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五四运动的真相

191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这一年，诞生8年的北洋政府换了8任总统。这一年中国首次以胜利者的名义站在世界的 舞台上。然而在这一场胜利中，中国却丝毫占不到点便宜，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发生了。这场改变中国社会走向的历史事件，已经成为一个被反复言说和不断阐 释的主题。
作为一战的战胜国，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不但没有占到便宜。反而签订了《凡尔赛和约》，西方列强准备将德国在中国的权益一次性转交给日本。消息一传入国 内，全国一片哗然。刚接受民主思想熏陶的学生愤怒了，他们开始集会、游行。这场运动直至今天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大加颂扬。
国内素来不乏以爱国头衔其实做着劳民伤财的事（爱国者其实是爱国贼），太平天国是如此，义和团也是如此。只因他们的旗号过于“高尚”，其暴虐的本质被长期掩盖，甚至被美 化。在场运动亦是如此，虽然对于中国近代有积极的一面，但很多人似乎忽略了在这次运动中，各地的学生们在集会、游行时毫无理由地殴打当地的官员，与军警发 生冲突。甚至有的学生闯入他人私宅，殴打官员、火烧民宅等暴力行为。
在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后，被骂得最惨的是章宗祥，学生们将满腔怒火全部发泄在章宗祥的身上。据张国焘《我的回忆》，当时大队的游行示威学生涌到了 曹汝霖的家门口。有一个愤怒的学生执起一块大石头，朝曹汝霖年迈、瘫痪的老父亲猛地砸过去。“卖国贼”家的丫鬟倒是很有良心，替老人挡下了石头。
有学生在车库中发现曹汝霖的一辆车，车旁有一桶汽油。失去了理智的学生临时起意：点火！烧掉卖国贼曹汝霖的家！这便是“火烧赵家楼”事件，当事人匡 互生在《五四运动纪实》中亦承认自己放了火。章宗祥被熏的难受，没办法只好冒死逃出。学生们找不到曹汝霖，却见章宗祥，高喊道：大汉奸曹汝霖不见了！这是 汉奸章宗祥，不要让他跑了。学生们激烈的对其围殴。
有一个学生拿起一根铁棍，一下子就朝章宗祥后脑抡过去，章宗祥立即晕倒了。被学生打得鼻青脸肿的章宗祥，在医院委屈地抱怨道：“中国从前清起就一直 是借外债，借外债既不自我开始，更不是我一人经手，何况今日借债，自有总统总理负责，我不过奉命行事，首当其冲，现在竟因此指我卖国，真是太冤枉了。”
章宗祥诊断报告全文如下：
（病名：头部挫创，全身各部打伤兼脑震荡。现症：在头部颅顶部创伤一处，长约五厘米，深达骨膜，又有不整齐三处及小挫伤三处，在头部有横斜小裂伤二 处及皮下出血肿瘤二个，又在左右耳翼有大小二处之破裂创伤，其他左右肩胛部、脊部、胸部、腹部、腰部及上下肢有大如手掌以至小如铜元之伤共二十一处，精神 朦胧，应答不明，时发哼声，呼吸细微，稍切迫，脉稍频，数虽尚调整，然微弱也。胸、腹腔脏器不见变动，周身尚无骨折症状。豫后综观前记症状，现今伤势颇 重，于近日非见其脑症状之经过如何，不能判定将来也。诊断如上。北京日华同仁医院外科主任主治医学士 平山远）
实际上，1914年7月爆发的一战，参战主体是欧洲列国，跟中国原无任何关系。中国是在1917 年，也就是一战结束的前一年，才加入到协约国的行列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对于加入协约国还是同盟国，中国内部意见不合。在当时段祺瑞要求对德（同 盟国的代表）宣战，而黎元洪却要求加入同盟国。中国最终还是成为了协约国中的成员。1918 年11 月11 日，同盟国的代表德国在投降书中签字了。等此消息传回国内，举国欢腾。中方在这场赌博中总算押对了筹码。
大陆及台湾关于巴黎和会的研究，大多来源自当时依据总统府秘书厅归档的电报编纂成的《秘笈录存》，此书辑录了有关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大部分重要 文件，但此书存在较多的资料遗漏。收藏在台北南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的《外交档案》中，增加了由台北当局转交的驻比利时使馆的诸多档案，其中包含许 多与巴黎和会及时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的机密档案。
台湾著名历史学者唐启华通过研究这份档案，完成了著作《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一书。书中指出，北洋政府并非是卖国、无能以消极态度妥协于列强的政府，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也不算失败。
不过，日本早在1915年就已经从德国人手中抢走了山东权益即青岛和胶济线铁路权。当时日本人已经控制了将近五年时间，并非刚失去的。但北洋政府并 没有直接妥协，在和会开始后，北洋政府代表团采取的对抗方针，坚定表达山东权益诉求。提出《山东问题说帖》、《德奥条件说帖》、《废除中日民四条约说帖》 等四个要求，主张山东德国权益应直接交还中国、改正列强在华种种条约特权、中国对德、奥和约应列条件之意见以及废除所谓二十一条等四件事。
这让日本陷入被动。日方尽管经过了精心准备，又打出国际法和多国密约来反制中国，但最终达成的和会协定，仅仅保留了日方在山东、青岛的经济特权，重申了中国对山东的主权和治理权。
巴黎会议本身就是一场的弱肉强食的会议，国家被主力方分为三等，第一等是最强的五个国家，日本为五强之一。而第三等是弱国，中国被划在三等的弱国 中。弱国分不到什么好处，这是必然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时中国没有失去什么，而且还得到了一些权益，我们的赔款不用支付了，全部免了，德国和奥匈帝国的 租借地我们可以收回了，他们的很多在华企业我们可以接管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史学界、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中国外交失败并不完全正确。
从清朝戊戌变法后，大家都知道，社会要变革，国家要进步，就需要有流血牺牲，戊戌六君子就是铮铮好汉。但这些所谓的爱国学生们可没有这么伟大的情操。
据梁敬錞：《我所知道的五四运动》：5月10日，许德珩等32人，全体同到地检厅投案，检察官开讯，先问何人主使，许答‘良心趋使。’检察官问何人 动手殴人，何人纵火焚屋，学生同答‘不知。’检厅未能指出动手行凶之人，只得退庭，未予拘押。13日，各校学生，以全体3000人名义，具状自行检举，承 认公愤肇事，静候法庭处分，检厅无以应之。我经手之保释工作，乃告段落。
看似有社会责任感的他们，连敢于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勇气都没有。提倡科学民主的他们，却容不下不同的声音。据载，五四的那天，本欲让傅斯年当临时主 席，有个浙江籍的学生，却因意见不同，打了傅斯年一拳，傅斯年先生因此不干了，拂袖而去。更有意思的是，到了抗战爆发的时候。五四运动中被爱国学生称为汉 奸、卖国贼的曹汝霖，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绝不做汉奸。而爱国学生——梅思平，却堕落为大汉奸，任汪伪政权内政部长。历史一定会嘲笑那些自以为是的 弄潮者，机会主义者并不会永远参得天机。英雄走过头了，就成了败类。
中国人为这种动乱事件感到头疼，日本人可不这么想，他们巴不得中国人就这么闹腾下去，最好多死几个人。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索在于日本将在德国战败后 “继承”德国对青岛的殖民特权。由于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北洋军阀确实不敢在合约上签字了，但日本人可不管这么多，签不签字本来就只是 一个形式，中国打不过日本，还需要顾虑中国人的态度吗？
五四爱国运动之所以声势浩大，和革命家们也不无关系，说起来，学生们虽说一腔热血上街头，打得狠跑得快，但至少还是上过街的，后来的镇压中，也有不少学生伤亡。而革命家却很知道如何利用人的情绪做文章，为自己的理想铺路。
比如伟人孙中山就为学生们想得很“周到”，他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对学生们说：“你们搞学生运动，慢吞吞，没用的。应该再大胆一些！不要怕这怕那的， 要有牺牲的精神，要有突击的行动，要设法激起一股群众的怒潮。我已经帮你们请好了律师了，是一个很出名的法国律师。你们放胆地干去吧。”
学生们本着打人就是对的想法，连蔡元培先生都曾遭遇过毒打。在918后的学生运动，蔡元培随同陈铭枢出来接见学生，他还没说上两句话，就被学生拖下来打。后来蔡元培这样说他当时被殴打的情况：“予头部受棍击，似无伤害，惟右膀被暴徒扭拉，颇伤及筋络……”
蔡元培先生这样评价他们：尝到权力滋味后欲望恐难满足。查毓英在给胡适的书信中，证实了蔡元培先生的预言，书信中指出：五四运动后，有些学生以功臣自居，高谈阔论的人多，实地做事的人少。甚至将前什么会议代表、主任等字样印于名片。无心学术，考试舞弊的现象频出。
为了自己的政治诉求而去烧毁他人房屋，损坏他们财产，侮辱他人人格都是不可取的。并非只要出发点正义的、正当的，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用尽手段来实现。五四运动学生的爱国精神不容否认，但是学生在五四中的暴力行为，也不该回避与遗忘。爱国固然好，但也应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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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否定五四运动开始 

作者: 曹长青

五四运动是否反掉了一些人类基本道德准则？

在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之际，回首那场运动，实感颇有必要对那场运动重新评价。一篇短文难以详论，这里只谈几个要点。不用从别的角度，仅从共产党、国民 党都歌颂、推崇五四这一点，这个运动就值得质疑。如果用西方文明的基本价值“个人自由，个体权利”来衡量，应该说，这是一场煽动集体主义，走向集权主义的 运动，它为国共两党的专制，奠定了基础。这里只从运动的领导者、口号、结果这三方面，来谈为什么要否定五四。
首先，从领导者来看，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公认主要是陈独秀和胡适。五四爆发之前，他们倡导的以推广白话文、争取个性解放为主的新文化运动，是有相 当积极意义的（但局限在要民主和科学上，其理论基础不仅薄弱，而且非常偏差），但随后以胡适为代表的模糊的推崇西方自由主义的观点，迅速被以陈独秀为代表 的清晰的一系列革命理论所压倒。所以事实上，陈独秀起的作用明显远大于胡适。毛泽东曾两次说过，“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这代表中共的看法：陈是主 要领导者。陈独秀当年办《新青年》杂志，鼓动五四风潮，主要是煽动民众运动，后来更明确鼓吹革命。陈曾明确提出五四有三大精神：爱国救国，直接行动，牺牲 精神；并呼喊人民非得“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这三大精神，都是强调群体主义，更是煽动暴民运动、造反革命。结果狂热的学生以爱国的名义，冲进政府官员的 私宅，砸家烧屋；抓到外交官群殴。只要是“爱国”（集体主义），什么法律都可踩在脚下，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牺牲品。
“反帝反封建”把中国带向歧途
即使不以法治观点，哪怕以最基本的伦理，政府官员再有错，甚至有罪，也不可家被砸，屋被烧，人被当众殴打。但当时太多的中国文化人为爱国这个群体主 义（而非保护个人权利）的口号疯癫，只要是为了所谓人民、国家，怎样牺牲个体，都在所不惜；而且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从五四的火烧赵家楼，就可依稀看到后 来毛泽东的湖南农民（实为暴民）运动的烧杀火光，更可看到文革红卫兵打砸抢的刀光剑影。共产党就是这样一路以“为国家”、“为人民”的群体主义口号，发动 群众，暴力革命，最后夺取政权，实施集权统治。
另一明显的事实是，陈独秀和五四，煽动起无数早期共产党人的造反激情，成为中共诞生的接生婆。两年后共产党就成立，绝非偶然。毛泽东就说过，对他来 说，陈独秀“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甚至称陈是“思想界的明星”，高喊过“我祝陈君万岁！”所以，当陈独秀等人成为五四的主要精神领袖时，这场运 动的性质就已决定，它是一场促成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的运动，是给中国人带来共产专制的开端。
其次，五四运动的两个主要口号“反帝反封建”更是把中国带向歧途。反帝，导致盲目排外、拒绝西方文明。把一切过错都推给西方列强，煽动义和团式封闭 排外，而回避了真正的自身反省。今天人们看得更清楚，中国的问题主要出在自身：传统文化中缺乏自由、尊严、个人权利等价值。成为一代代封建王朝御用文化的 儒家文化，是根植在集体主义价值基础之上的。在一个极需引进西方个人主义思想、个人权利意识，从根基上反省中国落后的原因之际，中国知识份子却去煽动反 帝，排斥和拒绝西方的先进制度。这场“反帝”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狂热，至今仍是共产党继续一党专制的灵丹妙药，因为民族主义既是共产党热衷的集体主义、集 权主义的最坚实基础，也是最有力工具。他们以此排斥西方文明、建立党天下，用“我们和他们”、“中国和外国”的对立，来混淆正确和错误，真实和虚假。
反封建，则更有迷惑性。既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封建糟粕，怎么能不反呢？但陈独秀们的反法，只是反了表层和枝干，在反了裹小脚、包办婚姻之类的同时， 反掉了许多人类共识的基本道德礼仪，却没有反传统文化中的真正核心价值：集体主义，集权主义，反而强化了。就像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也是高喊“反四旧”，要 打到孔家店。其结果是：在摧毁了人类基本道德准则的同时，比过去更加倍地泯灭个体价值，因此更强化了国家和集体权力，最后比任何一个朝廷的皇帝都更加暴 政。
胡适也支持社会主义
正因为反封建这个口号，除了反掉了哪个文化中都有的基本的人类行为准则和操守等，却没有触动集体主义、集权主义这个最根本的根基，所以当同样是建立 在集体主义、集权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被引进中国之后，几乎没有受到理论上的任何挑战，立刻在知识分子中得到了一拍即合的广泛呼应；甚至连胡适都是反对 资本主义，支持社会主义的。更不要说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国文化名人们，几乎异口同声都是主张国有经济，反对私有财产、市场经济这些保护个人权利的根本。所以 反封建这个口号，只反掉了传统文化中的部分道德伦理，却在事实上千百倍地强化了封建主义的根基。
五四还喊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且不说在反帝反封建这种激昂的主旋律下，这两个口号只不过是漂亮的陪衬，即使没有反帝反封建之说，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提 法本身也是极为空洞、甚至不着边际的。科学是一个哪个党派都可喊的口号，随着人类的进步，科学的路总是要往前走的。哪个独裁者都可以打着科学的旗号强化其 统治、泯灭个人。毛泽东不是为了造原子弹可以让每个人勒紧腰带吗？
独立宣言美国宪法都无民主一词
“民主”是个一言难尽的口号，它也是任何人都可以用来做工具和武器的东西，就像“反贪腐”一样。共产党也是一路打着民主的旗号统治到今天的。但美国 起草独立宣言和宪法的先贤们，却很不喜欢用“民主”这个词。《独立宣言》全文没提到“民主”。而译成中文长达一万多字的美国宪法，甚至通篇都没有“民主” 这两个字。这绝不是疏忽，而是美国先贤们经过多年讨论、辩论之后的一个非常清楚的共识。奠定美国基础的这两个最重要文件，全部强调的是保护个人权利，而不 是多数裁决的原则，更是要避免暴民政治。美国先贤当年没有提到民主和科学等，只是抓住“个人权利”这个根本。一切国家体制的建立，都以保障个人权利为最高 目标。在保护个人权利这个根本之上，最后才会有真正民主机制的确立。如果说只用两句话概括美国强大的原因的话，那就是美国重视并实践了这样的价值：限制政 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也就是确立个人主义的价值，以人为根本。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强调人的三大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都是指个人。中国 的五四人物，没有从这样的保护个人权利的根本价值出发，所以，民主科学喊了半天，只能走向不着边际，最后经由集体主义走向集权专制。
五四的历史明明白白地展示，共产党是站在反帝（排外、民族主义）、反封建（摧毁伦理道德价值）的跳板上，弹到权力的顶峰。从这种意义上说，没有五四 运动，就没有共产党。所以共产党才那么热衷肯定五四，赞美五四。今天，中国要想走向一个确立和保护个人权利的自由方向，首先就应该从否定五四开始。
二○○九年四月二十日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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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五四运动是文革的前奏 

五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接生婆。共产革命在中国的胜利，跟五四有直接关系。所以毛泽东们一直歌颂五四，纪念五四。
即使近年有人反思五四，看出它促使共产党发迹的暴力倾向等，但由于中国知识界长期以来把当时的两场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相混淆，笼统称之为 “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倡导个体解放、思想自由，尤其是砸碎了禁锢中国人几千年的古文枷锁，开启了划时代的白话文历史，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所 以就无法（也不敢）否定“五四运动”。
不久前我在“肯定新文化运动，否定五四”一文中提出，应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明确分开，因为这两个运动性质不同。新文化运动强调反对旧礼 教、追求个人自由/个体权利，倾向英美的个人主义。而五四运动则高举爱国主义大旗、煽动民族主义，并理直气壮地在“反帝”等口号下，用暴力手段侵犯私有财 产，在苏俄革命的群体主义轨道上。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从“火烧赵家楼”开始。学生因不满政府跟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冲进参与签订该条约、被认定是卖国贼的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赵家楼，殴打了被误认为是曹汝霖的外交官（致脑震荡送医），并放火烧毁了赵家楼。
赵家楼是私人住宅，被纵火烧毁，明显是侵犯私有财产的违法行为；而殴打外交官更是侵犯基本人权。即使官员有罪，也应司法审理，而不是烧屋打人。但这些违法行为，当时却在爱国名义下没被法律追究，甚至得到赞美。
这个事件成为五四运动的起点和标志，也最代表五四的倾向和性质：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以崇高正义的名义、以国家/集体利益的名义，不惜用暴力剥夺个体权利。这种思维方法和暴力倾向跟后来文革的“打砸抢”有惊人的相似性。
史料证实，“火烧赵家楼”不是一时激愤，而是预谋的。学生们事先准备了火柴、汽油，查到了相关官员的住宅地址，甚至找到官员照片，准备殴打，甚至暗杀。
当时也有人试图阻止放火，提出大火蔓延烧毁周围民宅（11家被烧）问题，但那个五四干将、首先放火的匡互生却反问到：“谁让他们与汉奸为邻？”如此恶棍逻辑居然占了上风，主导了运动。
火烧赵家楼不是偶然行为。五四时代的翻译家梁实秋回忆说，当时他是清华学生，也参加游行示威，当学生在街上演讲时，有三两辆汽车因不得通过而按了喇 叭，愤怒的学生竟然把汽车给砸了。当时梁实秋也觉得这样砸汽车不太好，但他说，“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究竟为数不 多。”（梁后来对此有反省）。
不仅毁掉私有财产，在那种气氛下，连人身安全也难以保障。例如梁实秋还回忆说，他跟当时北洋政府的外交官章宗祥的儿子在清华同一个寝室。那些狂热的 学生痛批章宗祥卖国，就去打他的儿子。他儿子感觉不好，早就躲起来，结果那些学生就把他儿子的床铺给砸了个稀巴烂，还把他儿子的衣箱东西扔得“狼藉满 地”。章宗祥的儿子再不敢来学校上学，恐惧焦虑，不久就得病死了。
打人、烧私宅还不够发泄“爱国愤”。两个月后，学生市民又把济南《昌言报》给砸了，因这家报纸发表了批评学生的文章。《昌言报》前身《时务报》 1896年创办，是中国最早的报纸之一。该报不仅被砸，报馆编辑还被捆绑起来、插上“卖国贼”牌子，游街示众。这不是文革的预演吗？那时候就给人挂牌子、 定罪名、当众侮辱。
更严重的是北京《晨报》事件。因这家报纸发表了不赞成中国走苏俄革命之路的讨论文章（也登了赞成苏俄的），由共产党北方区领袖李大钊等领导的激进学 生和市民就在游行示威之后，高呼爱国口号，高举“打倒晨报及舆论之蟊贼”的标语，包围了报馆，砸毁报馆的陈设，最后也是放了火，把整个报馆烧了。附近房 舍，也因这场大火株连而“折毁破损甚多”。这已经是距离五四“火烧赵家楼”6年之后的1925年底，也就是共产党成立四年之后。
而在这前一天，这些“李大钊们”还砸毁了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的私宅（之前还抄了教育司长的家等）。章士钊事后记述：群众狼奔而入，他家里的桌 椅、书籍，都被砸毁（遇物即毁），最后剩下的东西也被扔进火堆（卒扫聚所余，相与火之）。据史料记载，那几年里，章士钊的家先后被学生查抄破坏三次。
面对这种无法无天，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却在给胡适的信中理直气壮地说，《晨报》不该烧吗？胡适当时致信陈独秀，指责他说：“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 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胡适悲观地预言，“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残酷的社会，我们 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处了。”果然被他不幸言中。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为“新文化运动”的开端，火烧赵家楼是“五四运动”的起点。由于这两个运动都没有明确的终点，在时空上有交叉，而且其代表人物陈独秀又在两个运动中都是主将，所以多年来人们一直将这两个运动混为一谈。
但仔细观察，这两个运动的区别还是有迹可寻的：火烧赵家楼一个月之后，陈独秀因散发革命传单被捕，胡适接手编辑《新青年》。胡适的政治嗅觉是敏锐 的，他察觉到李大钊们要在中国推行苏俄的共产主义，所以马上撰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所谓少谈主义，就是少输入苏俄的革命，多研究中国的实际问 题。胡适跟李大钊就此展开辩论。《新青年》出版“杜威专号”，胡适介绍他导师的“点滴改良”的实验主义，用来抵制李大钊们鼓吹的苏俄式翻天覆地革命。这段 期间，仍可视为“新文化运动”的继续。
但陈独秀被释放后，就把《新青年》杂志从北京迁到上海，并完全改变编辑方针，连续编发苏俄专号，传播共产主义，干脆直接做（胡适们所批评的）“鼓吹 苏俄的宣传”，成为筹备中共的机关刊物（第二年共产党成立）。陈独秀也由“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变成《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者（连任五届中共总书记）。 陈独秀的变化，新文化运动的舆论号角（杂志）改调，使这场旨在个性解放、思想启蒙的运动逐渐落潮。
尽管五四运动从一开始就偏离新文化运动的轨道，无视法律，用暴力践踏私有财产和个人权利，但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海峡两岸的知识分子都没有明确地把这 两个运动分开。究其原因，是没有意识到区分这两个运动、分清其不同性质的重要意义——是肯定追求个人自由、保护个体权利的价值，还是容忍（甚至推崇）用国 家利益的名义、集体利益的名义而剥夺个体权利的暴行。前者走向宪政民主体制，而后者走向专制。
文革烧遍全中国的红海洋，毫无疑问是五四意识形态的继续。五四近百年了，自由中国尚不见踪影。从根本上来说，是“五四精神”（用“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名义践踏“个体权利”）不灭。所以，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宪政民主中国，应该从否定五四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