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达到高潮，全国各地方基本上达到全行业公私合营，工商业者“敲锣打鼓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工商业者在公私合营过程中，通过当局组织的清产核资、“赎买”等手段，将自己多年经营的企业、商店交给了“公家”，自己则按照核资后资本额度领取五厘的利息，当然，自己也由企业的经营者变为员工。
对于这些身份转变了的工商业者，在公私合营后的处境，笔者在《见过各种证件的你未必见过这种：〈请长假证〉》中曾经提到过，当局有“过河拆桥”的嫌疑，他们虽然成为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在以阶级成份来区别敌我阵营的时代，拥有过“资本家”称号的这些人还是被另眼看待的，遭受到各种不公。以下是一个曾经在县城开过百货铺的小老板在公私合营后的经历，材料来自于他于1974年给组织上写的申诉信：
【安阳地委统战部负责同志：
我叫李道生，中农出身，商人成份，家住河南省长垣县苗后公社南岳集大队小街村，1954年我和爱人在县城内南街开办百货铺，1955年12月间，集体过渡到城关供销社合作社，1956年7月份集体又都转到百货公社，我被分配到文具门市部（证明人王贵成），当营业员、采购员，到1958年长垣县财贸部（部长程子玉）实行了一个三社合一的政策，把我们这些过渡商人分作三类，一类仍留在国营工作，一类放在公社（当时叫做公社商业部），待遇是记工分加补助，一类下放回家参加农业劳动，当时只说是公社化啦，是共产主义啦，回去享幸福吧（58年8月20号在南街招待所楼上开的会，主持开会的有城关公社书记赵润芝，财贸书记赵凌涛）。下放走时，下放费分文没给，我就是这第三类走的，当时谁也不敢多言，空手而归，当时我还年轻，随时我又到长垣县修配厂谋了一个工作，也算是有个饭吃的地方啦，一切也不再提了。到1962年刘少奇大砍工业时，我又被下放了，又是分文没给（证明人李印修）。从这以后，我也是没有别的办法啦，在家务农到现在，如今我的资金116元仍然在长垣县百货公司，从62年以后我也没有使过定息，以上事实就是这样。
1973年我曾写文件到县人民来访接待室，进行访问，当时见了崔金元同志，他说：资金可以使利息，下放费可以补发，以后我们研究研究给你补发，到现在没有人过问。1974年7月15日我又到县人民来访接待室，找到一个陈同志，他说你这属于资本家那一类，下放你总是你有错误，说到这里我看他很不讲理，我一气就走了。
我还记得过去我们在工商联学习时，上级不止一次的讲过，“对工商界是顾一头一边倒，包起来，包到底”的政策，我走时并没有犯错误，是无故下放我的，上级可以了解，如果我说的是瞎话，可以请上级治罪，现在我已将年迈六十岁了，年老体弱，和一个老伴生活很成问题，我要求上级领导给我落实一下毛主席的政策，我要求复职，在晚年请上级给我一碗饭吃。
呈请人李道生3.16号】
小老板李道生的遭遇如他的申诉信所说，经过公私合营和两次下放之后，自己经营的小商店没有了，当初合营时期所核算出来的资金没有了，连少的可怜的定息在下放之后也没有了，也就是说经过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他一无所有了，原本已经经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到城里，又因自己的身份回到了农村。
李道生在最后一段提到“对工商界是顾一头一边倒，包起来，包到底”的政策，是六十年代初期当局对工商业者的一个政策，当时在三年灾害已经发生的情况下，为了稳定住工商业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提出只要工商业者顾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这一头，倒向社会主义这一边，一心一意跟党走，同共产党合作，他们不论老、病或有其他困难，国家都负责到底，包到底。这样言之凿凿的话语，对于李道生来说只是学习中听听，他的遭遇已经说明了一切。
当然，李道生这样的遭遇并不能够代表全部工商业者的情况，或许他是个特例，但从整个这个群体以后的遭遇来看，李道生只不过比大多数人先行了一步，就领取定息而言，1966年文革爆发以后，所有的定息都被取消，而文革中有不少戴着“资本家”帽子的工商业者被驱逐出城市，赶到农村。
信访办公室的陈同志说“你这属于资本家那一类，下放你总是你有错误”，这句话说明了，工商业者的人生早就被身份定格了……
对于这些身份转变了的工商业者，在公私合营后的处境，笔者在《见过各种证件的你未必见过这种：〈请长假证〉》中曾经提到过，当局有“过河拆桥”的嫌疑，他们虽然成为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在以阶级成份来区别敌我阵营的时代，拥有过“资本家”称号的这些人还是被另眼看待的，遭受到各种不公。以下是一个曾经在县城开过百货铺的小老板在公私合营后的经历，材料来自于他于1974年给组织上写的申诉信：
【安阳地委统战部负责同志：
我叫李道生，中农出身，商人成份，家住河南省长垣县苗后公社南岳集大队小街村，1954年我和爱人在县城内南街开办百货铺，1955年12月间，集体过渡到城关供销社合作社，1956年7月份集体又都转到百货公社，我被分配到文具门市部（证明人王贵成），当营业员、采购员，到1958年长垣县财贸部（部长程子玉）实行了一个三社合一的政策，把我们这些过渡商人分作三类，一类仍留在国营工作，一类放在公社（当时叫做公社商业部），待遇是记工分加补助，一类下放回家参加农业劳动，当时只说是公社化啦，是共产主义啦，回去享幸福吧（58年8月20号在南街招待所楼上开的会，主持开会的有城关公社书记赵润芝，财贸书记赵凌涛）。下放走时，下放费分文没给，我就是这第三类走的，当时谁也不敢多言，空手而归，当时我还年轻，随时我又到长垣县修配厂谋了一个工作，也算是有个饭吃的地方啦，一切也不再提了。到1962年刘少奇大砍工业时，我又被下放了，又是分文没给（证明人李印修）。从这以后，我也是没有别的办法啦，在家务农到现在，如今我的资金116元仍然在长垣县百货公司，从62年以后我也没有使过定息，以上事实就是这样。
1973年我曾写文件到县人民来访接待室，进行访问，当时见了崔金元同志，他说：资金可以使利息，下放费可以补发，以后我们研究研究给你补发，到现在没有人过问。1974年7月15日我又到县人民来访接待室，找到一个陈同志，他说你这属于资本家那一类，下放你总是你有错误，说到这里我看他很不讲理，我一气就走了。
我还记得过去我们在工商联学习时，上级不止一次的讲过，“对工商界是顾一头一边倒，包起来，包到底”的政策，我走时并没有犯错误，是无故下放我的，上级可以了解，如果我说的是瞎话，可以请上级治罪，现在我已将年迈六十岁了，年老体弱，和一个老伴生活很成问题，我要求上级领导给我落实一下毛主席的政策，我要求复职，在晚年请上级给我一碗饭吃。
呈请人李道生3.16号】
小老板李道生的遭遇如他的申诉信所说，经过公私合营和两次下放之后，自己经营的小商店没有了，当初合营时期所核算出来的资金没有了，连少的可怜的定息在下放之后也没有了，也就是说经过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他一无所有了，原本已经经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到城里，又因自己的身份回到了农村。
李道生在最后一段提到“对工商界是顾一头一边倒，包起来，包到底”的政策，是六十年代初期当局对工商业者的一个政策，当时在三年灾害已经发生的情况下，为了稳定住工商业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提出只要工商业者顾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这一头，倒向社会主义这一边，一心一意跟党走，同共产党合作，他们不论老、病或有其他困难，国家都负责到底，包到底。这样言之凿凿的话语，对于李道生来说只是学习中听听，他的遭遇已经说明了一切。
当然，李道生这样的遭遇并不能够代表全部工商业者的情况，或许他是个特例，但从整个这个群体以后的遭遇来看，李道生只不过比大多数人先行了一步，就领取定息而言，1966年文革爆发以后，所有的定息都被取消，而文革中有不少戴着“资本家”帽子的工商业者被驱逐出城市，赶到农村。
信访办公室的陈同志说“你这属于资本家那一类，下放你总是你有错误”，这句话说明了，工商业者的人生早就被身份定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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