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了,这次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概念。与前些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比,今年的会议除了突出习近平对经济工作的主导之外,还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会议文件中的套话和废话大幅度增加。例如︰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经济沿著正确的方向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推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立足大局,把握规律,等等。这些废话的大量堆砌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日渐不足,不仅增长速度明显下滑,质量也明显恶化。作为最高层级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本应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但是中国最高层的反应却十分令人失望。总体上看,中国政府基本上放弃了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转变发展路径的承诺,正在返回到党主导政府、政府主导经济的发展旧思路上。这次经济工作会议基本上没有在宏观经济管理上提出整体有效的对策,只是不断地重复一些已经说过的老话,而且力图用非经济的方式应对经济问题,这对中国经济今后几年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好的兆头。
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的真正障碍首先来自中国的执政党,这个执政党愚蠢地试图用意识形态管制经济,以党的空洞说教来干扰国家的宏观政策和企业的微观运营。所谓的“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个概念,本来在过去四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已经逐渐被抛弃,但是它最近又重新变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一个基本理念。党强势回归经济领域,试图成为中国经济的指导者和组织者,党务工作者重新成为所有类型的经济形态和经济组织的太上皇,这一做法毒化了政策环境,一定会阻碍经济发展。
第二大障碍来自于中国政府对经济资源的强势控制。政府对资源的垄断性支配一直是中国经济效益低下的根本原因。通过其控制的金融机构和大量国有企业,各级政府控制了各类稀缺资源,限制了私人经济的活动空间和扼杀了他们的发展活力。习近平上台之后,这种状况进一步恶化。这种体制造成了最具效益的私人经济投资意愿下滑,一些在华投资的外国企业也开始退出中国,而那些享有特权的国有企业不是财富的创造者,只是资源的浪费者。在这种情况下,纵使国家投资能在短期上刺激经济,但从长远看只是浪费资源,积累矛盾。
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大障碍在于法治环境的不断恶化。在经济发展困难的时候,中国曾经不得不对私有企业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但是一旦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共产党便恢复了本来面目,重新寻找借口对私人经济和私有财产进行肆意掠夺。无论是薄熙来还是习近平,他们在践踏法治,对私营企业进行压制和掠夺方面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不仅对私有企业家投资决策进行干涉和控制,甚至不通过法律程序任意关押企业家,剥夺他们的资产。这种恶化法制环境的做法增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是对长期经济增长形成巨大损害。
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和市场秩序的维护者,中国政府本来应该在严格界定和保护私有产权、保障企业在市场中公正竞争,同时通过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市场进行调节。但是中国政府没有这样做,而是对国有企业进行特殊保护,将政府及其官员降格为与民争利、与私营企业争利的一个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且不放弃用僵化的意识形态说教和超经济的压制手段来取代市场对资源的调配作用,这些落后于时代的陈旧理念在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所发表的文件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日渐不足,不仅增长速度明显下滑,质量也明显恶化。作为最高层级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本应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但是中国最高层的反应却十分令人失望。总体上看,中国政府基本上放弃了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转变发展路径的承诺,正在返回到党主导政府、政府主导经济的发展旧思路上。这次经济工作会议基本上没有在宏观经济管理上提出整体有效的对策,只是不断地重复一些已经说过的老话,而且力图用非经济的方式应对经济问题,这对中国经济今后几年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好的兆头。
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的真正障碍首先来自中国的执政党,这个执政党愚蠢地试图用意识形态管制经济,以党的空洞说教来干扰国家的宏观政策和企业的微观运营。所谓的“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个概念,本来在过去四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已经逐渐被抛弃,但是它最近又重新变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一个基本理念。党强势回归经济领域,试图成为中国经济的指导者和组织者,党务工作者重新成为所有类型的经济形态和经济组织的太上皇,这一做法毒化了政策环境,一定会阻碍经济发展。
第二大障碍来自于中国政府对经济资源的强势控制。政府对资源的垄断性支配一直是中国经济效益低下的根本原因。通过其控制的金融机构和大量国有企业,各级政府控制了各类稀缺资源,限制了私人经济的活动空间和扼杀了他们的发展活力。习近平上台之后,这种状况进一步恶化。这种体制造成了最具效益的私人经济投资意愿下滑,一些在华投资的外国企业也开始退出中国,而那些享有特权的国有企业不是财富的创造者,只是资源的浪费者。在这种情况下,纵使国家投资能在短期上刺激经济,但从长远看只是浪费资源,积累矛盾。
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大障碍在于法治环境的不断恶化。在经济发展困难的时候,中国曾经不得不对私有企业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但是一旦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共产党便恢复了本来面目,重新寻找借口对私人经济和私有财产进行肆意掠夺。无论是薄熙来还是习近平,他们在践踏法治,对私营企业进行压制和掠夺方面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不仅对私有企业家投资决策进行干涉和控制,甚至不通过法律程序任意关押企业家,剥夺他们的资产。这种恶化法制环境的做法增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是对长期经济增长形成巨大损害。
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和市场秩序的维护者,中国政府本来应该在严格界定和保护私有产权、保障企业在市场中公正竞争,同时通过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市场进行调节。但是中国政府没有这样做,而是对国有企业进行特殊保护,将政府及其官员降格为与民争利、与私营企业争利的一个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且不放弃用僵化的意识形态说教和超经济的压制手段来取代市场对资源的调配作用,这些落后于时代的陈旧理念在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所发表的文件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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