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写序

我写过一则短文《汤用彤的顾虑》，是说汤先生的心情的，这篇短文是因我在书摊上购得一册汤先生的旧著而引出的感慨，因为我把那本旧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后来重印的稍微比较了一下，看到场先生的重印后记，想到了知识分子困境。中国知识分子，要说硬也硬，要说软也软，这都不难找出许多例证。

但对知识分子性格的认识，我大体倾向于认为读书人嘛，还是柔弱的多，刚直的少。就性格而论，文人一般总比武人懦弱些。了解读书人的这一面，才好再去了解他们变化的历史。

汤先生步入新时代后处境算是好的，旧著大多重印了。汤先生那时一是年事高，二是身体不大好，这样的处境，使他谨小慎微起来，也在常理中。

我写完那则短文后，又在书摊上以极廉的价格买到汤先生的两册书，一本是《魏晋玄学论稿》，1957年人民出版社印的，一本是《往日杂稿》，1962年中华书局印的；一为小32开，一为大32开。我很喜欢过去人民和中华书局印的学术书，封面和开本都只给人简洁雅致的感觉，学术书，就应该是这种风格，今天许多学术书的设计，都太花、太俗，感觉不好。

汤先生每印旧著，都要写小引、前言、重印后记之类，一是说明文稿的大体情况，一是总要检查自己的思想。这些为旧著重写的前言后记，常常可看出汤先生的心情。而这种心情和重印旧著本身是一矛盾体。因为汤先生在这样的文章里总要先声明，这些旧著已经没有重印的必要，至多是一点资料。那我们要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让印呢？看来这都不过是一些套话，说说而已，在心里，哪个学者不珍爱自己的旧著呢？但有些废话还得说说，这样或许能增加一些保险系数。

比如在《论稿》中，汤先生就说：“今既要出版，本应大加修改，然而由于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很差，又久在病中，原定计划既未完成，更谈不到把旧稿彻底改造。”书是按旧稿印了，但这样的话也一定要说，另外再深刻检讨一下自己的过去，这似乎已成为那个时期老学者重印旧著的一个惯例，集中研究这种现象，也是了解知识分子处境的一个角度。

汤先生给《杂稿》写的前言更有意思，先说自己是受了资产阶级“史料学”的影响，搞起考据之学来，而不去研究这些材料说明什么问题，不去从史料中引出合乎实际的结论，“而往往是材料堆砌，不能真正地解决什么问题。今天看来，这样的风气当然是要不得的。”可到了文章最后又说：“这本文集，今天看来误谬之处甚多，我想它之所以能出版，主要的是说明解放后我国文化事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了重大的发展，说明了人民政府对保存史料的重视。”前后如此矛盾，可见汤先生当时的心情。

（选自谢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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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的顾虑

我从旧书摊上拣得一册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上册已不知散落何处。此书是1944年在重庆翻印的，所据初版本为1938年6月商务版。这本书是汤先生的传世名著。1955年中华书局重印过，1962年再印。1983年作为“汤用彤论著集之一”又印过一次。前两次重印，汤先生都写了“重印后记”，特别是1955年版的后记，能见出当时汤先生的心态。

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专业本身与政治分不开的，如搞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的那些学者，像钱端升、费孝通、吴景超、储安平等，这些人最容易出事。二是专业本身与政治无关，但学者本人却对政治有热情，像冯友兰、潘光旦、雷海宗和一些自然科学家，这些人遇事多数也难幸免。还有一种人是专业与政治无关，本人对政治也不热情，像陈寅恪、陈垣、汤用彤。

按说这种纯粹的学人，又都是公认的大师（二陈和汤均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人文和社会科学组的院士），由于远离政治，他们本应无不适感，因为他们从事的学问，与政治的变易并无多少关涉。但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陈寅恪人们说得很多了。陈垣后来也说了许多合时宜的话。

汤用彤的经历还算平静，但他的心境已不从容，不清静。汤先生的名著是1938年在长沙发行的，当时抗战已开始；北大、清华、南开迁至长沙组成临时大学。汤著初版时有一“跋”，汤先在“跋”中只述与学术有关之事，并述及自己的治学经历，虽然用语谦虚，但也能见出学者的自信：“然敝帚自珍，愿与多年研究所得作一结束。惟冀他日国势昌隆，海内又安，学者由读此编，而于中国佛教史继续述作。俾古圣先贤传大之人格思想，终得光辉与世，则拙作不为无小补矣。”（《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汤先生生性忠厚，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说“锡予寡交游，闭门独处”（见该书155页，台湾东大图书公司）。还说汤先生在朋友为学互相驳难时，“论佛学，锡予正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最为专家，顾独默不语。”（同上）可见汤先生性情之忠厚。

梅贻琦掌西南联大时，在人事安排上较偏重清华，如当时文学院院长一直由冯友兰担任，而没有轮及北大。钱穆就说：“如汤锡予，岂不堪当一上选”（同上，190页）。钱穆对汤用彤的评价是“独立不倚，极高明而道中庸”（麻天祥《汤用彤评传》323页，百花洲文艺版）。40年代末周炳琳致函胡适述及北大情况，说：“锡予兄处事稳重持平。深知各方面情形，数月来局面之维系，孟真实深得其助。”（《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13页，中华书局版）

对那些好说话易冲动的人来说，经历新时代，看不惯就要说，这一说就麻烦了。但像汤先生这样性格、这样学问的人也变得不由自主起来，是很令人深思的，甚至他还说出这样的话：“回头来看这一部旧作，感到非常惶悚。”（《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重印后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

1955年，对知识分子来说，已经经过了思想改造运动，有过了批胡适、批胡风，像汤先生这样谨小慎微的人，没有触动不可能，所以才有这样主动的检讨：“在这一部书中，我没有能够认识作为宗教的佛教唯心主义的本质，没有能够认识它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我只是孤立地就思想论思想、就信仰论信仰，这显然不能正确地认识佛教在中国文化思想领域中所起的反动作用。因此，对于佛教的估价也不可能是正确的。”（同上）

读这篇“重印后记”，从言语行文中，能感到汤先生的心情，处在一种悄悄不安之中，学者都希望自己的著作能有更多的读者，但重印旧著，又生怕惹事生非，生怕承认自己的过去，总是在一种否定旧我的心情中，试图找到与新时代的契合点，但这哪里可能呢？汤先生的研究方法本来是很先进的。但他也只能说：“应当肯定，在旧的观点、方法支配之下所进行的考订研究工作，它可能取得的成绩终归是有限的。”（同上）

《汤用彤评传》的作者麻天祥说：“这如不是过分谦虚之辞，则必定是违心之说。”（见该书119页）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平与时代的学术环境和学术精神是一致的。如果说汤先生的违心之论是有道理的，那按新的方法、新的时代精神来研究学问，应该达到比过去更高的水平，但事实是无情的，今天研究佛教的人，还得看汤先生的旧著。

（选自谢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