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评论“共和国”这等大事、大题目，跟我们民众没有什么相干。老百姓关心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共和国离我们太遥远。特别是在到处有敏感话题，到处是禁用、屏蔽词的现实中，人们关心、议论国家大事，就有点不安分，有点对现实不满的嫌疑。
这正是可怕和悲哀的地方。
国家是人民的，不是哪个人，哪个党派，哪个权力集团的。这个前提如果达不到共识，请你不要议论我的文章。当然，你可以不屑一顾。
共和国，顾名思义，即是这个国家为共和政治体制。共和政治体制的基本要义，就是国家和政府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也不是党派的。
我们所有的成年人，包括青少年，都知道“国”和“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但“国”和“政府”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个问题，很多人并不清楚。
许多人有意无意地把国家与政府混淆，甚至有些权威媒体，也直接将政府说成是国家。如，我们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时，很多权威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都有“庆祝祖国六十年”字样和语言。
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权政体混同与祖国，不知道是水平问题还是别有用心。
这种说法，一笔抹杀了我们祖国有上下五千年文明的历史，把我们几千年华夏故国，说成只有六十年历史，不说在逻辑上的荒谬，起码在字面上，也一下子使六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失去了祖国。
悲乎？乐乎？
细究起来，把政权说成是国家，是一切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惯用手段。
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与政府的一些法规、政策有关系，甚至这种关系还很密切。但和国家的关系，相去甚远。一般的市民百姓，只有在偷渡他国和潜逃他国的时候，这些个人才会和国家发生一些情感上的纠葛。
那些能把几十亿、几百亿资产非法转移到国外的官员，盗取国家资金比我们老百姓到银行取自己存款还容易的人，更不在乎什么叫“祖国”。国家，早被他们遗弃。附带说一句，在公开场合下，他们这些人最爱国。且表现的十分忠诚，很能感染别人。
国是国，家是家。在古代，只有国，没有“国家”这个词。如：齐楚燕秦韩赵魏。我不知道前人为什么要把国与家这两个字连起来用，“国家”一词，我也不知起源于何时。但我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是顾炎武说的，起码，他这句话是把“国”和“家”拴在了一起。
“国”原本跟老百姓没什么关系，由于扩展为“国家”，一下子便使老百姓离不开了，使人有了具象的依赖感。“国”演变成“国家”，在人们的心里就多了一分温馨与依托。“国”字后面多了个“家”字，让人生出很多情怀。
历史上有许多仁人志士，在“亡国”时慷慨以死“殉国”，事迹非常感人。但很少有人反思，那种“殉国”，实质是“殉君”、“殉帝”。他们“殉”的，是他所依赖并要为其尽忠的政权。
一句话，古人的“报效国家”思想，基本是指报效当时的封建皇室政权。
相传民族英雄岳飞，背上有其母针刺的“精忠报国”四字。假如此事属实，笔者断言，其背上的“国”字，也是指大宋王朝的赵家政权。
从尧舜殷商，到春秋战国，到唐宋元明清，历史上不尽兴亡多少事，改朝换代屡见不鲜，可咱们中国并没灭亡。灭亡的，只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一家家的家天下。
按老百姓的说法，叫某家江山“气数已尽”，江山易主。新的真龙天子又要奉天承运，开辟新天下了。而中国，还是那个古老悠远的华夏。
在封建王朝改朝换代过程中，即将灭亡的那个政权，其政权的腐败无能，暴政的凶残程度，一定是达到了众叛亲离的水平。否则，手握重兵的政权，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推翻的。庄稼人种的庄稼尚不允许别人收割，况乎统治者的“江山”？
可以想象，江山易主的时候，老百姓必然是受够了压迫、剥削之苦，他们希望这个王朝垮台。
当然，老百姓也希望新的统治者能善待人民，实施仁政，使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兴旺发达。
可是，在非民主制度下，这是不可能的。无数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取代旧政权的新政权，欺压百姓一点也不比旧政权手软。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所以，封建暴政下，老百姓希望变天的思想，绝不是不爱国，而是不爱当时管理国家的那个政权。
农民或奴隶们起义了，逼上梁山的暴力革命成功后，他们自己一定会把“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强权政治奉为经典，视天下为私有。有了“天下是老子打出来的”对公器、公权的占有欲，自然而然，就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的独裁。
新主登基，可能开始会比前朝的亡国之君对百姓仁慈一点。但别管封建君主如何“爱民如子”，实质上还是江山是“朕”的，你们百姓算个“屁”。
“爱民如子”是很好听，很动人，很有人情味，但一个“子”字，已经把他们自己定位在“老子”，是当家人的地位上。
每一个占有政权的统治者，都会把自己美化成救苦救难的观世音，美化成人民救星。目的，是要将统治者的统治权威化、合法化。
此时，政权即国家的愚民宣传，便应运而生。政权，江山，国家，很快被统治者在概念上有意混淆。统治者用政权的权威宣传，使人民相信、认可王朝就是国家。然后再用爱国这个美好的字眼进一步实行教化，最后让人民忠于他的江山社稷。
在非民主社会，爱国，只能是爱那个政权，爱那个王朝，爱那个皇帝，爱那个政权的统治者。
在封建社会，一个满怀爱国热情的人，一旦把政权当成国家来爱，这种爱会使人非常自信，爱起来也非常执着，且容易激动和自豪。其“爱国”情结，会使人走火入魔，深陷愚忠盲从而不能自拔。
就是在现代，这种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的爱国宣传，掀起来的热情，也会使人失去或放弃对政权监督的责任。那些对国家与政府概念不分的爱“国”者，会把“仆人”当成“父母”，丧失基本公民意识，将自己主人的身份，自觉转换成任人驱使的奴隶。
所有专制者，都惧怕百姓有公民意识。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希望民众提高公民意识。
只有实现民主宪政，国家为全民所有，在全民当家的大环境下，政体才能代表国体，这个国家才是“你”的。
迈出这一步，国家才能体现出人民共和国的特质。
在共和政治下，国家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人不可继承，不可世袭，不可私定，必须是人民自由选举产生。
自由选举，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国家领导，必然是相对公正。
一个国家是否实行共和政治，不在于它的国名是不是“共和国”，而是在于它的政体是否实行共和。英国保留了君主，并号称“王国”，但实际上却是实行共和体制国家。而有些名为“共和国”的国家，实际上却是君主专制。
以人权为原则，实行法治的现代民主共和国，都是用制度来制衡政府权力。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被三个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掌控，实现彼此约束。政府部门之间相互监督、相互牵制，被体制强化后，任何个人和任何部门，想篡夺其他部门的权力，都难以实现。
现代共和国，由国家大法的宪法，精细地规定由独立的司法机构，监督政府。禁止政府打着“公共利益”、“国家主权”的旗号，侵犯、践踏法律和基本人权。
保障每个人的幸福，是国家长治久安、社会经济文化繁荣的基本保证。
在这种制度下，人们有权利怀疑政府是否公正，有权利对政府进行监督和撤换罢免。
现代共和国由民众选举产生官员，来自不同党派的人在一起议政、行政，能包容更多的党派和集团。这些党派和集团在相互牵制、监督的制度约束下，使每一个党派和集团，都必须和平竞争，难以形成一党独大，唯我独尊的局面。既不能欺负他人，也不易形成敌对。
现代共和政体诞生后，使人类和平民主的梦想，成为现实。
共和体制的国家既注重公共利益，也重视私人利益。政党向政府表达民意，组织民众议政、参政，监督政府。而政府同样能用部门机关的职能，监督、约束党派。这对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十分有利。
调节社会矛盾的利器，就是公正的法律。
一切专制国家和独裁者，缺失的恰恰是法律公正。他们需要和追求的，是落后反动的人治，故最后的垮台在所难免。
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政府的倒塌，也是命运必然。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同盟会推翻了满清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政体的中华民国，后革命党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辛亥革命推翻中国几千年封建皇权统治，三民主义提出以民为本的建国立体构思，其伟大深远的意义，至今仍然散发着诱人炫目的光彩。
孙中山把建立民国的程序分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三个时期。但孙中山英年早逝，他的这个建国设想，生前未能实现。蒋介石根据孙中山的设想，在统一中国后宣布“军政”结束，“训政”开始。组建了一个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组成的国民政府。这也是孙中山构想的“五权分立”政治体系。
但这个政体，把立法权和司法权放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与真正民主共和的“三权分立”相去甚远。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院长，都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命，实质是把五权集中在国民党一党之下，何来“五权”？
胡适在蒋介石训政约法后，发表了著名的《人权与约法》文章，指出国民党政府作为中国民众的代言人，进行独裁的“约法之治”，违反了人民的基本人权。主张首先建立保障人权的宪法，开放“党禁”，实施多党政治，建立一个以法治国的人民参政国家，而不是“以党治国”的一党独裁体制。
胡适这样的思想，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但当时并没有在国民党政界引起共鸣。国民党内的民主派，虽然主张实行党内民主，但并不主张党外的人也可以一起民主。他们不愿意放弃一党专政，害怕大权旁落，反对多党体制。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得到了苏联的帮助和支持，数年后失败。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李济深、陈铭枢在福州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一个月后被国民政府收复。
举步维艰，步履艰难的国民党，在历经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北伐战争，二次革命，军阀混战（即中原大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又和日本人进行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
经过四年内战，最后，国民党还是被共产党打败，国民政府只好偏安于台湾。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在北京宣告成立。
六十年来，经过无数次的政治运动，共和国的国体虽然屹立在东方。但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共和国，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需要发展，需要改进。
在诸多的问题上，我以为首先要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制定的宪法。真正实施自己制定的大法，是第一要事。
如果神圣的宪法都不能兑现、执行、落实，去强调其他在宪法之下的那些规章制度，不是笑话吗？
这正是可怕和悲哀的地方。
国家是人民的，不是哪个人，哪个党派，哪个权力集团的。这个前提如果达不到共识，请你不要议论我的文章。当然，你可以不屑一顾。
共和国，顾名思义，即是这个国家为共和政治体制。共和政治体制的基本要义，就是国家和政府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也不是党派的。
我们所有的成年人，包括青少年，都知道“国”和“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但“国”和“政府”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个问题，很多人并不清楚。
许多人有意无意地把国家与政府混淆，甚至有些权威媒体，也直接将政府说成是国家。如，我们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时，很多权威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都有“庆祝祖国六十年”字样和语言。
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权政体混同与祖国，不知道是水平问题还是别有用心。
这种说法，一笔抹杀了我们祖国有上下五千年文明的历史，把我们几千年华夏故国，说成只有六十年历史，不说在逻辑上的荒谬，起码在字面上，也一下子使六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失去了祖国。
悲乎？乐乎？
细究起来，把政权说成是国家，是一切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惯用手段。
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与政府的一些法规、政策有关系，甚至这种关系还很密切。但和国家的关系，相去甚远。一般的市民百姓，只有在偷渡他国和潜逃他国的时候，这些个人才会和国家发生一些情感上的纠葛。
那些能把几十亿、几百亿资产非法转移到国外的官员，盗取国家资金比我们老百姓到银行取自己存款还容易的人，更不在乎什么叫“祖国”。国家，早被他们遗弃。附带说一句，在公开场合下，他们这些人最爱国。且表现的十分忠诚，很能感染别人。
国是国，家是家。在古代，只有国，没有“国家”这个词。如：齐楚燕秦韩赵魏。我不知道前人为什么要把国与家这两个字连起来用，“国家”一词，我也不知起源于何时。但我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是顾炎武说的，起码，他这句话是把“国”和“家”拴在了一起。
“国”原本跟老百姓没什么关系，由于扩展为“国家”，一下子便使老百姓离不开了，使人有了具象的依赖感。“国”演变成“国家”，在人们的心里就多了一分温馨与依托。“国”字后面多了个“家”字，让人生出很多情怀。
历史上有许多仁人志士，在“亡国”时慷慨以死“殉国”，事迹非常感人。但很少有人反思，那种“殉国”，实质是“殉君”、“殉帝”。他们“殉”的，是他所依赖并要为其尽忠的政权。
一句话，古人的“报效国家”思想，基本是指报效当时的封建皇室政权。
相传民族英雄岳飞，背上有其母针刺的“精忠报国”四字。假如此事属实，笔者断言，其背上的“国”字，也是指大宋王朝的赵家政权。
从尧舜殷商，到春秋战国，到唐宋元明清，历史上不尽兴亡多少事，改朝换代屡见不鲜，可咱们中国并没灭亡。灭亡的，只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一家家的家天下。
按老百姓的说法，叫某家江山“气数已尽”，江山易主。新的真龙天子又要奉天承运，开辟新天下了。而中国，还是那个古老悠远的华夏。
在封建王朝改朝换代过程中，即将灭亡的那个政权，其政权的腐败无能，暴政的凶残程度，一定是达到了众叛亲离的水平。否则，手握重兵的政权，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推翻的。庄稼人种的庄稼尚不允许别人收割，况乎统治者的“江山”？
可以想象，江山易主的时候，老百姓必然是受够了压迫、剥削之苦，他们希望这个王朝垮台。
当然，老百姓也希望新的统治者能善待人民，实施仁政，使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兴旺发达。
可是，在非民主制度下，这是不可能的。无数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取代旧政权的新政权，欺压百姓一点也不比旧政权手软。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所以，封建暴政下，老百姓希望变天的思想，绝不是不爱国，而是不爱当时管理国家的那个政权。
农民或奴隶们起义了，逼上梁山的暴力革命成功后，他们自己一定会把“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强权政治奉为经典，视天下为私有。有了“天下是老子打出来的”对公器、公权的占有欲，自然而然，就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的独裁。
新主登基，可能开始会比前朝的亡国之君对百姓仁慈一点。但别管封建君主如何“爱民如子”，实质上还是江山是“朕”的，你们百姓算个“屁”。
“爱民如子”是很好听，很动人，很有人情味，但一个“子”字，已经把他们自己定位在“老子”，是当家人的地位上。
每一个占有政权的统治者，都会把自己美化成救苦救难的观世音，美化成人民救星。目的，是要将统治者的统治权威化、合法化。
此时，政权即国家的愚民宣传，便应运而生。政权，江山，国家，很快被统治者在概念上有意混淆。统治者用政权的权威宣传，使人民相信、认可王朝就是国家。然后再用爱国这个美好的字眼进一步实行教化，最后让人民忠于他的江山社稷。
在非民主社会，爱国，只能是爱那个政权，爱那个王朝，爱那个皇帝，爱那个政权的统治者。
在封建社会，一个满怀爱国热情的人，一旦把政权当成国家来爱，这种爱会使人非常自信，爱起来也非常执着，且容易激动和自豪。其“爱国”情结，会使人走火入魔，深陷愚忠盲从而不能自拔。
就是在现代，这种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的爱国宣传，掀起来的热情，也会使人失去或放弃对政权监督的责任。那些对国家与政府概念不分的爱“国”者，会把“仆人”当成“父母”，丧失基本公民意识，将自己主人的身份，自觉转换成任人驱使的奴隶。
所有专制者，都惧怕百姓有公民意识。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希望民众提高公民意识。
只有实现民主宪政，国家为全民所有，在全民当家的大环境下，政体才能代表国体，这个国家才是“你”的。
迈出这一步，国家才能体现出人民共和国的特质。
在共和政治下，国家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人不可继承，不可世袭，不可私定，必须是人民自由选举产生。
自由选举，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国家领导，必然是相对公正。
一个国家是否实行共和政治，不在于它的国名是不是“共和国”，而是在于它的政体是否实行共和。英国保留了君主，并号称“王国”，但实际上却是实行共和体制国家。而有些名为“共和国”的国家，实际上却是君主专制。
以人权为原则，实行法治的现代民主共和国，都是用制度来制衡政府权力。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被三个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掌控，实现彼此约束。政府部门之间相互监督、相互牵制，被体制强化后，任何个人和任何部门，想篡夺其他部门的权力，都难以实现。
现代共和国，由国家大法的宪法，精细地规定由独立的司法机构，监督政府。禁止政府打着“公共利益”、“国家主权”的旗号，侵犯、践踏法律和基本人权。
保障每个人的幸福，是国家长治久安、社会经济文化繁荣的基本保证。
在这种制度下，人们有权利怀疑政府是否公正，有权利对政府进行监督和撤换罢免。
现代共和国由民众选举产生官员，来自不同党派的人在一起议政、行政，能包容更多的党派和集团。这些党派和集团在相互牵制、监督的制度约束下，使每一个党派和集团，都必须和平竞争，难以形成一党独大，唯我独尊的局面。既不能欺负他人，也不易形成敌对。
现代共和政体诞生后，使人类和平民主的梦想，成为现实。
共和体制的国家既注重公共利益，也重视私人利益。政党向政府表达民意，组织民众议政、参政，监督政府。而政府同样能用部门机关的职能，监督、约束党派。这对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十分有利。
调节社会矛盾的利器，就是公正的法律。
一切专制国家和独裁者，缺失的恰恰是法律公正。他们需要和追求的，是落后反动的人治，故最后的垮台在所难免。
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政府的倒塌，也是命运必然。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同盟会推翻了满清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政体的中华民国，后革命党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辛亥革命推翻中国几千年封建皇权统治，三民主义提出以民为本的建国立体构思，其伟大深远的意义，至今仍然散发着诱人炫目的光彩。
孙中山把建立民国的程序分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三个时期。但孙中山英年早逝，他的这个建国设想，生前未能实现。蒋介石根据孙中山的设想，在统一中国后宣布“军政”结束，“训政”开始。组建了一个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组成的国民政府。这也是孙中山构想的“五权分立”政治体系。
但这个政体，把立法权和司法权放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与真正民主共和的“三权分立”相去甚远。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院长，都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命，实质是把五权集中在国民党一党之下，何来“五权”？
胡适在蒋介石训政约法后，发表了著名的《人权与约法》文章，指出国民党政府作为中国民众的代言人，进行独裁的“约法之治”，违反了人民的基本人权。主张首先建立保障人权的宪法，开放“党禁”，实施多党政治，建立一个以法治国的人民参政国家，而不是“以党治国”的一党独裁体制。
胡适这样的思想，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但当时并没有在国民党政界引起共鸣。国民党内的民主派，虽然主张实行党内民主，但并不主张党外的人也可以一起民主。他们不愿意放弃一党专政，害怕大权旁落，反对多党体制。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得到了苏联的帮助和支持，数年后失败。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李济深、陈铭枢在福州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一个月后被国民政府收复。
举步维艰，步履艰难的国民党，在历经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北伐战争，二次革命，军阀混战（即中原大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又和日本人进行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
经过四年内战，最后，国民党还是被共产党打败，国民政府只好偏安于台湾。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在北京宣告成立。
六十年来，经过无数次的政治运动，共和国的国体虽然屹立在东方。但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共和国，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需要发展，需要改进。
在诸多的问题上，我以为首先要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制定的宪法。真正实施自己制定的大法，是第一要事。
如果神圣的宪法都不能兑现、执行、落实，去强调其他在宪法之下的那些规章制度，不是笑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