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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不从价值和道德立场出发，而只从一般政治博弈的逻辑和事实做出最基本的判断）
一、中美曾经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是什么？
2021年3月中美阿拉斯加会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严厉训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长达17分钟，他的“中国不吃美国这一套”成了中国爱国小粉红的口头禅。更令人吃惊的是，在会谈后中方发表的正式公报竟然长篇累牍地论述起双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之争的理论问题，俨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大论战的翻版。难道中国共产党要和美帝国主义争论国际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如主义、制度和道路吗？历史时空转换之不可思议，着实有点令人瞠目结舌。
众所周知，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驻前苏联大使乔治*凯南的长电报奠定了冷战的理论基础。此后以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之争为基础的美苏冷战持续了长达半个世纪，终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苏联解体而告终。在美苏冷战期间，中国的角色是最特别的，作为与苏联同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盟国，中国在冷战的前期充当两大阵营冷战的先锋，同美国开打了冷战开始后的第一场热战-朝鲜战争，然后在六十年代又实际参与了越南抗美战争。同时还在东南亚积极参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的夺权斗争，特别是在柬埔寨支持红色高棉。可以说，在苏美冷战期间，前苏联在欧洲战线同美国为首的西方进行对抗，而中国则是在东方同美国作战。然而，全球冷战形势在六十年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中苏国际共产主义的路线论战和社会主义阵营主导权之争全面恶化了中苏关系，使中国事实上退出了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形成中美苏大三角的战略对峙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六十年代末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他启用了基辛格担任国务卿主导美国对外关系调整。尼克松和基辛格都认为，美苏冷战其主要对手是前苏联。中苏虽然同是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当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是敌手。基于同样的理由，美国可以支持和壮大中国，共同对付苏联。与此同时，在北京毛泽东和他的一批军队老帅经过反复研究，也认为中苏的意识形态分歧和论战已导致两党关系完全破裂，鉴于苏联在中共建政后一再侵害中国的利益，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苏联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所谓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两国又在1969年发生了黑龙江珍宝岛武装冲突，苏联甚至用核武器威胁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同美国联手共同对付中国最大的威胁苏联就是一种现实可能性。正是两国领导人面对国际地缘政治的新现实，跨越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鸿沟，实现了周恩来和尼克松在1971年2月于北京首都机场的历史性握手。在这个新格局中，中国无疑成了赢家：保护了自己免受苏联的直接威胁，显著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就在尼克松访问中国八个月后中国又重新加入了联合国。
随着90年代前苏联的解体，美苏冷战经过了半个世纪后终于落下了帷幕。此时的中国已经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中美两国的共同敌人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向何处去？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新国策又为美中关系打开了另一扇”窗户“。邓小平的改革其实质就是打开门户，面向西方，特别是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经济和各方面的管理经验，融入以西方为主体的全球经济体系，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的分岐搁置起来，实事求是和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改革开放的最高指导原则。邓小平为此特别多次反复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不争论“，要一心一意搞建设，搭上发达国家的快车，让中国尽快富起来。同时，美国在西方的政界和思想界也一直在讨论如何处理同中国的关系。当时占上峰的观点认为，西方应该鼓励邓小平实行的”改革开放“战略，让中国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融入西方的经济体系，这一方面让西方大公司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广大的市场和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资源，赚取更多的利润，同时也让中国建立市场经济，成为西方经济体系的重要部分。当时流行于西方思想界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最终必然要和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逐步走向民主化改革，从而最终融入西方阵营，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这次，双方战略思维的既有重叠，又有区别：重叠的部分是都赞成中国走市场经济这条路，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复兴的必由之路；而区别是：中国决策层仅同意进行经济改革，但谨慎对待政治改革，比如邓要求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不变；而西方则要中国逐步过渡到民主政体。
中美要发展和巩固伙伴关系还必须妥善解决台湾问题。中美为此在不同时期发表了三个联合公报，达成某些共识：1美国承认大陆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认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美国从来没有没有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2美国不认可台湾独立，但两岸统一要和平协商解决，不能使用武力；3在这个基础上，美国承诺逐步削减对台湾的军售以促进平衡和稳定的和平局面。但中国并没有承诺放弃武力统一台湾的可能性。中美两国正是在这些共识和默契基础上维持和发展出了“战略伙伴关系”，使中国走过了40年稳定发展时期。
总结起来，中美两国在过去四十年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有三个：一是前苏联这个当时头号的战略威胁；二是邓小平实行的改革开放国策；三是稳妥处理台湾问题。这样，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第一个基础消失后，两国把双方的伙伴关系移到第二个基础上。双方都一直小心处理台湾问题使之处在和平的并维持现状的轨道上。江泽民、胡锦涛两任中国领导人基本继承了邓小平国内国际的战略方针，使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得以延续和发展。中国在2001年底加入WTO后等于全部融入了西方为主体的国际经济贸易全球化进程，使中国经济迅速发展，GDP平均每年以10%的高速增长，仅用11年的时间就在总量上超过世界第二的日本。此后，中国经济仍以8%的速度继续成长，又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接近美国的经济总量的70%左右。按国际普遍的认知，以GDP总量来衡量，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35年前后将超过美国，达到全球第一。中国用40多年的时间，从一个经济上贫穷落后的大国一跃成长为两大经济体之一，与美国并驾齐驱，这中间中美战略合作关系功不可没。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西方金融危机时刻，中国果断出手，大手笔投出4万亿人民币，既维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有力地帮助美国及全球经济爬出危机的泥潭。从那以后，美国考虑同中国的关系又多了一个维度，即中国庞大的经济实力。中国强大后，确实也在回馈美国的帮助，比如用大量贸易盈余购买美国国债，是美国国债最主要的外国政府购买者之一。同时中国大量向美国提供廉价的各类消费品，助力美国民众提升生活品质，也使美国的通胀率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两国在国际舞台上也保持战略合作关系，比如打击恐怖主义等等。对于两国争执比较大的人权问题，中美一般都低调处理，而对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则持包容的态度。
二、中美怎么从“战略伙伴”走向“战略对手”？
2012年11月在中共十八次党代会上，习近平接替胡锦涛担任中共总书记，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他第一个任期中，虽然中国内外政策开始了一系列调整，但由于是在调整的初期，很多东西尚不明朗，故对国际的影响也有限。中国对外战略和政策基本沿袭了江胡时期的做法，同美国奥巴马政府相处也基本上“相安无事”：双方对中美关系的定调依然是“战略伙伴关系”。虽然美国并不接受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的表述，即不接受两国是平起平坐的关系，但双方却默认美国的“利益攸关者”关系的定义，双方依然处在“伙伴的状态”中。2014年，奥巴马总统来北京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2015年习近平应奥巴马的邀请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2016年奥巴马应邀来杭州参加了“G20首脑会议”。但事实上美国战略界及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再评估与再调整都已在进行。2017年美国著名地产商人川普当选新一任美国总统。2017年4月，应新总统川普的邀请，习近平夫妇对美国访问，并下榻在川普总统在佛州的私人海湖庄园。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召开，习近平开始按惯例开始其第二个总书记的任期。11月美国新总统川普访问北京，受到了隆重热烈的接待。习近平在海湖庄园留下的名言“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猪头在言不由衷的演戏而已）。当中美关系沉迷于“歌舞升平”的美好盛景之时，谁都不会意识到中美关系“山崩地裂”的时刻正在悄悄降临。
最初的不详之兆发生在2018年3月23日，当天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并宣布将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总计6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额外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川普的这一宣布拉开了中美建交近40年后首次“贸易战”的序幕。此前作为商人出身的总统，川普虽然多次抱怨中国种种不公平贸易做法使美国遭受巨大损失，但在中国的多次勾兑下，他并未在政策上有任何实质性的动作。这次川普的行动对中国来说，带有“突然袭击”的味道。此后两国开始进行正式谈判，期间双方还多次加征关税，可以说贸易战越打越大。中美关系如此重要，不能让贸易纠纷影响整个大局。中国在贸易战之初是想以“息事宁人”的态度，通过更多的让步平息这场纠纷。2018年12月1日在G20巴西开会期间，习近平和川普专门举行会谈，讨论双方的贸易问题，并达成了部分一致。2019年双方又多次举行谈判，终于在2020年1月签署了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显然这个贸易协议是在美国重压下谈成和签署的，对美国更有利。故签署协议时，习近平并没有去，而川普则亲自出席，在不对等的情况下，和中国副总理刘鹤签署了该协议。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中美关系40年来第一次在争议最多也最脆弱的贸易环节出现断裂。并不是像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那样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中美关系出现根本转折的起点。
果然，麻烦开始接二连三地出现。2018年8月美国国防部发表了年度《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做出重大调整：从应对全球恐怖主义转向大国竞争。把中国和俄罗斯并列称为试图改变全球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是美国全球利益最严重威胁的第一类“挑战者”。同年美国国防部在中国军力报告中，把中国军事实力增长视为不断上升的严重威胁，特别指出其在南海的岛礁军事化和对台湾的“武统”可能性。川普当局还明令禁止中国军队参加当年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这在美国布什和克林顿时期都是没有出现的情况。这意味着，川普当局正在重新定义中美关系。
在科技上，2018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科技出口管制法案，全面从严强化了科技产品和技术出口至中国的限制。同时，又通过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严控外国投资者投资美国科技企业，矛头直指中国。美国集中火力打击中国最全球化的科技公司华为，施压其盟国不要购买华为5G网络科技产品。2018年底，美国以违反美国制裁伊朗法律为名，要求加拿大扣押途径加拿大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并要把孟引渡到美国受审。在台湾问题上，川普也一再突破前任们的底线，2020年1月给台湾民进党领导人蔡英文打电话祝贺其当选台湾总统，这是中美建交后近40年来的首次。2018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台湾旅行法》，解禁了美台政府官员交流的种种限制。此后美台官方接触不断升级。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长期以来的战略默契已被打破。
在中美关系进入风雨飘摇之际，2019年香港爆发声势浩大的“反修例运动“，这让香港又成了中美对抗的新战场。2019年6月爆发的反修例运动，香港年轻人和港府在街头战斗了半年，让香港这个昔日的东方明珠变成了硝烟弥漫的街头政治的战场，香港经济和金融走向崩溃。很明显，如果按香港现行的基本法和政治法律体制与反对派斗，中央肯定赢不了。除非跳出这个以基本法为框架的英国政治法律体系，按大陆的政治规则玩，才可能战胜反对派。反对派有民意基础，但中央有国家机器和香港的政制决定权。要跳出香港既定的政治法律体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设法冻结港人的部分政治权利比如部分选举和被选举权、部分游行示威权利、部分言论自由的权利，部分结社组党的权利、部分司法权利等等。要做到这一点，要么就是用军队实行全城戒严；或者就用某种特别法律实行“政治戒严”。华山一条路就只有在中央的层面制定并通过有政治戒性质的国安法，强行在香港实施。2020年1月底爆发新冠疫情，香港的民众示威申请被以防疫的理由拒绝。北京利用这个机会，开始紧锣密鼓准备国安法，到6月份在几乎是秘密的状态下制定了国安法，并在6月30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迅速审议并几乎全票通过了港版国安法，当天习近平就签署了这个法律。同日晚港府就刊例了国安法并于7月1日起正式实施。香港国安法的神速实施标志着香港在政治上将与内地政治体制接轨，不再适用英美政治法律体系的规则，也就是很多人说的香港开启了政治上的“二次回归”，实行所谓的“爱国者治港”。一般正常的国安法是针对外国间谍活动和敌国的代理人的颠覆和策反活动的法律，对普通老百姓并没有关系。但香港国安法是针对一切政治反对派设计的，囊括了几乎一切反政府的政治言行，是个“口袋罪”，本质上属于政治戒严法。这个国安法事实上冻结了香港基本法赋予港人的许多政治和法律权利。今后，只要涉及政治和法律案件，首先是适用国安法，而不是基本法。这样基本法事实上也被冻结起来。香港国安法的出台，实际上开始了香港社会的“政治戒严时代“。香港事态的发展震动了美国和整个西方，在他们看来中国政府的强行实施国安法破化了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也没有遵守邓小平当年许下的“50年不变”的诺言，是背信弃义的做法，对中共和中国政府的国际信誉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由此，香港也成了美国和西方同中国的对抗的前沿阵地，甚至有人把香港比做冷战时期的“西柏林”。香港事态的急转直下像一剂催化剂使本来就处在风雨飘摇的中美关系迅速滑向了“冷战”边缘。
如果说上述各项发展都在逐步恶化中美关系的话，那么压死中美战略伙伴关系这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无疑就是全球新冠疫情的大爆发。按正常情况来说，一场自然灾害或疫情的发生应该和政治无关，但这场始于武汉的新冠肺炎的疫情却和政治息息相关。2019年11月下旬和12月初，武汉市报告出现不少奇怪的类似肺炎的病例，且发病案例有快速增加的势头。12月底此类病例报告越来越多，中央已经掌握相关情况，也在密切追踪。中国相关部门向世界卫生组织做了情况通报，有关部门也向美国相关政府部门做了通报。同时，越来越多的病例引起了武汉相关医院的一些基层医务工作者恐慌，有些医生在微信群里不断传递着这种类似2003年SARS疫情的各种信息。因为年关已近，为了不致引起社会恐慌，武汉有关政府部门在经中央批准后决定采取措施制止这类传言的传播，等待中央的决策和相关政策措施出台。2020年1月初，中国最重要的官方宣传喉舌中央电视台在多个新闻节目里播报了武汉公安局处理多名散布类似SARS病例传播信息的医务工作者，在这些被曝光的医生中就有一名叫李文亮的医生。1月上旬，武汉这种不明肺炎的病例已初步形成了蔓延的势头，对它是不是有传染性，武汉卫生部门坚持认为它不具有传染性，因而也没有采取相应的防疫措施。直到1月中旬，中国顶尖SARS专家钟南山紧急被派往武汉进行研究考察。他在武汉调查后说此类不明肺炎有人传人的特性。他的表态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震动。香港澳门和日本韩国及某些东南亚国家开始严查入境的中国人，一些欧洲国家也开始严查中国人入境。1月20日传来消息，美国海关也开始严查入境的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21日中国媒体公布习近平关于武汉不明肺炎传染病批示，要求严防严控。1月22日武汉市依然举办了千人宴庆祝春节。1月23日中央突然宣布武汉封城。5月24日国务院依旧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新春团拜会。1月25日中央宣布全国紧急动员打响新冠肺炎疫情狙击战。至此，一场持续至今的全球新冠疫情开始爆发。目前，全球已有两亿多人染病，有超过500万人死亡。疫情最严重的是美国，至2021年11月份染疫者达4000多万，死亡达70多万，超过美国历史上所有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从政治上说，美国前总统川普应对突发疫情不利，使疫情失控，也使自己染病。在无法有效控制疫情的情况下，川普也于2020年输掉了大选，失去总统宝座。在这种情况下，川普把美国疫情灾难归咎于中国，并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猛批中国在初期掩盖疫情和防疫不利导致病毒扩散到全世界。中美两国对抗迅速升温，两国战略伙伴关系至此土崩瓦解。拜登上台后，延续了川普对华的基本态度，他把中美两国关系定义为“战略竞争关系”，有时还可能是“极度的竞争”。至此，中美两国新战略竞争关系逐步成型，全面对抗的大幕徐徐拉开。
为了认清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未来走势和特点，我们有必要搞清楚中美这两大世界大国到底为什么在短短的三年中就从“战略伙伴”走向了“战略竞争”，形成了美苏冷战后的第二次两大头号世界强国之间战略对抗的局面？其实这里面有更深刻的原因。
前面我们谈过，中美40年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建立在三个共同政治基础上的：1，前苏联这个共同的战略敌手；2 邓小平确定的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和中国40多年的改开时代；3 中美台湾问题的共识和默契。第一个因素早在90年代末就消失了。关键是中国第二个因素和依附这个因素的台湾问题的处理。苏美冷战之后，随着中国进入改开时代，美国和西方不遗余力地支持和鼓励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再让中国进入WTO，并期待着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并最终全部融入西方的体系。但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改革后，却造就了一个另类的市场经济体系，它不是西方那样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而是具有强烈国家主导色彩的市场经济体系，也就是具有一定的市场经济机制为基础的国家统制经济，或者说是一个以市场经济机制为基础上的现代版计划经济体制。也有很多西方学者把它定义为“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不管怎么定义它，这种经济体制的特点是明确的，即以某些市场经济要素和机制为基础、在政府规划和产业政策引导下进行发展的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是这个体制的骨干，多种经济主体同时并存的混合型经济体系。从数量、产值、雇佣人数等很多指标上看，民营和个体经营者占据着这个经济体系的大部江山。中国式的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制促成了经济高速成长和强大对外竞争力量，在全球化经济贸易竞争中占尽优势。它可以大打价格战，可以进行大量补贴，也可以用各种非贸易的和技术的壁垒阻止外国公司进入本国市场，可以用行政的力量参与和调控国内经济和行业发展，熨平严重的不平衡现象，打垮一切潜在的竞争对手。在2010年以后欧美就发现了中国这种以国家力量为基础的通过补贴等系列不对等经济和技术手段形成的竞争优势，并在WTO发起多项反倾销关税法律诉讼，试图用国际法和西方的规则去平衡掉这种不对等的优势，消除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但事实证明，西方的法律手段并不足以对抗中国国家经济贸易行为。中国认为，中国商品价格是市场行为，欧美应该按当初中国加入世贸后15年必须兑现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诺，按正常的市场行为，取消各种反倾销调查和非关税壁垒。欧美恰恰不认可中国许多商品价格是市场行为的结果。双方在WTO的法律战一直持续到2019年6月，中国撤回了围绕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争端的案子。这样，事实上中国不再试图对欧美关于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提出抗辩。既然中国经济改革结果没有导致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那么指望在这个体系的基础上形成政治体制的变化也就成了幻想。其实，就是建立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也未必就能建立西方那样的民主政治体系。这是两个不一定是相辅相成的进程。西方原来对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应该配套的认知有严重错误。中国崛起的历史事实证明市场经济可以与非民主的政治体制相结合。
那么，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以及它的经济体系都没有按西方所预期的那样发生变化，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自然令西方大跌眼镜。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只好退而求其次，那就是希望不断崛起的中国现在以其巨大的经济实力和全球的影响力依然能够遵守现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各项规则来同西方玩，而不是另起炉灶建立一套同西方价值体系和规则对立的自己的体系，把自己的价值观和规则作为新体系的基础。中国即便有了改变规则的能力，也不要那样去做。同时，西方还认为，中国领导人每十年就会轮换一次，也给西方同中国打交道以新的机会。如果中国还能做到这两点，欧美和中国仍然可以是斗而不破的合作伙伴。然而，事实并没有按美国和西方的设想去发展。习近平近年来多次讲到，中国强大起来了，就要引导世界发展，为世界提供解决问题的“中国方案”。“韬光养晦”不再适用新的历史时期。以此为指引，中国开始全面走向世界，大举扩张其影响。最典型的举措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说，中国“«一带一路”“的全球发展的现实以及2018年习近平修改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任期制的举动彻底打破了西方对中国的最后希望。
在美国和西方看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其向全球输出其经济产出过剩能力，同时扩大政治影响力的重大战略举措，它有打破西方经济秩序和现行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和规则体系的企图。‘一带一路’所到之处，项目是中国的贷款，规则是中国的规则，受益国基本都要成为中国的政治支持者。这种情况引起西方的忧虑和警惕。中国于2013年正式发起“一带一路””全球倡议并成立了由80多个国家参加的亚洲开发银行。到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20年初，中国共计和138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并在几十个国家建有2000多个“一带一路”项目，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横跨欧亚大陆，但主要参与者是亚非拉美经济和基础设施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着眼解决长期困扰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开始是以旁观者的角度来观察的。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后，在英国的带头下，有多达二十个欧亚发达国家参与其中，成为创始成员国，其中就包括英法德意，还有韩国、以色列等。目前成员国总数达到了100多个。美国从开始就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组建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客观地说，美国的反对多少带有妒忌的心理，警惕中国想通过亚投行成为美国这个世界金融头号强国的挑战者。日本因有个以他为主的亚洲开发银行，故对另起炉灶的亚投行也是不合作的，同美国一道拒绝参加亚投行。但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日本对»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态度开始发生了变化，由不支持到适度参与，并推动亚洲开发银行和亚投行开展一些项目融资合作。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是想和中国企业开拓“第三方合作”市场，以技术设备和融资为重点。
不过，经过几年的扩张，»一带一路”众多在建和已建成项目出现了许多问题，不断受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诟病。出现的问题主要有：1大量项目贷款成了项目受益国的沉重的债务负担。在非洲就有不少国家出现这种情况。2很多项目不能到达投资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管理和规则同项目所在国的政治文化宗教传统有冲突，实施难度加大，有些还成了烂尾。还有的项目建成后不能发挥预期的效益，投资打了水漂。3中国的影响力随着项目和投资在某些受益国引起政治动荡和社会骚乱，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也成了恐怖袭击的目标。4不少项目一开始的可行性研究做的不够，开始后追加投资越来越多，成了马拉松工程。如果中国不再追加投资，该项目很可能无法完成。正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我们时常能看到有些非洲和亚洲的项目受益国随着政局的变化而出现“翻烧饼”和“撕毁合同”重新谈判的现象。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隔绝了各国的人员往来，这对需要中国专业人员严格监督和指导的大多数‘一带一路”项目都是严重的打击，大多数“一带一路”项目事实上处于停顿状态。2021年11月，中国再次召开»一带一路”会议，意在按下重启键。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经过6年的实践来到了十字路口上，下一步如何发展需要观察。尽管如此，»一带一路”倡议让美国和西方第一次深刻地领会到中国巨大的“经济侵略性“，也看到它所到之处中国的秩序和规则大行其道。它们必须行动起来，美国和欧洲近来都先后推出自己的全球基础设施新计划，以便同中国竞争，捍卫美国和西方的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和战略利益。
在美国和西方的认知里，不同的领导人具有不同的风格和执政理念，其政策调整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对中国领导层他们尤其看重这一点，山不转水转，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一般是不变量，但领导人的更替则是一个变量。只要有这种变量的存在，中国和美国及西方关系就还有转寰的空间。然而，2018年3月习近平主导修改了宪法有关任期的条款，取消了国家主席不得连任超过两届的规定。这样邓小平时代政治改革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就消失了，从法律上打开了最高领导人终身制的大门。中共是执政党，根据中共党章，它的总书记是没有连任限制的，但由于有宪法对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实际上也是对党的总书记的任期也是一种软性约束。取消了国家主席的限制，就意味着对党的总书记的任期也没有了任何制约。中国人大的这个举动可以说让西方终于认识到，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政治体制实际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和毛时代是一样的。尽管中国官方后来也做了不少解释工作，但收效甚微。自然美国政界高层也持有类似的看法，用当时的总统川普的话来说，没有了任期限制，习近平就像皇帝了。前总统克林顿后来也说，“旧的中国制度，（虽然）绝不是民主制度，它仍然保证了足够的辩论、发挥和开放，因为有定期的领导层轮换。”现在看来，一个人掌管中国打算在那里呆一辈子。从本质上说，这改变了一切。现任总统拜登多次说过，习近平骨子里没有一点民主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也不是美苏冷战时期那个封闭的对世界没有什么实际影响的国家了，它以其庞大的经济实力和具体的“一带一路”战略计划正试图改变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在欧美的眼里，中国就是在按自己的意志和规则来建立自己说了算的新体系，并同西方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分庭抗礼。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全球流行的新冠疫情在西方看来，就是最初中国政府隐瞒疫情信息和为政治目的而不作为才在全球蔓延开来，其中的某些做法就是深刻地根植于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里。西方必须同中国这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对抗，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规则随着中国咄咄逼人的经济实力正在对西方世界构成越来越大的现实威胁。所以同中国的对抗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对抗，这一点和上次美国同前苏联的冷战是一样的。美国和西方必须调整战略姿态，做好同习近平治下“红色中国”进行长期对抗的准备。这是中国和美国这次“战略竞争”的本质所在。
事实上，这种认知也是美国和西方政界和学界长期逐步形成的普遍共识。美国政界和学界对同中国关系转变的大辩论已经持续了很久，并在近十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变得越来越激烈。政策大辩论的关键点在于：过去的数十年美国和西方奉行对华战略接触和合作伙伴的战略是成功还是失败？换言之，只有认为美国自中美建交以来的对华"接触"战略失败或过时，才会调整。美国学界和大部分智库都已经认识到“对华接触"战略是失败的，因为40年接触融合战略既没有改变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也没有改变中国的经济基础和行事规则，反而是中国最大限度地利用西方对中国开放的历史性机会，吸取了西方先进的经济金融管理方法和科学技术成果，用西方的养料造就了一个强大的政治经济怪物，这个带有西方市场经济成分的庞大的经济体同原有的列宁斯大林式的意识形态和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结合到一起，创造了西方从未见过的张牙舞爪的”中国龙“，也就是西方文化中有一种叫“利维坦”庞然怪物（所谓‘接触’战略其实是养虎为患而已）。它的强大和咄咄逼人的特性使西方极度恐惧。这和美苏冷战时的前苏联在诸多方面是不一样的。拜登内阁一位负责亚洲事务的重要官员柯特·坎贝尔和拉特纳就合作撰文称，在对塑造中国的能力抱有雄心壮志多年之后，美国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其现代历史上最具活力且最强大的竞争者"。布鲁金斯学会的威尔·莫兰德也认为，"华盛顿对于北京看法的转变并非没有道理，建立在自由主义理念之上的对华战略并未如预期改变中国，经济发展并未改变政治"。共和党阵营方面，曾为前副总统切尼工作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范亚伦也持类似的观点∶世纪之交以来，尤其是近十年以来，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美国迄今为止未能实现改变中国的目标，反而必须面对中国"更加激进"的态势。此外，按照兰德公司研究员阿里·怀恩等人的观点，‘接触战略’原来是要让美国接纳中国加入其主导的国际体系，其结果却是为自己塑造出了一个强大竞争对手。2019年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联合发布的报告《中国影响与美国利益∶推进建设性警觉》称，应该认识到中国在美的"渗透"和"影响"所产生的越来越大的"威胁"，这将对美国的核心价值、社会规范以及现行法律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同时，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乔舒亚·艾森曼和卡内基国际事务伦理委员会亚洲项目主管德文·斯图尔特也指出，中美两国正在进行"体制层次上"的竞争，即在国内成就和国际号召力两个方面的"体制"之争。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法拉赫·简与贾斯汀·梅尔尼克认为，中国正在努力提升某种"结构性能力"，这使得中国有能力塑造一种新的世界政治与全球秩序。范亚伦也指出，要想对新现实做出有效反应，美国及其盟友就不能轻视意识形态层面的威胁。不仅是欧美政界和学界对中国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连欧美公众对中国也出现了压倒性负面看法。有些欧美有声望的民意调查机构在新冠大流行后做的民调都显示，大约有八成左右的受访者都对中国有负面看法，比例创下历史最高值。
在这个背景下，2021年1月，欧美重要的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表了《一份更长的电报-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它用上世纪40年代美国驻前苏联大使乔治凯南一封长电报的形式提出西方对华新战略的整体构想。在这封更长电报中，这位匿名的作者提出，美国对华战略必须将目标锁定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身上，因为“在21世纪，美国面临的最重大挑战是在习近平主席和总书记领导下日益专制的中国的崛起。” 习近平与其前任不同，他“已经显示打算将中国的专制体制、强制性外交政策和军事存在，投射到远超中国边境以外直至整个世界的范围；”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对美国、其盟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国际秩序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习近平不再只是美国面对的问题，他对整个民主世界构成了严峻挑战”。该电报认为，美国对华战略的目标不应是推翻中国共产党和中共政权，而是更换现有领导人。“美国对华战略的使命应该是使中国重回2013年前的道路，即回到习近平之前的战略状态。” 它认为，毛之后、习之前5任中国领导人都能与美国合作。该电报认为，改变中国领导人的战略目标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对习近平领导能力及其野心的不满已经使中共严重分裂，“中共高官对习近平的政策方向感到极大困扰，并对习近平无休止地要求绝对忠诚感到愤怒。他们担心自己生命和家庭未来的生活。无数事例表明存在着对习近平的这种深刻而持久的怀疑。”该电报认为，美国战略的首要目标是促使中国统治精英得出结论，继续在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国际秩序中运作而不是建立敌对秩序，符合中国也符合中共的最佳利益。该电报总结到，美国要制定一个完整的、两党一致的、可指导未来30年的对华战略迫在眉睫，因为“当前中国的崛起深刻影响着每一项美国主要的国家利益。这是个结构性挑战，在某种程度上在过去20年里已经浮现。而习近平权力的崛起极大加剧了这一挑战及时间表。” 报告还对全面遏制习近平的中国提出了多项具体的对策，比如设置如下的红线：1）任何对美国及其盟国使用核武器、生化武器的攻击，包括纵容平壤采取这样的攻击。2）任何对台湾及其周边岛屿的攻击。3）任何对日本捍卫自己的领土完整（包括尖阁列岛和在东海的专属经济区）的武装部队的攻击。4）任何在南海的主要敌对行动，包括继续造岛和对人造岛的军事化和对美国及其盟国海军自由航行巡逻的干扰。5）任何对美国条约盟国的领土主权和军事设施的攻击。尽管这个更长的电报在欧美政界和学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但谁也无法否认它在拜登新政府上台之前被抛了出来，绝非偶然。它反映的基本思想和观点是多年来围绕中国崛起的西方大辩论的一个总结和概括，在美国和西方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全球化时代欧美同中国进行新的长期的战略竞争的“宣言书”。
事实也是如此。我们现在面对的国际地缘政治的现实是，自2020年全球疫情大爆发后，欧美已经在各条战线全面行动起来，同中国展开了全方位的战略竞争或对抗。特别是在美国，新冠疫情大流行把川普再次连任总统的机会毁掉，他把这一切归咎给中国，调动起政府的全部资源，使尽浑身解数，掀起了反华狂潮，矛头直至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比起当年美苏冷战之初的情况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华战略的历史性转变的主体是多年来西方面对中国崛起形成的战略威胁的一个理性选择。这就是为什么新总统拜登也坚持了川普的遏华战略和政策的主要部分，甚至在阿富汗大溃败的撤军之际仍念念不忘中国这个主要对手。拜登说，撤出阿富汗就是为了集中精力和资源对抗中国，这才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目标。当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此也非常清楚，他常说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寸土不让。
中美形成战略竞争新态势后，中国官方有一种解释是，不论中国做什么，中国强大了必然要引起美国的遏制，美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而这样做的，这不是中国的错。现实是，首先中国经济的崛起不是这几年的事，早在2008年前后其势头就已非常明显，美国和西方也看得非常清楚，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曾想对中国的作法提出对抗性政策，但顾及到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对欧美的帮助，他打消了战略对抗的想法。所以，不能说中国一强大就必然成为美国的敌人。如果按这个逻辑要遏制中国，趁中国羽翼未丰去遏制显然更有效。其二，美国和西方政界学界的确有一种流行的看法，中国崛起最后是要取代美国的世界霸主的地位，甚至美国现任总统拜登也扬言，绝不能让中国来主宰世界，成为头号强国。西方的政客一般是不从动机论来做判断和制定政策，他们是根据国家的政策和行动来做出判断的，这是常识。要说中国威胁论，中国和西方合作的这四十年中很多西方学者甚至政客都有多如牛毛的论述，比如前总统川普的幕僚纳瓦罗的著作《致命中国》早在2011年就出版了。还有白邦瑞的《百年马拉松》也是2015年出版的。那时川普政府还和中国政府打得火热呢。大量的对抗的战略和政策是2018年以后特别是新冠大流行后出台的。至今，美国政府并不是因为相信中国崛起要取代美国而同中国进行战略对抗的，而是美国和西方越来越确信中国更为强大后所实行的各种内外政策，在客观上会制造一个与西方分庭抗礼的新体系，对现存的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形成系统性威胁。这才是他们要预防的。这里关键的问题不是中国的强大，而是强大后的中国要引领世界发展，建立中国主导的“世界命运共同体。这才是美国和西方眼里最大的威胁。
三、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和影响
在上世纪40年代后半期，当二战的硝烟刚刚散去，美苏冷战悄然而至之时，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宣称，美苏之间的“铁幕”正在落下，那时他把中国看成是“竹幕”。70多年后的今天，中美关系再次来到一个相似的历史十字路口上。这次中美战略对抗是在不同历史时空背景下进行的，显然同上世纪美苏冷战有着不同的时代印记的特点。
中美战略竞争是长期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同国与国之间因突发事件和某些短期因素导致的紧张关系不同，中美这次对抗是由很多根本性的长期因素导致的，比如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冲突，反映在习近平终身执政的可能性和由此产生的双方重大的内外方针政策的冲突，因而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美苏冷战从1946年算起到1991年苏联解体，共持续了45年。美国和西方同国际恐怖主义的对抗如果从2001年9月算起，直至今天仍没有完结，中间经历了消灭基地组织及其头目本拉登和击败盘踞在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以及它的头目巴格达迪。但现在无论是基地组织还是伊斯兰国仍有残余在亚洲和中东地区。在美军撤出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来之际，国际反恐斗争仍在路上。而中美这次战略竞争关系的形成也不是由个别事件决定的，而是两种敌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社会制度的再次历史性较量。在美国和西方长达40年对中国“怀柔”和“和平改造”彻底幻灭后，这种战略对抗是必然的，也是全方位的。如果从2018年算起的话，中美这次战略竞争恐怕至少要持续20年，也可能是30年或50年，直至习近平时代过去才能出现转圜的可能性。
上世纪美苏冷战在政治上表现为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各地展开了激烈争夺，欧洲是主战场，在中东、亚洲、非洲和拉美每一处动荡的地方背后几乎都有美苏争夺的影子。从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至今，新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正在以中美战略竞争的主题下逐步成型：这次中美战略竞争也遍及欧洲、亚洲、非洲和拉美，但中东主要是美俄的竞争的场所。虽然竞争的烈度不如当年美苏的争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在那些地方的影响力总的来说还比较弱，只是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才达到的。美国领导下的西方联盟在亚太区域对中国构筑包围圈。而中国和普京的俄罗斯似乎也在战略默契中联手对抗美欧。在中国周边，中国战机飞越台海中线已成常态；美国和西方其它国家的战舰定期巡弋台湾海峡也见怪不怪。在南海，欧美战舰不断做航行自由的巡弋和演习，中国的反制动作频频，双方武力示威味道十分浓厚。美国和中国还对东南亚国家展开激烈争夺，既有南海主题，也有经济之争。在非洲，中国和西方的争夺日渐激烈，一个回合接着一个回合。拉美是美国的“后院”，但中国在拉美国家的影响与日俱增，令美国防不胜防。自然，联合国和其它国际政治经济组织也成了中美两国斗法的舞台，吵架甚至对骂司空见惯，常常在重要议题上，形成了美国西方为一方，中俄伊朗为另一方的对垒。
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双方争夺的聚焦在国际产业链重塑和国际经济贸易秩序规则之争。美欧集中力量把全球产业链中的高中端部分逐步同中国脱钩，让美欧日本等西方国家的主要跨国公司逐步撤出中国。目前约三分之一的西方大跨国公司正在有计划地把重要业务移出中国。针对这种情况，中国也提出内外循环并行的对策。在“«一带一路””倡议上，主战场是非洲和亚太（中东地区）。中美经济竞争的另一个主战场就是国际贸易领域。目前中国在货物贸易占明显的优势，连美国本土市场都无法阻挡中国货物的占领。前总统川普用高筑关税壁垒的方式即贸易战同中国斗，最后承担高关税是美国公司和普通消费者。这是中美两国在几十年的国际经贸分工中形成的结构性贸易格局，单靠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是难以打破的。在服务贸易领域，美国占据优势，但中国仍在步步为营地蚕食着美国的优势。在金融上，美国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因为有美元霸权。但中国的亚投行也不断行动。中国巨大的经济贸易优势和巨量的美元外汇储备使自己货币人民币的影响力有所上升。双方在贸易领域的争夺归根结底还是在如何重塑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这个根本问题上。在WTO，美国和西方占据着体制和规则的明显优势，因而他们要求中国必须遵守现行的秩序和规则，任何不对等的做法都必须纠正。双方的激烈博弈一度使WTO运作不佳。中国和美国和西方相互制裁和法律斗争的戏码也在不断上演。应该说今后中国将很难再享有任何不对等的优惠和好处。与当时美苏冷战时期比，美国和西方有关贸总协定，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而前苏联只有互经会和卢布及苏联银行系统，处在绝对的劣势状态。当时的苏联和东欧互经会集团的金融实力是完全没法同中国今天的经济和金融实力相比。中国正在充分利用自己的实力，在金融体系里打破美国和西方的垄断，建立自己地位。
在军事上，今天中美战略竞争一般来说不会伴随着热战，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实力目前还在发展之中，尚未达到动辄要同美国和西方用热战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的水平。另外，今天人命的宝贵程度也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不死人和少死人成了战争选项的主要考虑之一，对美国尤其如此。所以启动战端都是大国决策中非常慎重的部分。但即便如此，在中美和平竞争中，有一个地方仍有热战的可能，就是台湾。对台湾，如果中国发起武统，美国和西方也会介入，至于介入到什么程度，要看那时台海战争的具体情况。中美和平竞争中也会有军备竞赛，但不会出现像美苏冷战时期那样规模的军备竞赛。中美军备竞赛的重点是军事技术的竞争，中美都会倾尽全力争夺军事技术的优势，而且都有经济和科技实力去支撑这个竞赛。目前的态势是，美国占据军事技术的绝对优势，而中国在关键领域拼命追赶，重点是核武器、导弹和反导弹、太空攻击和防御系统、海军潜舰和远洋作战能力、战机和空战指挥协调能力，人工智能作战体系和战略指挥部署能力等等。中国会扩充一部分核武器的数量和改进质量，但无法用核武器的数量去阻吓美国。
科学技术领域是中美战略竞争的重点之一，双方科技竞争的重点是在关键领域如半导体芯片、5G通讯、人工智能、太空航天、新材料等方面。美国在半导体芯片、太空航天等多数科技领域占据优势，中国在5G通讯和人工智能等方面占据优势。在互联网方面，美国在整体上占据优势，中国在应用方面占据优势。美国正在全面加强了对中国的科技封锁，特别是某些具有全局和战略意义的科技领域实行“高墙深院”式的封锁政策，不管它们是军工和民用。
就文化领域来说，中美交流正急剧减少，人员往来显著缩减。另一方面，中美信息战日益激烈，特别是中国媒体每天充斥着对美国的批判和信息战。在这样的文化媒体环境下，双方的民众对对方的印象都是严重的负面，两国敌对文化氛围正逐步上升。中国所谓的“战狼外交”也在加速整体对抗的氛围。
中美这次战略竞争同美苏冷战时代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今天的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金融格局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即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全球互联网信息一体化的大格局下，在这两个高度融合的的全球化环境中，中美谁都不可能完全封锁住对方，目前的条件下只能做到相对的封锁和关闭，比如封闭网上敌意信息的流动，减少人员往来，部分转移和中断全球供应链，封锁部分资源和粮食的供应等等，但全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大部分将继续进行，因为人为的强行割断将损害双方的利益，即所谓的“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政治、经济和金融、文化等领域的制裁是精准打击对手的有力武器，将被用到极致。当然使用制裁武器时，综合实力强的一方将更占据优势地位。受制裁打击最沉重的例子就是香港。目前香港正在失去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其部分功能正在逐步转移到新加坡和东京。香港的资本市场基本也是被中资占领和控制。现在香港金融市场的唯一优势就是港币和美元挂钩，使内地的网络和科技公司仍然还愿意到香港上市。如果没有了这个优势，上海股票市场将比香港的更有吸引力。中美战略竞争在全球村的条件下的另一个新特点是对抗的双方在共同的威胁下仍有可能做某些合作。比如，在全球重大经济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中美仍有相关政策协调的空间，以控制危机后果。在全球气候和环境污染的共同威胁下，中美会做相向的努力甚至合作。面对恐怖主义的共同威胁时中美会做共同的努力。面对重大自然灾害和疫病灾害时，中美会做共同的努力。面对贩毒等全球性重大犯罪活动时，中美会共同努力。原因很简单，这些祸害做大会损及双方的利益，谁都占不着便宜。当然在大对抗的背景下，双方可能的合作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因而也是困难的，有时甚至是半途而废的。而且双方也绝对不会因为可能的合作而向对方的“不合理的要求”妥协。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将有利于双方增大合作的可能性。双方在对抗中也会有各层级的必要沟通，包括最高级的会面和交流。但这些沟通和交流不会影响战略对抗的整体格局，也是使某些极端的对抗不至于脱轨翻车形成热战的必要条件。
从2020年开始的中美战略竞争时代是21世纪世界地缘政治经济大格局中划时代的事件，正如美苏冷战是20世纪的分水岭一样。中美战略竞争必将影响到世界政治经济的许多重大发展，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中美两国各自国内的发展进程，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只有直面现实，采取相应的因应对策，才可能在这场战略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进而战胜对手。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是一场不平等的竞争，美国强，中国弱。如果这场战略竞争再晚来10年，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可能就会处在一个大致均势状态中。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战略对抗对中美两国国内国际日程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中国来说，同美国的摊牌是不自愿的，被动的，因此它首要的目标是先要在这种旷日持久战略竞争中生存下来，然后再逐步取得优势，最后可能全面击败美国。而对美国来说，它的首要任务是怎么样把中国在走向巅峰的半路上遏制住，千方百计地全面削弱对手，最后彻底击溃这个利维坦的挑战。这样一种不同的境遇，促使两国采取完全不同的对策，也要面对不同的战略和政策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面对这样一场并不对称的长时间的激烈竞争，今天习近平面临着美国的全面围堵，要以弱制强。从习近平近两年的所作所为看，他在为中美大对决做一系列准备，这正是他常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含义。上个世纪美苏冷战以苏联最后消失为结局，在习近平看来那是苏共高层的颠覆性错误而致。今天，他要主持中美大决战之大局，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终战胜美国的资本主义。他坚信东升西降已成趋势。
对于中国这一方来说，习近平首先要做的是对内要全面加强政治社会控制，以便在危机来临之时能统一指挥，形成合力，对付外界的压力。这就是中国“攘外必先安内”的古老的政治智慧。中共自2012年底习近平成为党的总书记之后，意识形态全面左转，发起一次次围剿各类思想流派和杂音的运动，让中共官方的意识形态占据线上线下的绝对主导地位，不给非官方的各种意识形态留下任何空间。从小学一直到大学都是官方意识形态充斥这教科书和课堂。对各类社会结社行为一律消灭，不留寸草。对待文学艺术作品一律严格审查，对演艺圈严格政治和经济控制，文化控制达到了自文革以来的新高度。言论控制措施无以复加，政治水军数以百万计，外围队伍可达千万，网上警察无所不在。必要时以司法手段予以消灭。在中共统治逻辑中，只有严密地控制思想和舆论，才能保证在关键时刻能号令天下，集中力量对付任何内部的和外部的挑战。用习近平的话说，中共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主要的特征。党要绝对控制政治、思想、文化艺术、也要控制经济和社会。党不但要控制国有企业，也要控制私营企业，甚至外资也要有党的存在。在互联网科技时代，中共对社会的控制也日益网络化、高科技化和精细化，这些集中体现在社会的网格控制和无所不在的监控系统的建设。20多亿的监控摄像头遍布中国大街小巷，虽然它们有社会行政管理的功能，但基本的功能是政治监控。
其次，要保证突出核心，就可以保证全党的战斗力，也就可以保证全国的战斗力。这个纳粹德国时期曾提倡过的“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一种声音”的模式在今天的中国大行其道。习近平要建立危机时期的党的核心长期稳定，所以他的打破惯例连任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就势在必行。他再连任十年甚至二十年都不令人奇怪。他将是继毛泽东、邓小平后又一位长期执政的中共领导人。中共的政治体制是领袖终身制的政治基础，只要有这个基础在，领导人终身制就是随时可以发生的。
第三，以底线思维的逻辑，做好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本保障，为重大危机做好准备。例如，粮食、能源、重要原材料和关键技术都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样才能在全面危机时心中不慌。现在，网络和大数据也被加在关键产品的名单里。面对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现实，中共要力争国际产业链中自己需要的关键产品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别人的三寸也要掐住。要不惜重金重构国际供应链，保住制造业“世界工厂”的地位，以对抗美国的金融和网络经济优势。保障和壮大国企，同时遏制私营资本的“野蛮生长”，保证在危机的关键时刻，能集中全部经济资源，为政治根本利益服务，而不是让社会资本分散国家力量。很自然，遏制国内私营资本力量将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从战略上重视和培育好中国国内内需即庞大的消费市场，也是同美国和西方竞争的重要底气所在，改变中国消费市场弱势的局面，关键是保证广大中小企业存活和发展。政府要投入大的资源和精力去做这个基础工作。
第四，从根本上扭转中国人口增长下滑的趋势是提高同美国和西方战略竞争实力的重要方面。为做到这一点，不但要取消生育限制，还要从各个环节降低养育成本，让年轻人口愿意多生多育。没有人口的支撑，中国50年后将蜕变成一个外强中干的国家，一切都无从谈起。未来还将有一系列举措来试图扭转人口增长颓势。
第五，全面扩充军备，增强核武库力量，为大规模台海战争做好军事准备。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成长，中国军费也开始起飞，从1989年至2016年军费增速都在10%以上。尽管看上去速度很高，但由于基数很低，故10多年的高速增长具有补偿性的。从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后，中国军费的规模就非常庞大了，赶超的目标就只有美国了。从2016年到2020年，中国军费增长速度降为个位数，大约在6.6%-8.1%之间，仍比GDP的年度增长率高，而且增量规模比以前的双位数增长率时的增量规模要大得多。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2019年全球军费总规模前三名的国家是：美国7318亿美元，中国1757亿美元，印度711亿美元。中国的军费规模相当于美国的24.01%，而2000年还只相当于4.56%。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长估计为4%左右，但中国军费增长应该明显高于GDP的增长，应该在6%至10%之间。而由于和美国长期战略竞争的需要，也为了台海战争的准备，未来10年中国在核武器及其战略运载工具、海军舰艇和飞机的扩充和更新进入快速增长期，军费投入应该大增。到2030年前后，中国军费总规模应该至少达到美国的50%左右。即便中国经济增长滑落到3%左右，中国公共财政对军费的支持力度仍然可以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超过6%。
第六，在外交上形成全面抗衡美国和西方的战略格局。在中国的东部和东南部，美国已经形成了美日韩台湾军事同盟，即所谓的“第一岛链”，包围中国的态势。在中国的南线，美国正在组织美英澳印日的军事政治同盟。中国只能向西突破，在西北线形成中俄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反美同盟，上合组织是必要的组织形式。美国在阿富汗的仓皇撤退又给中国留下了新的空间，中国对塔利班应该是有条件的合作，但也必须取得俄罗斯的谅解。在东南亚中国通过RCEP抓住东南亚国家，形成一个抗击美日英澳印的战略屏障。但这里的困难是南中国海的分歧仍必须要妥善解决，否则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关系就不稳固。在中东，中国以支持俄罗斯的既得利益来换取和俄罗斯的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在非洲，中国有众多的朋友，其地位早就碾压了老牌殖民帝国法国，也不逊于美国的势力范围。在欧洲，中国会拼命巩固在欧洲的经济贸易地盘，同时扩展政治利益，先同东欧南欧突破。在拉美，中国在中南美也有大量存在，形成同美国抗衡的态势。中国同美国进行坚定的战略对抗，也利用自己的力量同美国展开全面的信息战和心理站，双方都是无所不用其极。总体来说，美国处在优势地位，但中国的布局也咄咄逼人。
作为美国，为了同中国进行持久的战略对抗，它首先要做的就是重新整合西方联盟，特别是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军事联盟关系。川普同中国对抗采取了一系列颇为极端的措施和手段，但他打击中国的最大特点是单打独斗，因为他的很多政策把西方盟国都得罪光了，所以不少欧洲的北约盟国都把美中之争看做是两大国争夺霸权的事，和欧洲无关。拜登上台后在国际舞台上着力最多的就是重整西方联盟，共同对付中国的挑战。他使用的策略就是到处强调中国在香港、新疆等地方的人权问题，要求西方在这些问题上共同施压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拜登向欧盟强调中国霸凌台湾，企图用武力改变台海两岸的政治现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拜登向欧洲出售南海自由航行的理念，要求欧美共同维护南海自由航行权。应该说，拜登的策略是有一定效果的。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事实上都已经加入了美国舰队的南海自由航行巡航，形成了西方海军在南海的联合存在。在香港问题上欧盟和中国也针锋相对，引起中国的制裁反应，这又使欧洲暂时冻结了中欧投资协定的议会审议。在台湾问题上，法国和英国的舰艇甚至也加入了在台湾海峡的不定期巡游，有的欧盟国家还把台湾代表处改名，多有加强欧盟和台湾关系的举动。拜登甚至明确表态台湾是亚太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会保卫台湾。美国和日本、澳洲和印度形成了四边安全对话机制，一个松散的政治经济安全联盟正在形成。同时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也形成了美英澳军事同盟，甚至用核潜艇武装澳洲。这个美国精心打造的亚太军事同盟核心和外围的四边政治经济安全联盟，正是针对中国的。美国还召集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举行线上民主峰会，邀请台湾作为民主政体出席，剑指中国。
其次，在经济贸易上，拜登有两件最重要的日程，一个是阻止他所说的中国贸易上的不公平做法，其最主要的任务是全力促使双方的贸易环境要“对等”，如按同等的身份遵循国际贸易规则，不再享有任何单方面优惠和权利，要求撤销中国对国企的补贴，对等开放对方的市场。对川普政府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尽管拜登政府认为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应该会做一些调整如下调部分关税等，但拜登政府显然是在谋划用所谓更有效的手段阻止中国的不合理和不公平的贸易做法，针对价格补贴和市场准入方面的各类问题实施精准打击。在国际供应链问题上，拜登会沿袭川普政府的做法，鼓励美国重要的跨国公司继续离开中国和香港。美国国务院和商务部已经对此告诫在香港的美国公司尽快离开香港，因为那里的风险与日俱增。拜登也多次谈到，美国必须促使具有重要意义的产品生产尽快回流美国，不能依赖外国。为此，拜登政府正在制定庞大的基础设施和其它重要产业的投资计划，以吸引美国和国际公司。川普政府那些鼓励美国公司回流的政策措施，拜登依然保留。当然，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也可以提高美国整体经济的增长和战略竞争力。美国正在调整过度依赖其金融和网络产业的经济结构，试图从根本上扭转近几十年来美国经济日益“空心化”的趋势。
第三，加大在科技领域的投资，同时更大力度地实行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从美国目前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看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和欧洲日本等盟国一起严密封锁技术出口到中国；二是加大对中美中欧和中日的等的科技人员交流的限制，这包括大学和科研机构，军事的和民用的主要领域都被囊括。三是对严格限制中国企业投资西方先进技术的公司。总的力度可以说比美苏冷战时期的巴黎统筹组织的所作所为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四，强化美国整体经济实力，运用好美元霸权地位，让美国在经济增长、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形成压倒性优势，同时发挥美国在金融和网络科技方面的传统优势，力图全面战胜中国，证明民主政治经济体制的决定性优势。应该说中国在过去近四十年改革开放形成的经济增长优势确实在碾压美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历史过程，形成了门类相当齐全的世界级的制造业产业链，壮大自己。川普和拜登决心改变这个状况，重塑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同时推出美国和欧洲自己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和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进行抗衡。可以说，中国和欧美在全球经贸金融市场的全面对抗大幕已经拉开。
第五，在对抗中寻求适当的合作和妥协，以降低双方的战略成本和扩大自己的优势。在上个世纪美苏冷战时期，双方还定期举行首脑会议，也有热线机制，遏制和沟通并行不悖。今天中美战略竞争游戏也一样，双方各层级的沟通和交流也同样存在，甚至有时是解决某些关键问题的有效手段。双方仍有合作的领域，美国和中国都会采取现实态度，在有共同利益的方面妥协合作，这对防止对抗走进死胡同是有用的，但不会从根本上降低战略对抗的烈度。
（下）
四、中美世纪较量的优势和劣势比较
众所周知，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180多年中国近现代史中，中国国内的几乎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深受国际因素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国际因素是中国众多历史关头重要事件的首要影响因素，比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共成立，日本侵华战争及西安事变，二战结束和国共内战，中共建政，中苏决裂与毛泽东搞反修防修和文革，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79年中美建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和90年代初苏联解体等等。21世纪的中美战略对抗同样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未来至少30年的国内发展。美国朝野基本形成这样的认知：同中国的战略竞争是民主体制同专制体制的终极对决。中国党政最高层也同样认为，中美的战略竞争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共命运的斗争，应该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了其顶峰，当时全世界五十多个国家都号称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更多的亚非拉国家在效仿苏联和中国的榜样进行“红色革命”。然而，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只还剩下四个：中国、越南、老挝和古巴。朝鲜执政的劳动党早就摒弃了马列主义，而是以金日成的主体思想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并形成了家族世袭为特征的的政治统治体制。因此朝鲜本质上已是王朝专制体制，它的老百姓也成了非典型的现代王朝臣民。世界各地曾经风起云涌的“红色革命”到今日基本上全部销声匿迹。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的退潮不能仅仅归咎于西方的遏制和围剿，更重要的是它根植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机体内部的种种缺陷，东西德国和南北朝鲜的不同命运即可略见一般。再看一下中国、越南和古巴的具体情况就更有说服力。中国和越南体制的生命力还相当茂盛，最主要的是在近四十年来，它们都经历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完全突破了旧的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最根本的突破就是把经济自由权还给人民。重新获得经济自由权利的人民迸发出巨大的活力和创造力，让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起飞”，成为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使社会经济及人们生活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国际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成分注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里，同时开放大门同资本主义经济大胆融合，这是改变社会主义在中国越南等国的命运的决定性一招。而没有进行这种变革的古巴，整体政治经济依然死气沉沉，当然美国对古巴长达三十多年的经济封锁，也是造成古巴长期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共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相融合的，它们不可思议地合为一体，而且这个新物种在某些性状方面甚至比传统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有更为强大的功能。
这里有必要就俄罗斯的情况讲一下。前苏联垮台后，俄罗斯实行的既不是原来的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不完全是西方式的政治经济体制，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过渡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形态，这种过渡性社会形态更多的具有西方社会的性质，它有基本的民主选举，也有初级的多党竞争和自由参选等形式。在经济上俄罗斯基本上是市场经济。对此西方事实上也是承认的。在2014年俄国吞并克里米亚之前，西方八国集团就包括俄罗斯，这是一个政治态度。只是由于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俄罗斯同西方才全面交恶，又把俄排除在在外。普京骨子里是想做彼得大帝。面对俄罗斯社会转型后日渐衰落，普京想重振俄罗斯，重温彼得大帝的旧梦，像前苏联那样再次同美国平起平坐。普京一系列反民主的做法使俄罗斯的民主体制涂上了浓重的普京个人的专制色彩，俄罗斯的民主体制成为普京掌上的玩物。实际上，西方同俄罗斯的对抗更多的是同普京这个政治寡头个人的对抗。如果普京成为历史之后，俄罗斯还会逐步会回归到一个稳定的民主体制，俄罗斯同西方的对抗也将落幕。所以俄罗斯的情况同中国的情况是有本质的区别的。这一点对理解普京后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有重要意义。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为思想基础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堡垒。经过七十多年的变迁和发展，它正在成长为一个巨型的怪物，它不是传统意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如前苏联那样；它也不是西欧一些社会民主政治经济体制。它源于列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但在经历了惨痛的失败后又大胆向西方学习市场经济和管理经验，同西方经济相融合，最终形成了包含有很多市场经济成分的政府主导的现代市场计划经济（也有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为基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一党集权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而且这种社会主义新变种把党的控制权延伸到到社会政治经济控制的每个角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在这场世纪性的战略竞争中，如果不发生热战，双方就要比耐力，比实力，比吸引力，看谁能够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的较量中胜过对方，引领世界的发展潮流。为了对这场世纪竞争的结局看得更清楚，我们有必要从五个方面比较一下双方的优势和劣势：即良政善治能力；经济金融实力；科技创造能力；军事实力和综合文化软实力。
首先看良政善治能力。在这方面可以比较三个指标：一是人民对政治制度的信任，这是政治制度稳定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一个获得多数民众支持的政治制度才能提供一个稳定的施政及政策环境。二是对政治制度形成基本支撑的法律体系。三是政府治理组织能力的有效性和力度。
美国：是多党民主选举体制，得到选民多数票的政党负责组织政府并施政。在国会的议员也是通过多个候选人的自由竞选后由选民的多数票选举产生。尽管每次美国的选举年总是有政治捐款及收买选票等与金钱有关的贿选和舞弊问题的发生，但在一套比较有效的法律监督下的选举制度，使整个民主选举机制有效运作，选出的政府代表了多数选民的利益，在野政党的国会议员也能代表各自选区的选民利益。美国建国至今近250年来，这套政治制度总体上说行之有效，保证了政府和施政稳定性，也保证了基本政策的连续性。如果某个政党施政引起社会反对，那它应该就在下次大选中被替换。人民主权和意志基本得到体现，人民的支持和信任是政党执政的有效基础。尽管美国民主体制依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有很多撕裂和弊端，甚至我们可以说它还在不断调整和进化中，但总体上来说，这样一个有民意支撑的政治体制经历250多年的风风雨雨和各种动荡灾难，基本保持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持续稳定。而且，今天的世界上效仿民主体制的国家已有100多个。如果它不是一个有效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政治体制，哪能还会吸引那么多的国家纷纷效仿呢？
美国的法律体系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繁杂的，它规范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及个人行为，是社会上公认的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行为的基本规范。它有良好的社会声誉，绝大多数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服从法律规定。如果产生任何争议，由独立法院系统做出判决，不管社会地位如何，各方都会服从这些判决，具有普遍的的效力。法律和法院系统运行体现的是社会对普遍的公正、公平和公义的追求。美国社会的共识是：法律条文是刚性的，它不会因人因事而拐弯。总的来说，人民对法律是有信心的。世界多数国家都认可美国的法律体系公正性和有效性。
美国的政府治理能力不足，这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已经引起各方面的广泛讨论，也被认为是民主政体的一个弊病。美国治理能力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民选的政府首脑可能是能力平庸，甚至是有道德缺陷的人。2多党制约下的国会议事效率可能很比较低，政府决策受到多方掣肘，议而不决和施而不政的现象常有发生。3政策的稳定性较差，特别是在危机和灾难面前，政府治理问题有时就显得特别突出。
中国：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若干个友党即所谓的“民主党派”参与的执政体制。中共不仅主导政府，也主导身为立法机构的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同时也主导司法体系。这个政治制度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不是由13亿选民选举产生的，而是各级党的领导机构决定的。在最基层比如城市里的街道社区和农村的村镇是履行选举程序的，但这个选举的候选人一般也是由党的机关指定的，并不是自由参选。因此这个选举不是自由的。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是民主体制，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这个一党永久执政的政治体制的关键问题是人民是否授权给这个党永远执政权利。这里不做理论分析，只从普通人的具体感受中来认识。在中共的政治话术中，中共之所以有这个永久执政的权利，是基于两个基本事实的：一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意思是中共执政权利源于它以千千万万人的生命打下了这个江山，所以就必须由它来坐这个江山。确实，中共用暴力打下了江山，要坐这个江山也可以理解。但是不是就有权永久坐这个江山呢？从政治逻辑上，这个说法是不能自恰的。因此，中共的理论上又有了一个更常见的逻辑，就是中共是代表人民执政的，中共和人民是一体的，因此中共获得了人民的授权永远代表人民去执政。对这个说法要做一点历史分析。1949年中共建政后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基本上在肉体上消灭了反对派的各种政治势力，形成了以共产党和它的友党为主的执政政治基础，并把它概括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它的人民这个政治概念的基本含义，并称这个联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占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口的90%以上。但是，随着后来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知识分子阶层成了被改造的对象，广大农民在合作化以后既没有了土地，也由于户籍制度被锁死在农村，在改革开放前由于错误的农业农村政策而导致绝大多数农民一贫如洗，实际上就是为了工业化而无情的牺牲掉农民，几十年的工农业产品形成的所谓“剪刀差”就是明证。后来又发生了像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饥荒那样的惨痛事件，广大农民的对执政党的不满是非常自然的，执政党实际上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后者也不再是执政党的政治基础。客观地说，广大城市市民特别是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对毛泽东的革命理想还是满腔热情和支持的。毛泽东利用了这种热情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然而十年的文革带来的是理想的破灭，普遍的贫穷，互相之间的斗争，特别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林彪仓惶出逃，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机毁人亡，这一地鸡毛的现实使城市各阶层民众彻底失去了对毛泽东和他的革命理想的迷信，也宣告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共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路线的失败。邓小平深刻地体察到人民对中共的信任危机，也看到了毛泽东信奉的列宁斯大林革命和建设模式的巨大危机，开始启动改革开放。邓小平倡导的“解放思想”运动就是要突破长期以来禁锢人们头脑的传统的意识形态教条，实事求是，向实践而不是马列毛的教科书寻找实际生活的正确答案。邓为了避免陈旧的意识形态的干扰，特别提出“不争论”的原则，要求人们在实践中大胆试，不怕犯错误。邓把经济自由还给了人民，让自由的人民用自己的热情和创造力去重新开创自己的新生活。思想解放和经济自由释放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各种经济成分争奇斗艳，人民创造出经济奇迹。中国几千年的社会经济结构乃至政治结构都在经历着空前的巨变。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阶段中，由于政治权力还是垄断的，没有制约监督的党的各级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开始用手中的政治权力谋取经济利益，腐败开始大面积产生。尝到获得经济自由和权利的人民开始渴望能获得政治权利，而这些政治权利虽然在中国宪法里都有明文规定，但在革命胜利后中共并没有像承诺的那样把政治权利还给人民，而是在人民的名义下所做的太多伤害人民的事情。在中国经济起飞的过程中，中共的某些高级官员的家族和大量中低级官员以权谋私，进一步恶化了中共和民众的关系，必须要对大面积的官员腐败进行遏制，维护社会发展的公平和正义，成了经历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的普遍呼声。1989年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变革对中国是个巨大的震动。中国的“六四政治风波”就是在这样国际国内的背景下发生了。大学生们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上街要求民主自由，遏制腐败。但学生们的政治要求显然超过了邓小平所能接受的范围。邓搞改革开放是只给老百姓经济自由的权利，但并不想把政治自由的权利还给人民，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共产党的领导不能受到任何挑战，任何想监督共产党执政的努力都是不被允许的。“六四”的结局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巨大的悲剧，但它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不再是一体的了，中共只代表它的党员和相关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人民不再自动成为中共执政的政治基础，中共必须以某种新的方式重新赢得人民的政治授权。邓小平的继任人江泽民看到了中共代表性的危机，他正式提出”三个代表“的新理论，认为中共可以是代表一切先进的阶级和阶层的执政党，包括资本家阶层。这个理论的有效性一直持续至今，已被中共正式接纳为其新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但占人口70%的底层农民、农民工和城市贫民并不属于中共自称的可以代表的先进的社会阶级和阶层。
归纳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共执政的政治基础经过前三十年的失败的革命理想运动和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大潮，已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有了经济自由和权利的各阶层人民大部分已经不依赖中共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而独立存在，中共只能扩展自己的代表概念来试图代表他们，但理论上的代表无法自洽实践上的代表。我们从中共的政治概念“人民”中看不到具体的社会民众和阶层，现实中也没有多少人真的相信这种说法，在很多情况下已它已成为一种政治话术。如果按常识来看，人们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人们的政治思想行为，就是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看也是这样。
下面我们再来从社会阶层人口统计的角度来大体分析一下目前中共的政治基础到底有到少代表性。当然，在中国官方是绝对不允许独立的民意调查机构存在的，因为他们的存在可能挑战中共的政治话术和意识形态垄断。没有可靠的数量分析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对中共现实的政治代表性从常识出发做一个质的基本判断。
目前中国人口大体上有14亿，严格地说并不到14亿。经过改革开发四十年，中国形成了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阶层。在中国14亿人口中，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口按法律规定是没有政治权利的，他们大约占总人口的17%，总数约2.4亿。去掉这2.4亿，在法律上应该有政治权利的人口总数约11.62亿。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中国大约有5000万失能老人，减去他们，中国有效的政治权利人口约11亿。中共党员大约9700万，连同他们的家属以乘3来计算，总数约3亿。其中大部分属于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和员工。中国军队（野战军和武警）大约有250万，全国公安干警总数越195万，两者相加约450万。总数理论上，这些人口都可以归为中共执政的政治基础。这些政治基础总人口约4亿。还有7亿多的社会其他阶层应有政治权利的人口，我们不能肯定是中共执政的政治基础。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有6亿人每月收入1000元左右。这些人也很难被代表。知识分子阶层（大学学历及以上）目前大约2亿多，也是不能肯定为中共政治基础的人口。城市贫民阶层（每月收入2000元左右）也应该有上亿人口，他们也不能肯定为中共的政治基础。结论是，如果人民是有充分政治权利能够自由选择的社会群体，那么中共确实没有自信说它能够得到大多数百姓的政治上的支持。在前苏联垮台的前一年，有苏联媒体做过一个民调显示，被调查的人有85%的人认为苏共只代表官员和公务员。邓小平当年曾用这个例子告诫中共官员要引以为戒。如果能允许独立的民意调查机构在中国做这样的民调，结果肯定不像官方政治话术所描述的那样的政治图景。
政治权利是民主的基础，程序正义是民主的标志，自由的选择是民主的本质。在政治权利中最基本的是言论自由和公民结社自由。缺了这三个基本特征，民主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米之炊。在今天的中国，这些还都是些奢侈品，老百姓都没有。把牛皮吹破天都没有用的，沉默的老百姓心里是非常清楚的，诡辩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在中国，政治权力具有垄断性质，它的来源是暴力。这种政治体制的副产品就是舆论一律和信息封锁，公民没有言论自由，甚至都不能得到自由流动的充分信息。老百姓的嘴都被封上，所以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官方媒体常常颠倒黑白和指鹿为马。日常维稳成了社会的稳定器，当然社会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对中国普通老百姓来说，中共的政治游戏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也没有资格去参与这个“高级的政治游戏”。
中国的法律客观地说是完备的，该有的基本都有。但中国法律体系是政治制度的附属物，而不是独立运行的，因此在相关政治和政府利益面前，法律是会拐弯的，很多审理不能体现基本的公正公平公义。由于政府和老百姓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因此法律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政府管理人民的工具，而不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天平。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司法体系腐败丛生，金钱和人情在法律体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公众对法律的信心严重缺失。另外，就中国法律中民事部分来说，其最大的问题是，判决后不能得到执行。据官方的数据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民事判决不能执行，老赖太多，这也严重地影响了人民心中司法的形象。在每年全国人大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报告得到的反对和弃权票是最多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司法的社会评价。说中国只有法制而无法治，并不为过。
中国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效率是强大的。这和国家政治体制密不可分。中国是个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党和政府无论从行政权力，财政权力和司法权力都是全世界集中度最高的。这个高度集权的体制渗透到社会管理的几乎每一个细胞，同时又有现代高科技的支持，它可以监控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细节。它可以高效率地办理任何它想办的事情。这就是中共一直说的制度优势，即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就这个方面，西方的体制是逊色的。在中国可以集中国家的力量对付任何个人、公司和各类团体，那是不对等的博弈。在西方的体制里，这样做事情是不被法律允许的。
在经济上，美国以GDP规模衡量是全球第一，是最大的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和拥有最大市场。美国也是世界头号金融帝国，基本掌控着西方的金融命脉。美元有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元的背后是美国政府的信誉，全球第一。2020年美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万美元，排名世界前十位。当然美国经济也有很多问题，比如经济成长多年低速运行，增长缓慢；美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国，政府总债务量达到28万亿美元之巨。美国老百姓储蓄率过低，多数人靠借债度日。美国经济过度依赖金融和网络科技，而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出现了明显的空心化和老化问题，这使美国经济看上去基础脆弱。
反观中国，得益于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三十多年，目前中国经济总量以GDP衡量，为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许多权威机构预测，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35年前后超过美国。中国经济奇迹造就了两个最重要的成果：一是全产业链的制造业体系，被公认为“世界工厂”。中国在世界产品供应链中占据着头等重要的地位。二是造就了全球一支有相当实力的庞大的消费群体，对世界市场都是不容小觑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世界权威统计数据统计，中国顶尖的富豪群体人数仅次于美国，为全球第二。中国年收入5万美元的中等收入群体占人口总数的1%，14亿人口中就有高收入人群规模为至少1400万人，这是许多欧洲发达国家人口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这些人无论冲到哪里都能掀起消费巨浪，其购买能力足以令欧美震动。在东亚和东南亚，中国的消费大军也是日韩和东南亚各国积极争取的消费力量，当然它也是中国政府可以使用的政治筹码，就像美国用它的经济科技实力和美元作为它的长臂管辖的手段一样。中国的网络科技在经济升级换代的进程中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虽然网络科技实力比起美国还是逊色的，但比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要强。
当然，中国经济也有许多问题，主要有四方面：一是政治干扰因素过于强大。近年来中国政治全面向左转，对资本和企业家群体趋于限制发展和严厉打压，以确保党对经济和私营资本的绝对政治控制。同时为实现党的政治目标，对有碍于实现这些政治目标的行业实行打压。对跨国公司也逐渐强化政治控制，使跨国公司处于不利的经营环境中。这种不确定的政治风险因素对经济发展构成了最大的负面影响，让本来就在爬坡的的中国经济遭遇更多的困难。人们普遍预计，这种不确定的政治氛围所构成的政治风险是中国特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产物，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二是经济发展的动能进入持续衰退阶段。中国经济已然是个庞然大物，要想持续过去四十年的奇迹，就必须有长期持续并足够强大的动力来推动经济继续较快的增长。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奇迹的动力主要来自投资、出口。而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消费。中国投资中主要靠房地产投资一直高速增长，同时政府的基建投资也十分给力。但现在面对中国房子太多，遍地都是空房和烂尾楼的局面，房地产再也不能过度增长了，如何消化现有的泡沫才是当务之急。可以预计房地产行业已出现历史性拐点。政府的传统基建投资早就转变成新基建投资，基础设施市场已经饱和，新基建投资规模有限，也是小马拉不动中国经济这台大车。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早在10年前就就已不足20%，虽然进出口总规模还在不断增长，但相对于中国经济这艘巨轮来说，它提供的动力十分有限，并将逐步走向正常，大体为10%左右。最有希望的消费市场应该是带动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这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但中国贫穷人口占总消费人口超过80%，近几年由于经济增长减速等各种因素的作用，就是那20%的有能力的消费人口的收入也在减少，这就使整个消费市场萎靡不振，一时还难以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三是人口老龄化迅速来到，这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十分重要。看一下日本近三十年的发展轨迹，一蹶不振就是与其人口老龄化密切相关。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主要消极作用是无法为中低端的产业提供大量劳动力，而中国在国际供应链中的最大优势就是中低端产业优势。没有了这个优势，世界工厂还能不能保住就是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当然也在努力走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但中国产业高级化和升级换代还处在初级阶段，遇到了各种技术的和市场的瓶颈。这两方面的优势在西方发达国家。同时人口的迅速萎缩也意味着中国消费力量的式微，即不能为庞大的中国经济提供有效持久的动力。有学者预测，如果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不改，50年后人口总量将下降到7亿左右。这并非完全是耸人听闻之说。四是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年赖以高速成长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产生广泛的不利影响。中国经济体如此庞大，多行业的产能明显过剩，寻求国际市场的出路是必然的。现在中国和美国及西方世界交恶，不管是“«一带一路””项目，引进外资，还是投资海外，技术和资金的中西融合都受到了空前的限制，政治因素成了很多国际合作的需要考虑的头等因素，政治因素扼杀了大量的发展机会，这对中国经济走向世界是一个巨大的障碍。迫不得已提出内循环为主的战略，从根本上说，对中国这样一个靠外部市场发展起来的庞大的经济体来说是下策。然而同美国和西方的政治对抗是刚性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消解的可能。五是碳达峰和碳中和对中国经济成长的考验。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电力供给67%都是依赖煤炭的，造就了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其高能耗和高排放是举世公认的。生产效率也相对较低。在这样一种国情下如何达到双碳减排目标而又保持经济适速增长就是一个严重的课题。最近在双减影响下，中国多地大面积拉闸限电，严重影响了工业生产，甚至是人民生活，不得已政府再次恢复大量煤炭生产以支持发电企业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
在科技方面的力量对比，美国是当今世界科技强国，不仅应用科学领先，而且基础科学更是世界第一，仅从美国大学诺贝尔奖获得数为全球第一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美国突出的科学技术领先领域有军事科技、航天科技、新材料科技、网络、电子、农业等。但在工业科技方面比较薄弱。反观中国，在5G、人工智能、航天、工业和新材料等也有优势，但中国基础科学较差，这和中国的大学体制有关。总的来说，在科技方面，美国比中国有明显的优势，但中国在某些领域也有比美国强的地方。
在军事实力对比方面，就武器装备看，美国显然是占明显上峰的。在航母技术上美国领先中国至少20年。在战机技术方面，美国应该领先中国至少10年。中国在导弹和核潜艇方面技术是有相当的竞争力的。就核武库来说，美国是世界头号核武技术国家，但中国目前也在努力发展核武库。目前双方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在战争场景的应用技术上正展开激烈竞争。未来无人舰艇，无人飞机和无人坦克等等都会陆续应用在战场上。其实，中美双方在军事实力方面的最大差距还不在武器装备技术上，而是在软实力上，即战争指挥系统和士气上。作为世界警察，美国在全球各地打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战争，造就了一个有丰富实战经验的指挥系统，也在不断改进单兵作战装备和技术。而中国自1979年以来就没有打过仗，军队各级指挥人员无实战经验。提拔将军主要看政治表现，无从考察其指挥能力。前些年，军队卖官鬻爵的现象比较严重，严重地侵蚀了部队战斗能力。通过近年来的强力反腐，情况大有改善，但目前军队战斗能力如何，应该说还是个未知数，只有通过未来的战争来检验才能知晓。中国军队的一个强项就是兵多，据估计中国正规军超过100万，武警也有100万。战舰数量上超过美国，飞机数量也跟美国差距不大。但在高技术智能化的现代战争里，解放军传统的人海战术还管不管用，确实不能作肯定的回答。美军的最大短板就是惜命，死不起人。今天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不断下滑的背景下，人命也变成了一个大问题，像以前那样使用人海战术恐怕不行。大家都惜命，那就只能打装备，打技术。所以中美如果再度兵戎相见，能不能有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朝鲜战争的结局，还不好说。
两国综合实力对比，少不了比一下软实力，这个软实力的核心就是文化和价值观的吸引力和支撑力。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文明为基础的价值观体系，崇尚民主、自由和竞争为核心要素的西方文化。在这种文化及价值观系统里，每个人生来平等，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最高权利，任何人不能剥夺这些与生俱来的权利，即人权。在这些信念的基础上形成了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和以私有产权为核心的高度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而所谓自由的权利核心就是个人言论思想的自由和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因此在西方政治体制里有自由的选举，媒体是私有的，在守法的前提下大家都有可以发表各种不同的社会性言论，高度尊重每个人的思想独立性和创造性。大学自治，不管是文科理科都要学术思想自由为核心。各种不同的政治理念的人可以自由竞争，自由结社，政治对手彼此不是敌人，而是竞争者，受到法律保护。当然，为了不使自己的自由妨碍别人的自由，美国发展出一套繁复的法律体系去规范个人和团体的自由权利和责任义务，让社会在不同的个人和团体的五花八门的自由和权利中限制其不利的东西，有序发展。文化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解决人们的思想纠结和心理问题，宗教自由就是发挥这样的社会功能。遍布美国城镇的大大小小的教堂就是舒缓和消解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各种纠结和心理问题，使人们更好的面对现实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在军队都有随军牧师，疏导士兵的精神和心理问题。
反观中国，以儒教为基础的文化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根深蒂固，成为历朝历代的官方学说，虽然它不是宗教，但却要求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规范。儒教强调秩序和尊卑，以三纲五常和尊卑有序为其基本社会生活理念。儒教提倡皇权和大一统，抑制个人及差异。儒教的大同和小康是一种尊卑有序的集体和谐的社会，以均贫富为基本特征。而儒家的“大同”和“小康”影响了几千年中国仁人志士对未来的憧憬，深深地扎根在中国历代精英人士的思想观念里，可以说是“入骨进髓”了。但儒教并不是宗教，和儒教相辅相成的宗教应运而生，如佛教、道教等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共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取代儒学，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中国的国家政治体制也是根据这个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许多重要政策和措施也是从这个意识形态的教义而制定的。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最后以林彪出逃和四人帮倒台而告终。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标志着集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革命和建设思想的失败，失去了老百姓的信仰。中国老百姓没有意识形态的信仰后思想处在混沌期。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人民创造了近40年经济起飞的奇迹。因为与经济起飞相伴而生的是官场大规模的制度性腐败，老百姓对政治上层的信心开始动摇，直至发生了六四事件，现实让老百姓与中共分道扬镳。如何重塑破碎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改革开放的现实的巨大反差甚至是冲突，邓小平的继任人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找回老百姓对中共的信任和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管理模式。中共坚持了两个基本治理理念：一个是改革开放不动摇，以经济发展的不断增长来说明中共统治的正确性和不可替代性；二是改开40多年特别是在江胡时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维稳体制，如维稳队伍（以武警和公安队伍为主），预算、相关的法律和规定以及一整套措施。这既是因应改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的社会效应如大面积的腐败和各种经济政治利益纠纷带来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也是防止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新的社会经济基础的日益增长的矛盾和冲突给社会带来政治不稳定的风险。习近平上台后体察到党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的巨大差距，看到老百姓中存在的巨大的信任危机，在三个方面试图重整旗鼓：一是严厉反腐，并取得了比其前任要大得多的成绩，这个举措总的来说是得民心的；二是回归初心，把毛泽东搞社会主义革命的前三十年和邓小平搞改开的后三十年用红色的意识形态串联起来，为红色意识形态正名，重新举起这杆大旗，把它命名为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更为严厉的社会维稳措施，让各种杂音彻底消声，并把数字技术和科技手段充分地应用到社会维稳领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思想控制和舆论操纵的系统，远超过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纳粹德国和社会主义的前苏联。中国官方的文化系统就是贯穿马列主义和中国实践的思想和信念如毛泽东、邓小平、江胡和习近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所有的文化领域必须贯彻这条红色意识形态，不允许逾越雷池一步。其它的东西则必须取缔。媒体的宣传系统和大学的教育系统是这个中共文化系统的两根关键的支柱。中国的媒体系统大体上可以分为传统媒体如电视、广播和报刊等和非传统媒体如各种网络、手机应用等等两大系统。传统媒体只有官方媒体，自然全部是宣传机器，其使命是传达官方信息和政策，粉饰现实，操控舆论，改写历史，教育灌输，是典型的官方宣传机器。
比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就是官方进行宣传战和舆论战的首要政治工具。央视的“新闻联播”，它是党的头牌宣传节目，是引导和操纵大众舆论最重要的工具。粉饰现实和图解官方的政策意图是它的最重要的宣传作用，当然也夹杂着少量新闻信息。不过，新闻联播的评论理论水平之低，常常令人哑然失笑。有时对所谓“敌对势力”的批判就是骂大街，比起文革时期的张春桥姚文元水平还要差的很远。其实，新闻联播的水平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共高层的理论水平，创造了文革以来的新低，其说教充满了“假大空”的辞藻堆砌。“新闻联播”的画面也都是经过美图过滤镜的。它展示的图景和人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完全是两个世界。它的宣传对象应该是中共广大基层官员和公务员，也有一部分经商群体，还有些60岁以上的老年观众。就它的观众的具体数量，没有客观准确的第三方评估，它自己的调查公司的数据当然并不可靠。不过，就是按它自己的调查数据来看，其每日平均收视率大约在5%至11%之间。以5%的收视率看算，平均每天新闻联播节目的观众大约7000万左右。在互联网时代，目前的中青年人群看新闻联播的数量很小，不超过1%。这就是说，在网络和手机盛行的今天，新闻联播影响到的成年人群11亿中大约6%左右。其它的党的传统媒体如人民日报等官方报纸在老百姓当中的影响力就更不能提了，可以说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大部分官方的传统纸媒必须要靠指令订阅和补贴才能生存下去。人们也就是在需要了解官方的立场时才去关注一下主要的党媒在说什么。可以不夸张地说，今天的官媒公信力处在历史的低点，指望它们在关键时刻来帮助党实现其宣传和动员大众的目的是十分困难的。
而如果说今天的中国还有一点民间舆论场的话，那么它就存在于网络舆论场中，不管它体现在电脑还是手机屏幕上。这也是党近年来把其主要力量都投入网上的根本原因。习近平说，中共如果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它也就过不了永久执政这一关。网上舆论场主要是体现在国内社交平台微博微信社区公众号等等，综合视频和游戏网站也有这样的社区和评论区。党正在发展出一整套严密的监控和管理措施，组织了庞大的网警队伍和上千万的红色水军，再加上自干五队伍。其监控和管理措施之精细和严密，让戈培尔和前苏联都应感到无地自容。而且中国的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是和世界隔绝的，在这里你上不了谷歌，也上不了脸书。国外的政治社会新闻文化等领域的许多网站，中国人都上不了。中国互联网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信息过滤、监控和操纵系统。上网的中国人基本都是透明人，个人隐私和所有信息都在被监控着，当然各类网络公司是人们隐私信息的严重威胁，但公权力却是个人隐私信息的最大威胁，而且面对这样的威胁，个人是无能为力的。但即便在这样一个严密监控环境下，这个弱小的民间舆论场仍能多少体现出一般老百姓对国家、政府和官方政策还有重要的社会事件的真实反应。在这个舆论场里，你可以看到充满了政治笑话，对贪官污吏的挞伐，对错误政策的批评，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对领导人的讽刺，对种种丑恶社会现实的暴露。在官媒里被大力歌颂的东西，在这里却常常被批评和讽刺。官媒刻意回避的东西，在这里却被充分的暴露。总之，官媒和民间舆论场反差非常大，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个社会的撕裂。网友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力量的名词，也是官方政治概念“人民”的对立面。官媒也常常假以网友的名义大造舆论，其实上他们说的网友在很大程度上是官方组织的水军。
在官方的庞大的宣传心理战系统里，文学艺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在建国后要根除独立知识分子阶层的第一个战役就是从1950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的。时至今日，严格的内容审查制度贯穿在电影、小说、戏剧、综艺表演等几乎所有的文化艺术形式里，目的是让所有的艺术作品都要为政治服务，做灌输党的意识形态的工具。在今天的中国，几乎全部文化艺术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否则文化艺术作品是不让问世的。当然这样做的代价就是中国的文化艺术早已失去了它的真实存在，更谈不上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大学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发源地，他们是科学技术创新的源头之一，也是文化艺术发展的引擎。而中国的大学教育首先是为政治服务的，要培养党的事业的接班人。文科大学教材首先是政治传播的工具，其次才是专业的教程。大学老师课堂教学要政治第一，政治不正确就可能被学生检举。大部分课堂都有监控设备。遇到检举案例，就像马路上违法交规一样，要查看监控录像，坐实之后予以处分。大学是以党治校，行政权力决定一切。在这样的政治治校的情况下，大学老师做事一般是两个动机，一是唯政治是从，二是唯金钱是从。教学科研处处都是短期行为，大学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学，而是培养党的执政工具的基地。效果如何？学生们心里应该是明白的，但都是为了顺利毕业能找个好点的工作而配合校方的工作，成为一代“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过要出国学习，绝大多数都一定要去美国和西方国家。我们看到机场大排长龙，不惜巨额机票费也要到美国留学，这就特别说明问题，学生心里是不相信官方宣传的和说教的。中国的教授们为了生计和发财，也是处处配合。特别是文科的教授和专家们在公开场合和媒体上，基本都是官方宣传机器的一部分，而没有多少客观性和学术性可言。两面人的现象不仅在官员里十分普遍，在学术界也遍地开花。近年来有些所谓知名的文科教授满嘴胡话，超越了人们的常识和普遍的认知，成为文革后再次出现的社会怪相。当然，在面对内部讨论和向领导提出咨询建议时，他们还是要面对现实的，也才能说点真话和实话。像这样的文化到底有多少软实力可言呢，这确实是个问题。
综上所述，从中美两国主要方面的对比看，双方各有优劣势：美国的优势是1）可以组织起以相同价值观和和制度为基础的西方联盟，以集体的力量来对付中国；2）以美元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拉台整体经济实力同时又可以让全球买单，联合西方控制全球供应链的高中端，以遏制中国经济升级换代，向高级工业化阶段发展；占据全球经济贸易体系规则的制高点逼迫中国就范；3)一流的军事力量，同时联合西方在太平洋、印度洋遏制中国的军事突围，死守第一岛链；4）利用自己的科技和教育的实力，联合西方长期围剿中国科技发展。
中国的优势是1)利用强大的集权体制和业已积累的国家综合实力在局部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形成优势地位，力图能够各个击破；2）利用已在全球形成的供应链中低端优势巩固自己经济和贸易优势，促进国内经济发展，进一步扩充自身的综合实力；3）充分利用在各种国际组织形成的实力和“«一带一路””的战略，继续扩展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和市场份额；4）强化国内的维稳体制，收紧意识形态控制，走向彻底的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新集权体制，在变幻莫测的激烈的东西方战略竞争的国际环境下保持对国内的绝对控制，以集中力量对抗美国和西方。
五、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趋势和中国未来
展望未来，中美战略竞争必将对中国未来数十年的国运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知道，中国过去改革开放40多年之所以有巨大的发展，最重要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国内改开国策，邓小平曾说要坚持改革开放100年不动摇。另一个就是对外开放，主要是对西方国家开放，中美结成战略联盟。现在这两个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命运可以说也正在出现重大转折。中美再度交恶，不得不进行长达数十年的激烈竞争或者说是战略对抗。近代中国的每一步历史发展可以说外部的因素都起了重大作用。这次也不例外。外部因素之所以如此深刻地影响中国内部的进程，是和内部现有的条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内部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有三个是：
1政治基础空洞化。中共的政治统治根基就像一座充满蝼蚁之穴的大坝，外表上看似宏伟壮观，原子弹也不怕，实则漏洞百出。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叫做“政治基础空心化”。它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 中国执政党政军系统已经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特权阶层，它的规模远比前苏联要大得多。这早已是全社会公认的现实。他们的特权包括：政治特权及相关待遇，体现在诸如决策，任免和选举及被选举权等等。最高领导阶层的决定权就掌握在金字塔尖上的最高政治阶层人群的手中。不同的级别官员可以享受不同的政治、安全和福利待遇。几十年的党内斗争形成的政治潜规则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有“一言堂“的特权，定于一尊，谁都不能挑战。谁挑战谁就是反党。这个庞大的特权阶层财产也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有内部官方报告指出，在所选取的样本中省市地厅级以上官员及家属的平均财产超过七百万。而普通城市居民的家庭平均财产大约为五十万（包括他们的房产）。他们的住宅平均面积大约为五百多平米，而城市居民住宅平均面积不到50平米。中国亿万富豪八成是高级干部子女。中国中高级官员及家属在薪酬、子女工作安排、住房、福利待遇、社会安全保障地位等等均享有与普通百姓所无法企及的特权。老百姓对此是十分痛恨的。2 中国制度性腐败，不断后浪追逐前浪行，无法根除。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对执政党无监督无制约的一元化体制。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的权力决定着经济和商业的走向。腐败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过去4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自然伴随着各级官员的大面积腐败。习近平上台后确实大力度整治腐败，客观上有效地抑制了腐败的势头。但由于这种腐败是制度性的，即便有再强大的中纪委和国家监委，也无法根治。近年来年轻的腐败官员被不断抓出来，显示了长江后浪推着前浪走的态势。执政党的制度性腐败是威力极大的定时炸弹。3 党同老百姓离心离德，党既不给老百姓政治权利，也不代表他们的利益行事，党只代表庞大的官员及其附属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组织的利益，7-8亿的贫穷百姓却与其毫不相干。党已经变成以永远执政为其首要目标的专业的政治集团，它以人民的名义来行事，却只是让人民为它的政治利益服务。这种党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形成的“剪刀差”达到某个临界点，其利益冲突的张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社会动荡。党目前只能更依赖于枪杆子、刀把子和钱袋子，以各种无所不用企及的常规和科技的手段来强力控制社会。但不靠人心靠暴力的统治方式能否持久，历史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的先例。这种统治方式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应对突发的不确定性。
2 以党权为特征的政治权力空前扩张，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形成全方位压制的态势。历史经验一再表明，政治权力的畸形扩张会严重抑制社会经济文化的活力，给社会发展投下浓重的阴影。改革开放最根本的政策就是把经济自由权还给老百姓，才造就了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经济起飞奇迹。互联网兴起的早期党是外行，不懂它为何物，更不懂如何控制使用，因此自由的互联网才能在中国蓬勃发展起来。今天党由外行变成内行，知道互联网是什么以及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党开始全面控制互联网，把它给管死。因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党就不可能保住政权。近年来，敌视私营经济和私有权的意识形态再度活跃起来，以监管和控制私人资本的野蛮生长的政策之名对互联网和大数据领域里一大批网络巨头和各行业的私营头部企业实施了严厉的打压。没有效率的国企因政治原因被保护起来，这些国企可以合法地做垄断的生意，因为没有垄断它们根本活不了。私营企业家没有政治权利，因而也必定没有私有财产权和安全保障。现在民营企业的自由经营权大部分以监管的名义被党收回。中国意识形态的全面左转同时对外资投资的信心也形成严重的负面效应。对文化艺术业的政治控制日益强化，通过查税和艺人道德方面的打击行动，来控制文化经济，从而达到绝对控制文化艺术的目的。但这种控制的最大负面效果是，控制之手不管伸进哪个领域，那个领域就失去创造力和活力。这些所谓的“监管政策“对已经处在不断下滑的中国经济又形成了新的下滑加速器。
3口是心非，随处可见两面人和分裂的人格，社会道德沉沦，社会公平正义成了奢侈品。
中国官场目前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充斥这两面人和口是心非的官员。说的和做的是两码事已成了中国社会的常态。而这个顽疾的起源就是执政党不良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邓小平在改开初期大力提倡实事求是，就是为了让官员们解放思想，脚踏实地去干事。而今天，浮夸、说大话、两面人又沉渣泛起。其实这也不奇怪，往大里说，《宪法》保障了人民的所有的政治权利，包括言论、结社和游行示威的自由，但这些权利只是停留在纸面上，从来没有真正赋予人民。中国的媒体只有一种声音，民间舆论场受到最严厉的管控。各级官员只唯上，开会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实际上官僚主义泛滥，不作为乱作为盛行。官员内心只是为升官和发财所召唤，主义都是唱给上级看的。在这样的官场风气带动下，社会道德滑坡，公义缺位，人心冷漠，告密成风，社会上大量见危不救甚至不敢救的事情见怪不怪。人们行为的唯一动力就是金钱，见死不救到处都能见到，医院是赚钱的机器，而不是救死扶伤的专业场所。司法腐败使很多审案不公不义。在民事官司中，大量的审结案件无法执行，老赖到处都是。
在这个大背景下，未来30年中国经济大概率会是“失去的30年”。2020年出现的转折，在政治和和疫情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实际上再度成为国际上的”孤岛“。这些因素将使中国经济增长长期徘徊在低水平上，当然担负政治任务的统计数据可能依然很好看，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会不断下降，冠以各种委婉名号的失业队伍越来越大，大中城市写字楼空置率越来越高，消费萎靡，青年躺平，人口锐减，成了中国社会的常态。体现在人均平均收入上会在1.5万美元左右徘徊，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的陷阱。即使是在GDP总量上，中国最多会在达到美国的90%左右之后就会停滞下来，赶超美国可能真的成了一个无法实现的“中国梦”。
如果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确实处在停滞的阶段，那么这对中共的统治意味着什么？许多西方的理论家这些年来都不断地在预言中国崩溃，但他们的中国崩溃论一再被打破。如上面我们所说明的，中共的统治确实有大量的问题，也经常遇到大大小小的各种危机，但维持到今天而没有崩溃，而且还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维坦，成为和美国并列为世界两个巨头之一，这其中是有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简单化和偏激化都无济于事。
第一中共搞改革开放这个是做对了，用中共自己的话说叫做“决定性的一招”，它挽救了中共的政治统治。四十多年的改开确实提高了人们生活水平，现在中国一线和二线城市人们的生活水平差不多相当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全国的平均生活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处于较好的水平上。中国经济当然发展得极不平衡，世界上所有发达和贫穷国家的影子在中国都能看到，反差巨大。但中国只要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及粤港澳大湾区这三个最活跃的经济带能够保持，其它地区就是都没活力了，中国经济就能在总体上保持一点增长，而不至于沉沦下去。在人们生活水平有一定水准的情况下，中国内部是没有条件爆发革命的。中国历代王朝农民起义基本都是大部分农民无法活命而造成的，这在今天的中国并没有这个情况。迄今为止，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中，还没有一次是因为老百姓要求政治权利而发生的。今后会不会发生，以中国历史政治文化传统来看，至少目前还见不到这个前景。
其次，中国境内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反对派势力。从中共政治维稳的角度看，下大力气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维稳体系，这对全方位控制社会，实现其政治稳定的目标是起作用的。自1949年中共建政后，中国其实只发生过一次大规模政治反对运动，那就是1989年的六四风波。而其它的大折腾都是中共内部的斗争所致，和反对中共的政治运动无关。维稳战略体系的建立就是中共汲取六四教训后做出的最主要政治安全保障决策之一。事实证明这个维稳体系是有效的。国外所谓的“民运”，虽然不屈不挠搞了几十年，但在国内既没有根基，也没有影响力。客观地说，国外的民运几乎就成了生活在国外的异议人士的一种生活方式或饭碗而已，和中国国内的政治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国内各种反对派人士和维权人士几乎都是个人行为，在有组织的打压下，他们的力量是微不足到的，可以说无关大局，尽管他们坚韧和努力也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有所帮助。在没有任何有效的反对派组织的条件下，中国发生革命或预言家们所称的“崩溃”是不会发生的，顶多就是一波又一波的舆情而已。
第三，经济危机会不会导致中共崩溃？首先中国在不改革和闭关锁国的情况下，经济出现长期停滞甚至衰退乃至危机是一种现实可能性。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三大经济中心地带仍有很大的活力，以中国在几十年改革开放聚集起来的综合实力还是有能力至少可以保持这三大经济中心地带的一定活力，主要是因为处在三大经济中心地带的大量中小民营科技企业仍有很强的科技转化能力和模仿能力，聚拢着大批技术人才，这个态势短期内不会改变。也就是说中国在国际产业供应链中至少可以自己的技术人才和产业配套的优势守住中低端产品供应。西方拿着高端，中国握住中低端，这个世界经济格局短期内也不会被轻易打破。更何况经过40多年的改开中共已经聚集起相当的资本的力量，这些资本在国内外的投资，也会带来一定的机会。在这些条件下，中国经济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产生崩溃，只可能出现较长时间的停滞。退一万步说，就算经济出现崩溃的情况，也并不一定导致政治崩溃。中国经历过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经济几次处于崩溃的边缘，还有像文革那样的社会大混乱，都没有导致政治崩溃。所以指望中国经济崩溃而导致政治崩溃的想法至少不符合我们已有的关于中国的历史经验。
第四，中美不能在台湾问题上大动干戈，否则两国的战略竞争就有可能失控而走向热战，局面就可能变得不可收拾。目前中国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中国认为台湾问题本质是中国领土主权统一还是分裂的问题，而美国则认为是民主和独裁的斗争。美国认为，如果是统一和分裂的问题，就应该由海峡两岸当局进行对话以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的政治前途；而大陆一再以武力威胁，试图吞并台湾。其实，大陆当然也希望和平统一，但和平统一的窗口在2020年由于民进党领导人蔡英文再度当选而基本上关闭了。曾几何时，在过去20多年里，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有个良好的战略配合和默契，使民进党总统陈水扁无法在台独道路上走得太远。即便是蔡英文的第一个任期，她也始终无法用独统议题左右台湾的政治形势。由于韩国瑜的崛起使蔡英文连任机会大大降低。但就在这个时候，2019年1月大陆领导人抛出所谓“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意图加快利用那时的大好时机，加快两岸统一的步伐。正是这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让蔡英文抓住机会，大做文章，一下子让大多数台湾人站到了民进党一边，反对大陆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吞并台湾。雨天偏逢屋顶漏，2019年6月香港又爆发了反送中运动，直至2020年6月大陆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实行政治戒严。香港的事态激起广大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的强烈抵制，蔡英文再次用独统议题成功地左右了台湾政治，2020年1月蔡英文以空前的多数票赢得连任。两岸和平统一的历史性机会至此基本丧失。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中美两国关系进入急冻和战略竞争状态，美国重新调整在台湾问题上的对华策略，把台湾看作是中美战略对抗的前沿，绝不能让中国夺取台湾，突破第一岛链。中国也开始全面准备武统台湾，军演和战斗机连连越过台海中线，台海进入兵凶战危新常态。民进党长期掌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习近平期望在他的任期内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也表露无遗。在这种情况下，台湾问题除了武统我们看不到别的前景。而武统台湾的根本障碍来自美国。美国政府已经打破过去几十年奉行的“战略模糊“政策，走向”战略清晰“。拜登政府已数次表明一旦大陆进攻台湾，美国必须保卫台湾，这已是美国两党的共识。更严重的是，中国周边大国日本也打破几十年来在台湾问题上的沉默，明确表示要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共进退，积极参与保卫台湾。台湾事务国际化趋势日渐明显。当然，如果台海发生战事，美国到底以什么方式去参与，目前不得而知。应该有多种多样选择，要看战争的具体进程如何而定。但参与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即不让大陆武装夺取台湾。在这种情况下，武统台湾虽然能一时快速取得某种优势和控制权，但随着美国参与的深度不断加剧，战争大概率会变成最终的持久战。如果打起来，双方后退的空间都有限。而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无法承担台海持久战的巨大代价。打到最后还是要走向谈判桌，事情可能又回到了原点。凡事必须要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努力，这是常识。双方都应该清楚，武统台湾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引发中国和整个西方进入战争状态，那对中国的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最糟糕的局面是中国遭到多方攻击而不可收拾。说是不惜代价，但有些代价是付不起的。
中美战略竞争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绵延百年的历史性较量的延续。谁会笑到最后是一个陷阱式的哲学问题。更务实的问题是，中国龙的模式会长青不败吗？当然不是。首先中国目前的状态肯定不是一个正常国家的状态，所有的社会扭曲都来源于中共维持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上。而这个非正常国家状态是不符合人们追求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社会天性的，中共治国方式是和人们的天性做斗争，自然终究不会成功。所谓的“正常国家”就是指世界上多数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好的国家所走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公民社会国家。具体地说，它的最显著的标志是政治分歧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而是社会生活在政治领域里的一种常态。对待政敌的态度是区分现代正常国家和古代野蛮国家的分水岭。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特别是批评政府的自由；各种信息可以不受限制的流动，政治宣传不再是社会日常信息传播的主要形式；各个社会利益团体可以依法自由地结社以代表这个群体的利益，这些社团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国家和地方的立法机构有各种政治团体的代表并行使独立立法权和监督政府的权力；人们可以自由地进行各种经济和商业活动；人们有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各种社会团体的法律权利也是平等的；基于政治理念、宗教信仰、种族、性别和身份的各种歧视是非法的；全社会享有公平正义，强者受到约束，弱者受到保护。显然，中国距离这样的正常的国家还相差很远。
1949年中共建政后，毛泽东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和革命实践把中国拖向了灾难的边缘，所有的政治野蛮被冠以“阶级斗争“之名发挥到了极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才把中国重新拉回到走向向正常国家的道路上。今天中国面临很多改开留下的“后遗症”，习近平又试图用毛泽东的政治革命的理想主义方式去解决这些“后遗症”，但这样的方式注定不会成功，而只能让中国再度偏离走向正常国家的轨道。中国社会的一切主要的扭曲都是由于执政党需要保住执政权力并对社会实行高度的政治控制而产生的，为人民服务成了人民为政治服务。人民只是政治的棋子，没有政治权利，只能任其按政治需要去摆布。但这种高度的政治化社会从根本上来说违背了人性及其许多天然的需要。比如，年轻人在中国无法在网上自由浏览他们需要的信息，无法访问谷歌和脸书，无法自由发言，动辄被封号禁言等等，他们能对这套社会信息控制系统满意吗？当然不会。一个庞大的社会特权阶层存在能让广大平民阶层满意吗？当然不会。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捞钱，政治无边界地干预商业经营活动，能让普通商人阶层满意吗？当然不会。权力面前法律让路和司法腐败，能让没有权力的老百姓满意吗？当然不会。辛辛苦苦打赢了官司又不能执行，万千苦主们能满意吗？当然不能。社会侍强凌弱，底层的老百姓能满意吗？当然不会。面对天价的房子和看不起病的医疗体系，人们能满意吗？当然不会。人们可以不关心政治，但对身边这些天天能见到的现象，都违反了人的很多自然天性。所以产生这些问题的社会制度当然不能永续。虽然多数老百姓都畏惧统治者手里的暴力而对官员满嘴空话、大话和谎话保持沉默，但这样的社会体制从根本上来说是不确定的，改变也是必然的。历史殷鉴不远。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推动下，中共的执政方式应该而且也会逐步调整以适合新世代的需求，而这些调整的叠加累计起来就会推动中国向着向正常社会的方向发展，只不过这个历史进程可能还需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其实，如果中共如果主动改革，那么即便未来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中共也应该有机会获得多数人的授权而实现长期执政。这个自信心执政党要经过长期反复探索和反思会最终建立起来的。
从中国政治历史文化传统来看，发生现在这样的向左转的曲折一点都不奇怪。未来的线索只能在现实和历史中去寻找，而不可能凭空产生。这一代中国领导人的政治历史记忆是毛泽东和邓小平，按自己的偏好去从他们那里寻求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改革开放遗留的种种问题既然起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那么到毛泽东那里寻求答案就不难理解了。目前，中共所谓回归“初心”则是整体意识形态向左转的基本标志，试图用马列主义的“初心”去解决40多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学界已有很多研究表明，1949年中共建政后，中国政治生态转变有所谓的“钟摆效应”，政治钟摆向两边摇摆是有边界的：左边的边界是毛泽东，右边的边界是邓小平。所有中共最高领导人都可以在这个政治光谱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作为最高领导人，如果向左边摆超过了毛泽东，或者向右边摆超过了邓小平，他们在最高领导层几乎就都没有生存空间，比如王明，比如胡耀邦和赵紫阳等等。习近平自然属于这个政治光谱的左边，但他的作为不会左过毛泽东。因此说他是在毛泽东再版或要搞新文革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他只是在向左转，试图从毛那里寻求解决今天种种问题的答案。事实上，但时代不同了，今天想搞文革也很难搞起来，因为今天和毛时代最大的不同是，民智已开，文革式的民间政治狂热不会再现，“三忠诚“”四无限“式的个人崇拜只能是执政党上层某些官员和官媒按政治需要制造出来的假象，绝大多数老百姓只是冷眼的看客，民间的抵制和讽刺到处都是。在这样的历史时空中，解决今天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只能靠新的探索和实践，这些都恰恰需要开放言论和思路，允许犯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宽松政治环境，而不是相反。当年邓小平在评价华国锋时曾说，要立得住，就必须有自己的东西。毛泽东有“农村包围城市”，打出来新政权，邓小平有改革开放，创造了经济奇迹。今天我们没看到有新的东西，只是把过去的全部拼装在一起，试图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同10年前相比，中国除了GDP总量有了一定增长外，别的方面都在后退。而GDP是按过去30年的惯性在增长，谁当领导人都会这样，还不说这10年增速是最低的。至于消灭绝对贫困，也早就应该做到。中共执政了70多年，仍有上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中，这怎么都说不过去。即便是真的消灭了绝对贫困，如果按联合国的标准，中国目前仍有6亿人生活在相对贫困中，只是勉强能吃饱饭。所以中国目前最多只能说是外强中干的胖子，离真正强大且受世人尊敬的超级大国还距离甚远。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后，中国居然再次成为“国际孤岛”，陷入西方的重围中。应该说中共建政70多年一直都是对发展中国家开放的，文革中不是有一句著名的宣传口号“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吗！这里的朋友就是亚非拉的广大朋友，中国从来都不缺那些朋友，但那不是对中国有意义的开放。须知，像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没有同西方国家的多方面的支持和融合，任何大的发展都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现在在西方的围堵下仍不惜一切代价要保住欧美市场的根本原因。历史和我们开了个玩笑。
中国注定只能在曲折的道路上去实现民族国家的正常化和现代化发展。再经过三十年的反复，习近平时代过后，中国的政治钟摆大概率应该向左边摆到了头，开始往右摆。到那时改革开放才可能再出发，而且政治改革很可能会真正地提到议事日程。
在20世纪初当资本主义发展还处在血腥和野蛮的阶段，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列宁就做出来他那最著名的预言式的论断：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列宁的名言鼓舞了千千万万的俄国的底层民众。几年后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出现了。然而，列宁的预言毕竟只是宣传鼓动的革命口号。100多年过去了，经历了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并没有灭亡，反而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自我更新，今天仍然还充满了活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当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美苏冷战中轰然倒下，死在了向共产主义奋斗的半路上。几年后，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断言，历史已经终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世纪较量以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然而，又过去了30年，社会主义的中国经过改良，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奇迹之一，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庞然大物。看来，理论是灰色的，现实却是长青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较量远没有完结，而且在我们这一代人或几代人以后恐怕也看不到谁胜谁负的前景。资本主义在不断地更新，社会主义也在进化。两者相恨相杀，如果不发生世界大战，那最后可能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向右，美国向左，看到彼此都有点像自己。如果真有“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回事，也许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看出一点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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