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2月1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中美国家元首会晤上，双方同意采取积极行动加强执法、禁毒方面的合作，包括对芬太尼物质的管控。中方决定对芬太尼类物质进行整类列管，并启动有关法规的调整的程序。
“芬太尼”是一种新精神活性物质，所谓新精神活性物质，又称“策划药”或“实验室毒品”，是不法分子为逃避打击而对管制毒品进行化学结构修饰得到的毒品类似物，具有与管制毒品相似甚至更强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预测，该类物质将成为继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后全球流行的第三代毒品，“芬太尼”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2017年3月1日起，国家公安部、卫计委和食药总局将卡芬太尼、呋喃芬太尼、丙烯酰芬太尼、戊酰芬太尼等四种物质列为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
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泛滥与传统毒品相比呈现出许多特点。一是更新速度很快，只需要对现有毒品分子式的位置进行微小的变化，就可以开发出新的化合物，列管永远落后一步；其二，研发-生产-销售-消费的链条空前国际化，需要国际合作共同打击。大多数新精神活性物质是从欧美国家实验室中“设计”出来的，其深加工环节和消费市场也主要集中在国外，而相当一部分在中国生产，“长三角”等地一些具有化工、医药知识的人员与境外贩毒团伙通过互联网联系，以订单式生产并经邮寄等渠道输出，利用各国管制差异逃避打击。我们再次重推《财新周刊》此前曾刊发的封面报道“第三代毒品较量”，报道中国在打击新精神活性物质方面进行的努力以及面临的难题。]
近年来，一种吸食之后让人亢奋异常的粉末状物质，在山西省长治市一带悄然兴起；由类似物质构成的“丧尸药”，在海外让吸食者以行尸走肉般的面目出现……甲卡西酮等“新精神活性物质”，正式进入国际禁毒机关的打击视野。
公安部在一次新闻通气会上透露，目前全球的新精神活性物质，“相当一部分在中国生产”。中国成为此类被称为“第三代毒品”的系列新型合成毒品国际制造与流通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一些掌握一定化学知识的制毒者，通过改变化学配方，生产调制出与被管制毒品功效相近的“替代品”，再以线上交易、包裹邮寄等形式运往海外。制毒与禁毒开始了新一轮较量。
“绝命毒师”的实验室
2014年11月底，武汉某高校副教授张某，打算向国外投递两个包裹。然而这两个包裹并没有通过武汉海关的例行监测。
“当时这两个包裹上，并没有写明内含什么东西。我们通过X光机扫描，发现里面是规则的晶体，疑似化学品。”武汉海关的工作人员遂对包裹进行第二道邮检程序，即拆包检验。在提取样品进行毒品试纸检验后，结果显示其呈现“冰毒阳性反应”。
“但它既不是海洛因等传统毒品，也不是冰毒这一类的合成毒品，我们一时无法判断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武汉海关缉毒民警向财新记者讲述。随后的几个月里，武汉海关又连续截获了8起邮寄类似可疑白色粉末的包裹。
武汉海关通过湖北省公安厅，将这些神秘的化学品移交公安部国家毒品实验室请求鉴定。经检测，包裹内的东西名叫“3，4-亚甲二氧基乙卡西酮”，是市面出现的新型毒品“甲卡西酮”类的变种，2014年1月1日已经被列入国家一类管制精神药品名录。
甲卡西酮，属于传说中的“丧尸药”，是一种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高效精神类药物，可致幻。据媒体报道，2012年5月26日，美国迈阿密男子鲁迪·尤金突然对一名路人发动袭击，将其面部大部分咬下，后被赶来的警察击毙。警方怀疑其事前摄入了致幻药物，这类药物便有了“丧尸药”之名。
2015年5月，一则《“丧尸药”现身哈尔滨》的新闻引起了国内民众对“丧尸药”的关注。新闻报道称：“哈尔滨市禁毒支队缴获新型毒品甲卡西酮7000克、冰毒（甲基苯丙胺）300克，收缴作案车辆两台，彻底斩断了一个山西长治到黑龙江哈尔滨的运毒通道。”
在武汉海关处，疑似“丧尸药”的出现，引起了有关部门的警惕。虽然邮包上的联系人信息皆为虚构，武汉海关还是通过邮件渠道倒查的方式，逐步追查到一家名叫“武汉凯门”的化学品制作公司。
2015年6月17日深夜，武汉海关联手武汉公安，突击进入该公司位于武汉市江夏区的一座仓库，中国版“绝命毒师”张某的制毒工厂就此曝光。
“它给人的第一感觉，就像一个很大的化学实验室一样，摆放着各种大型的反应器皿。我们到达的时候，它们还在运转、生产。”参与抓捕行动的武汉海关人员向财新记者描述，整个厂区被严格细分为若干特定区域，分别屯放和制造各色原料、助剂等，“在一个房间里做出这一步骤的成果后，再到下一房间进行下一步，跟化学实验室一样。”
现场查获了大量化学品。“光蹲在地上提取厂区堆放的袋装化学品，我们就花了两天时间。”武汉海关工作人员表示，当晚现场查获有现货6公斤，其中就有10种属于当时已被列管的禁药，可以定罪。现场还有更多当时尚未被列入明令禁止范围的“变种毒品”3，4-亚甲二氧基乙卡西酮，那是制毒者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而自行研发的替代品。甲卡西酮被列管后，制毒者转而制造乙卡西酮。
武汉海关的工作人员称，制毒者推出替代产品的初衷，是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在管制目录更新不够快的情况下，打法律的擦边球。
“替代品的吸食效果差不多，不过海外市场的反馈还是甲卡西酮更受欢迎。”武汉海关工作人员解释称，就像抽烟的人，抽惯了黄鹤楼牌香烟，“突然黄鹤楼烟不让生产了，换成红双喜之后，我们说不喜欢抽这样的，还是喜欢抽黄鹤楼。毒品吸食者的心理也是一样。”所以，制毒者根据这一市场需求，在侥幸心理作用下，仍继续生产已经被明确列入管制目录的甲卡西酮。
武汉海关的工作人员还介绍，除了现货，通过对该公司账目、生产记录、库存记录、销售记录的调查，这家制毒工厂涉嫌已卖出200多公斤确已列管的禁药。“当时公安部的专家来到这个制毒工厂，表示这家工厂规模已经具备了公斤级的生产能力，意思是它一个流程生产下来，可以制造至少是公斤级以上的化学品了。”
这不是中国第一次发生大学教授化身“绝命毒师”的故事。2015年《三秦都市报》《华商报》等报道，曾是西安某高校化学教授的陆某，将制作甲卡西酮的配方提供给陈某等人。陈某等人经多次试验，成功合成甲卡西酮后，再以每公斤400元的价格卖给陆某。随后，陆某再通过物流手段将毒品转手卖给谭某，谭某逐步将毒品转卖给下线，最终这些毒品一部分流向了缅甸。警方破获该案时，查获新型毒品甲卡西酮128公斤、半成品2000余公升，缴获毒资500余万元。
2015年10月12日，咸阳市中级法院对陆某等人制作贩卖毒品一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陆某、陈某明知甲卡西酮是国家规定管制的精神药品，在没有任何许可的情况下，非法生产含有该药品的制品1000多公斤并向外销售，应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作为第三代毒品的“新精神活性物质”
作为第三代毒品的“新精神活性物质”
在一系列新型合成毒品的国际制造与流通链条上，产自中国境内的分量在加重。2015年11月26日，中国官方正面回应了这种说法。在公安部举行的一次新闻通气会上，公安部禁毒局官员称，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相关国家通报以及中国有关部门的核查，目前全球此类“新精神活性物质”，“相当一部分在中国生产”。
国家禁毒办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副巡视员魏晓军介绍，所谓“新精神活性物质”（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又称“策划药”或“实验室毒品”，是制毒者为逃避打击，对管制毒品进行化学结构修饰后得到的毒品类似物，具有与管制毒品相似或更强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它在2013年《世界毒品报告》中首次被提出，联合国给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定义是，没有被联合国国际公约（包括《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和《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管制，但存在滥用，并会对公众健康造成危害的单一物质或混合物质。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预测，该类物质将成为继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后全球流行的第三代毒品。
武汉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的工作人员具体对财新记者描述，目前，通俗来讲把毒品分为三代。第一代，是以海洛因为代表的传统毒品，以植物提取为主；第二代，即以冰毒、K粉、摇头丸为主要流通品，多为化学合成；第三代毒品即新精神活性物质，甲卡西酮的变种形态即属这一类毒品。
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的工作人员告诉财新记者，之所以称“策划”，是因为制毒者会根据毒品在市场上的需求量，结合法律管制漏洞，圈定生产目标与范围，有策划地进行生产。
“大多数新精神活性物质是从欧美发达国家实验室中‘设计’出来的，其深加工环节和消费市场也主要集中在国外。”魏晓军透露，长三角等地一些具有化工、医药知识的人员受境外贩毒团伙利益诱惑驱使，通过互联网、电话等方式联络，根据境外不法分子品种、数量等需求，采取订单式生产并经邮寄等渠道输出，并利用各国管制差异逃避打击。
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副所长、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主任刘志民此前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介绍，国际已经列管的毒品一共有234种，而根据联合国的报告，截至2014年12月，近几年新出现的并已在人群中引起滥用、却未被联合国《麻醉药品公约》和《精神药品公约》列入管制的物质（即“新精神活性物质”）有541种。
“这500多种新精神活性物质绝大多数都是化学合成的，也有少数是天然来源的，比如‘阿拉伯茶’。”刘志民说。
2015年3月，一个名叫田海军（Haijun Tian）的中国公民从中国抵达洛杉矶国际机场时被捕。美国国土安全部、联邦毒品管制局等执法部门认为，田海军在中国制造了巨量违禁新化学合成毒品原料，然后以粉末形式通过快递出口到美国中间商手中。田海军实验室制造的这些原料，可被用于制造一种类似于大麻的合成毒品，美国中间商只需要对其进行简单的化学反应。《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将田海军称为“世界最大的合成毒品制造商之一”。
然而，让中国公众开始知道中国成为此类“第三代毒品”生产源头的，是2015年9月一则“澳洲丧子父亲来华卧底调查致幻剂”的消息。9月13日，澳大利亚第九频道《60分钟》播出纪录片《卧底在中国》，讲述了一名澳大利亚少年因服用致幻剂跳楼身亡后，其悲痛欲绝的父亲假扮成富豪，卧底找到一家位于安徽合肥的合成致幻剂原料生产商的故事。
在2015年11月的新闻通气会上，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通报了中国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最新管制政策，以及在打击这类毒品犯罪方面的国际合作情况。据介绍，2015年10月1日起，中国正式施行《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下称《办法》），其中的《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目录》一次性增列116种新精神活性物质。国家毒品实验室对财新记者表示，加上前期已列入《精神药品品种目录（2013年版）》的13种新精神活性物质，目前管制总量达129种，覆盖当前全球九大类新精神活性物质。湖北张某制造的“变种”3，4-亚甲二氧基乙卡西酮，也被此次《办法》列入管制范围。
之所以将其归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行列，国家毒品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介绍，是因为这些药物完全没有药用价值，但它又与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同样对精神起作用；另外，也是为了与现行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及《刑法》保持一致。
《办法》中将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定义为：未作为药品生产和使用，但具有成瘾性或成瘾潜力，且易被滥用的物质，范围既包括新精神活性物质，也包括过去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中已经列管的非药用类品种，比如冰毒、海洛因、大麻等。“事实上，新精神活性物质与已被列管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性质是一样的，已经在人群中出现了滥用，造成了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严重的会导致死亡。”刘志民对财新记者表示。
上述物质在国内的生产和销售之所以最初并没有列入管制，公安部禁毒局侦查指导处处长赵仲忱解释，这类新毒品的贩卖和消费地区主要在欧美，中国对此最初的反应属“末端反应”。“我们原来不知道全球有这样的物质，但是不断地接到国外执法部门发来的协查函，告诉我们中国生产的某类物质流到国外去，给当地人员带来危害，当地的滥用极为严重。”
“这类物质在国外列管之后，当地人不能直接去制造，就通过网络和我们国内化工类制造企业取得联系，我们国内企业‘接受邀约，订单生产’。”他介绍，国内一开始并没有把这些物质当做毒品，“但现在我们知道了国内有这样物质的生产，我们现在的反应非但不是末端的，且是主动主导打击这类现象”。
据魏晓军介绍，过去中国对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列管，是把联合国已经列管或国内出现制贩滥用、对国内已造成实际社会危害作为必要前提。新《办法》统筹考虑当前和今后、国内和国外等多种因素，不仅把联合国已管制或已在国内形成现实滥用危害的品种纳入列管范畴，也把中国有生产、无滥用，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已造成滥用危害作为列管的标准。
国家禁毒办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推动最高法、最高检等部门及时制定新增列的116种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定罪量刑标准。
“长治筋”的故事
根据财新记者的调查，新精神活性物质不完全是设计、消费“两头在外”，它也曾在中国某些区域流传过。
新精神活性物质中的甲卡西酮，在国外称为“丧尸药”“浴盐”，在国内则有一个俗称——“长治筋”。
在山西省长治市，财新记者曾随机搭乘了四辆出租车，四位司机中有三人表示，“长治筋”盛行的时候，他们都抽过。这种白色粉末状物体曾是晋东南一带颇受欢迎的“提神药”。
长治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工作人员称，长治的甲卡西酮吸食情况，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灭绝到死灰复燃三个阶段。
2010年初，长治市出现了一种俗称为“筋”的毒品，在当时的毒品市场价格在3000元至6000元不等。“当时，我们公安机关并不清楚‘筋’的底细，2010年上半年，本地公检法对此类案件一般都按咖啡因处理。”长治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工作人员表示，“筋”的滥用迅速蔓延，社会上议论纷纷，领导也批示要求严厉打击、查明来源，公安机关压力很大。
长治警方一面加大打击，摸排毒品来源，另一方面也在寻求技术鉴定和相关法律依据的帮助，到国家毒品实验室鉴定后才知道，“这种在我市俗称‘筋’的毒品叫甲卡西酮”。
2010年8月28日，长治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破获了以陈林锁为首的特大贩毒案，缴获毒品“筋”50公斤。2011年1月10日，长治市公安禁毒部门和技侦部门联手破获了以赵彩平、赵志伟夫妻为首的家族经营特大贩卖甲卡西酮案件，缴获甲卡西酮375公斤。2011年3月22日，长治警方再破获一起以郭建平为首的特大贩毒案，缴获甲卡西酮107公斤。
上述贩毒人员的上线，也在警方的摸排中渐露真容。2011年4月17日，长治警方一举破获了以河南安阳人李五只为首的特大贩毒案件，打掉其位于天津市的甲卡西酮生产厂家。
在这一阶段，甲卡西酮在毒品市场上的价格一路飙升。从一开始的每公斤6000元-12000元不等，到2010年的后半年就上涨到每公斤6万元，2011年又上涨到每公斤10万元以上。
2011年“4·17”特大贩毒案件的破获，给长治市的甲卡西酮吸贩毒活动带来致命打击，市场明显萎缩。由于失去货源，当时毒品市场上甲卡西酮的存货1克狂涨到1500元-2000元不等，合每公斤150万-200万元。2011年的后半年至2013年的两年多时间里，甲卡西酮在长治基本灭绝。
“但是由于甲卡西酮暴利的诱惑，期间发现有外省制毒分子在外省制造甲卡西酮后向我市贩卖。”长治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一位警官向财新记者透露，2013年3月份，长治与辽宁营口公安局禁毒支队联合破获了一起重大制贩甲卡西酮案件，分别在湖南长沙、吉林长春打掉制毒工厂两个，缴获甲卡西酮440公斤。
长治市公安局方面表示，期间也发现了本地不法分子在暴利诱惑下开始从外省购买原料和设备，加工生产贩卖甲卡西酮。“在破获的全部案件中，只有两起制造甲卡西酮案件发生在我市当地。其中一起制造甲卡西酮30多公斤，被我市公安及时打掉，另一起在购进原料和设备后还没有开始生产，就被我市公安及时打掉。这两起案件的原料和设备全部来源于省外。”
长治警方认为，甲卡西酮之所以能短期内迅速占领长治市毒品市场，最重要的原因是“发现之初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长治警方的资料显示，长治市及周边地区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民间即出现吸食咖啡因的风气，因为这有利于当地煤矿工人及煤运司机长时间连轴作业。到上世纪90年代，为了使吸食者更感兴奋提神，贩卖者开始往吸食的咖啡因中加入添加剂，这种添加剂在毒品市场上俗称为“筋”。当初添加的“筋”是麻黄素，后来由于国家对麻黄素加大管制而难以获得，加上海洛因和当年的“新型毒品”冰毒等的出现，给毒品市场带来冲击。长治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工作人员认为，实际上当时长治的咖啡因市场已经出现萎缩。
原来吸食咖啡因的群体，大部分是拒绝海洛因和冰毒的——他们认为海洛因和冰毒是毒品，吸食容易成瘾，而咖啡因和“筋”不是毒品，吸食不会成瘾，危害不大。2010年，当贩毒者将甲卡西酮引入长治，并披着“筋”的外衣大肆贩卖时，甲卡西酮得以迅速在长治蔓延泛滥。长治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工作人员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吸食者不认为“筋”（甲卡西酮）是毒品，这迅速吸引了原来吸食咖啡因和吸“筋”的群体。另一方面，新产生的冰毒吸食者群体，在断货时也用“筋”解决所需，结果发现这种“筋”比冰毒还有效，也开始把“筋”作为吸食之物。
长治警方强调，甲卡西酮不仅仅在长治存在，也存在于其他省份和地区，“长治只是发现并打击甲卡西酮问题最早的地区，也是打击甲卡西酮违法犯罪活动最有力、效果最明显的。甲卡西酮问题开始出现就是从外省流入我市的，直到现在其主要生产来源渠道也是在外省。长治只是甲卡西酮问题的最大受害地，而不是主要生产地。”
主要生产地在哪里？目前并没有权威定论。财新记者根据目前已被查获的诸多个案统计，国内至少山西、陕西、天津、湖北、湖南、吉林、河南等地都出现过新精神活性物质制贩案例。湖北张某的制毒工厂位于武汉本地；在山西长治警方2011年破获的“4·17”特大贩毒案中，主犯的甲卡西酮生产工厂位于天津；长治本地亦有制造甲卡西酮窝点被警方清查，两起案件的原料和设备来自河南郑州；在长治与辽宁营口警方2013年3月联合破获的重大制贩甲卡西酮案件中，毒品从湖南长沙、吉林长春两地的工厂流出；得到西安化学教授陆某传授制毒秘诀的陈某，曾在陕西省渭南市租用化工厂房，开始甲卡西酮的试验和批量制造，后转至陕西省三原县继续生产，直至事发。另据魏晓军的介绍，长三角地区也被认为是一些具有化工、医药知识的制毒人员活跃的地区。
制毒与禁毒的竞速跑
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查禁，远比前两代毒品更难。
“它是一大类物质的总称。”国家毒品实验室工作人员对财新记者介绍，按照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划分方法，新精神活性物质具体包括九类（合成大麻素类、卡西酮类、苯乙胺类、色胺类、氨基茚类、哌嗪类、氯胺酮类、苯环利定类、植物类及其他类），每一类中又有数百种单一的物质。
从结构上来说，新精神活性物质又可大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延用已有毒品的主体结构，但又对其结构进行细微修改，“比如一棵大树，树干不变，在这里或别处加一个小枝桠，就不是原来那棵树了。”该工作人员解释。另一类则是完全创造出的新结构物质。除植物类外，其他新精神活性物质均是靠化学物质合成。
尤其是前一类，使制贩者有机可乘，钻管制目录的漏洞，逃避法律制裁。魏晓军表示，新精神活性物质大多尚未列入国际管制目录，具有制造上的主观故意性、法律上的非管制性、种类上的多样性和快速更新性、滥用人群的广泛性以及社会危害的严重性等特点。
这类毒品的更新速度特别快。“就像那棵大树，把一根枝桠改插在上面还是下面、左边还是右边，都可以变化出一棵不同的树。”国家毒品实验室工作人员对财新记者解释，制毒者只是对现有毒品分子式的位置进行极小的变化，就可以变化出很多种化合物，不断更新，且这些新变化出的化合物还不在管制之列。
另一方面，在查办相关案件时，这一特点也让缴获毒品的检验和鉴定面临不小的困难。国家毒品实验室负责对所收集的毒品和易制毒化学品进行全面的特征分析，为毒情研判和串并案件提供技术情报和数据支持。工作人员告诉财新记者，检验需要有纯品（即已知为某化学品的高纯度标准物质）作为参照，才可确定是某一种物质，但新精神活性物质更新速度太快了，新物质层出不穷，检验难度很大，“可能等我们跟上这个新物质的时候，它可能已经不生产了，又出下一代产品了”。
该工作人员举例，九大类中的合成大麻素类，从2011年开始流行到现在，已经出到第八代产品了，“说第八代都是老的数据，现在可能都已经出到第九或第十代了。”
同理，每一种新出现的新精神活性物质，它对人体的危害也需要系统性研究，“这需要一个比较长、比较复杂的过程。但等你研究完了，它可能也已经不再流行了。”
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法规和管制目录必然滞后于新型毒品问世的速度，全球的制贩者正是利用这一特点逃避监管和制裁。而且，国家毒品实验室对财新记者分析，这类毒品原料很容易获取，价格也比较便宜，合成方法比较简单，“有一定化学知识的人不难做出来”。
就有关部门已经查获的案例看，新精神活性物质的交易方式也很隐蔽。武汉海关缉私局办案人员介绍，制贩者通常会选择伪造品名。国家毒品实验室工作人员也表示，国外最常见的方法是以植物肥料、香料等方式寄送运输，并在包装上标明“非人类食用”字样。
“这类毒品最初的形态大多是粉末状或晶体状的固体，但为了追求更大利益或更隐蔽地销售，制贩者还会把它添加到其他物质当中，比如将新精神活性物质溶解之后喷涂在叶子上，就可以像卷烟一样卷着吸。”国家毒品实验室还发现有加到巧克力、果冻、液体里的案例。
甚至“邮票”也能作为一种伪装形式。警方曾见过一种印有各种图案、状似小型邮票的厚贴纸，制贩者将新精神活性物质溶解之后喷涂在 “邮票”上，吸毒者可以将这种特制“邮票”置于舌下含服。
国家毒品实验室人士向财新记者介绍，纵观三代毒品，基本都起源于国外。海洛因和冰毒最早都是研究出来做麻醉剂或镇痛剂的，后来才出现滥用；新精神活性物质最早也是国外医药公司、科研单位研究出来作为新药使用，后来发现这种化合物滥用的弊端更大，就叫停了，但有一些不法之徒利用这类化合物作为毒品去传播和滥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充沛的化工制造能力被贩毒网络利用，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赵仲忱在回答财新记者关于互联网是否为查缉管控难点问题时表示，境外不法分子与国内制造商联络的主要渠道就是网络，“销售也主要通过网络进行联系，再通过邮递物流等其他渠道，输送到国外去”。他承认，治理网络涉毒，尤其是新精神活性物质问题，确实是一个大难题。
赵仲忱介绍，公安部和国家禁毒办在2015年初组织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网络扫毒专项行动，破获一批大案，有的案件涉及数千人。他认为，要加强对此类新精神活性物质从中国生产出口海外的力度，还要发挥网络服务商的主体责任。“我们发布了《互联网禁毒公约》，组织互联网企业主动在网上搜集非法信息，进行删除。同时我们也提醒国外的执法部门，国外也要开展网上不法信息的清理。通过我们的技术手段，从中还要挖取一些线索，侦破一些案件。”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