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毛泽东在历史上做过许多错事，许多后果极为严重的大错事，比如做过发动“大跃进”致使数千万人饿死的大错事，又比如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致使数万万人歇斯底里的大错事。那么，毛泽东会不会因此而惧怕历史呢？
笔者曾就此问题作过肯定性论述，即在《略谈中国史学双重职能》一文中指出，毛泽东临终前不久关于“我一生办了两件事”的谈话，就是在很认真地“推测他死后人们将怎样评价他，并显得有些放心不下”。
笔者也曾向李锐先生提出过“毛泽东怕不怕史”这一问题。李先生听后眼睛一瞪说：“他怎么不怕史？他怕，非常怕！你想想，他搞文化大革命，搞了那么长 时间，做了那么多坏事，却没有留下许多墨迹、许多他的亲笔墨迹。他这是因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怕史！怕留下他做坏事的亲笔记录，怕让后人骂。”
可问题是，毛泽东本人毕竟没有说过自己惧怕历史的话，至少就现已公布的文献资料来看，他没有能像刘少奇那样直截了当地说过自己惧怕历史的话。
毛泽东熟读中国史书，自是能够读出中国史书有一重要功用，就是很在意褒贬人物，既很在意褒扬那些行了大善的人，使之流芳百世；也很在意贬斥那些作了 大恶的人，使之遗臭万年，故能让那些“乱臣贼子”和“无道天子”感到惧怕。所以，毛泽东很明白，像他这种执掌过大权且又做出过大事故而必上史书的人，如果 坦言自己非常惧怕历史，就似乎在对号入座了，承认自己做了大恶，至少显得自己有做了大恶的嫌疑。
不过，毛泽东虽没有说过自己惧怕历史的话，但不等于他不惧怕历史。要识透像毛泽东这种言辞信用度不大高的政治人物，关键不是要听其言，而是要观其行，即通过观察其行为方式来确证其内心想法。
当然，这种确证隐有一个前提，即毛泽东的行为与毛泽东的意图有着高度的相关性，故可以从他做了什么中看出他想了什么。
依据这一求证理路，笔者侧重考察了毛泽东作为执政者的一种最具有标志性的行为方式，即整人方式。可以说，此公入主北京后所做的最用心也是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整人了，整的主要是本党人士，尤其是本党高层人士。
这种整人方式通常都少不了有这样两个手法：一是要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二是要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这两个手法都不仅有着现实方面的功用，而且有着历史方面的效能：
前一个手法能够让那些参与者都担上与毛泽东同案的责任，从而有利于掩饰毛泽东的历史形象，——让他们都因有着同案者身份而不愿向历史作证，不愿全盘说出毛泽东整人的详情。
后一个手法能够让那些挨整者都立下对毛泽东有利的字据，从而有利于粉饰毛泽东的历史形象，——让他们都言之凿凿地向历史作证，誓言自己是完全错误的而毛泽东是完全正确的。
从毛泽东所使用的这两个整人手法所具有的历史效能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整人者还是很在乎历史的，很在乎自己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形象：既很注意去掩 饰它，尽量设法去模糊那些对自己不利的历史记述；也很注意去粉饰它，尽量设法去收存那些对自己有利的历史记录。简言之，此整人者还是有些惧怕历史的。
本文的正文部分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考察毛泽东的前一个整人手法及其历史效能，下篇主要考察毛泽东的后一个整人手法及其历史效能。
上篇
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充当打手；让他们因有着同案者身份而不愿向历史作证，不愿全盘说出毛泽东整人的详情。毛泽东若是决意整治一个人，就会责令手下人都要掺和进来，都要一起来对这个人说绝情的话、做绝情的事，都要一起来朝这个人吐雨点般的唾沫、扔冰雹般的石头。
例如，在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裹挟着整个中共中央向邓子恢等人发难。全会计有248篇发言，内容大体一致：一方面高调拥 护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另一方面疾言批评邓子恢“小脚女人”，指责后者“右倾保守”，是“同资产阶级共呼吸的人”，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 主义”，等等。
在这248篇发言中，少不了有一篇是邓子恢自责自贬的发言：痛说自己“抱着十分沉重的心情”，检讨自己再次犯了“原则性错误”。
又如，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裹挟着整个中共中央向彭德怀等人发难。据李锐先生记述，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被印发下来后，多数与会者 “基本上是同意的”，只是认为其中“某些字句值得斟酌”。但是，到了“7月23日，毛泽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极其严厉的批判和斗争。自此 时起，没有人再讲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问题了，‘问题不少’的中心议题被搁置一边。原来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信中的观点的同志，也不得不迅即转变态 度，有的还违心地进行了揭发批判。整个会议于是形成一边倒的形势。”
7月26日，毛泽东又发指示：“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于是不论过去有没有表过态，或讲得重讲得轻的，都起而踊跃发言，大家直接对着彭德怀、张闻天等开火。”
事隔二十余年后，李锐先生忆及当时心情：“说实在的，这十多天会，我的心理状态极为复杂，我觉得很悲观。我想，这是中央委员会，这是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会，怎么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呢。”
又如，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在毛泽东注视下，除陈少敏一人外，所有与会者都举了手，赞成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赞成“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诚然，在这许许多多举起的手中，有的是出于主动的，有的则是出于被迫的；但就最终结果来看，无论是主动举起的手，还是被迫举起的手，都无一例外地击打在刘少奇的身上，尽管击打的程度轻重不一，因此，也都无一例外地沾上了刘少奇身上的血，尽管沾上的分量多少不一。
毛泽东在纠合其党徒整治其政敌的过程中，也遇到一些不愿掺和其间的人，一些不愿与他同趟浑水的人。他都不会轻易地放过这些人，或是当即予以呵斥，让其下不了台；或是嫉恨在心，留待日后算账。
在“庐山会议”上，当朱德批判彭德怀不力时，毛泽东当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讥刺得这位总司令“脸一红，就停止了发言，直到散会，只是最后讲了几句话。”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大多数中央委员不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不积极批判刘少奇时，毛泽东当时隐忍不发，只是对他们做了说服争取工作。 可是到了会后，他便默许乃至纵容“造反派”去冲击他们，去责难他们冥顽不化地犯了“推行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结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央 委员都被贴了大字报，其中许多人还被开了批斗会、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坐“喷气式”以及游街，蒙受种种羞辱。
不过，这些被批斗者的结局不完全一样。有些人被一棍子打死，如属刘少奇嫡系人马的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自“文革”起便被打倒，乃至被关押，被流放，一如囚徒似地非常耻辱地熬着活到了毛泽东去世后，亦是“文革”结束后。
至于其他人的结局，则视其对毛泽东的认错态度如何而决定其能否再获生路。其中一些人在写出了痛骂自己糊涂的检讨书和痛责刘少奇歹毒的批判书之后，或 说是补做了毛泽东先前布置过的整人作业之后，获得宽大处理，补考过关，遂从“牛棚”中被“解放”出来，恢复组织生活，重返领导岗位，并在一段时间内作积极 投身“文化大革命”状，以报主席知遇之恩。
可见，在毛泽东不断发起的整人运动中，毛泽东手下的党人，尤其是高层党人，没有权利保持沉默，没有权利不去积极掺和其间，而都必须大叫大喊地去狠踢猛踹那些被整的人、那些遍体鳞伤地倒在地上的人。他们如果不这样做，他们自己也会被整，也会被众人狠踢猛踹，以致遍体鳞伤。
毛泽东的这种整人手法，也为其后继者所承袭。
1987年整胡耀邦时，中共高层开了所谓“民主生活会”，其间绝大多数与会者故伎重演，再次施展那种从先主席那里学到的整人伎俩：联手围斗挨整者，扣帽子，打棍子，你一言我一语地肆揭老底，硬是把这位“红小鬼”出身的总书记整得凄凄惨惨乃至“失声痛哭”。
。。。。。。。。。。。。
毛泽东数十年如此整人，不可避免地致使这个党的高层成员，也就是这位党主席身边的那些党中贵要，大都做过这种落井下石的事、这种翻脸不认人的事。
也正因此，就人之常情而言，这个党的高层成员的道德水准，尤其是毛泽东执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成员的道德水准，大都低于常人的道德水准。这正是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这个党的高层成员不仅大都寡德，而且大都可悲；不仅大都曾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别人，而且也大都曾被别人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整得检讨不迭，整得痛苦不堪。其中一些人如周恩来、邓小平等曾被整治多次，还有一些人如刘少奇等竟被整治致死。
也就是说，这个党的高层成员大都有过双重的经历，既有过作为出手很重的打手的经历，也有过作为告饶不止的挨打者的经历。他们既做过“胯夫”，也做过“胯下之夫”、毛泽东的“胯下之夫”。
也正因此，这个党的高层成员大都有过双重的耻辱，既有过作为凌辱者的耻辱，也有过作为被凌辱者的耻辱。他们都几无例外地或多或少地蒙受过毛泽东所给予的耻辱。
在这个党的高层中，既积极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别人、又未被别人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的人，似乎就只有康生一人。可是，此人最终被本党亦被世人公认为大奸大恶之人，堪比李林甫、魏忠贤之辈。
也就是说，在毛泽东主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政治角逐中，最得逞者竟是最歹毒者。这就使人不能不想起“豺狼横道”这个古语，不能不认为毛泽东主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政治生态，是相当险恶的，也是相当丑陋的。
在此，我们不妨将国共两党高层中的人情世故作一简要比较。
当蒋介石决意惩处确有反意的国军元勋邓演达时，一批与邓演达有着数年袍泽情谊的黄埔将领纷纷站出来为他说话。如陈诚在获悉邓演达被捕后，立即致电蒋介石，予以力保；随后在获悉邓演达被害后，再次致电蒋介石，提请辞职，声言：“上无以对总司令，下无以对恩友。”
而当毛泽东决意整治并无反意的共军元勋彭德怀时，一大批与彭德怀有着数十年战火情谊的红军将领纷纷围上来朝他吐唾沫、泼脏水，东拉西扯、无限上纲， 还翻出一大堆陈芝麻烂谷子，气势汹汹且婆婆妈妈，一如街妇聚骂之行状。他们还一致举手赞成将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首领，并给他安上了两个大逆不道的罪名：一 个是类似于“汉奸”罪名的所谓“里通外国”罪名，一个是类似于“结党谋反”罪名的所谓“组织军事俱乐部”罪名。
当蒋介石将张学良监禁后，仍有许多国民党大员去看望他。其中张治中将军三次专程探视囹圄人，一次在南京宋子文府（1936年），一次在湘西沅陵凤凰 山（1938年），一次在台湾新竹井上温泉（1947年）。他次次都与这被监禁者长时间地促膝谈心，还次次都不避嫌疑地替这被监禁者给蒋介石捎信或捎话。
而当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将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首领后，则见许多中共大员纷纷变脸，对落难者唯恐避之不及。在由庐山返回北京时，除张爱萍将军外，大家“都不愿和彭老总同机”，以至于“那架飞机只稀稀落落地坐了几个人。”
又当毛泽东将彭德怀只是闲置京郊吴家花园而并未监禁时，就没有多少中共大员去探视他，更不要说去与他促膝谈心了。彭德怀曾对不期而遇的谢觉哉说： “下了庐山以后，我已经被人们忘掉了，老同志也不敢来往了。在吴家花园，只有总司令（即朱德——引者）来看我，找我下棋……还有帅大姐（即帅孟奇——引 者）来看我……”
不过，彭德怀自己也曾“规定一个军人也不见，以免引起嫌疑，牵累来者”。因为，他背的毕竟是“组织军事俱乐部”的罪名。至于彭德怀的老部下们也不都 是绝情者。李志民上将就曾暗中派其儿子避开吴家花园门口岗哨，翻越围墙进入院中，想看一看“彭老总是否还在人间”。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无疑会给落寞将军 带来一些暖意。
当彭德怀被正式收监后，除提审人员外，就没有任何袍泽故旧来探视他了。
又当彭德怀知道自己身患绝症而提出要见毛泽东、周恩来后，仍没有任何中央大员来看望他。
落难将军不胜悲鸣：“无缘无故地关了我这么多年，有谁来看过我一次？有谁来找我谈过一次话？我枪林弹雨中征战了一辈子，到如今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苍天啊！你真不长眼！”
1999年12月，彭德怀的侄儿侄女将其伯父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归葬湖南湘潭乌石故里。这一迁葬实属孝举，合理，合情，尤合他们的伯父之 耿介脾性：大家既然生前待我那么薄情，我又何必死后硬要与你们挤在一起？我生前孤傲，不与你们拉拉扯扯，死后也孤傲，羞与你们同葬一处！
一些半路结盟或加盟中共的前国民党人士在涉身毛泽东整人运动时，也似乎显得比许多老中共党人更讲义气些、更富有人情味些。
当许多中共大员纷纷指责彭德怀伪装艰苦朴素故而是“伪君子”时，前国军上将张治中站出来说话：若说一个人在短时间里搞伪装，还能够说得过去；但若说一个人在一生中都搞伪装，就很难说得通了，一个人“怎能伪装一生呢？”
颇有仁德之名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也曾高度评价过张治中的为人：“要重新思考做人的道理。很敬佩张治中。大革命和抗战胜利后国共两次分裂时，张两次 向蒋介石上万言书，很不赞成。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从不批蒋介石。大概是‘大跃进’（似应为‘文化大革命’——引者）时，有次（似应在1967年国庆观礼时 ——引者）上天安门城楼，在电梯上遇见毛主席，张说：‘主席呀，你走得太快了，跟不上。’张治中应当有部电视剧。”
张治中任职国民党时曾数度谏言蒋介石，离开国民党后则从不批评蒋介石，正如中国古语所言：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
他结盟中共后，又能在毛泽东如日中天时当面向其谏言：你搞“文化大革命”，搞得很过急（“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很过火（“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百分之五了吧？！”），说出了当时所有中共高干都不敢说出的话，故又再显古士之风。
据一个原人大附中红卫兵头目回忆：在当年被他们抄家的那一个个名人政要中，绝大多数者都对他们这些“红卫兵小将”点头哈腰，低声下气；只有两个人不买他们的账，非常硬气，令他们感到很是威严。在这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张治中将军。
当许多老红军纷纷揭发批判彭德怀时，原为东北讲武堂出身的国军第111师333旅旅长后为解放军中将的万毅，先是在庐山上为彭德怀说话：“提出意 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继又在北京城为彭德怀说话：“直说了吧，现在有人尽做好梦，头脑发昏、膨胀，眼睛只看这天上的‘卫星’，全然不顾地下老 百姓们吃苦受穷！我敢说，彭总‘意见书’一点没错！谁要是昧着良心批就让他批去吧！”
又当许多老红军纷纷举手赞成开除黄克诚的军籍、党籍时，原为西北军军官学校出身的国军第26路军排长后为解放军中将的李雪三，“就是不举手”，“自始至终保持沉默”。
许多年后，黄克诚回忆了当时挨整的情景：“会议调整了对策，集中了所有和我关系多的人，要求他们揭发、批判我。为了避免包庇‘反党分子’之嫌，许多 人都得表现一下。于是这个说我是怕死鬼，那个说我是杀人犯。”但是，“也有几位和我共事很久、了解我的为人的同志，在会上一直没有发言。这样做是要担风险 的，连我都担心他们会受连累。”
当许多新中国的新贵们附和着那个新中国的新主子而一窝蜂地去围斗梁漱溟先生时，原国民党高层人士何香凝、陈铭枢则为挨整者说了公道话。
何老太太在那个一边倒的会议上，“唯一”发言肯定梁漱溟曾经反过蒋介石，从而回应了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泼骂：“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 呢？没有。”“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另外，何老太太在那一片叫骂声中，仍然称挨骂者为“梁先生”，令这听用者久久不能忘 怀。
陈铭枢则在会上逼毛泽东表态：梁漱溟问题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若是前者，“不必在此费舌耗时”；若是后者，“可以慢慢批判教育，使他逐渐醒 悟”。毛泽东答复：“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 题。”
当老共产党人贺龙落难而其子女无处可躲时，老国民党人何香凝收留了他们，并把他们藏在周恩来严令不许任何人冲击的地方——何老太太自己的卧室。
当刘少奇已被公开批判而许多中共高层人士唯恐避之不及时，宋庆龄仍给刘少奇子女寄贺年卡，并向刘少奇夫妇赠送《宋庆龄选集》，还在书上写着：“敬爱的刘主席、王光美同志”。
“林彪事件”爆发后，“文革”酷烈形势有所缓解，刘少奇子女“给他们熟悉的叔叔阿姨”写信，请求把他们“要求见爸爸妈妈”的信转交党中央、毛主席。 他们寄给其他人的信有什么反应不得而知，寄给宋庆龄的信则如愿地转交到了毛泽东的案前，并获其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
接下来的问题是，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的手法，对于毛泽东来说有何意义呢？能获得什么样的效用呢？
概而言之，这一整人手法能够获得现实与历史两方面效用。
关于“让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这一手法的现实效用，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其一，能够造成人人喊打的声势，既鼓励打手，又震慑对手。
在中共党内，彭德怀不仅战功赫赫，而且为人刚直，敢作敢为且口无遮拦，如敢于在中南海高层会议上疾言指责毛泽东：“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如敢于当面斥责周恩来：“老奸巨猾”。这就使得许多中共高层人士都很忌惮他，忌惮他直言骨鲠，不留情面。
显然，要整治这样一个令许多人生畏的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这许多人都发动起来，相互联手且相互壮胆地去围斗他。其间，人越多，势越大，收效也就越显著。
毛泽东自是深谙此道，自下决心整彭德怀起就不断扩大整彭规模：先是在庐山上，把部分中央委员出席的整彭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扩大为所有中央委员出席的整彭会议（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继又在庐山下，把一百余位将领出席的整彭会议，扩大为一千余位将领出席的整彭会议，即是把全军每个师以上单位的两位正职首长统统调集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围着彭德怀大吼大叫，将星灿烂且唾星四溅。
彭将军身经各种恶战，却从未遭遇如此狂乱的口水战，惶惶然而无所措，最终不得不做出退却，写出违心检讨：“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 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毛泽东见此检讨即做批示：“此件印发各级党组 织，从中央到支部。”
其二，能够测试手下人对他毛泽东的态度，犹如赵高“指鹿为马”，视顺应者为可用之材，视不应者为必除之敌。
毛泽东在其整人过程中，特别在意手下人的“立场问题”或“态度问题”，即在意他们是不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他毛泽东一边；而不问他毛泽东所要整的人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即在意他们是不是把对他毛泽东的忠诚置于对事实真相的求证之上。
在中共党内，彭德怀曾一直被公认为是一个襟怀坦白、淡泊名利的人，一个爱国、爱党的人。毛泽东心里明白这一点，并明白其他党人也明白这一点。
可是，毛泽东偏偏要指控彭德怀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叛国者、反党分子，偏偏要把“鹿”说成是“马”，并严令手下所有人都要就此表态，说一说这“鹿”究竟是“鹿”还是“马”？
随后，他便放过那些附和者，那些曲意把“鹿”说成“马”者；而揪住那些异议者，那些坚持把“鹿”说成“鹿”者，将他们也一并打倒，也一并指“鹿”为“马”，指控为彭德怀同党分子。
据刘少奇的一个卫士回忆，五十年代的一天，他在陪其首长散步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发现许多中央首长都有些怕彭总，他想知道彭总是不是真的那么可怕。刘少奇告诉他，彭总并不可怕，彭总实际上是一个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党性极强的人。
然而，正是这位曾经赞言彭总“党性极强”的刘少奇，上了庐山后，便附和着毛泽东，硬是把彭总说成是一个蓄谋已久的反党分子，硬是把“鹿”说成是 “马”。他甚至到了数年后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也就是在彭德怀庐山谏言已被事实确证后，还附和着毛泽东，继续朝彭总肆泼脏水，继续把“鹿”说成是 “马”，竟能够煞有其事地大谈彭总的所谓“里通外国”问题、所谓“组织阴谋小集团”问题，并藉此宣布“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在1959年整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上将邓华为彭德怀说了几句公道话，随即遭到批判，被勒令写出检查；
中将万毅拒绝批判彭德怀，并解散由他分管的那个批彭小组（由出席会议的总参谋部人员和军委办公厅人员组成），随即被当做“彭德怀的狗腿子”看管起来；
少将钟伟忍无可忍，大吼出场，指责批彭者“无中生有，造谣惑众”，随即遭到更为严厉的处置：话音落下不到五分钟，就被急冲进来的荷枪实弹的卫兵戴上手铐，架出会场。
会议组织者如此对待钟伟，已超过了史上赵高所为了。那位千古大奸相也没有做到当庭就拿下那些说实话者，那些坚持把“鹿”说成是“鹿”者，而只是暗地里陷害他们（“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史记，秦始皇本纪》）。
其三，能够离间挨整者与其袍泽故旧的关系，让他们绝情相逢，变袍泽为陌路，变故旧为冤家。
“庐山会议”后期，彭德怀被置于第四组接受批判，而彭德怀的老部下们也大都被安排在这一组参加批判。其中包括所有出席会议的现役军队将领之大半，以及所有出席会议的红三军团老人之几乎全部。
如苏振华（曾任红三军团第12团政委）、李井泉（曾任红三军团第4师政治部主任）、李志民（曾任红三军团第2师政治部主任）、杨勇（曾任红三军团第 10团政委）、张爱萍（曾任红三军团第11团政委）等，都被安排在第四组，都被要求面对面地揭发批判自己的老首长。其中，苏振华、李井泉表现得最为积极， 频频发言、句句诛心。
1973年，毛泽东借中美关系问题整周恩来，先是开政治局会议批周恩来，继又将政治局会议开成政治局扩大会议，将更多的人扩大进来批周恩来。在这扩 大进来的人中，就有所谓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四老”为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四少”为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
这些批周恩来的与会者都是周恩来的老部下，尤其是来自外交部的那几个老人，都是跟随周恩来数十年的老部下。如今，他们都被驱赶着围上前来，面对面地向自己的老首长发难，怒斥他的种种不是，还痛揭他的若干老底。
更有甚者，整人者还会动用酷刑来摧毁挨整者与其袍泽故旧的关系，逼使他们无中生有地相互指控。
例如，在炮制所谓“二月兵变”案时，整人者就是用严刑拷打的方法，硬是让贺龙元帅的诸多老部下“招供”的，让他们莫须有地招供：他们的老首长早年就 曾与蒋介石的“特使”熊贡卿密谋，并“谈妥”了叛变条文；近年又曾为研究“兵变”而先后召开过“八次黑会”，谋划如何夺取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的指挥权，并 将“兵变时间”定在“十月一日”。
这些被屈打成招者，都是一些身经百战的老将军，都是一些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可是，他们扛得住昔日的艰难困苦，却扛不住此时的严刑拷打。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整人机器是多么暴虐和多么高效！
毛泽东如此整人的手法也为其后继者所承袭。1987年1月胡耀邦挨整的情景，一如当年彭德怀、周恩来挨整的情景，即一种被蓄意制造出来的众叛亲离的情景。
当时中共高层也开了一个会，一个所谓“民主生活会”。主使者也是精心设局，唆使诸多与会者纷纷向胡耀邦发难。
在这些发难者中，除有一些人如黄火青、邓力群等本来就与胡耀邦心存芥蒂外，还有一些人如薄一波、王鹤寿等过去曾与胡耀邦相交甚好。
下篇
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立下字据;让他们言之凿凿地向历史作证，誓言自己是完全错误的而毛泽东是完全正确的。
杜润生先生曾对笔者说过：毛主席整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求挨整的人必须做检查，不做检查是不行的，是不让过关的。邓子恢做过检查，我做过检查，彭老总也做过检查。
这种向毛泽东交出的“检查”，实质上就是“悔过书”或“认罪书”，就是检查者有文字稿本并在有许多人出席的场合，或是招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有时是 无中生有地招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或是痛骂自己糊涂、无德无能，有时是无缘无辜地痛骂自己糊涂、无德无能。这种“检查”，通常还都要检查到上纲上线的程 度，甚或是自羞自辱的程度。
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检查。在这一检查中，周恩来痛责自己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即性质为“右倾保守”的错误;承认自己在政府工作中“错误地采取了机械和静止的平衡的方法”，存在着“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
他还痛挖自己之所以会犯上述错误的“思想根源”，称之为“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经常表现为“经验主义”，有时表现为“教条主义”，还有时表现为“两者的混合”。
周恩来这一下子就自己给自己扣了许多顶大帽子，许多顶十分吓人且十分丑陋的大帽子。他这是在自己羞辱自己，并且是当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的面自己羞辱自己。
周恩来这一检查，不只是屈辱性的，还是荒诞性的。这一检查中所要否定的东西，即周恩来力主“反‘冒进’”的东西，却有着骄人的成绩：1956年国民 经济发展既快速又平稳;而这一检查中所要肯定的东西，即毛泽东决意“反‘反冒进’”或曰“大跃进”的东西，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国民经济倒退十年，全国 人口饿死数千万。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黄克诚等人也做了这种屈辱性和荒诞性的检查。
彭德怀在检查中承认：他的7月14日的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他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这次犯错误的原因，除 了政治思想的右倾以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夹杂有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成见”。他最后表示：“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坚决抛弃对毛泽 东同志的一切成见，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竭诚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党的总路线，永远做党的驯服的工具，不管今后党中央 的领导人有什么变动，都愿坚决服从领导，在党的监督下，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并愿尽自己的余生，无限忠诚地为党的革命事业而奋斗。”
黄克诚也在检查中承认：“我7月19日的发言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发言。发言中的观点与彭德怀同志信中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不管我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配合彭德怀同志的信，向党的总路线，向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进攻。”
彭德怀和黄克诚都是刚直之士，在毛泽东主政的中共高层中都属“异类”：前者是中共党内在“延安整风”后唯一仍敢指着毛泽东鼻子说话的人，并因此而被诬称为“有反骨”的人;后者则被党内同志称做是“一个一辈子讲真话的人”，并因此而被批判、被撤职“总不下十来次”。
可这一次在庐山上，前者在指着毛泽东的鼻子说了一通话之后，又打了自己的耳光，并且打得很重很重，将自己打得鼻青眼肿。后者则在非常仗义地讲了许多 真话之后，又非常违心地讲了许多假话，顺着那些整人者的意，把“鹿”说成是“马”，把“黑”颠倒为“白”，把明明是正确的意见强说是错误的意见，并且是错 得一塌糊涂的意见。
可以说，在毛泽东主政的中共高层中，最为匮乏的人格类型，莫过于“刚直”了，即彭德怀、黄克诚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直言骨鲠的人格类型。其间绝大多数者，都对毛泽东抱着曲意逢迎的态度，曲意逢迎着这位党老大为所欲为地执掌着、乃至祸害着这个党、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
“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有所谓“七大常委”。除毛泽东外，其余六人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六人都无一例外地对毛泽东抱着曲意逢迎乃至偷合苟容的态度，尽管各自逢迎苟容的程度不一。
除晚年外，刘少奇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都顺从着毛泽东，并常常是违心地顺从着毛泽东，即常常是昧着良知去做着助毛为虐的事。比如，在“合作 化”运动中，在“反冒进”运动中，在“大跃进”运动中，他都曾一度站在较为清醒的一方，即毛泽东称之为“右”的一方;可一旦获悉毛泽东已下了反“右”的决 心，便立刻转变立场，变“右”为“左”，顺从着毛泽东的意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去整那些做了实事或讲了实话的人，去批邓子恢，去批周恩来，去批彭德 怀……
更有甚者，他竟能为附和着毛泽东去整彭德怀而干出那种栽赃陷害的事：一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不会说一句外国话”，却偏偏要附和着毛泽东去指控彭得怀 “里通外国”;二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一向不爱搞拉拉扯扯，却偏偏要附和着毛泽东去指控彭德怀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军事俱乐部)。可以说，刘少奇是头脑相 当清醒地跟着毛泽东去做这些浑事且丑事的。
至于周恩来就离“刚直”更远了。自“延安整风”后，他就一直对毛泽东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屡屡遭毛泽东打压乃至羞辱，又屡屡向毛泽东示弱乃至告饶，甚至屡屡昧着良知做了许多助毛为虐的事。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本应该由他这位当总理的人向毛泽东进言“大跃进”搞得过火事，可他就是隐忍不说，结果让那位当将军的人替他一吐为快。彭德怀为此气得当面骂他：“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于是乎，管经济的国务院总理因不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得以自保，不管经济的国防部长则因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不免落难。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在彭德怀替周恩来说话而被打倒后，周恩来不仅不予援手反而落井下石，也板起面孔来指责这个代他受过的人。他一是批彭德怀的现行罪过，即批彭德怀此时猖狂攻击“大跃进”;二是揭彭德怀的历史老底，即揭彭德怀过去就曾屡屡反对毛主席。
1959年8月24日，周恩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报告题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 动》。听报告者为全军正师职以上干部，计有一千余人。在这一报告中，周恩来以中共最为资深的党人、军人的身份，畅谈中共的党史、军史，历数彭德怀一件件反 对毛泽东的事例，从而为毛泽东关于他与彭德怀在历史上“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说法，做了“最权威”的注释，至少看起来像是“最权威”的注释。
不过，周恩来虽然离刚直最远，但也正因此而能在毛泽东治下的仕途上走得最远，至少比刘少奇、邓小平走得远。他屡屡被毛泽东敲打，但都因自己忍让躲闪有方，不仅没被毛泽东敲打得一蹶不振，反而能最终盖着党旗老死于毛泽东的身旁。
林彪虽在穷途末路时敢与毛泽东拔刀相向，作困兽之斗，但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场合中，都是无原则地追随着毛泽东、热捧着毛 泽东。比如，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在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都 是不论是非且不嫌肉麻地替毛泽东抬轿子、吹喇叭。
至于朱德，用李锐先生的话说“是一个‘阿弥陀佛’的人，好好先生”。他固然不会去积极主动地整治人，但也不会去仗义执言地抗拒毛，而常常会随着大溜说上一些应景的话、敷衍的话，既敷衍着毛泽东，也敷衍着公道和正义。
陈云曾屡屡为毛泽东补偏救弊，收拾经济烂摊子，故经常被毛泽东誉之为“良将”、“贤妻”。不过，他一旦发现毛泽东反悔变脸，变虚心纳谏为讳疾忌医， 并迁怒于自己，便立刻做出检查，痛说自己种种不是，接着就请病假走人，与毛泽东脱离接触，使之眼不见心不烦，也就不予严加惩处了。
至于邓小平，则很善于向毛泽东做检查，即很善于在毛泽东的面前，把明明是自己做对了的事硬说成是自己做错了的事，并发誓要痛改前非。在中共高层，无论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质量来说，还是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数量来说，邓小平都属名列前茅者。
毛泽东不只是高高在上地注视着其他人在如何羞辱着做检查者，以及做检查者在如何自己羞辱着自己;有时还忍不住技痒，也亲身下到场子里，趟一趟这羞辱做检查者的浑水，过一过这用伶牙俐齿折损人的口瘾。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子恢先是拒不认错，硬生生地与整人者僵持着，故迟迟不能过关;后来经不住家人劝说而同意由他们代写一份检查交了上去，遂得以过关。
毛泽东则把邓子恢最终扛不住而不得不写检查这件事，拿到大会上评论了一番：“这里面我倒是很佩服邓老。他硬是不检讨，但到最后，也弄了一篇检讨来。我原想会有一个顶到底的。其实他是有自我批评的，比如在北戴河会议。”
毛泽东这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地调侃着失败者，面子上是在表扬“邓老”，骨子里则是在奚落邓子恢：你不是很硬气吗?怎么也弄了一篇检讨来呢? 我原来以为你是要硬到底的，结果看走了眼，不是那么回事。其实，你这么做也不是第一回了，比如在北戴河会议上，你就有过这个表现了。
毛泽东对邓子恢的这一奚落是相当损人的，先是逼着人家去做违心检讨，后又讥讽人家做了违心检讨。这就好比先是逼着人家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后又嘲弄人家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不大听使唤。
毛泽东善于揣摩人，明明知道邓子恢是一个很为刚直且很知廉耻的人，一定会为自己做违心检讨这件事感到十分羞辱，“他思想痛苦极了，身心受到了严重的 伤害”;可又偏偏要当着众人的面，故作惊讶地去挑明此事，还故作惋惜地去打趣此人。人家哪儿疼，他就往哪儿捏，还一边捏着，一边不紧不慢地说着、笑着。
人是有可能反悔的，有可能当时认错而日后改口，申明自己先前认错是被逼迫的，是讲违心话，不能算数。
毛泽东不会不清楚这一点，何况他本人就的确做过许多这种逼迫人讲违心话的事，因而会更清楚他所整治的那些人，很有可能当时不得不低头认错乃至认罪，而日后一遇机会就会改口或翻供。
尽管他手里拿着一大摞由挨整者交上来的检查书，但他心里并不很踏实，总有些担心日后这些人会翻供，还有些担心日后其他人会为这些人翻案。也正因此， 毛泽东一向对“翻案”的事十分敏感，疑神疑鬼，常常为此勃然大怒，兴师动众地去反击所谓“翻案风”并再迫使那些“翻案者”做出检查，以记录在案。
四十年代，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整了许许多多人，既整了许多像王明、博古这类来自莫斯科的教条主义者，也整了许多像周恩来、陈毅这类富有实 际斗争经验的党中元老和军中元老。毛泽东将这些人整得灰头土脸，无人敢亲近，用陈毅的话说，“鬼都不上门”，最后不得不做出“深刻检查”：向毛泽东承认自 己曾有错，有大错，大错在反对过毛、嘲讽过毛，至少是冷落过毛;并向毛泽东表示自己将洗心革面，将恭恭敬敬地俯首于毛，老老实实地听命于毛。
不过，毛泽东心里很清楚此番整风整得过火过重，整得许多做检查者积怨甚多，口已服而心未服。因此，他对“延安整风”整人事是心存戒意的，戒意那些挨了整的人伺机翻案。他的这种戒意是十分持久且十分敏感的，以至历经二十余年也能一触即发。
1967年2月16日，陈毅等人在中南海怀仁堂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发生了激烈冲突。陈毅在冲突中并在气头上，提起了“延安整风”的旧事，流露出心底深藏的积怨。
陈毅抱怨毛泽东在此整风运动中重用一些“最起劲”地拥护自己的人，如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人;可这些人到头来又成了反对毛泽东的人，并因此而成为“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的人。陈毅还抱怨自己和总理都在此整风运动中挨了整。
显然，陈毅的这一抱怨，既有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憎恶之情，也有对这场运动主持者的讥讽之意。
据当事人王力回忆，怀仁堂会议结束后，他与张春桥、姚文元迅速整理出一份会议纪要，当晚赴毛泽东处汇报。“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 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
2月18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等人开会，怒斥陈毅等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发难，并回应陈毅个人对“延安整风”的抱怨，“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于是，中央政治局奉命整肃陈毅等人，并迫使他们低头认错，再做检查。
五十年代，毛泽东发动“反右倾运动”，又整了许许多多的人，先是在庐山上整出了一个以彭德怀为首领的“军事俱乐部”，继又在庐山下整出了数百万遍及全国各行各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整得这些人都做了“深刻”检查，痛说自己是极其错误的而毛主席是极其正确的。
可是，“大跃进”最终导致巨大灾难的铁定事实，证明了挨整者是正确的而整人者是错误的，准确地说是有罪的;证明了此时的真理与此时的权力是分离的，准确地说是后者践踏了前者。
于是，毛泽东不得不做出某种让步，某种很有限度的让步：一方面表示，“反右倾”反得有些过火，把许多“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 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因此，“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整彭德怀整得完全正确。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宣布：“所有 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毛泽东则在一旁插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
毛泽东所做出的这一有限度的让步迅即获得强烈反弹：
在下面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下子被甄别平反了数百万人，从而凸显了整个“反右倾”运动的冤屈性和荒诞性。
在上面的“右倾机会主义首领”彭德怀再度上书，洋洋八万言以作抗辩：一是你们强加于我的“右倾机会主义”罪名，已被“大跃进”惨遭失败的事实所否定;二是你们强加于我的“里通外国”等罪名，没有根据，纯属捏造。
面对这一局面，毛泽东坐不住了，起而批判所谓“翻案风”：
其一，指责甄别平反工作搞过了头，把许多不该平反的人给平反了，“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其二，指责彭德怀搞翻案，并为此而加大对彭德怀的整治力度：一是加重反党罪名，将“庐山会议”上还没有完全定下来的有关彭德怀的两大罪名——“里通 外国”罪名和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罪名——正式公诸党内;二是剥夺政治待遇，不准彭德怀出席中央会议和登上天安门，不向彭德怀发送中央文件，不让彭德怀自由外出活动;三是成立专门机构，全面审查彭德怀的历史，以搜集乃至炮制各种能证明彭德怀一向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证。
此后，毛泽东就一直对彭德怀案保持高度戒心，一直将此案视作政治禁忌，不容任何人对它有任何质疑。
他的这种戒心，有时戒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如疑心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存心要给彭德怀翻案：“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他也正是借批判此剧而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六十年代，毛泽东又发动“文化大革命”，整了更多的人。绝大多数执政党高干都受到程度不一的冲击，或被贴大字报，被指责为“走资派”，遭口诛笔伐; 或被拉出批斗，被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罚跪，既遭口诛笔伐，又遭拳打脚踢。在这些受冲击的中共高干中，有一部分人在经历了一轮轮批判并做出了一遍遍 检查后，终于获得“解放”，重新回到领导岗位。
对于这些重新复出的老干部，毛泽东是心存矛盾的：既很想用这些富有政府管理经验的人来帮他治理这个乱糟糟的国家，以结束“天下大乱”的局面;又很顾忌这些吃够造反派苦头的人心存怨恨，而有可能在官复原职后否定“文化大革命”。他的这一矛盾心态，突出地表现在他对邓小平的重新起用以及再次废黜上。
1971年9月，林彪出逃身亡。1972年5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鉴于中枢空虚，毛泽东有意重新起用已被打倒多年并已做过多次检查的邓小平。
不过，毛泽东深知邓小平不仅是一个“人才难得”而能担当大任的人，而且是一个很识时务而能伸能屈的人，一个须低头时就低头、能出手时就出手的人，一 个颇得他老毛真传的人。因此，他又担心邓小平既能于台下认错，也能于台上翻案，翻他本人被打倒的案，翻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案。
毛泽东与邓小平有很深的袍泽故旧关系，不仅前者深知后者，而且后者也深知前者。
邓小平深知毛泽东此时既想扶他上台，又担心他一旦上台就会翻案。于是，他写信向毛申明：自己此前挨整乃至被打倒是咎由自取的，一点儿也不冤枉;因 为，自己的的确确犯了严重错误，犯了追随刘少奇对抗毛主席这一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因此，自己若是能重新上台，就只能努力工作以将功补过，而不会搞翻案活 动。
邓小平还深知毛泽东深知他邓小平是一个能起能落能又起的人，是一个还有可能变来变去的人;于是，他又在信中向毛泽东申明：自己不仅现在不搞翻案活动，而且永远不搞翻案活动。
毛泽东在得到邓小平所做出的这个“永不翻案”的重诺后，便把他从流放地江西召回北京委以重任。
不过，话说得太满就不免会让人生出疑心来。邓小平所说的这个“永不翻案”的话，就有点太满、太绝对。因为，一个能伸能屈能又伸的政治家，或一个“与时俱进”的政治家，却做出一个有关永远不变的重诺，总不免让人觉着他这是在说过头话，在说那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过头话。
邓小平所做出的这一“绝对”的承诺，并未赢得毛泽东所给与的那一“绝对”的信任。毛泽东对邓小平仍心存疑虑，并采取了一些防范性措施。
例如，在邓小平获准复出时，毛泽东便把邓小平写给他个人的那封信，作为中央文件广为传达。他这样做是要让天下人都能知道，邓小平是在既辱自己又发大 誓的情况下出来工作的，进而让天下人最终都能看到，邓小平究竟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还是一个出尔反尔的人，并藉此而让他有所忌惮，不敢轻易搞翻案活动。
又如，在邓小平复出一段时间并露出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迹象后，也是在毛泽东将要离开人世前，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主持做出一个决议，对“文化大革 命”予以总评：“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显然，他这是对邓小平不放心，要邓小平再做一个最终表态，一个最终誓言不翻“文化大革命”案的表态。
然而，这一次邓小平没有低头就范，没有在毛泽东希望他做出的最后誓词上具结画押。邓小平推说自己在九年(1966—1975)“文化大革命”中，有 六年(1966—1972)被打倒，脱离了这场运动，成了一个“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因此，不适宜由自己来主持做这个决议。
邓小平本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至少在毛泽东面前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须低头时则低头;可这一次却表现得不那么灵活，须低头时不低头。对于邓小平为什么会有如此表现这一问题，人们可以作出多种解释：
或说他受得了毛泽东的辱，但咽不下“四人帮”的气;
或说他不愿再一次自己羞辱自己，并被公诸世人;
或说他已被他的这个总爱折腾人的老首长翻来覆去地折腾得够够的了，实在是不想再这样被折腾下去了;
┅┅
笔者在此则要强调另外一种解释，也是以往人们不大提及的一种解释：就是邓小平此时已经知道毛泽东活不了多久了，准确地说活不过来年了因而在考虑自己进退时，就要从长计议了。
据毛泽东保健医生李志绥记述，1974年7月，经国内几位顶级神经内科专家会诊，毛泽东被确诊患上了运动神经元症，或称肌肉萎缩症，预计只能活上两年，即只能活到1976年。这一诊断结论随即被汇报到中共高层。周恩来在听了汇报后说：“这就是绝症了。”
显然，作为中共高层人士且又作为周恩来重要助手的邓小平，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的这一病情。因此，他这时若要决定做出某一重大举措，就不仅要考虑这一举措在毛泽东活着时会有什么意义，而且要考虑这一举措在毛泽东去世后又会有什么意义。
两相比较，他自是要看重后一层考虑。因为，他知道自己若不出意外，就会比毛泽东活得长久些，并会在毛泽东去世后大有作为;他还知道除了毛泽东以外， 在这国中就再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压得住自己了。因此，他不会不明白自己此时所作所为，就不能只是对行将就木的毛泽东负责，还应对毛泽东以外的人和事负责，于 私来说，还应对毛泽东死后的自己负责;于公来说，还应对毛泽东撒手后的中国政局负责。
于是，他就有可能抱着这样的态度：老人家，您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此次横直不会再替您老去趟那一滩由您自己费心费力搅浑的政治污水，不会再替您老去背那一只由您自己耗时耗物铸成的“文革”黑锅。
鉴于邓小平拒绝再次低头就范，毛泽东对于他的态度便由猜忌上升为恼怒：你不再次向我低头，我就再次将你打倒。于是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右倾翻 案风运动”，深揭狠批这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1976年4月7日，毛泽东责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 观后效”。
在此高压之下，邓小平故态复萌，再度变原则性为灵活性，须低头时便低头。他随即于4月8日上书毛泽东，对上述决定表示“完全拥护”，对主席能允许他继续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谢”。
接下来的问题是，“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这一手法，对于毛泽东来说有何意义呢?能获得什么样的效用呢?
与前文所论述的“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那一手法相似，这一手法也能获得现实与历史两方面的效用。
其现实效用主要表现为，既可以有力地打击乃至羞辱挨整者，折其锐气;又可以有力地维护乃至提升整人者，使其神化。
迫使挨整者做出检查，就是要让他当着许多人的面，向毛泽东低头认错乃至认罪。
其一，如果这个检查是违心的，那么，检查者就不仅是当着众人的面说“对不起”的话，而且是对着自己的良心说“对不起”的话。这就既有损他的颜面，使他难堪得很;又重创他的良知，使他愧疚得很。
明晓了这一点，就比较容易理解曾屡屡向毛泽东做违心检查的周恩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表现：在其他人面前，总显得风流倜傥，儒雅高贵;而一到毛泽东面前，就变得唯唯诺诺起来，甚至变得低三下四起来。
其二，如果一个人能够让许许多多的人向自己低头认错乃至认罪，那么，这个人就能显得高人一等。
其历史效用主要表现为，可以将这些检查“立此存照”，留作不利于挨整者而有利于整人者的历史证据，即通过留存这些检查而告诉后人：连挨整者本人都承 认自己是错误的而整人者是正确的。这就使得毛泽东有可能把自己对于政敌的胜利，从现实里延续到历史中。这就使得毛泽东有可能避免遭受因做了整人坏事而留下 历史骂名的恶果。
显然，毛泽东不仅相信“成者王侯败者寇”，相信“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而且有意实践这一信条，有意借重胜利者的权势而有选择地收存甚至不惜制造一些于己有利的史料，一些能够证明自己整人整得十分有理的史料，一些能够标榜自己一贯正确故有王者气象的史料。
由此可见，毛泽东还是很在乎历史的，很在乎自己在历史上将会有什么样的记录。
在中共高层数 十年政治角逐史中，那些被打落台下的失败者们，不管是属于罚而当罚的自食其果者，还是属于罚不当罚的蒙受冤屈者，统统都被要求做出深刻的检讨，留下认错的 字据。其中，绝大多数者都会照此办理，只有极少数者拒绝做检讨。而在这极少数者中，又因蒙受冤屈而拒绝做检讨者就更少。
毛泽东在历史上做过许多错事，许多后果极为严重的大错事，比如做过发动“大跃进”致使数千万人饿死的大错事，又比如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致使数万万人歇斯底里的大错事。那么，毛泽东会不会因此而惧怕历史呢？
笔者曾就此问题作过肯定性论述，即在《略谈中国史学双重职能》一文中指出，毛泽东临终前不久关于“我一生办了两件事”的谈话，就是在很认真地“推测他死后人们将怎样评价他，并显得有些放心不下”。
笔者也曾向李锐先生提出过“毛泽东怕不怕史”这一问题。李先生听后眼睛一瞪说：“他怎么不怕史？他怕，非常怕！你想想，他搞文化大革命，搞了那么长 时间，做了那么多坏事，却没有留下许多墨迹、许多他的亲笔墨迹。他这是因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怕史！怕留下他做坏事的亲笔记录，怕让后人骂。”
可问题是，毛泽东本人毕竟没有说过自己惧怕历史的话，至少就现已公布的文献资料来看，他没有能像刘少奇那样直截了当地说过自己惧怕历史的话。
毛泽东熟读中国史书，自是能够读出中国史书有一重要功用，就是很在意褒贬人物，既很在意褒扬那些行了大善的人，使之流芳百世；也很在意贬斥那些作了 大恶的人，使之遗臭万年，故能让那些“乱臣贼子”和“无道天子”感到惧怕。所以，毛泽东很明白，像他这种执掌过大权且又做出过大事故而必上史书的人，如果 坦言自己非常惧怕历史，就似乎在对号入座了，承认自己做了大恶，至少显得自己有做了大恶的嫌疑。
不过，毛泽东虽没有说过自己惧怕历史的话，但不等于他不惧怕历史。要识透像毛泽东这种言辞信用度不大高的政治人物，关键不是要听其言，而是要观其行，即通过观察其行为方式来确证其内心想法。
当然，这种确证隐有一个前提，即毛泽东的行为与毛泽东的意图有着高度的相关性，故可以从他做了什么中看出他想了什么。
依据这一求证理路，笔者侧重考察了毛泽东作为执政者的一种最具有标志性的行为方式，即整人方式。可以说，此公入主北京后所做的最用心也是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整人了，整的主要是本党人士，尤其是本党高层人士。
这种整人方式通常都少不了有这样两个手法：一是要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二是要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这两个手法都不仅有着现实方面的功用，而且有着历史方面的效能：
前一个手法能够让那些参与者都担上与毛泽东同案的责任，从而有利于掩饰毛泽东的历史形象，——让他们都因有着同案者身份而不愿向历史作证，不愿全盘说出毛泽东整人的详情。
后一个手法能够让那些挨整者都立下对毛泽东有利的字据，从而有利于粉饰毛泽东的历史形象，——让他们都言之凿凿地向历史作证，誓言自己是完全错误的而毛泽东是完全正确的。
从毛泽东所使用的这两个整人手法所具有的历史效能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整人者还是很在乎历史的，很在乎自己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形象：既很注意去掩 饰它，尽量设法去模糊那些对自己不利的历史记述；也很注意去粉饰它，尽量设法去收存那些对自己有利的历史记录。简言之，此整人者还是有些惧怕历史的。
本文的正文部分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考察毛泽东的前一个整人手法及其历史效能，下篇主要考察毛泽东的后一个整人手法及其历史效能。
上篇
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充当打手；让他们因有着同案者身份而不愿向历史作证，不愿全盘说出毛泽东整人的详情。毛泽东若是决意整治一个人，就会责令手下人都要掺和进来，都要一起来对这个人说绝情的话、做绝情的事，都要一起来朝这个人吐雨点般的唾沫、扔冰雹般的石头。
例如，在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裹挟着整个中共中央向邓子恢等人发难。全会计有248篇发言，内容大体一致：一方面高调拥 护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另一方面疾言批评邓子恢“小脚女人”，指责后者“右倾保守”，是“同资产阶级共呼吸的人”，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 主义”，等等。
在这248篇发言中，少不了有一篇是邓子恢自责自贬的发言：痛说自己“抱着十分沉重的心情”，检讨自己再次犯了“原则性错误”。
又如，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裹挟着整个中共中央向彭德怀等人发难。据李锐先生记述，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被印发下来后，多数与会者 “基本上是同意的”，只是认为其中“某些字句值得斟酌”。但是，到了“7月23日，毛泽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极其严厉的批判和斗争。自此 时起，没有人再讲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问题了，‘问题不少’的中心议题被搁置一边。原来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信中的观点的同志，也不得不迅即转变态 度，有的还违心地进行了揭发批判。整个会议于是形成一边倒的形势。”
7月26日，毛泽东又发指示：“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于是不论过去有没有表过态，或讲得重讲得轻的，都起而踊跃发言，大家直接对着彭德怀、张闻天等开火。”
事隔二十余年后，李锐先生忆及当时心情：“说实在的，这十多天会，我的心理状态极为复杂，我觉得很悲观。我想，这是中央委员会，这是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会，怎么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呢。”
又如，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在毛泽东注视下，除陈少敏一人外，所有与会者都举了手，赞成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赞成“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诚然，在这许许多多举起的手中，有的是出于主动的，有的则是出于被迫的；但就最终结果来看，无论是主动举起的手，还是被迫举起的手，都无一例外地击打在刘少奇的身上，尽管击打的程度轻重不一，因此，也都无一例外地沾上了刘少奇身上的血，尽管沾上的分量多少不一。
毛泽东在纠合其党徒整治其政敌的过程中，也遇到一些不愿掺和其间的人，一些不愿与他同趟浑水的人。他都不会轻易地放过这些人，或是当即予以呵斥，让其下不了台；或是嫉恨在心，留待日后算账。
在“庐山会议”上，当朱德批判彭德怀不力时，毛泽东当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讥刺得这位总司令“脸一红，就停止了发言，直到散会，只是最后讲了几句话。”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大多数中央委员不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不积极批判刘少奇时，毛泽东当时隐忍不发，只是对他们做了说服争取工作。 可是到了会后，他便默许乃至纵容“造反派”去冲击他们，去责难他们冥顽不化地犯了“推行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结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央 委员都被贴了大字报，其中许多人还被开了批斗会、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坐“喷气式”以及游街，蒙受种种羞辱。
不过，这些被批斗者的结局不完全一样。有些人被一棍子打死，如属刘少奇嫡系人马的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自“文革”起便被打倒，乃至被关押，被流放，一如囚徒似地非常耻辱地熬着活到了毛泽东去世后，亦是“文革”结束后。
至于其他人的结局，则视其对毛泽东的认错态度如何而决定其能否再获生路。其中一些人在写出了痛骂自己糊涂的检讨书和痛责刘少奇歹毒的批判书之后，或 说是补做了毛泽东先前布置过的整人作业之后，获得宽大处理，补考过关，遂从“牛棚”中被“解放”出来，恢复组织生活，重返领导岗位，并在一段时间内作积极 投身“文化大革命”状，以报主席知遇之恩。
可见，在毛泽东不断发起的整人运动中，毛泽东手下的党人，尤其是高层党人，没有权利保持沉默，没有权利不去积极掺和其间，而都必须大叫大喊地去狠踢猛踹那些被整的人、那些遍体鳞伤地倒在地上的人。他们如果不这样做，他们自己也会被整，也会被众人狠踢猛踹，以致遍体鳞伤。
毛泽东的这种整人手法，也为其后继者所承袭。
1987年整胡耀邦时，中共高层开了所谓“民主生活会”，其间绝大多数与会者故伎重演，再次施展那种从先主席那里学到的整人伎俩：联手围斗挨整者，扣帽子，打棍子，你一言我一语地肆揭老底，硬是把这位“红小鬼”出身的总书记整得凄凄惨惨乃至“失声痛哭”。
。。。。。。。。。。。。
毛泽东数十年如此整人，不可避免地致使这个党的高层成员，也就是这位党主席身边的那些党中贵要，大都做过这种落井下石的事、这种翻脸不认人的事。
也正因此，就人之常情而言，这个党的高层成员的道德水准，尤其是毛泽东执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成员的道德水准，大都低于常人的道德水准。这正是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这个党的高层成员不仅大都寡德，而且大都可悲；不仅大都曾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别人，而且也大都曾被别人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整得检讨不迭，整得痛苦不堪。其中一些人如周恩来、邓小平等曾被整治多次，还有一些人如刘少奇等竟被整治致死。
也就是说，这个党的高层成员大都有过双重的经历，既有过作为出手很重的打手的经历，也有过作为告饶不止的挨打者的经历。他们既做过“胯夫”，也做过“胯下之夫”、毛泽东的“胯下之夫”。
也正因此，这个党的高层成员大都有过双重的耻辱，既有过作为凌辱者的耻辱，也有过作为被凌辱者的耻辱。他们都几无例外地或多或少地蒙受过毛泽东所给予的耻辱。
在这个党的高层中，既积极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别人、又未被别人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的人，似乎就只有康生一人。可是，此人最终被本党亦被世人公认为大奸大恶之人，堪比李林甫、魏忠贤之辈。
也就是说，在毛泽东主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政治角逐中，最得逞者竟是最歹毒者。这就使人不能不想起“豺狼横道”这个古语，不能不认为毛泽东主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政治生态，是相当险恶的，也是相当丑陋的。
在此，我们不妨将国共两党高层中的人情世故作一简要比较。
当蒋介石决意惩处确有反意的国军元勋邓演达时，一批与邓演达有着数年袍泽情谊的黄埔将领纷纷站出来为他说话。如陈诚在获悉邓演达被捕后，立即致电蒋介石，予以力保；随后在获悉邓演达被害后，再次致电蒋介石，提请辞职，声言：“上无以对总司令，下无以对恩友。”
而当毛泽东决意整治并无反意的共军元勋彭德怀时，一大批与彭德怀有着数十年战火情谊的红军将领纷纷围上来朝他吐唾沫、泼脏水，东拉西扯、无限上纲， 还翻出一大堆陈芝麻烂谷子，气势汹汹且婆婆妈妈，一如街妇聚骂之行状。他们还一致举手赞成将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首领，并给他安上了两个大逆不道的罪名：一 个是类似于“汉奸”罪名的所谓“里通外国”罪名，一个是类似于“结党谋反”罪名的所谓“组织军事俱乐部”罪名。
当蒋介石将张学良监禁后，仍有许多国民党大员去看望他。其中张治中将军三次专程探视囹圄人，一次在南京宋子文府（1936年），一次在湘西沅陵凤凰 山（1938年），一次在台湾新竹井上温泉（1947年）。他次次都与这被监禁者长时间地促膝谈心，还次次都不避嫌疑地替这被监禁者给蒋介石捎信或捎话。
而当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将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首领后，则见许多中共大员纷纷变脸，对落难者唯恐避之不及。在由庐山返回北京时，除张爱萍将军外，大家“都不愿和彭老总同机”，以至于“那架飞机只稀稀落落地坐了几个人。”
又当毛泽东将彭德怀只是闲置京郊吴家花园而并未监禁时，就没有多少中共大员去探视他，更不要说去与他促膝谈心了。彭德怀曾对不期而遇的谢觉哉说： “下了庐山以后，我已经被人们忘掉了，老同志也不敢来往了。在吴家花园，只有总司令（即朱德——引者）来看我，找我下棋……还有帅大姐（即帅孟奇——引 者）来看我……”
不过，彭德怀自己也曾“规定一个军人也不见，以免引起嫌疑，牵累来者”。因为，他背的毕竟是“组织军事俱乐部”的罪名。至于彭德怀的老部下们也不都 是绝情者。李志民上将就曾暗中派其儿子避开吴家花园门口岗哨，翻越围墙进入院中，想看一看“彭老总是否还在人间”。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无疑会给落寞将军 带来一些暖意。
当彭德怀被正式收监后，除提审人员外，就没有任何袍泽故旧来探视他了。
又当彭德怀知道自己身患绝症而提出要见毛泽东、周恩来后，仍没有任何中央大员来看望他。
落难将军不胜悲鸣：“无缘无故地关了我这么多年，有谁来看过我一次？有谁来找我谈过一次话？我枪林弹雨中征战了一辈子，到如今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苍天啊！你真不长眼！”
1999年12月，彭德怀的侄儿侄女将其伯父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归葬湖南湘潭乌石故里。这一迁葬实属孝举，合理，合情，尤合他们的伯父之 耿介脾性：大家既然生前待我那么薄情，我又何必死后硬要与你们挤在一起？我生前孤傲，不与你们拉拉扯扯，死后也孤傲，羞与你们同葬一处！
一些半路结盟或加盟中共的前国民党人士在涉身毛泽东整人运动时，也似乎显得比许多老中共党人更讲义气些、更富有人情味些。
当许多中共大员纷纷指责彭德怀伪装艰苦朴素故而是“伪君子”时，前国军上将张治中站出来说话：若说一个人在短时间里搞伪装，还能够说得过去；但若说一个人在一生中都搞伪装，就很难说得通了，一个人“怎能伪装一生呢？”
颇有仁德之名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也曾高度评价过张治中的为人：“要重新思考做人的道理。很敬佩张治中。大革命和抗战胜利后国共两次分裂时，张两次 向蒋介石上万言书，很不赞成。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从不批蒋介石。大概是‘大跃进’（似应为‘文化大革命’——引者）时，有次（似应在1967年国庆观礼时 ——引者）上天安门城楼，在电梯上遇见毛主席，张说：‘主席呀，你走得太快了，跟不上。’张治中应当有部电视剧。”
张治中任职国民党时曾数度谏言蒋介石，离开国民党后则从不批评蒋介石，正如中国古语所言：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
他结盟中共后，又能在毛泽东如日中天时当面向其谏言：你搞“文化大革命”，搞得很过急（“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很过火（“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百分之五了吧？！”），说出了当时所有中共高干都不敢说出的话，故又再显古士之风。
据一个原人大附中红卫兵头目回忆：在当年被他们抄家的那一个个名人政要中，绝大多数者都对他们这些“红卫兵小将”点头哈腰，低声下气；只有两个人不买他们的账，非常硬气，令他们感到很是威严。在这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张治中将军。
当许多老红军纷纷揭发批判彭德怀时，原为东北讲武堂出身的国军第111师333旅旅长后为解放军中将的万毅，先是在庐山上为彭德怀说话：“提出意 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继又在北京城为彭德怀说话：“直说了吧，现在有人尽做好梦，头脑发昏、膨胀，眼睛只看这天上的‘卫星’，全然不顾地下老 百姓们吃苦受穷！我敢说，彭总‘意见书’一点没错！谁要是昧着良心批就让他批去吧！”
又当许多老红军纷纷举手赞成开除黄克诚的军籍、党籍时，原为西北军军官学校出身的国军第26路军排长后为解放军中将的李雪三，“就是不举手”，“自始至终保持沉默”。
许多年后，黄克诚回忆了当时挨整的情景：“会议调整了对策，集中了所有和我关系多的人，要求他们揭发、批判我。为了避免包庇‘反党分子’之嫌，许多 人都得表现一下。于是这个说我是怕死鬼，那个说我是杀人犯。”但是，“也有几位和我共事很久、了解我的为人的同志，在会上一直没有发言。这样做是要担风险 的，连我都担心他们会受连累。”
当许多新中国的新贵们附和着那个新中国的新主子而一窝蜂地去围斗梁漱溟先生时，原国民党高层人士何香凝、陈铭枢则为挨整者说了公道话。
何老太太在那个一边倒的会议上，“唯一”发言肯定梁漱溟曾经反过蒋介石，从而回应了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泼骂：“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 呢？没有。”“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另外，何老太太在那一片叫骂声中，仍然称挨骂者为“梁先生”，令这听用者久久不能忘 怀。
陈铭枢则在会上逼毛泽东表态：梁漱溟问题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若是前者，“不必在此费舌耗时”；若是后者，“可以慢慢批判教育，使他逐渐醒 悟”。毛泽东答复：“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 题。”
当老共产党人贺龙落难而其子女无处可躲时，老国民党人何香凝收留了他们，并把他们藏在周恩来严令不许任何人冲击的地方——何老太太自己的卧室。
当刘少奇已被公开批判而许多中共高层人士唯恐避之不及时，宋庆龄仍给刘少奇子女寄贺年卡，并向刘少奇夫妇赠送《宋庆龄选集》，还在书上写着：“敬爱的刘主席、王光美同志”。
“林彪事件”爆发后，“文革”酷烈形势有所缓解，刘少奇子女“给他们熟悉的叔叔阿姨”写信，请求把他们“要求见爸爸妈妈”的信转交党中央、毛主席。 他们寄给其他人的信有什么反应不得而知，寄给宋庆龄的信则如愿地转交到了毛泽东的案前，并获其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
接下来的问题是，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的手法，对于毛泽东来说有何意义呢？能获得什么样的效用呢？
概而言之，这一整人手法能够获得现实与历史两方面效用。
关于“让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这一手法的现实效用，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其一，能够造成人人喊打的声势，既鼓励打手，又震慑对手。
在中共党内，彭德怀不仅战功赫赫，而且为人刚直，敢作敢为且口无遮拦，如敢于在中南海高层会议上疾言指责毛泽东：“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如敢于当面斥责周恩来：“老奸巨猾”。这就使得许多中共高层人士都很忌惮他，忌惮他直言骨鲠，不留情面。
显然，要整治这样一个令许多人生畏的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这许多人都发动起来，相互联手且相互壮胆地去围斗他。其间，人越多，势越大，收效也就越显著。
毛泽东自是深谙此道，自下决心整彭德怀起就不断扩大整彭规模：先是在庐山上，把部分中央委员出席的整彭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扩大为所有中央委员出席的整彭会议（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继又在庐山下，把一百余位将领出席的整彭会议，扩大为一千余位将领出席的整彭会议，即是把全军每个师以上单位的两位正职首长统统调集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围着彭德怀大吼大叫，将星灿烂且唾星四溅。
彭将军身经各种恶战，却从未遭遇如此狂乱的口水战，惶惶然而无所措，最终不得不做出退却，写出违心检讨：“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 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毛泽东见此检讨即做批示：“此件印发各级党组 织，从中央到支部。”
其二，能够测试手下人对他毛泽东的态度，犹如赵高“指鹿为马”，视顺应者为可用之材，视不应者为必除之敌。
毛泽东在其整人过程中，特别在意手下人的“立场问题”或“态度问题”，即在意他们是不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他毛泽东一边；而不问他毛泽东所要整的人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即在意他们是不是把对他毛泽东的忠诚置于对事实真相的求证之上。
在中共党内，彭德怀曾一直被公认为是一个襟怀坦白、淡泊名利的人，一个爱国、爱党的人。毛泽东心里明白这一点，并明白其他党人也明白这一点。
可是，毛泽东偏偏要指控彭德怀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叛国者、反党分子，偏偏要把“鹿”说成是“马”，并严令手下所有人都要就此表态，说一说这“鹿”究竟是“鹿”还是“马”？
随后，他便放过那些附和者，那些曲意把“鹿”说成“马”者；而揪住那些异议者，那些坚持把“鹿”说成“鹿”者，将他们也一并打倒，也一并指“鹿”为“马”，指控为彭德怀同党分子。
据刘少奇的一个卫士回忆，五十年代的一天，他在陪其首长散步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发现许多中央首长都有些怕彭总，他想知道彭总是不是真的那么可怕。刘少奇告诉他，彭总并不可怕，彭总实际上是一个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党性极强的人。
然而，正是这位曾经赞言彭总“党性极强”的刘少奇，上了庐山后，便附和着毛泽东，硬是把彭总说成是一个蓄谋已久的反党分子，硬是把“鹿”说成是 “马”。他甚至到了数年后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也就是在彭德怀庐山谏言已被事实确证后，还附和着毛泽东，继续朝彭总肆泼脏水，继续把“鹿”说成是 “马”，竟能够煞有其事地大谈彭总的所谓“里通外国”问题、所谓“组织阴谋小集团”问题，并藉此宣布“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在1959年整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上将邓华为彭德怀说了几句公道话，随即遭到批判，被勒令写出检查；
中将万毅拒绝批判彭德怀，并解散由他分管的那个批彭小组（由出席会议的总参谋部人员和军委办公厅人员组成），随即被当做“彭德怀的狗腿子”看管起来；
少将钟伟忍无可忍，大吼出场，指责批彭者“无中生有，造谣惑众”，随即遭到更为严厉的处置：话音落下不到五分钟，就被急冲进来的荷枪实弹的卫兵戴上手铐，架出会场。
会议组织者如此对待钟伟，已超过了史上赵高所为了。那位千古大奸相也没有做到当庭就拿下那些说实话者，那些坚持把“鹿”说成是“鹿”者，而只是暗地里陷害他们（“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史记，秦始皇本纪》）。
其三，能够离间挨整者与其袍泽故旧的关系，让他们绝情相逢，变袍泽为陌路，变故旧为冤家。
“庐山会议”后期，彭德怀被置于第四组接受批判，而彭德怀的老部下们也大都被安排在这一组参加批判。其中包括所有出席会议的现役军队将领之大半，以及所有出席会议的红三军团老人之几乎全部。
如苏振华（曾任红三军团第12团政委）、李井泉（曾任红三军团第4师政治部主任）、李志民（曾任红三军团第2师政治部主任）、杨勇（曾任红三军团第 10团政委）、张爱萍（曾任红三军团第11团政委）等，都被安排在第四组，都被要求面对面地揭发批判自己的老首长。其中，苏振华、李井泉表现得最为积极， 频频发言、句句诛心。
1973年，毛泽东借中美关系问题整周恩来，先是开政治局会议批周恩来，继又将政治局会议开成政治局扩大会议，将更多的人扩大进来批周恩来。在这扩 大进来的人中，就有所谓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四老”为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四少”为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
这些批周恩来的与会者都是周恩来的老部下，尤其是来自外交部的那几个老人，都是跟随周恩来数十年的老部下。如今，他们都被驱赶着围上前来，面对面地向自己的老首长发难，怒斥他的种种不是，还痛揭他的若干老底。
更有甚者，整人者还会动用酷刑来摧毁挨整者与其袍泽故旧的关系，逼使他们无中生有地相互指控。
例如，在炮制所谓“二月兵变”案时，整人者就是用严刑拷打的方法，硬是让贺龙元帅的诸多老部下“招供”的，让他们莫须有地招供：他们的老首长早年就 曾与蒋介石的“特使”熊贡卿密谋，并“谈妥”了叛变条文；近年又曾为研究“兵变”而先后召开过“八次黑会”，谋划如何夺取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的指挥权，并 将“兵变时间”定在“十月一日”。
这些被屈打成招者，都是一些身经百战的老将军，都是一些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可是，他们扛得住昔日的艰难困苦，却扛不住此时的严刑拷打。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整人机器是多么暴虐和多么高效！
毛泽东如此整人的手法也为其后继者所承袭。1987年1月胡耀邦挨整的情景，一如当年彭德怀、周恩来挨整的情景，即一种被蓄意制造出来的众叛亲离的情景。
当时中共高层也开了一个会，一个所谓“民主生活会”。主使者也是精心设局，唆使诸多与会者纷纷向胡耀邦发难。
在这些发难者中，除有一些人如黄火青、邓力群等本来就与胡耀邦心存芥蒂外，还有一些人如薄一波、王鹤寿等过去曾与胡耀邦相交甚好。
下篇
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立下字据;让他们言之凿凿地向历史作证，誓言自己是完全错误的而毛泽东是完全正确的。
杜润生先生曾对笔者说过：毛主席整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求挨整的人必须做检查，不做检查是不行的，是不让过关的。邓子恢做过检查，我做过检查，彭老总也做过检查。
这种向毛泽东交出的“检查”，实质上就是“悔过书”或“认罪书”，就是检查者有文字稿本并在有许多人出席的场合，或是招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有时是 无中生有地招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或是痛骂自己糊涂、无德无能，有时是无缘无辜地痛骂自己糊涂、无德无能。这种“检查”，通常还都要检查到上纲上线的程 度，甚或是自羞自辱的程度。
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检查。在这一检查中，周恩来痛责自己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即性质为“右倾保守”的错误;承认自己在政府工作中“错误地采取了机械和静止的平衡的方法”，存在着“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
他还痛挖自己之所以会犯上述错误的“思想根源”，称之为“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经常表现为“经验主义”，有时表现为“教条主义”，还有时表现为“两者的混合”。
周恩来这一下子就自己给自己扣了许多顶大帽子，许多顶十分吓人且十分丑陋的大帽子。他这是在自己羞辱自己，并且是当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的面自己羞辱自己。
周恩来这一检查，不只是屈辱性的，还是荒诞性的。这一检查中所要否定的东西，即周恩来力主“反‘冒进’”的东西，却有着骄人的成绩：1956年国民 经济发展既快速又平稳;而这一检查中所要肯定的东西，即毛泽东决意“反‘反冒进’”或曰“大跃进”的东西，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国民经济倒退十年，全国 人口饿死数千万。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黄克诚等人也做了这种屈辱性和荒诞性的检查。
彭德怀在检查中承认：他的7月14日的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他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这次犯错误的原因，除 了政治思想的右倾以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夹杂有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成见”。他最后表示：“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坚决抛弃对毛泽 东同志的一切成见，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竭诚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党的总路线，永远做党的驯服的工具，不管今后党中央 的领导人有什么变动，都愿坚决服从领导，在党的监督下，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并愿尽自己的余生，无限忠诚地为党的革命事业而奋斗。”
黄克诚也在检查中承认：“我7月19日的发言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发言。发言中的观点与彭德怀同志信中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不管我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配合彭德怀同志的信，向党的总路线，向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进攻。”
彭德怀和黄克诚都是刚直之士，在毛泽东主政的中共高层中都属“异类”：前者是中共党内在“延安整风”后唯一仍敢指着毛泽东鼻子说话的人，并因此而被诬称为“有反骨”的人;后者则被党内同志称做是“一个一辈子讲真话的人”，并因此而被批判、被撤职“总不下十来次”。
可这一次在庐山上，前者在指着毛泽东的鼻子说了一通话之后，又打了自己的耳光，并且打得很重很重，将自己打得鼻青眼肿。后者则在非常仗义地讲了许多 真话之后，又非常违心地讲了许多假话，顺着那些整人者的意，把“鹿”说成是“马”，把“黑”颠倒为“白”，把明明是正确的意见强说是错误的意见，并且是错 得一塌糊涂的意见。
可以说，在毛泽东主政的中共高层中，最为匮乏的人格类型，莫过于“刚直”了，即彭德怀、黄克诚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直言骨鲠的人格类型。其间绝大多数者，都对毛泽东抱着曲意逢迎的态度，曲意逢迎着这位党老大为所欲为地执掌着、乃至祸害着这个党、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
“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有所谓“七大常委”。除毛泽东外，其余六人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六人都无一例外地对毛泽东抱着曲意逢迎乃至偷合苟容的态度，尽管各自逢迎苟容的程度不一。
除晚年外，刘少奇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都顺从着毛泽东，并常常是违心地顺从着毛泽东，即常常是昧着良知去做着助毛为虐的事。比如，在“合作 化”运动中，在“反冒进”运动中，在“大跃进”运动中，他都曾一度站在较为清醒的一方，即毛泽东称之为“右”的一方;可一旦获悉毛泽东已下了反“右”的决 心，便立刻转变立场，变“右”为“左”，顺从着毛泽东的意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去整那些做了实事或讲了实话的人，去批邓子恢，去批周恩来，去批彭德 怀……
更有甚者，他竟能为附和着毛泽东去整彭德怀而干出那种栽赃陷害的事：一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不会说一句外国话”，却偏偏要附和着毛泽东去指控彭得怀 “里通外国”;二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一向不爱搞拉拉扯扯，却偏偏要附和着毛泽东去指控彭德怀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军事俱乐部)。可以说，刘少奇是头脑相 当清醒地跟着毛泽东去做这些浑事且丑事的。
至于周恩来就离“刚直”更远了。自“延安整风”后，他就一直对毛泽东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屡屡遭毛泽东打压乃至羞辱，又屡屡向毛泽东示弱乃至告饶，甚至屡屡昧着良知做了许多助毛为虐的事。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本应该由他这位当总理的人向毛泽东进言“大跃进”搞得过火事，可他就是隐忍不说，结果让那位当将军的人替他一吐为快。彭德怀为此气得当面骂他：“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于是乎，管经济的国务院总理因不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得以自保，不管经济的国防部长则因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不免落难。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在彭德怀替周恩来说话而被打倒后，周恩来不仅不予援手反而落井下石，也板起面孔来指责这个代他受过的人。他一是批彭德怀的现行罪过，即批彭德怀此时猖狂攻击“大跃进”;二是揭彭德怀的历史老底，即揭彭德怀过去就曾屡屡反对毛主席。
1959年8月24日，周恩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报告题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 动》。听报告者为全军正师职以上干部，计有一千余人。在这一报告中，周恩来以中共最为资深的党人、军人的身份，畅谈中共的党史、军史，历数彭德怀一件件反 对毛泽东的事例，从而为毛泽东关于他与彭德怀在历史上“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说法，做了“最权威”的注释，至少看起来像是“最权威”的注释。
不过，周恩来虽然离刚直最远，但也正因此而能在毛泽东治下的仕途上走得最远，至少比刘少奇、邓小平走得远。他屡屡被毛泽东敲打，但都因自己忍让躲闪有方，不仅没被毛泽东敲打得一蹶不振，反而能最终盖着党旗老死于毛泽东的身旁。
林彪虽在穷途末路时敢与毛泽东拔刀相向，作困兽之斗，但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场合中，都是无原则地追随着毛泽东、热捧着毛 泽东。比如，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在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都 是不论是非且不嫌肉麻地替毛泽东抬轿子、吹喇叭。
至于朱德，用李锐先生的话说“是一个‘阿弥陀佛’的人，好好先生”。他固然不会去积极主动地整治人，但也不会去仗义执言地抗拒毛，而常常会随着大溜说上一些应景的话、敷衍的话，既敷衍着毛泽东，也敷衍着公道和正义。
陈云曾屡屡为毛泽东补偏救弊，收拾经济烂摊子，故经常被毛泽东誉之为“良将”、“贤妻”。不过，他一旦发现毛泽东反悔变脸，变虚心纳谏为讳疾忌医， 并迁怒于自己，便立刻做出检查，痛说自己种种不是，接着就请病假走人，与毛泽东脱离接触，使之眼不见心不烦，也就不予严加惩处了。
至于邓小平，则很善于向毛泽东做检查，即很善于在毛泽东的面前，把明明是自己做对了的事硬说成是自己做错了的事，并发誓要痛改前非。在中共高层，无论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质量来说，还是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数量来说，邓小平都属名列前茅者。
毛泽东不只是高高在上地注视着其他人在如何羞辱着做检查者，以及做检查者在如何自己羞辱着自己;有时还忍不住技痒，也亲身下到场子里，趟一趟这羞辱做检查者的浑水，过一过这用伶牙俐齿折损人的口瘾。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子恢先是拒不认错，硬生生地与整人者僵持着，故迟迟不能过关;后来经不住家人劝说而同意由他们代写一份检查交了上去，遂得以过关。
毛泽东则把邓子恢最终扛不住而不得不写检查这件事，拿到大会上评论了一番：“这里面我倒是很佩服邓老。他硬是不检讨，但到最后，也弄了一篇检讨来。我原想会有一个顶到底的。其实他是有自我批评的，比如在北戴河会议。”
毛泽东这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地调侃着失败者，面子上是在表扬“邓老”，骨子里则是在奚落邓子恢：你不是很硬气吗?怎么也弄了一篇检讨来呢? 我原来以为你是要硬到底的，结果看走了眼，不是那么回事。其实，你这么做也不是第一回了，比如在北戴河会议上，你就有过这个表现了。
毛泽东对邓子恢的这一奚落是相当损人的，先是逼着人家去做违心检讨，后又讥讽人家做了违心检讨。这就好比先是逼着人家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后又嘲弄人家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不大听使唤。
毛泽东善于揣摩人，明明知道邓子恢是一个很为刚直且很知廉耻的人，一定会为自己做违心检讨这件事感到十分羞辱，“他思想痛苦极了，身心受到了严重的 伤害”;可又偏偏要当着众人的面，故作惊讶地去挑明此事，还故作惋惜地去打趣此人。人家哪儿疼，他就往哪儿捏，还一边捏着，一边不紧不慢地说着、笑着。
人是有可能反悔的，有可能当时认错而日后改口，申明自己先前认错是被逼迫的，是讲违心话，不能算数。
毛泽东不会不清楚这一点，何况他本人就的确做过许多这种逼迫人讲违心话的事，因而会更清楚他所整治的那些人，很有可能当时不得不低头认错乃至认罪，而日后一遇机会就会改口或翻供。
尽管他手里拿着一大摞由挨整者交上来的检查书，但他心里并不很踏实，总有些担心日后这些人会翻供，还有些担心日后其他人会为这些人翻案。也正因此， 毛泽东一向对“翻案”的事十分敏感，疑神疑鬼，常常为此勃然大怒，兴师动众地去反击所谓“翻案风”并再迫使那些“翻案者”做出检查，以记录在案。
四十年代，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整了许许多多人，既整了许多像王明、博古这类来自莫斯科的教条主义者，也整了许多像周恩来、陈毅这类富有实 际斗争经验的党中元老和军中元老。毛泽东将这些人整得灰头土脸，无人敢亲近，用陈毅的话说，“鬼都不上门”，最后不得不做出“深刻检查”：向毛泽东承认自 己曾有错，有大错，大错在反对过毛、嘲讽过毛，至少是冷落过毛;并向毛泽东表示自己将洗心革面，将恭恭敬敬地俯首于毛，老老实实地听命于毛。
不过，毛泽东心里很清楚此番整风整得过火过重，整得许多做检查者积怨甚多，口已服而心未服。因此，他对“延安整风”整人事是心存戒意的，戒意那些挨了整的人伺机翻案。他的这种戒意是十分持久且十分敏感的，以至历经二十余年也能一触即发。
1967年2月16日，陈毅等人在中南海怀仁堂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发生了激烈冲突。陈毅在冲突中并在气头上，提起了“延安整风”的旧事，流露出心底深藏的积怨。
陈毅抱怨毛泽东在此整风运动中重用一些“最起劲”地拥护自己的人，如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人;可这些人到头来又成了反对毛泽东的人，并因此而成为“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的人。陈毅还抱怨自己和总理都在此整风运动中挨了整。
显然，陈毅的这一抱怨，既有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憎恶之情，也有对这场运动主持者的讥讽之意。
据当事人王力回忆，怀仁堂会议结束后，他与张春桥、姚文元迅速整理出一份会议纪要，当晚赴毛泽东处汇报。“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 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
2月18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等人开会，怒斥陈毅等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发难，并回应陈毅个人对“延安整风”的抱怨，“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于是，中央政治局奉命整肃陈毅等人，并迫使他们低头认错，再做检查。
五十年代，毛泽东发动“反右倾运动”，又整了许许多多的人，先是在庐山上整出了一个以彭德怀为首领的“军事俱乐部”，继又在庐山下整出了数百万遍及全国各行各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整得这些人都做了“深刻”检查，痛说自己是极其错误的而毛主席是极其正确的。
可是，“大跃进”最终导致巨大灾难的铁定事实，证明了挨整者是正确的而整人者是错误的，准确地说是有罪的;证明了此时的真理与此时的权力是分离的，准确地说是后者践踏了前者。
于是，毛泽东不得不做出某种让步，某种很有限度的让步：一方面表示，“反右倾”反得有些过火，把许多“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 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因此，“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整彭德怀整得完全正确。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宣布：“所有 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毛泽东则在一旁插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
毛泽东所做出的这一有限度的让步迅即获得强烈反弹：
在下面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下子被甄别平反了数百万人，从而凸显了整个“反右倾”运动的冤屈性和荒诞性。
在上面的“右倾机会主义首领”彭德怀再度上书，洋洋八万言以作抗辩：一是你们强加于我的“右倾机会主义”罪名，已被“大跃进”惨遭失败的事实所否定;二是你们强加于我的“里通外国”等罪名，没有根据，纯属捏造。
面对这一局面，毛泽东坐不住了，起而批判所谓“翻案风”：
其一，指责甄别平反工作搞过了头，把许多不该平反的人给平反了，“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其二，指责彭德怀搞翻案，并为此而加大对彭德怀的整治力度：一是加重反党罪名，将“庐山会议”上还没有完全定下来的有关彭德怀的两大罪名——“里通 外国”罪名和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罪名——正式公诸党内;二是剥夺政治待遇，不准彭德怀出席中央会议和登上天安门，不向彭德怀发送中央文件，不让彭德怀自由外出活动;三是成立专门机构，全面审查彭德怀的历史，以搜集乃至炮制各种能证明彭德怀一向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证。
此后，毛泽东就一直对彭德怀案保持高度戒心，一直将此案视作政治禁忌，不容任何人对它有任何质疑。
他的这种戒心，有时戒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如疑心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存心要给彭德怀翻案：“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他也正是借批判此剧而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六十年代，毛泽东又发动“文化大革命”，整了更多的人。绝大多数执政党高干都受到程度不一的冲击，或被贴大字报，被指责为“走资派”，遭口诛笔伐; 或被拉出批斗，被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罚跪，既遭口诛笔伐，又遭拳打脚踢。在这些受冲击的中共高干中，有一部分人在经历了一轮轮批判并做出了一遍遍 检查后，终于获得“解放”，重新回到领导岗位。
对于这些重新复出的老干部，毛泽东是心存矛盾的：既很想用这些富有政府管理经验的人来帮他治理这个乱糟糟的国家，以结束“天下大乱”的局面;又很顾忌这些吃够造反派苦头的人心存怨恨，而有可能在官复原职后否定“文化大革命”。他的这一矛盾心态，突出地表现在他对邓小平的重新起用以及再次废黜上。
1971年9月，林彪出逃身亡。1972年5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鉴于中枢空虚，毛泽东有意重新起用已被打倒多年并已做过多次检查的邓小平。
不过，毛泽东深知邓小平不仅是一个“人才难得”而能担当大任的人，而且是一个很识时务而能伸能屈的人，一个须低头时就低头、能出手时就出手的人，一 个颇得他老毛真传的人。因此，他又担心邓小平既能于台下认错，也能于台上翻案，翻他本人被打倒的案，翻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案。
毛泽东与邓小平有很深的袍泽故旧关系，不仅前者深知后者，而且后者也深知前者。
邓小平深知毛泽东此时既想扶他上台，又担心他一旦上台就会翻案。于是，他写信向毛申明：自己此前挨整乃至被打倒是咎由自取的，一点儿也不冤枉;因 为，自己的的确确犯了严重错误，犯了追随刘少奇对抗毛主席这一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因此，自己若是能重新上台，就只能努力工作以将功补过，而不会搞翻案活 动。
邓小平还深知毛泽东深知他邓小平是一个能起能落能又起的人，是一个还有可能变来变去的人;于是，他又在信中向毛泽东申明：自己不仅现在不搞翻案活动，而且永远不搞翻案活动。
毛泽东在得到邓小平所做出的这个“永不翻案”的重诺后，便把他从流放地江西召回北京委以重任。
不过，话说得太满就不免会让人生出疑心来。邓小平所说的这个“永不翻案”的话，就有点太满、太绝对。因为，一个能伸能屈能又伸的政治家，或一个“与时俱进”的政治家，却做出一个有关永远不变的重诺，总不免让人觉着他这是在说过头话，在说那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过头话。
邓小平所做出的这一“绝对”的承诺，并未赢得毛泽东所给与的那一“绝对”的信任。毛泽东对邓小平仍心存疑虑，并采取了一些防范性措施。
例如，在邓小平获准复出时，毛泽东便把邓小平写给他个人的那封信，作为中央文件广为传达。他这样做是要让天下人都能知道，邓小平是在既辱自己又发大 誓的情况下出来工作的，进而让天下人最终都能看到，邓小平究竟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还是一个出尔反尔的人，并藉此而让他有所忌惮，不敢轻易搞翻案活动。
又如，在邓小平复出一段时间并露出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迹象后，也是在毛泽东将要离开人世前，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主持做出一个决议，对“文化大革 命”予以总评：“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显然，他这是对邓小平不放心，要邓小平再做一个最终表态，一个最终誓言不翻“文化大革命”案的表态。
然而，这一次邓小平没有低头就范，没有在毛泽东希望他做出的最后誓词上具结画押。邓小平推说自己在九年(1966—1975)“文化大革命”中，有 六年(1966—1972)被打倒，脱离了这场运动，成了一个“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因此，不适宜由自己来主持做这个决议。
邓小平本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至少在毛泽东面前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须低头时则低头;可这一次却表现得不那么灵活，须低头时不低头。对于邓小平为什么会有如此表现这一问题，人们可以作出多种解释：
或说他受得了毛泽东的辱，但咽不下“四人帮”的气;
或说他不愿再一次自己羞辱自己，并被公诸世人;
或说他已被他的这个总爱折腾人的老首长翻来覆去地折腾得够够的了，实在是不想再这样被折腾下去了;
┅┅
笔者在此则要强调另外一种解释，也是以往人们不大提及的一种解释：就是邓小平此时已经知道毛泽东活不了多久了，准确地说活不过来年了因而在考虑自己进退时，就要从长计议了。
据毛泽东保健医生李志绥记述，1974年7月，经国内几位顶级神经内科专家会诊，毛泽东被确诊患上了运动神经元症，或称肌肉萎缩症，预计只能活上两年，即只能活到1976年。这一诊断结论随即被汇报到中共高层。周恩来在听了汇报后说：“这就是绝症了。”
显然，作为中共高层人士且又作为周恩来重要助手的邓小平，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的这一病情。因此，他这时若要决定做出某一重大举措，就不仅要考虑这一举措在毛泽东活着时会有什么意义，而且要考虑这一举措在毛泽东去世后又会有什么意义。
两相比较，他自是要看重后一层考虑。因为，他知道自己若不出意外，就会比毛泽东活得长久些，并会在毛泽东去世后大有作为;他还知道除了毛泽东以外， 在这国中就再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压得住自己了。因此，他不会不明白自己此时所作所为，就不能只是对行将就木的毛泽东负责，还应对毛泽东以外的人和事负责，于 私来说，还应对毛泽东死后的自己负责;于公来说，还应对毛泽东撒手后的中国政局负责。
于是，他就有可能抱着这样的态度：老人家，您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此次横直不会再替您老去趟那一滩由您自己费心费力搅浑的政治污水，不会再替您老去背那一只由您自己耗时耗物铸成的“文革”黑锅。
鉴于邓小平拒绝再次低头就范，毛泽东对于他的态度便由猜忌上升为恼怒：你不再次向我低头，我就再次将你打倒。于是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右倾翻 案风运动”，深揭狠批这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1976年4月7日，毛泽东责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 观后效”。
在此高压之下，邓小平故态复萌，再度变原则性为灵活性，须低头时便低头。他随即于4月8日上书毛泽东，对上述决定表示“完全拥护”，对主席能允许他继续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谢”。
接下来的问题是，“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这一手法，对于毛泽东来说有何意义呢?能获得什么样的效用呢?
与前文所论述的“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那一手法相似，这一手法也能获得现实与历史两方面的效用。
其现实效用主要表现为，既可以有力地打击乃至羞辱挨整者，折其锐气;又可以有力地维护乃至提升整人者，使其神化。
迫使挨整者做出检查，就是要让他当着许多人的面，向毛泽东低头认错乃至认罪。
其一，如果这个检查是违心的，那么，检查者就不仅是当着众人的面说“对不起”的话，而且是对着自己的良心说“对不起”的话。这就既有损他的颜面，使他难堪得很;又重创他的良知，使他愧疚得很。
明晓了这一点，就比较容易理解曾屡屡向毛泽东做违心检查的周恩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表现：在其他人面前，总显得风流倜傥，儒雅高贵;而一到毛泽东面前，就变得唯唯诺诺起来，甚至变得低三下四起来。
其二，如果一个人能够让许许多多的人向自己低头认错乃至认罪，那么，这个人就能显得高人一等。
其历史效用主要表现为，可以将这些检查“立此存照”，留作不利于挨整者而有利于整人者的历史证据，即通过留存这些检查而告诉后人：连挨整者本人都承 认自己是错误的而整人者是正确的。这就使得毛泽东有可能把自己对于政敌的胜利，从现实里延续到历史中。这就使得毛泽东有可能避免遭受因做了整人坏事而留下 历史骂名的恶果。
显然，毛泽东不仅相信“成者王侯败者寇”，相信“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而且有意实践这一信条，有意借重胜利者的权势而有选择地收存甚至不惜制造一些于己有利的史料，一些能够证明自己整人整得十分有理的史料，一些能够标榜自己一贯正确故有王者气象的史料。
由此可见，毛泽东还是很在乎历史的，很在乎自己在历史上将会有什么样的记录。
在中共高层数 十年政治角逐史中，那些被打落台下的失败者们，不管是属于罚而当罚的自食其果者，还是属于罚不当罚的蒙受冤屈者，统统都被要求做出深刻的检讨，留下认错的 字据。其中，绝大多数者都会照此办理，只有极少数者拒绝做检讨。而在这极少数者中，又因蒙受冤屈而拒绝做检讨者就更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