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21年，西汉王朝骠骑将军霍去病三征河西走廊，终于将河西走廊第一次纳入王朝的版图。从此之后，皇帝的使团和民间的商队在这条联通了东西方文明，在随后两千年的岁月中极度繁荣的贸易通道上络绎不绝。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
汉武帝的丝路战略联通着西域，和西域之西更广袤的世界。这原本应该是一条财富之路，它理应给西汉王朝带来繁荣的商贸和数不清的黄金白银。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公元前106年，中国的历史书上第一次对大规模的流民进行了记载。四十万失地农民突然出现在长安附近，这是一群没有土地，饥肠辘辘的人，他们被剥夺了一切谋生的手段。而据史书记载，当时全国的流民数量高达百万之巨。
丝绸之路开通十五年之后，西汉王朝的社会状况是这样的：全国中产以上（财产达到十万钱）的家庭悉数破产；沉重的税负让很多贫困之家“生子辄杀”；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农民失地成为流民；黄河泛滥数十年无法堵决致民众大量流离死亡；全国匪盗四起，水旱连年，蝗灾凶猛，赤地千里……《汉书》中，在汉武帝时代，出现“人相食”的记录至少有五次。
这就是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许多人仍然津津乐道的所谓“汉武大帝”和“汉武盛世”的真实景象。(所谓“汉武盛世”，其实是劳民伤财而已）
经历了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争霸，西汉王朝建国之初民贫国弱，汉初的人口仅为秦末时的十之二三，只有1500万人于乱世中活了下来。从秦末农民起义的烽烟中吸取教训，汉初的统治者将全国的土地授与人民，轻徭薄赋；开放疆域内的山川湖泊，允许人民自由渔猎；鼓励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在文帝景帝时期，全国的田税降为史无前例的三十税一，算赋（人头税）也从每人每年120钱减为40钱。
汉初的这种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统治方式在七十年的时间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到汉武帝即位之初，西汉王朝的工商业极为繁荣，出现了卓王孙这样的大矿主，仆从过千，富比王侯。《汉书》记载了这个时候国家的富庶与繁荣：“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然而，为讨伐四夷，特别是与匈奴交战，汉武帝仅用了十年时间，便将祖辈父辈所积攒下来的社会财富消耗一空。根据《汉书》的记载，到公元前123年，大将军卫青两出漠南、北击匈奴之后，整个国家库藏旧存之钱和常年的赋税收入便消耗一空。政府不得不下令卖官鬻爵、以钱赎罪来缓解财政赤字。
但是，西汉王朝的对外征战并未就此停止。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三征河西；前119年，卫青、霍去病与匈奴人决战漠北，都是耗费“百余巨万”的重要军事行动。整个国家因之走到了财力屈、民力竭的境地之中。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河西走廊的打通，丝绸之路的开启，给了西汉政府解决财政问题的一把金钥匙。西域和西域之西更辽阔广袤的地域里的人们钟爱汉王朝的特产：丝绸、布匹、漆器、陶器、美酒以及各种各样智慧勤劳的华夏民族所创造出的精美器物。如果在此时鼓励民间资本大力从事对外贸易，政府不仅能得到大量的税收，也能繁荣整个国民经济。只可惜，我们这个古老的农耕文明的国度，不仅仅不重视商业发展，更从文化的血脉里就根本否定商人和商业的价值。
韩非是先秦时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五蠹》。在这篇文章里，他列举了五种人，把他们称作社会的蠹虫，工商业者便是“五蠹”之一。这种思想对后世的统治者影响极大，他们认为，商人并不从事生产，只依靠囤积居奇、抬高物价从中渔利，当然是对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蠹虫。
根据《史记》的记载，汉高祖时期明令商人不得衣丝乘车，更对商人课以重税。即便是在积极鼓励工商手工业的吕后主政时期，也有规定，商人的子孙不得入仕为官。汉武帝天汉年间曾征发七种贱民出击匈奴，商人便和罪犯一样同属贱民之列。
所以，在汉武帝的丝路战略里，从来就没有过商业和贸易。这条后来商贸繁荣的道路，在汉武帝眼中不过是他联通西域，切断匈奴西方外援的征伐之路；更是他手中的皇权无远弗届，直令万夷来朝的权力之路。
于是，最早的丝路上满是皇帝派出的使团。西汉王朝的精美器物自然也大量流入西域，却更多是以皇帝赏赐给西域诸国国王贵族礼物的形式。而这些受宠若惊的小国国君回馈汉武帝的或许只是几匹良马，甚至一个神奇的魔术师、一个硕大的鸵鸟蛋，却总能大悦龙颜。慷慨的汉武帝对这些来朝的国君或使节酒池肉林，好酒好菜地招待着；还会带他们穿城入市，东游大海，炫耀大汉的富庶和繁华；临别，黄金绸缎重重赏赐，倾举国之力，精装帝王颜面。
丝绸之路并未给西汉王朝带来滚滚财富，相反，使团的开销以及为护卫丝路畅通必须投入的巨大军费给原本就财政吃紧的国家添加了更沉重的负担。
征伐四夷打仗要钱，修筑宫殿苑囿要钱，裱糊帝王颜面要钱，钱从哪里来？没有商业考量的社会，既然无法通过对外贸易从他国赚取财富，那就只能通过对国内民众课以重税来盘剥了。
算赋从40钱增加到120钱，口赋从每人每年20钱增加到23钱，但征收年龄提前到3岁，以致许多贫困之家“生子辄杀”；实行盐铁专卖，后来连酒也由政府垄断经营；开征车船税，老百姓乘车坐船也要纳税；对重要物资进行平准均输，由政府垄断这些物资，物贵则卖，物贱则买；多次变更币制，每变更一次，实际就是对社会财富的一次洗劫……
汉武帝还嫌这样赚钱的速度不够快，他的目光瞄准了国内的商贾富户。公元前119年，汉政府以对匈奴作战为名，强行向社会征收财产税，税额为全部财产的3%至6%。为了避税，民间出现了隐匿财产之风。汉政府于是出台《告緡令》，隐匿财产者被告发，其财产一半给告发者，一半收归国有。《告緡令》一出，全国中产之家悉数破产。
汉武帝利用国家暴力机器，强行将私有财产变为国家财产。然而，这些财富很快便在王朝军队不断的杀伐征讨中消耗殆尽。而这个时候的西汉王朝，国民经济行将崩溃，海内虚耗，人复相食。有一种说法是，人口也较汉武帝执政之初锐减一半。于是，在汉武帝行将就木时，不得不发布《罪己诏》，下令废止一切劳民伤财的政令，让灾难深重的人民得以休养生息。
今天，许多人在说起汉武帝时仍津津乐道于在他治下汉王朝领土的大规模扩张，奠定了中国版图的基础，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功绩。不过，辽阔的疆域，那从来都是帝王视角。对普通民众而言，领土不过是头上的片瓦和脚下的寸土。如果辽阔的疆域连自己的百姓都无法养活，领土对个体便不再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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