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国联’派往中国的调查团

 我们就从国联的这个调查团说起，来聊一些真实的历史片段。

话说，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强占了东北。中国于是向国联告状，控诉日本侵略。

次年一月份，国联派出了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等5国代表组成，来远东调查“九一八”事变问题。调查团的团长叫李顿，是英国人，所以这个调查团往往又被叫做“李顿调查团”。

注意，这个“李顿调查团”，在中国当时是被痛骂的。

鲁迅爷爷的文章里就多次提到这个调查团。鲁迅的《友邦惊诧论》里面劈头就是这样一句话：

“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

国联“和日本是一伙”，这是明确定性了，就是蛇鼠一窝王八蛋。

鲁迅另一篇文章《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又讽刺国联：

“中国人……先前信‘地’，信‘物’，后来信‘国联’，都没有相信过‘自己’”。

可以说是对国联的鄙夷和愤懑溢于言表。

鲁迅爷爷的态度不只代表他一个人，其实也代表了当时普遍的国内民意。当是时也，稍微关心国事的普通老百姓基本都对国际社会感到失望，鄙视乃至是痛恨这个国联的调查团。

何以会如此呢？

话说，“李顿调查团”倒是也来来去去调查了几个月，最后形成了一个《报告书》，在东京、南京和日内瓦同时发表。

《报告书》长篇大论，长272页，一共有14.4万字，主要意见是两部分：

第一部分，建议日本撤出占领满洲的军队，恢复中国的主权；认为“九一八”事变乃是阴谋侵略，并非日本所声称的“自卫行为”；认为“满洲国”脱离中国独立不是当地人民的真实想法，而是日军以武力强加的。

这一部分对“九一八”的定性，还算是比较客观公允的，基本符合事实。

第二部分，则是绥靖的，也是我们最不满的模糊是非、混淆黑白的。

《报告书》提出，国联尊重日本人在东北的居住权、经商权，并建议在保持中国主权的前提下实行“满洲自治”，由国联派专人指导。中日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东北变成非军事区，双方撤军，由国联设特别警署维持治安，等等。

对于这个《报告书》的这一部分建议，国人非常失望、愤慨，这也是鲁迅说出“国联和日本是一伙”的由来。

当时的国人产生这种情绪，是完全有理由的。事实上我在看电影《悬崖之上》，看到志士们流血牺牲，只为了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的罪行，也油然而生一种悲怆之感，自然而然会想到：在那个时局之下，揭露了又有什么用呢，国人的苦难并不会减少，接下来还不是旷日持久的血海一样的抗战？

好了，关于我们这边的民意和情绪，简单聊到这，大家也大致明白了。

可另一个问题不知道各位有没想过：对于国联的调查，日本那边是什么态度呢？日本普通老百姓怎么看待国联的调查结论呢？

答案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

对于《报告书》，日本国内民意汹涌，也是普遍地愤怒和愤慨，甚至感到是奇耻大辱。他们认为列强又来欺侮和压迫日本了。

举个例子，日本思想家加藤周一先生就客观地回忆了自己父亲当时的态度。

他的父亲是一个医生，开了一个家庭医馆，用今天的话说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他父亲关心国家大事，每天喜欢读报，然后在晚饭时间发表意见。

对于“李顿调查团”发布的《报告书》，加藤先生的父亲非常愤慨。他认为：“这份报告书曲解了大日本帝国的意图，是施加给日本的一种不正当的迫害。”

你没看错，日本人认为国际社会一直在迫害他们。

加藤先生的父亲是知识阶层，有文化，有技术，生活中也富有同情心，绝不是坏人，更不是什么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但在彼时彼刻，他就真心地觉得和相信，国际社会在迫害日本。

这个普通的父亲，正代表了当时日本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的态度。

在举国的情绪鼓噪下，日本作出了一个让国际社会哗然的举动，就是退出国联。你们迫害我？我不跟你们玩了。

在1932年12月的国联大会上，日本代表团一身黑衣，表现得活像是一群仁人志士。矮小的代表松冈洋右昂然作了发言，控诉国际社会对日本的“迫害”。

松冈洋右甚至把日本比作耶稣，声称：“虽然欧美国家要将日本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正如耶稣在后世会为人所理解一样，日本的正当性也一定会在日后得以彰显！”

他的发言于事无补。很快地，次年2月，国联对《报告》进行表决，以四十二票赞成、一票反对获得了通过。唯一的反对票来自日本，反对无效。

松冈洋右大声斥责，愤然退场。日本态度强硬地宣布，退出国联。

此举让各国都看懵了。合众社24日当天在日内瓦的报道便称：

“日本代表团藐视世界公论，今天在国联大会通过一份谴责日本在满洲所作所为的报告之后，竟然退出了国联大会。”

不管外国怎么懵逼，退出国联此举却深得日本国内民心。

大家都觉得很痛快，“早该这样了！”当松冈洋右开完会，从瑞士日内瓦回到东京时，受到老百姓热烈欢迎。据记载，在火车站，他像英雄一样从人群中走过，接受着民众的欢呼。

而彼时，那些持欢呼态度的国民之中，也有加藤周一先生的父亲，一个普通的日本医生。

这是何等荒诞的场面。在真正的受害者——中国人民包括鲁迅先生眼中，国联和日本是一伙的。可荒诞的是，在对面，日本民众却愤怒地反对着和自己作“一伙”的伙伴，为双方的决裂而欢呼。

看到这里，你多半能得出结论，疯了，他们都疯了。

日本民众肯定是多数都疯了。而被日本撂在一边的国联大概也疯了：

老子到底和谁是一伙？

而那一年距离日本全面侵华，仅有4年；距离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仅有8年。

以上这些都是历史。多看了历史，才能学会真正地反思。

比如日本要反思，假如只反思所谓“野心”，那是很肤浅的。真正该反思的是，是什么让日本举国人都疯了？是什么让日本被极端的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所吞噬？

而且我还一直觉得，看历史，不要只看一边的历史，最好也看看对面的历史。

两边信息一对照，才能看出更深刻的东西，才会给我们以更深的启发和启迪，至少能弄明白，谁在发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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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惊诧”论   作者：鲁迅

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这回学生的请愿，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读书呀，读书呀，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心读书。报上不是说过，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吗？放下书包来请愿，真是已经可怜之至。不道国民党政府却在十二月十八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里，又加上他们“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劫汽车，横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的罪名，而且指出结果，说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

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即使所举的罪状是真的罢，但这些事情，是无论那一个“友邦”也都有的，他们的维持他们的“秩序”的监狱，就撕掉了他们的“文明”的面具。摆什么“惊诧”的臭脸孔呢？

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

几句电文，说得明白极了：怎样的党国，怎样的“友邦”。“友邦”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寂然无声，略有“越轨”，便加屠戮；党国是要我们遵从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则，他就要“通电各地军政当局”，“即予紧急处置，不得于事后借口无法劝阻，敷衍塞责”了！

因为“友邦人士”是知道的：日兵“无法劝阻”，学生们怎会“无法劝阻”？每月一千八百万的军费，四百万的政费，作什么用的呀，“军政当局”呀？

写此文后刚一天，就见二十一日《申报》登载南京专电云：

“考试院部员张以宽，盛传前日为学生架去重伤。兹据张自述，当时因车夫误会，为群众引至中大，旋出校回寓，并无受伤之事。至行政院某秘书被拉到中大，亦当时出来，更无失踪之事。”而“教育消息”栏内，又记本埠一小部分学校赴京请愿学生死伤的确数，则云：“中公死二人，伤三十人，复旦伤二人，复旦附中伤十人，东亚失踪一人（系女性），上中失踪一人，伤三人，文生氏死一人，伤五人……”可见学生并未如国府通电所说，将“社会秩序，破坏无余”，而国府则不但依然能够镇压，而且依然能够诬陷，杀戮。“友邦人士”，从此可以不必“惊诧莫名”，只请放心来瓜分就是了。”

--写于193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