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31 December 2021
周迅在电视节目《朗读者》中，回应年龄焦虑：有一种女人，永远不会老
有一种女人，不仅不觉得她们老了，反而觉得她们越来越美了。
从她们的脸上你甚至看不出她们的年龄，这种女人似乎永远不老，还别有一番韵味。
在时间的长河里，她们增长的是阅历，不老的是气质和神态。
心态好的女人，不惧衰老
英国著名诗人拜伦说：
“悲观的人虽生犹死，乐观的人永生不老。”
心态好的女人，总能从容面对生活，巧妙化解遇到的烦恼。
忧愁随风散，笑容脸边生。
最近，周迅在《朗读者》的舞台上惊艳亮相，引得台下掌声不断。
看到她现在的状态，很难相信曾经《大明宫词》里娇艳明媚，古灵精怪的“太平公主”，如今也已经47岁了。
时间丰厚了生命的旅程，也让美人容颜衰老。
在出演《如懿传》中的如懿时，一些网友就纷纷吐槽说“周迅老了”、“灵气全无”。
也是从这一刻起，周迅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真的老了。
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很焦虑。
也想过要不要采取一些手段来留住青春容颜，但年龄终究是无法逆转的。
既然不能改变现实，那就调整自己的心态。
只要心不老，便无惧老之将至。
这次在《朗读者》中，主持人再次问到那个曾让她痛苦、哭泣的“年龄焦虑”问题时，周迅笑言：
“这是一个从纠结到面对的过程，会有一个时间段来慢慢地接受，然后慢慢地‘去你的’，就这样吧。”
说罢，便和观众一起大笑起来。
当她在舞台上深情朗读时，不再少女的她多了一份岁月沉淀的美。
虽然无法回到“太平公主”时期，但她依然能挑战那些观众从未见过的角色，探索生命的无限可能。
漫画家Tango说：
“所谓儿童、青春期、成年，都是概念，而生活才是自己的事情。
把日子过好，才是最高级的生活态度。”
人生不是跳恰恰舞，不能后退两步，再往前一步，我们只能跟随时间往前走。
心态好的女人，从不畏惧岁月的流逝。
她们活得像花一样漂亮，像水一样从容。
她们享受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偶尔起舞，时而微笑，一直保持优雅的姿态。
纵然生命会走到尽头，但灵魂永远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我们无法改变生理年龄，却可以改变自己的心理年龄。
美是一种态度，不管多少岁，我们都应保持一种年轻的心。
心宽一寸，受益三分。
有所热爱的女人，充满活力
有一句话说得好：
“人只要还有能让自己倾注所有的东西，那么，就永远不会真正的老去。”
一生不长，我们总要按照自己的心意活过，才不算辜负此生。
对生活永远有追求，有一份自己喜欢的事情的女人，无论任何年龄，都能体会到人生的乐趣。
曾在网上看过这样一则新闻：
有一位做馒头的郭秀青阿姨因为制作奇特的拉丝馒头，而得到很多人的喜爱。
郭阿姨从16岁开始就跟母亲学习制作馒头，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
做馒头是个体力活，每天在案板上揉面，一直重复一个动作，不仅累，还略显枯燥。
但热爱馒头的她却很享受制作过程，还带着美味的馒头参加了《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的录制。
自从参加完节目后，有很多人来到她的店里吃馒头。
但也有一些年轻人不喜欢吃传统老面馒头。
为此，56岁的郭阿姨，苦苦思索数日后，决定带着自己的研发团队，对馒头进行一次升级。
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不是颜色配比不对，就是口感达不到要求。
但她并没有因此放弃，而是一遍遍尝试，乐在其中。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永远是精神满满，神采奕奕的状态。
最后历经五个多月的时间，终于研发出了一款可以拉丝的馒头。
这种馒头吃起来松软香甜，回味无穷，还能拉丝。
颇受年轻人的喜欢，销量一下子就上去了。
看到这个成果，郭阿姨心中有着满满的成就感，内心深处的喜悦无以言表。
她说：
“做馒头不仅是一门技术，还有一份情感在里面。”
心有所寄托，便不会觉得人生枯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永远是当打之年。
郭阿姨活出了一个女人最好的状态。
有自己的小生活和小理想，不羡慕谁，也不依赖谁。
三毛说过：
“真诚和热爱，是我永不放弃的品质。”
爱好，让我们在灰头土脸的生活中，变得闪闪发光。
心有所爱的女人，总能把日子过得精彩且丰盈，埋头耕耘自己，无暇焦虑时间。
保持学习力的女人，永不落伍
有人说：
“终身学习的女人，魅力无穷。”
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保持学习力的女人，喜欢看书，思考，探索更广阔的人生，为自己攒足生存的底气。
她们紧跟时代的发展，永远不会被淘汰。
小说《简·爱》中的主人公简爱，便是一位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人。
简爱从小父母双亡，寄居在姨妈家，被嫌弃，被轻视，甚至被侮辱。
离开姨妈家，去孤儿院生活更是吃不饱穿不暖。
但她并没有被这些困境打倒，而是坚定决心，通过学习，来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
这是她通往幸福生活的一条捷径。
后来，她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优秀的毕业生，获得留校任教的机会。
而且在校期间，她还学了弹琴、画画，多方面提升自己，还找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生活有了保障。
对简爱来说，这是人生的一次大跨越，她不再是底层可怜无助的小女孩。
即便后来，她遇到非常有钱的罗切斯特，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
她始终保持着独立的姿态，不讨好别人，不委屈自己。
曾经读过的书，沉淀的知识，都变成了独立的能力和底气。
其实，简爱并非是女强人，有着什么超凡的能力。
她不过是保持了学习的能力，时时更新自己。
孔子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女人最美的姿态，就是在不断精进的路上，超越自我，一路高歌向前。
勇敢尝试新鲜事物的女人，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
她们随时有新的思考，掌握新的技能，生活永远有新鲜感。
那些始终不忘学习，不忘给自己注入新鲜血液的女子，走在人群中也自带光芒。
她们不会变得更老，她们只会越变越好。
▽
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有一句名言：
“你年轻时很美丽，不过跟那时相比，我更喜欢现在你经历了沧桑的容颜。”
人活一世，活得是那股精气神，真正的美是由内而外散发的。
心不老，人就不会老。
每个年龄段都有各自的成长和收获。
岁月带走了容颜，阅历也成熟了心智。
沉淀下来的，是一份淡泊从容的心境。
不会老的女人，早已活成了一首诗，慢慢品读每一句都有美感，细细体会字里行间都是韵味。
Thursday, 30 December 2021
把世界拖入泥潭的居然是社会主义
看到我通过解读大量事实，得出结论说：原来并非资本主义，而恰恰社会主义，才是全球灾难的罪魁祸首的时候，一定会惊掉下巴。
是的。真相与人们头脑里长久固定的认知相违背，这样颠倒的怪现象自古以来一直不曾间断。并不令人惊讶。历史上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突破蚕茧，探出头来目击到真实的世界，惊呼一声“原来是这么回事”。不过，他们中有些人即便已经发现了端倪，也不敢说出来。因为一旦说出来给别人听到，自己就立刻会被孤立。最常见的情况就是，可能连一个能说话的朋友都没有了。我已经老了，不在乎了。所以，该说的还是要说。再不说，也许这辈子就没机会了。再者我相信自己的心理抗压能力，还经得起。既然不怕，现在就大胆来说一下，世界是怎么被社会主义搞垮的。
先要分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本质区别。有人在描述一种历史现象或社会现象的时候，总喜欢把表象和特征排列出一大堆，好似面面俱到，其实不得要领。所有的表象其实只源自一个内核。离开内核来谈某种主义，永远不知所云。有人说，社会主义是为了让多数人过上好日子。可难道资本主义是为了让多数人过上坏日子吗？如果真这样，它一天也生存不下去。
那么两个主义的内核区别到底在哪里？在我看来，所有类型的社会主义，与真正的资本主义，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这就是，社会主义坚持用人为的干预手段，计划和指导经济，改变经济的发展方向，使经济按照某些人认定的道路走。而资本主义则反过来，只按照市场的需求，和价值的变动，让那只看不见的手，自己去调整和修正方向。虽然一时看不到清晰目标，但经济发展的结果，却只会更接近人的需求。
一句话，只要最终倒向人为干预的，都是社会主义。相反，主张顺应自然的，都是资本主义。那么垄断不就是人为干预吗？是的，垄断资本主义不是原本的资本主义，而更接近社会主义。去看一下中国经济中的垄断国营企业，立刻就会明白。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中，美国政府救助了一批金融企业及其他大公司，同时相应地要求得到这些公司的股份。这引起了媒体的恐慌。媒体称这些行动会逐渐使美国变成社会主义。诸位有没有从中看出一点名堂？
实际上，美国转向社会主义的时间还要更早。依我看，从尼克松当局放弃货币金本位的时候就开始了。我这里想表达的意思是，从尼克松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就放弃了资本主义核心价值，用人为手段来控制货币，也就是控制资本主义的灵魂和命脉。从那以后，美国体制内的社会主义因素越来越多，到了今天的民主党拜登手里，则已经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补充一下，即便与其对着干的川普行政当局，也仅仅减缓，并没有扭转这一趋势。
为什么这里只提出货币？道理是这样的。在今天，几乎没有人不承认，金钱，也就是货币，早已经成为所有形式社会制度的灵魂。资本主义运转靠货币，社会主义运转一样也靠货币。既然如此，两种制度有分别吗？有。如同前面我提到的，区别在于人为地发行和控制货币，还是自然调节地发行和控制货币。人为的就是社会主义，自然的就是资本主义。本质上的区分就这样简单和清晰。
问题又来了。人是万物之灵，众多的精英更是人中龙凤。由这些人来领导世界的走向，难道不比那只看不见的手更好？这个问题太大，这里不便展开。不过各位不会很迷惑，因为用人为的手代替看不见的手指导经济和社会的对比试验，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优劣早已分出。
由于尼克松以下的美国行政当局，都试图用权力来指导发行货币，再用扩张的货币来引导社会经济。随之发生的，货币效能越来越低，消费物价指数越来越高，经济被人为地扭曲了。看起来经济似乎在不断增长，可是全民并没有分享到增长成果。更多的增长效益被巨头和权贵独吞。美国大量的中产阶层比较自己的父辈，他们的绝对财富占有一直在下降。那么难道穷人就满意自己的现状吗？不满意。否则就不会看到如此泛滥的社区犯罪。
人为货币扩张政策，改变了传统上的资本主义自然经济发展规律，催生出一个转基因的怪物。在我看来，这个怪物正在吞噬全球。而操纵怪物的，正是社会主义。
美国人对目前的状态云里雾里一筹莫展。不少人试图努力去改变困局，可是方向却正相反。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美国是资本主义社会，既然资本主义搞不好，那就试试社会主义吧。于是，他们越努力争取，社会主义就越扩张；社会主义越扩张，社会矛盾就越尖锐。这就是美国怪现状的根源。至于该怎么办？我没有别的建议，自己看着办吧。
反观太平洋彼岸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现在也同样地忍受着拖累和折磨，同样一筹莫展。有人清醒地预估，2019是中国过去10年中最差的一年，同时却又是未来10年中最好的一年。
中国的演变与美国异曲同工，都在被社会主义侵蚀，但时间线不同。1949以后的30年，中国严格地遵循列宁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行。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开创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先河。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私人资本对他人劳动的剥削和占有，它始终不能解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以，必须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来更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基本思想为中国人展现了一幅人类生活的美好前景，指明了全人类所应该共同努力的方向。这也就是列宁所说的新时代，即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时代。
但中共领袖中只有邓小平发现了其中的不妥。在毛泽东大刀阔斧的社会实验惨遭失败后，邓感到，像中国这样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过程并不容易。“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邓语）。要建成合格的社会主义，必须建立起社会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在社会化大生产上的联系，把当代资本主义所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文明成果，转化为使社会主义得以最终确立的现实基础。于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就开始了40多年的另一种社会实验。
可惜多数中国人并不清楚，中共的实验目标并不是实现资本主义，而是取代资本主义。中共的理想是，社会主义国家注重继承和吸收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 ，继承和吸收是手段，其目的在于取代。社会主义继承资本主义好的东西的目的，归根结底在于使自己发展成熟起来，并最终消灭和替代资本主义。可怜的中国老百姓懵懵懂懂，在初尝到一点资本主义的甜头，刚想笑出来的时候，笑容凝住了。社会主义又回来了！因为总加速师习近平认为，中国学习资本主义的过程已经告一段落，而消灭资本主义的战斗正将打响。
准备迎接战斗吧，所有信奉社会主义的同胞们.
中共对世界的腐蚀与伤害
中共是结合黑帮与邪教性质的极端邪恶组织。它假装遵守国际秩序、接受普世价值。当在西方的帮助下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之际，对内却更加专制极权；对外则侵蚀各国的传统价值，令其社会呈现出道德败坏与行为脱序后的末日状态。
西方的一厢情愿vs.中共的一场大梦
数十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向中共张开双臂，提供资金技术，并开放市场资源，希望让中国富起来后，可以如二战后德国、日本的发展模式一般，形成坚实的中产阶级，借此推动中国转型成为自由民主的社会。
这个单纯美好的愿望并未实现，因为把持中国的中共并非一个正常概念下的政党，而是一个结合黑帮与邪教性质的极端邪恶组织。从篡政后首任领导人的“赶英超美”、“解放全人类”，到当今党魁的“东升西降”、“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称霸世界的野心未曾改变，中间出现的韬光养晦，只是实力不足时，不得已才做出的伪装姿态。
也就是因为中共假装要遵守国际秩序、接受普世价值，在西方各国信以为真的大力帮助下，中国才得以快速发展。中共将其成功篡政的经验继续运用在称霸之路上，把原本属于中国人民的财富据为己有，利用这笔庞大的资本，反过来腐蚀世界各国，结果是中国不仅没有走向自由民主，反倒使中共更加专制极权；而世界各国在中共的长期侵蚀下，传统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严重崩坏，社会各界呈现出道德败坏与行为脱序后的末日状态。
■中共的对象与手段
中共渗透腐蚀的对象极广，但凡在各国和当地具有影响力的人或团体，无一不在中共接触试探的名单内。从各国媒体披露的案例中可见，中共的目标涵盖了各级政府官员，尤其是外交、海关人员和军队将领；国会和地方议员、亲共政党或反对党成员；当地的主流媒体、中文媒体与中文学校的经营人员；金融界和影视圈从业人员；高科技和军工、生技等关键领域的管理层；名牌学府和顶尖科研机构的高层、学者、科学家、华裔科研人员及中国留学生；当地的华人社团和台湾侨领；具有影响力的民运人士、意见领袖和华人及西人自媒体。对台湾的渗透更是蔓延到各种民间团体与个人，如亲共人士、工商社团、妇女或原住民团体、农渔会组织、宫庙管委会等等之成员。
中共在中国向外国人统战的方式：请君入瓮
“千人计划”是中共从2008年开展的招揽外国人才的计划，锁定能接触到关键技术或智慧财产权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以高新聘请他们到中国从事全职或短期的工作，名义上是进行研究或教学，其实是向中共提供西方尖端科技的间谍行为。千人计划虽然名为“千人”，实际上被网罗的不只千人，其中既有华裔、也有西方各国的各领域人才，例如在2018年自杀身亡的史丹福大学教授张首晟、2020年被捕的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利伯教授（C. M. Lieber）等等。
中共也经常举办各种名目的国际会议和交流活动，名义上是开会研讨，实质是请客送礼，借此进行统战、培养代理人。例如专为统战台湾人而召开的“海峡论坛”，大拜拜式的广邀各种团体的成员及个人，以抵达大陆后的食宿旅游等等全部免费为诱饵，吸引人们报名参加，除了营造台湾人民认同中共的假象外，也借此掌握一份可供日后继续洗脑、引导舆论和干预选举的可利用名单。
若邀请的是大国政要、科技巨头、商业或金融界大佬之类的社会顶端人物，中共不仅提供全程免费的顶级招待、出入都是类国家元首级的礼遇，美艳的女伴（实际是特工）随侍和丰厚的酬佣馈赠是双方不言的默契；至于是否有更多不为人知的私下交易，在东窗事发之前，都会被中共冠上“谣言”或“阴谋论”，加以否认或打压。
但，对付外国客人，中共可不是只用利益笼络而已，有着邪恶基因的中共同时也会暗设圈套，针对来宾的癖好提供特殊招待，在他们陶醉其中忘乎所以之际，偷拍下或败德不堪、或涉及犯罪的影像，作为日后要挟的筹码。例如在2020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爆出的“笔电门”事件，根据看过内容的记者透露，储存在笔电硬盘中大量不堪入目的镜头，就有部分来自中国境内。
前中共驻澳洲外交官陈用林在几年前透露，澳洲铀矿商曾多次将名义上出口到印度的铀运往中国，当时亲共的澳洲政府调查此事属实，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并认为，中共已经用澳洲的铀，制造出至少一枚的核弹用来对准澳洲。但是面对中共肆无忌惮的窃取和违法行为，已经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甚至涉及国家安全时，为何部分西方公司的高层或政府主管官员的反应却是异常消极？“有把柄捏在中共手里”，或许才能让许多不合常理的现象获得合理的解释。
中共在海外腐蚀世界的手段：糖衣炮弹
“蓝金黄”是中共在海外进行渗透、腐蚀世界的三大基本手法。“蓝”是指对目标对象的资讯操纵、网路监视、舆论造势与攻击；“金”就是以金钱或其他利益进行贿赂收买；“黄”是指利用“性”作为诱惑和控制目标对象的工具。中共锁定目标后，会针对目标在个性上的弱点和实际上的需求，采取不同的攻势，目的是压制批评和反对中共的力量、放大挺共声量。
用钱收买是中共统战的基本款，贿赂大概可分为明着买和暗中买。例如以各种名义重金馈赠名牌大学和研究机构、长期砸大钱购买主流媒体的整版广告页面和电子看板，置入中共炮制的内容冒充西方主流观点等等，都属于不怕人知的明着买项目。
暗中买的手段十分隐秘，经常通过不同的途径，用难以追查来源的方式让金钱迂回进入政客或关键人士创立的基金会或竞选总部、亲友账户或由他人代持的公司名下。这些私下的勾当只有在被刻意曝光后，世人才能略窥端倪，例如2020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爆出的“笔电门”事件，其中披露美国政客家族与中共背景的集团共同成立公司，涉嫌权钱交易的贪腐程度令人震惊。而近期某位中国女艺人忽然被全网封杀后，其复杂的政商关系再度引发热议，包括她曾于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时，向当时的民主党候选人投放巨额政治献金的传闻。
除了金钱贿赂外，中共也会设法在议员、官员或要人身边安插间谍，除了方便刺探情报外，还能在无形中影响其雇主。共谍通常以助手、司机、保姆或女友身份出现，有的只要求很低的工资，有的还会送礼给雇主。这些人大都善解人意、千方百计讨雇主欢心，因此经常获得长期雇用或陪伴，例如美国民主党大佬级女众议员雇用超过20年的华裔司机、身兼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的某民主党议员有一个帮助他从政的中国女友（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证据显示，该女子同时与美国多位市长及议员发生性关系）等等。
澳洲某位前总理之子曾“应邀”到中国学中文，所有费用连同津贴皆由中共支付。在启程的飞机中，他对坐在旁边的一个中国女孩颇有好感，攀谈后得知她正在悉尼大学就读。到北京后女孩热心的带他熟悉环境并到处旅游，还天天请他吃饭。当短暂的艳遇结束，总理儿开始思念女孩时，惊讶的发现她竟然已经成为自己在汉语班的同学！女孩后来顺利嫁给总理儿，成为澳洲一个显赫家族的成员，对于进行统战和收集情报而言，这个身份是非常有用的。
根据法国情报机构在2018年的一份机密文件显示，在法国海军重地布列塔尼的海军军人及从事军事相关的工程师，与中国女留学生结婚的数量激增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以致于法国军方和情报处不得不提醒军人和工程师，别让自己成为猎物。
台湾国防部情报处一军官在派驻国外担任使馆武官期间，被中共偷拍情色照片，以此威胁他充当共谍。该军官在结束驻外任务后，仍持续向中共提供军事情报长达七年之久，最后以少将身份被捕，为50年来最高军阶的共谍，也是首位因共谍案被判无期徒刑的国军将领。
中共利用网络操纵舆论风向、干预他国选举，已是公开的秘密，而且仍在进行中。经历过最近的总统大选及县市长选举的台湾人，对于选举期间充斥在社群平台及各种媒体中的海量讯息，夹杂简体字或大陆用法的虚假讯息，或吹捧亲共、攻击反共候选人的言论，应该记忆犹新。法国国防部下属的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在2021年9月发布一份超过600页、名为《中国影响力行动》的重磅报告中，也观察到在过去的十年内，中共曾试图干预七个国家的至少十次选举。
即使在平时，中共仍持续利用网路和娱乐影视等方式，洗脑着毫无戒心的人们。中共用中国广大的市场诱惑好莱坞，使其自我设限，不敢触及可能会惹怒中共的题材，更甚者还在影视作品中刻意插入讨好中共的元素，自动替中共说好“中共”故事，这样的产品一经全球播送，好莱坞便沦为中共统战的隐形侧翼。同样具有欺骗性的是一些洋人面孔的YouTuber，在小钱小利的诱惑下，接受中共的指示拍摄视频，无论题材如何变化，主旋律不是赞美中共、就是为其洗白。
针对在自由世界的网路里，向中共提出质疑或批评的人和团体，主要是由中共豢养的五毛和被严重洗脑的小粉红负责进行围攻霸凌。这些人无法理性的在立场上进行辩论，只是一味的谩骂恐吓，是外国人眼中的当代蛮族，华人也将之比拟为现代义和团。中共还有一个隐蔽的手段，同样是以中国市场为诱饵，迫使搜索引擎、社群和影音串流等平台，以关键字为中共屏蔽或封锁特定讯息、审查或打压传播真相的账户和频道，或以限制流量和广告的方式，让敢讲真话的自媒体减少或甚至没有收入，以此逼迫他们在捍卫普世价值与维持生计之间做选择。
中共渗透海外华人：制造对立与仇恨
据统计，海外华人与其后代约有4000至6000万人，不论他们是否已经成为他国公民，中共依然将其视为自己的禁脔。中共刻意混淆“中国”和“中共”这二个不同内涵的概念，将华人对民族和祖国的情感扭曲成对中共政权的认同和支持。精神上的认同加上物质上的好处，使部分华人自愿被中共利用，在中共指挥下从事的各种行为，有些涉及不法、有些甚至出卖入籍国的利益，几近叛国行为。
在海外的中文媒体、中文学校以及华人社团，多数已被中共收买，有些则是中共自己设立并直接控制，例如海外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和统会）由位于大陆的总会领导，而该会是中共中央统战部下属的官方组织；“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学联）与其分会，皆在当地使领馆中教育处组的指挥下运作。
不被中共的话术和利诱蒙蔽的华人，中共会用威胁恐吓的方式逼人就范。典型的作法是，当华人到中国经商或探亲时，被国安人员“请去喝茶”，事实上是被关在某处数小时，其间国安人员不断的胁迫华人，要求他们收集当地华人社区中特定人的情报信息；国安还不忘恐吓对方，谓中共清楚掌握对方在海外居家和国内亲人的情况，若对方拒不配合，会经常去“探访”云云。
史上仅有的跨国镇压
对于逃离中共统治的少数民族、信仰团体、异议人士，或在海外生长、可以自由获得资讯，从而对中共反感的华人、人权卫士、学者、记者等等，中共除了让使领馆人员赤膊上阵外，也会操纵那些受中共所骗的华人，对这些中共口中的“反华”、“分裂”分子进行监视渗透、骚扰胁迫、威逼恐吓，甚至暴力行凶。
前中共驻澳洲外交官陈用林在脱共前的工作，就是专门负责监视及打压在澳洲的五个团体（法轮功、台湾、新疆、西藏、民运）。他在美加等国的国会中作证时曾披露，早在2005年中共就在澳洲布下超过一千个特工和线民。他并推测，也有相当或多于此数的间谍及线人在美加各地活动。
■中共腐蚀后的世界
国际层面：全面渗透、全力腐化
中共尚未进入联合国之前，就极力拉拢第三世界国家，作为自己的投票部队。成为联合国会员后，中共开始渗透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在数十年的侵蚀下，联合国的15个主要机构中，已有5个是由中共“推荐”的中国官员担任首席领导，例如粮农组织、电信联盟、工业发展组织等等；有些机构的副手或要职位都安插了中共人马，还有些则交由代理人出面，例如在2020年瘟疫爆发初期为中共隐匿疫情，导致全球大流行的世卫（WHO）总干事，以及最近才被揭发的，涉嫌强迫下属篡改中国数据，以使中国在各国间的经商环境排行中大幅跃进的前世界银行执行长（现任国际货币基金主席）等等。
中共的人马把持着联合国的各个要职，他们接受中共党媒采访时明确表示，自己在国际组织的任务是要为中共推行的政策服务，而非为了实现联合国的宗旨；而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发表的言论，也多有明显的立场偏向。至今联合国已经丧失其应有的功能，沦为中共手中的提线木偶。
当联合国逐渐被中共瘫痪之际，在美国的倡议下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原本是为了在全球化时代建立各国间公平贸易的机制、排解贸易纠纷而设。中共加入世贸后便积极渗透该组织，例如扶持外国代理人竞选总干事，当选后再由其任命中共官员担任自己的副手。虽然名义上为副手，实际上却掌握着权力，如此便轻松的将这个重要的国际贸易组织变为中共剥削他国的工具。
中共不遵守国际秩序，甚至玩弄国际规则的劣迹，随着其经济上的快速发展而日趋严重。在加入WTO时，中共承诺遵守的45项规范，至今只有23项较不重要的项目勉强达成，但在涉及外国投资者及中国人民的利益上，例如网路封锁、强制技术转让、限制进口关税等等，中共从不遵守。而世贸的软弱消极与制度的缺乏制裁力，也让中共得以钻其空子，大行不公平贸易而不需承担任何后果，
例如2018年美中开打贸易战，美国曾向WTO投诉中共的违规行为，但WTO只是轻描淡写的出了一份报告，对中共政策先是部分肯定，然后才是希望改进的呼吁。这种明显偏向中共的仲裁并非孤例，对于蒙受损失的国家而言，投诉WTO已无实质意义。
随着全球性的世贸步上联合国后尘，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各国也只好另行结成区域联盟。东南亚各国将最初为了抗共而成立的组织扩大为东盟（也称为东盟），邀请日韩、纽澳、印度与中国共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约莫同时，中共正为其“一带一路”的美梦陶醉不已，对局促一隅的RCEP自是显得轻忽，但当一带一路的项目陆续受挫后，中共便积极参与、甚至企图主导RCEP。
RCEP于2020年11月正式成立，印度最后决定不加入，其官员明言原因：“中共是全球臭名昭彰的侵略者，印度不会参与中共主导的贸易集团”。在15个缔约国中，目前只有5国经本国批准生效，其中就有迫不及待的中共在内。极为讽刺的是，中共在签约加入自由贸易的同时，即对同为缔约国的澳洲进行经济制裁，对其煤炭大麦、红酒龙虾、牛肉棉花等货物，先征收高额关税，继而加码到限制进口，只因为澳洲公开呼吁调查大瘟疫的起源。
中共为了非经济上的原因却施以经济上的报复，刚签约就违约，用一贯不守承诺、破坏规则的态度，为这个新成立的区域组织上了活生生的一课，就是哪个地方只要有中共在，那里的规则秩序、公平正义、诚实守信、道德良知等普世价值，都会被中共腐蚀破坏。印度早就看清中共的真面目，而签了约但还没经过本国批准的澳洲和其他9国，以及近期中共又想染指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成员国，或许应该慎重考虑，是否真要开门揖盗？
国家层面：利诱、控制与威逼
对于还无法控制的国家，中共继续渗透腐化，例如最近爆出的意大利军用无人机公司，在未经政府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出售该公司75%股权给外国公司。这笔暗中交易早在2018年即已完成，收购的价格竟高出市价90倍，买方为15家交叉持股极为复杂的香港公司，其资金则来自二间中共国企。
对于已经可以左右的国家，中共毫无顾忌，先通过权钱交易垄断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内基础建设的营造工程，再以债务陷阱迫使该国将其港口、矿业等重要资产长期“租借”给中共，其行为之恶劣蛮横，已经导致多国人民的仇中情绪，以及攻击中国人的情况出现，其中包括中共的铁哥儿、被称为“巴铁”的巴基斯坦。
对于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中共甚至可以指挥个别国家，对之进行逮捕而后遣返中国，例如瑞典籍华人在泰国被捕后送给中共、因质疑中印边界冲突时中方死亡人数而被迫流亡的年轻人，在迪拜转机时被非法拘禁等等。
社会层面：何处不染红？
中共用钱打造的影响力，早已渗入各国的各个领域。中共以中国市场诱使金融界与商业界站队，借此以商逼政，中共御用学者得意洋洋的一句“我们上边有人”，证实了这个公开的秘密。为了获取巨额利润，金融界可以罔顾行业规范与商誉信用，帮中企到美国上市，却刻意长期忽视其会计审计和其他问题；商业界对中共明目张胆的间谍行为视而不见，堕落之快之深，与中共的勾结程度相关。
若非大瘟疫蔓延全球，世人还无法察觉学术界与医学界的沉沦。在缺乏足够证据的情况下，部分专家居然联名支持病毒源于自然的假说，而当其涉及利益的内幕被揭穿、舆论风向开始转变时，便又改口否定之前的说法，令个人的学术专业与人格操守，连同整个领域的权威性，皆因此备受质疑。还有医界人士在中共活摘器官的大量犯罪证据前，依然保持沉默，还用“不干涉政治”作为推诿的理由。由此可知，在学术领域中，并非只有辛苦积累的权威性受到严重破坏，连最基本的作为人应有的良知，也被中共在不知不觉中腐蚀殆尽。
对于各国国内社会的渗透与腐蚀，中共可是一点也没放松，而且是因地制宜，怎么能让当地更乱更坏就怎么使劲。近年来从中国偷运到美国的假钞和芬太尼毒品急速增多、在黑命贵暴乱期间，网路上出现有些暴动者操着标准的中国腔招呼同伴行动的视频；加拿大的中国黑帮从事赌场洗钱和买房炒房，其中不乏中共权贵的背景；一个所谓的“爱国同心会”在台湾街头公然挥舞中共血旗、谩骂殴打中共所要打压的对象，近期中共更直接指挥亲共政党，企图利用公民罢免的权利制造分裂对立；柬埔寨一带一路城市中的中国城里，中国黑帮有中共撑腰，公然进行人口贩卖与跨国诈骗……，观察各国国内的不法行为，背后几乎都可发现中共的魅影作祟。
■世界的醒悟与迎击
近年来，由于美国前届政府开始将中共与中国分开，带头认清中共不是中国，以及中共撕下画皮后的战狼本性大爆发，使得世界各国逐渐看清中共的真面目，从而采取各种行动进行防范围堵，例如制定《国家安全法》、《对抗共产主义中国法案》等法案，将中共宣传喉舌定为外国使团、禁止特定中共学者及留学生入境、驱逐或遣返部分留学生、关闭使领馆等等。
各国情报界已经清楚认识，中共是当今最大的威胁。近来俄国大规模逮捕俄共成员，因其涉嫌与中共串谋颠覆政府；五眼联盟与其盟友如日本、以色列等国的情报界密切合作；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每10小时就立案调查一起涉及中共的间谍行为；中情局（CIA）在2021年10月宣布成立“中国任务中心”，重点在对抗中共的对外影响，据该局高级官员透露，单独成立这个高级别单位，意义等同于冷战时期对苏联的密切关注，以及911后对恐怖组织的监视打击。
与此同时，揭露中共的重磅报告、挖掘内幕与探讨事件真相的著作陆续出现，从各个角度曝光中共的罪恶，对世人认清其邪恶的本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过去世界各国在帮助中共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受助者的狼子野心，直到如今，世界已经被中共腐蚀成千疮百孔的危楼，各国才慢慢的从之前的一厢情愿中醒来，才发现自己已经引狼入室，就像农夫与蛇的故事一样。
农夫的寓言结局还能改变吗？
农夫与毒兽是古老的寓言故事，情节却和现在的局势不谋而合：世界就像好心的农夫，而中共就是名副其实的毒兽，要毒物不毒害人是不可能的，而在现实中，世界也的确被中共毒害到岌岌可危的地步了。农夫寓言的结局能否如传奇小说一样，出现意想不到的发展——农夫心知必死，死前要为人间除害，奋力一搏，将毒物杀死。由于农夫的勇敢和善心，奇迹出现，他体内的毒素自然排出，好心的农夫得以生还。
若世人都能认清中共的邪恶本性，齐心解体中共，天助自助者。天助有勇气、有善念的人。到那时，天清日晏，世界将会迎来一个崭新的天地。
波罗的海弹丸小国，何以有挑战中共的勇气？
2021年11月18日，位于波罗的海岸边的弹丸小国立陶宛，悍然宣布和台湾互设"代表处"，所谓"代表处"Representative Office"，实际上就是外交机构的另一种称呼。这无异于事实上制造"一中一台"。
和以前台湾用钱换交情的那些太平洋岛国或者中美洲穷国不一样，仅有280万人口、6.5万平方公里国土的立陶宛虽然算是弹丸小国，但却是正宗欧洲国家、欧盟成员、北约成员，根据2018年的数据，人均GDP将近2万美元，是中国的两倍，在世界银行的评价体系里面，算是"高收入经济体"。
这么一个浓眉大眼的富农主动倒向台湾，事态非同小可。所以中共迅速做出反应，随即宣布将中立关系从"大使级"降到"代办级"。这个手法中共仅仅在40年前用过一次，也是因为台湾的原因，把和荷兰的外交关系降级。在中共的外交历史里面算是仅次于断交的严重事态了。但立陶宛怎么反应呢？
就在12月15日，中方正式要求立陶宛外交人员递交证件，以正式将其身份降级的时候，立陶宛19名外交人员及家属，以中方此举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为由，干脆一夜之间甩包袱走人，留下一个空荡的大使馆，不辞而别了。
这个听起来有点搞笑的事件，代表着中国和立陶宛已经到了说断就断的地步。可能有人就会奇怪，一般情况下，两国外交从冲突、拌嘴到对抗，甚至断交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中美从贸易战吵到今天还没到人走茶凉的地步，怎么立陶宛说变就变？这么一个弹丸小国，何以如此有性格，它哪里来的挑战大国的勇气？
事实上如果你了解立陶宛的历史就会知道，它并不是今天才这么有性格，它其实一直都很有性格。
位于波罗的海岸边的立陶宛，在欧洲国家中算是立国很早的，1230年立国，而且在14世纪还一度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国家。由于地处欧洲地理连接的要冲，后来被强敌们夹击，逐渐衰落。历史上可谓多灾多难，先后被德国、波兰、俄国等轮番胖揍，一战结束后，利用强敌都在喘息的机会，立陶宛终于摆脱俄国人一百多年的控制，得以复国并快速发展。
但不幸的是，幸福的时日很短，二战前夕苏俄和纳粹私下划分势力范围，再次入侵波罗的海三国，出兵占领立陶宛。为了让立陶宛人臣服，斯大林下令将1.2万立陶宛人逮捕后送往集中营关押，大量私人财产被充公，货币也改为苏联卢布，粮税大幅上升，立陶宛军队改编为苏联红军第29步兵军充当炮灰。特别是在纳粹德国进攻苏联前夕，斯大林为了防止立陶宛人反叛，再次将1.7万立陶宛人（大部分是各领域的精英）被流放至西伯利亚，大多数人无声无息死在西伯利亚。
鉴于这些血泪史，立陶宛对于俄国人数百年的侵略和压榨那真是恨之入骨，所以在纳粹入侵苏联的时候，干脆直接帮纳粹打苏联，两害相权取其轻。可想而知，等二战结束苏联卷土重来，对立陶宛人那是下手极狠。
据立陶宛官方的不完全统计，在1946年至1952年期间，苏联当局将约15万反抗的立陶宛游击队和异见者关进集中营；将至少13万人（其中70%是妇女和儿童）强行运送到苏联偏远地区的集中营或定居点，充当免费劳动力。这其中又至少有2.8万立陶宛人最终死亡。直到1963年苏联政策松动，最终仅有6万立陶宛人得以返回故土。
当时立陶宛全部的人口也才百余万，三成被整死、整残。当然，对于苏联这个大监狱来说，受苦受难的不仅仅是立陶宛人。但是即便如此，受到重创的立陶宛人也没有完全屈服！
"立陶宛自由战士联盟"从1944年开始，同时对抗纳粹和苏联，这个立陶宛游击队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一直在乡村地区反抗苏联的统治，即便在主要领导人孔修斯于1965年战死的情况下，立陶宛游击队依然没有溃散，最后一个游击队员米库里斯一直坚持到1980年才因年老体衰，体力不支被苏军捕获囚禁，前后坚持长达36年。
除了武装斗争之外，普通立陶宛人的反抗也从来没有停止过。1972年，19岁的学生罗马斯·卡兰塔自焚以抗议苏联统治，给立陶宛人极大震撼。1976年反苏人士建立了赫尔辛基小组，透过外国电台宣布立陶宛独立。1989年8月23日，为使全世界关注波罗的海国家的苦难，在立陶宛的发起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一起举行大规模的反苏示威——"波罗的海之路"，共有200万人手牵手组成一个长度超过675公里的人链，穿越波罗的海三国，成为人类历史上和平抗议的标志性事件。
最终，在苏联崩溃前夕，立陶宛人揭竿而起，率先发难，于1990年3月11日宣布复国，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第一个宣布独立的国家。随即死而不僵的苏联派兵入侵，但在全世界的反对声浪之下，归于惨败。在立陶宛的示范下，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浪潮此起彼伏，导致苏联解体。次年，自顾不暇的苏联被迫承认立陶宛独立，这个饱经沧桑的波罗的海小国，终于摆脱了俄国人的魔爪，迎来了文明的曙光。
所以从历史上可以看出，立陶宛国家虽小，国力也弱，骨头却很硬，对于强权一直都是绝不屈从，至死硬刚的姿态。
正是因为深受毒害，所以立陶宛在独立后，对捍卫国家独立有着深刻体会，对于来之不易的自由空气也格外珍惜，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于产自苏俄的东西都极为排斥。它主流民意几乎是一面倒的亲西方，它2003年就加入欧盟和北约，对抗俄国。特别是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兼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针对俄罗斯的扩张企图，以及和俄罗斯越来越近的中国，立陶宛极为警惕，开始站出来发声。认为中俄联合的局面正在威胁立陶宛的国家安全。
在前年白俄罗斯爆发反政府示威后，立陶宛第一个表示接纳白俄的反对派。在去年右翼联合政府上台后，立陶宛外交手腕更加强硬，明确表示要实行"价值观外交政策"——这个词不是新发明，美帝的拜登上台后也频频在使用。事实上表明了立陶宛在外交政策上紧抱美国大腿的决心。
特别是2019年8月发生的一个小事件，触碰了立陶宛人对于自由的敏感神经。当时因为香港局势，有部分立陶宛人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集会声援。同时另一部分受中共安排和指使的中国"爱国群众"也针锋相对举行了声援集会，表达"爱国立场"。结果导致双方冲突。这恰恰犯了为了独立奋斗了几百年的立陶宛人的大忌讳，立陶宛外交部副部长曼塔斯在今年8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从那时开始，立陶宛就开始考虑转向。
这个弹丸小国并没有只是放嘴炮，没人想到它是真的敢干。从2019年开始，立陶宛开始在新疆、香港等问题上公开和中国对立；它作为成员，虽然一贯亲欧，但却带头拒不执行欧盟的难民政策和对华政策；今年2月，立陶宛直指俄、中是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随即5月立陶宛表示已退出中欧国家17+1合作机制。立陶宛认为这个机制"制造欧洲分化"，话已经说得很绝。
随即就是更让人震惊的和台湾互设代表处，以及撤走全部外交人员。可以说，今年以来，立陶宛的变脸速度堪称一个月一个样，而且每一步都极为决绝，根本不是随意而为，事实上更像设计好了结果之后的步步为营。
如果要探究立陶宛如此转变的逻辑，历史的伤疤还历历在目，对于大国的警惕深入骨髓；在俄罗斯屯兵乌克兰，时刻威胁家门的情况下，欧盟未必靠得住，环顾世界唯有美国才有能力当自己的真靠山。这种情况下，在外交上向美国示好，用意识形态上的割袍断义来表明自己的立场，无疑是最好的投名状。
中国和立陶宛的双边贸易额非常少，2020年也才22.8亿美元，其中18亿是中国出口。所以对两国而言这点贸易量的影响都是微乎其微，谈不上需要掂量。而这点损失，实际上从别的地方又还可以加倍拿回来——比如美国就已经答应给予６亿美元出口信贷，所以立陶宛并不顾忌。
实际上，在9月份，立陶宛外交部长访美的时候，立陶宛的这种转变就已经十分清晰。从共同的表态中，可以猜出双方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有了美国的支持和某些承诺，可能才是立陶宛义无反顾的最大底气。立陶宛外长甚至扬言将成为"对抗中国压力的范本"。所以外交降级，可谓正中立陶宛下怀。
12月20日，针对中方称立陶宛"某些势力终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说法，立陶宛国会议员马尔德基斯在推特上回怼说"Which is ironic, because that's where communism already is."
对于这句话，我只想说——说得漂亮。
2021/12/26
未普：2021年是習近平的瘋狂折騰年
2021年是中共黨魁習近平最瘋狂折騰的一年。從年頭到年尾，從宏觀到微觀，從政治到經濟，從黨內到黨外，從國內到國外，習近平卯足了折騰腳步，在每一個他涉及的領域，留下了令人嘆為觀止的混亂印記。
習近平在經濟方面的折騰，使中國的私營企業家們遭遇到自改革開放以來最深刻的恐懼。如果說，習近平在2018年整肅民企時，還能口是心非地說，民營企業家是自己人；2020年還貌似真誠地告誡他們，要當明白人，要「聽黨話、跟黨走」；那麼到了2021年，習近平除了加緊邁著鎮壓民企的大步，再無多餘的話。他不由分說，用政府監管的重錘，嚴厲敲打和全面鎮壓民企，致使中國科技、金融、互聯網、遊戲、教培到房地產等多個行業受到重創。在過去四十年中，中國的經濟環境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糟糕，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膽戰心驚。
習近平對私企的擔心，早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這不外乎是：1）習近平認為，私企對黨不忠誠，擔心私企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會脫離黨的掌控。2）習近平不能容忍私企成為中國經濟的脊梁，故限制私企在國企中的持股比例，並要求一些科技企業將股份和董事會席位交給國家。3）習近平認為私企大多靠賄賂與欺詐，壟斷與無序擴張為手段而發家或發財，所以必須打擊。用賄賂與欺詐為私企編制罪名實是易事，以反壟斷或反資本無序擴張的名義整肅私營領域，也是無往而不利。似乎一向以壟斷聞名的國企從來沒有壟斷過，一向橫衝直撞的國企從來都是有序擴張似的。
在黨內，習近平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權力越集中越坐立不安，越疑神疑鬼。雖然他在自己主導的十九屆六中全會上，為自己唱足了偉大讚歌，卻無法消解黨內對他的不滿。他動了太多人的奶酪，習近平肯定明白這些人的不滿，因此幾次在內部會上提出警告，稱黨內存在野心家、陰謀家，正從內部侵蝕黨的執政基礎，要嚴肅查處對黨不忠誠、陽奉陰違的兩面人等等。那些曾經為他立下汗馬功勞的人，無論是王岐山還是胡錫進，不管是功勞還是苦勞，辛辛苦苦近十年，如今就像習近平嘴裡嚼爛了沒味兒了的口香糖，說吐就吐了。緊跟習近平的那些親信們，焉能不兔死狐悲？而習近平自己的日子恐怕也不好過，像毛澤東和斯大林的晚年一樣，天天杯弓蛇影，他還有誰可相信呢？
在國際上，習近平和他領導的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孤家寡人。在過去的一年裡，習義無反顧地與世界全面交惡，除了那個常常心懷鬼胎的普京有時會站在他一邊，他最忠誠、最有名的小兄弟可能就剩下朝鮮了，也許還有塔利班。有趣的是，習近平在2021年特別喜歡與民主國家結仇：中美、中澳、中加、中日、中英、中挪等關係，在中國外交戰狼的嚎叫聲中，全都搞得一塌糊塗。面對這些國家對中國鋪天蓋地的批評，習近平竟然自信到近似糊塗的地步，稱中國的專制才是真民主，其他民主國家的民主都是假民主，更自信到以為他口中的「東升西降」已經成了無人能夠顛覆的事實。習近平的「糊塗」直接把東方閃亮的明珠斷送到黯然失色、光彩全無，其民主和自由統統被侵蝕殆盡的地步。習的「糊塗」還想用武力把民主台灣拿下，甚至不惜與美國交戰。
不管是折騰還是糊塗，習其實就是想明白告訴中國的私營企業家、黨內同僚們和西方諸國，他才是中國Inc.唯一說了算的大老板。他甚至經常承認，從宏觀到微觀方面的大大小小事務，他無不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看著習近平一天比一天更頻繁地折騰中國，折騰世界，世界無不目瞪口呆：過了瘋狂的今天，不知明天的中國還會發生甚麼更出格的事兒。
習近平在2021的折騰，結果是毋庸置疑的，習把所有對中國不利的因素，都攪合到一起了。習近平非讓私企姓黨的結果是，中國經濟的根基肯定會被撼動；他在黨內沒完沒了的疑神疑鬼的結果，最終可能會演變出林彪事件或四人幫事件.
Monday, 27 December 2021
黄竞存：我的哥哥黄仁宇
我的哥哥黄仁宇和嫂嫂格尔住在美国纽约州New Paltz市，在1999年除夕中，我在西岸和仁宇兄通了两次电话，在交谈中互相勉慰，庆幸平安地进入一个新世纪。
过了一两天，我才知道仁宇那天是由他夫人格尔驾车到离New Paltz二十多英里的一家电影院看一部文艺影片，片名叫《雪降洋杉》（Snow Falling On Cedars）。他们刚到达电影院，仁宇兄说身体不适，在进门厅室，一坐下来就晕倒，当时由救护车送到附近医院急诊，医生已束手无策了。
当时我除了伤感之外，还有一点诧异：平常仁宇兄做事认真，不爱浮华，为什么要在周末白天去电影院呢？为了了解真情，我就在网络中寻找这部《雪降洋杉》影片的背景，才知道这影片是根据1994年间一部最畅销的小说编摄的，小说已经译成中文出版，书名叫《爱在冰雪纷飞时》，故事发生在西雅图城海湾中一个小岛。在大雪飘零之际，一个当地新闻记者查访法庭审问一件命案，其中包括不同种族男女间的爱情，小岛上住民的心理，私人间的嫉忌和偏见，都反映在记者的心目中。照我的猜测，仁宇兄对写小说有兴趣，他去看这影片，不是纯粹为了娱乐，而是要把文艺著作和电影两种媒体相互比较，有研究的性质。
当天他们夫妇离家去电影院时，仁宇含笑对格尔说："老年人身上有这么多的病痛，最好是抛弃躯壳，离开尘世。"随后格尔开车沿赫逊河岸转折，仁宇继续将身后事作为话题，和格尔检讨。这场经历在格尔嫂的心目中，留了不可毁灭的印象。
我和仁宇兄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一直到中学毕业，我们的父亲黄震白，别名种苏，是中国革命初期同盟会会员。在长沙时，我们兄弟年轻，父亲又常赴外省工作，在我的记忆中比较深刻的是在客厅墙上挂的国父孙中山的手笔，题赠"种苏同志"，中间是"博爱"两个大字，下首是孙中山的签名和印章。这幅字帖一直挂在家中，到了1939年抗战开始，家人分散，这手帖就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黄仁宇在十四五岁左右(1932年)开始向当地报纸投稿，当时湖南日报副刊，连续登载他写的世界名人传记，每篇都有他自己手描的人物画像。黄仁宇的写作热忱，从中学时代开始，从未间断，以后他继续在文章书籍中加入自己的插图，包括白描画、地图、表格和作战形势图等，都一手细心创制。他的私人用笺，上面就有一幅白描画，描写过去运河漕运情形，原来是他写明代经济史中的插图。
1938年仁宇兄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念电机工程。刚过了一年，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国内比较有名气的大学都辗转迁入内地。黄仁宇放弃学业，在长沙参加抗战日报，作编辑访问工作，那时抗战日报的社长是田汉，总编辑是廖沫沙。
黄仁宇于1943年由重庆飞往印度，参加中国驻印度远征军，在孙立人部下作参谋，常到战场视察，仍旧写文章，在重庆大公报发表。在北缅密支那之役，他到前线观察，被日军藏在树丛中的狙击兵射中大腿，运到后方调养。
抗战胜利之后，仁宇兄到美国Leaven Worth参谋大学深造，后来又到日本参加中国驻日代表团。在这个期间，我们只在日本东京匆匆见面二十四小时，一直要到1952年，他决心解甲读书。我们兄弟，才有比较多的见面机会。
从1952年开始，黄仁宇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念书和工作。那时他已经是三十四岁，把半生的事业成就全部放弃，重新和年轻的学生们生活在—起，这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他采取这途径，表示对自己写作著述的能力有信心，才愿意在半工半读的条件下，发愤攻读。
黄仁宇在密西根大学Undergraduate School念了三年，由新闻系转到历史系，取得学士学位，在这段时间，除开读书、工作之外，他对年轻大学生的课外活动一样有兴趣。密西根大学是美国中西部足球联盟的一员(Midwest Big 10)。秋天是足球季，各校轮流比赛，每场的观众上万，黄仁宇戴上黄蓝两色上有校徽的便帽，热烈参加。
随后黄仁宇继续念研究院，一直到1964年，取得博士学位。美国政府对大学文科 (Liberal Arts)不大重视，政府研究津贴很少花在这个部门，因为这个缘故，文科研究生都要自己找工作维持。
黄仁宇一面工作谋生，可是仍专心读书。我看着他从一个业余性质的作者，蜕变为胸藏万卷的学人，他以后的成就，都是在这个期间奠定的。仁宇兄研究明史，把《明实录》一百三十三卷从头到尾研读，以后写文章，下结论，都引证纪实，不凭空虚构，也就是他为学过人之处。黄仁宇辞世之后，嫂嫂格尔寄给我一盒文件，其中有黄仁宇最近十年的读书工作记录。我打开一本，看到他1992年12月的日记，其中一个星期，他在五天之内，把《大史长篇》，重新研读一遍。我不知道《大史长篇》是怎么样的书籍，请教一位国史专家，他说大概是明朝王祎著的《大事记续篇》(七十七卷)和朱国桢著的《大事记》，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黄仁宇读书认真的情形。
仁宇兄的名著《万历十五年》开始是用英文写的，在1981年由雅礼大学出版所印行，当时为美国名作家John Updike发现，在New Yorker杂志写文推荐，同时这本书也列入美国历史书五个最佳作品之一。翌年《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印行，由廖沫沙题笺，印在封面。这题笺也有一个小故事，我在1980年9月间，参加美国航空学会访问中国航空工业，途经北京，这时黄仁宇已经计划把《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印出，托我和妹妹粹存去拜见他的旧友廖沫沙，请他题笺。我现在手头还有仁宇写的一个短简，谢谢我们弟妹替他取得廖沬沙的题笺，并且说：出版书籍，和其他工程一样，一定要有多方面的协助支持，要谢谢你们在北京的联系工作。
黄仁宇个性强，不论学术和日常交往，都是心有成竹，不轻易改变初衷。可是为人谦和，不事夸张。《万历十五年》在大陆和台湾畅销，他对我一字不提，直到我们的表弟李承露从台湾来信，报告情形。我打电话给仁宇兄说："听见你在台湾出版界和读者心目中声名鼎盛。" 仁宇兄没有骄意，只问："是哪个人告诉你的?"
黄仁宇的第二本重要作品是《中国大历史》，这本书在美国出版时是1988年11月。可是早在 20世纪70年代，我到纽约州去看他们夫妇，仁宇兄就告诉我：他对中国历史有一个新的研讨方式，和美国各大学中国史专家看法完全不一样。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这学科的研究内情，只觉单刀匹马，和一班学术权威打对头，不是智举，就将这想法坦白陈述，黄仁宇一点也不同意，话题就终止了。
黄仁宇生性豪爽，古道热肠，对人诚恳，人或有机谋，他视而不见。他在New Paltz住处简素朴实，他写作的厅房面对着纽约闻名的Cat skill山地游览区，可以看见日出日落，风云变幻，在黄仁宇的心目中，比什么高楼大厦，都要胜过一筹。同时他注重储蓄，家有余资，都细心投资。
黄仁宇夫妇爱旅游，在英国剑桥大学工作时，曾遍游西欧各国，在美国游历东西岸，最后在1998年春来加州访问，和家人欢聚之外，他们夫妇并开车到San Diego和Las Vegas游览。
仁宇兄最后一次旅行，是在1999年10月应葡萄牙政府邀请，到里斯本参加澳门归还中国纪念会。在会中黄仁宇发表论文，题为"中国的经验——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黄仁宇欢喜宾客，New paltz附近有几家餐馆，是他家待客之处，其中有两家在赫逊河畔，风景优美。这地方也就是他写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名称的来源，另一家中国餐馆，叫 "小熊饭店"，地址靠近Woodstock，是Rock Music发源之处，餐厅背山近水，非常风雅。
作为知识分子的钱端升
钱端升先生生于1900年，至今已经120周年。作为现代中国最著名的学者与知识分子之一，早已青史留名。我个人作为知识分子的研究者和钱氏家族的后辈，很遗憾之前一直没有时间和机会专门研究他，虽然在1984年受外婆与母亲的委托，到北京拜访过钱老，但当时我还是一个大学本科刚刚毕业两年留校的小助教，对未来的研究尚在朦胧之际，没有抓住机会多多请教钱老，错失了唯一的机会。后来虽然曾经指导过我的硕士研究生范亚伶以钱端升为题目撰写硕士论文，但自己一直未曾做过专门研究。我想借这次钱端升120周年冥诞，弥补这个缺憾，作为向钱老的致敬。
关于钱端升的研究，近些年已经有一定的学术成果，我阅读了相关的研究与资料，感觉这是一个难以归类的人物。他在1949年前的前半生，扮演了两个角色：政治学家和政论家。前者是学者的角色，后者是公众知识分子的角色。关于前者，在政治学界，已经有初步的研究；而后者，依然有相当多的问题需要深入探讨。一般而言，钱端升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在1930年代主张开明独裁，抗战前期也一直拥护国民党作为国家的中心势力，那么，他在民国自由知识分子光谱之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在1945年前后，钱端升的政治立场发生重大的转变，从赞成国民党的一党执政转到拥护各党派的联合政府，最后到1949年欣然迎接中共新政权，这一大变化的背后，究竟有些什么不变的内在思想脉络？在他难以归类的政治立场背后，其思想底色与政治伦理究竟是什么？本文试图结合我个人研究民国知识分子的经验，谈谈我对钱端升作为一个另类自由知识分子的理解。
一流的政治学者之外，还是一流的政论家
钱端升是民国顶尖的政治学家，因而荣膺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然而，在他的生命之中，除了学者之外，还有另一重角色：参与政治的公众知识分子。
钱端升处于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中，革命、内乱和战争纷至沓来，前半生一直处于动荡的乱局之中。作为一个继承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传统的现代知识分子，与他的许多同事朋友一样，从小就有深切的儒家忧患意识。1915年他还只有15岁，在松江三中担任级长，当反对袁世凯卖国的消息传来，钱端升与同学们一起，卷入了反袁和抵制日货的运动当中。后来到清华读书，参与了五四运动，还被捕监禁过，1926年又亲历了三·一八惨案。民国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事件，他都是亲身经历者。他的思想变化，不仅来自理性的思考，也源自这些直接的人生感受。
钱端升出生、成长于通商口岸大都市上海，视野和格局都比同时代的人要大。他有大胸怀、大理想，有知识分子的家国天下情怀。这个"家"，不再是传统士大夫生于斯、长于斯的家族与家乡，而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栖身之地：大学。钱端升回国以后到母校任教，对学校的公共事务热心参与，他提出了改造清华的三条原则：以文理科为主、以人文教育为目标、以教授治校为路径。钱端升作为海归"少壮派"的核心之一，积极争取"教授治校"，众所周知，改制以后的清华大学正是按照这个方向发展的。钱端升还曾经写信劝说当时已经爆得大名的胡适到清华来担任校长，并流露出自己的雄心："若是我自己的年岁大一点，资望深一点，我也一定敢牺牲自己安闲读书的生活，去尝一尝校长的辛味"。 这一年，钱端升26岁，可见其抱负之大，只是后来命运一直没有給他这个机会，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才成为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的创院院长，遗憾的是时过境迁，时代已经全然没有了"教授治校"的条件与可能，让他美丽的校长梦成为了后半生的一场噩梦。
家国天下情怀之中，钱端升投入最多的是国家与天下。他是一个炙热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个世界主义者，相信国家之上，还有人类。无论是他的政治学专业研究，还是各种时评，他的兴趣之广、格局之大，关怀的领域之广，绝对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之上。他在《益世报》担任主笔期间，所撰写的社论，从国内政治、教育、经济、边疆问题，到日本、欧洲、美国、中外关系，无所不涉猎，那不是一般的学者能够做到的。费正清的太太费维梅在晚年回忆1930年代北京的教授朋友们，逐一点评他们的特点，钱端升给她留下的印象是："钱端升是尖锐的中国政府分析家，对国际问题具有浓厚的兴趣"。
钱端升有书生气，但又不是一般的书生，是有入世情怀的书生。这构成了钱端升政治性格的某种复杂性。在学者与士人的双重角色之中，钱端升始终将书生视为最重要的生命底色。他的儿子回忆说："在他心目中，大学教授是至高无上的。他告诉我们，很多美国总统都是来自大学，卸任后又回到大学。因此，对自己作为一个名教授是非常引以为自豪的"。蒋介石一度很器重他，他有多次的机会，像他的政治学界朋友王世杰、浦薛凤那样，到国民政府里面当官，但除了1928年在蔡元培主持下的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短期出任文化事业处处长之外，其他的机会都拒绝了，很可能是唯一的担任公职的经历给他留下的负面印象所致。1945年，他在与学生何炳棣谈话的时候郑重告诫说："不要三心二意，一边教书，一边又想做官，你看蒋廷黻多可惜，他如果不去行政院，留在清华教书，他在外交史方面会有大成就"。
钱端升对曾经的同事蒋廷黻的惋惜，未尝不是一种自警。他对现实政治有浓厚的兴趣，但这种兴趣，如同胡适所言，乃是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也就是在政治之外，通过舆论影响政治。傅斯年曾经说过："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钱端升对参政的态度，与胡适、傅斯年是基本一致的：以在野之身，舆论干政。这也是民国期间大部分自由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
钱端升的前半生，几乎都在通过舆论介入时政。在政治学家的身份之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身份：时评家。他写时评的经历，从18岁就开始，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写了第一篇时评《联邦制可否行于中国论》，之后不仅笔耕不辍，而且积极参与编辑组稿。在美留学期间，出任《留美学生季报》编辑；回国以后，担任《现代评论》政治编辑；1934年初，由蒋廷黻推荐，到天津接替罗隆基担任《益世报》（与《大公报》齐名的北方两大报纸之一）的职业主笔，专门撰写社论。8个月主笔期间共撰写了170篇社论，平均每周5篇；1939年，钱端升又发起和主办了《今日评论》，两年期间，撰写了43篇文章、56篇时评。在民国历史当中，没有人像钱端升这样，既能当一流学者，又能成为职业主笔的知识分子，钱端升几乎是唯一的一个。他的《益世报》前任主笔罗隆基，虽然是政治学博士毕业，也在光华大学、西南联大短暂地做过教授，但只是一个一流的舆论宣传家，在专业领域，几无建树，不能称之为学者，遑论一流学者。然而，钱端升，无论在专业领域，还是政论领域，都是公认的一流人物。
作为公众知识分子，钱端升最高光的时刻应该是主办《今日评论》时期。在民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刊物谱系之中，《今日评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前有《努力周报》、《独立评论》，后有《观察》、《新路》。《今日评论》与《独立评论》和《观察》的人脉联系，从一个数据就可以看出端倪：《今日评论》作者当中，有38人曾经是《独立评论》的作者，如钱端升、陈之迈、张佛泉、萧公权等；而《观察》作者当中，又有20多人也曾经是《今日评论》的作者。 在1939-1941年间，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胡适到美国担任大使，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钱端升弥补了胡适留下的空缺，站出来主办《今日评论》，让西南联大教授和其他的自由知识分子有一个舆论干政的阵地。他不仅有为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而且有同人领袖的风采，为了聚拢人气，为杂志组稿，他在昆明期间经常不惜借钱，请作者吃饭，畅谈时事。不过，他谨守中国士大夫的"君子群而不党"的传统，可以有许多志同道合的同人，但不搞门派、不建立小圈子，更没有兴趣组党，观点可以不同，只求精神的契合。《今日评论》写稿最多的作者，除了他本人之外，就是王赣愚、张奚若、费孝通、伍启元这些西南联大的同事。从吴宓、朱自清的日记当中也可以看到，尽管文化趣味和政治立场钱端升与他俩有微妙的差异，但并不妨碍彼此之间成为来往密切的朋友。
钱端升还有一个经历是民国知识分子当中罕见的：在清华、北大和中央大学都有任教的经历，特别是清华和北大，在他的人生当中留下了深刻的精神痕迹。这两所风格迥异的中国最高学府，钱端升更认同哪一个？研究清华大学校史的台湾学者苏云峰认为：钱端升"自觉并非清华之主流派，在学校认同上，他倾向北京大学，所以说他是北大在清华的一颗种子"。钱端升一生的确对北大非常有感情，气质上也接近北大，但在内在精神之中，同样有清华的影子。他出身于清华，回国任教的第一站亦是母校，虽然后来去北大任教，但与清华的教授们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今日评论》核心作者群中，大部分是清华出身或者是清华的教授。钱端升可以说是容北大清华于一身，有北大的士大夫气，也有清华的专业精神，兼有北大的大气和清华的严谨这两种气质。或者说，作为政治学学者，他更接近清华，而作为知识分子，他则是一个典型的北大人。
有现实感的自由知识分子
在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之中，钱端升属于一个难以定位的非典型人物。原因无它，乃是因为他在1930年代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下，与蒋廷黻、丁文江一起，在自由知识分子的"民主与独裁"大论战当中，曾经是主张"新式独裁"的代表人物。1930年代的钱端升，究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还是一个威权主义者呢？
对这一问题的分析，首先在理论上必须澄清一个误解，以为自由主义必然反威权，自由与威权势不两立。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明确指出：自由主义"主要关心的是限制一切政府的强制权力，而不论政府是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民主制的对立物是独裁政府；自由主义的对立物是极权主义。这两种体制都不必然排斥另一种体制的对立物：民主制可能运用极权主义的权力；而一个独裁政府按照自由原则行事也不是不可思议的"。哈耶克的这段话，意思非常丰富，他告诉我们，一个自由主义者，未必反威权，威权是民主的对立物，不一定是自由的对立物。而对自由的真正威胁，是极权主义。威权主义，一定是不民主的，排斥公共参与和全民选举，但有可能容许一定的个人自由和有限度的法治乃至宪政，这就是所谓的开明威权或开明专制。
在民国自由主义者当中，胡适、张奚若、陶孟和等代表了民主的自由主义，因此他们在"民主与独裁"大论战中，既坚守个人自由，也希望以民主的方式重建政治秩序。然而，"新式独裁"的拥护者们对民主是否有可能在中国实现是存疑的，他们退而求其次，要求首先建立开明的威权，然后逐渐实现民主宪政的前景。虽然他们不是民主主义者，但依然在自由主义阵营之中。
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自五四以后，经历了三波大分化。第一波，是1920年代初，自由知识分子与激进知识分子的分化，胡适、丁文江办《努力周报》，树立了一面自由主义的旗帜。当时，钱端升还在美国留学，没有参与。第二次是1930年代"民主与独裁"大论战，民主的自由主义与威权的自由主义发生分化，钱端升站在了后者一边。第三次是1945年前后，右翼的自由主义与左翼的自由主义再度发生分化，前者是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亲国民党自由派人士，后者是疏离了国民党、倾向联合政府乃至于最后站到中共一边的自由派人士，钱端升就属于这一类。关于第三次分化中的钱端升，如何从一个威权的自由主义者转向左翼的民主主义者的，留到下一节详细讨论。
1930年代的钱端升，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为何会主张"开明威权"？这首先要从他的思想底色说起。钱端升在清华和哈佛受到的，是自由主义的教育，因此，言论自由、教育独立和法治精神，是他思想的三层底色，一生都没有动摇过。特别是言论自由，更是他看重的。早在哈佛求学的时候，他在英文撰写的《言论自由》一文中就说："对一个自由政府来说，言论自由是它存在的根本，以及一个自由政府应允许它的公民拥有最大的言论自由空间"。自由、独立、法治，这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基本立场。自由主义可以与民主主义相结合，成为民主的自由主义者，也可以与开明威权相结合，成为威权的自由主义者。
在钱端升早期的思想当中，民主这一价值维度虽然并非不重要，但相比较自由、法治来说，并不具有优先性。相反，他同时看重的是另一个重要的价值：国家的威权。1941年他在《新中国与一党制》一文中，提出："国家须有大权，而人民须保其自由"。这两条原则是了解他早期威权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所在，他试图在人民的自由与国家的威权之间保持一种适当的平衡，而平衡的方式，就是有自由、有法治的威权主义，这种威权主义并非民主的，却是开明的，能够与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兼容。
为什么钱端升不像胡适那样，直接选择民主的自由主义，而非要通过开明威权来过渡？这与钱端升所秉承的政治伦理有关。马克斯·韦伯将所有以伦理为取向的行动，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信念伦理，另一种是责任伦理，"这两种准则从根本上互异，同时又有着不可消解的冲突。两种行动的考虑基点，一个在于'信念'，一个在于'责任'。"简单地说，信念伦理就像一个教徒一样，只对自己的信仰和动机负责，行动的实际结果交给上帝负责。而责任伦理，则不问动机，只看结果，一个人必须对自己行为选择产生的实际结果，承担切实的责任。在个人的行动之中，这两种伦理有时候是混合的，但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理想类型。启蒙知识分子，所秉持的是信念伦理，按照自己的理性和信念，研究和宣传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识形态，他不必对这套意识形态在政治生活中所导致的结果承担直接的责任——事实上，在观念与结果之间，还有许多不可预测的中介因素，启蒙知识分子不必担当直接的责任。但对于一个入政知识分子来说，那就不一样了。他不仅要有自己的价值信念，而且要有现实感，必须对自己的政治选择担当直接的责任，在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
由此来理解钱端升在1930年代的政治立场，就可以迎刃而解。作为学者的钱端升，他只须对自己的自由主义信念负责，问题比较简单；但作为一个公众知识分子，而且在重要的公共舆论空间发表意见的时论家，他要担负的，不仅是信念伦理，而且是责任伦理，要根据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境，预判什么样的舆论宣传和政策实施，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实际政治后果，他不得不在信念与责任、理想与实际之间达到某种妥协。
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当中，有不同的个性和风格。钱端升的同事与朋友张奚若，就是爱憎分明，忠诚于自己的信念，不肯与现实妥协。但钱端升是一个极具现实感的自由知识分子，因此在他的时论当中，所表明的立场、观点和态度，不是仅仅从一己之信念出发，更多地是与现实折衷，在"可欲的"理想与"可能的"现实之间寻求艰难的和解。钱端升回国以后，在几次重大的历史事件面前，都不是走极端之人物，走的是不偏不倚的"中道"。五卅运动兴起，以《现代评论》为中心的京城自由知识分子反应强烈，都对英国屠杀中国同胞不满，但高调者如周鲠生，要求英政府道歉，并取消英国在中国的特权。但从"可能的"现实出发的钱端升，却主张速战速决，与废除租界与取消不平等条约的要求脱钩，在对英谈判中获得实际的可能的利益为目标，"争得若干，即得若干"。五卅运动也激起了清华学生的抗议浪潮，有些学生主张无限制的罢课，而有些学生则漠不关心，置身事外。钱端升在《清华周刊》撰文，告诫学生；"徒以妄其学潮，荒时失业，实为过分；而逾度之安分守己，实为不及；不及尤过也，故不敢不告"。
钱端升的这种"中道"立场，并非是缺乏是非价值标准的乡愿，而是一种有原则的"中庸"。儒家式的"中庸"，乃是把握尺度，不走极端，在两极之中获得平衡，而这种平衡体现了自身的原则与价值。钱端升虽然现实感很强，也擅长妥协，但在一些涉及到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的问题上，又有耿直的一面。在西南联大期间，蒋梦麟聘请罗隆基担任政治学教授，钱端升担心这位自由主义的同道过于热衷政治活动，而对教学草率应对，故强烈反对，甚至不惜辞去法商学院院长和政治系主任以示不同意见。两年以后，罗隆基因激烈批评国民党而被解聘，到这个时候，钱端升又站了出来，表示要辞去教授职务，抗议政府对言论自由的亵渎。这就是钱端升，一个有原则、又有现实感、有坚守、也有妥协的自由主义者。
1930年代的钱端升，除了自由、独立和法治的自由主义底色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思想原点，一个是三民主义的政治信念，另一个是对强有力的政府的期盼。钱端升是在1926年国民大革命期间，经过陈翰笙、高仁山的介绍，加入了国民党。这个时候的入党，与1928年之后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再加入，是决然不同的，钱端升是为信念入党，那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因为目睹过三·一八惨案，对北洋政府十分厌恶，他对当时被认为是"革命党"的国民党是充满期待的。不过，他虽然服膺三民主义，但对国民党在大学里面推行党化教育是反对的，因为它违背了教育独立的自由主义核心原则。钱端升指出："通常世人所知道的大学是讲学的地方，而不是宣传的地方。大学的实用目的是为国家社会造就人材，而不是为一党一派造就人材；大学所造的人材是为社会各方面活动而造就，而不是专为革命而造就的"。
作为一个忠诚于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员，他在党内始终扮演一个"忠诚的反对派"角色，经常通过报纸和杂志，公开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蒋介石对他既重视，又忌讳，在国际问题上有所倚重，抗战初期派他与胡适一起去美国争取支持，也多次接见垂询国事，但对钱端升直言不讳的公开言论，常常感到不满。钱端升《益世报》主笔做了8个月被迫辞职，《今日评论》办了两年即休刊，都与来自国民党的压力直接有关。
如前说述，钱端升是一个有现实感的自由知识分子，因而他对时局的思考更多地不是从信念伦理，而是从责任伦理出发。九一八之后中国的形势，是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但国家依然处于四分五裂之中，南京国民政府只是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各地军阀割据一方。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依然是国民党的心腹之患。钱端升对此忧心忡忡，他在《益世报》的社论中表示："中国现在需要的，第一步是安定的政局，第二步是统一的国民意志，第三步是有力的政府。我们将要靠这政府增加民族的经济力量，并以恢复民族的地位"。要抗日，首先就要国家统一，而要统一，首先要有一个代表国民意志的强有力的政府，这是钱端升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基本思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并非权宜之计，早在他18岁在《清华周刊》发表的第一篇时评《联邦制可否行于中国论》，就明确反对联邦制，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 他不是不喜欢民主，而是他从中外历史当中发现了一个令人可悲的"独裁—革命--民主--独裁"循环论："细考独裁的前因后果，我们可推得下列的变化：政治太窳败或太专制则生革命；革命的政体往往倾向民主；人民因不习政治之故，革命的政府往往乱而无力量；人心厌乱，强有力的独裁政府因之而起；但独裁是独裁，无论治安方面而怎样可靠，而专制必达于极点"。 这个观察很有深度，可以窥见钱端升内心深切的悲哀。
作为一流的政治学家，钱端升对民主（民治）有准确的理解，其具有五个内涵：一，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二，国家权力有限制，个人有自由；三，人民有普选权；四，实行多党制；五，政府权力多元制衡。然而，钱端升却认为；民主制度有一个短板："不利于高速度与大规模的生产"，"而且，即使民治宜于中国，中国人民现在也实在没有实行民治的能力"。 既然民主无法一蹴而就，那么只能退而求其次，首先追求一个开明的独裁。
钱端升在1930年代的这一立场，显然与当时的国际大背景有关，1929年的西方经济大萧条，使得议会民主制发生了危机，而各种极权主义、独裁制度的崛起，暂时显示出比民主国家更高的行政效力。钱端升说："民主政治的衰败及独裁制度的比较成功决不是一时偶然的现象，而是近代经济制度所造成的一种必然的趋势。据我的推测，近年来民族主义的空前发达也将使民主政治更站不住，而独裁制度更盛行"。以事后的目光来看，钱端升显然对历史大趋势有误判。不过，这一误判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当年不是他一个人，而是大部分中国自由知识分子都对意大利、德国和苏联的集权体制发生了兴趣；更重要的，对于自由主义者钱端升来说，自由具有内在的最高价值，而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强盛，是与自由同样重要的核心价值，而民主，只是守护个人自由与实现国家强盛的工具性价值。他多少有点无奈地承认："我们中有些人—我自己即是一个—本是受到民主政治极久熏陶的，这些人对于反民主政治的各种制度自然看了极不顺眼。但如果我们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近代国家，我们恐怕也非改变我们的成见不可"。
钱端升的现实主义性格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下，令他暂时放下对民主的追求，转而希望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以让中国"于最短时间内成一具有相当实力的国家"。 必须要指出的是，钱端升心目中"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并非寄希望于某个领袖包括蒋介石，而是实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国民党对外可以一党训政，但对内必须有民主，他不赞成蒋介石成为一言九鼎的独裁者，认为必须改变国民党的体制，先民主后集中，让中央成为有力量有效率的决策机构。 简而言之，钱端升所拥护的威权，是有条件的，而非无条件的，威权可以不民主，但必须是开明的，有法治的。关于民治与法治的关系，钱端升看得非常清楚，法治与民治不是同一个概念，好的民治一定包含法治，民治国家也往往是（但不一定必然是）法治国家，但法治并非民治国家所独有。开明威权也可能有法治，虽然政权不对人民开放，没有反对党。钱端升明确指出："民治不需要，而法治则不能无。……没有法治，政治便无从循轨而行"。自由、法治，而非民主，这就是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不同的着眼点所在，民主主义无法容忍威权，但自由主义可以有条件地兼容威权，只须这个威权是开明的、法治的，包容个人基本权利的消极自由，虽然不提供政治参与的积极自由。
在1930年代，让钱端升在现实中的选择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他当时对共产党不了解，其他小党派也同样不堪，他唯有期待国民党能够按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走上正确的方向。在他看来，国难当头，国家需要有一个中心势力，而这个抗战的中心势力，非国民党莫属。他认为："我们拥护统一，因为我们认定九·一八以来的国难是我中华民族空前的大难；我们如稍一不慎，则立有亡国的可能。拥护统一固不见得便能救亡，但不统一则一定可以速亡。""政府如果能满我们之意，我们固可热烈地拥护；政府即不能满我们之意，我们也只能善意地督责，而不能存破坏的妄想"。不过，这个拥护政府，是有前提的，即"政府不要辜负人民拥护统一的苦心！" 抗战爆发以后，钱端升对国民党抱有更大的期待，他部分地改变了对独裁政治的看法，认为英美式民主政治和极权政治都不能承担起抗战和建国的任务。"中国今日需要一个拥有大权力、而且能够发挥大效率的政府。只有这样一个政府才担负得起抗战建国的各种伟大公告中。但这个政府也须能尊重各个人民的人格与尊严、并能容许各个人民对于人生及社会重大问题有怀疑论难之权"。而孙中山提出的民权主义便是符合这个要求的最好架构。
在1927-1945年间，钱端升围绕着国家治理、政权改制和宪法草案等重大问题提出了很多良策，虽然煞费苦心，但几乎一条也没有被采纳，现实中的国民党与他理想中的国民党落差实在太大，让他这个党内"忠诚的反对派"非常失望，他的儿子钱大都后来回忆说："父亲对1927年蒋介石清共后的国民党多次表示失望，那不是他心目中的国民党"。这种失望，是慢慢累积增加的，到了1945年，终于让钱端升对国民党感到绝望，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
1945年以后，成为拥抱平民的平民主义者
作为忠诚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员，钱端升所忠诚的是他理想中的国民党，即能够代表国民和国家根本利益的国民党，因此他愿意扮演"忠诚的反对派"角色。然而，在蒋介石眼里，看到的只是"反对"，而无"忠诚"。蒋将自己视为党国本身，代表国民党和国家。对于钱端升这样的大知识分子，用则用之，却并不信任，属于"控制使用"，时刻提防他们的言论举止。钱端升办《今日评论》，在创刊号上开宗明义，暗示国民党压制言论自由："现在要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做应声虫，不许其自由思想，不许其自由发表意见，在事实上是决难做到的"。《今日评论》的核心作者们大都是西南联大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都是像钱端升那样属于"忠诚的反对派"，对当局的许多尖锐批评，让国民党非常不满。《今日评论》办了两年即告停刊，虽然钱端升对停刊的原因三缄其口，但各种迹象表明，显然与当局的压力有关。
在抗战期间钱端升参与政治的另一个空间，在国民参政会。虽然这只是一个民意咨询机构，但每一次参政会开会，钱端升都是以西方国会议员式的认真和执着，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参政议政。在自由知识分子参政员当中，有4个人最让蒋介石头痛：张奚若、钱端升、罗隆基和周炳琳。他们与那些党派参政员不同，专业、理性，言必有据，虽然不尖锐，但往往咨询的问题能够直击要害，让一般参政员都信服。国民党大员们往往觉得他们这些专家出身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要比党派参议员都难应付，也因此对钱端升他们非常不满。蒋介石对钱端升、周炳琳最恼怒的一次，乃是1945年7月抗战期间最后一次参政会，中共代表团抵制参加，国民党意图尽快召集一党主持的国民大会，实现所谓的"宪政"。有着国民党籍的钱端升和周炳琳违背党的意志，与中间党派站在一起，要求缓开国大，首先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他认为：没有全国的团结，宪政是没有前途的。他提出建立一个"政治解决委员会"，要求国、共、民盟和无党派人士组成，筹商政治解决途径。这个方案，与战后的政治协商会议相当一致。钱端升还提出了《再请政府刷新政治以慰民望而奠国基案》，要求国民党实现政治改革。凡此种种，都让蒋介石对钱端升、周炳琳十分恼怒。
钱端升态度的变化，更深层次的原因，与他对世界潮流的认识有关。1940年，钱端升发表《浅说民权与极权一文》，表示："我们对于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之间要有所抉择，不能稍存惰性，也不能丝毫投机"。他明确指出："在人类文化演进的过程中，民主政治是迄今最进步的制度"。"极权主义只是在破坏方面有贡献，而在建设方面无贡献。极权主义建立在战争之上，以战争为美德"。 在1930年代，他一时误判独裁为时代新潮流，如今看清世界大势之后，重新坚定了对民主政治的信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决定其立场和态度的，自然有国家利益的考量，但比利益的砝码更重的，是价值观的选择。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深入和对国民党的失望，钱端升逐渐褪去对威权主义的期待，转向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民主，本来具有精英主义的色彩，但到1945年之后，钱端升受到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的影响，相信"二十世纪应该是平民的世纪"，"我们的新中国应该是以平民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国家，在老百姓没有饭吃的时候，我们凭什么资格讲国防，讲军队？" 过去他寄希望于"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现在他转向了对平民阶级的期待；过去他重视的是国家的强势，如今更在乎的是百姓的民生。这个转变是不是权宜性的，而是价值观的变化。钱端升从一个向往威权的自由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拥抱平民的民主主义者，他后来的所有选择，包括认同新政权，都与此有关。钱端升的这一变化，不是他个人的，事实上，在抗战胜利前后，西南联大的自由派教授们，都经历过这样的集体转向。
价值观的变化，所带来的是立场的易位。长期以来，作为国民党内"忠诚的反对派"，他一直期待开明的威权，然而，现在他的看法变了，认为一个新的进步的国家，绝对不依靠Leader，而靠的是Leadership，前者只是个人，而后者是一群人。那么谁是Leadership？钱端升经过认真的思考，认定"除了各党各派及其他有政治意见的人来共同协议外，没有其他办法"。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钱端升在1945年之后，开始赞成中共提出、中间党派赞成、而为国民党所反对的联合政府主张。过去他以为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可以也应该成为中国的Leadership，但抗战以来国民党的种种腐败、倒退和专权，让他内心充满了绝望，这个党没有希望了，不仅关闭了通向民主之门，而且违背了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既不容忍言论自由，又缺乏法治精神，而这两条，是钱端升认同一个政权的价值底线。因而，他将对Leadership的希望从国民党那里，转向了全体平民，而由各党派协商而成的联合政府，正是人民利益的政治代表。
1940年代以后，钱端升与国民党渐行渐远，但最终让他对国民党绝望，产生疏离感的，是又一场流血事件：昆明的一二一惨案。二十年前，他曾经经历、目睹过两场流血惨案：五卅和三一八惨案，这两次同胞的流血让他对北洋政府绝望，加入了国民党。而二十年后的一二一惨案，让一向温和、中庸的钱端升变得愤怒和激进，他在公开集会上直言不讳地批评国民党当局，要求建立联合政府，被当局认定是"披着国民党外衣的共产党"。过去钱端升对学生的罢课一直持保留态度，一二一惨案之后，他成为了西南联大中支持罢课的最坚定的教授之一，他拒绝执行教授会的复课决议。据学生事后回忆说："去年'一二一'后，学校宣布复课，而同学还没有决定复课的时候，钱先生走上讲堂，看了看学生，说了一声：'人不够，今天不上。'就扬长而去。弄得那些对上课很感兴趣的同学啼笑皆非"。 在处理善后的问题上，钱端升、张奚若、费孝通等联大的自由派教授与衔政府之命而来的傅斯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这是体制内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继1930年代民主与独裁大论战之后的第二次大分化，分化为左翼和右翼两个阵营，左翼的阵营站在联合政府一边，后来都留在了大陆，而右翼的阵营后来都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或者流亡海外。
在自由知识分子的第一次大分化之中，钱端升属于拥护"新式独裁"的保守阵营，但在第二次大分化之中，他转向了激进的左翼阵营，个中的跨度不可谓不大。这个时候，他依然拥有国民党籍，没有加入民盟，但所言所行，与民盟基本一致，因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赞成各党派联合政府，因此对1946年底国民党单方面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而颇为不屑。钱端升不是不重视宪政，但他一向认为，宪政的前提是民治，是有民主的宪政。早在1934年讨论宪草的时候，钱端升就说："成功的民主宪法先有民治而后有宪法，先于民治的宪法皆为失败的宪法"。 "要树立法治，人民先得有制裁违法的当局者的势力。要是人民不能行使政权，也没有制裁的力量，则终有宪法，民权及民治仍是无法存在"。作为政治学家的钱端升非常清楚，不是有了宪法和法律，就可以成就宪政，宪政的核心是制约权力，而对权力的有效制约，是民治，人民真正有权利参与政治，通过投票选择领袖。当国民党依然独掌政权，哪怕通过了宪法，也是伪宪政，假的还政于民，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一二一惨案之后，钱端升似乎变了一个人，不仅激进，而且悲观。他的好朋友周鲠生劝他再出面办刊物，大家公开说说话，钱端升一口拒绝了。周给胡适写信说："他近来很悲观，尤其昆明联大惨案学潮令他多所感慨"。本来，钱端升对出国讲学一直兴趣不大，1939年奉蒋介石之命与胡适一起去美国争取美援，也是归心似箭，匆忙回国。因为他觉得只有在中国这片土地，才更接地气，更有存在感。然而，到了1947年，在他的好友费正清安排下，他到母校哈佛大学作为客座教授讲学一年，连基辛格当年也是他门下的学生。他讲课的英文讲稿《中国政府与政治》，后来在195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1948年底，就在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夕，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钱端升从美国返回中国，重返北大任教，迎接新政权的到来。他在写给费正清的信中说："以一个想要适应这个变动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我衷心赞赏这新秩序的创造者。虽然我自己……被误解"。 从主张"新式独裁"到赞成联合政府，最后认同中共新政权，钱端升在短短的十多年当中，经历了两次转变，可谓是与时俱进之人物。问题在于，在他的多变表层背后，思想深处究竟有什么不变的元素？我发现，力图在秩序中实现变革和寻求国家的中心势力，这两点正是钱端升持之以恒的不变理念。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其价值目标，除了自由民主之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价值：政治稳定。缺乏秩序的民主，往往会走向其反面：暴政与专制。这是钱端升在中外历史当中早就洞察到的"历史循环"，因此他所追求的，始终是有秩序的变革，在自由民主与政治稳定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关于这一点，钱端升与哈佛大学的政治巨擘亨廷顿颇有知音之感。其二，是对国家中心势力的寻求。稳定的政治秩序，需要有中心势力，过去钱端升寄希望于"有能力、有理想的"的国民党，1945年以后将目光投向各党派的联合政府，最后当联合政府不可得、国民党彻底腐败之际，他将新的希望寄托于"新秩序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变中有其不变，不变中常有其变，这就是一个具有现实感的自由知识分子的内在思想逻辑。
钱端升在哈佛讲学时的助手、后来的美国著名中国学专家思卡拉皮诺在回忆钱端升的时候，说过一句话："钱端升教授是20世纪早期中国知识分子之勇气与忍耐力的典范"。诚哉斯言！钱端升不仅是大历史的参与者，而且他本人，也是一部历史，从中可以丈量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深度与限度。
（本文为作者在2020年9月19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主办的纪念钱端升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加以补充扩展而成，发表在《北大政治学评论》第9期，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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