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旺旺中时媒体集团”新近一项民调显示，蒋经国辞世30年后，仍有半数以上台湾民众认为，他在历任领导人当中对台湾社会贡献最大。那蒋经国为什么能有如此民望呢？“旺旺中时媒体集团”资深媒体人黄清龙接受了德国之声的采访。
德国之声：1987年1月13日，时任总统的蒋经国先生逝世。作为台湾的资深媒体人，您觉得三十年后的今天，应当如何评价蒋经国的是非功过呢？
黄清龙：从他一生的经历来讲，蒋经国先生是一个复杂的人。年轻时，他是一个狂热的共青团一份子。虽然是个“官二代”，但也在西伯利亚吃过苦。但现在台湾民众所了解的蒋经国，则主要局限于蒋经国的后半生，特别是他担任领导人以后，尤其是在生命晚期，解除戒严、开放大陆民众探亲。而正是这两件开明之举，使得他在所谓“白色恐怖”时期担任情报部门领导人的行为得到某种程度的宽宥。《中国时报》发布的一个民调显示，卸任的历届台湾领导人当中，蒋经国受欢迎程度最高，受访者普遍认为，蒋经国对台湾社会贡献最大，超过了他的父亲蒋介石和继任李登辉。
德国之声：正如您所说，蒋经国的个人经历很复杂：共产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独裁者。那您觉得，是什么因素让他最后带领台湾和平地走上民主道路呢？
黄清龙：我不太主张，将这一切归功于他个人的英明。当然不能否认，如果最后不是蒋经国拍板，那么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可能会走不同的道路。我们更应当关注当时台湾的内外环境。就外部环境而言，国府1949年到台湾之后，美国对台湾的影响非常之大。在所谓党外人士同国民党的抗争中，美国向国民党施加了不容忽视的压力。此外，台湾在日据时代，就有过住民自治运动，应当说，当时台湾就有了比较成熟的民主诉求。1949年之后，虽然台湾实施戒严以及同大陆陷入敌对状态，但民间的民主诉求仍血脉相承香火不断。也就是说，对民主的追求，在台湾社会是有土壤的，是有传统的，是得到民众一定程度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国民党从大陆过来，他们被认为是在台湾实施了少数派统治，统治对象则是占多数的本省人。这样一来，省籍问题在党外力量同国民党的抗争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至于蒋经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国民党要在台湾生根立足、长期发展的话，就必须实现本土化。这样蒋经国就开启了十大建设以及用人的在地化等一系列措施，就是让本省人更多的进入政府层面，李登辉就是一个代表性人物。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偶发事件，就是江南事件。江南事件对台湾民主化的影响直到目前还无法进行百分之百的评估，但这一事件使得蒋经国完全失去传位给蒋孝勇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蒋经国开放台湾民主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外部的、内部的、结构性的以及偶发性的。
德国之声：您刚才一一列举了当年蒋经国先生开启台湾民主的种种因素。在您看来，台湾的民主化转型对中国大陆有值得借鉴之处吗？
黄清龙：确实有很多人问我，蒋经国和习近平有没有可比性？两个人年轻时都是狂热的共产主义者，都是官二代，都吃过苦。习近平2012年上台讲了“八项规定”，而蒋经国1972年当行政院长时，颁布了“十大革新”，两者在内容上高度重叠。如果继续推演下去，我们就会问，台湾在1987年发生的变化，会不会在20XX年的中国大陆也发生。当然至少在中共十九大后，还看不出有这方面的迹象。
除了大陆大台湾小之外，台海两岸最大的一个区别在于，台湾即便在1949年之后的戒严状态下，在教育和宣传体系中，对西方民主也是持积极态度的，把它作为一个追求的目标。我在大学受到的教育，也是培养这样一种价值观。也就是说，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带着这样的价值观走出校园，走进社会。那中国大陆则很不同，他们对西方价值观是持保留、否定、检讨，甚至是排斥的态度，这些年甚至推出“四个自信”的概念。台湾民主化的例子放在“第三次民主浪潮”的大背景下看，并无特殊之处。当时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以及后来的一些亚洲国家，都在七八十年代走上了民主化道路。但是中国大陆的情况显然更复杂，需要更多的观察。
德国之声：“旺旺中时”的民调显示，即便是在蒋经国逝世三十周年后的今天，台湾社会不分政党与地区，都高度肯定蒋经国为台湾的付出，即使在自认泛绿的民众中，蒋经国也以44%遥遥领先其他卸任领导人。
黄清龙：我讲过，蒋经国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但是，他在台湾经济发展以及解除戒严方面贡献很多，而这也正是所谓台湾经验的核心。蒋经国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这一点功不可没。
此外，人们更倾向于借古比今，他们喜欢以现在的领导人同蒋经国相比较，而忘记了环境已经大不相同。蒋经国是位开明理性的强权人物，他那时候的环境要单纯得多，那时候没有专门和他作对的媒体，国会里也不存在有组织的反对党。台湾现在已经经历了三次政党轮换，的确会有一部分人认为，民主化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内耗，他们会怀念蒋经国那个所谓高效率的社会。他们认为，那时候没有省籍问题，没有统独之争。这其实是他们不了解情况，那个时候不是这些问题不存在，而是不允许把这些问题拿到台面上来。相反，民主化一定导致本土化，引发政党争论。因此，蒋经国现在受到广泛的肯定，在很多程度上，是感知层面，而不是理性的考量。
无论如何，蒋经国在他总统任上，经历了包括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和美国断交，内部的民主化以及美丽岛事件等一系列难以应付的事件，因此，我必须给予蒋经国一个比较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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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1987年1月13日，时任总统的蒋经国先生逝世。作为台湾的资深媒体人，您觉得三十年后的今天，应当如何评价蒋经国的是非功过呢？
黄清龙：从他一生的经历来讲，蒋经国先生是一个复杂的人。年轻时，他是一个狂热的共青团一份子。虽然是个“官二代”，但也在西伯利亚吃过苦。但现在台湾民众所了解的蒋经国，则主要局限于蒋经国的后半生，特别是他担任领导人以后，尤其是在生命晚期，解除戒严、开放大陆民众探亲。而正是这两件开明之举，使得他在所谓“白色恐怖”时期担任情报部门领导人的行为得到某种程度的宽宥。《中国时报》发布的一个民调显示，卸任的历届台湾领导人当中，蒋经国受欢迎程度最高，受访者普遍认为，蒋经国对台湾社会贡献最大，超过了他的父亲蒋介石和继任李登辉。
德国之声：正如您所说，蒋经国的个人经历很复杂：共产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独裁者。那您觉得，是什么因素让他最后带领台湾和平地走上民主道路呢？
黄清龙：我不太主张，将这一切归功于他个人的英明。当然不能否认，如果最后不是蒋经国拍板，那么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可能会走不同的道路。我们更应当关注当时台湾的内外环境。就外部环境而言，国府1949年到台湾之后，美国对台湾的影响非常之大。在所谓党外人士同国民党的抗争中，美国向国民党施加了不容忽视的压力。此外，台湾在日据时代，就有过住民自治运动，应当说，当时台湾就有了比较成熟的民主诉求。1949年之后，虽然台湾实施戒严以及同大陆陷入敌对状态，但民间的民主诉求仍血脉相承香火不断。也就是说，对民主的追求，在台湾社会是有土壤的，是有传统的，是得到民众一定程度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国民党从大陆过来，他们被认为是在台湾实施了少数派统治，统治对象则是占多数的本省人。这样一来，省籍问题在党外力量同国民党的抗争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至于蒋经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国民党要在台湾生根立足、长期发展的话，就必须实现本土化。这样蒋经国就开启了十大建设以及用人的在地化等一系列措施，就是让本省人更多的进入政府层面，李登辉就是一个代表性人物。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偶发事件，就是江南事件。江南事件对台湾民主化的影响直到目前还无法进行百分之百的评估，但这一事件使得蒋经国完全失去传位给蒋孝勇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蒋经国开放台湾民主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外部的、内部的、结构性的以及偶发性的。
德国之声：您刚才一一列举了当年蒋经国先生开启台湾民主的种种因素。在您看来，台湾的民主化转型对中国大陆有值得借鉴之处吗？
黄清龙：确实有很多人问我，蒋经国和习近平有没有可比性？两个人年轻时都是狂热的共产主义者，都是官二代，都吃过苦。习近平2012年上台讲了“八项规定”，而蒋经国1972年当行政院长时，颁布了“十大革新”，两者在内容上高度重叠。如果继续推演下去，我们就会问，台湾在1987年发生的变化，会不会在20XX年的中国大陆也发生。当然至少在中共十九大后，还看不出有这方面的迹象。
除了大陆大台湾小之外，台海两岸最大的一个区别在于，台湾即便在1949年之后的戒严状态下，在教育和宣传体系中，对西方民主也是持积极态度的，把它作为一个追求的目标。我在大学受到的教育，也是培养这样一种价值观。也就是说，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带着这样的价值观走出校园，走进社会。那中国大陆则很不同，他们对西方价值观是持保留、否定、检讨，甚至是排斥的态度，这些年甚至推出“四个自信”的概念。台湾民主化的例子放在“第三次民主浪潮”的大背景下看，并无特殊之处。当时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以及后来的一些亚洲国家，都在七八十年代走上了民主化道路。但是中国大陆的情况显然更复杂，需要更多的观察。
德国之声：“旺旺中时”的民调显示，即便是在蒋经国逝世三十周年后的今天，台湾社会不分政党与地区，都高度肯定蒋经国为台湾的付出，即使在自认泛绿的民众中，蒋经国也以44%遥遥领先其他卸任领导人。
黄清龙：我讲过，蒋经国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但是，他在台湾经济发展以及解除戒严方面贡献很多，而这也正是所谓台湾经验的核心。蒋经国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这一点功不可没。
此外，人们更倾向于借古比今，他们喜欢以现在的领导人同蒋经国相比较，而忘记了环境已经大不相同。蒋经国是位开明理性的强权人物，他那时候的环境要单纯得多，那时候没有专门和他作对的媒体，国会里也不存在有组织的反对党。台湾现在已经经历了三次政党轮换，的确会有一部分人认为，民主化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内耗，他们会怀念蒋经国那个所谓高效率的社会。他们认为，那时候没有省籍问题，没有统独之争。这其实是他们不了解情况，那个时候不是这些问题不存在，而是不允许把这些问题拿到台面上来。相反，民主化一定导致本土化，引发政党争论。因此，蒋经国现在受到广泛的肯定，在很多程度上，是感知层面，而不是理性的考量。
无论如何，蒋经国在他总统任上，经历了包括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和美国断交，内部的民主化以及美丽岛事件等一系列难以应付的事件，因此，我必须给予蒋经国一个比较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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