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会”期间，关于中美贸易纠纷已经有不少讨论，刘鹤两会期间的访美引人注目，之后易纲出任央行行长，亦被认为是用有留美经验的技术官僚力图加大对美沟通。随后，特朗普方面长久以来对于公平贸易的口号终于迈出实际一步，宣布将对中国600亿美元进口商品征收新关税。一时之间，社交媒体对于中美贸易战的讨论铺天盖地。
如何看待这一情况？首先应该看到，美国的第一波举措对中国的影响并没有多么严重。特朗普计划加征关税的商品价值600亿美元，听起来不少，但是对比中国的出口规模，占比并不大。按照中国海关数据，2017年中美贸易总值为3.9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国对美出口2.91万亿元。中国出口总规模则达到15.33万亿元人民币，合2.26万亿美元。与之相比，目前600亿美元商品占2018年中国预计总出口规模不足2.5%，实际影响并不大。
虽然加征关税的直接影响并不巨大，但是战略意义明显。中美双方贸易关系恶化是不争的事实，在美国宣布加征关税之后，中国商务部在3月23日表示拟对约30亿美元自美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对比美国的600亿美元，中国30亿美元的应对，关键并不是外界所认为软弱回应与否，而是双方报复性政策的开始，爆发全面贸易战可能性在加大。
从经济学角度如何看贸易战？表面上，中国确实对美国收获了不少贸易顺差。按照中国官方数据，2017年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顺差1.87万亿元，合2780亿美元；美方统计口径则是3750亿美元。
然而，顺差逆差的经济学含义并不是那么简单，并非逆差国一定吃亏，顺差国一定占便宜。诸多国际贸易的研究已经指出，美国贸易逆差几乎是一种必然现象，这是各国不同经济要素配置之下的合理性问题。在中美贸易逆差背后，实际上是以中国为核心整合了东亚板块的网络式加工链条，并最终体现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换言之，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代表东亚板块实现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一个证据是，虽然中国对美国保持庞大顺差，对东亚其他国家却维持几乎同样庞大的逆差。实际上，这个故事并不新颖，中国占有顺差，只是东亚与美国固有贸易的延续，过去是日本，今天是中国，未来可能是印度越南。
东亚板块作为全球合作链条中制造业的重镇，本质上是承担了与美国不同的经济分工角色。基于东亚良好的基础设施水平、勤劳而有素养的产业工人队伍、重商主义政府的各种支持以及自我放大的合作网络效应，在具有技术强传播性的制造业中，不断累积对美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与贸易优势，只不过是100年前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早已说清楚的演绎而已。对美国而言，美国在商品贸易逆差的同时，服务业则积累着庞大的顺差，也正反映了美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
更重要的是，美国制造业工人看得见的损失背后，对应着看不见的美国消费者福利的提升。问题在于，经济学的道理，特朗普之类政治家是真不懂还是假装不懂？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变化背后其实更多是社会推动，特朗普从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的政策正是集体情绪的映射。我去年曾经去美国游学，题目正是全球贸易，拜访了美国商务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等机构，在交谈中，一方面感觉到特朗普治下的美国贸易政策转向，导致官僚部门有全盘推翻过去计划的安排，另一方面也感受到美国各界对于中国贸易赤字的情绪。
除了贸易顺差，美国商界也很在意中国市场的准入问题。过去商界持续支持中美友善，如今情况则有了微妙变化。就科技行业而言，典型如“中国制造2025”文件，是国内诸多产业政策之一，而在海外却是极大刺激，在我游学交流中频繁被提及，他们从中感受到了不仅是中国科技行业的追赶，更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味道，这显然是美国政商两界都感到不安的因素。
从特朗普这次加征关税，比起金额，更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此次加征关税行业，聚焦于科技行业，分别是先进信息技术产品、自动化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现代轨道交通装备、电动和其他“新能源”车辆、电力装备、农业机械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和其他高性能医疗器械。这就不单单是贸易逆差问题，而是战略高地的争夺问题。
八十年代，日美贸易战也相当激烈，今天的中国是不是当年的日本？我曾经问过不少美国人，他们回答都会说中国和日本最大不同在于体量，毕竟中国人口十倍于日本。更重要的是，中国和日本不同在于，日本和美国之间只是贸易红利的分配问题，双方对于日本最终会加入西方系统这点并无异议。今日局面的复杂性在于，中美间还存在意识形态的问题，中国试图提供的全球治理秩序与美国的设想明显存在差异。
策略地说，在今日美国看来，中国和日本不同。对民主党而言，中国是以前的日本，但规模更大，对于共和党尤其新保守主义而言，除了日本之外，中国很可能让他们想起苏联。西方对于中国最终遵循西方系统游戏规则开始失去信心（西方终于醒悟了）；对于中国而言，挫折之下，开拓自身的全球体系也成为替代方案，如此叠加，使得双方摩擦日益加剧，从南海冲突、亚投行风波、一路一带等议题均可见端倪。
中美之间，信息误读始终存在。比起叫嚣强硬应对，弥合不必要的信息误读显然更为重要。90年代之后，中国重新加入了全球市场，尤其是享受了加入WTO的巨大红利，这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关键。如今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十五年保护期已经过了，中国承诺的市场化改革却引发了欧美诸多猜疑，交涉中，西方和中国双方彼此都感到了不少挫折，一方面指责中国没有做到承诺，中国则再次感受到被排斥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本来就不是市场经济国家）
在年初做客第一财经头脑风暴时候，当主持人骆新问2018年的黑天鹅的时候，我的答案是WTO。如果WTO死去，中国面临的贸易挑战将会巨大，如今美国抛出的加征关税只是开始。而如果WTO系统死去，其原因绝不仅仅是美国一意孤行的不配合与退出，其结果对于中国将是灾难性的。
不少人热衷于出台各类应对政策，但是各种软性策略遭遇强硬冲突的时候可能无法奏效。与其冒冒失失问下一步该如何，不如回头认真复盘上一步。
目前关税纠纷只是开始，贸易战表面源起于经济，其根源却在于政治，解决思路还是在于外交。基辛格曾经说，21世纪的国际秩序会出现一个似乎相矛盾的特点：一方面越来越分散；一方面越来越全球化，而且至少会有6大强权：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中国老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今新的政治经济周期启动。全球化对于中国过去是春风丽日，未来中国人或许将和其他人一样，将体会全球化暴风骤雨的一面。
如何看待这一情况？首先应该看到，美国的第一波举措对中国的影响并没有多么严重。特朗普计划加征关税的商品价值600亿美元，听起来不少，但是对比中国的出口规模，占比并不大。按照中国海关数据，2017年中美贸易总值为3.9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国对美出口2.91万亿元。中国出口总规模则达到15.33万亿元人民币，合2.26万亿美元。与之相比，目前600亿美元商品占2018年中国预计总出口规模不足2.5%，实际影响并不大。
虽然加征关税的直接影响并不巨大，但是战略意义明显。中美双方贸易关系恶化是不争的事实，在美国宣布加征关税之后，中国商务部在3月23日表示拟对约30亿美元自美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对比美国的600亿美元，中国30亿美元的应对，关键并不是外界所认为软弱回应与否，而是双方报复性政策的开始，爆发全面贸易战可能性在加大。
从经济学角度如何看贸易战？表面上，中国确实对美国收获了不少贸易顺差。按照中国官方数据，2017年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顺差1.87万亿元，合2780亿美元；美方统计口径则是3750亿美元。
然而，顺差逆差的经济学含义并不是那么简单，并非逆差国一定吃亏，顺差国一定占便宜。诸多国际贸易的研究已经指出，美国贸易逆差几乎是一种必然现象，这是各国不同经济要素配置之下的合理性问题。在中美贸易逆差背后，实际上是以中国为核心整合了东亚板块的网络式加工链条，并最终体现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换言之，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代表东亚板块实现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一个证据是，虽然中国对美国保持庞大顺差，对东亚其他国家却维持几乎同样庞大的逆差。实际上，这个故事并不新颖，中国占有顺差，只是东亚与美国固有贸易的延续，过去是日本，今天是中国，未来可能是印度越南。
东亚板块作为全球合作链条中制造业的重镇，本质上是承担了与美国不同的经济分工角色。基于东亚良好的基础设施水平、勤劳而有素养的产业工人队伍、重商主义政府的各种支持以及自我放大的合作网络效应，在具有技术强传播性的制造业中，不断累积对美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与贸易优势，只不过是100年前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早已说清楚的演绎而已。对美国而言，美国在商品贸易逆差的同时，服务业则积累着庞大的顺差，也正反映了美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
更重要的是，美国制造业工人看得见的损失背后，对应着看不见的美国消费者福利的提升。问题在于，经济学的道理，特朗普之类政治家是真不懂还是假装不懂？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变化背后其实更多是社会推动，特朗普从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的政策正是集体情绪的映射。我去年曾经去美国游学，题目正是全球贸易，拜访了美国商务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等机构，在交谈中，一方面感觉到特朗普治下的美国贸易政策转向，导致官僚部门有全盘推翻过去计划的安排，另一方面也感受到美国各界对于中国贸易赤字的情绪。
除了贸易顺差，美国商界也很在意中国市场的准入问题。过去商界持续支持中美友善，如今情况则有了微妙变化。就科技行业而言，典型如“中国制造2025”文件，是国内诸多产业政策之一，而在海外却是极大刺激，在我游学交流中频繁被提及，他们从中感受到了不仅是中国科技行业的追赶，更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味道，这显然是美国政商两界都感到不安的因素。
从特朗普这次加征关税，比起金额，更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此次加征关税行业，聚焦于科技行业，分别是先进信息技术产品、自动化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现代轨道交通装备、电动和其他“新能源”车辆、电力装备、农业机械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和其他高性能医疗器械。这就不单单是贸易逆差问题，而是战略高地的争夺问题。
八十年代，日美贸易战也相当激烈，今天的中国是不是当年的日本？我曾经问过不少美国人，他们回答都会说中国和日本最大不同在于体量，毕竟中国人口十倍于日本。更重要的是，中国和日本不同在于，日本和美国之间只是贸易红利的分配问题，双方对于日本最终会加入西方系统这点并无异议。今日局面的复杂性在于，中美间还存在意识形态的问题，中国试图提供的全球治理秩序与美国的设想明显存在差异。
策略地说，在今日美国看来，中国和日本不同。对民主党而言，中国是以前的日本，但规模更大，对于共和党尤其新保守主义而言，除了日本之外，中国很可能让他们想起苏联。西方对于中国最终遵循西方系统游戏规则开始失去信心（西方终于醒悟了）；对于中国而言，挫折之下，开拓自身的全球体系也成为替代方案，如此叠加，使得双方摩擦日益加剧，从南海冲突、亚投行风波、一路一带等议题均可见端倪。
中美之间，信息误读始终存在。比起叫嚣强硬应对，弥合不必要的信息误读显然更为重要。90年代之后，中国重新加入了全球市场，尤其是享受了加入WTO的巨大红利，这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关键。如今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十五年保护期已经过了，中国承诺的市场化改革却引发了欧美诸多猜疑，交涉中，西方和中国双方彼此都感到了不少挫折，一方面指责中国没有做到承诺，中国则再次感受到被排斥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本来就不是市场经济国家）
在年初做客第一财经头脑风暴时候，当主持人骆新问2018年的黑天鹅的时候，我的答案是WTO。如果WTO死去，中国面临的贸易挑战将会巨大，如今美国抛出的加征关税只是开始。而如果WTO系统死去，其原因绝不仅仅是美国一意孤行的不配合与退出，其结果对于中国将是灾难性的。
不少人热衷于出台各类应对政策，但是各种软性策略遭遇强硬冲突的时候可能无法奏效。与其冒冒失失问下一步该如何，不如回头认真复盘上一步。
目前关税纠纷只是开始，贸易战表面源起于经济，其根源却在于政治，解决思路还是在于外交。基辛格曾经说，21世纪的国际秩序会出现一个似乎相矛盾的特点：一方面越来越分散；一方面越来越全球化，而且至少会有6大强权：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中国老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今新的政治经济周期启动。全球化对于中国过去是春风丽日，未来中国人或许将和其他人一样，将体会全球化暴风骤雨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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