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任内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白宫在新闻稿中称之为“新时代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这份文件更像是对中共透露新时代雄心的“十九大”报告做出的强烈回应：两国同时进入一个新时代并为各自的战略目标进行激烈竞争。但这份过度强调竞争而忽略合作的报告显示出美国已经在逐渐失去信心。
“次贷”危机之后的美国出现一种焦虑，即中国经济会赶超美国，这种焦虑感在过去十年随着中国经济与全球影响力增长而越来越强。奥巴马总统曾对媒体表示，中国很快就会变成全球最大经济体，“这几乎是无可避免的”。他的表态当时引起美国舆论不满，政治精英纷纷表示美国绝不接受做老二。
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就是以美国优先为原则捍卫“美国第一”，就像他所说，“之前美国处处为别人着想，但现在美国要为自己而活”。报告认定中俄两个战略竞争者是“修正主义国家”，想要摧毁美国的主导地位。这种不加掩饰的霸道，意味着美国可能会采取一切损人利己的办法巩固霸权地位，包括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在朝鲜半岛、中东地区、台湾等战略敏感区域激化矛盾，让中俄陷入地缘政治泥潭，美国则趁机推销军火与其他交易，享受全球动荡带给美国的“稳定红利”。
经常赞叹中国成功的特朗普，似乎正在学习中国的“聪明做法”，韬光养晦，并将发展视为第一要务，认定经济才是国家实力的基础。特朗普试图让美国复制他想象中的中国发展方式与重商主义，即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可以进行更多的干预，卸掉一些政策约束，比如降低环保标准、放松监管、减税、鼓励基础设施投资、贸易保护等等，为此他抛弃了美国长期主导制定并推广的全球游戏规则以及“华盛顿共识”。
“十九大”报告是中国全面转型的世纪纲领，《国家安全战略》是美国转型的指南针，只是两国方向相反.
应当说，特朗普主导的美国转型既有内部政治斗争的驱动，也有经济再平衡的需要，而后者无疑会主动或被动地冲击中国。早在奥巴马时代，“再平衡”就已经启动，即美国经济的再平衡以及中美之间的再平衡。2013年笔者在FT中文网发表的《中国经济转型的“美国风险”》就指出，“正在经济转型中的中国，在短期内将迎来美国货币政策调整的风险，并将长期遭受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挑战”。
不过，奥巴马推动国内经济结构与收入分配再平衡，主要靠倡导而不是主导，在推动中美之间的再平衡方面，则想通过制定新游戏规则，遏制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特朗普则改用粗暴直接的手段，在国内及中美之间用“推土机”加速再平衡进程，或许他因深感规则对美国不公而不加掩饰，或者认为中美竞争时间不站在美方一边而着急。
人们评论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总是拿他与里根的供给侧革命比较，尤其是其减税政策。里根时代面对的是滞胀难题，而特朗普需要改变的是经济结构，实现再工业化，收敛收入分配的差距，摆脱对进口的依赖，并削减经常项目赤字。美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主要是硅谷与华尔街，即高科技与金融业，这是美国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并从中受益颇丰，但是，这些产业在美国国内并不会创造多少就业。特朗普想要改变这种结构，实现更多的自给，提高蓝领阶层的收入。
里根为治理滞胀实施了三项政策的组合：放松管制，减少政府干预；紧缩货币，抑制通胀；减税。紧缩货币让整个宏观环境趋于稳定，放松管制释放出更大的市场空间并鼓励了市场竞争；在宏观稳定与市场空间扩大的基础上，减税激励了企业更新设备与投资，让美国进入一个“大稳健”时代。这三项政策是有机的组合，美国政府的不合理管制以及长期滞胀挤压了美国经济增长的空间，里根成功地把空间释放出来。
但是，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经济已经充分自由，他能放开的管制只有环保、金融等领域，美国也不存在通胀或通缩，也就是说，美国没有什么被扭曲而掩藏的市场增量空间。特朗普减税所激励的投资，不过是他想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基础设施建设营造出一个相对低端的“增量市场”，即制造业替代进口品，以及由基建更新带动的上游产业。
特朗普政策对中国的直接冲击主要是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但两国在打贸易战时中国并不一定会处于下风。“特朗普冲击”主要是间接的，对正在转型的中国经济潜藏的危害很大。
首先，美国因为减税而短暂受到刺激的经济可能会对中国产生虹吸效应，导致资本大规模外流。人民币资产已经高估，收益率也不断下降，宏观环境与经济预期处于比较脆弱的时期。资本外流已经是中国长期挑战，美国因刺激经济而导致的繁荣，可能会加速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进程，从而对中国资产价格与市场利率产生更大的压力，产生系统性风险。这也是中国金融体系防风险的主要外部因素。
其次，可能会出现为避免受到贸易战的伤害进行产业转移的现象。中国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无法抑制的成本增速，导致制造业不堪重负。中国的出口大部分是由贴牌生产（OEM）企业与设计代工企业（ODM）完成，它们掌握着发达国家市场的客户资源，而后者更有技术优势。为了避免在中美贸易战中受到伤害，这些企业可能会将生产线转移到成本更低而且不受美国关税政策威胁的国家，甚至有的可能直接到美国设厂，这会加速中国一直存在的“去制造业”趋势，未来中国想要“再制造业化”将比登天还难。
第三，世界正处于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酝酿期，如果特朗普的政策组合可以让美国重现短期繁荣并加速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诞生与兴起，那么，美国就会在结构转型的升级中领先一步，中国经济转型将遭遇极大的挑战。里根时期放开管制与鼓励竞争，推动军民融合，为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产业革命打下了基础。现在，美国的技术革命走在中国前列，但硬件制造主要依赖中国，一旦美国实现“再工业化”，或许美国将实现“软硬”结合的经济结构，巩固其全球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
这一轮大国经济改革竞争与1980年代极为相似，不过，中国面临的挑战类似当年美国的滞胀。中国需要通过稳定宏观环境（控制货币），以及打破管制、垄断和进一步对外开放，释放出被挤压的市场空间与效率，而降成本是最为关键的一环。现在，中美两国市场的各自预期完全不同，美国是欢欣鼓舞的，中国的改革举步维艰且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这种“转型叙事”本身就会让中国处于劣势，如果不能尽快制定公平、开放的市场规则，不能改革旧的制度，不给出一个确定的政治与经济预期，中美之间的竞争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拥有一些全球竞争优势，比如形成了世界上中产阶级人口规模最大的市场，具有全产业体系与产业集群、产业链的优势，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金融科技等新兴产业领域，中国与美国的差距正在缩小。这些优势迫使美国加强了与中国进行竞争。
但是，中国也存在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经济体制与市场机制严重抑制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中国的优势建立在一个障碍性体系与破坏性结构之上，局部优势随时会因为系统堵塞与结构坍塌而被削弱、瓦解。因此，这些优势可以为自己打气，但不要过于认真。
中国若要推动经济以更高效率、更高质量发展，必须让整个市场基于明确的法律、程序之上运行，实现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保护私有财产，促进公平竞争。现在，中国经济正在从“发展型”向“调整型”转变，中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则从“扶持型”向“管理型”转变。“扶持型”注重的是政策效果，比如说达到增速目标；“管理型”关注的是市场效率，政府为市场守夜。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政府扶持的发展型经济体，强调经济增长目标，而不是制定经济活动的具体法规和程序，后者只是“改革事业”的一小部分，“改革”往往被异化成让政府可持续操控经济完成政治目标的行为。当然，在经济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宏观调控。为了实现一个既定的增速目标（如8%），低了就刺激总需求，高了就加以抑制，频繁修改政策。
这种过度追求短期目标的做法大大延缓了构建法律和市场监管制度的进程，甚至频繁调控有时对已有制度和法律进行了破坏，市场称之为“开倒车”，市场主体与市场行为被迫跟从“政策调控”而广泛的短期化。长期的宏观调控文化导致债务不断积累，抬高经济的杠杆率；制造大量低端过剩产能；经济结构日益恶化；经济成本不断提高，生产效率越来越低，投资收益率逐渐下行；资产泡沫与金融风险与日俱增；财富分配呈现马太效应等等。
这种效果导向且不注重规则的经济运行方式，让经济管理部门天然缺乏应对重大突变的能力，各自为政的文化在面临系统性问题时职责划分不清，需要最高层级的官员发出指令与协调，损失了巨大的应变效率。而市场体制的优势在于处理危机事件的应变效能，因为规则、程序以及行政职责的清晰，有助于促进对非正常事件或者突发事件的处理。在过去几年，中国政府处理股市波动与抑制地产泡沫时已经暴露出这个弊端，而美国则能够成功应对“次贷”危机这种百年一遇的挑战。
中国领导人很清楚转型的正确方向，在过去几年先后提出不以GDP论英雄、新常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新发展理念等等，努力扭转落后的体制与理念，并在“十九大”报告中形成为全党的纲领。但是，要改造这个庞大体系，不仅要做思想工作，还要做组织准备，耗时太久。当前新发展理念的落实面临巨大挑战，因为存在一个糟糕的体制，以及正在被触动利益的官僚体系。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应该是制度创新与制度供给，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起一个能够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体系。这不是“简政放权”那么简单，效率导向不是给市场自由或减负，而是制定透明、公平的法律与规则，并时刻捍卫它们。但是，中国体制的实质不是规则和制度，而是延续两千多年已经渗入血液的集权文化与等级文化。改革制度容易，改变精神与文化太难。
现在，中国政府继续控制着社会方方面面，无孔不入。市场经济是建立于法治与信用基础之上的，假如没有政治改革推动法治社会的建立，仅仅要求政府赋予市场主体地位，这几乎是天方夜谭。市场不可能单独实现和享有自由和平等，市场的独立地位也不可能由政府赋予，而应该是法治的结果。
事实上，也正因为改革事业没有遵循先立法设规、然后充分授权的程序，官僚体系中的改革者即使想要积极参与、落实改革决策，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也不敢发挥主观能动性，而是僵化执行“政策条款”，因为他们担心为试错承担责任。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管理机制的确发生了一定的异变，这不是制度创新或者改革试错，而是由某种动机驱动的机会主义。在2008年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受到广泛抨击，尤其是留下了巨额地方政府债务、使得中央政府采取刺激性政策的正当性与能力受到限制之后，“宏观调控”这个词汇逐渐退出政府文件，拒绝大水漫灌成为“政治正确”。
但是，调控的思维依然主导，而且更加大胆。政府首先以促进经济转型为名鼓励金融创新，这是在美国刚刚因金融过度创新酿下“次贷”危机之后做出的冒险性政策。金融创新释放出了魔鬼；同样以支持实体经济为名刺激牛市的做法搞成了一场闹剧，投入巨额维稳资金救市才避免了更大灾难；最后，向居民部门转移杠杆的不良动机，导致楼市出现史诗级别的泡沫，彻底摧毁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基础”，并让发展和转型变得更加艰难。
政府避开财政约束，试图利用金融工具与市场刺激增长的做法，被某些人利用而成为一次次巨大的投机盛宴，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掠夺性狂欢，而狂欢之后是大规模的资产转移、资产价格暴涨、居民杠杆率大幅攀升以及经济脱实向虚，制造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与此同时，市场遭到史无前例的扭曲，整个市场的价值观出现全面崩坏。
一方面，中国加速在各个领域进行顶层改革设计，包括国企改革、开放型经济、创新驱动等等，推广新发展理念。另一方面，市场层面“开倒车”现象越来越多，“越轨”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越来越多，市场环境遭到破坏。这种背离是如此明显，而且长期存在，是宏观环境动荡以及市场预期恶化的主要原因。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将其行为与改革理念统一起来，停止瞎折腾，稳定宏观环境，安抚市场预期，改革就会不再被人信任，市场会自行溃败。这将印证当年美国总统里根的名言，“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恰恰就是问题的所在。”
持续的宏观动荡严重冲击了中国实体经济的正常发展，尤其是制造业。2008年后，由于大幅刺激经济的缘故，中国劳动力工资持续快速上涨，再加上新劳动合同法大幅增加了企业社会保障支出，人工成本无法抑制的长期上涨带来了现实压力以及悲观预期。在这种背景下，宏观环境又面临严重的不确定性，包括利用金融市场刺激带来的巨大动荡与后遗症，汇率的波动，金融创新与“钱荒”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基层在环保检查过程中的粗暴，基层政府在财政收入减缓背景下的搜刮，去库存、去产能引爆资产价格与原材料价格，等等。
这些行为大幅抬升了实体经济的制度成本、人工成本与原材料成本。中国劳动力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不是效率提升，同样，其他成本的上涨也不是市场的结果，而是政府持续刺激带来的价格扭曲。在效率没有提升的前提下，由于宽松货币政策的缘故，要素价格被大量无效或低效投资不断抬升，导致正常企业高成本运行，利润率不断降低，生产效率逐步下降，民间投资增长率出现长时间下滑，影响经济下行，而这又会迫使政府想方设法刺激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虽然提高成本可以倒逼企业转型升级，但中国非正常且长期性的成本抬升不会让企业将压力转为动力，“无序的大动荡”根本没有给企业转型升级的机会，企业只能为活命而疲于应付，也没有多少利润支撑创新。虽然重视绿色发展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是环保检查一刀切的做法冲击了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造成整个产业环境持续动荡不安，削弱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优势。过去几年，政策主要关注国企扭困和新兴产业创新，制造业成了没娘的孩子。
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库存导致房价暴涨，去产能使上游商品价格大涨，与此相对应，居民杠杆率大幅提升，企业原材料成本大幅增加。政府应该认清一个事实：市场能够清楚感受到，政府总是选择执行那些有利于政府、国企利益的政策，让大众与民营企业承担成本。市场的这种感受是如此强烈，任由政府如何宣传改革如何伟大都无法改变。现在，为了树立改革事业的权威，政府应该将稳定宏观环境和降低成本摆在与防范金融风险同样重要的位置，实现首尾相顾。否则，在美国减税吸引制造业的国际大背景下，对“世界工厂”地位过度自信而忽视制造业的困境，会遭遇“温水煮青蛙”式的悲剧。
中国应该改变由政府主导投资的发展方式，改革以追求增长目标而不停调控的经济管理方式，管住货币的总闸门，逐步将严重抑制中国经济活力与潜力的房价降下来，改变要素垄断导致要素价格扭曲、要素配置结构失衡的现状，打破“成本上涨永不停”的市场预期，避免更多的企业家与工人逃离制造业。成本不停上涨、企业利润与经济效率不断下行是不可持续的，这种持续数年的状况已经侵蚀了实体经济的健康，趁着还没有动摇根基，亡羊补牢还来得及。
一
世界上转型成功的非西方经济体大都在东亚，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等。他们都有民主制度，但民主形式、内涵与效果各不相同。而相同的是，他们都是法治社会，任何政党、机构与个人都不能超越法律。
这些经济体之所以能够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有两个基础：一个是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其次，企业广泛参与国际竞争。法治的环境确保企业敢于进行长期的和风险比较大的创新投资，竞争的环境则激励企业必须通过创新追赶和超越对手，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生存下去。中国当前推动的经济转型升级恰恰缺少这两个基础。
这些经济体起初都参与了西方产业分工，以出口为导向开启经济发展道路。由于本地市场都非常小（海岛或半岛），企业为了扩大产品市场都会很早进入全球市场竞争。竞争促使他们不断提高自身的质量、技术以及品牌，竞争是创新的源泉。
中国改革开放也是以劳动力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与这些经济体不同的是，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持续30多年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制造了庞大的需求。因此，中国制造业呈现了两种状态，一种是参与国际分工，处于制造业的末端，以代工为主，另一种则主要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这两种状态都避开了国际竞争。因为代工产品的设计、创新、营销等都不属于中国企业，他们大部分仅负责生产，两头在外，生产部分没有机会参与到创新活动中，只能通过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满足客户的价格需求，由于代工行业竞争激烈，因此，利润率很低。
由于中国市场开放度不足，再加上进口商品价格因为关税原因特别高，因此，中国企业满足国内中低端市场的产品几乎没有与国外产品进行竞争的机会，一些在中国的跨国公司被本土企业的价格与营销优势打败。因此，国内市场的相对封闭保护了这些中国企业，减少了来自国际同行的竞争。
中国市场需求具有多层次性，因为消费能力的限制，低端产品需求更多。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消费迭代和消费文化、习惯变化速度特别快，导致市场不确定性高，中国企业没有压力深化自身产品的品质和技术，而是疲于应付市场的变化。在这种环境里，中国企业很难满足消费升级所产生的高端需求。
在中低端市场，中国企业竞争的核心是价格，谁价格低，并善于营销包装，谁就容易获胜，电商的出现与普及巩固了这一模式，并提高了价格竞争的重要性。在中国大获成功的成功阿里巴巴、小米等就是“价格竞争”创造的胜利者，这并不光彩。而更加悲剧的是，中国国有的工程建设与设备制造企业在海外经常相互内斗压价，并在国内炫耀为政绩。
在价格竞争过程中，中国制定的一些产品质量标准低于国际水平，再加上市场监管体系形同虚设，决定了中国企业过度追求价格竞争，导致产品质量和技术很难提升，相反，一些产品的质量不断下降。比如中国啤酒越来越淡如水，而进口啤酒数量则大幅增长。中国的超市越来越呈现两极化：一方是进口产品为主的高端市场，另一方是国产为主的低端市场，商业成本越来越高，导致上架商品必须降低成本，才会留有企业与商店的利润空间。
中国全球知名的制造业公司仅有华为一家，因为华为几乎刚一成熟就进入国际市场竞争并以全球业务为主，国际竞争的好处在于存在明确规则与技术竞争。中国机械设备行业进步也很快，因为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对机械设备进口需求大，国内企业面临进口竞争，只能不断以创新与技术改造进行追赶，以实现进口替代，很多时候，这种竞争带来的进步被宣传为为国争光的爱国情感驱动。
通常，外部冲击会强化企业转型升级的压力，从而做出长远的战略规划与安排。比如日本在19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汽车制造等行业开始了技术创新之路，到1980年代开始拥有全球竞争力。台湾半导体行业的启动同样来自石油危机的冲击。19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韩国、新加坡的经济转型有很大的塑造作用，韩国三星、LG、现代等企业提高了技术创新水平。对于中国而言，外部冲击几乎难以转换为压力，相反，由于政府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应对次贷危机的影响，刺激传统产能大幅增长，扭曲要素价格。
现在有种观点认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中国企业可以靠国内市场生存和发展。这种观念大错特错，在1980-1990年代日本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日本电子产业就是因为过度重视国内市场以及国内标准，强调行业发展的本土化路径，从而丧失了参与信息产业革命的机会，逐渐衰弱。如果中国企业仅仅关注国内市场，缺少国际竞争，是一种慢性自杀。
一项研究认为，某些产业的较高劳动生产率导致了出口，但是出口本身不会必然提高产业的劳动生产效率。反而是进口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远远大于出口，这是因为，进口给本地的生产者带来强大的竞争压力，形成了优胜劣汰的效应，迫使他们不得不提高创新水平与生产效率。
同样，中国服务业也因缺乏开放带来的竞争而维持低效率状态。2012年，中国第三产业GDP超过了第二产业。但是，服务业人均产值增速远远低于第二产业。如果第三产业比重越来越高，而其效率越来越低，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与效率也会越来越低。低效率的原因是垄断与管制，对内资外资开放度不足，尤其是中高端服务业领域，相当一部分还是由国有企业与事业单位垄断。如果不改变这种状态，服务业将严重拖累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增长速度。
二
与其他成功转型国家不同的是，中国转型是在混乱状态进行的，这是因为，中国本来就是一个缺乏明确规则与程序的市场，也没有稳定的价值观，转型会带来更多的混乱和迷茫，从而刺激充满焦虑的市场和人群做出更加失序的行为。事实上，从清末到1980年代，中国都在试图建立一种有利于人民安居乐业的秩序，但一百多年的转型过程充满了战争与政治运动，中国从来没有建立过现代秩序，因为权力从未被驯服。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92年后，中国才形成一个脆弱的全民共识，那就是放弃政治斗争，政府与民间一起为经济发展而努力，幸运的是，中国此时拥有了最好的外部环境，勤劳的人民也勇于付出，人们称之为国运。但是，当旧的发展模式无以为继并制造风险之后，混乱重新降临。虽然从2013年开始，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制定了一个宏大的改革计划以进行全面革新，但事实证明并不那么容易实现。
这是因为中国自始至终都没有建立一个基于法治的国家秩序，也没有稳定的现代价值体系，一切与100年前并无太大区别。中国舆论经常以缺少法治与信用的“东北”预判中国未来的可能。在这个最早遭遇经济转型的地区，人们正在逃离，经济正在沦陷，成为中国命运一个奇特的参照。
中国的转型不仅仅是经济，而是双重任务，即建立现代政治与市场秩序，同时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没有前者的实现，后者也只是空中楼阁。因为由创新驱动的经济转型升级，需要一个法治的自由的制度，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国试图用老旧的政策引导的办法实现转型，这是南辕北辙。不管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企业，转型就是踏踏实实修补在过去大繁荣中忽略的制度基础，释放出被阻碍的人民聪明才智与劳动效率，除此外没有捷径可走。
现在，最大的挑战是政府面临信用丧失的风险，即言行不一，说与做并不一致，并表现出更明显的“随心所欲”。政府可以用暴力手段将合法公民驱赶出居所，并且是在寒冷的冬夜，没有人为破坏财产的暴力承担法律责任。政府试图通过重新审判一些关于财产权与知识产权的案件帮助人们重建信心。但是，在有关《红色娘子军》知识产权的判决争议中，掌握法律最终审判权的最高法院的微博却因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被删除。政府每一次努力树立信用，都会有部门非常及时地去破坏这种努力，而且这种自相矛盾的事例从来没有一个最终裁判者加以纠正。
同样，中国企业也普遍缺乏一种基本的商业价值观，即把产品和服务做好，而是将如何赚钱作为目标，唯利是图。中国企业家在本质上更接近生意人，有一种财富饥渴症。这种由原始贪欲驱动的商业文化在发展初期可以是一股促进增长的洪流，但在强调创造性以及精细化的经济转型升级阶段，在生产销售监管的立法、执行方面如果不能及时跟上，不能对唯利是图的力量加以约束，导向质量与技术竞争，那么，这种力量就会对转型升级构成环境破坏。
然而，此时政府又通过金融创新释放出原始的金融资本主义，贪欲驱动的资本几乎淹没了一切，投机炒作大行其道。在转型升级阶段，原本需要建立新秩序的中国政府，其经济政策与经济行为表现出更强的机会主义，激发出更多的市场之恶，遍地高利贷、金融诈骗、地产泡沫，金融机构也乐于投机套利。
在国际上，中国企业的价格战策略以及政府产业扶持政策被认为是“不公平的竞争”，尽管西方国家拒绝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存在很大的政治原因，但是，缺乏对国际规则的尊重的确制造了麻烦。现在WTO基本瘫痪，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变成一个模仿中国的坏小子。过度自信的中国在走向世界的时候，经常被视为一个规则的破坏者，中国发展受益于过去稳定的规则与秩序，毫无疑问，秩序与规则遭受破坏对中国的转型发展极为不利。
三
中国对创新如此渴望与重视，依据中国的政治传统与市场文化，创新最终会被概念化并加以消费，就像中国将纳米、量子等概念全部商品化一样。中国推动创新的方式以及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实际上不利于创新活动。创新是一个不断试错而且要有耐心的事业，必须有冒险精神与坐冷板凳的毅力，而不是急功近利的刺激。
首先，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但创新不能狭义地定性为新兴产业与新技术领域，并加以各种刺激。当政府用政策招数培育新兴产业的时候，会对正常的创新生态产生冲击。
比如，已有领先企业专注某项技术创新时，政府出台各种补贴扶持与产业规划政策，会吸引大量行业外的投机者涌入套取财政补贴，或者利用概念在资本市场炒作，或者用低价强占市场然后出售公司套现，等等。大量资本的涌入会稀释掉优势企业的人才资源，市场也会大打价格战，削弱优势企业的盈利能力并影响创新资本的投入，动摇整个行业稳定的发展环境，这不是竞争，而是破坏。比如，中国现在突然冒出数百家企业机器人企业，而真正能够生产的仅有几家。
再比如中央政府以扶持资金的方式鼓励半导体行业发展，产业升级也是政绩考核的内容，结果当前低端半导体技术投资在全国遍地开花，很快就会出现产能严重过剩的泡沫。就像当年中国政府鼓励太阳能企业一样，最终以价格战和大量企业倒闭、大量不良债务收尾。
中国现有政绩考核体系驱动地方政府乐于进行重大的高科技的设备投资，而不在乎重复建设与技术水平，人才短缺与培养也不是政府关注的问题，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不入政府法眼。这种导向充满功利主义，而不是真正地促进企业创新生态改善与产业集群的发展。
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1995年曾出台《科学技术基本法》，并据此每年在科学技术研发领域投入大量财政资金，但事后证明，这些资金基本没有产生有价值的作用。这是因为，创新活动属于企业家对于市场的判断和反应，应由企业家主导，政府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及有利于全社会参与创新的制度。产业扶持政策在一个国家制造业起飞阶段可能有用，但在市场创新阶段很难起作用，相反，可能形成某种干扰。
事实上，补贴政策对创新毫无意义，如果将这些补贴转换为降税，那么，受益者将是那些竞争力最强的企业，而投机者则难以套利。补贴扭曲了市场正常运行，扭曲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引起国际争端，有百害而无一利。但脱胎于计划经济的中国政府长期的工作方法就是“规划+给钱”，在政府规定的跑道竞赛。所以，经济转型升级最大的障碍是政府无法转型升级，政府趋利就信仰利益刺激，而不是建立规则让大家公平竞争，自由创造。
其次，中国大规模创新投入主要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国家重点战略项目，如大飞机、航空发动机、高铁、北斗导航、量子卫星等；另一部分是商业模式创新。前者依靠国家财政力量的创新并不能代表中国制造业普遍落后且创新匮乏的局面，而后者由风险资金推动的创新则让中国陷入类似1980年代靠“点子”忽悠的时代，没有太多商业经验的年轻人好高骛远，梦想一夜暴富，到处都是创业的号角，蛊惑很多人无法脚踏实地的工作。
硅谷的创新是技术创新，大都为了个人理想和改变人类生活方式，中国的创新主要是商业模式拷贝和创新，为了“实现财务自由”，上市、套现等。美国硅谷大佬投资于技术研发，中国大佬则进行激烈的商业圈地竞争，比如百度送外卖，阿里卖海鲜。
中国市场存在太多跨界机会和诱惑，因此，更像生意人的企业家最喜欢规模扩张与多元化经营。比如联想集团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互联网、地产、PE、智能手机、人工智能等热点都积极参与，联想主业则并没有多少技术进步，芯片、内存、操作系统等PC行业的核心技术一个都没有学会。这是中国企业的一个缩影，过去10年它们拥有转型升级的时机，但都忙于圈地，搞金融、地产与资本运作。
创新不是什么高大上的概念，它是一种勇于进取的精神以及参与竞争的活动，它是制造业艰苦寻找出路度过难关的过程，它不应该只是政府或媒体口中那些高大上的产业和技术，更应该关注存量制造业的技术升级与效率提升。中国舆论对创新精神产生了误导，制造了太多概念，传递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模式。而市场则利用这种“概念”泛滥进行高强度的投机，再加上政府对所谓创新活动的包容，形成了一种壮丽的奇观：真正的实体经济倍受摧残，而打着创新旗号的投机活动大行其道。
其三，转型的本质是人的转型，只有人转变才能推动经济转变。中国在这方面具有天然劣势，首先，中国企业家大都出身工人、农民或干部，从国内市场低端做起，又没有国际竞争带来的视野与格局，自己本身就不知道往哪里升级。日韩以及中国台湾从事制造的企业家，大部分是国际名牌大学毕业，熟悉技术前沿与国际环境。中国的“企二代”也大都不愿意参与家族企业管理，更愿意从事资本运作等“高大上”的工作，调查显示，他们甚至大部分不愿意接班。
现在，中国劳动力正在逃离制造业，当送外卖可以每月收入七八千元时，几乎没有人愿意从事高强度低工资的制造业。制造业劳动力本身存在招聘难，而企业转型升级后更缺乏技术人才，比如用自动化设备取代人工之后，操作并维护这些设备的人很难招到。而企业也不愿意进行人才培训，因为制造业工人频繁跳槽与人才流失都比较严重。北京大学的一项调查就发现，人工成本过高与转型升级所需要的人才缺乏是当前制造业的两大困境。
中国的互联网管制政策又在转型期间将中国科研人员、企业家等挡在了国际互联网之外，让他们无法及时了解世界前沿的技术发展、市场信息，更无法沟通和学习。这会阻碍中国参与创新的企业家、科技人员更新知识，拉大与国际创新前沿的差距。
其四，人的转变需要价值观引导，但是中国社会价值观与行为在过去几年迅速且普遍短期化、投机化。政府没有去创建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机制，而是用一个又一个的短期政策试图控制经济的增长、稳定与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表现出高度的利己主义以及机会主义，是中国道德恶化的源头。
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乌烟瘴气的氛围。在地产领域，人们信奉“京沪永远涨”；在互联网领域，各种缺乏底线的眼球经济与流量决定胜负；在影视产业，“小鲜肉”与“颜值”就是成功的本钱；互联网金融不少等于持牌的金融诈骗，有著名企业家喊出，“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基于过度用力表演性质的网红模式开始由娱乐圈向经济圈、学术圈等严肃领域蔓延，一些不学无术的“网红”被政府所认可。这些都强化了只有参与“作恶”才能名利双收的价值理念。
一些企业家、创业者、证券分析师、自媒体经常发布一些过于夸张的观点。舆论市场上，这些投机者利用和消费“转型恐慌”，不断制造“焦虑”，推销鸡汤，形成了一种新的宗教形态，由大量不明真相的粉丝供养“教主”。中国政府过于随意的行为又会“配合”他们的演出并扩大他们的市场，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让焦虑、迷茫的气氛越来越浓。按照正常的价值体系，一个合格的公民与社会应该是遵纪守法、勤劳、诚实、有爱心、不走捷径、有正义感的，但在中国，人们已经普遍不再信任这些美好的品质是必须的，是底线，是公民基本的素质。
现在，年轻一代沉迷于游戏，大街小巷充斥着各种信贷广告支持年轻人透支消费，很多人心安理得地消耗老人的积蓄，“宅文化”、“丧文化”、“佛系文化”、“小鲜肉”等现象喷涌。在过去，普遍拥有苦难经历的民众改善家族生活与命运的强大动力，与政府为经济发展而采取的动员形成了一种共识与力量，成就了中国经济奇迹。而现在，没有经历短缺与贫穷的新生代，在家庭还不足够富裕的情况下已经失去奋斗的动力。
与美国竞争的中国，面临基本法治与市场制度的巨大劣势，价值观的崩坏让中国人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失去方向。人们失去了进取心，或者说进取的道路受阻，精英因为政治原因或经济前景而恐慌、移民，年轻一代更加娇嫩，社会充满投机。
当然，外国人经常赞叹古老中国所具有的韧性与生命力。我们应该从一个更长的历史视角判断中国转型，这种看似褒扬的观点被一些中国人自认为是文明优势。而实际上，这只是说明中国人具有承受苦难的巨大忍耐力。中国人习惯接受失败，而不是争取胜利，因为过去两千多年中国不停重复，而在过去一百多年的转型过程中，也只有近20多年稳定时期发展经济，这是一种幸运和奇迹。如果中国不建立一个基于法治的现代文明制度，这种奇迹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将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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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过度追求短期目标的做法大大延缓了构建法律和市场监管制度的进程，甚至频繁调控有时对已有制度和法律进行了破坏，市场称之为“开倒车”，市场主体与市场行为被迫跟从“政策调控”而广泛的短期化。长期的宏观调控文化导致债务不断积累，抬高经济的杠杆率；制造大量低端过剩产能；经济结构日益恶化；经济成本不断提高，生产效率越来越低，投资收益率逐渐下行；资产泡沫与金融风险与日俱增；财富分配呈现马太效应等等。”-这样的国家还有前途吗？赶快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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