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了一个「日货」名单，问那些「爱国者」是否打算一并抵制日货：
科学、干部、指导、社会、主义、市场、背景、化石、环境、艺术、医学、交流、否定、肯定、假设、反对、高潮、解放、供给、说明、方法、共同、阶级、公开、希望、活动、命令、失踪、投资、抗议、化妆品、银行、空间、警察、经验、经济、恐慌、现实、元素、建筑、杂志、国际、时间、市长、失恋、宗教、集团、新闻、记者、接吻、蛋白质、抽象、通货膨胀、电子、电报、电话、传染病……
上述词语，都是从日语输入现代汉语的词汇，悉数抵制的唯一后果是让中国人民基本丧失交流能力。
不过，这未免低估了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爱国热情。事实上，还真有不少中国人努力抵制过「日本词」。
无孔不入的日本词
「抵制日本词」运动发生在清朝末年，其中一些代表人物，今天都很熟悉，比如「清流派」代表、朝廷重臣张之洞。
据说，张之洞的一个学生在赴日出差前向他辞行，称办完出国手续就立即起程。不料，「手续」二字由于是日本词汇，引起了张之洞的不满。他严厉训斥说：「以后不要用这类新名词。」
听到老师的训斥，这位学生不但没有退缩，反倒满面笑容地回答张之洞说：「『新名词』三个字也是『新名词』」。
▍张之洞（1837-1909）
这个故事未必属实，但张之洞在「抵制日本词」的同时误说源自日本的「名词」倒确有其事。
光绪末年，担任体仁阁大学士兼管学部的他，看到某位幕僚在一个新式学校的办学大纲中使用「健康」一词时，就愤而批注道：「『健康』乃日本名词，用之殊觉可恨」。
张之洞自己后来也意识到了其中矛盾，遂自创术语「日本土话」，用于批注下属呈上来的公文里的日本词语。
在清末语境里，「日本名词」更常见的称谓叫「新名词」，对应的是当时中文里没有的西方概念。因为日本大规模西化在先，他们在翻译那些概念时用的又是汉字，于是被图方便的中国人直接袭用。
▍清末日本药品「清快丸」在中国的广告，上有诸如「卫生」等「日本名词」
但张之洞抵制日本词，并不光是出于对帝国主义文化渗透的担心。
当时，热衷使用日本词的中国人，大多在政治立场上与张对立，被他视为「邪僻之士」，绝不可放任其败坏大清朝的「文风」和「士风」。
何况，许多日本新名词的引进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也脱不了干系，梁启超更是引介各种新词的主力。维新派既是「乱臣贼子」，他们极力宣扬的新名词也必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当时，传统派并不只靠批评来阻止「新名词」的传播，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在国家政策里加入排斥「日本词」的内容。
如 1903 年由张之洞等人主导的《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中，明确规定各级学堂都禁止使用「与中国文字不宜」的「外国无谓名词」。
▍《奏定学堂章程》
最讽刺的是，在选派赴日本进修的「速成政法官」时，浙江一位平日喜欢阅读西学书籍、素养颇高的知县，也因为在选拔考试的文章中「用新名词过多」，而被排除在赴日名额之外。
但在那个西方科技、学术大规模传入的时代，连张之洞也不得不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果拒绝日本词，又该用什么词好呢？
大清有严复
这个问题，传统派倒是不必担忧，他们有一套既「雅训」，又与日本无关的新词系统，而创造这套词汇的，就是著名翻译家严复。
作为翻译家的严复，一直以来就对梁启超等人在译介外国书籍文章时直接使用日式名词颇为不满。曾在英国学习过数年海军、通晓英语的严复，更是不屑于从日本人那里倒卖「二手货」。
▍严复（1854-1921）画像
严复认为，日本学术和名词都「未得西学之精髓」，大多在「可解不可解」之间。而日式译语又喜欢用重复的意思，看起来还不雅观。
有鉴于此，严复主张抛开日本这个「中介」，直接把英文词汇翻译成典雅的文言汉语。
比如英文 unit，日本译作「单位」，而严复译作「么匿」（「么」与「幺」字相通，读作 yāo，用来模拟英文 unit 的发音）；
英文 aggregate，日本译作「整体」，严复觉得它音节较多，翻译不便，于是找来与 aggregate 含义相近且音节简单的 total，译作了「拓都」。
为配合这两个音译词，严复又分别将 unit 和 aggregate/ total 意译成了「己」与「群」，并引司马迁的话证明用「小己」来表示「个体」的用法是古已有之的成例。
除了「么匿」和「拓都」，严复还将 nerve（今译「神经」）音译为「涅伏」，将 nebulas（今译「星云」）译成「涅菩剌斯」，将 bill（「期票」）翻作「毗勒」等。诸如「涅」「菩」「毗」「勒」等字，是古代音译佛经梵语时的常用字，使用这些字，可以进一步达到「古雅」的效果。
▍严复将 Evolution and Ethics 译为《天演论》
严复对「古雅」的追求并不限于音译，在意译外来词汇时，他也热衷运用古词。
他尤其喜欢使用单音节词，将日式名词中译作「生物学」「经济学」「社会学」「天文学」的「复合音节+学」格式的词，一律译成诸如「生学」「计学」「群学」「天学」等。
尽管在今天看来，严复的翻译晦涩难用、不知所云，但在清末，哪怕是进步主义青年也不敢怀疑其高雅调性。
严复至少取得过短时期的成功，不但反对日式新名词的传统派欢迎严式名词，连被严复批判为爱用日式词的梁启超都在文章中多次使用。
传播上的惨败
然而，严式名词始终是传播乏力，从未达到过抵制日本词的既定目标。
它最大的劣势，就是出现太晚了。
在清末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日本成为了清朝学习的样板。日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翻译的西方科技书籍，由于文字上的相通性，被大量引入中国，书里的日式新名词也逐渐被人们熟知并广泛应用。
等一些中国人意识到要抵制它们时，日本词汇已经在人们心目中建立起先入为主的印象。
▍日本幕末至明治时代早期著名启蒙思想家与教育家西周，率先将 philosophy 翻译为「哲学」，并创造了如「科学」「技术」「艺术」「理性」等新词，用以翻译西方概念
当时，抵制日本词却误用日本词的传统派绝不止张之洞一人，传统派「旧党」在攻击「新党」的文章中使用的诸如「保存国粹」「妨碍治安」等词语，其实都是从日语来的新名词。
而作为后来者的严式名词，还毫无追求传播力的自觉。
严复刻意追求的「古雅」，与清末大众用语习惯背道而驰，读来佶屈聱牙。他对单音节词和音译词的热爱，也增加了一般人的理解难度。
相比之下，日本名词反倒用字简单，中国人也一看就懂。
▍日本大正时代递信省的广告——类似「储蓄」这样的词在进入中国后都被逐渐接受
另一方面，严式名词与日本名词的传播媒介也不可同日而语。严式名词首先出现在严复翻译的西方著作中，之后也主要在专业书籍里使用，它的影响范围始终走不出少部分知识分子。
反观严复的「对手」梁启超等人，不但热衷于引介充斥着日式新名词的东西洋书籍，更热衷办报，在报纸上大肆使用日本名词。
这使得所有识字的人，都有机会大量接触日本名词，并养成固定的使用习惯。
因此，纵使清朝在 1909 年于学部之下设立了「编订名词馆」并聘任严复为总纂，「古雅」的严式名词也无法战胜从日本传入的新名词。
1911 年底，出版于上海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刊载了大量日本新名词，如「神经」「星云」「单位」「权利」「社会学」「进化论」「有机体」等。
该书一万多个词条中，仅有四个词条使用了严复翻译的词汇。在某些词条下面，这部大辞典甚至注出了当时早已不用的早期传教士版本的翻译，反而不注明严复版本的译名。
如在「神经」下，这本书就附注了早期译名「脑气筋」，而严复翻译的「涅伏」却并没有注出。
民国以后，日式新名词逐渐被社会接受，变成了现代汉语的一部分。
上海商务印书馆在 20 世纪 30 年代出版的严复译西方名著的附录中，曾收录了 482 个严复式西方名词。据学者统计，这其中只有不到 12% 的名词留存到了 20 世纪末。
除了「乌托邦」「适者生存」等少数词汇，一心捍卫汉语尊严的严复翻译出的诸如「么匿」「拓都」「涅伏」等词语，最终被人们彻底遗忘。
本文参考：
黄克武，“新名词之战：清末严复译语与和制汉语的竞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2 期，2008 年 12 月
科学、干部、指导、社会、主义、市场、背景、化石、环境、艺术、医学、交流、否定、肯定、假设、反对、高潮、解放、供给、说明、方法、共同、阶级、公开、希望、活动、命令、失踪、投资、抗议、化妆品、银行、空间、警察、经验、经济、恐慌、现实、元素、建筑、杂志、国际、时间、市长、失恋、宗教、集团、新闻、记者、接吻、蛋白质、抽象、通货膨胀、电子、电报、电话、传染病……
上述词语，都是从日语输入现代汉语的词汇，悉数抵制的唯一后果是让中国人民基本丧失交流能力。
不过，这未免低估了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爱国热情。事实上，还真有不少中国人努力抵制过「日本词」。
无孔不入的日本词
「抵制日本词」运动发生在清朝末年，其中一些代表人物，今天都很熟悉，比如「清流派」代表、朝廷重臣张之洞。
据说，张之洞的一个学生在赴日出差前向他辞行，称办完出国手续就立即起程。不料，「手续」二字由于是日本词汇，引起了张之洞的不满。他严厉训斥说：「以后不要用这类新名词。」
听到老师的训斥，这位学生不但没有退缩，反倒满面笑容地回答张之洞说：「『新名词』三个字也是『新名词』」。
▍张之洞（1837-1909）
这个故事未必属实，但张之洞在「抵制日本词」的同时误说源自日本的「名词」倒确有其事。
光绪末年，担任体仁阁大学士兼管学部的他，看到某位幕僚在一个新式学校的办学大纲中使用「健康」一词时，就愤而批注道：「『健康』乃日本名词，用之殊觉可恨」。
张之洞自己后来也意识到了其中矛盾，遂自创术语「日本土话」，用于批注下属呈上来的公文里的日本词语。
在清末语境里，「日本名词」更常见的称谓叫「新名词」，对应的是当时中文里没有的西方概念。因为日本大规模西化在先，他们在翻译那些概念时用的又是汉字，于是被图方便的中国人直接袭用。
▍清末日本药品「清快丸」在中国的广告，上有诸如「卫生」等「日本名词」
但张之洞抵制日本词，并不光是出于对帝国主义文化渗透的担心。
当时，热衷使用日本词的中国人，大多在政治立场上与张对立，被他视为「邪僻之士」，绝不可放任其败坏大清朝的「文风」和「士风」。
何况，许多日本新名词的引进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也脱不了干系，梁启超更是引介各种新词的主力。维新派既是「乱臣贼子」，他们极力宣扬的新名词也必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当时，传统派并不只靠批评来阻止「新名词」的传播，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在国家政策里加入排斥「日本词」的内容。
如 1903 年由张之洞等人主导的《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中，明确规定各级学堂都禁止使用「与中国文字不宜」的「外国无谓名词」。
▍《奏定学堂章程》
最讽刺的是，在选派赴日本进修的「速成政法官」时，浙江一位平日喜欢阅读西学书籍、素养颇高的知县，也因为在选拔考试的文章中「用新名词过多」，而被排除在赴日名额之外。
但在那个西方科技、学术大规模传入的时代，连张之洞也不得不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果拒绝日本词，又该用什么词好呢？
大清有严复
这个问题，传统派倒是不必担忧，他们有一套既「雅训」，又与日本无关的新词系统，而创造这套词汇的，就是著名翻译家严复。
作为翻译家的严复，一直以来就对梁启超等人在译介外国书籍文章时直接使用日式名词颇为不满。曾在英国学习过数年海军、通晓英语的严复，更是不屑于从日本人那里倒卖「二手货」。
▍严复（1854-1921）画像
严复认为，日本学术和名词都「未得西学之精髓」，大多在「可解不可解」之间。而日式译语又喜欢用重复的意思，看起来还不雅观。
有鉴于此，严复主张抛开日本这个「中介」，直接把英文词汇翻译成典雅的文言汉语。
比如英文 unit，日本译作「单位」，而严复译作「么匿」（「么」与「幺」字相通，读作 yāo，用来模拟英文 unit 的发音）；
英文 aggregate，日本译作「整体」，严复觉得它音节较多，翻译不便，于是找来与 aggregate 含义相近且音节简单的 total，译作了「拓都」。
为配合这两个音译词，严复又分别将 unit 和 aggregate/ total 意译成了「己」与「群」，并引司马迁的话证明用「小己」来表示「个体」的用法是古已有之的成例。
除了「么匿」和「拓都」，严复还将 nerve（今译「神经」）音译为「涅伏」，将 nebulas（今译「星云」）译成「涅菩剌斯」，将 bill（「期票」）翻作「毗勒」等。诸如「涅」「菩」「毗」「勒」等字，是古代音译佛经梵语时的常用字，使用这些字，可以进一步达到「古雅」的效果。
▍严复将 Evolution and Ethics 译为《天演论》
严复对「古雅」的追求并不限于音译，在意译外来词汇时，他也热衷运用古词。
他尤其喜欢使用单音节词，将日式名词中译作「生物学」「经济学」「社会学」「天文学」的「复合音节+学」格式的词，一律译成诸如「生学」「计学」「群学」「天学」等。
尽管在今天看来，严复的翻译晦涩难用、不知所云，但在清末，哪怕是进步主义青年也不敢怀疑其高雅调性。
严复至少取得过短时期的成功，不但反对日式新名词的传统派欢迎严式名词，连被严复批判为爱用日式词的梁启超都在文章中多次使用。
传播上的惨败
然而，严式名词始终是传播乏力，从未达到过抵制日本词的既定目标。
它最大的劣势，就是出现太晚了。
在清末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日本成为了清朝学习的样板。日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翻译的西方科技书籍，由于文字上的相通性，被大量引入中国，书里的日式新名词也逐渐被人们熟知并广泛应用。
等一些中国人意识到要抵制它们时，日本词汇已经在人们心目中建立起先入为主的印象。
▍日本幕末至明治时代早期著名启蒙思想家与教育家西周，率先将 philosophy 翻译为「哲学」，并创造了如「科学」「技术」「艺术」「理性」等新词，用以翻译西方概念
当时，抵制日本词却误用日本词的传统派绝不止张之洞一人，传统派「旧党」在攻击「新党」的文章中使用的诸如「保存国粹」「妨碍治安」等词语，其实都是从日语来的新名词。
而作为后来者的严式名词，还毫无追求传播力的自觉。
严复刻意追求的「古雅」，与清末大众用语习惯背道而驰，读来佶屈聱牙。他对单音节词和音译词的热爱，也增加了一般人的理解难度。
相比之下，日本名词反倒用字简单，中国人也一看就懂。
▍日本大正时代递信省的广告——类似「储蓄」这样的词在进入中国后都被逐渐接受
另一方面，严式名词与日本名词的传播媒介也不可同日而语。严式名词首先出现在严复翻译的西方著作中，之后也主要在专业书籍里使用，它的影响范围始终走不出少部分知识分子。
反观严复的「对手」梁启超等人，不但热衷于引介充斥着日式新名词的东西洋书籍，更热衷办报，在报纸上大肆使用日本名词。
这使得所有识字的人，都有机会大量接触日本名词，并养成固定的使用习惯。
因此，纵使清朝在 1909 年于学部之下设立了「编订名词馆」并聘任严复为总纂，「古雅」的严式名词也无法战胜从日本传入的新名词。
1911 年底，出版于上海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刊载了大量日本新名词，如「神经」「星云」「单位」「权利」「社会学」「进化论」「有机体」等。
该书一万多个词条中，仅有四个词条使用了严复翻译的词汇。在某些词条下面，这部大辞典甚至注出了当时早已不用的早期传教士版本的翻译，反而不注明严复版本的译名。
如在「神经」下，这本书就附注了早期译名「脑气筋」，而严复翻译的「涅伏」却并没有注出。
民国以后，日式新名词逐渐被社会接受，变成了现代汉语的一部分。
上海商务印书馆在 20 世纪 30 年代出版的严复译西方名著的附录中，曾收录了 482 个严复式西方名词。据学者统计，这其中只有不到 12% 的名词留存到了 20 世纪末。
除了「乌托邦」「适者生存」等少数词汇，一心捍卫汉语尊严的严复翻译出的诸如「么匿」「拓都」「涅伏」等词语，最终被人们彻底遗忘。
本文参考：
黄克武，“新名词之战：清末严复译语与和制汉语的竞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2 期，200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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