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新春伊始，电视剧《风筝》在中国霸屏，看了一些评论，不得要领，于是开始追剧，看到十几集后，越看心里越感沉重：一位智商情商均高的情报精英，硬是在信仰——共产党党性要求之下，成了人伦丧尽的“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为了党的事业，恋人、妻子被他置之不顾；结义兄弟、赤胆忠心的老部下，更是被他悉数以革命的名义出卖。而他本人，尽管牺牲了一切，包括自己的人性，终其一生，也只能活在假身份中，备受社会摧残，他奉献了一生的党对他只有利用，从来未公开承认过他是党的亲儿女。
信仰与党性对人性的无尽压榨
整部剧围绕“追风捕影”展开，“风”是“风筝”，中共地下党员、潜伏在国民政府军统内部的高级特工郑耀先的代号，军统内部称为“六哥”；“影子”则是军统潜伏在中共内部的高级特工、号称“延安女诸葛”韩冰的代号。这部戏的可赏之处不在于情节设计之诡异，在于展现了中共政治伦理与常人伦理的激烈冲突，以及处于冲突中心的郑耀先的内心纠结与取舍。
在几组人物关系上，郑耀先充分展示了党性高于人性：为了“组织”，他直接害死了自己的妻子林桃，以及十多年间在困境中相濡以沫的“伴儿”韩冰；为了在敌营中继续潜伏，他亲手杀死了同党曾墨怡、陆汉卿，以及异党高占龙、庞雄。在“解放后”，为给组织尽忠以取得信任，他害死了与他从抗战时期出生入死的军统同袍赵简之、宋孝安、宫庶，将对他情深义重的结义兄弟徐百川送进牢房。
据剧情，徐百川与郑耀先是戴笠抗战时期培养的“军统八虎”中的老四与老六，二人出生入死，在刺杀日本重要政治人物后躲在上海的下水道中度过了七天七夜，依靠几个苹果才勉强活了下来，老六将苹果削皮后给四哥吃，自己只吃苹果皮。每到关键时刻，削了皮的苹果与苹果皮就做为道具出现，提醒二人曾是同生共死的患难兄弟。三位部下是宫庶、宋孝安与赵简之。这四位兄弟兼朋友对郑耀先的各种帮衬自不必说，最后在渣滓洞一难中，郑耀先面临中共地下游击队与中统的全力追杀，全赖这四位不计生死与前程，通力合作掩护出逃。但这四人在国民政府败走台湾之后，被派遣留在大陆，郑耀先却将他四人以及军统全部特工名单一一以匿名信的方式告知北京总部。徐百川被郑出卖后并不自知，还因为自己被共军以儿子要挟出卖六弟而自责不已。
51集版的33集中，宋孝安之死将郑耀先推至党性与人性之冲突的高峰。宋孝安多年来跟随他的六哥出生入死，六哥自然对其禀性、行为特点了如指掌。在大陆潜伏几年后，宋孝安迷茫疲倦，通过父亲朋友的关系想回到台湾，照顾他倾尽财力谋得一张机票送到台湾的老母。无论从宋孝安对郑的情谊，还是从宋本人今后的为害程度来说，郑完全可以装作不知情，让其回台湾去事奉母亲。但郑却偏偏要表现对组织的忠诚并展示自己的情报分析能力，让组织更倚重他，硬是详细向其所谓关门弟子马小五详细解说情报并出主意：宋是个积年特工，善于伪装，包括连眼睛也会伪装，但“以我为目标，攻其必救”，则一定能够在川江码头成功伏击宋孝安。
“攻其必救”四字，充分说明郑耀先太了解宋孝安将郑的生死安危置于自身之上。当看到宋在临死前大喊：“上天待我不薄，让我在临死之前见了六哥一眼”，我相信不少观众会将宋孝安的兄弟深情与郑耀先以组织利益优先的绝情加以对比，对郑的“党性”深感心凉。也因这个情节，郑耀先在亲眼目睹宋孝安身中数枪倒地的惨况后，他那尚存的人性终于被激活，人性与党性（剧中解释为信仰）的冲突在这一集达到极致。且看郑耀先在心灵极度疲惫下与刘小五的那番说话：
“优秀侦察员是这个世界上最特殊的人群，……干上这一行，要敢常人所不敢，能常人所不能，为常人所不愿，忍常人所不忍，做常人所不屑，忍受失去一切常人应该得到的，但在国家需要你面前，你有选择吗？这本身说明了你的价值，和这种价值相比，还有什么比它更美的回报？”诉完委屈之后，郑耀先又慷慨陈辞：“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义不能绝。这个义，就是信仰。”
过了这道最后的心理关卡之后，郑耀先为自己出卖一切亲人朋友找到了“活着”的堂皇借口，今后面对宫庶、韩冰所抱持的铁石心肠，对观众来说，已经成为郑耀先的行动逻辑了。
郑耀先的后半生：《活着》的间谍版
郑耀先的一生，按他自己的阐释，是为信念奋斗的一生，是为“组织”而活着的一生。这一生，以中共建政为界，前半生战斗在敌人心脏里，活得张扬、光采夺目；后半生活在他的信仰实现后的自己家里，活得卑微低下，毫无尊严。那“组织”，在他做军统六哥时，利用他获取情报，这类事情多了后难免露出马脚，军统为了考验郑，几次让他送同志上西天，因而同一“组织”的其他同志恨不能饮其血、寝其皮；在“组织”成功地统治了全中国以后，却因种种难处而不能让他“认祖归宗”，打发他在劳改农场里以犯人之身接受改造，任人践踏，活得比尘埃还要卑微。只在有需要之时，组织才会派人秘密接他出去，对付他昔日潜伏在敌营里结纳的生死之交与朋友。这种放弃了人伦的生活，非正常人所能忍受，支撑郑耀先活下去的，就是“还没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这一借口。因此，他与其对手——另一条涸辙之鲋韩冰（影子）的生存意义就被定格于“捕风捉影”，双方都务求揭开对方的真实身份。为了这一近于虚妄的信仰、以及捕风捉影的职业快感，郑耀先真正做到了“忍常人所不忍，做常人所不屑”的职业境界，他为之奉献了一切的组织对他的最大恩赐，是答应在郑诱捕生死兄弟与爱徒宫庶之后，将他从劳改农场发配至街道监督改造。
这种信仰与现实之间的奇怪反讽，在三年大饥荒时期，爱徒马小五奉命来监视他时达到极致，那时，郑耀先以残废之身，每天要做重体力活儿，一顿只有一个杂面窝头充饥。当郑耀先与组织安排来监视他的马小五同坐在监狱里，在长期饥饿、绝望之下挥舞着手中的窝头高唱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作为观众，当时的感觉非常黑色幽默：这世界上难道还有比郑耀先更配称之为“奴隶”的人么？难道还有比他更受苦的人么？按郑耀先本人的智商情商，本来不可能看得起马小五这种笨拙的老实人，他也明确表示过这一点，但马小五后来却成了他还能感觉到自己是人的唯一见证，因为只有在马小五面前，他才可能摆出师长架子，时不时来上几句“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个组织，考验成员的忠诚，需要成员们牺牲一切，包括亲人、朋友、兄弟的生命、尊严，这个组织就是个魔鬼同盟。郑耀先后半生种种人格被极度扭曲的表现，真应了一句人们对中共老干部们的谑评：“组织虐我千百遍，我仍爱党如初恋”。
出身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几乎与中共建立的这个所谓共和国同龄。《风筝》里再现了“新中国”的贫穷、愚昧、以阶级斗争为乐的荒诞场景，就是这代人亲历亲见的毛泽东时代。这种社会生态中，当然也有人成为新的利益群体，比如香橙镇的街道居委会主任、劳改农场的管教干部之类，这些人用自己也不甚了了的毛式革命话语武装自己，任意干预他人的私生活，满足自己极为阴暗扭曲的心理。郑耀先当然不愿意承认这是他的信仰带来的必然产物，只能说这是混进共产党队伍的不良分子。
郑耀先这个角色，并非编剧者凭空捏造，他的原型有潘汉年、关露、郭汝隗等人。有人认为这部剧在情节构造上弱于《暗算》及《潜伏》，但我认为，这部剧不经意间揭示了所谓革命信仰的荒唐，揭示了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的谵妄：革命吞噬了自己的亲儿女，这种吞噬不仅是肉体上的打磨，更是灵魂上的扭曲摧残。我当然知道，这并非导演与编剧的初心，而百年中国革命史的残酷与灭绝人性，更是远非一部电视剧所能承担的任务。但这部电视剧至少让多思善思的部分观众看到一直被努力掩盖的黑暗：为了翻身夺江山与坐江山，中国共产党以信仰为名，逆反人性，折腾社会、折腾所有中国人，最后也让所有中国人互相折腾不息，中共革命史就是一部集恶与污秽于一体的斗争史。
信仰与党性对人性的无尽压榨
整部剧围绕“追风捕影”展开，“风”是“风筝”，中共地下党员、潜伏在国民政府军统内部的高级特工郑耀先的代号，军统内部称为“六哥”；“影子”则是军统潜伏在中共内部的高级特工、号称“延安女诸葛”韩冰的代号。这部戏的可赏之处不在于情节设计之诡异，在于展现了中共政治伦理与常人伦理的激烈冲突，以及处于冲突中心的郑耀先的内心纠结与取舍。
在几组人物关系上，郑耀先充分展示了党性高于人性：为了“组织”，他直接害死了自己的妻子林桃，以及十多年间在困境中相濡以沫的“伴儿”韩冰；为了在敌营中继续潜伏，他亲手杀死了同党曾墨怡、陆汉卿，以及异党高占龙、庞雄。在“解放后”，为给组织尽忠以取得信任，他害死了与他从抗战时期出生入死的军统同袍赵简之、宋孝安、宫庶，将对他情深义重的结义兄弟徐百川送进牢房。
据剧情，徐百川与郑耀先是戴笠抗战时期培养的“军统八虎”中的老四与老六，二人出生入死，在刺杀日本重要政治人物后躲在上海的下水道中度过了七天七夜，依靠几个苹果才勉强活了下来，老六将苹果削皮后给四哥吃，自己只吃苹果皮。每到关键时刻，削了皮的苹果与苹果皮就做为道具出现，提醒二人曾是同生共死的患难兄弟。三位部下是宫庶、宋孝安与赵简之。这四位兄弟兼朋友对郑耀先的各种帮衬自不必说，最后在渣滓洞一难中，郑耀先面临中共地下游击队与中统的全力追杀，全赖这四位不计生死与前程，通力合作掩护出逃。但这四人在国民政府败走台湾之后，被派遣留在大陆，郑耀先却将他四人以及军统全部特工名单一一以匿名信的方式告知北京总部。徐百川被郑出卖后并不自知，还因为自己被共军以儿子要挟出卖六弟而自责不已。
51集版的33集中，宋孝安之死将郑耀先推至党性与人性之冲突的高峰。宋孝安多年来跟随他的六哥出生入死，六哥自然对其禀性、行为特点了如指掌。在大陆潜伏几年后，宋孝安迷茫疲倦，通过父亲朋友的关系想回到台湾，照顾他倾尽财力谋得一张机票送到台湾的老母。无论从宋孝安对郑的情谊，还是从宋本人今后的为害程度来说，郑完全可以装作不知情，让其回台湾去事奉母亲。但郑却偏偏要表现对组织的忠诚并展示自己的情报分析能力，让组织更倚重他，硬是详细向其所谓关门弟子马小五详细解说情报并出主意：宋是个积年特工，善于伪装，包括连眼睛也会伪装，但“以我为目标，攻其必救”，则一定能够在川江码头成功伏击宋孝安。
“攻其必救”四字，充分说明郑耀先太了解宋孝安将郑的生死安危置于自身之上。当看到宋在临死前大喊：“上天待我不薄，让我在临死之前见了六哥一眼”，我相信不少观众会将宋孝安的兄弟深情与郑耀先以组织利益优先的绝情加以对比，对郑的“党性”深感心凉。也因这个情节，郑耀先在亲眼目睹宋孝安身中数枪倒地的惨况后，他那尚存的人性终于被激活，人性与党性（剧中解释为信仰）的冲突在这一集达到极致。且看郑耀先在心灵极度疲惫下与刘小五的那番说话：
“优秀侦察员是这个世界上最特殊的人群，……干上这一行，要敢常人所不敢，能常人所不能，为常人所不愿，忍常人所不忍，做常人所不屑，忍受失去一切常人应该得到的，但在国家需要你面前，你有选择吗？这本身说明了你的价值，和这种价值相比，还有什么比它更美的回报？”诉完委屈之后，郑耀先又慷慨陈辞：“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义不能绝。这个义，就是信仰。”
过了这道最后的心理关卡之后，郑耀先为自己出卖一切亲人朋友找到了“活着”的堂皇借口，今后面对宫庶、韩冰所抱持的铁石心肠，对观众来说，已经成为郑耀先的行动逻辑了。
郑耀先的后半生：《活着》的间谍版
郑耀先的一生，按他自己的阐释，是为信念奋斗的一生，是为“组织”而活着的一生。这一生，以中共建政为界，前半生战斗在敌人心脏里，活得张扬、光采夺目；后半生活在他的信仰实现后的自己家里，活得卑微低下，毫无尊严。那“组织”，在他做军统六哥时，利用他获取情报，这类事情多了后难免露出马脚，军统为了考验郑，几次让他送同志上西天，因而同一“组织”的其他同志恨不能饮其血、寝其皮；在“组织”成功地统治了全中国以后，却因种种难处而不能让他“认祖归宗”，打发他在劳改农场里以犯人之身接受改造，任人践踏，活得比尘埃还要卑微。只在有需要之时，组织才会派人秘密接他出去，对付他昔日潜伏在敌营里结纳的生死之交与朋友。这种放弃了人伦的生活，非正常人所能忍受，支撑郑耀先活下去的，就是“还没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这一借口。因此，他与其对手——另一条涸辙之鲋韩冰（影子）的生存意义就被定格于“捕风捉影”，双方都务求揭开对方的真实身份。为了这一近于虚妄的信仰、以及捕风捉影的职业快感，郑耀先真正做到了“忍常人所不忍，做常人所不屑”的职业境界，他为之奉献了一切的组织对他的最大恩赐，是答应在郑诱捕生死兄弟与爱徒宫庶之后，将他从劳改农场发配至街道监督改造。
这种信仰与现实之间的奇怪反讽，在三年大饥荒时期，爱徒马小五奉命来监视他时达到极致，那时，郑耀先以残废之身，每天要做重体力活儿，一顿只有一个杂面窝头充饥。当郑耀先与组织安排来监视他的马小五同坐在监狱里，在长期饥饿、绝望之下挥舞着手中的窝头高唱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作为观众，当时的感觉非常黑色幽默：这世界上难道还有比郑耀先更配称之为“奴隶”的人么？难道还有比他更受苦的人么？按郑耀先本人的智商情商，本来不可能看得起马小五这种笨拙的老实人，他也明确表示过这一点，但马小五后来却成了他还能感觉到自己是人的唯一见证，因为只有在马小五面前，他才可能摆出师长架子，时不时来上几句“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个组织，考验成员的忠诚，需要成员们牺牲一切，包括亲人、朋友、兄弟的生命、尊严，这个组织就是个魔鬼同盟。郑耀先后半生种种人格被极度扭曲的表现，真应了一句人们对中共老干部们的谑评：“组织虐我千百遍，我仍爱党如初恋”。
出身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几乎与中共建立的这个所谓共和国同龄。《风筝》里再现了“新中国”的贫穷、愚昧、以阶级斗争为乐的荒诞场景，就是这代人亲历亲见的毛泽东时代。这种社会生态中，当然也有人成为新的利益群体，比如香橙镇的街道居委会主任、劳改农场的管教干部之类，这些人用自己也不甚了了的毛式革命话语武装自己，任意干预他人的私生活，满足自己极为阴暗扭曲的心理。郑耀先当然不愿意承认这是他的信仰带来的必然产物，只能说这是混进共产党队伍的不良分子。
郑耀先这个角色，并非编剧者凭空捏造，他的原型有潘汉年、关露、郭汝隗等人。有人认为这部剧在情节构造上弱于《暗算》及《潜伏》，但我认为，这部剧不经意间揭示了所谓革命信仰的荒唐，揭示了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的谵妄：革命吞噬了自己的亲儿女，这种吞噬不仅是肉体上的打磨，更是灵魂上的扭曲摧残。我当然知道，这并非导演与编剧的初心，而百年中国革命史的残酷与灭绝人性，更是远非一部电视剧所能承担的任务。但这部电视剧至少让多思善思的部分观众看到一直被努力掩盖的黑暗：为了翻身夺江山与坐江山，中国共产党以信仰为名，逆反人性，折腾社会、折腾所有中国人，最后也让所有中国人互相折腾不息，中共革命史就是一部集恶与污秽于一体的斗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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