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前宽导演走了，走得风平浪静，在娱乐圈席卷山河的时代，文艺界显得那么凄冷、惨淡。
李前宽是50年代北京电影学院的本科生，一生在长影从艺，《开国大典》、《重庆谈判》是他的定身制作。李前宽最大的遗憾，则是倾尽毕生心血拍摄的电视剧《抗美援朝》遭尘封20年，生前未能看到问世。艺坛中人，多豪爽之辈，李前宽亦是其一，他不仅是优秀的艺术家，也是一位热心的伯乐。而今，遽归道山，倒也可以和昔日亲朋重会。1975年，来京公干的李前宽听说一位小师弟，刚刚摆脱牢狱之灾，在家待业，热情又惜才的他，主动向长影推荐后进。那位小师弟根正苗红，系革命元老子嗣，1966年的“红八月”中出尽风头。人生低谷期，李前宽拉了他一把，把他带进电影大门，帮他开启了短暂悲怆的艺术生涯。风云过眼后，师兄弟相逢天钧，可以尽情交流艺术、倾诉得失，聊一聊那桩绵延纠结四十载的悠悠公案......
彭宁，按照中国电影导演的代际划分，他属于第四代。影坛有种说法，如果彭宁不是遭封杀，第五代的陈凯歌、张艺谋根本出不了头。即便是资深影迷，对彭宁的名字恐怕也很陌生，不怨大家，因为他的作品从来都没有问世过。伟大领袖一生有给人取名的雅好，彭加伦的名字就是毛泽东所取，典出苏联加伦将军。彭加伦是红军时期的宣传干部，文思敏捷，著名的《飞夺泸定桥》即出自他手。如此老资格，有才气，彭加伦的仕途却不顺畅，建国后止步于正局级干部。本来，彭加伦也有望“凌烟阁画像”，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可文人气害了他。诗酒风流，锦衣裘马，才子总难免追求舒适的生活。进了城，一些干部也开始追逐享乐，放松了自我修养，彭加伦就因生活方式不检点犯了错误，受到处分，从此仕途按下了暂停键，他把希望只好寄托给下一代。遗传基因是个异常顽固的东西，彭加伦的子女后来纷纷与文艺结缘，这并非他的初衷。长女彭燕燕，嫁给了乔冠华之子乔宗淮，系新华社著名记者、邓丽君的闺蜜。对长子彭宁，彭加伦本想让他在政治上出人头地。那时“红二代”最理想的去处是哈军工，学习尖端科技，未来担负接班人的使命，彭加伦也这样给彭宁安排人生，但儿子有自己的主见。彭宁自幼酷爱文艺，绘画、诗歌都极有天分，高考报志愿时，父子发生激烈争吵，最后，彭宁的一句话说服了父亲：“苏联的电影导演也有当中央委员的。”1961年，彭宁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此前一年，另一个“红二代”谢飞也考入北电导演系。当时大学实行五年制，彭宁毕业的夏季，恰好是公元1966。
作为叶帅的长女，叶楚梅在夜晚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与会者有她的妹妹叶向真、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领袖刘诗昆、北京电影学院红卫兵头目彭宁、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头目朱成昭，他们在谋划一件大事。此前一日，首都文艺界大会上，女首长发表重要讲话称：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清算！叶楚梅召集的会就是要贯彻女首长指示，揭开文艺界“黑幕”，揪斗艺坛大总管陆定一。这样的任务，革命子弟不管，谁管？革命子弟不干，谁干？“彭陆罗杨，陆定一前面还有更大的，擒贼先擒王，抓彭真。”坐在沙发角落的彭宁一席话，改变了会议方向，大家齐呼：高、实在是高！彭真何许人也？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对这样的大人物动手，不啻把天捅开了窟窿。12月1日，这几位高干子弟决定由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央乐团四家“小将”参加这次惊天行动，叶向真是中央戏剧学院学生会主席，由她担任抓彭总指挥，彭宁制定具体行动计划。彭宁把行动告诉了自己的嫡系，一众兄弟纷纷表示，跟随大哥干大事，这些人里就有日后鼎鼎大名的滕文骥、丁荫楠。1966年12月4日凌晨，台基厂大街7号，彭真住所，两辆满载红卫兵的卡车停在了门前。叶向真跳下车，交给门卫哨兵一封信，战士打开信还未看完，只听彭宁振臂一呼：“同志们，冲！”几十个正值青春的大学生一窝蜂拥上，径直闯入主楼把居家反思的彭真绑走，前后用时仅7分钟，史称“七分钟事件”。时间到了1970年初，“七分钟事件”再被提及，不过随着追查“516分子”的深入，这项行动发生逆转，成了反革命行动，彭宁的噩运来了。那时，彭宁随电影学院在部队下放已有两年，所在连队要求集中批判“七分钟事件”，人人发言，谢飞、马精武等人对彭宁开展揭批，彭宁百口莫辩。写了140多页材料，彭宁始终过不了关，“背后有人”、“避重就轻”、“态度不老实”一顶顶帽子压下，彭宁遭到单独关押审讯。此时，彭加伦病逝，多重压力下，彭宁精神崩溃。最终，彭宁开始交代“罪行”，不过天方夜谭般的供述，让审讯人员都听不下去，完全不能自圆其说，直到1971年底，随着“九一三事件”爆发，斗争焦点发生了转移，彭宁在被关押11个月后，得以释放。经由李前宽举荐，彭宁成为长影的副导演，但是没有独立执导的资格，彭宁决定先从写剧本打开突破口。文革结束，文艺界回暖，已近不惑的彭宁决意必须闯出点名堂，他何曾料到，更大的坑等着他呢。
1977年3月，六朝古都南京春寒料峭，郊区一座荒凉的院子里，一场提审正在进行。受审者是吴法宪的秘书张叔良，审讯人员之外，还有三个身份不明的人，号称“中央专案组”人员，其实，是三个文艺工作者。两个小时的提审，围绕林立果小舰队展开，张叔良回答得不假思索，一看就是经过无数次询问所致，很多事情，都是这三个旁听者闻所未闻的。彭宁在找写作素材时，想把“九一三事件”写成电影剧本，他找到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演员宋戈和他的老同学何孔周（《文艺报》理论部编辑）一起创作。剧本初名《共产党人》，以周恩来为主角，写周公保护毛主席，粉碎林彪阴谋的事。初稿完成，三个作者心里都没有底，彭宁决定去趟北京，请胡叔叔把关。胡叔叔就是人望颇高的“好大一棵树”，与彭加伦私交甚厚，彭宁从小就在胡家常来常往。带着两个伙伴，彭宁叩开了富强胡同6号院的大门。听了彭宁介绍的故事梗概，“好大一棵树”感觉写领袖人物恐怕不妥，他看过剧本再议。两天后，彭宁等人接到了明确答复，不能这么写，风险太大。既然不能写正面人物，那以反面人物为主角，写林立果的小舰队总行吧？凭借父执辈的关系，彭宁拿着空军开的介绍信，开始四处采访。1977年底，更名《瞬间》的剧本完稿，彭宁拿给李前宽审定。李前宽看完剧本告诉彭宁：“这部片子必定引起轰动。”长影厂也顺利通过审批，同意拍摄，但彭宁不能做导演。彭宁提出联合执导的方案，由长影名导赵心水挂帅，他做副导演，赵心水却不答应，他是喜欢改动剧本的人，和编剧联合执导，估计要闹不愉快。《瞬间》由赵心水为正，李前宽为副，1978年仲夏在杭州开机。电影男主角选用了上影厂的当家小生梁波罗，女主角则启用总政歌舞团的新人黄梅莹。1979年春天，样片送到文化部备审。既然这部电影成型，多亏空军支持，文化部提议请空军领导一起审看，初次看完样片，所有人都觉得好，同意发行，可没过几天，不同声音就出来了。空军内部组织第二次观看时，很多干部提出影片丑化军人形象，对空军征兵不利，不宜放映，文化部也就此把片子束之高阁。1980年底，“两案”开庭，为配合宣传，文化部想起了《瞬间》。影片上映了，可是票房扑街，宋戈自己卖票去看了一场，观众不到3成。出了影院，宋戈给彭宁打电话：“我们的心血白费了。”彭宁的导演梦并未熄灭，他还在寻找着新的可能。就是《瞬间》扑街的同一时期，彭宁去看望一位久违的兄长，这次访友，让他有了成为导演的契机，当代艺坛一桩莫大公案也就此诞生。
彭宁和美术界走动频繁，不少画家都是他朋友，比如尚未成名时的范曾，就告诉彭宁：“老宁，你可记住了，我必定是名垂史册的。”随即，当场作画送给彭宁，前脚刚走，彭宁把画就撕了，给句评价：“什么他妈玩艺儿？”黄永玉是彭宁的老大哥，经过文革，各自散落，十多年未有联系，得知黄永玉的新家地址后，彭宁登门拜访。“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黄永玉回味着自己的平生经历，很多事也是彭宁第一次听说，他深受震撼，拍电影的冲动又一次涌起。彭宁邀请武汉军区话剧团的编剧白桦共同创作剧本，最初是按照纪录片准备，取名：《路在他的脚下延伸》，发表于香港《大公报》。彭宁拿着报纸向夏衍请教，夏公提出，不必单写黄永玉，还是用故事片呈现好，表现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于是，电影《苦恋》开始创作。《苦恋》的剧本发表在《十月》杂志，彭宁同步启动拍摄，这是他第一次当导演，拍摄期间，针对《苦恋》的批判声就已四起。剧本写了画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在旧中国，凌晨光遭国民党抓壮丁，被船家女绿娘搭救，彼此相爱。后来，凌晨光逃到美洲的某个国家，成为著名画家，绿娘也来到美洲，有情人终成眷属。新中国成立后，凌晨光夫妇返回祖国。“文革”中，凌晨光一家的命运堕入谷底，粉碎“四人帮”后，凌晨光的女儿觉得在这里已经不能容身，决定和男朋友到国外去。凌晨光表示反对，女儿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剧终时，凌晨光的生命之火已经燃尽，他用最后一点力量，在雪地里爬出“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 剧本发表后，文艺界就产生了争论，时任中宣部部长的王任重要求电影局，重点关注《苦恋》的拍摄。拍摄电影时，剧名改为《太阳和人》，继续由黄梅莹担纲女一号，1980年末，影片制作完成，更大的风波也来了。文艺界的一众大人物纷纷观看样片，意见针锋相对。以周扬、王任重为代表的认为，影片可以修改后上映，而林默涵、刘白羽则断然要求禁播，双方都是文艺界几十年德高望重的老领导，事情僵住了。《苦恋》遭诟病一是因为没有书写主人公回国后，受到的礼遇；二是在粉碎“四人帮”后，主人公一家依旧命运凄惨，特别是那句：这个国家爱您吗？即便在“伤痕文学”当红的时代，也是太过刺耳！《苦恋》的写法是电影剧本的一种突破尝试，不太像故事片叙事，更接近一种散文诗的体例，时间、地点、事件的交代都很抽象，也会让人有一头雾水的感觉。为了处女作不至于胎死腹中，彭宁主动做了修改，把结尾“硕大的问号”删除了，但对于那句令人刺耳的发问，彭宁和白桦都坚持保留。彭宁带着白桦来到富强胡同6号，想请以开明著称的胡叔叔为他们说句话，“好大一棵树”直接拒绝，不参与争论。刘白羽时任总政治部文化部长，主管《解放军报》，“《苦恋》事件”就由军报点燃导火索。1981年4月17日，《解放军报》发表《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的社论，批评文艺界“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化自由化”的倾向，矛头指向《苦恋》；4月18日，《解放军报》又发表了三封部队作者批评《苦恋》的“来信”；4月20日，《解放军报》再次发表了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指出《苦恋》“散布了一种背离社会主义祖国的情绪”。 理论刊物《时代的报告》紧随军报脚步，主编甚至向中纪委写信，要求纪委介入“《苦恋》事件”。中纪委态度慎重，觉得文艺问题还是文艺界自行解决的好。作为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在争论中，始终保持缄默，“党内一支笔”胡乔木要求《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的社论，被时任总编胡绩伟顶了回去。“《苦恋》事件”的性质已经溢出文艺争论的范畴。这场争论持续了近两年之久，期间，组织内部观看据称达600场，社会上虽然看不到影片，也都关注着这部作品的命运，最终，球还是踢到了最高决策者脚下。总设计师表态，对《苦恋》批判是应该的，但《解放军报》的评论文章不够说理，指示《文艺报》写出有说服力的批评文章。在周扬等人的组织下，《文艺报》发表《论<苦恋>的错误倾向》一文，《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白桦也以给《解放军报》和《文艺报》编辑部写信的方式，进行了检讨，《人民日报》再次予以转载。至此，“《苦恋》事件”算是平息。时间过去了40年，这部电影始终未能和观众见面，只是台湾曾经拍摄过一版，由归亚蕾主演。《苦恋》的两位主创都已经离开了世界，只有人物原型黄永玉在97岁的高龄，依然笑看风云变幻。胡乔木认为背后支持《苦恋》的是“好大一棵树”。“二胡之争”不是秘密，“好大一棵树”就说过：我这个胡和他那个胡，不是一回事。作为“红二代”，彭宁和两位胡叔叔都很熟悉，他也想不到自己单纯地追求艺术，却稀里糊涂卷入高层政治，这为他最终告别影坛，埋下了草蛇灰线。
走出“《苦恋》事件”，彭宁开启下一部创作计划，他拍摄了电影《初夏的风》。故事发生在 1977年，青年女作曲家杨小真在废品公司工作，而青年建筑师傅铭却工作在殡葬事务所。一个很有天赋的音乐者每天都要接触刺耳的噪音，而才华横溢的建筑师却不得不为逝者雕刻墓碑。人生出现巨大反差的两个人由此相遇、相爱。作品传达了一个意念：“四人帮”垮台之后，百废待兴，然而人的精神振兴比其他方面的振兴要困难得多。长影厂对彭宁很宽容，此前的风波没有让他们扼杀一位有才华的导演，继续支持他拍片。彭宁也学乖巧了，《初夏的风》剧本没有发表，拍摄在一片静悄悄中进行，但没有不透风的墙。经过“《苦恋》事件”，盯着彭宁的人多了，《初夏的风》还是被人抓住辫子，不得已中途下马。剧组解散那天，一个青年美工对彭宁说了番开导劝慰的话，彭宁很感动。那个美工是国企工会干部，朋友介绍进剧组帮忙，因为是外行，长得又奇丑无比，在剧组很不受待见，成了大家调笑的对象。彭宁却发现，这个小他十几岁的丑小伙有些与众不同，干完活总盯着彭宁的显示器，不时问些问题，态度十分谦卑。临别时，彭宁也送给美工一个忠告：要想让人看得起，就得当导演！那个年轻人听进了彭宁的话，多年以后，他真的做了导演，这个美工叫：冯小刚。此后，彭宁应邀去潇湘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欧妹》，命题作文，影院一日游的作品。接二连三的打击，彭宁对电影心灰意冷，决定退出影坛。从长影辞职后，彭宁回了北京，人到中年，再次待业，一个好兄弟决定拉他一把。胡乔木之子胡石英是与彭宁同届的大学生，毕业于北邮无线电物理专业，曾在人民日报社做过记者，80年代初，创办《人才》杂志社，兼任全国助学工作中心负责人。《人才》杂志社是国务院编制委员会批准的局级事业单位，最先挂靠在国家科委，是我国第一个自筹资金、自收自支、自负盈亏、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文化出版单位。胡石英得知彭宁失业，主动邀请他来《人才》做副主编，彭宁的工作也算出色，在杂志社度过了短暂的安稳时光。不久，命运再次和彭宁开起了玩笑。1986年2月3日，在中国政坛的心脏，发生了一件令常人感到震惊和意外的事情。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来到胡乔木的家，在胡乔木及其夫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抄了胡石英的房间，并当场带走了胡石英。小道消息很快在社会散布开来，胡石英“巨额诈骗”、“疯狂敛财”、床底下搜出几个麻袋的现金......彭宁都没来得及细打听，也被公安人员叫走协助调查了。胡石英案是“好大一棵树”亲自批示的大案，面对办案人员的询问，彭宁说：“胡石英有什么问题，应该你们告诉我。他是我们单位的头，你们把他带走了，弄得我们群龙无首，人心惶惶，几十人的生计都成问题了。”彭宁的话并非是哥们义气打掩护，他来的时间短，平时就编稿子，不参与经营，胡石英经济上的事他确实不清楚。法院认定，胡石英以“全国助学工作中心”负责人的身份，在筹建“中国四方联合开发公司”期间，收受贿赂人民币五千元。此外，胡石英代表“全国助学工作中心”在同港商洽谈筹建“玉都山博览园”的过程中，收受紫金石金手镯一个、毛连衣裙一件、铜火锅一个，共价值人民币一千一百余元。据此，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胡石英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胡石英以其行为不构成受贿罪为理由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最终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裁定。四十好几，没有立锥之地，彭宁的苦闷可想而知。一天，无所事事的他在西单溜达，蓦然，一辆红旗轿车停在面前，下来两个黑西装的青年人，架起彭宁就塞进车里。彭宁恍惚：我都这样了，还有绑票的？轿车开到了人民大会堂，彭宁被带到一间会客室，心情忐忑的他不知等待着什么命运？不一时，门开了，伴随着急促的脚步，略带苏北口音的招呼让他一惊：“小彭宁。”“今天找你来，是要谢谢你，石英的事情，你很有良心，没给他扣屎盆子，我和他妈妈感谢你！”“不用，胡叔叔，我没做什么，石英的事也没帮上忙......”不等彭宁说完，胡乔木摆摆手：“算了，事情已经这样了，还连累你丢了工作。下一步怎么打算？”彭宁被问住了，这个年纪哪还有自主选择的余地？“我也没想好，也许会出国。”“你是中国的艺术家，外国艺术界会接纳你吗？我给你想好了，去北影厂当主管业务的副厂长，可以继续拍片子，我和北影厂打好招呼了，下个星期就可以上班。”按常理判断，对于身处困境的中年人，这个机会简直是天上掉馅饼还带醋碟的，但彭宁不敢接受。借口考虑一下，彭宁告辞，他感觉自己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二胡之争”把他这个小人物夹在中间，不去北影厂工作，那是得罪了乔木；若去，“好大一棵树”那里以后怎么见面？思来想去，两个胡叔叔，谁也得罪不起。
彭宁离开，一方面是“避祸”，另一方面是他的婚姻也早已亮起红灯。拍摄《太阳和人》时，彭宁和女二号冷眉就发展出了婚外情。彭宁的原配也是“红二代”，开国少将汪祖美的女儿，贤良淑德，彭家老老少少对这个长媳都非常喜欢。冷眉也是北京部队大院的子弟，父亲级别不高，算不上“红二代”，只能叫革命干部子弟。电影拍摄时，冷眉被彭宁的才气所折服，大胆追求起这个有妇之夫，彭宁不是圣人，他没有那么好的定力。使君有妇，真要停妻再娶，男人都会犹豫，婚姻是有成本的。彭宁和冷眉的地下情持续了不少时间，冷眉受不了了，她单刀赴会来到彭家，要彭宁做出决断。一个“小三”打上门来，让正房腾地，今天也是大新闻，何况社会没有那么开放的80年代。彭宁全家都是维护长媳的，特别是彭宁弟弟，对大嫂格外尊重，看见冷眉的挑衅姿态，指着她大骂一声“破鞋”，闯进厨房，抄起菜刀就冲了出来。彭宁的妻子想维系这段婚姻，大度表示原谅丈夫的出轨，但彭宁的心已不在她这，婚姻终告解体，可他和冷眉也没有走到一起。彭宁脾气大在剧组出了名，拍《太阳和人》时，黄梅莹刚接触表演，很稚嫩，还要靠中文系研究美学的男朋友指导她，片场被彭宁骂是家常便饭。一场哭戏，黄梅莹死活演不出来，彭宁飞身一脚踢在黄梅莹心口，疼得她哇哇大哭，彭宁没流露半点同情，指着黄梅莹训斥：“说台词。”这么暴脾气的彭宁在冷眉面前也矬了半截，冷眉的脾气更大。一天，冷眉借酒撒泼，用啤酒瓶子把彭宁开了瓢，白桦都看不下去：“老宁，这个女人不能要，太厉害了！”彭宁选择去了香港，先在朋友公司打工，后自主创业，也找到了新的幸福。彭宁的第二任妻子是上海警备区副政委的女儿，舞蹈演员出身，比彭宁小了很多，却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彭宁生命中最后的十几年，过得异常幸福。商人彭宁斩断了和电影圈的联系，即使偶尔与老友聚会，也不再谈论艺术，一心研究孔方兄。2007年，彭宁患病去世，刚过60岁。彭宁的葬礼很简单，来参加的都是多年旧友。何孔周自《瞬间》之后，便和彭宁再无交集，他很早便移民澳洲，听说了彭宁的噩耗，二十多年未见的老友赶来送最后一程，抚着彭宁的棺材，何孔周嚎啕大哭。白桦对彭宁的去世也感悲痛，《苦恋》是纠缠白桦一生的情节，他一直希望能和彭宁看到这部作品堂而皇之放映在中华大地，送走了彭宁，白桦也失去了知音。2019年，白桦带着遗憾，告别世界。李前宽评价彭宁：有思想、有才气、没运气。至于早年的探索，也难说多么了不起，只是历史没有给他检验自己的机会。“红二代”是备受瞩目的一个群体，他们中有人从政，有人从商，更多的还是普通人，从艺者寥寥，彭宁是这个群体中的一个异类，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不是这样的生长背景，他的艺术观可能会是另一种纬度，譬如受他点拨的冯小刚，抑或同时代的李前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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