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有“反国家主义”心理
美国最早的开拓者，多是从欧洲逃过来的新教徒。他们在欧洲受到政府和教会的迫 害，因此远渡 重洋，到美国要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度。这种跟欧洲不同的历史导致，美国人历来都有一种“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m）的文化心理，即恐惧并抵制国 家对个人事务、对经济等领域的干预。
而导致美国这 个国家出现的独立战争，又是反对英国这个强大国家（strong state）的统治。这也更增加了美国人对国家力量的反感和戒备。所以美国先贤起草的奠定美国文明的最重要文件《独立宣言》，主要强调的是保护个人权利， 没有一句提到建立一个强大国家，更没提到要有一个强势的政府。《独立宣言》提出三大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都是指个人的权利，而 不是指国家、政府和群体的权力。法国思想家、《论美国的民主》作者托克维尔在一百七十年前，就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独立宣言》透露出美国先贤对国家 权力的警惕，美国整体制度设计是要避免出现强势政府。起草《独立宣言》的杰弗逊（后来做了美国第三任总统）当时就提出：“政府管得越少，就是越好的政 府。”为了防止国家以任何理由剥夺个人的三大权利，虽然杰弗逊并不相信耶稣的那些神迹（他曾修改新约，把神迹部份删掉了），但他还是在《独立宣言》中写 道，这三大权利，是天赋人权，是上帝给的。强调上帝的绝对权威，等于是强调：任何国家权力，任何政府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剥夺这些个人权利！给了这 些权利以“绝对性”！
中美知识精英想法不同
我曾在《开放》杂志五月号的“从否定五四运动开始”一文中提到，美 国先贤们的这种思路和五四时的中国知识精英不一样。美国人想的是：千方百计、尽最大限度保护个人权利；而中国的“五四们”却把国家、民族等这些群体概念强 化到没边的程度，最后以爱国之名殴打外交官、烧毁民宅。这种“火烧赵家楼”的暴行，当时甚至至今，仍被很多中国知识人肯定、赞美。殊不知，正是这种思维和 价值取向，为共产党以国家、群体名义剥夺个人权利的暴政，奠定了基础。当然，中国知识份子的老祖宗孔子从一开始，重视的就是（群体）秩序，而不是（个人） 自由；强调的是社稷、国家，而不是个体权利的不可剥夺。这是两种思维，两种价值取向。结果就是不同的历史和现实：美国人一直是自由的，也建立了全球最强大 的国家；而中国人至今还被剥夺政治权利；经过二十年经济发展，人均收入还不到美国人的十分之一。
美 国先贤的这种重视保护个体权利，警惕 中央集权，也体现在美国制度的总体设计上。从一开始，美国人就设计了相当完善的总统、国会、最高法院的三权分立宪政制度；“三权”的各自产生方式和任期， 都不相同，以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由此避免强势政府或国家暴力。而且美国各州（State）都有很大的独立自治权力，实际上每个州都是一个国 家，State译成中文就是“国”。
美国的基督教和欧洲国家不同
除了这种历史文化原因之外，宗教也是一个 重要因素。虽然美国像很多欧洲国家一样，是个基督教占主体的社会，但美国的基督教和欧洲国家至少有两点不同。一是最早从欧洲到美国的移民，主要是新教徒。 新教在美国宗教中占很大的比重，一直影响较大。而欧洲主要是天主教占主体。天主教比较强调“形式”，不仅宗教仪式很多，还有自上至下的严密等级。而新教更 重实质，仪式不那么繁冗，教会也比较松散，各自为政。二是美国的新教徒注重的是“教徒群”（sects）；而在欧洲，无论新教、天主教，还是东正教等，都 是重视“教会”（church）。教会往往跟国家有关系，并倾向支持政府。即使斯大林时代，俄国的东正教还跟共产党政府合作；纳粹时代，希特勒用奥斯维辛 灭绝犹太人时，梵蒂冈和罗马教皇也没有提出抗议和抵制（九十年代教皇曾就此正式道歉）。而新教的“教徒群”就有不同，他们没有主教、红衣大主教等设置和等 级，他们更强调每个教徒直接去读《圣经》，自己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然后追随自己的信仰。这导致他们更强调“道德主义”（moralism）和“个人 主义”（individualism）。道德和个体价值，都导致他们戒备和反对国家干预，反感政府“从摇篮到坟墓”包揽一切的社会主义。
美国人拒绝社会主义政党
所以，在欧洲国家中，有主张社会主义的政党当选，获得权力；但在美国，社会主义政党从来都不被人民选择，最多的一次得票率是1912年，美国社会主义党在大选中拿到6％的选票，后来从未超过2％。美国共产党更是几乎名存实亡。
即 使有三十年代罗斯福的新政，要走向社会主义，但美国仍和欧洲不一样。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利普赛特（S. M. Lipset）的专著《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不成》，欧洲人比美国人更倾向支持政府对财富的重新分配（扩大福利）、政府包揽医疗保险等。欧美之间的这种鸿 沟比率，达20—40％，而且至今美国人也不愿意缩小这个“鸿沟”。利普赛特认为，从里根总统到克林顿，美国更倾向“绝对自由意志” （libertarian）的方向，即更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左翼民主党的克林顿，也在总统任期签署了削减福利的议案，被视为走中间道路，向共和党的小 政府方向倾斜。
托洛斯基被美国富有震撼
正是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空间，坚持走资本主义，结果带来美国既有充 分的个人自由，又有物质丰富、国家强大的结果。列宁斯大林时代的俄国革命领袖托洛斯基曾在他的书中写道：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他曾在美国流亡，全家在纽约 的布朗克斯区（Bronx）东部的公寓住过几个月（加入布哈林主办的俄文《新世界报》编辑部）。多年后，即使他在俄国领导红军和革命，仍念念不忘这段经 历。他描述说，在这个一般工人住的公寓里，竟然有煤气、电梯，电话，以及不用出门就可倒垃圾的通口。那是1917年，而中国在1989年，普通家庭几乎都 没有电话。可见在上个世纪初，美国人的生活就和世界其他国家拉开了多大的距离。
半 个多世纪之后，俄国的另一位革命领袖叶利钦于1989 年访问了美国南方德州的休斯顿，著名的俄国问题专家、《叶利钦传》作者利昂·阿伦（Leon Aron）描述说，美国超级市场的物品之丰富，之玲琅满目，让叶利钦惊讶、着迷。他不断问商场里购物的美国人，收入多少，每周食物花多少钱，占工资比例多 少？最后得知，平均占20％。在从休斯顿飞去迈阿密的飞机上，随从人员看到，这位俄国领袖独坐一处在流泪，他不断说“我们可怜的人民，我们可怜的人民，我 们（指共产党）对他们做了什么。”像托洛斯基一样，这位俄国革命领袖也被美国的富有所震撼。两年后叶利钦振臂一呼，结果共产党统治，这次美国之行的震撼， 可能也起到作用。
美国最早的开拓者，多是从欧洲逃过来的新教徒。他们在欧洲受到政府和教会的迫 害，因此远渡 重洋，到美国要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度。这种跟欧洲不同的历史导致，美国人历来都有一种“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m）的文化心理，即恐惧并抵制国 家对个人事务、对经济等领域的干预。
而导致美国这 个国家出现的独立战争，又是反对英国这个强大国家（strong state）的统治。这也更增加了美国人对国家力量的反感和戒备。所以美国先贤起草的奠定美国文明的最重要文件《独立宣言》，主要强调的是保护个人权利， 没有一句提到建立一个强大国家，更没提到要有一个强势的政府。《独立宣言》提出三大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都是指个人的权利，而 不是指国家、政府和群体的权力。法国思想家、《论美国的民主》作者托克维尔在一百七十年前，就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独立宣言》透露出美国先贤对国家 权力的警惕，美国整体制度设计是要避免出现强势政府。起草《独立宣言》的杰弗逊（后来做了美国第三任总统）当时就提出：“政府管得越少，就是越好的政 府。”为了防止国家以任何理由剥夺个人的三大权利，虽然杰弗逊并不相信耶稣的那些神迹（他曾修改新约，把神迹部份删掉了），但他还是在《独立宣言》中写 道，这三大权利，是天赋人权，是上帝给的。强调上帝的绝对权威，等于是强调：任何国家权力，任何政府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剥夺这些个人权利！给了这 些权利以“绝对性”！
中美知识精英想法不同
我曾在《开放》杂志五月号的“从否定五四运动开始”一文中提到，美 国先贤们的这种思路和五四时的中国知识精英不一样。美国人想的是：千方百计、尽最大限度保护个人权利；而中国的“五四们”却把国家、民族等这些群体概念强 化到没边的程度，最后以爱国之名殴打外交官、烧毁民宅。这种“火烧赵家楼”的暴行，当时甚至至今，仍被很多中国知识人肯定、赞美。殊不知，正是这种思维和 价值取向，为共产党以国家、群体名义剥夺个人权利的暴政，奠定了基础。当然，中国知识份子的老祖宗孔子从一开始，重视的就是（群体）秩序，而不是（个人） 自由；强调的是社稷、国家，而不是个体权利的不可剥夺。这是两种思维，两种价值取向。结果就是不同的历史和现实：美国人一直是自由的，也建立了全球最强大 的国家；而中国人至今还被剥夺政治权利；经过二十年经济发展，人均收入还不到美国人的十分之一。
美 国先贤的这种重视保护个体权利，警惕 中央集权，也体现在美国制度的总体设计上。从一开始，美国人就设计了相当完善的总统、国会、最高法院的三权分立宪政制度；“三权”的各自产生方式和任期， 都不相同，以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由此避免强势政府或国家暴力。而且美国各州（State）都有很大的独立自治权力，实际上每个州都是一个国 家，State译成中文就是“国”。
美国的基督教和欧洲国家不同
除了这种历史文化原因之外，宗教也是一个 重要因素。虽然美国像很多欧洲国家一样，是个基督教占主体的社会，但美国的基督教和欧洲国家至少有两点不同。一是最早从欧洲到美国的移民，主要是新教徒。 新教在美国宗教中占很大的比重，一直影响较大。而欧洲主要是天主教占主体。天主教比较强调“形式”，不仅宗教仪式很多，还有自上至下的严密等级。而新教更 重实质，仪式不那么繁冗，教会也比较松散，各自为政。二是美国的新教徒注重的是“教徒群”（sects）；而在欧洲，无论新教、天主教，还是东正教等，都 是重视“教会”（church）。教会往往跟国家有关系，并倾向支持政府。即使斯大林时代，俄国的东正教还跟共产党政府合作；纳粹时代，希特勒用奥斯维辛 灭绝犹太人时，梵蒂冈和罗马教皇也没有提出抗议和抵制（九十年代教皇曾就此正式道歉）。而新教的“教徒群”就有不同，他们没有主教、红衣大主教等设置和等 级，他们更强调每个教徒直接去读《圣经》，自己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然后追随自己的信仰。这导致他们更强调“道德主义”（moralism）和“个人 主义”（individualism）。道德和个体价值，都导致他们戒备和反对国家干预，反感政府“从摇篮到坟墓”包揽一切的社会主义。
美国人拒绝社会主义政党
所以，在欧洲国家中，有主张社会主义的政党当选，获得权力；但在美国，社会主义政党从来都不被人民选择，最多的一次得票率是1912年，美国社会主义党在大选中拿到6％的选票，后来从未超过2％。美国共产党更是几乎名存实亡。
即 使有三十年代罗斯福的新政，要走向社会主义，但美国仍和欧洲不一样。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利普赛特（S. M. Lipset）的专著《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不成》，欧洲人比美国人更倾向支持政府对财富的重新分配（扩大福利）、政府包揽医疗保险等。欧美之间的这种鸿 沟比率，达20—40％，而且至今美国人也不愿意缩小这个“鸿沟”。利普赛特认为，从里根总统到克林顿，美国更倾向“绝对自由意志” （libertarian）的方向，即更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左翼民主党的克林顿，也在总统任期签署了削减福利的议案，被视为走中间道路，向共和党的小 政府方向倾斜。
托洛斯基被美国富有震撼
正是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空间，坚持走资本主义，结果带来美国既有充 分的个人自由，又有物质丰富、国家强大的结果。列宁斯大林时代的俄国革命领袖托洛斯基曾在他的书中写道：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他曾在美国流亡，全家在纽约 的布朗克斯区（Bronx）东部的公寓住过几个月（加入布哈林主办的俄文《新世界报》编辑部）。多年后，即使他在俄国领导红军和革命，仍念念不忘这段经 历。他描述说，在这个一般工人住的公寓里，竟然有煤气、电梯，电话，以及不用出门就可倒垃圾的通口。那是1917年，而中国在1989年，普通家庭几乎都 没有电话。可见在上个世纪初，美国人的生活就和世界其他国家拉开了多大的距离。
半 个多世纪之后，俄国的另一位革命领袖叶利钦于1989 年访问了美国南方德州的休斯顿，著名的俄国问题专家、《叶利钦传》作者利昂·阿伦（Leon Aron）描述说，美国超级市场的物品之丰富，之玲琅满目，让叶利钦惊讶、着迷。他不断问商场里购物的美国人，收入多少，每周食物花多少钱，占工资比例多 少？最后得知，平均占20％。在从休斯顿飞去迈阿密的飞机上，随从人员看到，这位俄国领袖独坐一处在流泪，他不断说“我们可怜的人民，我们可怜的人民，我 们（指共产党）对他们做了什么。”像托洛斯基一样，这位俄国革命领袖也被美国的富有所震撼。两年后叶利钦振臂一呼，结果共产党统治，这次美国之行的震撼， 可能也起到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