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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6 October 2020

中国必须避免对美误判

 对华政策演变成为敌对政策。美国对华敌对政策表现为内外两个方面。在外部,美国已经正式地把中国界定为其头号对手,而俄罗斯次之。美国现在所进行的外交都是聚焦中国,试图形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来对付中国。


但更为重要的是,对华政策也成为了美国内政的一个重要部分,两党竞争着谁对中国更狠。这里认同政治扮演着关键作用。


认同政治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具有很长远的影响,因为它深刻影响着美国社会(民众)对中国的认知。


这种认知一旦社会化,转化成为文化,就很难改变。美国当时对苏联的认同政治,到今天仍然发挥着影响。即使美国当局想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但这种努力没有社会基础,很难实现。


对美形势误判的后果 

美国内部矛盾的激发和对华实行全面打压政策,这两者混合在一起,足以促成一部分人对美国的误判。这种误判如果影响到中国的外交政策,可以预见,就会很难避免陷入美国所设定的对华政策议程。


因此,要制定有效的对美政策,人们需要对美国的现状,在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做理性的分析。至少如下几点是需要有认知的。


第一,美国现在面临的是由政治危机所引发的治理危机,但并非总体政治制度危机。美国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宪法,宪法体现为一种精神。


美国被视为第一个“新国家”,它建国之初,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可以把当时为止的人类最优质的制度要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所以,美国国家尽管很年轻,但确实是一个文明类型国家,即美国代表着西方文明。


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开放的,面向未来,宪法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修正。历史上,美国既有伟大的领袖,但也不乏庸人,犯错和纠错并存。


今天的BLM运动在清算美国的历史,包括制宪人物在内的政治家的雕像被推倒。不过,制宪人的雕像可以倒,但宪法不会倒;宪法可以修正,但不会废弃。很难想象,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的政治制度会出现另一种替代品。


第二,美国的制度空间足够大,“制度笼子”足够大,来容纳社会运动。社会抗议和反叛本来就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内在部分,制度设计已经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


今天勃兴的黑人运动,使得一些人怀疑美国的制度是否会倒塌,“制度笼子”会不会被打破。但从历史经验看,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今天的黑人运动,远远比不上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当时除了民权运动,还有庞大的反越战运动。美国的处理方法就是让“笼子”更大一些,给各社会群体更多的法律层面的权利。


正因为如此,各类社会运动会影响美国,但改变不了美国制度的性质
。今天的美国认同政治盛行,社会运动碎片化,很难聚集起来对总体政治制度构成有效冲击。


第三,保守主义的反弹。今天的社会运动是美国激进自由主义的产物,是符合自由主义发展的逻辑,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社会会沿着激进自由主义的方向发展。相反,激进自由主义也在导致保守主义的强烈反弹。


历史地看,二战以后,自由主义主导美国政治和经济,但到1980年代,里根主义(即新保守主义)崛起。


今天,随着BLM运动的激进化,保守主义也在崛起。自由和保守力量的较量不可避免,直到双方移动到一种新的均衡。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会不会发生内战?


正如前面所说的,美国的政治制度基本上可以容纳各种社会抗议和反叛,很少有人会认为今天这样的抗争会演变成为内战


第四,经济与政治的分离。经济的自治性是西方近代以来最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制度创新。

 

随着资本的崛起,资本追求独立自主,以免受政治权力和社会的冲击。近代以来西方的制度是资本为核心的,各种制度安排都是为了资本的安全。


因此,在西方,所有其他问题不会对经济产生致命性的影响。政治可以干预、规制和修正经济,但主导不了经济规律。这也为此次新冠疫情危机所证实。新冠疫情对美国社会各个方面和日常经济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对美国的基本经济体系并无构成巨大的压力。


第五,经验地看,每次危机都会影响到美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但每次危机之后,美国的硬力量不仅很少受到影响,而且会变得更加强大。这背后有很多因素,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上述政治和经济的分离。


今天,并没有显著的迹象表明美国的硬实力在衰落。再者,硬力量的存在和上升,反过来会助力美国在危机之后恢复软力量。


结论

如果能够考虑到这些基本事实,也不难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美国的衰落是相对的,就是与其他国家的发展相比较而言的衰落。如果与美国自己的过去相比较,美国仍然在发展,只是较慢的发展。


第二,大国的衰落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国晚清的衰落经历了很长时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军事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最强大的之一。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美国仍然有复兴的机会。


第三,美国没有全面衰落,而是部分衰落。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创新等领域,仍然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和美国比拟。


第四,美国内部的“衰落论”主要是美国人的深刻危机感所致。美国是一个危机感驱动的社会。和其他国家的国民比较,美国人很少有忍耐性。


因为民主、开放、自由,美国人一有苦就叫出来,加上热衷于报道负面新闻的媒体的大肆渲染,
美国社会往往具有深刻的危机感,而政治人物(因为选票的缘故)不得不回应。不难理解,“西方衰落”和“美国衰落”的声音,在西方和美国从来就没有间断过。

★ 本文系郑永年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每周专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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