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晚上18时起在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燃起的那场大火，不仅带走了19条鲜活的性命，更在北京掀起了多年未见的巨大波澜——一场前所未有的拆违整治就此拉开帷幕，数以十万计的务工人员一夜之间没有了栖身之地，有的露宿街头，有的星夜返乡。“低端人口”这一称谓先是被官方断然否认，而又被网友们从多份文件中找到了确实的证据。
事发20天后，虽然官方口径早已转向，一些在京企业开始为员工寻找新的住处，或者腾出有效的工作岗位，但是余波仍未平息。“低端人口”仍然是网络热词，被一些为此事抱不平的人放在微信头像上、印在上衣上，以这种方式继续着自己的不满。社会割裂已然形成，短短十几天所造成的伤害可能要用一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弥补。
如果复盘从大火而兴起的这次清退运动，会发现其中虽然充满了误读、误解、误会，但并不是一次偶发事件，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的时间和场域内，这类充满了黑色荒诞色彩的事情仍然随时有着卷土重来之势。
“清退运动”定调
11月23日，西方的感恩节。
从那天清早开始，一则短视频就在微信朋友圈以刷屏的速度流传，视频上，狭窄简陋的小巷内，衣着朴素的人们背着大包小包鱼贯而出，身影有几分匆忙，几分仓皇。
这是大兴11.18火灾后的第五天，也是此次被清退人口正式进入大众视野的开端。
11月19日，大火扑灭的当天。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代市长陈吉宁带着所有相关负责人，在火灾现场就地开了一个现场会。
当日的新闻，对于火灾刚刚被扑灭后的现场一带而过，而在11月26日，因为“清退低端人口”而引发舆论轩然大波，北京市组织了十几家媒体到大兴火灾现场采访，从那些媒体的报道中，能够窥察到现场的惨烈——事发已经八天，但现场毒气仍未消散，人们即使戴着口罩也会被熏得涕泪交流。四下到处是杂乱裸露的电线、被生活废品堵塞的狭窄楼道，典型的脏乱群租居住环境。
可以想见的是，在火灾刚刚过去的19日，所有参加现场办公会的人看到的会是更加惨不忍睹的场面。
而这种亲眼所见，正是把所有人召集到现场开会所要达到的目的——统一认识。在后来的媒体报道中，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了车上人们从火灾现场返回市委机关路上的反应：“沿途所见，加深了大家对坚决清除违法建设和违法经营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这已经不是北京市今冬的第一场火。11月10日，刚刚结束了“习特会”的特朗普和习近平先后乘专机赴越南参加APEC会议，而在顺义区李桥镇——两架专机必经的空中廊道所在地上，正烧着一场几个小时未经扑灭的熊熊大火。
中美领导人都在去机场的路上亲眼目睹了浓烟滚滚遮蔽半边天的火情，而习近平在登机之后还嘱咐身边人，要“查清这是怎么回事”。
后经调查，火源是一个由彩钢板搭建的仓库。所幸周边并无人烟，这场火灾并没造成有人员伤亡，只是烧掉了仓库的库藏品。但是因为凑巧闯进了两位领导人的视野，最终被定性为“有恶劣国际影响”。
八天后，大兴那场夺走了19条人命的火灾，则因为惨烈的死伤成为了热点事件。而在调查火灾成因的过程中，官方发现，着火的聚福缘公寓属于早就列入整治名单的“三合一”建筑——即承载居住、仓储、办公等多种功能的非法群租房，按照日程表早就应该被处理。事实上，经公寓产权方确认，聚福缘本该在11月17日就开始清退住户，拆除公寓，但因故拖延了一下。又因为17日是星期五，产权方计划从下一个周一再开始清退拆除。然而，周六的大火改变了原本徐徐而进的节奏。
两件事叠加起来，在所有人集体回到市委机关后，立即做出了名为“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的部署。
在那次部署会上，蔡奇的语气空前严厉。“今天大家都看到了现场的，按照要求、按照部署早就该清退了，是不是涉及到利益的不敢管？到了基层就是要真刀真枪、刺刀见红，就是要敢于碰硬，解决问题。”他当即提出：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绝对不能有下一次了。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做法，则是一家一家、一村一村地毯式摸排，做到无盲区、无死角、全覆盖。排查发现的问题隐患要全部上账、分类监管、逐一验收复查。
少见的密集火灾，和少见的严厉言辞，共同拼成了链条的第一环——然而此时，连发出这个命令的人都不一定会想到，事情会向着另一个荒谬的方向狂奔，几乎难以收场。
“清退运动”执行
不折不扣甚至变本加厉的执行，是整件事的第二环。
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三大”活动的第二天，丰台区委书记汪先永在电视电话会上的一段视频在网上风传。他的辖区内包括大面积城乡结合部，其中不合规的群租房、“三合一”房不在少数。
会议上，汪的神色和语气，比三天前布置任务的蔡奇还更要严厉了几分。
他总结出来的口号是三招——“实招、狠招、快招”，要求下属官员抓紧照办。
实招，是要求所有人都到一线去排查清理。狠招，是要求公安、城管、政府执法部门、检察院，党委的纪委宣传部门等都配合起来，来硬的。“最硬的就是涉嫌危害公共安全，拘起来”。快招，是不许等，不等文件不等开会，马上执行。
“今天开始，能拆就拆，不要拖到明天去，没准今天晚上着火了呢！”
“今天拆了，你不就踏实睡大觉了吗？”
“我们想不想过点安心日子，想不想下了班能看看电视，睡个好觉？”
一连串的质问、反问和训斥之下，原本慢悠悠的行政办事节奏被拧紧了发条，所有部门都开始朝着同一个方向转动起来。
北京四五环之间的大量人口聚集带，在这种迅猛的推动下，转眼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长期群租，住处充满安全隐患的人，一下子因为这个行动而变得无家可归。
此前，无论是北京广大市民还是管理部门，似乎都很少注意到，在自己平日看似平顺丰美的生活之下，有多少身份模糊不清的人在默默服务。在绚丽的霓虹灯牌之下、繁华街道背后，藏着多少脏乱环境和安全隐患，但这样的环境却为这些城市功能的保障者们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所。
但是这一次，从上至下坚决断然的整治行动，使得这些长久以来的未知数变成了已知。原来一间十平方米的房子，最多竟然可以住下八个人，每个人的全部家当加起来也不过只有一两个包裹。原来距离市中心最近的棚聚地竟然在二环内，在单价超过15万元的商品房脚下，就有用彩钢板简陋搭起来供人们蔽身的窝棚……
层层加码之下，官方强调的是执行力，是限期内拆除清退的面积，是是否还有火灾隐患。为了去掉那些建筑上的隐患，居住在那些建筑里的人也就一并成为了被清退的目标。
追求效率之下，方法无不用其极——雇人敲碎所有的窗户玻璃、断水断电、反锁房门、强行把棚子推倒……粗略统计之下，不下十万人在几天之内没了容身之处。
很久以来，北京的城市管理者都想弄清楚，在这个城市里有多少为此服务的外来蓝领工作者，而用这种将它们暴露于街头的极端方式将此呈现出来，在夜间温度已经低于零度的北京，是一种与基本人道背道而驰的残酷。
“清退运动”变形
如果说，这时管理者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一个庞大的机器一旦接到了明确指令并为之全速转动，其惯性之大可以远超过始作俑者的设想。
这次的行动有着完整的逻辑链：从远处看，自从2014年起，疏解就成了北京的关键词，曾经养活了几十万人的西直河石材市场、动物园批发市场、大红门批发市场……都逐一被清退出北京。三年的积淀，使得这次行动有了理由充足的背景，人们足以相信无论拆除危险住宅还是清退住在里面的人，都是官方坚定不移要做的事情。
从近处看，“地毯式摸排，做到无盲区、无死角、全覆盖”的命令，更让人相信这个“专项整治”实际上是一次有去无回的“赶人行动”。
在西红门，原本的彩钢房全被迅速拆平，道路两侧的建筑垃圾堆起几米高，远远看上去像是一片地震废墟。农民工们裹着脏兮兮的被子，露宿在北京寒冬的街头。无家可归的不乏老人、孩童或大腹便便的孕妇。
在马连洼，一地都是碎玻璃和打烂的门板，乱糟糟的地上还扔着几只匆忙中丢掉的玩具。住在这里的人遭受这样大的变故，没有人顾得上悲伤，他们只是匆匆收拾好自己的行李，担心今天晚上要在哪里过夜。
房屋前贴出的告示比天气还要冰冷——限期清退，后果自负；逾期者将采取强制措施……这些居高临下的话，会给居住于间的人带来直接的恐慌。
尽管很多北京当地人希望产业和人口转移，但无法接受对人的蔑视和摧残，更何况，在这个近十几年来迅速膨胀的大城市里，很多现在的定居者在十几年前也不过居住在简陋的地下室里，他们有着更多的感同身受。
很多民间公益组织行动起来，帮助被拆了住处的人寻找临时居所，开着自家的车替他们搬家，帮忙安顿老人和孩子，购买返乡的车票……一张张现场志愿者拍回来的照片里，是泪水横流的老人和生着冻疮的孩子，是脏乱破碎的现场，和一身黑衣叉腰而站的拆违人员。
与此同时，不得不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原本应该清晰反映全社会温度和脉搏的舆论场，在这次事件中几乎完全失灵。
11月18日的大兴大火持续烧了六个小时，而11月10日的顺义大火时间更是加倍，但如果现在在任何社交媒体上寻找，不会看到关于火情的一点记录。新媒体时代一直有一句时髦的话：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有麦克风。但在北京这个全国发达程度数一数二的大城市里，人人都有手机，却没有任何一则视频能够被随手拍下进而发在网络上。
更广泛的删帖在此后大面积地铺开。任何与外迁人口相关的帖子、现场图片，都会在短短时间内变成再也打不开的红色惊叹号。
从执行者的角度来看，这也许只是网监部门在全市统一的行动中不甘人后，要表现出自己的工作业绩，但从社会大众的眼中看去，这代表了官方的坚定决心，一定要把那些外来人口从他们栖身的城市中赶出去。
整个舆论场泾渭分明，官方媒体报道中，市民欢天喜地地庆祝自己身边的安全隐患被彻底清除。北京日报在自己的微信号上给这个报道加了个前置标题“干得漂亮”，这与民间志愿者传回的惨不忍睹的现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一个原本应该发达而通常的舆论场内，传出的声音成了反向而驰、毫无交点的两趟列车。
“低端人口”这个词应运而生。
次日，网上已经开始卖印着“低端人口”的卫衣，或者下一个小工具，就可以在自己的微信头像上戴上这四个字。网民们用惯有的草根式戏谑的方式，把这个标签贴在自己身上，作为对“人分三六九等”的抗议。
11月26日，以北京市安委会发言人名义发出的稿件称，北京从没有“低端人口”这个提法。互联网的威力迅速呈现出来，网民们也进行了“地毯式搜索”，并从石景山、海淀等几个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找到了“低端人口”这个词，其最早的肇始源于2004年。
尽管近年来北京确实从来没有市一级的文件中出现过“低端人口”的称谓，但是这远远不足以服人。官方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公信力再一次遭到扒皮式的嘲笑。
“清退运动”收尾
11月28日，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刊发了一篇报道，报道中，市委书记蔡奇察看了新建四村、宏康路沿线公寓整治进展，走进企业详细询问，工人转移了没有？安置好了没有？工钱结清了没有？他要求企业妥善安排好务工人员的生产生活出路。尽到责任。
这被看作是一片慌乱之下，执政者做出的舆论转向表态，但是，如果更仔细看这篇文字，那些话是在11月25日的时候就已经说出来的。
虽然无法推测为什么应有的声音延宕了三天后才发出来。虽然，自此以后强拆强赶的步骤有所放慢，但在这三天中，至少有七八万人的住处被夷为平地，其中相当大比例的人就此离开北京，一去不返。
大兴、丰台等关停拆除较多的地区开始操办专场招聘会，招聘员工主要面向被拆除的散乱作坊企业。一些规模较大的餐饮或家政企业被要求必须给务工者提供安全舒适的住处。
这些举措被解释为“既要有消除安全隐患的力度，也要有对待来自五湖四海建设者的温度”。
然而，舆论远未平息，而更现实的情况是，不少外来务工者已经在周延十几天的清退活动中离开了北京，也有些人打定主意在春节返乡后就不再回来。从2014年起就被要求清退非首都功能的北京用一种惨烈且极其自毁形象的方式，向那些在这座城市里提供底层基础服务的人说了“不”。
事实上，回头再看这十几天，会发现虽然“赶人”不是执政者的首要目的所在，但无论从上而下贯彻实施的行政体系，还是在关键时刻大兴删帖的舆论管控方式，都会使得结局向更加封闭和加深误解的方向发展。
北京所遇到的这场风波，绝不仅仅属于这座城市。北京之所以首当其冲，只不过是因为尚未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城市们还没来得及直面这些挑战。
这是对于施政的挑战，自上而下的思考方式必然会单方面地想解决掉某个问题，但忽视掉与之连带的群体。如果在要求不能再起火灾之前，预先计算一下这里面目前还居住着多少人，这场风波本来可以减轻甚至避免。事实上，将人放在首位虽然被称为是施政的第一原则，但在实际中，多元化的人和单一的行政指标相对峙时，总会处于下风。
这是对舆论场的挑战，网监部门盲目而粗暴的删帖封号带来了更大层面上的舆论反弹。如果任何大事发生的时候都以钳口作为直接手段，民间声音和官方声音相互猜疑相互较劲，最终只能加深双方的误解。
这是对整个行政体系的挑战。在改革开放的近40年里，很多领域至今没有摆脱“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如果这个怪圈仅仅存在于经济领域，也不过带来一些社会资源的错位和乱配，但当北京等大城市率先进入管理大于建设的精细化阶段，原有的行政治理体系面对多年累积下来的管理难题，必然表现出其落后颟顸的一面。
这更是对整体管理能力的挑战。简单、粗暴、唯上、缺乏现代化思路和手段，这些积弊即使在全国首屈一指的北京也是广泛存在。在这次过程中，能够看到的是前期的混乱与滞后、中期的蛮干和行政指令至上，以及后期的不知所措和无能为力。
环环紧扣，环环落后。最终导致了在北京“赶人”事件中，起始于简单命令，变形于施政期间，迷茫无措于事故后期的黑色荒谬情节.
事发20天后，虽然官方口径早已转向，一些在京企业开始为员工寻找新的住处，或者腾出有效的工作岗位，但是余波仍未平息。“低端人口”仍然是网络热词，被一些为此事抱不平的人放在微信头像上、印在上衣上，以这种方式继续着自己的不满。社会割裂已然形成，短短十几天所造成的伤害可能要用一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弥补。
如果复盘从大火而兴起的这次清退运动，会发现其中虽然充满了误读、误解、误会，但并不是一次偶发事件，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的时间和场域内，这类充满了黑色荒诞色彩的事情仍然随时有着卷土重来之势。
“清退运动”定调
11月23日，西方的感恩节。
从那天清早开始，一则短视频就在微信朋友圈以刷屏的速度流传，视频上，狭窄简陋的小巷内，衣着朴素的人们背着大包小包鱼贯而出，身影有几分匆忙，几分仓皇。
这是大兴11.18火灾后的第五天，也是此次被清退人口正式进入大众视野的开端。
11月19日，大火扑灭的当天。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代市长陈吉宁带着所有相关负责人，在火灾现场就地开了一个现场会。
当日的新闻，对于火灾刚刚被扑灭后的现场一带而过，而在11月26日，因为“清退低端人口”而引发舆论轩然大波，北京市组织了十几家媒体到大兴火灾现场采访，从那些媒体的报道中，能够窥察到现场的惨烈——事发已经八天，但现场毒气仍未消散，人们即使戴着口罩也会被熏得涕泪交流。四下到处是杂乱裸露的电线、被生活废品堵塞的狭窄楼道，典型的脏乱群租居住环境。
可以想见的是，在火灾刚刚过去的19日，所有参加现场办公会的人看到的会是更加惨不忍睹的场面。
而这种亲眼所见，正是把所有人召集到现场开会所要达到的目的——统一认识。在后来的媒体报道中，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了车上人们从火灾现场返回市委机关路上的反应：“沿途所见，加深了大家对坚决清除违法建设和违法经营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这已经不是北京市今冬的第一场火。11月10日，刚刚结束了“习特会”的特朗普和习近平先后乘专机赴越南参加APEC会议，而在顺义区李桥镇——两架专机必经的空中廊道所在地上，正烧着一场几个小时未经扑灭的熊熊大火。
中美领导人都在去机场的路上亲眼目睹了浓烟滚滚遮蔽半边天的火情，而习近平在登机之后还嘱咐身边人，要“查清这是怎么回事”。
后经调查，火源是一个由彩钢板搭建的仓库。所幸周边并无人烟，这场火灾并没造成有人员伤亡，只是烧掉了仓库的库藏品。但是因为凑巧闯进了两位领导人的视野，最终被定性为“有恶劣国际影响”。
八天后，大兴那场夺走了19条人命的火灾，则因为惨烈的死伤成为了热点事件。而在调查火灾成因的过程中，官方发现，着火的聚福缘公寓属于早就列入整治名单的“三合一”建筑——即承载居住、仓储、办公等多种功能的非法群租房，按照日程表早就应该被处理。事实上，经公寓产权方确认，聚福缘本该在11月17日就开始清退住户，拆除公寓，但因故拖延了一下。又因为17日是星期五，产权方计划从下一个周一再开始清退拆除。然而，周六的大火改变了原本徐徐而进的节奏。
两件事叠加起来，在所有人集体回到市委机关后，立即做出了名为“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的部署。
在那次部署会上，蔡奇的语气空前严厉。“今天大家都看到了现场的，按照要求、按照部署早就该清退了，是不是涉及到利益的不敢管？到了基层就是要真刀真枪、刺刀见红，就是要敢于碰硬，解决问题。”他当即提出：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绝对不能有下一次了。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做法，则是一家一家、一村一村地毯式摸排，做到无盲区、无死角、全覆盖。排查发现的问题隐患要全部上账、分类监管、逐一验收复查。
少见的密集火灾，和少见的严厉言辞，共同拼成了链条的第一环——然而此时，连发出这个命令的人都不一定会想到，事情会向着另一个荒谬的方向狂奔，几乎难以收场。
“清退运动”执行
不折不扣甚至变本加厉的执行，是整件事的第二环。
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三大”活动的第二天，丰台区委书记汪先永在电视电话会上的一段视频在网上风传。他的辖区内包括大面积城乡结合部，其中不合规的群租房、“三合一”房不在少数。
会议上，汪的神色和语气，比三天前布置任务的蔡奇还更要严厉了几分。
他总结出来的口号是三招——“实招、狠招、快招”，要求下属官员抓紧照办。
实招，是要求所有人都到一线去排查清理。狠招，是要求公安、城管、政府执法部门、检察院，党委的纪委宣传部门等都配合起来，来硬的。“最硬的就是涉嫌危害公共安全，拘起来”。快招，是不许等，不等文件不等开会，马上执行。
“今天开始，能拆就拆，不要拖到明天去，没准今天晚上着火了呢！”
“今天拆了，你不就踏实睡大觉了吗？”
“我们想不想过点安心日子，想不想下了班能看看电视，睡个好觉？”
一连串的质问、反问和训斥之下，原本慢悠悠的行政办事节奏被拧紧了发条，所有部门都开始朝着同一个方向转动起来。
北京四五环之间的大量人口聚集带，在这种迅猛的推动下，转眼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长期群租，住处充满安全隐患的人，一下子因为这个行动而变得无家可归。
此前，无论是北京广大市民还是管理部门，似乎都很少注意到，在自己平日看似平顺丰美的生活之下，有多少身份模糊不清的人在默默服务。在绚丽的霓虹灯牌之下、繁华街道背后，藏着多少脏乱环境和安全隐患，但这样的环境却为这些城市功能的保障者们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所。
但是这一次，从上至下坚决断然的整治行动，使得这些长久以来的未知数变成了已知。原来一间十平方米的房子，最多竟然可以住下八个人，每个人的全部家当加起来也不过只有一两个包裹。原来距离市中心最近的棚聚地竟然在二环内，在单价超过15万元的商品房脚下，就有用彩钢板简陋搭起来供人们蔽身的窝棚……
层层加码之下，官方强调的是执行力，是限期内拆除清退的面积，是是否还有火灾隐患。为了去掉那些建筑上的隐患，居住在那些建筑里的人也就一并成为了被清退的目标。
追求效率之下，方法无不用其极——雇人敲碎所有的窗户玻璃、断水断电、反锁房门、强行把棚子推倒……粗略统计之下，不下十万人在几天之内没了容身之处。
很久以来，北京的城市管理者都想弄清楚，在这个城市里有多少为此服务的外来蓝领工作者，而用这种将它们暴露于街头的极端方式将此呈现出来，在夜间温度已经低于零度的北京，是一种与基本人道背道而驰的残酷。
“清退运动”变形
如果说，这时管理者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一个庞大的机器一旦接到了明确指令并为之全速转动，其惯性之大可以远超过始作俑者的设想。
这次的行动有着完整的逻辑链：从远处看，自从2014年起，疏解就成了北京的关键词，曾经养活了几十万人的西直河石材市场、动物园批发市场、大红门批发市场……都逐一被清退出北京。三年的积淀，使得这次行动有了理由充足的背景，人们足以相信无论拆除危险住宅还是清退住在里面的人，都是官方坚定不移要做的事情。
从近处看，“地毯式摸排，做到无盲区、无死角、全覆盖”的命令，更让人相信这个“专项整治”实际上是一次有去无回的“赶人行动”。
在西红门，原本的彩钢房全被迅速拆平，道路两侧的建筑垃圾堆起几米高，远远看上去像是一片地震废墟。农民工们裹着脏兮兮的被子，露宿在北京寒冬的街头。无家可归的不乏老人、孩童或大腹便便的孕妇。
在马连洼，一地都是碎玻璃和打烂的门板，乱糟糟的地上还扔着几只匆忙中丢掉的玩具。住在这里的人遭受这样大的变故，没有人顾得上悲伤，他们只是匆匆收拾好自己的行李，担心今天晚上要在哪里过夜。
房屋前贴出的告示比天气还要冰冷——限期清退，后果自负；逾期者将采取强制措施……这些居高临下的话，会给居住于间的人带来直接的恐慌。
尽管很多北京当地人希望产业和人口转移，但无法接受对人的蔑视和摧残，更何况，在这个近十几年来迅速膨胀的大城市里，很多现在的定居者在十几年前也不过居住在简陋的地下室里，他们有着更多的感同身受。
很多民间公益组织行动起来，帮助被拆了住处的人寻找临时居所，开着自家的车替他们搬家，帮忙安顿老人和孩子，购买返乡的车票……一张张现场志愿者拍回来的照片里，是泪水横流的老人和生着冻疮的孩子，是脏乱破碎的现场，和一身黑衣叉腰而站的拆违人员。
与此同时，不得不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原本应该清晰反映全社会温度和脉搏的舆论场，在这次事件中几乎完全失灵。
11月18日的大兴大火持续烧了六个小时，而11月10日的顺义大火时间更是加倍，但如果现在在任何社交媒体上寻找，不会看到关于火情的一点记录。新媒体时代一直有一句时髦的话：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有麦克风。但在北京这个全国发达程度数一数二的大城市里，人人都有手机，却没有任何一则视频能够被随手拍下进而发在网络上。
更广泛的删帖在此后大面积地铺开。任何与外迁人口相关的帖子、现场图片，都会在短短时间内变成再也打不开的红色惊叹号。
从执行者的角度来看，这也许只是网监部门在全市统一的行动中不甘人后，要表现出自己的工作业绩，但从社会大众的眼中看去，这代表了官方的坚定决心，一定要把那些外来人口从他们栖身的城市中赶出去。
整个舆论场泾渭分明，官方媒体报道中，市民欢天喜地地庆祝自己身边的安全隐患被彻底清除。北京日报在自己的微信号上给这个报道加了个前置标题“干得漂亮”，这与民间志愿者传回的惨不忍睹的现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一个原本应该发达而通常的舆论场内，传出的声音成了反向而驰、毫无交点的两趟列车。
“低端人口”这个词应运而生。
次日，网上已经开始卖印着“低端人口”的卫衣，或者下一个小工具，就可以在自己的微信头像上戴上这四个字。网民们用惯有的草根式戏谑的方式，把这个标签贴在自己身上，作为对“人分三六九等”的抗议。
11月26日，以北京市安委会发言人名义发出的稿件称，北京从没有“低端人口”这个提法。互联网的威力迅速呈现出来，网民们也进行了“地毯式搜索”，并从石景山、海淀等几个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找到了“低端人口”这个词，其最早的肇始源于2004年。
尽管近年来北京确实从来没有市一级的文件中出现过“低端人口”的称谓，但是这远远不足以服人。官方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公信力再一次遭到扒皮式的嘲笑。
“清退运动”收尾
11月28日，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刊发了一篇报道，报道中，市委书记蔡奇察看了新建四村、宏康路沿线公寓整治进展，走进企业详细询问，工人转移了没有？安置好了没有？工钱结清了没有？他要求企业妥善安排好务工人员的生产生活出路。尽到责任。
这被看作是一片慌乱之下，执政者做出的舆论转向表态，但是，如果更仔细看这篇文字，那些话是在11月25日的时候就已经说出来的。
虽然无法推测为什么应有的声音延宕了三天后才发出来。虽然，自此以后强拆强赶的步骤有所放慢，但在这三天中，至少有七八万人的住处被夷为平地，其中相当大比例的人就此离开北京，一去不返。
大兴、丰台等关停拆除较多的地区开始操办专场招聘会，招聘员工主要面向被拆除的散乱作坊企业。一些规模较大的餐饮或家政企业被要求必须给务工者提供安全舒适的住处。
这些举措被解释为“既要有消除安全隐患的力度，也要有对待来自五湖四海建设者的温度”。
然而，舆论远未平息，而更现实的情况是，不少外来务工者已经在周延十几天的清退活动中离开了北京，也有些人打定主意在春节返乡后就不再回来。从2014年起就被要求清退非首都功能的北京用一种惨烈且极其自毁形象的方式，向那些在这座城市里提供底层基础服务的人说了“不”。
事实上，回头再看这十几天，会发现虽然“赶人”不是执政者的首要目的所在，但无论从上而下贯彻实施的行政体系，还是在关键时刻大兴删帖的舆论管控方式，都会使得结局向更加封闭和加深误解的方向发展。
北京所遇到的这场风波，绝不仅仅属于这座城市。北京之所以首当其冲，只不过是因为尚未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城市们还没来得及直面这些挑战。
这是对于施政的挑战，自上而下的思考方式必然会单方面地想解决掉某个问题，但忽视掉与之连带的群体。如果在要求不能再起火灾之前，预先计算一下这里面目前还居住着多少人，这场风波本来可以减轻甚至避免。事实上，将人放在首位虽然被称为是施政的第一原则，但在实际中，多元化的人和单一的行政指标相对峙时，总会处于下风。
这是对舆论场的挑战，网监部门盲目而粗暴的删帖封号带来了更大层面上的舆论反弹。如果任何大事发生的时候都以钳口作为直接手段，民间声音和官方声音相互猜疑相互较劲，最终只能加深双方的误解。
这是对整个行政体系的挑战。在改革开放的近40年里，很多领域至今没有摆脱“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如果这个怪圈仅仅存在于经济领域，也不过带来一些社会资源的错位和乱配，但当北京等大城市率先进入管理大于建设的精细化阶段，原有的行政治理体系面对多年累积下来的管理难题，必然表现出其落后颟顸的一面。
这更是对整体管理能力的挑战。简单、粗暴、唯上、缺乏现代化思路和手段，这些积弊即使在全国首屈一指的北京也是广泛存在。在这次过程中，能够看到的是前期的混乱与滞后、中期的蛮干和行政指令至上，以及后期的不知所措和无能为力。
环环紧扣，环环落后。最终导致了在北京“赶人”事件中，起始于简单命令，变形于施政期间，迷茫无措于事故后期的黑色荒谬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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