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下午，《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旧址。大门上的几个大字已经部分脱落，工人们正在修补。门卫和多位老员工告诉记者，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解放前就有了，最早是在佳木斯，1949年搬到了这里。属于建国后的六大研究所之一（这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分别在长春、北京、兰州、成都、武汉和上海）。如今，这里已经人去楼空，只剩下一个旧车间。研究所新址距离此地两公里，目前还有800余名工人。此次出事的长春长生公司就脱胎于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但两家单位目前已无关系。
一位曾在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十多年、负责生产的一线员工对《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了他所了解的长春长生和董事长高俊芳。
“这里（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流感疫苗是给老百姓免费打的，她（高俊芳）那个是卖钱的，以挣钱为目的的。她那属于家族性企业，跟她家沾亲带故的员工工资都高，能拿到七八千到一万，跟她家没关系的，正儿八经干活的员工也就能拿三四千。那个举报她的人，原来也是我们这的，后来分到她那边，变私企了，人家本来心里就有落差，后来就是因为调岗，一个月原本是拿三四千，看你不爽，就给你调走了，工资也下调了，替代他的人挣双倍的工资，而且还不干活。他就去找领导理论，领导也没理会，给他整得最后没招儿了。它（长生生物）的疫苗不存在造假，就是流程出了问题。”
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对面，是员工家属院。如今住在这里的，大都是在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当年的老员工。
一位86岁的已经退休的老员工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描述她印象中的高俊芳：“我是1985年来这里工作的，我在技术科室，她（高俊芳）在财务处，当时她是个小科级。我在工作上跟她打过交道，她工作很认真，我工作遇到问题，她支持我，给我感觉她人很正派。我是1993年退休的，那会儿她刚出去，当时是张嘉铭张所长把她（高俊芳）给提拔起来的，所里当时情况本来挺好的。她出去后，把所里的人和产品都弄到她那去了，把我们所搞垮了。我是看电视知道她最近出事了，太不应该了，太不应该了，她怎么能那么做呢。”
50多岁的李林（化名）走过来，打断了这位老员工的讲述。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从小在研究所家属院长大，他父亲是研究所的老员工。高俊芳在研究所的时候，他跟高俊芳家住前后院。“她把生物研究所的固定资产都弄到她那去了，变成她的私人财产了。她哪有什么背景啊，她是怎么上去的，这个家属院你去问问看，谁不知道啊！大家都非常气愤。此事和当时的所长张嘉铭有关，张现在已经去世了。”
随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见到了一位80多岁的老人，她也是研究所的工人，已经退休多年，当年和高俊芳是同事。在自家院子前，她回忆起了三十多年前的研究所和当时的普通出纳高俊芳。“现在高俊芳公司所在的地方，最开始是我们所在那里盖的楼，当年那里是农村，庄稼地，当时我们所长是张嘉铭，他说研究所都要往那儿搬，后来那里厂区建成之后，高俊芳就不在我们这了，她用大汽车来把所里的机器都拉过去了，也走了一部分员工。那时候的说法是，我们还是一家子，不分你我的。到了2001年吧，高俊芳就跟我们脱离关系了，她把我们甩了。”
她又说，“李长太那会儿是副所长，我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了，他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动员我们买股票。那会全场一千名职工都参加了，那时候我儿子要结婚，我没有钱，他说等股票增值了，就有钱了，等你儿子结婚的时候你就不用愁钱了，那谁不参加啊，脑袋削尖参加啊，买股票啊，原始股，一块钱一股，每个职工买4000股，说是过两年就能翻好几倍。那会我每月工资90块，4000块钱是我们全家所有的积蓄，全拿出来了。我原以为能挣钱，结果一两年后，在职工代表大会上，又给我们退回来了，说是上不了市了，按银行利息把钱返给我们了。是强迫退给我们的。”
根据此前的媒体报道，1992年，由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和长春生物高技术应用研究所（以下简称长春高研所）、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生物技术服务中心经销部（以下简称长生所经销部）作为发起人共同发起，并向内部职工定向募集股份而成立长春实业，也就是现在的长生生物。
2003年之后通过多次股权转让，长生生物姓高，而据长生生物最新公告，目前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的高俊芳、儿子张洺豪和丈夫张友奎合计持有长生生物近3.57亿股，占公司股本的3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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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诺骨牌倒了，所以说，要善待“小人物”，“低层／底层人士”，否则“低层／底层人士”很可能搞垮其上司的‘大厦’，想想几年前的王立军就把他的上司薄熙来的王国搞垮了。
一位曾在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十多年、负责生产的一线员工对《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了他所了解的长春长生和董事长高俊芳。
“这里（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流感疫苗是给老百姓免费打的，她（高俊芳）那个是卖钱的，以挣钱为目的的。她那属于家族性企业，跟她家沾亲带故的员工工资都高，能拿到七八千到一万，跟她家没关系的，正儿八经干活的员工也就能拿三四千。那个举报她的人，原来也是我们这的，后来分到她那边，变私企了，人家本来心里就有落差，后来就是因为调岗，一个月原本是拿三四千，看你不爽，就给你调走了，工资也下调了，替代他的人挣双倍的工资，而且还不干活。他就去找领导理论，领导也没理会，给他整得最后没招儿了。它（长生生物）的疫苗不存在造假，就是流程出了问题。”
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对面，是员工家属院。如今住在这里的，大都是在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当年的老员工。
一位86岁的已经退休的老员工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描述她印象中的高俊芳：“我是1985年来这里工作的，我在技术科室，她（高俊芳）在财务处，当时她是个小科级。我在工作上跟她打过交道，她工作很认真，我工作遇到问题，她支持我，给我感觉她人很正派。我是1993年退休的，那会儿她刚出去，当时是张嘉铭张所长把她（高俊芳）给提拔起来的，所里当时情况本来挺好的。她出去后，把所里的人和产品都弄到她那去了，把我们所搞垮了。我是看电视知道她最近出事了，太不应该了，太不应该了，她怎么能那么做呢。”
50多岁的李林（化名）走过来，打断了这位老员工的讲述。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从小在研究所家属院长大，他父亲是研究所的老员工。高俊芳在研究所的时候，他跟高俊芳家住前后院。“她把生物研究所的固定资产都弄到她那去了，变成她的私人财产了。她哪有什么背景啊，她是怎么上去的，这个家属院你去问问看，谁不知道啊！大家都非常气愤。此事和当时的所长张嘉铭有关，张现在已经去世了。”
随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见到了一位80多岁的老人，她也是研究所的工人，已经退休多年，当年和高俊芳是同事。在自家院子前，她回忆起了三十多年前的研究所和当时的普通出纳高俊芳。“现在高俊芳公司所在的地方，最开始是我们所在那里盖的楼，当年那里是农村，庄稼地，当时我们所长是张嘉铭，他说研究所都要往那儿搬，后来那里厂区建成之后，高俊芳就不在我们这了，她用大汽车来把所里的机器都拉过去了，也走了一部分员工。那时候的说法是，我们还是一家子，不分你我的。到了2001年吧，高俊芳就跟我们脱离关系了，她把我们甩了。”
她又说，“李长太那会儿是副所长，我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了，他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动员我们买股票。那会全场一千名职工都参加了，那时候我儿子要结婚，我没有钱，他说等股票增值了，就有钱了，等你儿子结婚的时候你就不用愁钱了，那谁不参加啊，脑袋削尖参加啊，买股票啊，原始股，一块钱一股，每个职工买4000股，说是过两年就能翻好几倍。那会我每月工资90块，4000块钱是我们全家所有的积蓄，全拿出来了。我原以为能挣钱，结果一两年后，在职工代表大会上，又给我们退回来了，说是上不了市了，按银行利息把钱返给我们了。是强迫退给我们的。”
根据此前的媒体报道，1992年，由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和长春生物高技术应用研究所（以下简称长春高研所）、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生物技术服务中心经销部（以下简称长生所经销部）作为发起人共同发起，并向内部职工定向募集股份而成立长春实业，也就是现在的长生生物。
2003年之后通过多次股权转让，长生生物姓高，而据长生生物最新公告，目前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的高俊芳、儿子张洺豪和丈夫张友奎合计持有长生生物近3.57亿股，占公司股本的3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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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诺骨牌倒了，所以说，要善待“小人物”，“低层／底层人士”，否则“低层／底层人士”很可能搞垮其上司的‘大厦’，想想几年前的王立军就把他的上司薄熙来的王国搞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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