这里，陪他们就当陪自己父母了”，想到自己的工作能给这些孤独老人带来些安慰，她开始觉得，自己苦点累点也没什么，这份工作虽然辛苦，却很值得，不仅能让自己衣食无忧，而且能让自己更好地“融入”这里的社会，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对了，我记得在国内时，你推崇自由市场，不太赞成“大福利”？
陶：我至今还是这样的观点，我觉得福利来源于税款，高福利是靠高税收维持的，过高的社会福利会束缚经纪活力，消耗大量社会资源去奖懒罚勤，对社会竞争力的发展不利。
青：你说得有一定道理，但这是所谓“强者思维”，觉得自己可以不依靠福利，凭个人能力活得更滋润的人，往往才会这样想。美国社会这样想的人比例很 高，这也是美国人和加拿大人间最大的反差吧。就我个人看，“大福利”对像文涛这样有困难、但愿意靠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的“弱者”，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 的。
记得做护理后，文涛脸上的笑容渐渐替代了愁容，话也比过去多了。她常说，多亏加拿大的社会福利，从一个原先遇事不知所措的弱女子，变成如今这样一个自食其力，可以憧憬更美好未来的人，她觉得这样很开心。
陶：后来呢？她再婚了么？
青：她跟我说过自己有再婚的打算，不过我后来又搬回多伦多，和她联系渐渐少了，这种事不方便多问，不过以我对她的了解，再婚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她择 偶条件不算高，按她说法，能解决生计，人品忠厚可靠就行了。她工作收入如今都过得去，身边又没孩子，为人实在，是个过日子的人，不管再婚还是自己过，日子 都应该会越来越好的。
陶：北电当时的“暴发”，是拜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IT泡沫”所赐，这个“泡沫”2001年就破灭了，北电也盛极而衰，从那年开始“瘦身”、降 薪、裁员，我岳父母的几个学生后来都因此经历了一番坎坷。2009年初北电就破产了，如今加拿大产业结构和那时候有很大差别，IT和其他高科技行业都不景 气，北电之后的另一个高科技“国家招牌”——黑莓，如今也有一顿没一顿的，不知道文涛那位曾经幸运的前夫，后来能否幸运地躲开这一连串惊涛骇浪？
青：不知道。我接触她前夫很少，他们离婚后，文涛通过自立自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道路，几乎绝口不提那个男人的任何事。或许那人也有属于他的另一个故事，不过这就不是我所关心、也不是我所能叙述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