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据英媒报道，印度正成为中国房产开发商下一个前沿阵地。目前包括大连万达在内的至少5家中国开发商已承诺在印度开发雄心勃勃的房产项目。
不少国人对印度的印象停留在”穷、乱、差、慢“上，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作者袁南生，曾任驻印度孟买总领。
中印最近几十年发展都很快，中国因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为世界瞩目，印度也因快速发展而成为“金砖国家”之一。中国在许多方面较印度先进得多，例如，2012年中国GDP约8.3万亿美元, 实际增长率为7.8%，印度则为1.8万亿美元, 实际增长率为5.3%。印度整体落后于中国至少20年。11年前，我任驻印度孟买总领事时，不少印度朋友就已对我明确表示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多年来，印度在发展速度和水平上一直是仅次于中国的国家。不少国人对印度发展中的积极面看得不够，对消极面看得过重，简单地用“穷、乱、差、慢”看待印度，这明显不符合事实，不利于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笔者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换个角度对印度谈几点看法。
穷而不苦
印度人均GDP比中国低得多，与中国相比无疑要穷得多，但印度人不觉得苦，幸福指数非常高。民意测验表明，相信有来生的印度人90%以上希望来生还是印度人。为什么会这样？一是印度开国时就实行全民公费医疗。这一福利甚至延伸到在印度的外国人。我在孟买时的同事、驻孟买副总领事的女儿不慎受伤，送往医院治疗完毕，分文未交，签字就行了，原因在于这是一家公立医院。二是印度对教育的投入一直占GDP的4%以上。我在印度工作时，公立大学特别是新德里大学、尼赫鲁大学这样著名的公立大学，学生几乎不用交费，学校管食宿，一年学费、吃住加在一块，只合人民币1600元左右。即使是私立大学，学费也不太贵（外国学生攻读硕士学位的学费、食宿费总共6000美元）。完全靠学费学校根本办不下去，钱从哪里来？来自于社会的捐款。三是国家在法律上尽可能促进社会公正。1950年印度宪法颁布，其中一个主要精神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有任何歧视，不能在种姓上有任何的区分和区别对待。因此，即使是新德里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也必须留出10%以上的名额专门招收“贱民”学生。再比如，印度法律规定：有多少残疾人，公务员中就必须为他们保留相应比例的名额；卡纳塔克邦有7%的残疾人，因此给残疾人保留7%的公务员名额。
印度整体上虽穷，却能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例如，除了电影、马戏，印度其他演出都是免费的，不少剧场只有发票窗口，没有卖票窗口。我曾在印度欣赏过维也纳交响乐团、莫斯科芭蕾舞团、南非歌舞团和其他许多演出，包括印度歌舞的演出，与其他观众一样，从来都是凭领的票入场。孟买10多个剧场常年免费演出，主要由企业和政府买单。
印度公立学校的学费便宜得不可思议，实际上等于是免费教育。例如，公立中小学校每生每月学费平均仅40~50卢比（约合人民币8元），印度90%以上的中小学生在公立学校就读。来自穷困地区的大学生一般都有助学金。印度生活用水、办公用水没人装水表，也没人收水费。我在孟买的办公室也好，家里也好，同印度人一样，只管用水，不管交费。印度还有个奇怪规定：农民可随便进城，在一个地方住了30年以上，这个地方就属于你。所以印度的城市里有大片贫民窟，这是由于城乡没有隔断。对于进城的农民，政府提供医保和几乎免费的义务教育等。媒体上经常看到关于印度富人施舍的报道。印度富人乐于行善，最大的私人财团“塔塔集团”形成了赞助慈善事业的机制，印度首富普莱姆基一个人赞助办了100所学校。2003年，印度撒哈拉集团董事长罗易的长子举行婚礼时，为101对无钱办婚礼的新人举办了集体婚礼，并赠给他们20万卢比的支票。第三天，小儿子也举行订婚仪式，又向14万穷人免费发放了食品。
为什么印度人穷而不苦？这同印度文化主要是宗教文化有关，同印度文化是苦感文化有关。如果说西方流行罪感文化，认为人生来是有罪的，每个礼拜要到教堂去赎罪；中国流行乐感文化，相信“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莫使金樽空对月”；印度则流行苦感文化，认为人越受苦，精神越升华，离神就越近，来世也就越幸福。正因为印度倡导苦感文化，所以直至现代，大多数人仍奉行素食主义，同时不断有人加入到苦行僧的行列中。
杂而不乱
印度与中国都是文明古国，但印度比中国要杂得多。大一统的中国可以用一个“统”字来描述，反之，可以用一个“杂”字描绘印度。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是中央集权专制，印度却从未出现过中央集权王朝。印度所在的南亚次大陆是多种族、多语言、多宗教、多种姓的社会多元化地区，在历史上，除孔雀王朝（大致与中国秦朝同时代）和莫卧尔王朝（与清朝大体同期）曾短暂实现次大陆基本统一外，其余绝大部分年代处于邦国林立的分裂状态。即便在短暂的统一时期，地方对朝廷也只是臣服和进贡的关系，中央对地方也未实行过郡县管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是颇有张力的印度教使得南亚获得某种程度的文化统一。而政治统一则到了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才实现，自上而下的文官制度以及连接各地的铁路和电报网络催生了以“杂”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印度。
印度的“杂”体现在语言上。印度是语言大国，据1962年人口调查的统计，印度人讲的语言有1652种，印在钞票上的官方语言有15种，每个邦又有本邦的官方语言。仅在孟买，大街上人们说的至少有26种语言，中小学生既要学全国通用的印地语，也要学英语和邦里的官方语言。印度的“杂”又体现在数百个政党林立，无论国大党还是印人党，都得依赖地方小党的支持才有可能在中央执政。于是乎，印度政坛长期呈现“四两拨千斤”、“小党唱大戏”的局面，一批地方强人朝秦暮楚，纵横捭阖，在全国政治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上升，以至拥有呼风唤雨、与中央分庭抗礼之力。尽管这样，印度总体上仍是杂而不乱，运转有序。非暴力与不合作，而非大规模流血牺牲，使印度开国的成本在大国里面最低。自印度独立以来，从未发生过军事政变。每次大选都有条不紊地进行，政府更替有序，与邻国巴基斯坦形成鲜明对比。
印度管理成本很低，公务员与纳税人的比例是1：92。政府没有自己的报纸，没有会议室，没有文山会海。印度穷人尽管很多，却基本上没有拐卖妇女儿童现象，也没有集体偷渡现象。尽管印度数亿人口没有脱贫，许多人露宿街头，以乞讨为生，但非法出境的案件不多。没有人靠当蛇头、做“人贩子”为生。印度基本上没有盗版软件和光盘、假冒伪劣产品，假冒伪劣药品不敢说没有，但确实因少而难得发现。印度医院用血靠捐献，社会上有负责献血的慈善组织，愿意捐献者不乏其人。医院不买血，穷人也不卖血。印度贫富悬殊大，1400万人口的孟买，竟有770万人住在贫民窟，然而贫富如此两极的印度，社会治安状况总的来说却不错。游览各地的庙宇名胜，游客一律要把鞋子脱了放在门口，但不论什么样的名牌鞋也绝不会丢失。印度火车常常人满为患，但没有票贩子，也没有假票。火车即使已经开动，你如果沿月台追赶，车上会伸出许多双手拉你一把，并为你挪出一个地方。印度公共汽车没有车门，车开动后，一些人还跳上跳下。中产阶级开小车出门，车里能挤多少人就挤多少人，挤不下的塞到车后物品厢里，警察司空见惯，熟视无睹。车与车相撞了，只要还能走，一声“拜拜”走人，从未看到过因此吵架。印度虽然很杂，但对国粹的恪守毫不松懈。汉族人近代以来学西装革履，以致现在已经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了，而印度人穿纱丽几千年不变，至今引以为傲。印度当年栽种鸦片卖到中国，鸦片在中国一度泛滥成灾，但鸦片当年在印度没有泛滥，今天，印度吸毒人员仍远不如中国多。
缓而不慢
根据最新人均GDP排名，中国在世界上列第89名，5414美元，印度第138名，1389美元。印度经济实力比中国差得多，但一直在发展。印度以中国1/3的国土，负担几乎与中国相当的人口，以中国1/3的GDP，在相同的时间内，能提供几乎免费的义务教育、免费医疗，能养得起航母，能将人造卫星送上太空，并制造出原子弹。印度经济增长始于2001年，到2009年，8年时间里，印度人均实际工资和收入的增速比人均GDP增速高出两倍，老百姓实实在在分享了经济增长成果。
印度人不着急，慢慢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人必然干事少，效率低。印度某些部门的公务员确实人员少、任务重，但成效大。例如，印度的班加罗尔被誉为南亚“硅谷”。2003年，在全球被评为软件能力成熟度5级的72家企业中，印度就有50余家，而这些企业一半以上集中在班加罗尔。但是，主管该领域工作的卡纳塔克邦政府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和科学技术部（相当于我国省级信息产业厅和科技厅），全部工作人员只有7人。从总体看，印度是经济不发达国家，但在一些领域，它又处于十分先进的地位。如印度的文盲率极高，差不多1/3的人口是文盲，但高等教育却很发达，不仅培养出世界一流的软件工程师，且迄今为止已产生了6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包括文学、物理学、医学、经济学以及和平奖。独立以来，印度培养的科技人才数量一直名列世界前茅。印度人不急不慢，时间好像不值钱，但解决电脑“千年虫”问题却最快、最彻底，赢得了世界第一。在印度，手机拥有者比中国少得多，但印度手机早已单向收费。在印度找个网吧特别费劲，但其信息产业却一枝独秀让世界惊奇。比尔盖茨1997年3月访问印度时说，“21世纪的软件超级大国不是美国，不是欧洲，而可能是印度”。
中国与印度的“龙象之争”中有一些奇怪现象值得关注——2003年，印度有23个股票市场，已全部联网，中国只有两个；印度上市公司1万家以上，中国不到1300家；印度公司上市的资本门槛为8000万人民币，中国则为5000万；印度的银行体系有27家政府银行，25家私人银行，46家外资银行，有47000个非银行金融机构且基本上是私营的，还有差不多100多家商业银行，其中75％是外资或私营银行。这种情况下，印度为创业者和企业提供的融资手段和渠道以及融资额，就比中国多很多。印度银行的商业贷款有35％贷给国有企业，其他65％贷给私人、家庭和私营企业；相比之下，中国银行贷款方向刚好颠倒过来，70％贷给国企，30％贷给私人。此外，中印呆坏账的比率不一样。正因为印度的银行体系和整个非银行金融体系包括资本市场的私有化程度远高于中国，所以印度的贷款往往流向那些能带来更高回报、呆坏账比率较低的私企。
腐而不败
印度重大腐败丑闻不断，例如，“电信丑闻”中的前电信部长等一伙人为所欲为，以远低于市场价值的“甩卖价”出售2G手机网络许可证，导致国库损失400亿美元，成为印度独立以来最为严重的官商勾结案，其首犯被美国《时代》周刊列为全球第二大“滥用权力者”（因“水门事件”遭弹劾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名列第一）。但也应看到，祸害当今中国的一些腐败现象印度却几乎没有，或者说并不严重。例如，印度没有公款旅游风，也没有吃喝风。吃素的人占印度人口一半以上，越有地位、越有文化的人越倾向吃素，反之，越没有地位、越没有文化的人什么都吃。一些印度人对素食的较真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连萝卜、花生等地底下长的东西都不吃，因为不愿杀生。印度朋友科米卡对我说，他访问中国期间，中国餐馆用煮过荤菜的锅给他做素食，那怎么行呢？
印度没有天价烟酒，烟酒在印度男人中不那么流行，抽烟的人极少，公务往来和红白喜事没有人敬烟。印度的烟仅10支装，比中国的烟短。印度人口袋里装一包烟、一个打火机的不多，许多烟民宁愿买一支抽一支，且常常躲起来抽。印度没有公车攀比风，自政府总理以下，官员乘坐的都是同一牌子、同一款式、同一颜色的国产车，几十年来都是如此，以至老百姓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乘外国车、高档车的都不是当官的。印度官员没有奢侈风。即使印度国防部大楼里，海军参谋长、空军参谋长和陆军参谋长这样的最高将领（总统是三军总司令）的办公室，也没装空调。夏天高温常达45摄氏度左右，他们的办公室里也只有电扇在转。我去过多次的马邦邦长、孟买市长等的会客厅和宴会厅里也没有空调。印度最好的房子之一是学校，而不是政府办公楼。这不是因为印度太穷，而是议会不批准这方面的开支，印度大的公共支出必须经议会批准，批准前要经过多番公开辩论。找部长、邦长等行政高官没用，他们只有执行权，没有大的审批权，且公共开支完全透明，难有猫腻。也正因此，印度难以产生成克杰、刘志军这样的贪官。
不少人喜欢把中印关系描绘为“龙象之争”，我在印度工作时的印度外长辛格对此表示：中、印竞争是龟兔赛跑，印度是龟，中国是兔，兔跑得快，龟落后了，但“千年乌龟十年兔”，最终谁跑得远还要看。辛格的话表明，印度承认落后却不甘落后。习惯于从龙象之争视角看待中印关系的读者，不妨换个角度，从龟兔赛跑的角度，来个换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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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国土和人口，光荣和屈辱混杂的历史，混乱和希望并存的现状，许许多多个层面和维度，都提供了无数可以比较的有趣话题。
但是中国人又是不屑于和印度作比较的，甚至可以说是很少正视过印度的存在。把印度和中国放在一起比较是西方人爱做的事。
我相信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里，印度是要比中国低几个档次的存在。正如我们总是把他们叫做阿三，连移民美国的中国人都对印度移民有天然牢不可破的心理优越感。
欧美媒体炮制出的“金砖五国”这个词，也让我们颇有微词：印度怎么能和中国并列在一起？
一个只拿过寥寥几块奥运金牌的国家，如何能和拿牌拿到手软的中国相提并论？一个连在南亚都力不从心的国家，又如何能和志在对标美国的中国相提并论？
即使是在北京雾霾爆表的时候，我们也会想起雾霾更严重的德里，然后好像找到了一丝安慰。
几年前我到印度出差兼旅行，脑子里一直止不住冒出来的一个念头就是，印度落后中国多少年？
出了乱糟糟像长途汽车站的孟买机场，我想起首都机场T3，觉得答案是20年。
那时深圳的手机厂商已经用只卖几百块人民币的低端手机占领了印度，有天晚上我钻进一个拥挤嘈杂的夜市，看到小店铺里全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牌子的中国手机，觉得答案是30年。
印度当地朋友极力劝阻我坐地铁的想法，说很危险，我谢过他的好意，转身走进灯光昏暗满地垃圾的地铁站，觉得答案是40年。
有天晚上我坐简易如同电动车的出租车外出赴饭局，被堵在路上半个多小时不能动弹，几百辆汽车和摩托车发出震天的轰鸣，加上天气闷热，我烦躁无比，赌气地想，印度和中国至少相差100年。
差距是真实存在的，虽然无法用具体的数字来量化。作比较无可厚非，但我一直在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因此沾沾自喜乃至摆出傲慢的面孔。
毕竟所有这些都只是硬件上的比较。
不管今天的印度是像三十年还是四十年前的中国，既然中国能在这三四十年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很难说同样的变化不会在印度发生。
而在更多看不见的领域，两个国家之间的差距，真的有那么大吗？
这个想法在我后来看到阿米尔·汗主持的一个电视节目《真相访谈》之后，变得更加坚定。
这个节目的英文名字叫Truth Alone Prevails，直译过来就是“只有真相”。
在2012年，电影事业如日中天、早已经成为印度国宝级演员的阿米尔·汗，在拍电影的间隙，决定抽出时间拍这么一档节目。
在形式上，节目类似于奥普拉的脱口秀，内容上又有点像中国很多电视台都会有的新闻纪实和分析类节目。
不一样的是，这个节目不追任何具体的新闻热点事件，而是着力挖掘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揭露和分析在印度社会普遍存在、但又被长期视而不见的黑暗面。
更不一样的是节目的深度和尖锐程度，每一期所探讨的话题，都极其敏感，原本是印度人讨论的禁忌：
儿童被性侵、大男子主义、妇女遭受的家庭暴力、层出不穷的强奸、无处不在的腐败、严重的环境污染、执政选举中的舞弊，等等。
在每一集里，阿米尔·汗都会请受害者和当事人讲述自己的不幸遭遇。
比如第一季第一集，讲的是重男轻女而导致强制堕胎、乃至杀害女婴。节目一开始，一个来自偏远农村的妇女，讲述了自己在怀了女孩后被丈夫家人骗到医院强制堕胎的经历。
镜头一转，阿米尔·汗问观众，你觉得这种事会发生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只是发生在农村和小地方？
然后他把另一位妇女请上台，她来自孟买的中产阶级家庭，丈夫是外科医生，公公是德里大学的历史学教授，都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是，她同样也有怀了女婴被骗堕胎的经历。
长期研究女婴被害问题的专家也上台，说，“我不用跑到别的地方，那些残害女婴的人，他们就在大城市里，我们身边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原本觉得自己的生活周围没有这些丑恶现象的观众听了大惊失色。
节目里的阿米尔·汗，一步一步地揭开印度的伤口，每一集里都好几次忍不住擦拭眼泪。
台下的观众，也是一边看，一边凝重沉思，或者泪水婆娑。
但是更可贵的是，这个节目不卖悲惨不卖鸡汤，而是一层一层揭示出问题的普遍性、寻访专家找出产生问题的症结，并且试图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还是那期杀害女婴的节目，阿米尔·汗举了旁遮普邦那万沙尔地区的例子。
那个地方的男女比例一度失衡到100：75的畸形程度，但是在一个发誓改变这一切的官员的带领下，全社会被动员起来，数不清的志愿者参与其中，举行了无数次的会议、演讲、集会、游行。
十年之后，这个地区新出生的女孩人数上升了71%。
那期节目的最后，阿米尔·汗请电视观众发送手机短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呼吁法院加快审理那些杀害女婴的案件——因为法院的漠视，数百起案件被悬置多年，参与强制堕胎的凶嫌一直毫发无损。
《真相访谈》一共有三季。我想了想，在中国还真找不出一档类似的节目，最接近的大概可以说是柴静的《穹顶之下》，所以你大致可以把《真相访谈》看成是一个拍了三年的大型版《穹顶》。
据说在节目开始制作前，曾经有很多朋友劝阻阿米尔·汗不要自毁前程，因为拍这样的节目对他的电影职业没有任何好处，反而可能引起观众的反感。
节目的开头，阿米尔·汗用一段长长的独白对朋友的疑惑做了回应。他说：
一方面，印度在崛起，蒸蒸日上，作为一个印度人，我感到自豪和高兴，但是社会中还有很多令人心酸的事实，我们却对此熟视无睹，这些苦难让我深感不安，感到哀伤。
有时我会想，为什么要去思考这些与我无关的事呢？我的生活幸福美满，别人的苦难与我何干？
但是确实有关系，因为我也是这个社会中的一份子。一连串的事情把你我和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联系在一起，一呼一吸中，体会心中的共鸣。
如果甘地、提拉克、鲍斯、尼赫鲁、智者阿扎德仍然在世，我们有何颜面去面对他们？我们的先人怀抱梦想，为自由而奋斗，就是为了建立一个现在这样的印度吗？
我想谈论一些关系印度民生的话题。不去责怪任何人，不说任何人的坏话，也不去指责任何人。毕竟，那些造成苦难的人就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我无心激化矛盾，我只想改变这个时代。
节目里的阿米尔·汗，不愤怒不煽动，态度坚定又神情温和，宛如真神。
节目播出以后反响空前，在印度几大电视台播出，观众累计达到6亿，加速了好几项相关法案的出台。
阿米尔·汗就这样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了社会的变革。
第二年，《时代》杂志把他评为全球百大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称他是“印度的良心”，采访他的文章标题是《一个演员能否改变一个国家？》。
这些电影，很多都获得了票房成功，又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看到很多中国媒体把阿米尔·汗比喻成印度版的成龙、刘德华。从受欢迎和知名度的角度来说，这些类比可能没有错。
但是，看过他的电影和节目，了解他做过的事之后，你就会明白，像阿米尔·汗这样的演员，在中国根本找不到一个参照物。
登上《时代》杂志各种榜单的中国明星也不少了，有哪一个像阿米尔·汗那样，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了改变？又有哪一个够资格称得上国家的良心？
甚至只是从敬业的角度来说，有几个中国明星，能够像阿米尔·汗那样，为了拍电影增肥减肥，体重先从138斤增到194斤，再减回到144斤？
动辄几亿几十亿票房的中国电影，又有多少部像阿米尔·汗的电影一样，带着现实指向和社会关怀？
不说推动改变，有多少部中国电影，能启发观众做哪怕一丁点的思考？
阿米尔·汗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我确实相信电影有推动改革的潜力，当然电视也一样……我们讲述的故事、刻画的英雄人物，可以激励大众，给人们带来希望，触动人心，可以解放人性中善良的一面让它茁壮成长。这是一个创作者可以对世界做出的贡献。这是一种选择，不是我们的义务，但是如果我们想这样，是可以做到的。”
而在做电视节目之前，心怀巨大社会责任感的阿米尔·汗其实早就在用电影实践他改变社会的理想。
他的每一部电影，几乎都像《真相访谈》一样，关注印度社会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
《摔跤》讲的是性别歧视；《三傻大闹宝莱坞》和《地球上的星星》讲的是教育体制；《荣耀之役》讲的是印度的殖民伤痛；《心中的小星星》讲的是阅读障碍症；《我滴个神啊》讲的是印度复杂的宗教社会。
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印度落后中国多少年？
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答案到底是多少，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如果我们沉迷于这些看得见的硬件上的领先而沾沾自喜，就会忽视和无视很多看不见的落后之处。
所以，也许是时候改变一下我们对印度的看法了，正视一下这个我们很多人不太看得起的国家了。
我们并不是在所有的方面都有领先的优势。在很多方面，印度反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不少国人对印度的印象停留在”穷、乱、差、慢“上，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作者袁南生，曾任驻印度孟买总领。
中印最近几十年发展都很快，中国因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为世界瞩目，印度也因快速发展而成为“金砖国家”之一。中国在许多方面较印度先进得多，例如，2012年中国GDP约8.3万亿美元, 实际增长率为7.8%，印度则为1.8万亿美元, 实际增长率为5.3%。印度整体落后于中国至少20年。11年前，我任驻印度孟买总领事时，不少印度朋友就已对我明确表示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多年来，印度在发展速度和水平上一直是仅次于中国的国家。不少国人对印度发展中的积极面看得不够，对消极面看得过重，简单地用“穷、乱、差、慢”看待印度，这明显不符合事实，不利于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笔者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换个角度对印度谈几点看法。
穷而不苦
印度人均GDP比中国低得多，与中国相比无疑要穷得多，但印度人不觉得苦，幸福指数非常高。民意测验表明，相信有来生的印度人90%以上希望来生还是印度人。为什么会这样？一是印度开国时就实行全民公费医疗。这一福利甚至延伸到在印度的外国人。我在孟买时的同事、驻孟买副总领事的女儿不慎受伤，送往医院治疗完毕，分文未交，签字就行了，原因在于这是一家公立医院。二是印度对教育的投入一直占GDP的4%以上。我在印度工作时，公立大学特别是新德里大学、尼赫鲁大学这样著名的公立大学，学生几乎不用交费，学校管食宿，一年学费、吃住加在一块，只合人民币1600元左右。即使是私立大学，学费也不太贵（外国学生攻读硕士学位的学费、食宿费总共6000美元）。完全靠学费学校根本办不下去，钱从哪里来？来自于社会的捐款。三是国家在法律上尽可能促进社会公正。1950年印度宪法颁布，其中一个主要精神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有任何歧视，不能在种姓上有任何的区分和区别对待。因此，即使是新德里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也必须留出10%以上的名额专门招收“贱民”学生。再比如，印度法律规定：有多少残疾人，公务员中就必须为他们保留相应比例的名额；卡纳塔克邦有7%的残疾人，因此给残疾人保留7%的公务员名额。
印度整体上虽穷，却能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例如，除了电影、马戏，印度其他演出都是免费的，不少剧场只有发票窗口，没有卖票窗口。我曾在印度欣赏过维也纳交响乐团、莫斯科芭蕾舞团、南非歌舞团和其他许多演出，包括印度歌舞的演出，与其他观众一样，从来都是凭领的票入场。孟买10多个剧场常年免费演出，主要由企业和政府买单。
印度公立学校的学费便宜得不可思议，实际上等于是免费教育。例如，公立中小学校每生每月学费平均仅40~50卢比（约合人民币8元），印度90%以上的中小学生在公立学校就读。来自穷困地区的大学生一般都有助学金。印度生活用水、办公用水没人装水表，也没人收水费。我在孟买的办公室也好，家里也好，同印度人一样，只管用水，不管交费。印度还有个奇怪规定：农民可随便进城，在一个地方住了30年以上，这个地方就属于你。所以印度的城市里有大片贫民窟，这是由于城乡没有隔断。对于进城的农民，政府提供医保和几乎免费的义务教育等。媒体上经常看到关于印度富人施舍的报道。印度富人乐于行善，最大的私人财团“塔塔集团”形成了赞助慈善事业的机制，印度首富普莱姆基一个人赞助办了100所学校。2003年，印度撒哈拉集团董事长罗易的长子举行婚礼时，为101对无钱办婚礼的新人举办了集体婚礼，并赠给他们20万卢比的支票。第三天，小儿子也举行订婚仪式，又向14万穷人免费发放了食品。
为什么印度人穷而不苦？这同印度文化主要是宗教文化有关，同印度文化是苦感文化有关。如果说西方流行罪感文化，认为人生来是有罪的，每个礼拜要到教堂去赎罪；中国流行乐感文化，相信“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莫使金樽空对月”；印度则流行苦感文化，认为人越受苦，精神越升华，离神就越近，来世也就越幸福。正因为印度倡导苦感文化，所以直至现代，大多数人仍奉行素食主义，同时不断有人加入到苦行僧的行列中。
杂而不乱
印度与中国都是文明古国，但印度比中国要杂得多。大一统的中国可以用一个“统”字来描述，反之，可以用一个“杂”字描绘印度。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是中央集权专制，印度却从未出现过中央集权王朝。印度所在的南亚次大陆是多种族、多语言、多宗教、多种姓的社会多元化地区，在历史上，除孔雀王朝（大致与中国秦朝同时代）和莫卧尔王朝（与清朝大体同期）曾短暂实现次大陆基本统一外，其余绝大部分年代处于邦国林立的分裂状态。即便在短暂的统一时期，地方对朝廷也只是臣服和进贡的关系，中央对地方也未实行过郡县管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是颇有张力的印度教使得南亚获得某种程度的文化统一。而政治统一则到了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才实现，自上而下的文官制度以及连接各地的铁路和电报网络催生了以“杂”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印度。
印度的“杂”体现在语言上。印度是语言大国，据1962年人口调查的统计，印度人讲的语言有1652种，印在钞票上的官方语言有15种，每个邦又有本邦的官方语言。仅在孟买，大街上人们说的至少有26种语言，中小学生既要学全国通用的印地语，也要学英语和邦里的官方语言。印度的“杂”又体现在数百个政党林立，无论国大党还是印人党，都得依赖地方小党的支持才有可能在中央执政。于是乎，印度政坛长期呈现“四两拨千斤”、“小党唱大戏”的局面，一批地方强人朝秦暮楚，纵横捭阖，在全国政治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上升，以至拥有呼风唤雨、与中央分庭抗礼之力。尽管这样，印度总体上仍是杂而不乱，运转有序。非暴力与不合作，而非大规模流血牺牲，使印度开国的成本在大国里面最低。自印度独立以来，从未发生过军事政变。每次大选都有条不紊地进行，政府更替有序，与邻国巴基斯坦形成鲜明对比。
印度管理成本很低，公务员与纳税人的比例是1：92。政府没有自己的报纸，没有会议室，没有文山会海。印度穷人尽管很多，却基本上没有拐卖妇女儿童现象，也没有集体偷渡现象。尽管印度数亿人口没有脱贫，许多人露宿街头，以乞讨为生，但非法出境的案件不多。没有人靠当蛇头、做“人贩子”为生。印度基本上没有盗版软件和光盘、假冒伪劣产品，假冒伪劣药品不敢说没有，但确实因少而难得发现。印度医院用血靠捐献，社会上有负责献血的慈善组织，愿意捐献者不乏其人。医院不买血，穷人也不卖血。印度贫富悬殊大，1400万人口的孟买，竟有770万人住在贫民窟，然而贫富如此两极的印度，社会治安状况总的来说却不错。游览各地的庙宇名胜，游客一律要把鞋子脱了放在门口，但不论什么样的名牌鞋也绝不会丢失。印度火车常常人满为患，但没有票贩子，也没有假票。火车即使已经开动，你如果沿月台追赶，车上会伸出许多双手拉你一把，并为你挪出一个地方。印度公共汽车没有车门，车开动后，一些人还跳上跳下。中产阶级开小车出门，车里能挤多少人就挤多少人，挤不下的塞到车后物品厢里，警察司空见惯，熟视无睹。车与车相撞了，只要还能走，一声“拜拜”走人，从未看到过因此吵架。印度虽然很杂，但对国粹的恪守毫不松懈。汉族人近代以来学西装革履，以致现在已经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了，而印度人穿纱丽几千年不变，至今引以为傲。印度当年栽种鸦片卖到中国，鸦片在中国一度泛滥成灾，但鸦片当年在印度没有泛滥，今天，印度吸毒人员仍远不如中国多。
缓而不慢
根据最新人均GDP排名，中国在世界上列第89名，5414美元，印度第138名，1389美元。印度经济实力比中国差得多，但一直在发展。印度以中国1/3的国土，负担几乎与中国相当的人口，以中国1/3的GDP，在相同的时间内，能提供几乎免费的义务教育、免费医疗，能养得起航母，能将人造卫星送上太空，并制造出原子弹。印度经济增长始于2001年，到2009年，8年时间里，印度人均实际工资和收入的增速比人均GDP增速高出两倍，老百姓实实在在分享了经济增长成果。
印度人不着急，慢慢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人必然干事少，效率低。印度某些部门的公务员确实人员少、任务重，但成效大。例如，印度的班加罗尔被誉为南亚“硅谷”。2003年，在全球被评为软件能力成熟度5级的72家企业中，印度就有50余家，而这些企业一半以上集中在班加罗尔。但是，主管该领域工作的卡纳塔克邦政府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和科学技术部（相当于我国省级信息产业厅和科技厅），全部工作人员只有7人。从总体看，印度是经济不发达国家，但在一些领域，它又处于十分先进的地位。如印度的文盲率极高，差不多1/3的人口是文盲，但高等教育却很发达，不仅培养出世界一流的软件工程师，且迄今为止已产生了6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包括文学、物理学、医学、经济学以及和平奖。独立以来，印度培养的科技人才数量一直名列世界前茅。印度人不急不慢，时间好像不值钱，但解决电脑“千年虫”问题却最快、最彻底，赢得了世界第一。在印度，手机拥有者比中国少得多，但印度手机早已单向收费。在印度找个网吧特别费劲，但其信息产业却一枝独秀让世界惊奇。比尔盖茨1997年3月访问印度时说，“21世纪的软件超级大国不是美国，不是欧洲，而可能是印度”。
中国与印度的“龙象之争”中有一些奇怪现象值得关注——2003年，印度有23个股票市场，已全部联网，中国只有两个；印度上市公司1万家以上，中国不到1300家；印度公司上市的资本门槛为8000万人民币，中国则为5000万；印度的银行体系有27家政府银行，25家私人银行，46家外资银行，有47000个非银行金融机构且基本上是私营的，还有差不多100多家商业银行，其中75％是外资或私营银行。这种情况下，印度为创业者和企业提供的融资手段和渠道以及融资额，就比中国多很多。印度银行的商业贷款有35％贷给国有企业，其他65％贷给私人、家庭和私营企业；相比之下，中国银行贷款方向刚好颠倒过来，70％贷给国企，30％贷给私人。此外，中印呆坏账的比率不一样。正因为印度的银行体系和整个非银行金融体系包括资本市场的私有化程度远高于中国，所以印度的贷款往往流向那些能带来更高回报、呆坏账比率较低的私企。
腐而不败
印度重大腐败丑闻不断，例如，“电信丑闻”中的前电信部长等一伙人为所欲为，以远低于市场价值的“甩卖价”出售2G手机网络许可证，导致国库损失400亿美元，成为印度独立以来最为严重的官商勾结案，其首犯被美国《时代》周刊列为全球第二大“滥用权力者”（因“水门事件”遭弹劾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名列第一）。但也应看到，祸害当今中国的一些腐败现象印度却几乎没有，或者说并不严重。例如，印度没有公款旅游风，也没有吃喝风。吃素的人占印度人口一半以上，越有地位、越有文化的人越倾向吃素，反之，越没有地位、越没有文化的人什么都吃。一些印度人对素食的较真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连萝卜、花生等地底下长的东西都不吃，因为不愿杀生。印度朋友科米卡对我说，他访问中国期间，中国餐馆用煮过荤菜的锅给他做素食，那怎么行呢？
印度没有天价烟酒，烟酒在印度男人中不那么流行，抽烟的人极少，公务往来和红白喜事没有人敬烟。印度的烟仅10支装，比中国的烟短。印度人口袋里装一包烟、一个打火机的不多，许多烟民宁愿买一支抽一支，且常常躲起来抽。印度没有公车攀比风，自政府总理以下，官员乘坐的都是同一牌子、同一款式、同一颜色的国产车，几十年来都是如此，以至老百姓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乘外国车、高档车的都不是当官的。印度官员没有奢侈风。即使印度国防部大楼里，海军参谋长、空军参谋长和陆军参谋长这样的最高将领（总统是三军总司令）的办公室，也没装空调。夏天高温常达45摄氏度左右，他们的办公室里也只有电扇在转。我去过多次的马邦邦长、孟买市长等的会客厅和宴会厅里也没有空调。印度最好的房子之一是学校，而不是政府办公楼。这不是因为印度太穷，而是议会不批准这方面的开支，印度大的公共支出必须经议会批准，批准前要经过多番公开辩论。找部长、邦长等行政高官没用，他们只有执行权，没有大的审批权，且公共开支完全透明，难有猫腻。也正因此，印度难以产生成克杰、刘志军这样的贪官。
不少人喜欢把中印关系描绘为“龙象之争”，我在印度工作时的印度外长辛格对此表示：中、印竞争是龟兔赛跑，印度是龟，中国是兔，兔跑得快，龟落后了，但“千年乌龟十年兔”，最终谁跑得远还要看。辛格的话表明，印度承认落后却不甘落后。习惯于从龙象之争视角看待中印关系的读者，不妨换个角度，从龟兔赛跑的角度，来个换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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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落后中国多少年？我们来算一下
提起印度，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中国。两个国家太像，又太不一样了。庞大的国土和人口，光荣和屈辱混杂的历史，混乱和希望并存的现状，许许多多个层面和维度，都提供了无数可以比较的有趣话题。
但是中国人又是不屑于和印度作比较的，甚至可以说是很少正视过印度的存在。把印度和中国放在一起比较是西方人爱做的事。
我相信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里，印度是要比中国低几个档次的存在。正如我们总是把他们叫做阿三，连移民美国的中国人都对印度移民有天然牢不可破的心理优越感。
欧美媒体炮制出的“金砖五国”这个词，也让我们颇有微词：印度怎么能和中国并列在一起？
一个只拿过寥寥几块奥运金牌的国家，如何能和拿牌拿到手软的中国相提并论？一个连在南亚都力不从心的国家，又如何能和志在对标美国的中国相提并论？
即使是在北京雾霾爆表的时候，我们也会想起雾霾更严重的德里，然后好像找到了一丝安慰。
几年前我到印度出差兼旅行，脑子里一直止不住冒出来的一个念头就是，印度落后中国多少年？
出了乱糟糟像长途汽车站的孟买机场，我想起首都机场T3，觉得答案是20年。
那时深圳的手机厂商已经用只卖几百块人民币的低端手机占领了印度，有天晚上我钻进一个拥挤嘈杂的夜市，看到小店铺里全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牌子的中国手机，觉得答案是30年。
印度当地朋友极力劝阻我坐地铁的想法，说很危险，我谢过他的好意，转身走进灯光昏暗满地垃圾的地铁站，觉得答案是40年。
有天晚上我坐简易如同电动车的出租车外出赴饭局，被堵在路上半个多小时不能动弹，几百辆汽车和摩托车发出震天的轰鸣，加上天气闷热，我烦躁无比，赌气地想，印度和中国至少相差100年。
差距是真实存在的，虽然无法用具体的数字来量化。作比较无可厚非，但我一直在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因此沾沾自喜乃至摆出傲慢的面孔。
毕竟所有这些都只是硬件上的比较。
不管今天的印度是像三十年还是四十年前的中国，既然中国能在这三四十年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很难说同样的变化不会在印度发生。
而在更多看不见的领域，两个国家之间的差距，真的有那么大吗？
这个想法在我后来看到阿米尔·汗主持的一个电视节目《真相访谈》之后，变得更加坚定。
这个节目的英文名字叫Truth Alone Prevails，直译过来就是“只有真相”。
在2012年，电影事业如日中天、早已经成为印度国宝级演员的阿米尔·汗，在拍电影的间隙，决定抽出时间拍这么一档节目。
在形式上，节目类似于奥普拉的脱口秀，内容上又有点像中国很多电视台都会有的新闻纪实和分析类节目。
不一样的是，这个节目不追任何具体的新闻热点事件，而是着力挖掘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揭露和分析在印度社会普遍存在、但又被长期视而不见的黑暗面。
更不一样的是节目的深度和尖锐程度，每一期所探讨的话题，都极其敏感，原本是印度人讨论的禁忌：
儿童被性侵、大男子主义、妇女遭受的家庭暴力、层出不穷的强奸、无处不在的腐败、严重的环境污染、执政选举中的舞弊，等等。
在每一集里，阿米尔·汗都会请受害者和当事人讲述自己的不幸遭遇。
比如第一季第一集，讲的是重男轻女而导致强制堕胎、乃至杀害女婴。节目一开始，一个来自偏远农村的妇女，讲述了自己在怀了女孩后被丈夫家人骗到医院强制堕胎的经历。
镜头一转，阿米尔·汗问观众，你觉得这种事会发生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只是发生在农村和小地方？
然后他把另一位妇女请上台，她来自孟买的中产阶级家庭，丈夫是外科医生，公公是德里大学的历史学教授，都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是，她同样也有怀了女婴被骗堕胎的经历。
长期研究女婴被害问题的专家也上台，说，“我不用跑到别的地方，那些残害女婴的人，他们就在大城市里，我们身边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原本觉得自己的生活周围没有这些丑恶现象的观众听了大惊失色。
节目里的阿米尔·汗，一步一步地揭开印度的伤口，每一集里都好几次忍不住擦拭眼泪。
台下的观众，也是一边看，一边凝重沉思，或者泪水婆娑。
但是更可贵的是，这个节目不卖悲惨不卖鸡汤，而是一层一层揭示出问题的普遍性、寻访专家找出产生问题的症结，并且试图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还是那期杀害女婴的节目，阿米尔·汗举了旁遮普邦那万沙尔地区的例子。
那个地方的男女比例一度失衡到100：75的畸形程度，但是在一个发誓改变这一切的官员的带领下，全社会被动员起来，数不清的志愿者参与其中，举行了无数次的会议、演讲、集会、游行。
十年之后，这个地区新出生的女孩人数上升了71%。
那期节目的最后，阿米尔·汗请电视观众发送手机短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呼吁法院加快审理那些杀害女婴的案件——因为法院的漠视，数百起案件被悬置多年，参与强制堕胎的凶嫌一直毫发无损。
《真相访谈》一共有三季。我想了想，在中国还真找不出一档类似的节目，最接近的大概可以说是柴静的《穹顶之下》，所以你大致可以把《真相访谈》看成是一个拍了三年的大型版《穹顶》。
据说在节目开始制作前，曾经有很多朋友劝阻阿米尔·汗不要自毁前程，因为拍这样的节目对他的电影职业没有任何好处，反而可能引起观众的反感。
节目的开头，阿米尔·汗用一段长长的独白对朋友的疑惑做了回应。他说：
一方面，印度在崛起，蒸蒸日上，作为一个印度人，我感到自豪和高兴，但是社会中还有很多令人心酸的事实，我们却对此熟视无睹，这些苦难让我深感不安，感到哀伤。
有时我会想，为什么要去思考这些与我无关的事呢？我的生活幸福美满，别人的苦难与我何干？
但是确实有关系，因为我也是这个社会中的一份子。一连串的事情把你我和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联系在一起，一呼一吸中，体会心中的共鸣。
如果甘地、提拉克、鲍斯、尼赫鲁、智者阿扎德仍然在世，我们有何颜面去面对他们？我们的先人怀抱梦想，为自由而奋斗，就是为了建立一个现在这样的印度吗？
我想谈论一些关系印度民生的话题。不去责怪任何人，不说任何人的坏话，也不去指责任何人。毕竟，那些造成苦难的人就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我无心激化矛盾，我只想改变这个时代。
节目里的阿米尔·汗，不愤怒不煽动，态度坚定又神情温和，宛如真神。
节目播出以后反响空前，在印度几大电视台播出，观众累计达到6亿，加速了好几项相关法案的出台。
阿米尔·汗就这样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了社会的变革。
第二年，《时代》杂志把他评为全球百大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称他是“印度的良心”，采访他的文章标题是《一个演员能否改变一个国家？》。
这些电影，很多都获得了票房成功，又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看到很多中国媒体把阿米尔·汗比喻成印度版的成龙、刘德华。从受欢迎和知名度的角度来说，这些类比可能没有错。
但是，看过他的电影和节目，了解他做过的事之后，你就会明白，像阿米尔·汗这样的演员，在中国根本找不到一个参照物。
登上《时代》杂志各种榜单的中国明星也不少了，有哪一个像阿米尔·汗那样，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了改变？又有哪一个够资格称得上国家的良心？
甚至只是从敬业的角度来说，有几个中国明星，能够像阿米尔·汗那样，为了拍电影增肥减肥，体重先从138斤增到194斤，再减回到144斤？
动辄几亿几十亿票房的中国电影，又有多少部像阿米尔·汗的电影一样，带着现实指向和社会关怀？
不说推动改变，有多少部中国电影，能启发观众做哪怕一丁点的思考？
阿米尔·汗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我确实相信电影有推动改革的潜力，当然电视也一样……我们讲述的故事、刻画的英雄人物，可以激励大众，给人们带来希望，触动人心，可以解放人性中善良的一面让它茁壮成长。这是一个创作者可以对世界做出的贡献。这是一种选择，不是我们的义务，但是如果我们想这样，是可以做到的。”
而在做电视节目之前，心怀巨大社会责任感的阿米尔·汗其实早就在用电影实践他改变社会的理想。
他的每一部电影，几乎都像《真相访谈》一样，关注印度社会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
《摔跤》讲的是性别歧视；《三傻大闹宝莱坞》和《地球上的星星》讲的是教育体制；《荣耀之役》讲的是印度的殖民伤痛；《心中的小星星》讲的是阅读障碍症；《我滴个神啊》讲的是印度复杂的宗教社会。
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印度落后中国多少年？
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答案到底是多少，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如果我们沉迷于这些看得见的硬件上的领先而沾沾自喜，就会忽视和无视很多看不见的落后之处。
所以，也许是时候改变一下我们对印度的看法了，正视一下这个我们很多人不太看得起的国家了。
我们并不是在所有的方面都有领先的优势。在很多方面，印度反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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