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淑珍是电影-甜蜜的事业插曲的演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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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31 May 2021
“躺平”对中共是个大威胁
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中，最近正在兴起“躺平主义”。它源于一则网络帖文。帖文作者说，他已有两年多不工作，保持着非常低的生活欲望，还进行了一系列哲学思考。
作者在帖子里说：“两年多没有工作了，都在玩，没觉得哪里不对，压力主要来自身边人互相对比后寻找的定位和长辈的传统观念，它们会无时无刻在你身边出现。你每次看见的新闻热搜也都是明星恋爱、怀孕之类的‘生育周边’，就像某些‘看不见的生物’在制造一种思维强压给你，人大可不必如此。我可以像第欧根尼（Diogenes）只睡在自己的木桶里晒太阳，也可以像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住在山洞里思考‘逻各斯’，既然这片土地从没真实存在高举人主体性的思潮，那我可以自己制造给自己，躺平就是我的智者运动，只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
这位作者的思考非常哲学，反射出对人生的思考和反省。但这个“躺平主义”宣言，则引起了巨大反响，而且网络上很快给出了具体的“躺平”的做法。这些做法包括，不工作、不买房、不购物、不消费、不结婚、不生子，降低欲望，低层次消费维持生存。
据说，躺平族也不是真的不工作，而是一年工作个一两个月，拿到工资就可以躺足一年。
这是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不做拚命赚钱的机器，不做金钱的奴隶，主动降低生活的欲望。对这种态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总结。
有位网民罗列了在中国的生存成本，是生存成本，不是生活成本。她说，在城市打工，一个月租房800，交通费150，吃饭每天30、一个月共900，服装500，洗面奶洗发露100，生病感冒500，手机100，算下来一个月要3050元。在家里躺着，成本是810元（吃饭20×30=600，生病感冒100，话费60，家庭宽带50），只要四分之一，所以她说，只要能解决810元的生存费，就会躺下去。
当然，有网民会拔高“躺平主义”的高度。网民“原住民者”说：“‘躺平’是一个人对未来和前途极度失望，对社会公平极度绝望的体现！”
他说，当你月收入不足1000元时；当你掏光“六个钱包”，终生却还买不起一套房时；当你拼尽抵达“罗马”，却发现早有人几代人就居住在“罗马”并过着花天酒地的奢靡生活时，你有何感想？
他说，“如今的社会阶层越来越固化，阶层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他说，“社会财富的这块‘大蛋糕’却被只有2%的人巧取豪夺把80%的‘蛋糕’都鲸吞掉了，贫富分化越来越悬殊，竟有6亿人至今每月收入不足1000元，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只好克制欲望，就地‘躺平’！”
网民“森林深处200608”说：“不管怎么辛辛苦苦富不起来，只是别人使唤的工具，工具坏了直接被丢掉，这样想想确实没啥必要那么累。”
网民“老肉”说：“目前这个社会最大的贬值不是货币，而是你的努力。这是最绝望的。”
中共官方非常敏感地抓到这个潮流，并且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一个多月前，中共《半月谈》杂志就谈到这个“躺平”，称为“蹲族”。文章说，从儿时的补习班到成年后的“996”（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蹲族”的出现不能简单归结为年轻人自身的懒惰和堕落，而是社会环境、家庭、学校等各种主体综合作用的结果。多位专家建议，各方应该给予理解和鼓励，关心引导“蹲族”群体，转变其观念、缓解其压力。
澎湃新闻一个公众号的文章说，这种自我放逐的“躺平学”在年轻人中流行，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它恰恰也构成一种抵抗的力量，对社会结构按原样继续稳定运转形成严峻挑战。然而，年轻人不管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都值得尊重。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从来都是相互的，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青年，社会给了年轻人怎样的预期，他们可以抵达怎样的未来，也决定着年轻人有怎样的心境。
显然，刚开始大家还是理性讨论，并呼吁对年轻人的这种心态理解。
但随着“躺平主义”回响越来越大，官方的态度也越来越严厉了。《光明日报》的文章称，“‘躺平族’显然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有很多不利。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等多方面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离不开青年的创造性贡献。相较于‘未富先老’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促成的客观趋势，‘未富先躺’这一现实问题带来的主观倾向同样需要引起我们警惕。”
新华社转发广东《南方日报》的文章，直接批判“躺平”了，文章说：在压力面前选择“躺平”不仅不正义，还是可耻的，这样的“毒鸡汤”没有任何价值。
随后，有官方媒体开始露出獠牙。湖北经视电视的评论直接说，你们“认命可以，躺平不行”。翻译成更简单的话吧，没错，这个社会确实不公平，你们认命吧，但不许躺平不干活。
显然，中宣部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他们会发出中央的宣传“精神”，然后经过官方媒体一致的同频共振，调门会越来越高。
但网友的评论很有意思。
一位网友说：不让发帖，不让讲话，不让聚会，不让信仰宗教，躺平也不行了？！
另一位说：韭菜一卧下来，嘿嘿，镰刀够不着了吧！
还有一位说：这是逼韭菜革命吗？
被新浪微博认证为媒体人、高级记者的“重庆新闻哥”在微博发文表示，躺平主义“就是韭菜们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也是最无声的无奈之举”。
这里的“韭菜”是指中国的底层民众。
大陆一位独立媒体评论员吴特对大纪元说，“‘躺平主义’明显反映出年轻一代对于自身前途和社会状况的绝望情绪，这显然让中共当局非常不安和难堪，因此要在官媒上发文批判。”
他还表示：“这种反抗很难起到改变社会状况的作用，如果真的搞出什么组织来发动一大批人集体躺平，又会被中共当局当作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
大陆法律人士许先生也告诉大纪元记者，中国人还是比较有奋斗精神的，“但是你付出努力却没有相应回报的时候必然会有一种对抗情绪，无论这是积极还是消极的。”
“年轻人躺平一方面有一种对抗情绪，另一方面，他承担的只是他自己。”许先生说，这种“躺平”只代表他个人，自己不消费、不奋斗，他有选择的空间。
我的看法是，躺平本来不是政治选择，消极反抗，其实也是消极躲避压力的另一种说法。逃避压力，是针对个人说的；消极反抗，非暴力不合作，则是从社会层面的说法。本来，这种“躺平”并不很“政治”，但如果官方一旦批判甚至镇压，它就非常非常地政治化了。
其实“躺平”不是中国大陆独有的，日本早有“草食男”、“宅男”的说法，也是不工作，在家啃老，不结婚不生子。更早，美国也有这种情况，早期的嬉皮，后来的朋克，都是类似的情形。
说起来，最新一届奥斯卡影片《无依之地》（Nomadland），女主角就是一个“躺平族”。丈夫死后，她抛弃住宅，不工作，不结婚，不定居，维持简单的生存水平，四处流浪，却自由自在。她不是找不到工作，在亚马逊工作两个月，就能还上五千美元的修车费，但她还完钱就继续流浪去了。她不想做金钱和工作的奴隶而已，选择了一种简单的生存方式。
说起来，这种躺平，其实人类社会一直都有。最早的躺平族，而且还写出书来的，应该是老子。他在《道德经》里面叫大家不要买贵重的物品，处下，忍辱，无为。老子的理想社会，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根本就是一个躺平社会。
基督耶稣、释迦牟尼也都是躺平族，借助“躺平正义”这个热帖的话说，“既然这片土地从没真实存在高举人主体性的思潮，那我可以自己制造给自己，躺平就是我的智者运动，只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
基督教和佛教，早期都是降低生活欲望，在静思反省当中重新找到自我，找到自我和宇宙或者是神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大陆各式各样的分析文章中，很多学者会提出另外一个词语，内卷。这是一个源于英文的社会学词语，Involution。通常，这个词用于描述一个生态或者社会系统不再升级，开始向内塌陷的状态。这个词用于中国大陆确实很贴切，因为内部竞争激烈，激烈到所有领域都白热化到零和游戏的阶段，最后大部分资源和能量都用于输赢，而不用于进步，整体效益反而越来越低了。
内卷说的是整体社会，而躺平是对一些个人的影响，前者是因，后者是果。中共最擅长的是倒果为因，不反思原因，却集中去解决结果。比如不解决病毒和疫情，而是解决得病的人，而且首先解决发现问题的人，解决提出警告的人。
我们说，躺平这种现象，所有的社会都会出现，只看程度而已。一个社会，如果大众大规模“躺平”，结果当然会是社会衰败下去。这是中共当局紧张着急的原因。《南方日报》说躺平可耻，可以理解，因为广东请不到工人了，工厂停工甚至关门，经济大受影响，大家都回家躺平了，没人工作卖命了。
但如何解决躺平的问题呢？中共这种共产党极权体制，恐怕拿不出太好的办法。共产专制体制，擅长解决短缺经济和突发危机，却不擅长应付过剩经济和社会大趋势。经济短缺的时候，可以用粮票进行限制购买，大家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活不下去的时候，它用招工指标来限制。但情况反过来的时候，集权制度办法就不多了。商品生产太多，卖不出去，总不能强迫大家去消费吧。同样地，如果很多人不想辛苦工作，认为没有太多前途，当局总不能破门入屋，抓人去工作吧。
所以当局只能用舆论引导和批判，斥之为“可耻”。但这种方法，恰恰对躺平族没有太大效果，因为“躺平”正是为了减少来自外界压力而选择的行动。他把耳朵塞住了，你声音再大也没什么用，是吧？
所以，躺平族拒绝当韭菜的这种反抗模式，比“台独”“港独”和其它政治运动对于极权体制而言，可能更加致命。
Sunday, 30 May 2021
我为祖国生二胎
这首歌的名字叫作——《我为祖国生二胎》。歌词是这样的：
多一人吃饭不过多一双筷
多养个孩子不过紧点口袋
再苦再累我也心甘情愿
我为祖国生二胎
生娃顺应新时代
根治独生子女病
人口素质高起来
我为祖国生二胎
生娃建功新时代
加快实现中国梦
中华民族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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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祖国生二胎? 你养吗？这帮狗屎就想要廉价劳动力。
党媒对美国开骂 自曝中共一大难题
5月28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了《疫情暴露伪人权》，此乃指摘美国民主的系列评论之一，作者引用美国极左派媒体的说法为例，下结论称：疫情在美“失控”，说明美国式民主不讲人道，美国一些政客无视基本人权。
全文流泄着对美国的仇恨，甚至以“跌破人类文明底线”加以抨击。不过，党媒忘了解释，为何这个如此“不人道”的国家最令中共官员及其家属向往。
事实上，但凡对美国社会状况有些了解的人士，都不会全盘照收。原因如下：第一，病毒源于武汉，殃及美国。中共当局隐瞒疫情在先，继而反诬美军散毒，还一度威胁将控制向美国输出医疗物品。这些行动正反映了中共当局的冷酷、自私，中共痛斥美国的那些话正适用于它自己。
第二，美国人口的基数大，去年很早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快速检测，加之相关部门不会如中共官方那样故意隐瞒信息，所以其公布的染疫数据高于中国。这并不等于说，中国的疫情没有美国严重，中共当局控疫做得好。
第三，美国最早开发出疫苗并免费开展接种，美国人民最早受益。
第四，从去年至今，美国政府的纾困计划直接救助大批受疫情影响、收入减少的民众。这些政策从提案到实施，整个过程都被媒体报导并置于多方监督和评议之下。
第五，有些州的州长等政要反对“一刀切”封锁行动，提前解封，而该州的防疫工作和经济发展不仅没有滞后，其表现反而优于一些选择封闭的州。
然而，以上事实一直被党媒所掩盖或回避。《人日》的挞伐是从中共的立场出发，为达目的而故意片面取证。这种泄愤是自说自话，遮盖了美国抗疫的全貌。中共胡乱放话，还想要代表“世人”，有多少人会买账？
党媒为何在此时对美国开骂？它的真正目的是想转移视线，缓解中共正面临的被动局面。
其一，近日，针对中共的病毒溯源之声浪再起，美方态度的变化尤其引人关注。
5月26日，拜登（Joe Biden）要求美国情报单位在三个月内发布报告，找寻新冠病毒来源的答案。他当天表示，美国情报机构正在分析两种理论，其中包括病毒自中国实验室外泄的可能性。
隔天，5月27日，美国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对新冠病毒（中共病毒）起源进行第二阶段的调查，要求让独立专家充分接触到中国的原始数据和样本。美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在一份声明中说，世卫组织的初步研究是“不充分和不确定的”。
要知道，中共最急于摆脱的，就是它和病毒的干系。因为只有甩掉源头这份责任，才能逃避追责和赔偿。所以，一年多来，中共接连甩锅，企图把罪名扣在美国、西班牙、印度等国的头上，它还操控所谓的世卫专家，令其与党配合、出台了一份特制的为中共洗白的报告。
如今，美国政界的高调呼吁，将带动更多国家政府和医疗专家行动起来，为寻找真相而做出更积极的努力。这对中共是一大打击。
其二，宏观而言，前总统川普执政四年期间，领军西方多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反共阵势。在经济、军事、外交、人权、文化宣传等层面，川普内阁对中共采取了遏制与反制，诸多举措皆收效明显。这种反共方向在美国的两党内获得普遍认同，因此直接影响到现任政府的对华施政。此外，美国的动作势必在全球发挥重要作用，将有助于全球反共浪潮的维持和推进。
中共此举一来是要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二来指望以此消减美国在此问题上对他国的影响力、对中共的震慑力。问题是，它能如愿吗？
美媒5月28日报导，一些共和党议员和民主党议员分别提出有关疫情的两项法案，“美国制造紧急准备法”提议建立一个9/11式的两党委员会来调查疫情起源。“国际疫情永不再发生预防法”的法案则呼吁剥夺中共和其它“故意在疫情上误导国际社会的国家”的主权豁免，允许疫情受害者家属起诉中共或相关国家。
英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大使曼利（Simon Manley）发出声明，呼吁世卫按照专家报告的建议，“进行及时、透明、以证据为基础、由专家主导的第二阶段调查，包括在中国进行研究。”
疫情溯源并未停止，更深入的调查将会展开，那是中共躲不开的噩梦。
中共高悬利剑 民企科技巨头噤若寒蝉
马云和阿里巴巴集团最近接连遭到中共当局的打压。令人关注的一件事是，他参与创办的湖畔大学招生被叫停，“大学”二字被摘掉，他本人也辞去校长职务。观察人士称，中共担心像阿里巴巴这样“巨无霸”公司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共构成威胁，因此打压民企科技巨头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已经出鞘，其导致的寒蝉效应，唯有通过民主宪政体制才能消除。
只剩下“湖畔”
“马云将卸任商业精英学校（湖畔大学）校长职务”。这是英国金融时报5月23日独家报道的标题。
这是马云在2019年9月10日卸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正式退休后辞掉的又一个引人关注的职务。仅仅在2018年3月，湖畔大学首任校长马云还信誓旦旦地说，“湖畔大学要办300年”！
5月13日，中国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等八部门下发关于规范“大学”、“学院”名称登记使用的意见，针对未经批准冒用“大学”、“学院”名称的乱象，进行全面清理整顿，并要求各相关部门在6个月内对违规使用“大学”、“学院”字样的，依法责令改正或予以查处。5月17日，湖畔大学官方微博账号便将“湖畔大学”改名为“湖畔创研中心”。
日前，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学校门口一块巨大横卧石头上的金色“湖畔大学”中的“大学”二字被工人用气焊枪清除。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微信公众号“侠客岛”5月21日发文称，湖畔大学虽挂着“大学”之名，又有许多名人加持，但实质上是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属于学历教育序列。“侠客岛”说，目前中国有1186家公司企业办的“大学”。
美国之音记者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湖畔大学的官方网站发现，该网页上所有“湖畔大学”中的“大学”二字都已被删掉，整个网站见不到“大学”二字。湖畔大学网站的“通用顶级域”是.com，而中国所有公办和民办大学网站最后结尾都是.edu.cn。
湖畔大学由柳传志、马云等9名企业家和著名学者于2015年1月26日共同发起创办，旨在发现并训练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但这所培养精英企业家的学校，在挂着“湖畔大学”的牌子招生、运作6年后，突然被迫去掉“大学”的“桂冠”，而且原定今年3月底开学的本年度新生入校注册也被有关部门叫停。所有这些不仅跟中国政府规范“大学”、“学院”名称登记使用有直接联系，更同“湖畔大学”的创始人之一、校长马云有密切关系。
叫板当局的后果
曾连续三年蝉联中国首富的马云，以及其创立的阿里巴巴集团最近一段时间备受关注。去年10月24日，在上海外滩金融高峰会上，马云曾批评中国银行界对贷款要抵押的“当铺思维”，并称“中国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因为中国金融基本上没有系统，而是中国缺乏金融系统的风险”，中国“缺乏健康、系统的金融风险”。
马云自称自己是个非专业人士，但他发表的是“专业看法”。马云的看法被认为同中国当局极力控制金融系统风险的举措背道而驰。
早在2019年2月22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针对中国金融领域中的乱象和问题强调，金融安全是中国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
在马云批评中国金融部门的监管问题一个多星期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管局四部门11月2日联合对蚂蚁集团实际控制人马云等三人进行监管约谈。转天，上海证交所发布公告称，原定11月5日蚂蚁集团总值340多亿美元的IPO（首次公开募股）暂缓上市。
此后，中国金融监管四部门于12月24日和今年4月12日又两度约谈蚂蚁集团有关人员，敦促蚂蚁集团正视其存在的严重问题，拟定整改方案等。
就在金融监管部门再次约谈蚂蚁集团之际，中国市场监管总局4月10日对阿里巴巴集团在网络零售平台实施“二选一”的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182.28亿元人民币的罚款。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违反“反垄断法”的罚款金额之大，在中国2008年8月1日施行反垄断法以来前所未有。
4月13日，市场监管总局、网信办和税务总局联合约谈了34家互联网平台企业，要求这些企业以阿里巴巴被重罚为警示，在一个月内全面自查、彻底整改。在此之前的3月12日，市场监管总局根据“反垄断法”的规定，对腾讯、百度、美团等12家互联网公司分别处以50万元罚款。
观察人士指出，马云，以及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接二连三地“走麦城”，被约谈、被重罚、停上市，这些被中国当局认为是所谓“有法可依”的行动显示，在民企力量不断壮大，特别是在事关国家经济稳定的金融领域，当局在加大遏制民企做大的力度。
中共铁的原则
美国国际商业投资顾问张洵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局出重手治理的金融领域事关中共权力的稳定，当局不会放任其自由、不被监管地发展。习近平上台后一直采取的手段就是收权，从去年开始这一拨收权就是在关乎国家重大利益的行业对私营企业进行限制，因为在中共看来，私人和私营企业掌握的权力和影响力，永远都是对其统治地位的威胁，因此当局要把方方面面绝对处于掌控之中。
他说：“中国当局对科技巨头的监管、打压，已经不是悬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了，这支剑已经出鞘，已经开刀了，包括马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共这种专制的体制对创造力的打压是必然的，是必然结果。”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当局对马云的打击，一个方面来自比较正常的专业管理。中国监管部门根据反垄断法作出这些决定时，既有合理的一面，但更多的是，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得监管部门不可能只从经济运行、国家金融或社会公平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其中一定穿插很多政治上的考虑。他说，在政治上，像阿里巴巴这样“巨无霸”公司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共构成威胁。
他说：“传统的共产党从建政开始以来，就有一条铁的原则，决不允许在社会上出现一支能够在全国制造一定有影响事件的、独立的、不受共产党控制的力量存在。”
王军涛认为，马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同习近平的独裁发生了冲突。他说，马云并没有挑战独裁，但以马云的影响力，如果他真的要讲一些反独裁的话，其影响力要比任志强更大。对于中共的专制者来说，由于其统治地位不具有合法性，因此当出现了像马云这样的一个人，就会评估这个人是否会成为其敌人，从而影响其执政的稳固。王军涛说，马云虽然是中共党员，但从骨子里是个自由主义者，不会喜欢共产党，会对习近平独裁构成威胁。
马云等9名企业家和著名学者创办的湖畔大学，在过去5年从总共11788报名人数中招收了254名学生，录取率约占2.15%。严格的入学条件，包括推荐人和保荐人制度，学员自身创业经历和资历等，都让这所民办学校充满了神秘感。尽管马云2017年曾经说，湖畔大学不是个圈子，而是一个学习场，但是人民日报旗下的“侠客岛公众号”却称类似湖畔大学这样的学校，“做的主要是资本联合的事”，“来上学的人，更多的是想如何进圈子、扩人脉、找资源”。
另一方面，有观察人士将湖畔大学同明朝时的“东林书院”类比，称“马云们”就像“东林党人”一样，通过办学培植和扩大人际网络，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结成利益集团，做大做强，而这些与中共的绝对领导，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东林书院是十七世纪明朝时的一个学术、讲学之地，定期举行公开讲坛，议论时政，针砭朝廷太监魏忠贤。与东林书院有关的先生和学生被政敌称作是“东林党人”。随着东林书院影响力越来越大，触犯到宦官的利益，遭到镇压。有分析认为， 东林党人的舆论影响加剧了朝廷的党派斗争，危及到朝廷的稳定和安危，催生了明末的农民起义，最终导致明朝的灭亡。
张洵说，他不认为在中共天朝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具有当年明朝封建士大夫的意识，而且也没有士大夫的骨气。他说，企业家们办大学，不过是附庸风雅，青史留名，在中共威权统治下，他们不敢，也没有胆量像东林党人那样挑战当今的“朝廷”。
他说：“只是说，他们走的方向，让统治集团觉得，他们是无法接受的。你们做生意就可能跟当局离心离德，现在居然弄出个大学来。任何大学，研究机构就一定会涉及一些突破常规的思维，一定会有一些被当局认为是‘异端邪说’的思想和言论。在目前这种政治环境下，当局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王军涛说，湖畔大学和东林书院不能相提并论，二者相差甚远。东林党人是一个跨政界、知识界，包括中央和地方势力的组织派别。湖畔大学还远远谈不上政治派别，当局更担心的是湖畔大学和马云的集结而形成的潜在威胁。
寒蝉效应
在中国当局监管审查加强的背景下，今年3月12日，蚂蚁集团CEO胡晓明宣布将卸任。3月17日，中国最大网购平台之一拼多多的创始人黄铮也宣布将辞去董事长一职。字节跳动5月20日宣布，创始人张一鸣将于今年底卸任首席执行官，退居二线。今年胡晓明51岁，黄铮41岁，张一鸣仅38岁。他们还远未达到一般公认的60岁退休年龄。
张洵说，这些人在仍然年富力强时纷纷卸下光环，远离聚光灯，让外界不禁担忧当局对马云、湖畔大学、蚂蚁集团、阿里巴巴的惩罚已经产生了“寒蝉效应”。
他说：“这不仅表明企业家们嗅到了这个寒蝉，而且你可以看到，统治当局也是的确加强了这方面的严控。你发表任何让他们感到不舒服的言论，都可以采取行动。这就是更加对寒蝉效应一种升级的行为。”
王军涛说，一般而言，中国企业家在政治上并不那么敏感，只有到了有人“被宰”，产生“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连带反应时，才会有一种共鸣。
他说：“中国自古以来，枪打出头鸟。所以，马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同行‘打’他的并不多，相反是共产党或者中国这个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不许人太出色。如果你太出色，即使你能风光一时，后来下场会很惨。”
中国当局打压民企的寒蝉效应也表现在美团创始人王兴5月6日在美团旗下社交平台“饭否”上引用的唐代诗人章碣的“焚书坑”。这首七绝诗以夸张手法，明叙暗议，揭示了焚书与亡国之间的关系，其中“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被认为意有所指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尽管王兴很快就删除了这首诗，但上海市当局还是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由约谈了美团高层。5月10日的美团股价也一度重挫9.8%。
网上有人把王兴的诗同马云外滩讲话相提并论，让人们不寒而栗，担心王兴未来是否将步马云的后尘，会受到当局的打压。
王军涛说，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美团等民企，之所以能做大到行业翘楚的规模，除了企业家的创新和努力外，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背后有各种利益集团和中共高层家族势力。他说，中国的任何事情，只要到了一定规模，全都会涉及到政治。在这个问题上，企业家必须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他说：“如果没有政治头脑，早晚会栽在政治上，而且会栽得很惨，不因为任何别的，就是因为你没有罪，但是‘怀璧其罪’，因为你到了规模了，却还没有政治上的‘觉悟’。”
王军涛说，中国只有建立民主宪政，企业家们才能有真正的安全，财产安全，人身安全。
曾经风光一时的湖畔大学，其核心的“大学”二字已不复存在，只落得个“湖畔”相伴。这个以志在培养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学堂，未来还能否存在，只能由时间来证明。
Saturday, 29 May 2021
同治陕甘回乱，造成近2000万人死亡
清朝咸丰年间，南方、西南陆续爆发了太平军、捻军、云南回乱，清军主力基本调往了南方镇压，关中防务空虚，陕甘回回趁机发动了武装叛乱。这场战争持续了12年，导致近2000万人死亡。
当时，陕西的回回约有200万左右，与汉民杂居一处。在回回较多的大荔、华州、临潼等县，时常会发生数千人的械斗。每当发生矛盾，双方常常不分是非，而只论是回人还是汉人。
这场战争的起因却源于回汉斗殴事件：
1862年4月，陕西渭南的几个回民在华州找汉人买竹竿，在交易中双方发生冲突，结果两个回民被当场打死。回民去官府告状，反而被喝斥。紧接着，渭南官绅张映兰、华州团练白祥生以抓太平军间谍为由杀了17个回民，并在两天后率团练夜间放火烧毁了回民聚居的秦家村。然后，大规模的武装暴乱就开始了。其实，即使不发生汉回打架致死的事件，暴乱也是早晚的事，只是矛头可能会首先对准陕西官府。因为当时有两个阿訇级的人物从云南杜文秀的起义部队来到了华县，这两人一个叫任武，一个叫郝明堂。两人来到华县之后，暗地里招募兵源、购买武器，是为最后的起事作准备。这才有了前面购买竹竿而打架的事。所以回人买竹竿就是为了做造反的武器，团练之所以火烧秦家村就是因为发现回民谋反的迹象。但这场祸乱确实起因于汉人。后来，负责平定这场叛乱的左宗棠说：“陕回之祸由于汉回构怨已久，起衅之故实由汉民。”
在任武和郝明堂的号召下，回民队伍迅速扩充到了5万多人。首先就是血洗了八女井，就是今天大荔县的八鱼镇。回军在打败了地方团练之后，开始屠村，八女井村顿时血流成河，万余人无一幸免。相邻的仓头镇平日回汉相处融洽，当羌白镇回民攻入时，当地回民还竭力保护汉人，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不过数日，渭南县的“沙南、渭北诸屯堡焚杀无遗”。接着，回军先后拿下渭南、高陵、华州、华阴等县，所到之处，生灵涂炭。于是，关中地区的回民很快响应，暴乱人数一下子达到了三、四十万之众。
陕西官府顿时慌了神，手上根本无兵可调，只好派团练大臣张芾去劝降。张芾是同治皇帝的老师，嘴皮子功夫很是了得。经过好言抚慰，双方谈判进行得很顺利，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意外：任武和郝明堂在张芾的轿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云：“秦不留回”。意思是说要把陕西回民全部杀光。
这一下回民的情绪又被煽动到了另一个高度。任武、郝明堂等人立刻拘禁了张芾，严刑拷问，逼迫张芾承认“朝廷欲杀回民”这件事情。张芾刚开始嘴硬，撑了没两日，就被屈打成招，认了这个事情。一周后，张老师被回民斩首示众。这张纸条是自然是任武、郝明堂故意栽赃的。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任武连畜生都不如，为了鼓舞回民，他在杀了张芾以后，亲手杀死了自己的老母、妻子和孩子，以表示再无回头之意。
第二天，任武和郝明堂召开了一个高级别的会议，明确了行动纲要，就是要建一个小白帽国。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回军一下达到了三十万的规模，共编为十八营，编了战斗序列。这时，一个更为残忍的刽子手——白彦虎登场了，他被推举为回军元帅。白彦虎不识字，但杀人最多。他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北京度过的。他父亲是个官府小吏，兄长白彦龙是武举人。后来白彦虎返回陕西，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参加了清军。第二年，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准备攻入陕西，清政府组织“回勇”进行围堵，结果这些回勇不遣自散，白彦虎也因此脱离了清军，转而参加了回军。
回军开始传帖杀人。有一个回民老师看到“杀汉帖”之后，大惊失色，立刻报告了知县。知县立即关闭了大门，一城百姓才免遭涂炭。
慈禧太后急命钦差大臣胜保率军入陕平乱。胜保这货打仗不行，为祸百姓很在行，于是被慈禧太后赐死。改授多隆阿为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
多隆阿是一位虎胆将军。1863年2月率部入陕后，连同胜保等部共2万余人，迅速攻占了王阁村、羌白镇两个回军重要据点。多隆阿杀起回民来也不含糊，无论老幼男女，一概格杀！于是回民也遭受了汉民同样的遭遇。9月初，多隆阿到达西安，实施“剿抚”政策，个别回军首领开始投降。10月13日，攻占高陵县城。随后，分派陕西提督雷正绾和总兵曹克忠各率一军共守咸阳，截断回军西退之路，他亲率主力从高陵渡泾水进逼苏家沟回军据点。多隆阿利用马队将回军分割击败，连占苏家沟和渭城两地，回军伤亡惨重。不久，凤翔、邠州也被清军占领，回军开始向陇东董志塬地区撤退。自此，第一阶段回乱结束。共造成陕西500万百姓被杀，其中汉人280万，回民185万。
可惜的是，多隆阿在进攻盩厔的蓝大顺起义军时，遭流弹击中，伤重不治。多地百姓建祠祭祀。
白彦虎率领的回军一路退，一路杀，在甘肃地区33次屠杀中，有29次有他参与。
1864年10月，白彦虎在屠杀了合水的汉人之后，进攻陕北，打算烧毁黄帝陵，当时陕北农民起义军董福祥得到消息后，立刻进行阻击，打溃了回军。后来，董福祥就把自己的农民军布置在黄帝陵四周进行保护。
此后，在陕西为乱的主要是捻军。
1866年，左宗棠受命西征，率12万湘军进入陕西。经过2年的苦战，终于在1868年11月解放了陕西全境。左宗棠很欣赏董福祥，就收服了董福祥。
1869年，白彦虎再度派人烧黄帝陵，被北路清军再次击退。白彦虎不但想毁黄帝陵，而且计划摧毁华山的道观建筑群，强迫汉人信奉小白帽教。
陕西回乱之后，甘肃回民纷纷响应，不到四年时间，除了省城兰州和少数几个城市外，差不多整个甘肃都被回军占领。当时甘肃有四个回军重镇：一是宁夏马化龙的金积堡；一是马占鳌的河州地区；一是马文义、马桂源和马本源的西宁地区；一是马文禄的肃州地区。
白彦虎将十八大营回军改为四大营，他仍为元帅。在清军攻陷董志塬后，白彦虎等人率五十万回军北上宁夏的金积堡，依附马化龙。在此期间，大量汉人又被屠杀，仅在狄道州和靖远，马化龙部就杀了20余万汉人。
开始，左宗棠大军平叛进行得并不顺利，马化龙盘踞的金积堡堡垒密集，易守难攻。从1869年9月进攻开始，进展缓慢，主帅刘松山在1870年2月14日中弹身亡。朝廷准备派李鸿章接替左宗棠。所幸刘松山的侄子刘锦棠非常勇猛，在接替了叔叔的职务后，在李鸿章到达陕西之前战局已经大为改观。刘锦棠率部在1870年9月完成了对金积堡的合围，这时白彦虎已经率部溜回河州。1871年1月，马化龙出堡投降。马化龙及亲属、亲信1800多人被杀，其余34000人被迁往其他地方安置。
金积堡战役之后，还有河州、西宁和肃州未被攻克。不久，河州回军马占鳌投降。刘锦棠历经大小50余战拿下了西宁。肃州之战则从1869年12月一直打到1873年10月，才取得胜利，马文禄等近6000名叛乱回民被处决，剩余的被迁往其他地方安置。自此，甘肃回乱才平息。
甘肃的死亡人数远远高于陕西。总人口减少了1455.5万，其中回民约占355万到555万，汉人约占900万到1100万。
而白彦虎在1873年3月就率部撤至新疆哈密，与维吾尔族头目玉素皮联合，攻占了哈密王城。将哈密王迈哈默特之母至吐鲁番，投靠了占据新疆的外来侵略者阿古柏。
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后，白颜虎率残部逃到了沙俄境内，后死于托呼玛克，终年五十三岁。
他带去叛匪残部，就是现在东干人的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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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回基本上是可恶之徒。
余杰：《經濟學人》何以淪為中共的大外宣工具？
《經濟學人》向來被視為具有權威地位的嚴肅媒體，學術上淵源於芝加哥學派。然而，一涉及到中國，它立即顯得極度無知、愚鈍和綏靖主義，變成了實實在在的中國派。這兩篇文章充滿常識性錯誤，並不需要受過多麼高深的國際關係方面的專業訓練，就能輕易駁斥其論據和論點。
二零二一年四月末的一期《經濟學人》，以台灣雷達圖為封面，左有中共五星旗、右有美國星條旗，並有軍艦、軍機光點，稱這是「地球上最危險地區」，指台海若爆發戰爭將成災難，美、中須極力避免。
這篇文章大大誇大了中國的國家實力和經濟實力。文章指出，過去五年來，中國製造九十艘大型船艦與潛艦，是美國在西太平洋部署的四到五倍。中國每年生產超過百架戰鬥機，發展太空武器以及精密導彈，射程涵蓋台灣，以及美國在日本、南韓與關島的基地。文章更是故作驚人之語："誰也不知道習近平真正意圖，也不知道他和繼任者未來的行動。中國可能會耐心耗盡，習近平的胃口可能變大，尤其是如果他想要統一台灣替自己錦上添花。"
這不是《經濟學人》第一次為中國張目並唱衰台灣。二零一二年二月，該媒體即發表一篇題為《只要成本可接受，中國必定犯台》的文章。文章指出，對中國而言，併吞台灣不只是為了終結毛澤東未了的內戰，更是要讓世界看見，美國領頭的時代已經結束。"如果有朝一日，習近平以征服者之姿搭上飄著五星旗的武裝禮車，穿越台北街頭，他將因終結毛澤東一九四九年未完的內戰，奠定自己在共產黨內不朽的地位。"文章更是質疑美國無法像冷戰時代那樣建立一個反共的聯盟："現況與冷戰時期不同，西柏林的存續對美國與其他北約國家而言至關重要，符合他們想阻斷蘇聯滲透的目標。但重點在於當時的蘇聯經濟實力極弱。現在，美國與地區盟友，對於是否值得為了台灣，激怒最大的貿易夥伴，仍沒有共識。"這種文章，咋一看還以為是《人民日報》的社論。
《經濟學人》向來被視為具有權威地位的嚴肅媒體，學術上淵源於芝加哥學派。然而，一涉及到中國，它立即顯得極度無知、愚鈍和綏靖主義，變成了實實在在的中國派。這兩篇文章充滿常識性錯誤，並不需要受過多麼高深的國際關係方面的專業訓練，就能輕易駁斥其論據和論點。
首先，國家實力和軍事實力不能單單以量來衡量，比量更重要的是質。自清帝國初年以來，其國民生產總值長期位居世界第一，一度佔全球的四分之一，但此龐大的體量卻無法掩飾清帝國在盛世中的危機，以及錯失工業革命之後，其生產力與西方之間越來越大的差距。清帝國晚期建立的北洋艦隊看上去不可一世，《美國海軍年鑒》按照艦船噸位為標準，將北洋水師排名世界第九、亞洲第一。然而，在甲午海戰中，排名靠後的日本海軍卻一戰成名，北洋海軍全軍覆沒。
其次，今天中國的經濟規模固然比當年的蘇聯大，但科技特別是軍事實力，如核武器、海軍、空軍、導彈、航天等領域卻遠遠比不上蘇聯。中國的所謂航母，第一艘是從烏克蘭購買的一艘上世紀八十年代未完成的空殼，第二艘是以此為模型仿照的山寨贗品，行駛在海上濃煙滾滾（可能是柴油为动力，还做不到核动力，所以濃煙滾滾），被民眾諷刺為活靶子。美軍一艘驅逐艦貼身監控，乃至混入中國的航母編隊，中方卻渾然不覺。事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譴責美方"欺人太甚"。這種軍隊真有攻佔台灣的軍事實力嗎？
再次，中國用商業利益在西方鎖定不少代理人，但一旦中美真的翻臉，能有多少代理人會始終站在中國一邊呢？到了必須選邊站時，那些"過於聰明"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必定會跟中國割席。實際上，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一點上，中國比當年的蘇聯還不如：蘇聯至少還控制了一個以東歐各國為主的共產國家集團，而中國在國際社會沒有一個真朋友，連北韓都不是中國的朋友。所以，中國若打台灣，就是與全世界為敵，那時中國面對的就不僅僅是八國聯軍了。
《經濟學人》的文章最惡劣之處就是，它隱然譴責台灣是"麻煩製造者"，卻對中國破壞台海和平的種種惡劣行徑不置一詞。這就好像在說，一位女子長得實在太漂亮了，有很多歹徒想要強暴她，所以這個美女是危險的源頭，導致整個區域的社會治安都不好。這不是為虎作倀，什麼才是為虎作倀？
最危險的不是台灣——台灣有七成以上年輕人願意為捍衛台灣的獨立與自由而戰，最危險的是《經濟學人》自己——它被中國收買、招安和鎖定卻不自知，一百七十八年的聲譽毀於一旦。
《經濟學人》早已是"拿人錢財，與人消災"
《經濟學人》是全球唯一標榜廣告與編輯部門分開、自豪文章不業配的媒體。在不涉及中國時，他們或許能嚴守此一準則，但在面對中國的銀彈乃至金蛋攻勢時，他們卻迷惘和屈從了。有人戲謔地評論說，《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應當改名為：E-Communist——只是改幾個字母而已，易如反掌。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三日，位於英國的國際援藏團體"自由西藏"（Free Tibet）發佈消息說，在該組織與國際西藏網路（International Tibet Network）的倡議下，《經濟學人》近日撤下了由中共當局付費的政治宣傳廣告。
"自由西藏"指出，中共的英文宣傳刊物《北京週報》從兩年前開始在《經濟學人》雜誌刊登名為"中國焦點"的廣告，其內容包括中國快速發展、武漢新冠病毒防疫成就，以及"一帶一路"項目的政治化宣傳。這種廣告插頁跟那些讀者一眼就能看出來的奢侈品廣告不同，既沒有寶馬香車、沙灘陽光，也沒有醇酒美人、霓裳羽衣舞，其文章和配圖，全部與正文一模一樣，讀者稍不留心，就會誤認為是雜誌正文，代表雜誌官方立場。
《經濟學人》當然可以辯解說，這是廣告——雜誌刊登任何國家、公司、組織、個體提供的廣告，都只是一種簡單的商業行為。但是，若將中共政權置換成納粹（中共本質上跟納粹是一樣的），《經濟學人》敢於刊登戈培爾親自撰寫的申明"第三帝國境內沒有集中營"的廣告嗎？《經濟學人》敢於明目張膽地指責是捷克或波蘭的存在才催生了納粹德國的狼子野心嗎？
《經濟學人》不僅拿中國政府的錢，還拿中國政府控制的、代表中國"硬實力"的公司企業的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華為。《經濟學人》以研究和評論經濟事務為其長項，其撰稿人中有不少研究中國經濟的頂級學者和智庫，不可能不知道華為並非一家西方自由市場經濟環境下的私營公司——華為不是微軟、谷歌、臉書、蘋果（這些公司經常與本國政府作對），華為是由中國政府和解放軍支持和扶持的、偽裝成私人企業的央企和國企。若非如此，中國政府怎麼會以舉國之力介入孟晚舟案件，甚至不惜使出綁匪手段，逮捕兩名加拿大前外交官和商人，企圖以此展開"人質外交"？然而，因為華為拿出金山銀山一般豐厚的廣告和公關費用，《經濟學人》便對華為與中國政府和解放軍的關係視而不見，欣欣然地充當其化妝師。
據美國保守派媒體「華盛頓自由燈塔」（Washington Free Beacon）日披露，《經濟學人》經常在報導中協助打造華為正面形象，並建議華為如何應對西方各國質疑，卻始終沒有公開雙方將近十年、利益豐碩的商業關係。
華為從二○一二年起開始委託《經濟學人》旗下「經濟學人智庫」（EIU），協助推進其企業政策，並轉移西方國家對其網路安全的疑慮。經濟學人曾以「誰在害怕華為？」為封面故事，指稱華為崛起引發網路滲透疑慮，但各國不應以"科技民族主義"加以回應。
華為利用《經濟學人》的全球聲望，投放大量紙本和數位廣告，試圖洗白其與中國政府之間的模糊關係，並將自己塑造成世界主義的倡導者。《經濟學人》的網站上赫然出現由華為出資的影片廣告，談及武漢肺炎對全球化的衝擊，為中國政府洗地。
《經濟學人》也多次指派編輯、記者參與華為主辦的全球論壇，甚至在這些活動上擔任主持，讓這些論壇更易被認可。這完全違背了媒體應當保持客觀中立的原則。在二零一二至二零一八年間，《經濟學人》至少發表七篇由華為贊助的報導（不是廣告），對華為大唱讚歌。EIU曾於二零一二年針對英國寬頻網路未來發展提出若干建議，華為隨後將此宣傳成「（建議）獲英國政府考慮採納」。
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外交政策專家賈迪納（Nile Gardiner）指出，《經濟學人》與華為的關係，僅是華為影響英國和歐洲輿論的一環，「某些歐洲媒體和企業竟選擇與中國共產黨控制的企業合作，非常令人失望。」
《經濟學人》趕緊將總部從倫敦搬到北京
近年來，《經濟學人》已成為西方媒體"擁抱熊貓派"的領跑者。當然，《經濟學人》也常常刊登一些批評中國的文章，比如數年前曾將劉曉波作為封面人物——將一位不是經濟學家和政治領袖的、獄中的人權活動人士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作為封面人物，需要一定的勇氣。《經濟學人》也偶爾點名批評習近平及中共大小官員。
然而，批評歸批評，這些小罵大幫忙的批評，絲毫沒有妨礙《經濟學人》認為中國即將超過美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最富庶的國家，成為人類的"流著奶與蜜之地"。比如，十年前，《經濟學人》在一篇長文中預測，中國的GDP將在二零一八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這篇文章"在進行更為廣泛的分析後"發現，在二十一個不同的測評指標中，中國已有超過半數指標趕上了美國，包括製造業產值、出口、固定投資，其他領域也將很快趕超美國。例如，在二零一四年，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進口國，且零售額也會在全球排名第一。該文提供的數據資料顯示，在過去的十年裡，中國GDP增速的年度均值為10.5%，而美國為1.6%，中國和美國的十年通脹增速均值分別為4.3%和2.2%。因此，文章對未來十年最佳的預測是，中國的GDP增速的年率為7.75%，而美國為2.5%，中國和美國的通脹率分別為4%和1.5%，人民幣的年度升值幅度為3%。"那麼將這些指標帶入計算後得知，在2018年，中國將超過美國。"
結果如何呢？從胡錦濤時代末期開始，中國放棄了GDP增長"保八"的目標，官方公佈的GDP增長數據不斷下調。有學者指出，近年來，中國的GDP實際上呈現負增長態勢。如果《經濟學人》真的擁有一流的研究水準，不會不知道中共的數據存在大量的造假、摻水——就連中國總理李克強都哀歎，不能相信地方政府及中央的統計部門提供的各類數據；然而，《經濟學人》卻連篇累牘地刊登此類將結論和預言建立在虛假數據之上的文章。直到二零二一年，中國的經濟總量仍然沒有超過美國，《經濟學人》卻沒有為當年的錯誤報道作出更正和致歉，仿佛根本沒有發表過那篇弱智文章一樣。
《經濟學人》繼續在錯誤的方向上奪命狂奔，就如同吸毒一般，中國就是它的毒品。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五日，《經濟學人》刊文評論"中國新經濟"，認為"中國經濟對新冠疫情的抵抗力比西方強大得多"，其論據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中國經濟二零二零年將增長1%，而美國則是下降8％。深圳股票市場是今年全世界表現最好的股票市場，而不是紐約。
文章指出，中國的新經濟模式具有三個要素。首先，嚴格控制經濟週期和債務機制。第二個要素是效率更高的國家行政機器，中國已打造了一個能快速滿足商業需要的商法體系。第三個要素是模糊國有企業與私營企業之間的界限。國有企業被迫提升效益並允許私人投資者投資。因此，貿易戰和疫情的雙重打擊也沒有引發金融危機。國有企業的生產效率正在緩慢攀升，外國投資者的資金正湧入新一代的中國科技企業。文章的結論是："中國十四萬億規模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實力雄厚，絕不是靠做白日夢就能抹去的。現在是時候丟掉這種幻想了。"
這篇文章的分析論述跟中國的現實脫節——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早已越過了紅線，中國政府根本不是依法治國，"國進民退"愈演愈烈，國有企業更是病入膏肓。這篇文章對中國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的讚美更是完全違背了米塞斯和海耶克等"奧地利學派-芝加哥學派"的大師們的論述。國家資本主義從來不可能帶來經濟的穩定發展和人民的繁榮富足，獨裁專制的政治也永遠不可能為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過去一度在經濟增長上表現得比西方民主國家好的納粹德國和蘇聯，很快就難掩頹勢，不得不用戰爭和政治運動來掩飾其經濟模式的失敗。與之相似，走在"通往奴役之路"上的中國，絕對不是人類的希望所在。
如果《經濟學人》的股東和主編們真的相信此類文章的結論，不妨將其總部從倫敦搬到北京——或許中宣部會免費為之提供豪華的辦公場所，並源源不斷地提供大外宣經費。祝福《經濟學人》，從此擁有"學而優則仕"的幸福人生。
何兆武的回忆中，有我们从没见过的时代
祖籍湖南的何兆武先生，1921年9月出生于北京，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28岁才上大学），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哲学、外文系。1949年后，何兆武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何兆武先生的历史研究著作有《中国思想发展史》等，译著代表作有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
2006年，何兆武推出口述史《上学记》。文史学者刘超曾评价称，"这部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随笔，一经推出即受到多方瞩目，除了让人了解民国教育及一代学人的成长历程外，也让人们反思当下教育的种种困境。"
为了纪念这位敢说真话的学界老前辈，"闻道不分朝夕"今天特别刊发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现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特聘资深教授的葛兆光为何兆武先生《上学记》所写的序言（略有删节）。
这次，看到何先生口述他求学经历的《上学记》出来，不知为什么，想起两年前的夏天，那时我父亲还没有过世，在病榻上，很少谈起甚至好像有些忌讳谈起往事的父亲，望着天花板，突然给我讲起了他往年的经历，断断续续讲了一整天...... 何先生和我父亲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执著地追求国家富强和相信普遍真理，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真的是和我们不同，有点儿像精卫填海，也有点儿像飞蛾投灯。 现在，看到何先生讲述他从北京的师大附中，到云南的西南联大，再回到北京的"革大"，仿佛那一天和我父亲的谈话仍在继续。 那是一个我们没有见过的时代 慢慢地阅读《上学记》，好像随何先生重新行走在那个时代的历史之路上。这个历史之路好像很熟悉，又好像很陌生。 之所以熟悉，是因为它千百次地出现在我们各种的历史书里。何先生求学的时代，正是中国最痛苦的时代，"五四"退潮后，一连串的战争把中国变成一个杀戮场。杜甫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可是，那个时候的烽火岂止是连三月，简直是连了几十年。 不过，这个烽火岁月是我们的历史记忆和历史叙述筛选后的简明大纲，可历史并不仅仅是"大纲"，正像何先生评论西南联大历史书的编纂一样，有时候历史被写得就像"注册组的报告"，让我们看不到真正的生活。 其实在生活世界里，毕竟不仅仅有烽火和杀戮，因此，当我们随着这些亲历历史的长者进入细节，历史便好像变得陌生起来，仿佛另有一个我们没有见过的时代。 在何先生的往事记忆中，不仅有北京的"五色旗变成青天白日满地红"，有"一二九"那一年多雪的冬天，有北平中学里的尊孔读经和白话教育之争，有那个时代中学生"无事乱翻书"的愉快，还有短暂平安时期看西洋电影的震撼。 那时，他有读《莎氏乐府本事》《格列佛游记》的时候，还有"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的时候，还有自由选修诸如郑天挺、陈福田、沈从文、钱钟书那些风格各异课程的时候......
这些只是历史的细节，可是唯有那些细节，能让你更加理解历史的脉络和轮廓。 这份口述历史之所以对我们很重要，还因为有很多已经进入历史的人物，随着何先生的回忆，又从历史里面走了出来。 他的记忆中有一团热情的闻一多、有战国策派雷海宗、历史学家吴晗、有哲学史家冯友兰、逻辑学家金岳霖，有"中国通温德，白俄噶邦福"、有化学家兼教育家曾昭抡，还有他看到的和大多数人印象不同的殷海光，更有他一生都引以为荣的朋友王浩。 这些我们文史领域中人耳熟能详的学者，就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为我们重构了那一代学术和文化的历史，也为我们重建了何先生求学时代的文化环境，让我们知道何先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中成为知识分子的。 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幸福" 何先生在和朋友王浩的谈话中，说到"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把幸福看成是追求理性的超越和超越的理性。 在这本《上学记》中，何先生多次表示，个人的幸福和整个社会的幸福是密切相关的。 我想，对于理性始终的追求和对于社会始终的责任，也许是我们同情地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关键。
生在中国已经不再是天朝大国，而是积衰积弱的时代，何先生他们那一代人在战乱中一边上学，一边观察社会，上学也许既是一个学知识，成为有技术的专业人员的过程，可也是一个成为有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的过程。 那个时代对民族命运的普遍焦虑，现实的危机，他们这些知识分子自然把追求国家富强当作自己的理想，把建设科学理性当作自己的目标，把民族的整体崛起看作个人幸福的基础…… 有人说，自从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整个地向西转了，是西风压倒东风，所以知识分子的主要倾向就是"西化"。 这个理解可能太简单，应该看到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知识分子以向西方"现代性"看齐的方式，反过来以西方的自由、民主和科学的诉求，追寻民族和国家自立和富强的愿景，在"世界主义"的外衣下，凸现着一种曾经被称作是"民族主义"的感情。
这就是我常常说的，以世界主义的面目成就民族主义，以民族主义目标接受世界主义。 虽然这种纠缠的心情，有时候会被看成是"救亡压倒启蒙"，但是，因为救亡是追求富强，依靠的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和科学，所以，启蒙和救亡始终是一体两面。
因此在中国，知识分子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追随那些可以拯救国家、导致富强的大潮流，特别是在外敌压境的危机中。
何先生说："人类总有一些价值是永恒的、普世的，不能以强调自己的特色来抹杀普遍的价值。中国有没有特色？有特色，但是这特色你不必强调"。
现在，流行时尚是批判普遍性，质疑源自西方的民主、科学和自由，似乎要特立独行，鄙视遵守规则……但是在现代中国历史中，我们却需要理解和尊重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所谓普遍真理和永恒价值的选择。 对国家（不是政府）的忠诚，对政治（不是政党）的疏离，看起来冲突，实际上统一，我相信这就是那一代中国有立场的知识分子。 并不是有专业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的立场？
关于这一话题，现在讨论的著作已经很多了，不过书本常常只是一些理论，并不好拿它来截长续短、按图索骥。特别是像何先生那一代中国读书人，身处万方多难的社会中，成为一个有立场的知识分子，好像并不如书本上说的那么简单。 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说，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应当是"局外人"，认为他需要的是"反对的精神，而不是调适精神"。 在中国现实中，这话也许只对一半，因为在那种精神紧张和生存危机中，人们无法不向往一个光明的未来和富强的国家，他们无法成为"局外人"，也不可能仅仅是"反对"。
何先生那一代人，追随着"五四"时代的精神，把民主、自由和科学当作矢志不渝的追求，把国家整体的富强当作永恒的理想，这是超越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基础。
风度与修养：现在还需要绅士吗？ 2001年，清华大学曾经试图为何先生举办一个八十寿辰庆祝会，邀请了一些人来座谈，何先生一直婉拒，理由是他不是大人物，不配开颂寿会，也不配出纪念集。 也许，有的人以为这只是做做谦让的姿态，但是那天早上，他的学生彭刚去接他，他却把家门锁上，一人飘然离开。我参加过很多次大大小小的祝寿会，而这次主角缺席的祝寿会，却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 我认识的何先生，始终谦和而从容，在大家谈兴很高的时候，他会笑眯眯地在旁边听着，如果话音稍停，他也会很高兴地说上两句，绝不让大家扫兴。
说起来，他也是著作和译作等身，我们这一代人对于西方历史和思想的理解，多少都得益于他的翻译和介绍，但他却始终处世很低调。 我常常在想，人怎样才能像何先生那样有修养，"修养"这个词，其实翻过来说就是"文明"。 按照一种说法，文明就是人们越来越懂得遵照一种规则生活，因为这种规则，人对自我和欲望有所节制，对他人和社会有所尊重。
但是，仅仅懂规矩是不够的，他又必须有超越此上的精神和乐趣，使他表现出一种不落俗套的气质。
我近来越来越感到，这种精神生活需要从小开始，让它成为心底的基石，而不是到了成年以后，再经由一阵风似的恶补，贴在脸面上挂作招牌。 爱德华·席尔斯在《传统》里面曾经说道，"何谓传统？凡是代代相传的事物、信念、形象、行为和制度都是传统，自觉性的高低是次要问题，但必须通过三代（时间的长短不拘），也就是通过两传才能成为传统"。 我不知道那种从容、自省和乐观的气质，是不是也需要两三代家庭的熏陶和从小浸染才能够获得，但是这种近乎贵族气质的传统，在现在这个变动不居、关系万千重的社会中，似乎是越来越难以见到了。 古代中国经常的改朝换代，近代中国太多的底层革命，使得气度好像成了虚伪，风度可能是无能的别名。
非得"幸分一杯羹"才能成为胜者，不顾孤儿寡母才能黄袍加身，"我是流氓我怕谁"才无往不利，"千万别把我当人"倒成了可夸耀的名言。 世事对何先生这样的人未必公平，社会对有修养的传统也不见得接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人心中是绝对政治正确的口号。这是很可悲的。
那份从容和宽厚，不仅在"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古代没法延续，在"你方唱罢我登场"、"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现代，还能够不受世事的冲击而继承下来吗？
不知为什么这让我有一种奇怪的联想，如果说，《资治通鉴》记载的是古代中国的整体历史，而在拿着《资治通鉴》的何先生身上，却是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具体历史，在这个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整体历史和具体历史之间，该有多少故事？ 走出医院，我又一次想起了《上学记》里面的一段话："'二战'的时候，我们真诚地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光明的、美好的世界，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世界，一个繁荣富足的世界，好像对这些完全没有疑问。"
这是一个追求理性和光明的知识分子一生的信念吗？这种信念是否就是支持他一生乐观对己和善意待人的基础呢？
《上学记》是何兆武先生前半生的经历回响，也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像的呈现，还是一部特殊的中国近现代史。
它与我们在学校里所学历史有着相同的脉络和重点，但诠释却不尽相同。学校的读本是粗略的、遥远的、冷漠的、政治的；而《上学记》则是细节的、亲近的、热忱的、充满着作者的思考与态度，值得信任。 而且，作为国内顶尖的历史哲学大家，何兆武先生对岁月的思考无疑是深刻的。我们能通过《上学记》获得的，不仅是一份"从没有见过的时代记录"，更是一个资深思想者的理路。 我们对世界和社会的疑惑，亦曾是何先生的疑惑，我们对生活和命运的遗憾，亦曾是何先生的遗憾。我们阅读的是何先生的经历，解答的却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所以，"闻道不分朝夕"要诚意推荐"百岁学者"何兆武先生这本《上学记》。本书甫一出版，即获好评如潮，与齐邦媛的《巨流河》、王鼎钧的"回忆四部曲"齐名，被并称为"海峡两岸知识人的必读书"。
何先生昨日驾鹤西去，这本书无疑成了他留在人世间的绝笔之作，其珍贵与难得毋庸置疑。感兴趣的书友请长按下图识码，一键收藏。
Friday, 28 May 2021
中国网络意识形态的现状与隐忧(五毛党文章）
摘要：随着冷战的加深和意识形态对抗的加剧，互联网作为最重要的舆论阵地，无疑具有重大的政治价值。互联网不仅仅反映了中国新生代年轻人的心态，也预言了未来需要面对的问题。所以，从国家安全角度看，对国内互联网舆论的意识形态变化做出准确判断和预估，具有相当的意义。
说起来，笔者近来阅览了不少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的论述，但大多偏理论化。当前的内外形势需要更为实际的论述，今天，笔者作为一个曾经的行业人员，结合过往，简单讲述一下当前中国的网络意识形态变化，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隐忧，仅供参考，希望有所助益。两大矛盾的突出对网络意识形态的影响
尽管海内外很多人过于强调官方在网络意识形态变化中的作用，但实际上，跟历史上所有民间重大意识形态的变化一样，除了国家的有效引导，真正对社会舆情起主要作用的，乃是大环境的变化和代际认知的变迁，中国网络意识形态的近些年变化同样如此。
笔者作为曾经的行业人员，对中国网络舆情的关注历来极为关注，从2015年以来，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离不开两种关键性的因素。
第一种因素，乃是外部因素。
即中西方关系自2015年底以来的不断恶化(共匪的好日子要到头了），这种恶化从美军战舰2015年底进入南海岛礁12海里以内开始，经历了2016年南海仲裁、2018年贸易战、2019年HK风暴、2020年疫情对抗和2021年新冲突等，每次冲突都使得中美民间互相观感急速恶化。
1931年中日关系急速恶化后，曾经在辛亥时代风盛一时的大亚细亚主义在中国迅速衰败，那时候的国民党要员如汪精卫等很多同盟会元老，作为坚定认同亚细亚主义的忠实信徒，他们对中日开战是非常痛苦的，很多人接受不了这种结局，甚至选择是投敌加入伪政府——而亚细亚主义在抗战中的消亡，更使得其几乎被中国人完全遗忘了。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急速恶化，在曾经对苏联极度仰慕的部分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造成了巨大的思想震动。
第二种因素，乃是代际认知分化或者说代际矛盾
相比于外部因素，中国社会的代际认知分化，同样对网络意识形态造成了深远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代的中国人受惠于开放和市场带来的好处，尤其是知识青年，更是如此。60后、70后大学生毕业后，很快以较低的成本在城市定居，过上了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他们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规则认同度是非常高的，这一代高知人群很难理解任何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反感情绪。
这种心态大致一直持续到80后左右，但到了90后年轻人中，则发生了真正的变化，至少相当一部分90后知识青年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认知与前辈不同。我们很难理清变化的时点，但新一代年轻人对市场经济规则的看法确实是负面的，至少比前辈更不好。最明显的迹象，就是中国新一代知识青年尤其是小镇迁居到大城市工作的知识青年，在经济上更崇尚财富平等而非自由竞争，对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合理性的看法更加复杂化，甚至偏负面。
60后、70后往往很难理解90后、00后的认知，因为在他们眼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曾带给他们相当明显的地位提升和财富增加，他们不可能理解相当一部分新生代为何会反感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
但是，假若一个人真正经历过当前大部分90后知识青年的工作生活，就会真正理解变化的原因何在。
1、相比于对自由和权利的渴望，新生代年轻人更能感受到市场经济对他们的“压迫”——这实际上是中国自由主义衰败的另一个原因，他们在经济政策上固执的自由主义坚持遭到越来越多新生代年轻人的反感。
譬如，我以前曾经在一个媒体公司工作，刚开始一个月薪水是税前4800，税后3000多，后来上涨到税前6000，税后4900，最高时达到税前8000，税后6000左右。租房每月花费是2000元，吃饭花费每月也是2000左右，一个月省吃俭用，结余1000-2500左右，一年满打满算存留3万元，这点钱若是想在大城市买房是不可能承担的。
说起来，80后小镇青年毕业时，买房压力还不是非常大，至少是可以实现的，房价至少不是特别夸张，但90后小镇青年毕业后，房价基本就上冲到他们不可能承担的地步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很多人一定会问，90后年轻人不可以回老家找工作吗？实际上，确实很难，我自己就曾经尝试过回老家找工作，但最终发现这并不合适。
因为越来越普遍的产业集中，三四线老家没有什么靠谱的工作，私人企业收入一般很难超过3000，地方国有企业进去非常困难，事实上，只有考公务员才行。我当年回老家后就是试过很多办法，但最终还是去外地乡镇当公务员去了，这是亲身体会，感受最深——三线城市真的很难有好的工作机会。
事实上，我过去工作过的媒体企业还是非常人道的，至少基本保证双休，上班时间也不会超过8个小时，工作环境是比较安逸舒适的，虽然收入不高，但个人时间却也丰富。相比之下，当前相当一部分企业，早就开始推行996工作机制，有的甚至是007，基本不给员工个人留存时间，新生代年轻人为了工作，早上八点钟起床，晚上十点回家（为了节省房租，需要路上一个小时通勤），一周只有一天休息时间，这种时间范畴的工作，收入往往并不算高，或者说也很难让他们有安居的希望，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新生代年轻人会对市场经济感恩吗？
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作为曾经的独生子、小皇帝，作为曾经的小镇做题家和天之骄子，以及作为现在的知识青年，感受到的乃是市场经济竞争规则下的巨大的压力和苦涩，他们即便不仇视市场经济，也绝不可能怀有什么感恩心态。
目前而言，虽然我没有看到这些年轻人提出什么类似于北一辉、托洛茨基那样的激烈反市场经济理论主张，但这种新问题的抛出是迟早的事情，这代表着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重大问题，且迟早会构成一个不可忽视的挑战。
2、同样，相比于对私人产权的尊重，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年轻人更能感受到这一概念对他们的“压榨”而非助益（在这部分新生代年轻人中，他们称之为压榨），至少就我接触而言，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年轻人对所谓的私人产权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有些人甚至认为应该无情地打击“为富不仁者”。
搞清楚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简单，60后、70后甚至部分80后知识青年进入大城市后，逐渐成为了大城市中产阶级，随着地产价格暴涨，这些人的财富迅速累积，但这个累积的代价是新生代小镇年轻人支付的，这不可能不让他们反感。
对此，我曾经苦口婆心劝说过一个年轻读者，试图说服他为何必须对市场经济和私人财产报以尊重，他冷笑尖酸的回应至今让我难忘：
“我凭什么尊重这种狗屁规则？凭什么比我毕业早五年的同事明明没有我优秀，却买到了一座我现在需要三倍价格才能买得起的房子？凭什么那些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深圳农民什么都不做，一天收的房租比我这个勤劳好学的优秀工程师几个月还要多？凭什么那些房东打打麻将，一年房价上涨的好处比我一辈子勤勤恳恳工作还要多？我现在没有钱、没有女朋友、没有时间，很快连青春和希望都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让尊重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凭什么？”
一部分年轻人称自由主义为，“自由的压迫员工，自由的炒作房价”
我常常看到60、70后抨击新生代年轻人的激进左化，甚至称之为颓废或者不可救药，但实际上，就像所有历史呈现的那样，每一代人基于不同的角色和经历，会对同一件事务存在不同看法，这是必然的。如果60后、70后经历了长时间的漫长工作后，薪水依然难以提升，生活看不到真正改变的希望，而且又体会过类似于蛋壳公寓事件的悲哀，当资本套利而走、房东呼喝上前，又有谁还会继续保持对所谓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的尊重呢？
这就是历史啊，我读世界历史的时候，常常感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新生代年轻人被激烈的民族主义和均贫富意识形态所吸引，缔造了北一辉引领之新生代激进民族主义和仇富思潮的迅速崛起。看历史的时候，我曾经不能理解当时的日本新生代年轻人在经历了大正繁荣之后（指1905年-1928年的日本经济繁荣），为何会如此仇视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直到近几年目睹当前大部分新生代年轻人的境遇，总算是解决了我过去对历史的困惑。
马克思说过，经济地位决定意识形态的流向，事实也果然如此。自由主义思想对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的坚持，使得他们不可能获得大多数新生代年轻人的认可，新一代的大多数将自由主义思想视为给资本、买办张目的洗脑，对其极力声讨，乃是新生代经济利益决定的，而非一种单纯被迷惑。
1936年2月26日，贫穷的日本新生代年轻人军人在北一辉激进民族主义和仇富思潮引领下，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大革命
中国网络代际认知的变化轨迹
关于中国新生代年轻人思想变化的轨迹，其实是有迹可循的，笔者作为曾经的舆情工作者，对此一直关注，并体会甚深，下面我以自己观察的几个节点，列出中国互联网思潮的变化，以此笼统的划出新生代年轻人的思想变迁。
1、2016-2017年颓废思想的出现
在至少2015年之前，大多数中国新生代年轻人对市场经济竞争是抱有正面看法的，但是，2016年出现一个尤为值得注意的网络舆情，预示着这种看法的变化：2016年7月，中国著名喜剧演员葛优在1993年《我爱我家》中的颓废躺瘫剧照激发了整个互联网的热情，相当多人（以年轻人为主）转载这种照片，对之报以积极评价，使之成为当月最热的舆情，事后，一份官方媒体这样评价道，“一张20多年的瘫躺剧照，没有任何宣传、营销、炒作的情况下，为何有越刷越火，火到巅峰的势头呢？有专家认为，葛优躺其实是一个负面颓废形象，可以理解为当前快节奏的状态下，人们对葛优躺的羡慕嫉妒恨”；
2017年7月至11月，一位叫周立齐于2012年盗窃被捕后的视频也开始爆火，原因是周的几句话，如“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竟然点燃了广大网民的热情，进而引燃了舆情。而且这个视频，2013年就出现了，但在当时毫无反响，却于2017年爆火，与葛优躺一样，这种舆情显然是触摸到了新生代年轻人的共情之处。
这两件舆情，从舆情分析来看，如此巨大的热度，实际上，表明了相当多新生代网民思潮的第一个变迁点，对市场经济秩序呈现出消极的看法。事实上，到了2017年末，中国互联网舆情大数据中，可以清晰看到“内卷化”一词的引用频次急剧攀升，这个曾经的古老词汇越来越多出现在中文互联网上，作为新生代工薪阶层对时代焦虑的表达。
2、2019年4月-2021年5月初仇富思潮的出现
从代际认知的角度看，2019年4月是一个中国互联网意识形态的重要节点，这个月，彼时的中国首富马云提出了九九六福报的看法，结果遭到了新生代年轻网民的疯狂批评，这一舆情事件点燃了中国新生代对企业家的负面看法，从此以后，年轻人攻击富人的舆情事件越来越多。
2020年，相当多以小镇做题家的年轻人在互联网上攻击丁真、攻击《后浪》、甚至攻击清华合唱团，2020年后半期，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了新的词汇——“打工人”，这个名词是新生代将自身处境地更加负面化，对自身经济阶层的更加具象化，实际上也更加具体地表达了自身的不满。2021年5月，大批网民猛烈攻击了腾讯高管张军和著名演员张国立，这进一步显示出代际认知的差距和仇富思潮的明确化。
说起来，部分中国新生代网民对前辈精英阶层的敌视，并不一定因其体制内外、立场左右而变化，否则不能解释他们猛烈攻击《后浪》、《老年清华合唱团》。与大多数海内外观察家想象的不同，这是一种经济矛盾的体现，而非政治矛盾的异化——他们本质上是不满于经济秩序，一种他们眼里，他们需要付出比先辈更高、更重代价的经济秩序。他们的这种愤怒还会进一步延伸和变化。
未来网络的变化：自由主义的破灭与新生代矛盾的出现
尽管自由主义的激进面人所共知，但事实上，现代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有产者思潮，她体现了有产者实现有产后对政治权力和更大经济利益的追逐。从本质上看，他对更渴望追求基本经济利益的无产者毫无吸引力，这也是英美之外的自由主义者历来只会把事情搞砸的原因——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人数稀少的自由主义者依赖于无产者的不满，却在事成之后无法建立无产者真正渴望的经济秩序，进而引发新的动荡。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大多数源于体制内外的有产阶层，他们往往倾向于将这种本质上服务于自己利益的思潮视为人类道德的唯一追求，并虚伪地自我感动不已。说起来，我常常看到这些人不能理解中国新生代年轻人为何对自由主义如此反感——新生代年轻人不仅厌恶政治自由主义，更仇视经济自由主义——但实际上，这仅仅表明他们根本不了解大多数中国新生代的境况。
事实上，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所有自由主义者对体制的挑战，本质上是一种有产者之间的内部斗争，这种冲突是温和的，也是有规则的，因为彼此的矛盾不涉及经济利益。
在过去几年里，基于对自由主义的共同反感，体制和新生代结成了强大的联盟，借助内外有利因素，他们基本完全压倒了自由主义浪潮。
但是，这并不代表历史的终结。
因为，真正决定未来网络舆论斗争朝向的，绝不是自由主义这种既没有官方支持，又缺乏群众基础的知识分子空中阁楼式思想，而是基于经济矛盾——新生代年轻人对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的日渐不满，这才最有可能是未来矛盾的主流，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网络观念变迁问题。
因为，无论与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存在多少分歧，官方依然是市场竞争和私有产权的支持者和捍卫者，这就决定了——随着资产价格的上涨和工薪收入的停顿，大多数新生代年轻人在经济上与现有规则的矛盾会越来越明显，而自由派的瓦解和资本的低头，会让这种矛盾愈来愈难以掩盖——这种冲突，最终会难以避免地指向官僚阶层。
考虑到中西方矛盾越来越尖锐，这种思潮如果出现，必然是以越来越强烈的民族主义为掩护，裹扎着对富裕前辈的仇恨不断升级的，最先被新生代攻击的将是被称为资本和买办的企业家，随后则是官僚阶层，如果这种经济矛盾不能缓和，那么这种趋势将很难停止。
历史不会忘记，20世纪30年代，日本新生代年轻人，在北一辉民族主义和均贫富思潮的引领下，打着“尊皇讨奸、斩杀国贼”的旗号，先是猛烈攻击日本的财阀，随后则是猛烈攻击日本的官僚，最后发展到挑战整个日本体制的程度。
同样，今天俄罗斯的纳尔瓦尼，也是举着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大旗起家，引领俄罗斯的新生代，先是攻击的财阀为富不仁，然后攻击普京政府的官员贪腐，最终实现远远超出过往任何俄罗斯自由主义反对派所能达到的政治声势——历史会遴选他的主人。
就我个人来看，中国的代际意识形态变换风险与中国的地缘风险一样，都是中国未来需要警惕的重大风险，对此，我们必须引以警惕，不可轻视。
总结
在当前贫富分化日趋明显和中西方对抗不断加深的世界，中国自由主义无论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一个既没有时势，又缺乏群众的没落思潮，它只能是知识分子聊以自嘲的愚蠢沙龙。
对中国未来真正可能构成威胁、并抓住新生代灵魂的激进思潮和主要矛盾的，一定是基于强烈民族主义，同时在经济上致力于无情推进均贫富的意识形态，这种思潮，就是北一辉式的思想。与此同时，就像群众政治的历史所揭示的那般，一个贫穷的新生代群体必然仇恨的真正直接压迫他们的有产者，这决定他们必然呼唤能够对有产者冷酷的群众领袖。
但是，这样的意识形态必然是激烈冲击现有经济秩序的，也是必然反体制的，尽管它的旗帜可能颇有迷惑性，但无法回避的经济矛盾改变不了这种本性——对此，应该尽早引起重视。++++
历史经验显示，在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贫穷一代新生代年轻人的意识形态偶像往往是一个轻视财产的激烈民族主义钢铁狂人，如北一辉、希特勒这种才能承担。自由主义对国家构成的威胁，绝不可能与之匹敌。而这些年轻人的偶像一旦被证明是一个贪财的家伙，就会立刻失去吸引力。
新一代通讯工具：Cordchat
老板忍不住了，一把抓着我，要我找找看有没有适合公司用的通讯软件，不仅可以取代whatsapp和line，最好连email都能不用则不用，而且还要免──费──的！平常最怕听到这种便宜又大碗的要求了，可是没办法，只好尽力去找。皇天不负有心人，找到一款叫做Cordchat的，一试之下，还不错！
对于一家公司而言，它有几个蛮实用的功能：
- 视像会议＋屏幕分享
我们有海外分部，常常需要开会，Cordchat有视像会议功能，还可以做屏幕分享，十分方便，适合商务用途. - 传送文件（免费50GB容量）
文件中常常有很多图片、短片，一般通讯软件很难支援，但Cordchat可以，有50GB，免费的。 - 讯息自动毁灭计时器
公司里每天都有新的事情要处理，有了这个功能，就可以帮忙过滤旧讯息，避免混淆，例如把A项目相关的讯息设定一个月后自然毁灭，就能确保现存的内容是最新的了。
Cordchat有网页版和手机APP版，两者可以同步，感觉整个设计都很适合商业使用。大家有兴趣可以试一试，反正不用钱，觉得不好用,删掉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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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dchat VS Wechat ── 视像会议／视像通话／视频聊天、屏幕分享
手机通讯软件中，视像会议／视像通话／视频聊天之类的功能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几乎每个软件都有，但其中的细节也是有差异的。今天来比较一下Wechat 和Cordchat 两款软件。
首先，众所周知，Wechat是中国大陆开发的软件，要用它进行视像会议／视像通话／视频聊天的方法很简单：
组建新群组，或者点击任何一个已存在而你希望发起通话的群组，然后点击输入框，再点击右下方「多人通话」.
点击「多人通话」后并不会马上开始通话，而是让你选择邀请多少位朋友一起聊天。点击右边的复选框选中群组成员。（多人通话上限一共九人，记得不要少算你自己！）
之后点击「开始通话」就可以了。
至于Cordchat，是一款香港开发的软件，容许上限8人在线上进行群组视像会议／视像通话／视频聊天，使用方法也很简单。
进入频道之后，点击页面底部的＋号.
然后会看到选单，点选「视像通话」
接着就可以添加对象了！
除了你自己，还可以增加7人。
Cordchat特别的一点在于它兼顾商务往来的需要，多加了一项「屏幕分享」的功能，视像会议的同时，如有需要，可与团员共享屏幕画面。
其实Wechat不错用的，只是我对把server放在中国大陆的软体信心有点儿那个……总担心隐私被监控，所以常常会试其他牌子的通讯软件。
对了，试过在台湾跟中国大陆那边的人用Wechat视像通话，画面质素很差，但早前到那边出差时与当地人Wechat视像通话却没有问题，应该跟那边的防火墙有关系。若大家都在防火墙内是没有问题的，但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就有大问题了。像我们公司有分部在中国大陆和海外，Wechat这方面的缺点让人不太能接受。
反而Cordchat就没有这种问题，表现一直稳定。总的来说，Cordchat是蛮好的选择，香港出品，server放在新加坡AWS令人比较有信心，免费的试一试也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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