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初到美国时，我的母亲在密歇根州安娜堡一家叫做紫禁城的餐馆做了五年服务员。她在怀上我后就辞职了，但我从小就听她说她当服务员那段时间的故事。故事讲的是那些她避之不及的吝啬顾客和厨师——以及一年中最忙碌的一天：圣诞节。
“我总是选择大型宴会桌，”她告诉我。“整个家庭，包括祖父母，都会来吃饭。”
我知道对于中餐馆来说，圣诞节是忙碌的一天，我本以为她讨厌这种轮班。但是我错了。
“所有顾客都很开心，”她纠正我。“并且给我们祝福。”
“还有，”她补充道，“我们能拿到很多小费。”
大多数美国人都知道：在圣诞节，中餐馆几乎从不关门。早期中国移民不是基督徒，并且为了一个他们无法理解的节日而失去一整天的营业额在经济角度上说不过去，尤其是当时中餐馆的势力在美国还很微弱。如今很难想象了，美国现有超过40000家中餐馆（相比之下，全美的麦当劳餐厅数量是14000家多一点），但在涌进中餐馆吃圣诞大餐之前，美国人更感兴趣的是把这些餐厅挤出去。
在《吃的历史：美国烹饪的30个转折点》(Eating History: 30 Turning Point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Cuisine)中，安德鲁·F·史密斯(Andrew F. Smith)解释说，为了服务于华人矿工和铁路工人，中餐馆的数量在横贯大陆铁路(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建设期间激增。由于担心华人移民会从白人那里窃取工作，1882年《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通过后，工会盯上了中餐馆。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主席塞缪尔·戈普斯(Samuel Gompers)于1902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标题是《肉对米饭：美国男子气概对抗亚洲苦力》(Meat vs. Rice: American Manhood against Asiatic Coolieism)。
根据加布里埃尔·J·钱(Gabriel J. Chin)和约翰·奥蒙德(John Ormonde)的研究，工会甚至组织抵制中餐馆。这些抵制很少能实现逼得餐馆停业的目标。正如一名工会组织者所哀叹的那样，“我很遗憾地说，许多工会的人似乎对杂碎情有独钟。”
工会接下来试图利用华人是一种“道德传染病”的公众担忧，来通过一项禁止白人女性进入中餐馆的法律。白人女性纷纷前往这些所谓的邪恶窝点，部分是因为这样可以避开刻板的种族和性别期待。中餐馆也许会纵容白人女性吸食鸦片，但同时它们也在雇佣她们，在当时，只有约15％的女性在外工作。
犹太人和非裔美国人也大量光顾这些早期的中餐馆。1892年一份报纸做出了恰当的描述，“白人、黑人和蒙古人融合在一起，不带任何偏见。”
根据陈勇《美国杂碎：美国中餐的故事》(Chop Suey, USA: The Story of Chinese Food in America)一书，中餐馆曾是少数几个欢迎非裔美国食客的公共场所之一。在《洁食圣诞》(A Kosher Christmas)中，约书亚·普拉特拉比(Joshua Plaut)写道，犹太客人受到中餐馆的欢迎，因为“华人老板和服务员对犹太人不存在偏见的历史”。中餐馆在圣诞节期间成为犹太家庭的首选地是有道理的——他们是唯一开放的餐馆，无论是字面意思上还是隐喻上。
去读研前的那个夏天，我在一家忙碌的中餐馆得到了一份跑堂的工作。队伍有时都排到了店外，10到15名食客挤在我服务的桌子边。这家餐馆出名的是北京烤鸭，服务生在桌边为你片好鸭肉，用面饼把鸭肉卷好。我上班的第一周是在一个闷热的七月，一个同事看着我被吓得一脸苦相说，“你以为这很糟糕吗，等到圣诞节再说吧。”
我没能坚持到圣诞节。撑到七月底已经很不容易了。把名牌交回去后，我有近一年都不愿意去中餐馆。作为中餐馆服务生的短暂经历，显示出我作为一名华裔美国人永远都能感受到的那种陌生感，我在我作为移民的父母身上看到过这种陌生感，即使在他们获得公民身份后，他们依然在与这种陌生感作斗争。
在我服务的客人眼中，我和我的同事不算是人类，更像是餐馆的摆设，他们谈到我们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听不到或是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似的。我作为服务生的经历就是另一个明显的提醒：在美国，身为华裔就是永远都在从外往里看。
但圣诞节的人群如今让我想起了别的事。根据普劳特拉比的说法，圣诞节的中餐，已经成了不打算参与常规节日庆祝的人的替代选择。谷歌趋势(Google Trends)发现，一年中在圣诞节那一周搜索“营业的中餐馆”的人最多。
这似乎证明中国菜和中国文化终于成为了美国主流的一部分：在文化上，中餐馆已经变成和给圣诞老人留的牛奶和曲奇一样的美国特色。
我曾经觉得自己躲开了可怕的圣诞节班次很走运，但如今，我想知道自己会不会实际上享受成为大家的节庆的一部分。而且，我妈对小费的说法大概是没错的.
“我总是选择大型宴会桌，”她告诉我。“整个家庭，包括祖父母，都会来吃饭。”
我知道对于中餐馆来说，圣诞节是忙碌的一天，我本以为她讨厌这种轮班。但是我错了。
“所有顾客都很开心，”她纠正我。“并且给我们祝福。”
“还有，”她补充道，“我们能拿到很多小费。”
大多数美国人都知道：在圣诞节，中餐馆几乎从不关门。早期中国移民不是基督徒，并且为了一个他们无法理解的节日而失去一整天的营业额在经济角度上说不过去，尤其是当时中餐馆的势力在美国还很微弱。如今很难想象了，美国现有超过40000家中餐馆（相比之下，全美的麦当劳餐厅数量是14000家多一点），但在涌进中餐馆吃圣诞大餐之前，美国人更感兴趣的是把这些餐厅挤出去。
在《吃的历史：美国烹饪的30个转折点》(Eating History: 30 Turning Point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Cuisine)中，安德鲁·F·史密斯(Andrew F. Smith)解释说，为了服务于华人矿工和铁路工人，中餐馆的数量在横贯大陆铁路(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建设期间激增。由于担心华人移民会从白人那里窃取工作，1882年《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通过后，工会盯上了中餐馆。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主席塞缪尔·戈普斯(Samuel Gompers)于1902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标题是《肉对米饭：美国男子气概对抗亚洲苦力》(Meat vs. Rice: American Manhood against Asiatic Coolieism)。
根据加布里埃尔·J·钱(Gabriel J. Chin)和约翰·奥蒙德(John Ormonde)的研究，工会甚至组织抵制中餐馆。这些抵制很少能实现逼得餐馆停业的目标。正如一名工会组织者所哀叹的那样，“我很遗憾地说，许多工会的人似乎对杂碎情有独钟。”
工会接下来试图利用华人是一种“道德传染病”的公众担忧，来通过一项禁止白人女性进入中餐馆的法律。白人女性纷纷前往这些所谓的邪恶窝点，部分是因为这样可以避开刻板的种族和性别期待。中餐馆也许会纵容白人女性吸食鸦片，但同时它们也在雇佣她们，在当时，只有约15％的女性在外工作。
犹太人和非裔美国人也大量光顾这些早期的中餐馆。1892年一份报纸做出了恰当的描述，“白人、黑人和蒙古人融合在一起，不带任何偏见。”
根据陈勇《美国杂碎：美国中餐的故事》(Chop Suey, USA: The Story of Chinese Food in America)一书，中餐馆曾是少数几个欢迎非裔美国食客的公共场所之一。在《洁食圣诞》(A Kosher Christmas)中，约书亚·普拉特拉比(Joshua Plaut)写道，犹太客人受到中餐馆的欢迎，因为“华人老板和服务员对犹太人不存在偏见的历史”。中餐馆在圣诞节期间成为犹太家庭的首选地是有道理的——他们是唯一开放的餐馆，无论是字面意思上还是隐喻上。
去读研前的那个夏天，我在一家忙碌的中餐馆得到了一份跑堂的工作。队伍有时都排到了店外，10到15名食客挤在我服务的桌子边。这家餐馆出名的是北京烤鸭，服务生在桌边为你片好鸭肉，用面饼把鸭肉卷好。我上班的第一周是在一个闷热的七月，一个同事看着我被吓得一脸苦相说，“你以为这很糟糕吗，等到圣诞节再说吧。”
我没能坚持到圣诞节。撑到七月底已经很不容易了。把名牌交回去后，我有近一年都不愿意去中餐馆。作为中餐馆服务生的短暂经历，显示出我作为一名华裔美国人永远都能感受到的那种陌生感，我在我作为移民的父母身上看到过这种陌生感，即使在他们获得公民身份后，他们依然在与这种陌生感作斗争。
在我服务的客人眼中，我和我的同事不算是人类，更像是餐馆的摆设，他们谈到我们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听不到或是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似的。我作为服务生的经历就是另一个明显的提醒：在美国，身为华裔就是永远都在从外往里看。
但圣诞节的人群如今让我想起了别的事。根据普劳特拉比的说法，圣诞节的中餐，已经成了不打算参与常规节日庆祝的人的替代选择。谷歌趋势(Google Trends)发现，一年中在圣诞节那一周搜索“营业的中餐馆”的人最多。
这似乎证明中国菜和中国文化终于成为了美国主流的一部分：在文化上，中餐馆已经变成和给圣诞老人留的牛奶和曲奇一样的美国特色。
我曾经觉得自己躲开了可怕的圣诞节班次很走运，但如今，我想知道自己会不会实际上享受成为大家的节庆的一部分。而且，我妈对小费的说法大概是没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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