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反制中共的经济胁迫？

 中共一手制造的“H&M事件”，国际震惊，但这仅是其实施经济胁迫的手段之一。事实上，迅速蹿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共政权，其在经济层面上对全球之危害，长期被有意无意的严重低估了。如何有效应对中共的经济胁迫，早已成为今日世界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这是个大话题，本文仅谈两条。

首先，以普世价值为基础，准确、深入认识中共政权之特质，此为前提。

众所周知，我们做出的任何判断，或明或暗，都包含着一个价值观前提。中共国经济和美国经济、西方经济乃至发展中国家经济，都不是同质的；不同质的表现，就是中共国畸形的经济体制、政策及其经济结构、经济后果。国际社会长期忽视了这个问题，直到中国经济市场地位之争与中国是否仍是发展中国家之争爆发，才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中外经济为什么不同质呢？根本原因在于中共的意识形态。2013年，网络上流传的一份中共内部文件要求“七不讲”，即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等“不要讲”。其实，这于中国的经济运行及其秩序有直接关系。中共对中国经济的控制程度及其性质，远不是西方经济学所能解释的，也远超出了西方一般民众的经验范围。

基于其独特的意识形态，经济只是中共达成其终极目标的基本手段之一，中共早已把经济“武器化”。大家看到中共经常搞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例如，中共现在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制裁，澳洲媒体SBS的一篇评论指出：这种“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的报复，比中国传统的那种两败俱伤的战争“杀敌一千，自伤八百”更可笑，因为成了“杀敌八百，自伤一千”的自残，带给中国的损害更严重。这样的事情对一个正常国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确是中共的常态。因此，对于中共的重大涉外经济政策，不能单纯的做政策分析，一定要结合中共的意识形态去理解。

总之，国际社会反制中共的经济胁迫，一定要坚持普世价值。因为普世价值不只构成经济正常运行的道德基础，而且，更是中共意识形态的克星，放弃普世价值只会与中共一起堕落，无法逃出其魔掌。

当今世界早是个地球村了，与中共打交道，美国川普政府提出的“公平、对等”原则与“不信任+核查”方式，才能有效避免被中共钻空子。

其次，中共是“整体性威胁”，必须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全面反制。

前不久的阿拉斯加中美高层会谈上，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公然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国际形势向中美两极对抗格局快速演变。中共挑战美国，同时也是挑战整个西方社会和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对美国、西方而言，中共是“整体性威胁”，应该采取“全政府对华战略”（“全政府”方式，包括国会、州和地方政府、私营部门、民间以及学术界），就经济领域而言，具体操作有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之分，但须整体贯通，普世价值一以贯之。

所谓宏观层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和完善。WTO改革是一个焦点。其一大挑战是解决中共钻WTO空子的问题，国际社会在这方面必须要取得重大突破，否则中共或者分化瓦解，或者死皮赖脸的拖。3月31日，英国国际贸易大臣特拉斯在主持七国集团（G7）贸易部长称，“现在到了对中国及其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行为采取强硬态度的时候，同时也要让WTO现代化。在很多方面，它还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特拉斯还称，“从根本上说，我们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需要赢得争夺全球贸易灵魂的战斗”。区域经济一体化则是另一个焦点，美国和西方国家应该力推“毒牙条款”——2018年签署的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中的32.10条款规定，协议中的任何一成员国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则其它成员国可以在六个月后退出并建立其自己的双边贸易协定。这杯认为可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孤立中共国。

二是对中共国畸形的国家经济体制、结构、政策，在双边交涉中作为重要议题，对中共的经济胁迫行为进行坚决反击。贸易、经济关系是相互依赖的，固然双方的依赖程度有不同，但中共“政治挂帅”，往往利用这种依赖关系搞经济胁迫（即使中国实际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以达到政治目的，对此绝不能纵容。此外，中共也擅长搞经济渗透和科技窃取，也必须有相应的反制手段，比如强化涉华重大经济行为的国家安全审查、反窃取与知识产权保护，等等。在这方面，美国川普政府开打的中美贸易战和中美贸易谈判，开创了一个成功的先例。

所谓中观层次，主要指战略性技术、产业链、行业与新兴产业等等层面。中共违反自由、法治市场经济原则的国家主导的所谓“中国模式”，是世界经济的一大危害。中共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引发广泛反对。当地时间3月3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长达570页的《2021年贸易预估报告》，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超过30页。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称：“中国在经济和贸易方面采取的国家主导的方式，使其成为创造非经济产能的‘世界头号大国’，钢铁、铝和太阳能等多个行业持续严重的产能过剩情况就是明证。”而最近的七国集团（G7）贸易部长会议，发表联合发声明抵制“有害补贴”，意指中共。

中观层次反制中共，措施太多，这里只强调两点。第一，完善产品国际标准，以此作为全球统一市场之基础。也就是说，产品标准在质量标准之外，还必须包含环境标准、人权标准等等，以有益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正、和谐。明确告知中共，要想不“脱钩”，就必须遵守产品国际标准。这次“H&M事件”之诱因，就是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etter Cotton Initiative，简称BCI）和众多国际品牌对新疆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之抵制。

第二，强化战略性科技、军民两用技术、军事武器装备、战略物资等等对华出口管制。原本，1949年美国主导成立了对社会主义政权实行禁运和贸易限制的、不公开对外的、没有条约的非正式国际组织——巴黎统筹委员；冷战结束之后，其于1994年3月31日正式宣布解散，它所制定的禁运物品列表后来被1996年5月12日33个国家签署瓦瑟纳尔协定所继承（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 on Export Controls for Conventional Arms and Dual-Use Good and Technologies）。但是，“瓦瑟纳尔协定”是一个十分松散的组织，成员国可参照共同的管制原则和清单自行决定实施出口管制的措施和方式，自行批准本国的出口许可，即所谓的“各国自行处理”原则。这就被中共大钻空子。现在，漏洞必须补上。（2018年中共《科技日报》盘点了35项“卡脖子”技术&尚未掌控的60余项项核心技术清单，表明中共在相当多的科技与工业领域还很落后。）

所谓微观层次，即在涉华企业受到中共侵害或霸凌时，其祖国或相应国家应积极救助。例如，由于中共政权对一些产业、企业的巨额补贴，造成了与之竞争的外国企业，得面对“以一家企业对抗一个国家”的处境。比如太阳能产业，中国企业把欧美企业基本上都打垮了，这里固然有中国企业的自身努力，但中共的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华为在5G、国际电讯设备行业的今日地位，少不了中共政权明暗支持。

又如，涉华企业遭受的强迫技术转让问题，许多企业遭受的网络盗窃问题，等等这些情形下，仅仅一个企业自己是难以跟中共较量的，后面必须有母国的支持。对母国支持的需要，远非传统贸易冲突中的“双反”措施（反倾销和反补贴）所能满足，而是需要母国制定一个统一的政策，例如像美国当年对抗苏联一样对抗中共。

结语

知名学者程晓农在“经济全球化的中共陷阱”一文中指出，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由于过于偏向生产布局上的一国化，导致“世界工厂”建立在有全球野心的中共专制之下，于是经济全球化便落入了中共陷阱，中共把经济全球化当作工具来控制其它国家的政治、经济。

美国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把经济全球化的一国布局转变为多元化布局，从战略上遏制中共操纵经济全球化，同时配合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的系统操作，中共的经济胁迫就难以施其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