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头最硬的中国领导人

1945年9月，重庆。蒋介石身着戎装在中央电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35年，蒋介石对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求：

“凡我同志，应知吾党上对亿万世之祖宗，下对亿万世之后代，中对全国国民与世界人类，所负之责任，更千百倍于往昔。我总理深知国者人之积，人者心之器，国家之治乱，系于社会之隆污，社会之隆污，系于人心之振靡。又知往古圣人诚正修齐治平之一贯大道，与修身为本之唯一至德，为救国救民救济全世界人类之无上要义，故特制全党党员守则十二条，通令全体同志一致遵行。务期父以教子，师以教弟，长官以教属僚，将帅以教士兵，共信共行，互切互磋，亲爱精诚，始终无间。人人能成为世界上顶天立地之人。

一、忠勇为爱国之本；二、孝顺为齐家之本；三、仁爱为接物之本；四、信义为立业之本；五、和平为处世之本；六、礼节为治事之本；七、服从为负责之本；八、勤俭为服务之本；九、整洁为强身之本；十、助人为快乐之本；十一、学问为济世之本；十二、有恒为成功之本。”

蒋介石对共产主义认识之透彻、深刻及深远，即便在今天看来，仍如醍醐灌顶，促人猛醒。只可惜当时国民政府未能大加宣传，未为全社会所重视，未成为全体民众的主流认识，特别是未能让共产控制的民众认识，这不仅是蒋中正的悲哀，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蒋介石的英明真知灼见，散见于多处。在1927年4月18日《建都南京告全国同胞书》中痛陈：“不是因为共产党的罪恶没有暴露，乃是因为神经麻木的中国民众不受到十八层地狱的痛苦，不会觉醒的。”在1943年所作《中国之命运》著作中指出：“五四以来，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都是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的。他们对于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迹，而不求其精义以裨益中国的国计民生的。致使一般文人学子，丧失了自尊与自信。其风流之所在，一般认为以为西洋的一切都是好的，而中国的一切都是不好的。至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国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其结果他们的效用，不过使中国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这真是文化侵略的最大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

正是由于蒋介石对共产主义的深刻认识，所以在抛弃马列、反共产行动上，态度坚决，毫不手软：1926年3月平息“中山舰事件”，5月提出“整理党务案”，打击马列共产；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平息共产主义的暴乱，期间虽有误伤老百姓的事实，但其在各地肃清共产，自此与“联俄容共”政策彻底决裂，并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1931年“9.18”事变后，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苏俄盘踞之地进行多次军事“围剿”；武汉失守以后，蒋介石先后发动三次清剿共产的高潮，削弱了日寇的同盟力量。但蒋介石虽五次对共产主义进行剿除，但由于西安事变而功亏一篑。

1928年到1937年这十年，被称为“黄金十年”。在华东等地区中国的民族资本获得长足的发展；国民政府处理了租界问题，收回了部分外国在华享有的特权；积极进行了法律及刑罚系统的现代化；稳定物价、偿还国债、改革金融及货币系统、铺设铁路及建设公路、改善公共卫生设施、立法对抗毒品交易，以及提高工业及农业生产、加强教育方面等，都有长足进步。除此，蒋还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强调儒家道德价值，并且推行国语作为标准语言，推行卫生的现代生活方式，希望能在共产革命最活跃的江西省建立新秩序，等等。

此间，蒋还取得了与地方军阀的中原大战胜利，中央军亦随剿共进入本处于半独立状态的西南各省军阀的地盘，大体统一了中国本部。蒋在与红军对抗的同时，在华北和上海采取适当的军事行动抵抗日本的侵略，修筑全国公路网，积极购进外国武器，在北平、上海、南京等地修筑牢固工事等等。让后来蒋的“以空间换时间”，以大西南为根据地进行长期抗战的策略成为可能。国民政府在1936年制定了宪法草案，并准备召开立宪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结束党治，还政于民。

此间最为可惜的是：1936年12月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以“兵谏”为名，挟持蒋达12天，向蒋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联合抗日等要求。最终西安事变虽和平落幕，但剿共工作却功亏一篑，影响日后中国历史发展极为深远，让蒋恼恨不已。限于篇幅不作详叙。唯有蒋中正给全国国民的遗嘱记述如下，以现其耿耿爱国护民之心：“中正不能为国自重行居轻简，以致反动派乘间煽惑所部构陷生变。今事至此，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惟有一死以报党国者报我人民，期无愧为革命党员而已！我死之后，中华正气乃得不死，则中华民族终有继起复兴之一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无所系念。惟望全国同胞对于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条：一、明礼义；二、知廉耻；三、负责任；四、守纪律，人人严守而实行之，则中正虽死犹生中国虽危必安，勿望以中正个人之生死而有顾虑也。中华民国万岁！中国国民党万岁！三民主义万岁！国民政府万岁！国民革命军万岁！蒋中正”。

西安事变之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国民政府达成协议，解散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改为边区政府，停止土地改革，将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成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政府同意停止剿共，一致抗日。

早在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东三省，觊觎华北，威胁全国。其时，北伐虽然成功，东北张作霖、华北吴佩孚、华中孙传芳归于国民政府，然众多省分的诸侯仍拥兵自重，独立施政，不受国民政府领导（如新疆盛世才、青海马步芳、山东韩复榘、广东陈济棠等），特别是还有一个国中之国——苏俄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它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苏联给的经费，一切听命于苏联顾问指挥，目的是推翻国民政府，建立赤色政权，由此引起国共两党长期内战。当蒋介石调兵北上抵御日寇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乘机从江西向四周扩张；蒋介石回师剿共，日寇又乘机南侵占领华北，形成了日寇、中共对国民政府的夹击之势。国家四分五裂，而经济和军力更是衰敝，根本无力抗战。当时的日本经济在世界上一枝独秀，工业增长速度年均9.9%。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近60亿美元，占国民经济总值的80%。1937年，日本的武器生产能力达到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余辆，造船能力为40余万吨，造舰能力为5万吨。而中国是飞机基本上没有生产能力，大口径火炮、坦克、汽车没有生产能力，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仅能生产少量小型舰艇，主要部件和原材料还须依赖进口。“七七”事变前，中国的钢产量是4万吨，而日本是580万吨，仅为日本的1/145；中国石油年产量为1.31万吨，日本为169万吨，只有日本的1/129；中国铜年产量为0.07万吨，日本为8.7万吨，是日本的1/121。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工业与日本相比，居于绝对劣势。战争全面爆发时，中国能够参加战斗的飞机只有223架，而日本陆军航空兵团共有作战飞机大约960架，海军陆基和舰载作战飞机共640架。卢沟桥事变前，中国实际作战舰艇只有60余艘，排水量共约6万余吨，且多为超龄旧军舰，排水量只有日本海军的1/20。日本的海军实力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英国。

在如此巨大的劣势面前，蒋介石忍受国民的辱骂谴责，埋头进行抗战的准备工作。一方面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大举剿共，根除赤祸；同时，与各省当权者谈判，在国破家亡的共同威胁下，团结一致，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共御外敌。另一方面，积极进行经济和军事准备。通过币制和税制改革，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向外国购买军火，在后方修建兵工厂，修造未完成的平汉铁路通车，修造万余公里公路，在战略要地建大炮、机枪掩体3700多座……。经过六年准备，国力增强，奠定了抗战的初步基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表明了中国军民誓死不当亡国奴，抗击日本侵略的坚强决心。

蒋介石被西方媒体评为远东地区骨头最硬的领导人。在外国人看来，抗战简直是发疯，可是他不畏强暴，宁肯战死也不作亡国奴。抗战初期，面对强敌，前景最暗淡的时刻，连曾经的革命领袖汪精卫都投降了日本。据蒋介石的二儿子蒋纬国将军说，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面对日本这么强大的敌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能撑到什么时候！蒋介石所面临的，不仅有外患，更有内忧；不仅有日本的侵略，而且有各式各样军阀残余的连续反叛。这些大大小小的武装割据势力，自顾如何扩大自己的私人武装与地盘，完完全全是一盘散沙。在西北，共产党的军队在发展，咄咄逼人；而且国军内部许多原军阀部队，阳奉阴违；日本人已经锁死海岸线，中国的外援完全依靠滇缅公路。而日本要求英国人封锁滇缅公路，向他们承诺：“你帮我切断滇缅公路3个月，我就可以把中国摆平，再一起攻击希特勒……。”身为国家元首，可以想象他的担子有多重，整个民族的命运都在他的肩头。当时蒋纬国经常在深夜听到委员长在洗澡的时候长声大叫，有的时候喊“天”，有的时候喊“妈”。他就是靠这样的方式抒发自己的压力。

蒋介石的硬骨头不仅表现在泰山压顶不弯腰，更是不惧危险，身先士卒，冲锋在前。1937年8月13日，大规模对日抗战在淞沪战场全面爆发（淞沪会战），蒋介石冒着被日军击落的危险，多次飞向上海火线督战，其夫人宋美龄亦曾在劳军途中被日军飞机炸伤。而这，在所有二战各国领袖中是绝无仅有的；更是躲在延安窑洞里说蒋介石不抗日下山摘桃子的毛泽东不能比的。

关于蒋介石领导抗战的过程，近年来已真相大白于天下，包括大陆官方自己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中都承认是国民党主导了全国抗战。著名抗战名将孙元良将军这样评价：“我以一个抗日老兵的亲身经历表达我的肺腑之言，总统蒋公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他领导亿万民众拖垮、打败日本侵略军，重光国土，这一万古奇勋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他一生廉洁，朴素，勤勉，自律，不抽烟，不喝酒，住陋室。对朋友肝胆相照，对敌人豁达大度，慈悲为怀。……近代中国的政治领袖很少能像他那样德厚流光。”抗战时任中缅印战区美陆军司令兼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在其回忆录《魏德迈报告》一书中，这样言及他对中国抗日的感受：法国人打了六个星期即告屈膝。可是坚韧的中国人民已经苦撑了七年。我开始领会到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惊人的坚忍与耐力，绝非如史迪威及他那些记者朋友所描述的不愿作战。在我与蒋介石两年的相处中，我确信他是一位正直无私的领袖，对其人民的福祉极为关切，并渴望建立符合孙中山理念的宪政体制政府。在我看来，蒋介石最大的弱点是他对朋友及旧属的忠诚。

对于国军的所谓不抵抗，孙元良这样解释：“今日中共拥有八百枚原子弹、两千支战略导弹，他尚且不敢出兵收复弹丸之地钓鱼岛列屿，可当时中日两国军力的对比犹如一名羽量级拳手与一名重量级拳师对阵：敌人是头等强国，有配备近二百万吨兵船的海军，有配备两千七百架全天候飞机的空军，有四百五十万训练精良，装备充足的陆军；而我们这个衰老的大国，海军仅五万吨兵船，空军仅三百架旧式飞机，陆军仅有二百万未受教育的士兵与不懂现代战术的指挥官。双方装备之悬殊更令人吃惊：日军一个师有五千多匹马、五百辆汽车，步枪每人一支；但国军每师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枪，既无坦克，又无陆空协同，多数师没有大炮。我们的士兵往往在战场上遭遇到敌军坦克时，才晓得天下竟有这种新式武器。” 一•二八淞沪抗战，“此役中国不曾战败，日本不曾战胜，双方互不赔偿。这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同日本打了一次平手。此役中国官兵伤亡三万四千一百六十人，而日军伤亡仅三千零九十一人，十一比一，这也正说明了一个没有准备的弱国，在遇到强敌时，究竟先跟敌人虚与委蛇好呢？还是立即宣战的方式合理？”对此问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根据所藏的蒋介石日记研究后也表示：“在日记里他一直强调，中国是弱国，根本没有能力抗日，所以只有拖，一直拖延最后决战的时刻，好利用这个时间积极备战”。“另外他期待日本与苏联能够开战，这样能够两面拉锯，减轻中国战场的巨大压力。”

抗日期间，蒋介石还于1943年3月发表著作《中国之命运》。全书共八章，十万余字。中心思想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认为“三民主义”的本质是“国民革命”，而国民革命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核心。“国民革命的初步成功，即为建国工作真正的开始。我们中国的建国工作有国内的与国际的两方面。”“国民革命的现阶段，是由民族主义的完成，到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贯彻。”此书总结中国的五千年的历史演变和儒家文化底蕴，回顾了中国近现代历史，论述了不平等条约之废除是信仰三民主义的结果。同时严厉批判了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指出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均破坏中国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的争论实际上是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此书重点论述了“一个主义一个党”，指出：抗战的最高指挥原则，惟有三民主义。抗战的最高指导组织，惟有中国国民党。指出：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即任何党派，任何力量，离开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决不能有助于抗战，有利于民族的复兴事业。

1943年1月12日蒋介石向全国发表了《中美中英平等新约结成告全国军民书》：“我们中华民族五十年革命流血，五年半的抗战胜利，乃使不平等条约百年的沉痛历史，改变为不平等条约撤废的光荣记录。这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为起死回生最重要的光荣一页……”其后全国各大报刊均发表社论表示庆贺，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各大城市的各界人士纷纷自发的走上街头欢庆。1月15日，共产党也发表宣言表示庆贺。其后四年间，国民政府经过一系列谈判，废除了与法国、荷兰、比利时、巴西、挪威、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

1943年12月1日《开罗宣言》，决定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得或侵占的一切岛屿。日本窃取中国的领土归还中国。包括台湾、东北四省、澎湖群岛等。中英美首脑协商敲定的《开罗宣言》总共只有250个字，其中有一半是为确定中国的利益而写的。在开罗会议的公开宣言及秘密协定里，中国得益是最大的。

1944年4月25日，“联合国成立大会”于美国三藩市举行。参加会议的有50个国家。会议由四大国首席代表轮流担当主席。以中、英、法、俄、西五种语言为正式语言。6月25日，各国代表在联合国宪章的中、英、俄、法、西五种文本上签字。中国代表团首先签字，最先签字的是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顾维钧，大陆官方代表董必武同其他中国代表也一起签了字。接着是苏联、英国、法国代表团签字，其后是其他国家代表团按英文字母顺序签字，东道主美国最后签字。中国代表团最先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是值得全体中国人民骄傲自豪的，这一时刻将永载史册。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中、美、英、苏四国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8月15日晨7时（中国时间），四国政府同时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当天上午10时，时任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区总司令、中国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对全国军民和世界人士发表题为《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的广播演说，庆贺抗战胜利，缅怀全国抗战以来忠勇牺牲的军民先烈。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国总投降的签字仪式于停泊在东京湾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各国代表登密苏里号战舰时，公推中国代表第一个登舰。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一登上密苏里号战舰，雄壮的军乐立即奏起，青天白日国旗冉冉升起。各国无数人群一齐肃立致敬。早9时整，签字受降仪式正式开始。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统帅身分在受降书上签了名。其后就是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签字。以后才是苏联、英国等国的代表。签字的顺序也代表了中国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巨大贡献与重要地位。

领导中国人民坚持了14年之久的抗战，让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国家真正地扬眉吐气。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在全世界值得骄傲和炫耀的大事，它结束了百年来中国受列强欺侮的尴尬局面，让中国在世界有了强有力的发言权，由于抗日战争的胜利，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对所有列强强加在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均遭废除，而且《开罗宣言》谈判过程中蒋介石也一揽子地提出了解决香港、澳门等问题。蒋介石真正洗清了中国蒙受百年之久的奇耻大辱，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真正地站立起来了。

也因此，蒋介石被称为骨头最硬的中国领导人，当之无愧。

2012-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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