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头脑简单的人看来，开放就是绝对正确的。
诸不知，开放也是有限定条件，需要一个适当的度。
这个度就是要对国家、对民族有利，不能给自己带来灾难、不能让外来者反客为主、鸠占鹊巢。
无原则的完全开放，其实就跟脱光衣服，将流氓强盗放进家中卧室一样的愚蠢。
在历史上，号称“开放包容”的大唐，就曾干过这样的蠢事。
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也同样是惨绝人寰的。
唐朝时的海贸大城广州，便曾经被以阿拉伯、波斯为主的外来穆斯林胡商，烧杀抢劫了一空。
当时全城的中国老百姓，上至官员下至凡夫走卒，全都惨遭屠杀。
这件真实的史实，《资治通鉴》和《旧唐书》中都有记载：
“癸巳，广州奏大食、波斯围州城，刺史韦利见逾城走。二国兵掠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见《资治通鉴》卷二二0）
“癸巳，广州秦大食国、波斯国兵众攻城，刺史韦利见弃城而遁……”（见《旧唐书》卷十《肃宗纪》）
这两段文字记载的大意是，公元758年，唐朝至德三年，广州经历了一场少为人知的浩劫。
阿拉伯和波斯的番兵围攻广州城，广州刺史韦利见抵挡不住，就弃城逃跑。
这些胡人穆斯林武装，随即入城大肆抢掠仓库、屠杀百姓、焚烧房舍，然后带着抢来的财宝女子乘船渡海而去。
穆斯林胡商势力在广州的坐大和安史之乱，是引起这起屠城惨祸的根源。
唐朝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贸易兴盛。但同时也是一个开放包容过度的时代。
当时的阿拉伯伊斯兰帝国正处在鼎盛时期，所以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贸易，占了大唐对外贸易的主要份额。
以前，西方与中国的贸易主要通过陆上丝绸之路，需要穿过沙漠和高山，路途异常艰险。
同时，还会受到马贼和新崛起的伊斯兰势力的阻碍、抢劫。
后来，世界造船技术迅速发展。
从唐代中后期开始，海上丝路开始成形，并逐渐取代陆上丝路，成为中外贸易的主要通道。
当时广东岭南的经济，还不如中原发达。
但广州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商贸中心和港口城市。
而且广州的气候温暖，也让来自中东和南亚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容易适应。
所以，成千上万来中国从事贸易的外国人，都云集到了广州。
这其中包括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马来人、孟加拉人，僧伽罗人、高棉人、占人、犹太人。
这些人的宗教信仰各不相同，主要有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景教等。
但是，最后给中国广州老百姓带来祸端的，却是以阿拉伯人、波斯人为主的外来穆斯林。
当时的广州港里，停泊着许多来自阿拉伯、婆罗洲、波斯、爪哇等国的大型商船，香料、珍珠和玉石等珍贵货物堆积如山。
随着海上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唐朝开始在广州设置市舶使司，向各国商人征收税赋，并且处理进出港事务。
唐朝规模庞大的海上贸易，深深影响了世界。
高罗佩撰写的侦探小说《狄公断案》，就把狄仁杰写成了一个在山东登州，负责海上贸易的官员。
而在真实的历史中，狄仁杰从来没有担任过这类职务。
作者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当时的人对唐朝海上贸易的印象，实在是太过深刻。
唐朝的开放是全方位的，也是没有底线的。
除了贸易，大唐对外来宗教也采取了一种错误的尊重包容态度。
这种无底线包容的后果是，伊斯兰教便随着阿拉伯商人大举侵入中国，在包括广州在内的中国各地广为传播。
唐高祖武德年间（618年~626年），穆罕默德派门徒4人来华传教，其中的艾比·宛葛素于唐贞观初年在广州登陆，开始在中国传教。
贞观元年（627年），阿布·宛葛素和在广州的阿拉伯穆斯林凑钱修建了一座清真寺，取名“怀圣寺”，开始在中国建立扩张据点。
中国的伊教徒有“四贤”之说，来华时间大致都在唐朝。阿布·宛葛素即是其中的所谓“一贤”。
“一贤在广州，二贤在扬州，三贤四贤在泉州”。
不过，这几“贤”所在的城市，都在后来遭受了惨绝人寰的浩劫。
广州在唐朝时，被阿拉伯和波斯的胡商穆斯林武装屠戮一空；
泉州也在南宋末年，发生了阿拉伯穆斯林后裔蒲寿庚发动的叛乱，全城百姓被杀得十室九空；
至于扬州，这个纵容外来穆斯林设立据点的城市，后来也遇上了“扬州十日”……
我们来看看，当年的唐朝政府到底干过些什么蠢事吧。
唐朝政府先是在广州专门划出了蕃坊，供外国商人集中居住和营业。
官府愚蠢的让这些外国人可以按照其本国的习俗生活、信仰其原先的宗教，并自己处理他们内部事务。
这特么的是什么鬼，不是让外来者自成独立王国吗？蠢不蠢！？
更蠢的是，唐朝还允许阿拉伯和波斯人在内地经商定居、购置田产、甚至娶中国女子为妻。
而且行旅往来还不受限制，对他们的生活和营业，都给予了充分的自由。
从此，这些阿拉伯和波斯穆斯林便在广州生了根。
不但有了自己的独立王国，还建立了一个和唐朝平行的穆斯林社会。
一百多年后，他们在广州繁殖生息，人口越来越多，甚至远远超过了原住民，开始反客为主。
这些外来胡商多年经商，积累了巨额财富，其中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财力最为雄厚。
他们利用这些财富蓄养起了私人武装，雇佣来了大量的黑人私兵，逐渐成了实力强大的非法武装商团。
有了武力后，他们便开始挑衅闹事、欺压当地的本土中国人，经常与中国官府产生摩擦，甚至还发生了打死政府官员的恶性事件。
据《资治通鉴》记载，684年8月24日：
“有商舶至，僚属侵渔不已。商胡扰于元睿，元睿索枷，欲杀治之。群胡怒，有昆仑袖剑直登厅事，杀元睿及左右十余人而去，无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
这段记载是说，胡商找广州都督路元睿闹事，路元睿想把他们抓起来，杀掉几个加以整治。
结果一名胡商豢养的昆仑奴冲上大堂，拔出藏在袖子中的短剑，杀了路元睿和十几个官员，登上大船扬长而去。
由此可见，此时的阿拉伯穆斯林胡商嚣张猖狂到了什么地步。
写到这里，我特别提醒大家一个事：
前几年，一大群非法滞留的昆仑奴，就曾围攻“美羊羊”城的一个捕快衙门。
不过，尽管胡商在广州的势力已经很庞大，但唐朝强盛时，他们还是有所收敛。
大唐那些没有远见的官员士绅，也想当然地以为，可以与外来的穆斯林胡商和平共处。
这些官员士绅幼稚地认为，反正他们再猖獗霸道，也欺凌不到自己头上。
至于受到外来穆斯林胡商欺压的中国老百姓的死活，根本没被这些大唐官员放在眼里。
但是，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陷入了混乱，国力迅速衰落，他们便开始伺机作乱了。
纵容外来移民坐大，酿成这起浩天之祸的大唐的士绅和官员，也尽数死于胡商黑人私兵的屠刀之下。
广州的阿拉伯和波斯穆斯林胡商，见唐朝陷入安史之乱，无暇顾及远离中原的广州后，就悍然发动了叛乱。
他们指使手下的黑人私兵暴动，抢劫杀人、强奸掳掠。
毫无防备的广州刺史抵挡不住，只得弃城而逃。
阿拉伯和波斯穆斯林商人于是在城里大肆屠杀劫掠，他们不仅将广州府库抢劫一空，还将城内屋宇付之一炬。
最惨的是当时广州的中国老百姓。胡商的黑人私兵挨家挨户地进屋抢劫杀人。
每家每户的男丁、老弱妇女和儿童，全都被杀。而年轻女子，则全部遭到强奸殴打。
最后，这些叛乱的外来穆斯林胡商把抢来的财物和女子，全都装上了大船，得意洋洋地泛海而去。
留在他们身后的，是一个火光冲天、几成废墟的广州……
广州本来远在岭南，没有被安史之乱波及，没想到却自己引狼入室。
最终在阿拉伯和波斯等外来移民的肆虐下，遭到了灭城之灾。
这些唐朝的广州人，是可怜，还是可悲？
一千多年过去了，广州重建成了华南的大都会，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一线城市之一。
现在的广州，以其繁华富庶和温润宜人的气候，成了外来黑人和穆斯林趋之若鹜的地方。
因为来自非洲、中东等贫穷落后国家的人员众多，广州甚至被戏称为“第三世界的首都”
今天的广州街头，随处可见黑人和黑黄混杂儿、以及蓄着大胡子、穿着黑袍的外来穆斯林招摇过市。
而大多数国人，却忘记了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忘记了大唐当年血的教训。
如果上苍有灵，住在广州先贤清真寺旁的人，一定可以在夜晚听到唐人被屠杀前的哀嚎……
希望盛世之下的人们能以史为鉴，勿忘千年前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勿让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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