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接受普世价值不容易，首先当推中共的冥顽不化，设置了“不搞西方民主政治”等“五不搞”律则，用以限制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但如果仅仅只有中共的冥顽，那难度倒也可以慢慢克服。问题在于中国人被统治者驯化多年，一些人不仅对普世价值形成了免疫力，连道德观也已严重扭曲。
今年10月26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总理家人神秘的财富”，自此之后，公信力一向甚好的《纽约时报》受到海内外一些中文媒体的持续质疑，人民网于10月29日发表文章“《纽约时报》近年丑闻叠出声望下降”，海外也有部分中文媒体持之以恒地宣布《纽约时报》介入了中国的政治权力斗争，不客观。还有温粉则表示，即使事情是真的，也不应该在这个“敏感时期”公布。与重要的路线斗争相比，反贪腐在其次。还有些人干脆发明了一整套说辞为温开脱，除了反复念叨的温总理不知道其家属的事情，不应对此负责之外，干脆说温总理多年倡导改革，不应该抓住这些高层人人都有的贪腐问题不放。
《纽约时报》这篇报道为什么如此招恨？
要说是介入了中国的权力斗争，这样做的外媒不止《纽约时报》一家，从今年3月以来，世界各国数得出的大媒体都曾被动地卷入了中国高层的权力斗争，从美国到欧洲，有哪一家没有报过薄熙来家族那铺天盖地、真假无法查核的丑闻？为什么同样的“介入”，“被利用”，就没有遭到类似的指责？——可见涉入中国高层的内斗不是问题，问题是不能涉及“人民的好总理”温家宝。在这些人心中，道德标准因人而异，事实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目中的神像不能被褪去表层的金粉。
《纽约时报》并非温家财富故事的第一个揭露者。为什么此前英国路透社、《金融时报》“曝光”温家财富不是问题，在十八大之前这个“敏感时期”就不行了呢？——这个“敏感时期”的界定，本来就是中共高层出于自身需要而规训本国媒体的一种说法，比如“敏感时期”，“媒体要自律，要统一口径，一切要服从党的需要，从政治大局出发”。现在看来，一个奴隶国度，不仅国内媒体得被迫接受这种规训，一些海外华人、华媒也自觉地接受这种规训，除了以此自律之外，还要推而广之用之于美国媒体。《纽约时报》不看北京的脸色行事，在“敏感时期”发表文章揭露“人民的总理”家的“秘密财富”，就遭到口诛笔伐，从报社的信誉到记者本人的操守与专业素质，都要被无中生有地重重挞伐。
思来想去，这还是“中国特色”思维在起作用。
第一，中共将媒体视为宣传工具的“喉舌论”其实已经浸透大多数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政治学者吴国光在他那篇“多重的真相还原”一文中，对“喉舌论”曾有非常精彩的阐述，他说，“‘喉舌论’不仅形象扼要地表达了中国媒体是中共的传声话筒这一研究中国媒体所必须了解的第一现实，而且直接蕴含了‘媒体不能客观报道事实’的基本原则。……换句话说，中共并不要求媒体能够实现‘使民众充分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样的功能，而仅仅要求它们能够传达自己的看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共把‘宣传’看得极为重要，而大众媒体不过是‘宣传工具’。既然要宣传我的看法，当然就要接受我的控制──扭曲客观事物与严格控制媒体，这样两个方面在这里就合二为一了。事实上，被控制的媒体必定扭曲事实，扭曲事实的媒体报道背后必定有其政治控制者的独特意图──它们在“喉舌论”中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纽约时报》的文章虽然让读者充分了解“正在发生与已经发生的事实”，但这事实不符合一部分中国读者的需要，因此《纽约时报》就是在“敏感时期”“介入了中国的权力斗争”，这篇报道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他们裁定为“不客观”，甚至“别有用心”、充当薄党（包括他们定义的“血债帮”）的工具。
往深里剖析，这是“喉舌论”思想在起作用。美国加州大学北京中心主任唐占晞（John Thomson）回忆，中国改革开放后，他曾问大陆编辑：“你们到纽约想看什么？”一年长编辑说：“我们到纽约去，最主要是想了解纽约市党委怎么控制《纽约时报》”。唐占晞笑称：“我告诉他们，美国有两大党，但《纽约时报》不属于任何一个党，跟政府没有关系。但他们不相信。”现在，中国人虽然不会再闹这种笑话，但不少人骨子里仍将媒体视为“宣传机器”而非“社会公器”。作为宣传机器，当然不需要从事实出发，按照本利益集团的需要宣传，哪怕是制造谎言，也符合宣传机器的伦理；作为社会公器，则首先需要尊重事实，其次得遵从媒体的职业道德。
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农庄》里，用一群盲目服从猪（统治者）的羊群来比喻民众，这群羊每天只会哼唱猪教导的“真理”：“所有的动物生来平等，但一部分比另一部分更平等些”。如今，中国这“动物庄园”的羊群能够自行创作新歌，即“贪污腐败是不好的，但某些好猪的腐败是可以接受的”。从部分海外华媒对《纽约时报》有关温家族财富的报道之反应来看，中国要出现做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就算是有部分媒体人准备好了，民众的社会心理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因为他们更喜欢宣传机器而不是媒体。
第二，在一片黑暗的现实之中，不少中国人已经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我曾多次说过，“圣君贤相”是中国人心目中常青不衰的政治情结，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都曾先后被国人寄予厚望。在不少国人心目中，目前在位的贤相仅有温家宝一人，他就是光明，就是希望，就是一切。也就是说，温家宝不仅是这些人在中共这棵被各种蠹虫蛀空的大树上所发现的一片绿叶，这片绿叶还被幻化成了一片将使大树回春的全部希望。如果有人告诉他们，那片树叶的绿是人工喷洒上去的，结果一定会应了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在《预言者》里面说的：“我向人们宣示了真理，可他们却疯狂地向我投来石块。”
在中国这个建成长达60多年的动物庄园中，要让统治者及普通民众接受有关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理念的困难程度，远比反腐败困难。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社会无不视腐败为恶行，如今温家宝家族财富故事引起的争议，终于将国人（主要是海外部分华媒与能够自由言说的一些异议者）价值观念的机会主义特点充分暴露出来。这种机会主义包含有对人对己价值道德的双重标准、“某些好猪的腐败是可以接受的”，将媒体视为喉舌而非社会公器，等等，已足以说明中国接受普世价值的困难不仅在于中共的阻挠，还在于国人的心理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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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适价值观终究还是会普及的，因为它有利于普罗大众，而谁不喜欢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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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适价值观终究还是会普及的，因为它有利于普罗大众，而谁不喜欢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