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与毛泽东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大公报》主笔王芸生也同大家一样，难以抑制那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情。与此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内战的危机早已露出端倪，而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民主宪政是一条坦途”。为此，他在日本刚一投降就提醒人们：“国民党既决心还政于民，国民政府也准备结束训政，民主宪政的实现，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了。”（《日本投降了》，《大公报》1945年8月16日）十几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当他看到毛泽东在机场的书面谈话中表示，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时，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写下《毛泽东先生来了！》的社评。他预言：经过长期内争和八年抗战，毛、蒋“一旦重新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的结局。可见他多么希望通过民主宪政来实现国内和平！
重庆谈判时期，《大公报》以民间大报的身份曾与中共代表团有过多次接触。据说在代表团造访报社的时候，王芸生天真地对毛泽东说：“希望国共继续合作，不要另起炉灶。”毛含笑答道：“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是人家的锅里不许我们造饭呀！”（王之芙《忆父亲王芸生》，《大公报人忆旧》第29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此后不久，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在重庆公开发表。为此，王芸生曾给傅斯年写过一封短信：“孟真先生：日前之晤，承问笑话，忘记谈一事，即毛泽东近作之沁园春也。特另纸录陈，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216页，台湾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印行）
这时，王芸生看到了内战已经不可避免，于是他在重庆《大公报》发表一篇长文——《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文章说：“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据皇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为标明自己的写作旨趣，王在“补识”中说：“这篇文章，早已写好。旋以抗战胜利到来，国内外大事纷纷，遂将此文置于箱底。……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
王芸生之所以如此敏感，还与他对言论自由和新闻独立的理解有关。在此前后，他写过一系列呼吁言论自由、新闻独立的文章。他说：“我们建议政府要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闻检查，开放言论自由”（《政府可以先做一件事》，《大公报》1946年9月1日）；“言论与发表的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宪法例有保障的规定。出版法的立意，乃在限制言论与发表的自由，这与保障民权的精神是不合的”（《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大公报》1948年7月10日）。他还说：“所谓言论自由，所谓新闻自由，在中国原来是极可怜的东西，也是极宝贵的东西。它可怜，因为它太少了；它宝贵，因为它从来未曾真正有过……。新闻检查这东西，是与言论出版自由不两立的，有新闻检查，就没有言论出版自由；要出版言论自由，就不能要新闻检查。”他认为，新闻检查的“后果是：领袖神圣化，只闻谀词，身入云端；政府一切好，绝对无错，……于是久而久之（便）陷于腐化无能”（中外名记者丛书：《王芸生》第66至67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可悲的是，批判的武器往往不如武器的批判，在那“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年代，这些书生之见总是显得少气无力。
由于《大公报》与国民党当局在言论自由方面的矛盾日益尖锐，更由于战争的局面日趋明朗，王芸生陷入了苦闷的彷徨之中。正在这时，该报驻美国特派记者杨刚突然回到上海，帮助他做了最后的选择。
杨刚是中共地下党员，她虽然也王芸生交往不多，却一回来就住进王公馆里，这也说明她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与此同时，另一位《大公报》的地下党员李纯青也反复做过王的工作，据李说：1948年仲冬，我好几度登王公馆之门，跟他深入谈心，劝他去找共产党，却被他以“共产党不会要我这样的人”为理由而拒绝。
不久，我又去拜望王芸生，极其郑重地向他提出：“王先生，有人要我正式通知你，邀请你参加新政协会议。”
他惊愕地直视着我，一种绝处逢生的狂喜从心头冲到颜面，露出抑制不住的笑容。不一会又镇静下来，轻轻地问：“你说，是谁邀请我的？”
“毛泽东主席”。我不犹豫地直说。
他沉默良久，虽然不相信我的话。以后我知道，他另外曾向某民主人士打听，证实吾言不虚。然后王芸生向我表示：“甘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包括我本人和我所能代表的大公报。”（《大公报人忆旧》第319页）
于是，王芸生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以休假为名，经台湾去了香港，然后又由香港到达北平。在此期间，王芸生最关心的莫过于《大公报》那薄薄的一纸命运了。据李纯青回忆：“1949年2月我离开香港。行前，获悉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王芸生闻讯懊丧，要我到北平力争存名。王芸生到北平后，一度去过天津。他告诉我：‘我们就是把大公报献给国家，献给人民。我想通了，不要大公报这个名称了。我到解放区，是投诚来的’。”（同上，第320页）
然而，王芸生真是想通了吗？只要看一看李纯青下面这段话，就不言而喻了。
上海解放前夕，我从天津到北平遇见王芸生，他精神抖擞，把我拉到一边，说：“周公（恩来）告诉我：《大公报》不必改名了。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大公报还是民间报纸，你们自己经营，我们不来干预。当然，有困难我们还是要帮助的。”（笔耕五十年第535页，三联书店1994年版）
诚如“周公”所言，当王芸生兴致勃勃返回上海时，他确实遇到了始料未及的“困难”。在这些困难中，如果说让他做出深刻检查，承认《大公报》在每个历史阶段“基本上都站在反动方面”（《大公报新生宣言》，1949年6月17日），并要他完全采用一套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表达体系，他还可以勉强接受的活；那么面对经营方面的困难，他却束手无策了。自1949年到1952年，《大公报》的发行量从16万份急剧下降到6万多份，广告收入减少了60%，账面亏损达到40多亿元（旧币），就连职工的工资也发不出去了。这与该报多年来蒸蒸日上的情景形成鲜明对照。于是，王芸生不得不致信毛泽东，请示“帮助”。不久，王应召晋京谒见毛泽东，毛指示上海《大公报》迁往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改为重点报道财经新闻的全国性报纸，这时，距英敛之创办《大公报》正好是整整50个年头。也就是说，《大公报》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后，终于被彻底改造了。
与此同时，工芸生也好象变了。在那些特殊的岁月，他以阶级斗争的理论为武器，不断地反省、检讨、自责、自污，并积极参加政协组织的学习以及各种社会活动。即便如此，那沉重的历史包袱仍然使他如临如履，战战兢兢。例如50年代初期，梁漱溟在国务会议上与毛泽东发生顶撞，毛在盛怒之余，还敲山震虎地指出：当年有人说不要我们另起炉灶……。吓得王芸生赶快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胆战心惊地当众承认：“这话是我说的。”（《王芸生》第72页，）
写到这里，我在为他捏一把汗的同时，又有些庆幸：幸亏老毛不知道他给傅斯年写的那封信，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另据王先生的女儿王之芙回忆，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她亲眼目睹了父亲被点名批判的残酷场面。尽管后来被毛泽东保了下来，没有划成右派，但是王女士却说：“这场斗争对父亲身心的损害是很大的。他为自己在检查中不得不涉及到老朋友而深感内疚，长时间闷闷不乐而得了糖尿病。”从此以后，王芸生就再也没有过问《大公报》的事情。（《大公报人忆旧》第301至302页）
有意思的是，王先生晚年时，曾经在读马列学毛著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与别人谈到有关问题时，“他可以顺口指出这问题在哪本书的哪章哪页上有记载，甚至对重要语录能够背诵原文。”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及至病危，他还“几次嘱家人邀请医院中左邻右舍病友开学习会”，家人无奈，“只好邀几位医护人员到他的病榻前听他发言。”（《王芸生》第79至80页）这真是有些不可思议。后来我有幸与王芸生之子王芝琛相识，他告诉我，他的父亲在临终前之所以如此，是想告诉人们，中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灾难……
2014-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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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望的王芸生

王芸生是《大公报》的总编辑，在《大公报》的历史上，王芸生算是第二代人物，比起《大公报》的创始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来，他算是晚一辈的人，但由于王芸生前后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研究《大公报》的消亡，王芸生最有代表性。《大公报》的前3位创始人，除张季鸾1941年逝世外，其余两位都离开了大陆，留下来的王芸生，成了这一代报人中一个失望的典型。

要说王芸生，不能不说中国过去的新闻传统和新闻实践。在没有电子传媒的时代里，报纸和刊物是新闻的基本传播方式。旧中国的新闻事业，我个人认为在《大公报》身上已经很成熟，这种成熟不仅体现在它的基本经营方式上，更主要体现在它所具备的现代新闻观念上。初期《大公报》即能确定“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预示了它日后的成功，加上他后来形成的“文人论政”的办报思想，可以说代表了特定阶段内中国新闻发展的最高水平，它在新闻实践上所达到的水平，是日后报纸不易企及的。《大公报》初期的两巨头胡政之、张季鸾均是留日的学生，有开阔的视野和现代眼光，他们办《大公报》是照英国《泰晤士报》的路子来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后《大公报》的基本路子。我曾用了几乎一个夏天的时间在图书馆翻阅过影印的《大公报》（天津版），我感到它所积累的经验和达到的水平，足以给现在的新闻从业者提供借鉴。解放前，论日报，我以为《大公报》代表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最高水平，论周刊，要算40年代末储安平的《观察》，围绕这一报一刊的实际是当时中国新闻从业人员中最活跃的一群。当时列在《观察》封面上的撰稿人中，论工作范围，最集中的就是《大公报》了，计有李纯青、许君远、徐盈、杨刚、萧乾。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位《大公报》的名记者兼《观察》的撰稿人，竟有好几位是地下党员，这可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40年代末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就连萧乾本人也说过，他当时算是中间偏左的。王芸生、储安平、徐铸成3人前后的经历和命运，或许就是中国现代新闻史的一个缩影。

共和国成立之初，王芸生还不到50岁。1929年，王芸生因和张季鸾打笔仗，被张发现邀入《大公报》，很快受到张季鸾的赏识，成为《大公报》的一支笔。《大公报》时期的王芸生用他自己的笔，不知写下了多少好文章。名报人俞颂华在《富有热情的王芸生》一文中说：“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传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在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要说的话。虽则格于环境，他有时恐未必能畅所欲言，可是他富于热情，所说的话，常能打人读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终能动人心弦，不致与无党无派的多数民意脱节。”（《俞颂华文集》第311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像王芸生那样的社评，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看到了。当年他所写的《为晋南战事做一种呼吁》一文，虽曾受到周恩来的批评，但周对王芸生文章的评价却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周恩来书信集》第19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另外像《拥护政治修明案》、《看重庆、念中原》更是传诵一时。李纯青对王芸生的评价是：“王芸生先生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短处是骄蹇自满，独断独行，很少听人意见，更不受人指挥。他只尊敬两个人，一是张季鸾，二是陈布雷。其文章激情洋溢，江河直泻，能引人入胜，但对问题并未深入，看不出事物的本质。”（《笔耕五十年》第509页，三联版）“而社论则由于王芸生一人操纵或指挥写作。当然，它也代表了《大公报》的基本态度。”“王芸生经常说：‘《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报》。’这话有点过饰。但《大公报》社论确实也包含着王芸生个人的书生之见。”（同上526页）“国内尖锐的政治问题都由王芸生自己执笔，而且事前皆不与人讨论，可以说，那《大公报》社论，主要就是表现王芸生个人对时事的纵横谈”（同上509页）。对王芸生本人如何评价，可以见仁见智，但无论持何种态度，我们都可以看得出《大公报》时期的王芸生是一个极富个性和充满朝气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王芸生，不久之后怎么会变得精神萎缩，一蹶不振呢？李纯青就说过：“他也不是像解放后他在自我批评中那样自毁的人。”（同上509页）然而恰恰就是这同一个王芸生，后来变得让人不敢相信就是当年《大公报》的那一支好笔了。

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突然进入新时代，本来是充满希望的，但他们的不适应，很快就非常明显。就王芸生本人来说，大革命时期他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但后来退党了，由于他曾编写过《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曾上庐山为蒋介石讲解过中日外交史，特别是当年为《晋南战事做一呼吁》而和周恩来打过笔仗，这些经历，可能隐隐约约都在发生着作用，使王芸生产生恐惧感。由于有这种心情，才使他不断做出自我否定。1945年重庆谈判时，王芸生曾写过《毛泽东先生来了》的文章，并和毛泽东交谈过，后来还代表《大公报》回请过毛泽东。这些都是王芸生作为《大公报》总编进行的正常活动，在当时看来，并无什么特殊的意义，《沁园春》词发表后，王芸生抄给傅斯年并在信中说“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就王芸生本人的思想倾向而言，国共两面，他都有看法，并不想把自己的后半生压在某一党派身上。

当年胡政之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而《大公报》也不可能在一个新的环境里继续生存，才把香港作为自己的最后退路。李纯青曾回忆过1948年底他和王芸生的几次深谈，当时作为地下党的李纯青显然负有说服王芸生的使命。王芸生当时的感觉是“没有出路了”，“共产党不会要我这样的人。”（《笔耕五十年》第532页）后来是李纯青受地下党委托告诉王芸生毛泽东邀请他参加新政协，才终于使王芸生留了下来（周雨《大公报史》第252页，中华书局版）。当时的王芸生“觉得《大公报》有救了，他本人也有了出路。”（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第10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一个人在历史变幻的关键时刻，他的选择有一定必然性，但也有偶然性，就王芸生《大公报》时期的言论和个性，我们似乎很难推断他必然要留下来。李纯青说：“张季鸾去世后，王芸生不通达国民党上层政情，与吴鼎昌不往来，偶然去向陈布雷求教点滴，一部分思想除自己独立思考外，是从某经济学者、某哲学教授、某某专家那里听来的谈论。”（《笔耕五十年》第510页）王芸生的选择可能确实和李纯青的劝说有关。论交情，重庆时期，王芸生也只是和毛泽东有些礼节性的往来，远比不上两次给蒋介石讲课的交情。王芸生后来的变化，大体与同时代知识分子的选择是相同的，他热爱这个国家，希望她能强大。对香港那样的实行殖民统治的地方，王芸生这一代知识分子有很强的民族情感，是不愿在那里生活的，陈寅恪当年的选择也有同样的心理。从个人的事业来说，40年代末《大公报》的重任已经落在了王芸生的肩上，他肯定不希望这张民间的报纸在自己手上断送掉。而此前他对国民党的批评，曾引起过许多麻烦。在这样的情况下，加上李纯青的工作，王芸生终于决定留下来。但当时他的心里并没有底。李纯青说：“获悉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王芸生闻讯懊丧，要我力争存名。”（同上第535页）而当王芸生从周恩来那里听说《大公报》不必改名了时，他却精神抖擞，并对李纯青说：“周公（恩来）告诉我：《大公报》不必改名了，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大公报》还是民间报纸，你们自己经营，我们不来干预。当然，有困难我们还是要帮助的。”（同上第535页）

可以看出当时王芸生留下来并且有信心，是因为新时代有承诺，但遗憾的是这个承诺没有兑现。1949年6月17日上海《大公报》发表王芸生起草的《新生宣言》，检讨了大公报近50年的办报历史。并说：“大公报虽然始终穿着‘民主’、‘独立’的外衣，实际是与蒋政权发生着血肉因缘的。《大公报》始终维持着一种改良主义者的面貌，它在中上层社会中曾有一定影响，即由于此。”社评最后说：“今后的大公报，从经济观点上说，是私营企业，而在精神上，是属于人民的。……今后大公报的方向是新民主主义的！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今后大公报的任务，是巩固新民主主义下四个革命阶级的联盟，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努力争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向新民主义靠拢，努力发展生产，从事经济建设。今后的大公报，将特别着重于照顾进步知识分子及民族工商界的利益，并努力反映这两个阶级的意见，在毛泽东主席的旗帜下，大踏步走向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转引自方豪主编《大公报与现代中国》第708页，重庆出版社1993年）至此，《大公报》完全放弃了自己早已形成的传统和风格。对这个宣言，李纯青说：“那个宣言是在当时的气氛下写出的，是否完全得当，事过境迁，未尝不可以冷静讨论。”（同上535页）王芸生的转变虽然经历过一些痛苦，但他还是变了。王芝芙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说：“分别只有半年，父亲已判若两人，他对自己的认识已截然不同。”（《文史资料选辑》第97辑第77页）这是王芝芙读了王芸生《我到解放区来》一文后的感想，在这篇文章里，王芸生已经在用阶级的观点来否定自己的过去了。

新生了的王芸生将面临更无情的现实。40年代末上海《大公报》发行16万份，后逐年下降，1952年只有6.3万份，已面临倒闭。上海《大公报》如此，天津《进步日报》如此，重庆《大公报》更是如此，《大公报》办不下去了。可以想象当时王芸生是怎样的心情，在被否定了的旧时代时，《大公报》能够生存而且很有影响，重新走进一个新天地，《大公报》却面临危机。在此情况下，王芸生给毛泽东写信，后毛泽东在中南海见了他，并做出指示：“《大公报》北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分工报道国际新闻与财经新闻。”（《文史资料选辑》第97辑第81页）《大公报》过去的特色是文人议政，而现在是报道国际新闻和财经新闻，王芸生不会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他已经不再对《大公报》有信心了。王芝芙说：“此后父亲一直坚持毛主席亲自订下的办报方针。1957年报社内虽有同志建议加强文教版，父亲也没有动摇过。他一再重申毛主席提出的方针，决不再走回头路。”（同上第81页）

1957年，储安平、徐铸成都成为右派，作为当年的著名报人，王芸生本来也在其中，但据说是毛泽东说了话，王芸生才幸免于难。理由是：“徐铸成的《文汇报》，储安平的《光明日报》，两家‘民办’报纸已成‘右派’，《大公报》就放他一码吧。”（刘自立《一代报人王芸生》，《海上文坛》1996年第4期第58页）1957年以后，王芸生是完全失望了，由于反右时伤害了李纯青，使他终生愧疚，他说：“极左太厉害了，能把人一生最好的朋友关系破坏掉”（同上）。此后他经历“文革”的苦难，早已结束了一个报人的生涯。由于王芸生是日本问题专家，他晚年也只能整理自己青年时代的旧著了。据说70年代，一批大公报人曾看望过王芸生，提出恢复《大公报》的倡议，王芝英回忆道：“我父亲低头未发一言。事后，他对我们说，《大公报》没有恢复的必要了！”（同上）他的后辈曾想把他的一生经历记录下来，但遗憾的是他“所讲的竟全部是特别‘政策’性的，‘正统’的，完全不像他平日兴致所致，忆起的那些事情”（同上）。

遥想当年，王芸生在《大公报》执笔写社评的时候是何等风采，一位恃才傲物，纵论天下的报人，是怎样变成如此这般的呢？是个人的原因吗？60年代初，他和曹谷冰合作写了《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25。28辑），对这篇违心之论，周雨在《大公报史》的后记中说：“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那篇文章是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写的，囿于环境，作者很难做到实事求是。作为当事人写史，检讨多于事实，对若干的人和事的衡量难免失于平允。以致凡熟悉大公报的人，熟悉旧时代的人，在今天看来，莫不认为前述文章的论点失之偏颇。”

梁厚甫在《美国人怎样看大公报》一文中说过：“过去大公报，是光荣的，文人办报的苦心是值得我们敬仰的。……大公报与中国历史共存。”（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第32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大公报》和他的同人，后来都经历了坎坷的命运，无论左右，都很难幸免，杨刚、范长江自杀了，蒋荫恩、孟秋江“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许君远、徐铸成、徐盈、彭子冈、赵恩源、李纯青、萧乾、陆治、朱启平等都没有逃过1957年的厄运。王芸生的失望是一代报人命运的另一种写照。王芸生在晚年曾多次想到陈布雷，他与陈有私谊。王芝芙说她父亲在病危中的自述里，对陈布雷的悲剧很有感慨，与陈的自杀比起来，王芸生是活下来了，但他内心也是极沉重的，他的选择同样充满悲怆意味。

（选自谢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