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事件已经发酵了好几天，引发的舆情也可谓触目惊心。尤其是随着网络的扒皮，不仅长春长生背后的官商勾结逐渐变得清晰，当年山西疫苗案背后的种种黑幕也被重新揪出，中国防疫体系的种种阴暗龌蹉，终于被扒的底裤朝天！
而大众在激愤的同时，又必须要问：为什么这个国家屡屡出现这种事？
洗白方的解释，是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贫富分化以及拜金主义，意味着这个国家很难在事实上形成一套稳定且规范的道德秩序；而人心人均8000多美元GDP的底盘，又决定了这个国家无论是官员还是民众，其素质与人均几万美元的发达国家相比。总而言之，这是阶段性国情导致的悲剧。
客观的说，这种解释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历史上，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美国公共卫生领域问题爆发的高峰——当时的美国，趁着第二次工业革命东风，经济爆发式增长，超越英国成为全球GDP第一，而这种经济的爆发性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贫富差距增大，使得传统的道德规范被抛弃，追逐金钱成美国社会的共识。
鉴于美国当时的社会文明发展水平又远远不如欧洲，大量涌入的新移民也都是在旧大陆混不下去的下流阶层，这意味着，当时美国不具备欧洲主流社会那样的公民素质。在这种环境下，腐败的美国卫生机构的官僚们，与同样利欲熏心，缺乏道德底线的商人沆瀣一气，制造出了一件又一件骇人听闻的公共卫生事件。
当前的中国，其社会发展阶段与100年前的美国有高度的相似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出现今日这种疫苗事件，某种意义上确实不可避免。
而从哲学的现实化表示来看，正所谓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句话换个难听点的说法，其实就是钱是第一位的，道德和法律是第二位的。
当人人足够富裕，财富增长也缓慢且有规律时，道德和法律还能够起到足够的约束作用，大家还有更强的意愿去遵守道德和法律——毕竟这种社会环境下，违反道德和法律，也没有太多暴富的机会——这意味着自己不容易一下子捞到太多，而一旦东窗事发，则会让自己丧失既有的物质享受。
但当人人还不够富裕，却又赶到一个财富暴增期，社会存在大把一夜暴富的可能性时，无论是官员还是民众，道德在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眼中就只是一个价码而已——只要价码足够，道德完全是可以出卖的。如果非要说二者有什么区别，就是大多数时候，有资格出卖道德和良心谋利的，只是掌握资源的官员和商人，而民众往往只能沦为看客乃至受害者。
马克思说：当利润达到10%的时候，他们将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他们将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的时候，他们敢于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当利润达到300%的时候，他们敢于冒绞刑的危险。
暴富的机会摆在眼前，社会文明发展水平又明显滞后，官商利益集团的无耻勾结，自然也就“顺理成章”。
当然，对于洗白方的论调，反对者是不能认可的。反对者更倾向于将其归咎于体制。疫苗行业的特许准入机制，以及中央集权体制下政治权力的大包大揽以及缺乏有效监督，造成了政府监管部门不仅不能有效的履行职责，反倒会肆无忌惮的利用手中的权力官商勾结，构建利益集团，进而从中谋利。
从舆情来看，后一种观点在当下无疑更符合民间主流认识。毕竟不管它是不是带路党，也不管它究竟有没有别的动机，但其论据同样是充分且符合事实的——而且它更符合大众的直观感受。
这无疑让朝廷感到沮丧，甚至恐惧——毕竟这种认识背后，折射出的是政府公信力的急剧流失，甚至是民众对体制的失望背弃——这是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承受的。
但它又很难通过简单的洗白来化解。因为大众的焦虑需要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来化解。洗白方的解释虽然符合历史规律和逻辑，但却并不能切实的解决问题，而运动式的查处，无论其有多严厉，都会被失望的民众认定为治标不治本。
而反对方的解释，却含糊其辞的给了大众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向。
当然，从理智的角度来说，这个方向其实是行不通的——真要去朝这个方向走，不仅过程铁定会血流成河，就算最后侥幸成功，下场也不过就是第二个俄罗斯，甚至还不如（毕竟俄罗斯只有一亿多人，还有大把的资源可以卖了换钱）。
但问题是，民众从来就是一个感性超过理性的群体，也缺乏足够的政治辨识能力。这也就是说，即便这确实是一条死路，但如果无法有效安抚民众，他们依然会向死路方向迈进，最终双方两败俱伤，一起毁灭。
所以朝廷必须想办法安抚住群众。而安抚的办法，除了运动式的查处，杀一儆百外，就是要给民众一个希望——既它在治标的同时，也会治本！说的更简单点，它会承诺改革，让新的机制乃至体制，满足民众的安全诉求。
但这又是十分艰难的。政府作为一个庞大的科层化管理组织，天然的存在着极强惰性；同时，组织在长期的运作过程中，会自然而然的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一旦改革，内部结构重新洗牌，这意味着既有利益集团会被打破，它们的既有利益会被剥夺。
这无疑会在内部招致极大的反对。对于金字塔顶端的决策者而言，他们当然愿意打破利益集团的掣肘，重建组织结构。但问题是，决策者的权力，本身就是构筑在组织体系之上的，他不可能像革命者一样把一切推到重来——这意味着自己也会被扫除。但在内部清理过程中，它不仅要与阻扰者做斗争，将他们打败，还要注意控制这种斗争的范围和烈度，以免斗争扩大化，让组织陷入瘫痪，进而给外部革命者趁虚而入，颠覆政权的机会。
既要扫清蛀虫，又不能把斗争扩大化，这个难度就太大了。纵观中国几千年集权史，除了汉武帝，似乎没有哪个最高决策者能成功——要么如北魏孝文帝一样，以玉石俱焚之决心强推改革，强势打压了鲜卑集团的同时，也摧毁了政权统治根基，导致政权轻易被军阀控制；要么如明朝诸帝一样，在文官集团的掣肘下无法挣脱，任由政府被利益集团侵蚀，最后在体制外的流寇和满清围剿下油尽灯枯，崇祯皇帝跑到煤山上吊死了事。
这是中央集权的局限——正如西式民主会在约束政治权力的同时，导致效率降低，政治决策弱智化一样；东方的中央集权在提高效率，保证政治决策权由专业人员掌握，不至于被政治相对弱智的民众带偏节奏的同时，也会让自己无可避免的陷入精英内部基于私利的倾轧当中，最终让政府脱离正确轨道。
每个制度都有利必有弊，世上没有完美的制度。疫苗案背后的那些不可描述，除了历史阶段的特殊局限性以外，也切实折射出了中式中央集权制度的弊端。
那么，如何改进？前文中云石君已经说了，换方向不具备现实可行性——且不说西式民主同样有各种弊端，仅就中国现阶段国情，就无法与其友好相融，非要强融，下场就是俄罗斯再往下降几个档次。
所以，所谓的改进，只能在中央集权体制下想办法。在古代，这种办法主要是靠儒家——让士大夫基于伦理纲常和天下大同的信仰而约束自身；物质上则通过体制的力量，给予官员一定的荣誉感和物质待遇。
这个办法在王朝开国之初通常还有用，但随着王朝稳定，经济发展，朝廷配给的那点物质待遇，和跟社会上伸手捞一把比起来，实在少的可怜。这时候光靠儒家那点伦理约束就不管用了，久而久之，礼崩乐坏就成为潮流。
今日之国朝，虽开国尚未满百年，但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社会财富爆发之猛烈可谓前所未有，这种环境下，礼崩乐坏在所难免。在高速增长期结束，社会发展重归平稳状态之前，道德约束很难发挥大用；至于法律约束，由于中央集权制度的天然bug，也难有治本之效。
所以，来自民权的外部制衡，就成为能够纠偏的重要办法。
当然，这个说易行难。自古以来，民众都是一盘散沙，要将他们思想认识统一起来，要么得依仗政府组织的力量，要么得在体制外另起炉灶，组织煽动——而前者由于朝廷内部的争斗，很难发动成功；至于后者，那就意味着革命。
但现代网络的出现，倒是使之成为一种可能。网络时代，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以及社交新媒体的出现，大大消解了传统媒体的权威，民众第一次获得了独立发声的可能。虽然平时，民众的兴趣会被大千世界的各种事件所分散；但当某种热点形成，大家的目光高度一致，这时候就极容易形成一致的声音。
当民众声音形成一致，其就具备了力量。而当这种声音对准某项机制乃至体制弊端时，其就能形成强大的威慑力。
当然，这种威慑力仅仅是舆论层面的，并没有转化成现实层面的组织发动。但也正因为如此，它能够被朝廷所容忍，官民不会因此走向不可调和的对立和冲突。
而这股威慑力的存在，虽然不能直接危及政权，但它蕴含的潜在可能，依然会给朝廷提供足够的震撼，进而影响到朝廷的决策，这其中的逻辑在于，在朝廷内部围绕改革缠斗时，如果民众舆论能够为改革方提供有力的声援，那么改革方就可以借此拉拢中间派、并分化顽固利益集团，让他们基于维护政权的利益考量，而选择支持改革方，进而最终将利益集团拆解。
这是最现实的解决路径，民众的诉求得以实现，官民不至于走向对立，进而两败俱伤。唯一的遗憾就是，威慑力的形成，需要以民众目光的聚集和愤怒的爆发为前提——而这一前提的产生，又必须是一个重量级的恶性事件。此次长春长生疫苗案，就成为这样一个遗憾的引爆点。
从这个逻辑来看，此次疫苗案，其后续处置的良性效果应该会强于十年前的三聚氰胺事件。毕竟今天舆论的爆发力和穿透力，已远非10年前的传统互联网时代可比。同时，民众的整体认知水平和诉求的深度，也超过了10年之前。而从官府对这波舆情的容忍程度来看，至少决策者也确实有借舆情力量，争取足够内部支持，拆解防疫系统利益集团，乃至改革机制的意愿。
所以，还是先拭目以待吧。希望此事过后，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更加健全的系统。而不要像三聚氰胺的后续处理，以及山西疫苗案那样，沦为遮盖子和和稀泥。毕竟，在礼崩乐坏的大时代，挽回民心的机会，真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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