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教授中，冯友兰和金岳霖的人生道路都很漫长，经历了许多历史变幻。冯友兰的命运，给中国知识分子留下许多启示，这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我曾写过一篇《晚年冯友兰》，说了我对他的理解。我对冯先生的学问是门外汉，我感兴趣的是他的经历。我想从他的经历中看一代知识分子的坎坷人生。我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同样面临不适应，这时决定一个知识分子选择的动力是什么？过去的理想、文化的传统能起多大作用？也许这是难以说清楚的。但有一点，我觉得可以说，也容易找到相应的历史事实，那就是一个人的个性。个性这东西，有时候和信仰和传统是分裂的。在环境压力下的知识分子，信仰和传统的力量有时会很快消失，生存的力量是决定性的。像冯友兰在“文革”中的转变，从他早年的行为中也能找到相应的依据。台湾马逢华曾说过当年他和萧公权闲聊，说起清华旧事，萧公权说，战前清华园教授同仁之间就流行这样的说法：
Whatever Daisen Says，it goes；Whatever it goes，Chisen Says。
这话的意思是岱孙怎么说，事情就怎么做；事情怎么做，芝生就怎么说（马逢华《记西南联大的几位教授》，《传记文学》52卷6期）。虽是学林掌故，但我们却能从细微处见到一个知识分子的个性。面临同样的历史巨变，冯友兰和金岳霖的转变有点类似。1974年冯友兰在《光明日报》发表《咏史二十五首（并序）》，这些诗明显留有当时的历史痕迹。《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有“金岳霖来信称赞《咏史诗》”的记载（蔡仲德编《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初稿》52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可见金岳霖当时的思想状况。
金岳霖的道路，和他同时代的著名学者一样，都是早年清华，然后留美，回国做大学教授，虽然专业不同，但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整体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们对政治的态度，这个态度简单说就是“参政意识”。金岳霖的专业懂得的人不多，他当年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已是首屈一指的人物，1948年他曾和冯友兰一起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的院士，它是当时一个学者的最高荣誉。金岳霖曾说过他一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对政治不感兴趣，不等于对政治没有见解。过去的知识分子，多数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但同时他们又都对政治保持有热情，金岳霖曾在许多公开发表的宣言中签过名，对学生运动，他也和多数大学教授一样，有自己一贯的看法。金岳霖早年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殷海光曾这样描述当年金岳霖对他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155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一个教授当年的风范给学生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可以想见金岳霖的精神魅力。但同样一个金岳霖，在后来却突然发生了变化。他的学生王浩曾说，金先生的绝大部分文章和3本专著都完成于1948年底以前。“金先生于1949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对此王浩的评价是“所以一个人如果多年来专心追求一个理想而中途忽然转向另一个理想，恐怕不易得到像持续一个理想所能得到的成绩。”（《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第4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他先后参预了对杜威、胡适和罗素的批判，参预了对梁漱溟、费孝通、章伯钧的批判。这个被他的学生认为“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的人，突然转变了。他的转变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人们对他的选择也许已不再苛求，但如何评价这种选择，从这种选择中能看出什么东西，却是不容含糊的。
王中江在《理性与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及其哲学》中有一段话说得极好。他说：“对他50年代以前的哲学的片面的批判和否定，使我感到愤怒和痛苦。对此，金到底是如何感受的，我们已不能详细得知了，但我忍受不了。从理智上，我同情他，一心想为他的所为作出辩护，把他个人的悲剧性失误，转换成同时代的悲剧性曲折；但是，从感情上，我不能原谅他，我甚至反感，我要求他对他自己的失误承担责任。”（见该书25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金岳霖这一代知识分子，本来言论应该是最具独立性的，但在历史巨变中，我们没有看见这种独立性。金岳霖晚年，对自己的选择有很沉痛的反思，但他的话说得很含蓄。他说：“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解放后，绝大多数的人都心明眼亮起来了，难道我反而糊涂了？我也没有变成糊涂人。事实是既有政治，也是‘政治’。”（刘培育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60页，四川教育出版社）金岳霖其实在这里想要说的是，多数人放弃了独立性，我也就不再坚持了。为什么要这样呢？金岳霖说：“解放后，我们花大功夫，长时问，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我这样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这一点如果我不承认，怎么说得上有自知之明呢？根据这一点我就争取入盟入党了。”（同上）
1957年，金岳霖平安无事，不知这是否和他与毛主席吃过4次饭有关，但与金岳霖主动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而尽可能迎合时代有关。关于金岳霖早年的生活，我们现在知道的不多，知道的也多是关于他个人生活的一些趣闻，如他和林徽因一家的关系之类。我读过一些国内出版的关于金岳霖的书，感到金岳霖这样的知识分子是读书人的楷模，身上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学问好，人又高雅，有中国人的机智（如他有作联语的嗜好），又有西方人的幽默。从他晚年的谈话中，能感到他在做出违心之论时，是有过考虑的，不过他“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就个性而言，金岳霖大概属于比较软弱的人。
1922年，金岳霖28岁的时候，在当时的《晨报·副镌》上写过一篇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1922年12月4－5日），这篇文章好几本关于金岳霖的书都没有注意到。了解青年金岳霖，这篇文章是很重要的。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金岳霖还在英国。文章是由蔡元培、胡适等知识分子在《努力周报》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而发的感想，蔡元培、胡适在这个主张里提出了著名的“好人政府”的主张。从金岳霖的这篇文章看，他对中国的社会、政治、人情都有很好的分析。特别是他对知识分子的理想，仍能给我们启发。第一，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他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做职业的意思。若是议定宪法修改关税的事都是特别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独立过自己的生活。”第三，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第四，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金岳霖年轻的时候，虽然对中国社会的利弊有清醒的认识，但并没有失去信心。他说：“有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致于被政府利用，他们本来是独立的，所以能使社会慢慢的就他们的范围。有这样一种优秀分子，或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功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致于无望。”一个人如果不特别健忘的话，他在年老的时候，应该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理想。金岳霖的这篇文章是他专业之外的感想，也许他早已忘记了，但文章可以忘记，理想却不会丢失，只是尘封在记忆中不愿再去提起，时代留给金岳霖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难题，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选自谢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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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的转变
1949年后，中国老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金岳霖的变化最让人难以理解。一般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史的人，倾向于认为金岳霖的转变，外在压力是主要原因，这也是观察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1949年后真实处境的一个基本思路。我们判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转变，特别是他们在知识系统方面的变化，主要强调“一致性”，也就是说，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知识上的突变，要有知识变化的内在逻辑，转变不能让人无迹可寻，如果在短时间内简单否定个人一生所获知识的基本价值，大体不符合常识，因为简单否定自己的知识系统，意味着对自己智商的否定，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这很难认为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变化要求。
我们观察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权转移时的选择，留意情感和理智两面的复杂情况，比较容易走近他们的内心世界。理智是他们一生的知识系统决定的，而情感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整体，包括了相当丰富的个人经验和国家命运。具体到金岳霖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他们个人的情感经验和民族命运之间有一个很难跨过的局限，那就是他们成长时代的民族命运留给他们的记忆过于强烈，他们把国家统一和强大的事实，看成超越个人理智和情感的一种想象，一个经典的细节是1971年，听到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冯友兰、梁漱溟等都流下了眼泪。金岳霖和他们是一个类型的人。
胡适当年在美国，听到金岳霖的转变就很难理解，1952年，胡适给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英译本写前言，特别举了金岳霖的例子，胡适的看法是，在外力下要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真正转变是不可能的。他说新政权“已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胡适的意思也是强调知识的“一致性”，他只能从外力压迫的角度理解金岳霖的变化。我认为判断金岳霖的变化，我们一定要注意他所生活时代的真实处境，抽掉这个背景，就容易不近人情，在确定有压力的基本前提下，再来判断他的变化，并从他的变化中看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内心的一些真实情感，这样似乎更合常理，也比较能注意历史的复杂性。完全的“压力说”，在解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变化时，难免会忽略他们内心的真实情感。
1955年12月9日，中央统战部为即将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交过一个文件，名为《在宣传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运动中如何加强对高等学校老教师的团结改造工作的调查报告》，其中特别提到金岳霖思想的转变：
以北大哲学系主任金岳霖为例：金岳霖在学术思想上受罗素的影响很深，是我国旧哲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声望。他热爱祖国，但在解放前对我党深怀疑惧。他骂参加民主运动的教授说：‘共产党来了没有自由，中国都是你们这一伙人搞坏的’。解放了，共产党来了，他不断地‘发现了奇迹’。他说：‘人家却真能使自己所梦想的民族翻身变为事实！’‘这样的党，是中国从前所没有的！’于是，他的政治态度转变了，对我党由疑惧转为拥护，成为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这是他的第一个转变。但是，他‘并不因此就接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他在学术思想上仍然坚持唯心主义的观点，并且和先进的哲学工作者们经常发生公开的正面的争辩。正是在反复的争辩中他受到了许多教育，同时他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认真地阅读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特别是学习了《实践论》，这时，他说：‘我思想上有个近乎突变的转变。两年中点点滴滴的心得，结合到《实践论》的学习，使我认识到旧哲学是形而上学的，根本是反科学的，而辩证唯物论是科学的哲学，它硬是真理。’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学术工作中的领导地位，这是他的第二个转变。自此，他更努力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他苦于不能摆脱唯心主义长期以来所加于他的桎梏，感到‘能学不能用’，对自己能否在思想上得到根本改造还有怀疑。思想运动的发动，使他增强了信心，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方向和前途。他积极参加思想运动，努力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进行认真的批判，基本上自觉地站到唯物主义这一边来，这是他的第三个转变。在思想运动中（至七月底为止）他共写了两篇论文，发表后都获得好评。他在讨论会上有些意见提得很中肯，当别人对他的文章提出批评时，他也能够比较虚心地考虑和接受，对于他所认为不能接受的意见，他也直率地说明不能接受的理由。他比较重视年轻同志的意见，认为‘年轻人提意见单刀直入，你要不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他们决不放手，不像我们老年人提意见，蜻蜓点水似的’。在党和民盟的推动下，他对其它唯心主义毒害比较深的老教师，能够经常给予热情坦率的帮助，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目前在他身上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还很不充足和熟练，感到“战斗有心，武器不足‘；一是头脑中还有比较多的唯心主义思想的残余，不时还发生’内应’。”（《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资料》（第二辑）第26—27页）
这个报告中描述的金岳霖思想转变的情况，特别提到他转变中关于“民族翻身”的感受，应该说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中，这个感受是发自内心的判断，至于建立在这个判断基础上的对自己以往知识系统的简单否定，可能更多还是来自于外在压力，因为完全改变一个成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知识系统，在逻辑上一般是不可能的，这个观察还是胡适的判断有道理。
2010-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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