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族内阁”的前世今生
当今发生于皇城的复辟帝制的闹剧，令笔者不得不想起1911年5月出台的满清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皇族内阁”。
最高当局对中国国民期望的回应，虽相距一个世纪，却如出一辙。
1911年的那个内阁，是在中国一波又一波立宪潮流涌动和国民的热切期待中浮现出来的。结果，一盆冰水灌顶而下。
连当年最稳健的立宪派中枢张謇，在得知皇族内阁名单后，也失望叹曰：“均任亲贵，非祖制也；复不更事，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朝野上下，不啻加离心力百倍”。而舆论领袖梁启超更是激愤预言，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1913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可迎刃而解。”
从此，立宪派顿成清廷陌路人。立宪之路既绝，革命之军必兴矣。
立宪潮流的兴起
回望前路，当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喋血之后，中国国势日下，各国抵制清廷。慈禧恼羞成怒，对多国宣战，放纵和支持义和团滥杀洋人，引来八国联军入京，仓皇逃窜西安的慈禧，在戊戌之后的1901年，于流亡地西安，急不可待地发布了“预约变法”上谕。于是，屠戮戊戌者不得不执行戊戌烈士的遗嘱——向宪政移动了。
著名的清末新政，就是在这样一场大危机中，被迫启动的。
1904年，慈禧大赦戊戌变法后被捕的维新党人。清朝状元兼实业家张謇草拟了支持立宪的奏章。后来，驻法公使于7月正式奏请立宪。
在此期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大胜。国人的解读是“立宪政治战胜独裁统治”，立宪之潮于此获更大助力。
1905年9月2日，废除科举考试。
1905年12月11日，五名大臣出国考察宪政。
1906年8 月26日，袁世凯到北京，讨论五大臣条陈，建议立即实行宪政。
1906年9月1日，大清国宣示预备立宪，清廷公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预备立宪之诏》
1906年11月6日的厘定官制上谕，实质上是重组中央政府。
1907年8月13日成立了宪政编查馆。该馆编写了于1908年采纳的23条《宪法大纲》，这个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宪法，呈日宪特色，其皇室特权甚至超过了日本。
1908年，按照日本模式，他们订出所谓九年预备立宪的时间表，最后颁布宪法。计划于1916年进行全国选举，1917年召开国会。
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清廷风雨飘摇。民间要求速开国会、速立宪法的呼声日趋高涨。
此后，从1910年1月而6月而10月，中国立宪派发动了堪与英国大宪章运动相媲美的三次国会请愿运动。数百万民众签名，发生了割臂、割股写血书之壮举，国民投入无与伦比的热情以促成这个古老帝国的变革与新生。
在内外压力下，清廷不得不下“缩改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谕”，即将立宪时间由原来的1916年提前到1913年。
皇族内阁：因其保命，所以短命
1911年5月8日，按照修订后的立宪规划，应当组建责任内阁。举国上下，翘首以待。然而，摄政王载沣组建的内阁名单甫一公布，竟至全国舆论大哗。
何以至此？请看如下内阁名单：
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宗室），协理大臣那桐（满）和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载泽（宗室），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宗室），司法大臣绍昌（觉罗），农工商大臣溥伦（宗室），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
内阁总共13人，满族即占到9人，其中皇族7人，汉族竟然只有4人。难怪这一庆亲王内阁史称“皇族内阁”。国人获讯，瞠目结舌，抗议之声，骤然蜂起。立宪派的两大要求——速开国会，责任内阁，所获得的回应，诚如梁启超所言：“当举国请愿国会运动最烈之时，而政府犹日思延宕，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鄙人感愤既极，则在报中大声疾呼，谓政治现象若仍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此语在《国风报》中凡屡见。”他在第三次请愿之前说“现今之政治组织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1916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必无之事”。
连被目为保皇和改良重镇的梁启超都悲愤作此预言，则清朝之自蹈死路，时日无多，恐已无几人怀疑了。
五个月后，武昌首义，各省通电独立。皇族内阁随之解散。企图以重用血缘亲贵和君主近臣以确保江山万年不坠的心态，来回应危机，回应社会变革的汹汹大势，其后果如何呢？历史的判决是：不及半岁，该内阁就早夭了。
因其保命，所以短命。历史的逻辑岂不令人深长思之？
讽刺的是，正是替清朝草拟了支持君主立宪奏章的满清状元张謇，在武昌首义后，又主笔起草了《清帝逊位诏书》，以民军、清廷、袁世凯三方立约的形式，终结了满清王朝。
倾听沉默的心声
返观今日之国中，在共产制度濒临消亡的历史潮流中，在一党垄断，一人专权，贪腐遍地，内外交困的大势下，以选择性反贪翦除异己，进行冷酷清洗；以残酷的拆迁，驱逐低端人口，实施社会镇压；在经济下滑，民怨沸腾的大背景下，最高当局权令智昏，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强力违规操作，欲修改宪法而致终身执政，帝制自为，致使北京政权陷入更深的合法性危机之中。举国上下，民怨沸腾；四海之内，讨伐蜂起。由是，“保卫改革开放”之声不绝于耳，“拒绝政改，将蹈‘死路’”，已成广泛共识。抗击之风，起于青萍之末，荡漾于茶余饭后、微信之上。国际舆论，清议喧哗，群情滔滔；国内禁言，道路以目，愤然默对，掉头以去，以脚投票。
由此，人们就不难懂得，当辛亥革命骤然降临，以往曾维护皇室、反对革命的立宪派和地方官何以竟大都抱持幸灾乐祸、乐观其成的态度。其实，若没有立宪派和地方官们的支持或默认，各省纷纷“独立”的革命态势原本是不可想象的。然而立宪派因失望而与革命派的合流，促成了满清王朝地崩山摧式的解体。
试看今日之国中，被肆无忌惮的重返帝制所激怒，以梁公、张謇传人自诩者，正在不知不觉之间，转型成为孙文、黄兴的传薪者。这恐怕是当局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也是国人不得不倾听的未来的先声。
状元张謇身份的变迁，为历史做了最好的注脚，为后人提供了启迪性范例。
击破“蛮横政治”
北京最高当局至死也不肯放弃手中的垄断权力。恰如百年前的满清亲贵，分明楚歌四面，洪水滔滔，仍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沉浸在江山仅为他们的独家禁脔，任何外人不得染指的甜梦中。
但是，时间已经不站在他们一边了。
也许，他们并非不懂得这点。但作为像毛泽东一样“无所畏惧的”“唯物主义者”，他们不怕天谴，不畏上帝，其共享的心理是：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所以，我有时在想，现代医学的进展，在中国，恐怕另有妙用。那就是：延缓政治更新的节奏。
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曾经说过一句关于科学真理的真理：“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取得胜利并不是通过让它的反对者们信服并看到真理的光明，而是通过这些反对者们最终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起来。”这一断言被称为普朗克科学定律，并广为流传。
平行移植它到中国政治中，它的变体就是：“一个新的政治制度取得胜利并不是通过让它的反对者们信服并看到新社会的光明，而是通过这些反对者们最终死去，熟悉新时代特征的新一代成长起来。”
这是中国政治残酷的悲剧。
人们所见到的是：慈禧死，民国兴。泽东死，改革行。中国2018年这场权力转换的游戏，难道必须等待“皇帝”之寿限？
中国政治的变迁节奏与统治者的寿命亦步亦趋。这种人亡政息的“中国特色”，不仅使中共将来面临更为凶险的前景，也使21世纪的中国人蒙受羞辱。何时打破了这一中国特色的政治节律，那时中国政治才真正上了轨道，成为文明人类的一员。
虽然，2018中国的权力蛮横撒下了满地鸡毛，播种了遍野的失望。但客观而论，尚未抵达绝境。毕竟，当代的神州已非百年前的皇天后土了。环顾围绕中国的制度性生态环境，中共党国已成濒临绝种的稀有动物。它的前景是傻子也能看见了。况且，百年奋斗，仍然留下了诸多足资珍惜的教训、经验和精神遗产。这些遗产，在冥冥之中，看护着中国。
当下中国，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虽状似百年轮回，然而已有萌动之新芽参杂其中了。剔除了上一百年最为极端的悲剧场景——20世纪中国最惨烈浓重的毛泽东阴影——之后，历史的戏剧，将在不知不觉中渐次呈现。可以预期，在接踵而至的历史舞台上，我们还会依稀辨认出一系列似曾相识的身影，迷蒙之中，或许将碰见新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张謇、孙文、严复、蔡元培、胡适、段祺瑞、蒋介石、张君劢、陈独秀、卢作孚、梁漱溟、罗隆基、彭德怀、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雷震、殷海光、蒋经国、林昭、遇罗克、顾准、陈寅恪、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司徒华、李慎之……诸多人物，翩然而至。自然，还会有一些我们全然陌生的人物与戏码浮出水面。倘若21世纪的中国幸运地豁免了重大战争的浩劫，所有上述共处一堂的身影，他们反省及厘清历史功罪的智慧、遵守游戏规则的博弈之道、宽容和解共生的胸怀，作为精神资源和价值资产，将可能引领中国避免重蹈覆辙，走向真正的文明复兴。
诚然，个人的寿命与皇朝的命数、与历史变革的节奏相比，实在过于短暂。中国士林中弥漫的悲凉之雾和焦虑心态，大体源出于这种接连受挫而前景迷茫的体验。实际上，类似的悲凉与焦虑的情结，在各国转型的进程中都屡有出现。然而，以长程历史观之，变迁的端倪仍是不难觉察的。据报载有某宏图大志的中共官员在想象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百周年时将如何普天同庆云云。笔者虽不才，亦愿效法梁任公而断言：“政治现象若仍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年’九字连属成一名词。” 谓予不信，请以此言为后辈子孙立字据,证之。
当今发生于皇城的复辟帝制的闹剧，令笔者不得不想起1911年5月出台的满清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皇族内阁”。
最高当局对中国国民期望的回应，虽相距一个世纪，却如出一辙。
1911年的那个内阁，是在中国一波又一波立宪潮流涌动和国民的热切期待中浮现出来的。结果，一盆冰水灌顶而下。
连当年最稳健的立宪派中枢张謇，在得知皇族内阁名单后，也失望叹曰：“均任亲贵，非祖制也；复不更事，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朝野上下，不啻加离心力百倍”。而舆论领袖梁启超更是激愤预言，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1913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可迎刃而解。”
从此，立宪派顿成清廷陌路人。立宪之路既绝，革命之军必兴矣。
立宪潮流的兴起
回望前路，当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喋血之后，中国国势日下，各国抵制清廷。慈禧恼羞成怒，对多国宣战，放纵和支持义和团滥杀洋人，引来八国联军入京，仓皇逃窜西安的慈禧，在戊戌之后的1901年，于流亡地西安，急不可待地发布了“预约变法”上谕。于是，屠戮戊戌者不得不执行戊戌烈士的遗嘱——向宪政移动了。
著名的清末新政，就是在这样一场大危机中，被迫启动的。
1904年，慈禧大赦戊戌变法后被捕的维新党人。清朝状元兼实业家张謇草拟了支持立宪的奏章。后来，驻法公使于7月正式奏请立宪。
在此期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大胜。国人的解读是“立宪政治战胜独裁统治”，立宪之潮于此获更大助力。
1905年9月2日，废除科举考试。
1905年12月11日，五名大臣出国考察宪政。
1906年8 月26日，袁世凯到北京，讨论五大臣条陈，建议立即实行宪政。
1906年9月1日，大清国宣示预备立宪，清廷公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预备立宪之诏》
1906年11月6日的厘定官制上谕，实质上是重组中央政府。
1907年8月13日成立了宪政编查馆。该馆编写了于1908年采纳的23条《宪法大纲》，这个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宪法，呈日宪特色，其皇室特权甚至超过了日本。
1908年，按照日本模式，他们订出所谓九年预备立宪的时间表，最后颁布宪法。计划于1916年进行全国选举，1917年召开国会。
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清廷风雨飘摇。民间要求速开国会、速立宪法的呼声日趋高涨。
此后，从1910年1月而6月而10月，中国立宪派发动了堪与英国大宪章运动相媲美的三次国会请愿运动。数百万民众签名，发生了割臂、割股写血书之壮举，国民投入无与伦比的热情以促成这个古老帝国的变革与新生。
在内外压力下，清廷不得不下“缩改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谕”，即将立宪时间由原来的1916年提前到1913年。
皇族内阁：因其保命，所以短命
1911年5月8日，按照修订后的立宪规划，应当组建责任内阁。举国上下，翘首以待。然而，摄政王载沣组建的内阁名单甫一公布，竟至全国舆论大哗。
何以至此？请看如下内阁名单：
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宗室），协理大臣那桐（满）和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载泽（宗室），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宗室），司法大臣绍昌（觉罗），农工商大臣溥伦（宗室），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
内阁总共13人，满族即占到9人，其中皇族7人，汉族竟然只有4人。难怪这一庆亲王内阁史称“皇族内阁”。国人获讯，瞠目结舌，抗议之声，骤然蜂起。立宪派的两大要求——速开国会，责任内阁，所获得的回应，诚如梁启超所言：“当举国请愿国会运动最烈之时，而政府犹日思延宕，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鄙人感愤既极，则在报中大声疾呼，谓政治现象若仍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此语在《国风报》中凡屡见。”他在第三次请愿之前说“现今之政治组织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1916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必无之事”。
连被目为保皇和改良重镇的梁启超都悲愤作此预言，则清朝之自蹈死路，时日无多，恐已无几人怀疑了。
五个月后，武昌首义，各省通电独立。皇族内阁随之解散。企图以重用血缘亲贵和君主近臣以确保江山万年不坠的心态，来回应危机，回应社会变革的汹汹大势，其后果如何呢？历史的判决是：不及半岁，该内阁就早夭了。
因其保命，所以短命。历史的逻辑岂不令人深长思之？
讽刺的是，正是替清朝草拟了支持君主立宪奏章的满清状元张謇，在武昌首义后，又主笔起草了《清帝逊位诏书》，以民军、清廷、袁世凯三方立约的形式，终结了满清王朝。
倾听沉默的心声
返观今日之国中，在共产制度濒临消亡的历史潮流中，在一党垄断，一人专权，贪腐遍地，内外交困的大势下，以选择性反贪翦除异己，进行冷酷清洗；以残酷的拆迁，驱逐低端人口，实施社会镇压；在经济下滑，民怨沸腾的大背景下，最高当局权令智昏，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强力违规操作，欲修改宪法而致终身执政，帝制自为，致使北京政权陷入更深的合法性危机之中。举国上下，民怨沸腾；四海之内，讨伐蜂起。由是，“保卫改革开放”之声不绝于耳，“拒绝政改，将蹈‘死路’”，已成广泛共识。抗击之风，起于青萍之末，荡漾于茶余饭后、微信之上。国际舆论，清议喧哗，群情滔滔；国内禁言，道路以目，愤然默对，掉头以去，以脚投票。
由此，人们就不难懂得，当辛亥革命骤然降临，以往曾维护皇室、反对革命的立宪派和地方官何以竟大都抱持幸灾乐祸、乐观其成的态度。其实，若没有立宪派和地方官们的支持或默认，各省纷纷“独立”的革命态势原本是不可想象的。然而立宪派因失望而与革命派的合流，促成了满清王朝地崩山摧式的解体。
试看今日之国中，被肆无忌惮的重返帝制所激怒，以梁公、张謇传人自诩者，正在不知不觉之间，转型成为孙文、黄兴的传薪者。这恐怕是当局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也是国人不得不倾听的未来的先声。
状元张謇身份的变迁，为历史做了最好的注脚，为后人提供了启迪性范例。
击破“蛮横政治”
北京最高当局至死也不肯放弃手中的垄断权力。恰如百年前的满清亲贵，分明楚歌四面，洪水滔滔，仍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沉浸在江山仅为他们的独家禁脔，任何外人不得染指的甜梦中。
但是，时间已经不站在他们一边了。
也许，他们并非不懂得这点。但作为像毛泽东一样“无所畏惧的”“唯物主义者”，他们不怕天谴，不畏上帝，其共享的心理是：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所以，我有时在想，现代医学的进展，在中国，恐怕另有妙用。那就是：延缓政治更新的节奏。
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曾经说过一句关于科学真理的真理：“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取得胜利并不是通过让它的反对者们信服并看到真理的光明，而是通过这些反对者们最终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起来。”这一断言被称为普朗克科学定律，并广为流传。
平行移植它到中国政治中，它的变体就是：“一个新的政治制度取得胜利并不是通过让它的反对者们信服并看到新社会的光明，而是通过这些反对者们最终死去，熟悉新时代特征的新一代成长起来。”
这是中国政治残酷的悲剧。
人们所见到的是：慈禧死，民国兴。泽东死，改革行。中国2018年这场权力转换的游戏，难道必须等待“皇帝”之寿限？
中国政治的变迁节奏与统治者的寿命亦步亦趋。这种人亡政息的“中国特色”，不仅使中共将来面临更为凶险的前景，也使21世纪的中国人蒙受羞辱。何时打破了这一中国特色的政治节律，那时中国政治才真正上了轨道，成为文明人类的一员。
虽然，2018中国的权力蛮横撒下了满地鸡毛，播种了遍野的失望。但客观而论，尚未抵达绝境。毕竟，当代的神州已非百年前的皇天后土了。环顾围绕中国的制度性生态环境，中共党国已成濒临绝种的稀有动物。它的前景是傻子也能看见了。况且，百年奋斗，仍然留下了诸多足资珍惜的教训、经验和精神遗产。这些遗产，在冥冥之中，看护着中国。
当下中国，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虽状似百年轮回，然而已有萌动之新芽参杂其中了。剔除了上一百年最为极端的悲剧场景——20世纪中国最惨烈浓重的毛泽东阴影——之后，历史的戏剧，将在不知不觉中渐次呈现。可以预期，在接踵而至的历史舞台上，我们还会依稀辨认出一系列似曾相识的身影，迷蒙之中，或许将碰见新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张謇、孙文、严复、蔡元培、胡适、段祺瑞、蒋介石、张君劢、陈独秀、卢作孚、梁漱溟、罗隆基、彭德怀、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雷震、殷海光、蒋经国、林昭、遇罗克、顾准、陈寅恪、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司徒华、李慎之……诸多人物，翩然而至。自然，还会有一些我们全然陌生的人物与戏码浮出水面。倘若21世纪的中国幸运地豁免了重大战争的浩劫，所有上述共处一堂的身影，他们反省及厘清历史功罪的智慧、遵守游戏规则的博弈之道、宽容和解共生的胸怀，作为精神资源和价值资产，将可能引领中国避免重蹈覆辙，走向真正的文明复兴。
诚然，个人的寿命与皇朝的命数、与历史变革的节奏相比，实在过于短暂。中国士林中弥漫的悲凉之雾和焦虑心态，大体源出于这种接连受挫而前景迷茫的体验。实际上，类似的悲凉与焦虑的情结，在各国转型的进程中都屡有出现。然而，以长程历史观之，变迁的端倪仍是不难觉察的。据报载有某宏图大志的中共官员在想象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百周年时将如何普天同庆云云。笔者虽不才，亦愿效法梁任公而断言：“政治现象若仍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年’九字连属成一名词。” 谓予不信，请以此言为后辈子孙立字据,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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