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硝烟已经消散了67年，人们渐渐看清并承认一个事实：国民党士兵在抗击日军的血战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他们也是民族英雄。然而长久以来，由于其特殊身份，这些老兵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隐遁在社会底层。
陈 允瑞，93岁，贵州人。毕业于国民党某空军学校轰炸飞行科，曾驾驶飞机在日本人的头顶上扔过炸弹。民国34年，陈允瑞去美国受训。1945年9月，他在一 次夜航训练时遭遇发动机故障，被严重烧伤，在美国治疗了39个月。他的脸、手、耳朵、鼻子都做过整形，手留下了终身残疾。
回国后不久，祖国解放。陈允瑞到哈尔滨航校任教官，上世纪50年代回到贵阳，在学校里任代课老师，之后又下过工厂。文化大革命时，因为身份问题他受到不小的打击。文革后，他到贵阳师范学校当老师，直到退休。
因为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陈允瑞的英语很好。退休后，他有时会在家里给一些孩子们教英语，赚点钱补贴家用；家里的一些位置还保留着从前用英语写的纸条。但最近几年由于听力衰退，他已经不能再给孩子们上课了。
由于记录在册的工作时间短，他的退休工资很低，现在只有每月1440元，他的老伴则没有收入。每天他们都要走来回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去买菜。
何克孝今年已103岁高龄。12岁那年，家里把他送到贵阳读初中。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了贵州省保安处军事教导队一期学习班，从此开了军旅生涯。1936年，他曾在一次缴匪战斗中惊险逃生。
何克孝将自己的生平记录下来。1944年，何克孝随部队与美军配合在贵州独山黑石关阻击日军，经过一夜浴血奋战，全歼日军数百名。如今回想起那一夜，何克孝仍然很激动。他时常怀念那些在抗日战争中阵亡的战友。
新中国成立后，何克孝因为国民党的身份问题，服刑15年。出狱后，他在王武瓷厂工作直到退休。他居住在贵阳松花江路18号的一座破旧平房中，电灯的灯罩是用一个水桶的盖子做成的。
何克孝拿着志愿者送给他的奖章。因为诸多历史原因，这些抗战老兵们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物品。而志愿者们自发制作的纪念章，对他们是一种精神上的鼓舞。他们所要求的，只是一个承认而已。
尽管已经年过百岁，但偶而，何克孝还是会一个人坐着公交车，到贵阳市区的各个公园转转。天气好时，他也会爬山。人生百年，虽几经浮沉，但风雨坎坷安然度过，何克孝感到很知足，“我这辈子，够意思了。”
何克济，91岁，山东济南人。1940年，他随流亡学生来到昆明投靠姐姐，并考上了当时的西南联大电机系。1944年毕业，正值国民政府号召青年学生从军抗日，在梅贻琦校长的鼓励下，怀着“十万青年十万兵”保家卫国的满腔热血，何克济老人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六军。
何克济趴在自家的房间里写回忆录。他从军时被分配到炮兵团任美军翻译，他所在的部队参加了攻打滇西松山、龙陵的战役。抗战胜利后，何克济转业到电力系统工作，文革中遭受批斗。退休前他是贵州电力兴筑建筑安装公司的高级工程师。
岁月涤荡之下，当年的战士步入老迈。如今他是普通甚至孤独的老人。
黄 良益今年87岁。1944年2月，他本是放马倌儿，被“抓”进兵营，分到国民革命军54军198师593团高射机枪连，参加了中国远征军赴滇缅战场，曾在 印度兰姆迦营地训练，在缅甸、滇西一带对日作战。1949年，他再次参加了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分到中国人民解放军146团。1952年复员回到家 乡。
黄良益坐在自家门前，身旁是他的儿子和孙子。家里的房子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据新华网2010年9月3日报道，中国向在乡抗日老战士发放过一次性生活补助金，但此次补助并不包括国民党军队里的士兵。这些老兵只享受普通老人100元到200元不等的最低保障金。
黄良益跟前来看望他的外孙女聊天，外孙女劝他少喝点儿酒，保重身体。
丁西武居住在水城县发耳乡新联村五组，今年90岁。他是原中国远征军驻印军新1军22师66团炮兵连瞄准手，1943年参加过第二次反攻缅甸的战役。
他所在的22师是远征军中装备最精良、兵员素质最高的王牌军。在缅甸反攻战役中，新22师给日军精锐部队18师团以毁灭性的打击，歼灭日军2万多人。在缅甸的16个月里，丁西武三次负伤，至今，他的头部、脸部和腹部都有明显疤痕。
抗战胜利后，丁西武被调往江南守长江防线，解放军胜利渡江后，他投诚参加解放军，后来又到朝鲜参加抗美援朝。复原回乡后，老人的所有参战证件在一场意外中被烧毁，导致他一直未能享受到相关抚恤，只能靠当地政府给的农村低保生活。
“关注黔籍抗战老兵志愿者慰问团”在贵州和云南两省共发现了126位国民党抗战老兵，他们正一个接一个默默离开人世。老兵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生活的改善，更重要的是心灵的慰藉。当你向老兵伸出大拇指，对他说你是民族英雄时，他们能重拾属于自己的骄傲和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