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大教授维权,本来是让人同情的事情,以市场价格买的“人才房”到最后发现竟然是没有产权不能过户的保障房。于是走上街头,结果招来“拳头和棍棒”。可是这些书呆子的“维权书”,一开头就把他们和普通民众区别开来。你听听他们说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刁民,从来只听说对付刁民的办法就是拳头加棍棒,没想到如今拳头+恶语落到了我们自己头上。”不这么说,人们可能对他们还有一点同情,这么一说,恐怕多数人对这些人的同情就荡然无存,有的只是一种鄙视了。
这个话让人一听就不舒服,你们和“刁民”的区别不过就是多读了几本书,在权力面前,也就是个“字匠”“臭老九”“下九流”而已,给你一顶“人才”的帽子戴,还真以为自己就属于权力者的“自己人”了。
也许是因为我自己属于半吊子读书人的缘故,对读书人心中根深蒂固的“知识的傲慢”是了如指掌的,在这些高学历高职称的“知识分子”眼里,普通民众,也就是个刁民,用拳头棍棒对待他们是应该的,有一天突然发现,拳头棍棒落到了自己头上,于是猪一般地叫喊“我们不是刁民”……
可悲啊教授、博士、工程师、学者、新世纪人才、长江学者、优秀人才、双百人才…..你们以为你们头顶戴上这么一顶顶的帽子你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了?就和刁民不在一起了?……在权力面前,你那算什么东东!我来告诉你,切不可自以为高人一等,属于权力庇护的“高贵的人”,普通人就都是刁民,应该受到拳头棍棒的对待,自己就可以拥有特权。如果你有这个心态,说明你们对这个社会的认识还很肤浅,哪里有什么真学问大智慧可言。
你们知道”臭老九”是怎么来的吗?在大元帝国,统治者自己不需要知识,甚至不需要识字,一切都有奴隶来为他们服务。在大元帝国,等级森严,其社会等级的排序是:”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赵翼《陔余丛考》)榭枋得在其《叠山集》中则排序为:”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八娼,九儒,十丐;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看到了吧?文革时期臭老九的说法就是来自大元帝国。
因此,自以为高高在上的“人才”们,不要误以为拳头棍棒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是对付“刁民”的方式。只要你对权力恭顺,给你个高帽子戴也无妨,一旦表现不恭,你们也就属于刁民的范畴,不用拳头棍棒用什么?
从厦大教授们的维权书里,我们看到今天的知识分子,真的缺少一种精气神,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担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骨气血性,“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人品性格……还有吗?没有了,有的只是权力的傲慢哪里学来的知识的傲慢。
今天的社会,与这些没有了精气神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败坏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只知道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用无用甚至有害的假知识,制造无数的脑残,搞得教育文化界乌烟瘴气。而对中国社会的深重危机,社会灾难和民生之艰难视而不见,漠不关心,却斤斤计较于自己的一个旧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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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的一些教授,觉得在房子问题上吃学校骗了,因此走上了街头,但没有想到,得到的社会呼应不够,还有一些人在帖子后面冷嘲热讽。有人说,你们这些教授,平时对平民百姓的维权不闻不问,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得到公众的支持?
当然,我对厦大教授的遭遇还是深表同情的。觉得自己身份不同,是个人才,没想到竟然连住房都住不踏实,被骗了多年才知道没有产权。一肚皮冤屈,没人搭理,于是上街维权。还遭到了据说过去“刁民”才有的遭遇,在我们这里,堂堂教授,走到这一步,依我看,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指望教授在公共事务上为大众说话,这事儿真的挺难。常见的,都是他们以专家的名义,为特定的部门讲话,比如油涨价的时候,火车票涨价的时候,公园票涨价的时候,等等,等等。害得我们语境里的专家,都被大众骂成了“砖家”。至于自己的利益受损时的维权,教授们一般都倾向于个别勾兑。如果勾兑不成,多半是指望别人替他们出头。
有一阵儿有所大学青年教师(在西方应该被称为助理教授的)的住房补贴,不知为何总是不发。一些青椒好不容易聚集起来,商量是不是找校长维一下权。在互相打了半晌气之后,队伍终于出发了,结果领头的到了校长办公室门口,发现后面的人都消失了。当年我公开跟我的院长吵架之后,在校园里走着,就会有本校的教授拉住我,跟我讲他的不幸遭遇,让我替他说话。我说,你为什么自己不说呢?你不是也是教授吗?
评职称,是大学里最大,也是教师们最在乎的不端所在。但是,每次评职称,明晃晃地不公平,条件好的人被弄下去,差的被评上来,都是一些知名教授投票的结果。他们几乎每次都这样昧着良心投票,投来投去,都没感觉了。这样的人,如果遭遇了不公,你能指望他们出来维权吗?
早些年,北大清华的蓝旗营公寓,北大部分的宿舍,房屋老出问题,不是漏水,就是冒臭气,一干名教授们,怎么找学校领导,都解决不了。其中有位教授实在受不了了,找到我让我写篇文章呼吁一下。我写了,发表之后引起强烈反响,但与此同时,却是这些大牌名教授的恐慌,直到学校方面真正引起重视,把问题逐步解决了之后,恐慌才算结束。
显然,看着似乎地位比平民百姓高的教授们,实际上要比平民百姓的胆子更小。没事的时候,让他们替老百姓说话,基本上是扯淡。自己有事的时候,能站出来上街,已经很了不起了。我听了消息,都直念佛。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做了多年的顺教授之后,一旦站出来,就也变成了“刁民”,跟刁民一个待遇。
不错,教授这个群体,要说偷东西的,随地吐痰什么的,的确比别的群体要少,但道德水准,权利意识,却不见得比平头百姓多点什么。同事和朋友,受了领导欺负,有敢出头相帮的吗?恐怕没有。自身利益受损,能像厦大教授这样上街的,也是凤毛麟角。即使道理都明白,行动上,也是超级矮子。怯懦两个字,深深地印在了教授们的背上,翻过来,就是“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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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其实是中国最怯懦的群体。“仗义执言”在他们的脑海里是不存在的。
这个话让人一听就不舒服,你们和“刁民”的区别不过就是多读了几本书,在权力面前,也就是个“字匠”“臭老九”“下九流”而已,给你一顶“人才”的帽子戴,还真以为自己就属于权力者的“自己人”了。
也许是因为我自己属于半吊子读书人的缘故,对读书人心中根深蒂固的“知识的傲慢”是了如指掌的,在这些高学历高职称的“知识分子”眼里,普通民众,也就是个刁民,用拳头棍棒对待他们是应该的,有一天突然发现,拳头棍棒落到了自己头上,于是猪一般地叫喊“我们不是刁民”……
可悲啊教授、博士、工程师、学者、新世纪人才、长江学者、优秀人才、双百人才…..你们以为你们头顶戴上这么一顶顶的帽子你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了?就和刁民不在一起了?……在权力面前,你那算什么东东!我来告诉你,切不可自以为高人一等,属于权力庇护的“高贵的人”,普通人就都是刁民,应该受到拳头棍棒的对待,自己就可以拥有特权。如果你有这个心态,说明你们对这个社会的认识还很肤浅,哪里有什么真学问大智慧可言。
你们知道”臭老九”是怎么来的吗?在大元帝国,统治者自己不需要知识,甚至不需要识字,一切都有奴隶来为他们服务。在大元帝国,等级森严,其社会等级的排序是:”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赵翼《陔余丛考》)榭枋得在其《叠山集》中则排序为:”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八娼,九儒,十丐;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看到了吧?文革时期臭老九的说法就是来自大元帝国。
因此,自以为高高在上的“人才”们,不要误以为拳头棍棒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是对付“刁民”的方式。只要你对权力恭顺,给你个高帽子戴也无妨,一旦表现不恭,你们也就属于刁民的范畴,不用拳头棍棒用什么?
从厦大教授们的维权书里,我们看到今天的知识分子,真的缺少一种精气神,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担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骨气血性,“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人品性格……还有吗?没有了,有的只是权力的傲慢哪里学来的知识的傲慢。
今天的社会,与这些没有了精气神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败坏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只知道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用无用甚至有害的假知识,制造无数的脑残,搞得教育文化界乌烟瘴气。而对中国社会的深重危机,社会灾难和民生之艰难视而不见,漠不关心,却斤斤计较于自己的一个旧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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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教授维权那点事儿
厦门大学的一些教授,觉得在房子问题上吃学校骗了,因此走上了街头,但没有想到,得到的社会呼应不够,还有一些人在帖子后面冷嘲热讽。有人说,你们这些教授,平时对平民百姓的维权不闻不问,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得到公众的支持?
当然,我对厦大教授的遭遇还是深表同情的。觉得自己身份不同,是个人才,没想到竟然连住房都住不踏实,被骗了多年才知道没有产权。一肚皮冤屈,没人搭理,于是上街维权。还遭到了据说过去“刁民”才有的遭遇,在我们这里,堂堂教授,走到这一步,依我看,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指望教授在公共事务上为大众说话,这事儿真的挺难。常见的,都是他们以专家的名义,为特定的部门讲话,比如油涨价的时候,火车票涨价的时候,公园票涨价的时候,等等,等等。害得我们语境里的专家,都被大众骂成了“砖家”。至于自己的利益受损时的维权,教授们一般都倾向于个别勾兑。如果勾兑不成,多半是指望别人替他们出头。
有一阵儿有所大学青年教师(在西方应该被称为助理教授的)的住房补贴,不知为何总是不发。一些青椒好不容易聚集起来,商量是不是找校长维一下权。在互相打了半晌气之后,队伍终于出发了,结果领头的到了校长办公室门口,发现后面的人都消失了。当年我公开跟我的院长吵架之后,在校园里走着,就会有本校的教授拉住我,跟我讲他的不幸遭遇,让我替他说话。我说,你为什么自己不说呢?你不是也是教授吗?
评职称,是大学里最大,也是教师们最在乎的不端所在。但是,每次评职称,明晃晃地不公平,条件好的人被弄下去,差的被评上来,都是一些知名教授投票的结果。他们几乎每次都这样昧着良心投票,投来投去,都没感觉了。这样的人,如果遭遇了不公,你能指望他们出来维权吗?
早些年,北大清华的蓝旗营公寓,北大部分的宿舍,房屋老出问题,不是漏水,就是冒臭气,一干名教授们,怎么找学校领导,都解决不了。其中有位教授实在受不了了,找到我让我写篇文章呼吁一下。我写了,发表之后引起强烈反响,但与此同时,却是这些大牌名教授的恐慌,直到学校方面真正引起重视,把问题逐步解决了之后,恐慌才算结束。
显然,看着似乎地位比平民百姓高的教授们,实际上要比平民百姓的胆子更小。没事的时候,让他们替老百姓说话,基本上是扯淡。自己有事的时候,能站出来上街,已经很了不起了。我听了消息,都直念佛。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做了多年的顺教授之后,一旦站出来,就也变成了“刁民”,跟刁民一个待遇。
不错,教授这个群体,要说偷东西的,随地吐痰什么的,的确比别的群体要少,但道德水准,权利意识,却不见得比平头百姓多点什么。同事和朋友,受了领导欺负,有敢出头相帮的吗?恐怕没有。自身利益受损,能像厦大教授这样上街的,也是凤毛麟角。即使道理都明白,行动上,也是超级矮子。怯懦两个字,深深地印在了教授们的背上,翻过来,就是“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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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其实是中国最怯懦的群体。“仗义执言”在他们的脑海里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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