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东西人教育之不同

十年岁杪，借年假之暇，赶山西讲演之约，新年一月四日。在省垣阳曲小学为各小学校教职员诸君谈话如此。《教育杂志》主者李石岑先生来征文，仓卒无以应；姑即以此录奉。稿为陈仲瑜君笔记。
记得辜鸿铭先生在他所作批评东西文化的一本书所谓《春秋大义》里边说到西方人教育的不同。他说：西洋人入学读书所学的一则曰知识，再则曰知识，三则曰 知识，中国人入学读书所学的是君子之道。这话说得很有趣，并且多少有些对处。虽然我们从前教人作八股文章算得教人以君子之道否，还是问题；然而那些材料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则是讲的君子之道。无论如何，中国人的教育，总可以说是偏乎这么一种意向的。而西洋人所以教人的，除近来 教育上的见解不计外，以前的办法尽是教给人许多知识：什么天上几多星，地球怎样转，……现在我们办学校是仿自西洋，所有讲的这许多功课都是几十年前中国所 没有，全不曾以此教人的；而中国书上那些道理也仿佛为西洋教育所不提及。此两方教育各有其偏重之点是很明的。大约可以说，中国人的教育偏着在情意的一边， 例如孝弟……之教；西洋人的教育偏着知的一边，例如诸自然科学……之教。这种教有的不同，盖由于两方文化的路径根本异趣；他只是两方整个文化不同所表现出 之一端。此要看我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便知。昨天到督署即谈到此。有人很排斥偏知的教育；有人主张二者不应偏废。这不可偏废自然是完全的合理的教育所必 要。
我们人一生下来就要往前生活；生活中第一需要的便是知识。即如摆在眼前的这许多东西，哪个是可吃，那个是不可吃，哪是滋养，哪些是有毒，……都需要知 道；否则，你将怎么去吃呢？若都能知道，即为具有这一方面的知识，然后这一小方面的生活才对付的下去。吾人生活各方面都要各有其知识或学术才行；学问即知 识之精细确实贯串成套者。知识或学问，也可出于自家的创造——由个人经验推理而得；也可以从旁人指教而来——前人所创造的教给后人。但知识或学问，除一部 分纯理科学如数理论理而外，大多是必假经验才得成就的；如果不走承受前人所经验而创造的一条路，而单走个人自家的创造一路，那一个人不过几十年，其经验能 有几何？待有经验，一个人已要老死了；再来一个人又要从头去经验。这样安得有许多学问产生出来？安得有人类文明的进步？所谓学问，所谓人类文明进步实在是 由前人的创造教给后人。如是继续开拓深入才得有的，无论是不假经验的学问，或必假经验的学问都是如此；而必蹬经验助学问则尤其必要。并且一样一样都要亲自 去尝试阅历而后知道如何对付，也未免太苦、太不经济，绝无如是办法。譬如小孩子生下来，当然不要他自去尝试哪个可吃，那个不可吃，而由大人指教给他。所以 无论教育的意义如何，知识的授受总不能不居教育上最重要之一端。西洋人照他那文化的路径，知识方面成就的最大，并且容易看得人的生活应当受知识的指导；从 苏格拉底一直到杜威的人生思想都是如此。其结果也真能做到各方面的生活都各有其知识，而生活莫不取决于知识，受知识的指导；——对自然界的问题就有诸自然 科学为指导，对社会人事的问题就有社会科学为指导，这虽然也应当留心他的错误，然自其对的一面去说，则这种办法确乎是对的。中国人则不然：从他的脾气，在 无论哪一项生活都不喜欢准据于知识；而且照他那文化的路径，于知识方面成就的最鲜。也无可为准据者。其结果几千年到现在，遇着问题——不论大小难易——总 是以个人经验、意见、心思、手腕为对付。
即如医学，算是以其专门学问了；而其实、在这上边尤其见出他们只靠着个人的经验、意见、心思、手腕去皮傅一切。中国医生没有他准据的药物学，他只靠着 他用药开单的经验所得；他没有他准据病理学，内科学，他只靠着他临床的问题所得。由上种种情形互相因果，中国的教育很少是授人以知识，西洋人的教育则多是 授人知识。但人类的生活应当受知识的指导，也没有法子不受知识的指导；没有真正的知识，所用的就只是些不精细不确实未得成熟贯串的东西。所以就这一端而 论，不能说不是我们中国人生活之缺点。若问两方教育的得失，则西洋于此为得，中国于此为失。以后我们自然应当鉴于前此之失，而于智慧的启牖、知识的授给加 意。好在自从西洋派教育输入，已经往这一边去做了。
情意一面之教育根本与知的一面之教育不同；即如我们上面所说知的教育之所必要，在情意一面则乌有。故其办法亦即知的教育固不仅为知识的授给，而尤且着 意智慧的启牖。然实则论如何，知识的授给，终为知的教育最重要之一端；此则与情意的教育截然不同之所在也。智慧的启牖，其办法与情意教育或不相远；至若知 识的授给，其办法与情意教育乃全不相应。盖情意是本能，所谓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为一个人生来所具有无缺欠者，不同乎知识为生来所不具有；为后天所不能 加进去者，不同乎知识悉从后来得来（不论出于自家的创造或承受前人，均为从外面得起的，后进去的）。既然这样，似乎情意既不待教育，亦非可教育者。此殊不 然。生活的本身全在情意方面，而知的一边——包括固有智慧与后天的知识——只是生活之工具。工具弄不好，固然生活不好，生活本身（即情意方面）如果没有弄 得妥帖恰好，则工具虽利将无所用之，或转自殆戚，所以情意教育更是根本的。这就是说，怎样要生活本身弄得恰好是第一个问题；生活工具的讲求固是必要，无论 如何，不能不居于第二个问题。所谓教育不但在智慧的启牖和知识的创造授受，尤在调顺本能使生活本身得其恰好。本能虽不待教给、非可教给者，但仍旧可以教育 的，并且很需要教育。因为本能极容易搅乱失宜，即生活很难妥帖恰好，所以要调理它得以发育活动到好处；这便是情意的教育所要用的工夫、——其工夫与智慧的 启牖或近，与知识的教给便大不同。从来中国人的教育很着意于要人得有合理的生活、而极顾虑情意的失宜，从这一点论，自然要算中国的教育为得，而西洋人忽视 此点为失。盖西洋教育着意生活的工具，中国教育着意生活本身，各有所得，各有所失也。然中国教育虽以常能着意生活本身故谓为得，却是其方法未尽得宜。盖未 能审察情的教育与知的教育之根本不同，常常把教给知识的方法用于情意教育。譬如大家总好以干燥无味的办法，给人以孝弟忠信等教训，如同教给他知识一般。其 实这不是知识，不能当作知识去授给他；应当从怎样使他那为这孝弟忠信所从来之根本（本能）得以发育活动，则他自然会孝弟忠信。这种干燥的教训只注入知的一 面、而无甚影响于其根本的情意。则生活行事仍旧不能改善合理。人的生活行动在以前大家都以为出于知的方面，纯受知识的支配，所以苏格拉底说知识即道德；谓 人只要明白、他做事就对，这种思想，直到如今才由心理学的进步给它一个翻案。原来人的行动不能听命于知识的。孝弟忠信的教训，差不多即把道德看成知识的 事。我们对于本能只能从旁去调理它、顺导它、培养它，不要妨害它、搅乱它，如是而已。譬如孝亲一事，不必告诉他长篇大套的话，只须顺着小孩子爱亲的情趣， 使他自由发挥出来便好。爱亲是他自己固有的本能，完全没有听过孝亲的教训的人，即能由此本能而知孝亲；听过许多教训的人，也许因其本能受妨碍而不孝亲。在 孔于便不是以干燥之教训给人的；他根本导人以一种生活。而借礼乐去调理情意。但是到后来，孔子的教育不复存在，只剩下这种干燥教训的教育法了。这也是我们 以后教育应当知所鉴戒而改正的。还有教育上常喜欢借赏罚为手段，去改善人的生活行为，这是极不对的。赏罚是利用人计较算账的心理而支配他的动作：便使情意 不得活动，妨害本能的发挥；强知方面去做主，根本搅乱了生活之顺序。所以这不但是情意的教育所不宜，而且有很坏的影响。因为赏罚而去为善或不作恶的小孩， 我以为根本不可教的；能够反抗赏罚的，是其本能力量很强，不受外面的搅乱，倒是很有希望的。
（选自《梁漱溟教育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点评】
梁漱溟（１８９３—１９８８），中国思想家。原籍广西桂林。毕业于直隶法政专门学校。辛亥革命后潜心于佛学。１９１７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主 讲印度哲学，１９２２年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提出东西文化比较观。１９２４年辞去北京大学教职，先后到山东、河南从事“乡村建设”，自办教育。著有 《中国文化要义》、《印度哲学概论》、《朝话》、《漱溟卅前文录》、《漱溟卅后文录》等。
《东西人的教育之不同》：从学习的内容来看，西方人学的是知识，而中国人所学的则是君子之道。中国教育重在情意方面，而西方的教育则是偏重于“知”的 方面。中西教育的不同究其根源其实是中西文化的不同。西方人注重遵循知识的路径而中国人则更喜欢遵从个人的经验、意见、心思和手腕。其实根本所在就是西方 人关注的是生活的工具而中国人关注的则是生活本身。其实中西方的教育和文化如果能够相互借鉴，相互学习、促进才是最佳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