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缺乏一种真正的黑客文化

有一些词汇，在中文和英文里表达着类似的意思，感情色彩却截然不同。比如宣传，在中文里是中性、偏正面的，而它的对应英文单词propaganda则是一个带有明确贬义的词汇。另一个词“黑客”（hacker）正好相反，在中文里带有贬义，在英文里则是中性，甚至偏褒义。
也许是因为“黑”字引发的联想，中文里的黑客让人想到的往往是搞破坏，甚至犯罪，比如盗QQ号和网游账号、盗刷信用卡、入侵银行系统、传播病毒和木马，或是一时兴起就把某个好端端的网站给篡改了。这些行为要么仅仅出于好玩、恶搞，要么是为了损人利己。
但对于英文世界里的hacker来说，这些破坏性的行为仅仅出自一小撮人之手，大部分hacker并没有这些邪恶的动机。获得广泛共识的黑客文化、黑客精神，不仅不是破坏、犯罪，反而有着明确而强烈的价值观：要用自己的技术把这个世界改造成更好的样子。
黑客所倡导的更好的世界，有几个关键词：自由、开放、共享、合作。在《Hackers: Heroes of the Computer Revolution》一书中，作者总结的黑客价值观包括：

• 对信息的获取应该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 所有的信息都应该免费共享；
• 评判黑客的标准是技术，而非学历、年龄、种族、地位等；
• 计算机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好。

从根本上来说，黑客是一群享受智力挑战的人。他们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创造性地绕过系统限制。那些绕过安全限制盗取密码获取个人利益的黑客，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还有更多黑客，通过技术绕过的是不合理的限制，打破的是束缚和枷锁，以反抗权力和资本的压迫。
因此诞生了一个新词：黑客行动主义（hacktivism）。一年多前，我帮一位老师整理关于媒体与社会运动的文献，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分支就是黑客行动主义：如何利用网络技术进行创造性的行动，以达到一定的目标，这些目标往往和信息自由、公开、共享有关。

最有名的黑客行动派当属维基解密的阿桑奇。他获得并公之于众的政府文档，对于信息的自由流通，对于监督政府和企业的所作所为，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另一个著名的黑客行动群体是“匿名者”（Anonymous）。他们以《V字仇杀队》中的头像示人，捍卫自由和正义。当Visa、MasterCard、PayPal等拒绝为维基解密接受捐款提供服务的时候，匿名者挺身而出，攻击了这些公司的网站。他们还曾攻击山达基教，因为它试图压制言论自由；攻击儿童色情网站；并在2015年向IS宣战。
黑客文化不仅体现在这些激进的行动案例中，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优秀的免费、开源软件，就是黑客精神的产物。而今天的整个西方科技界，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六七十年代黑客、嬉皮文化的影响，当时他们将个人电脑视为解放的工具。
反观中国，除了那个开发了GoAgent的年轻人，我实在想不起太多体现了这种黑客精神的例子。以我有限的见识，中国的技术界、程序员群体，是异常沉闷的。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一方面，在这个创业项目满天飞的年代，闷声发大财是最有利的选择；另一方面，中国的环境对于黑客来说太危险了。
于是我们只看到一些民族主义的“红客”，以攻击白宫、五角大楼网站为荣。这当然也是一种政治表达，是一种行动主义，但它是迎合权力，而非独立、反抗的。
今天，权力和资本越来越携手将互联网抓得死死的，这种状态之下，迫切需要黑客文化的出现。当互联网巨头肆无忌惮地窥探用户隐私的时候，当开发流氓软件的人占领了中国的大多数电脑并且自己成了亿万富翁的时候，当商业巨头和权力合作，监控和打压不同声音的时候，当个人用户已经越来越无力、越来越成为权力和资本手中的玩物的时候，我们需要黑客群体，利用技术的力量，帮助我们实现制衡和抵抗。
这种制衡和抵抗并不一定多么激烈，它们可能是润物无声的。比如，能不能有黑客开发出简单易用的工具，告知普通人，他们的哪些隐私正被哪些公司窃取，他们可以做些什么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能不能有黑客想办法对抗那些流氓软件，让普通中国人的电脑干净起来？能不能有黑客提供更多让信息自由、安全流动的方法，就像那个伟大的应用telegram一样？
这些，都是只会写写文章的文科知识分子做不到的。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既需要启蒙和鼓呼，更需要实实在在的技术。美国社会要保持强大和健康，既需要有乔布斯和扎克伯格，也需要有匿名者。
从根本上说，黑客精神指向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个权力强弱对比明显的社会中，对秩序的服从、对突破限制的害怕和反感，就是在强化掌权者的力量。弱者手中的武器是利用智慧和技术，技巧性、创造性地突破限制,从而战胜看似强大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