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思敏
在18大敏感时刻，单挑温家宝爆料的纽时，要说全然别无用心，恐怕自己也心虚。尤其纽时记者向来与薄氏父子交好，而且渊源颇深。就以这次揭温记者张大卫(David Barboza)来说，昔日就常为薄熙来大唱赞歌。而另名记者黄安伟，非但与薄瓜瓜有着匪浅情谊，更时不时的扮演薄瓜瓜的信差为他推特发文;而且是早自薄瓜瓜学生时期开始，以至他隐身后亦然。故有一说揭温报导实为黄安伟之作。因此，若仅仅以“报新闻”来看待纽时的温家宝财富专刊，则高估媒体的动机，也低估薄瓜瓜身后操盘的势力。
而为证明自己所言不假的张大卫，在有关温家宝家族财产的长篇后，不但另外撰文详述情搜过程，又特别针对该报导引发的外界质疑做回应。但事实上，在纽时“独家”报导的前三天，据悉至少有4家西方主流媒体，都在同一时间收到同一份黑材料。因此该记者自称有备而来的资料，并非所谓经过一年的独立调查;而其涉及数千家财报的资料，是以每笔100至200美元的付费取得，也就是查证成本至少花10至20万美元的说法，也顿时破功。更尴尬的是，此次纽时揭温的手法，竟如出一辙6月份的彭博社曝习。
这次纽时揭温与先前彭博社曝习，虽然时间前后相隔不到四个月，但论起报导的模式，如果说一点相同很平常，例如文件来源单位与数量几乎重叠;两点相同是偶然，例如资料钜细靡遗，却都似是而非。不过当放风多达九点的雷同，那就不能说是纯属巧合。而且两则报导皆自我矛盾的厉害，记者也都预留退路的伏笔。例如报导皆以强烈的指控开始，而以不确定属实的暗示结论：“据资料显示，在习温步入最高领导层后，其家族的财富迅速累积……但经多方调查，未有足够线索说明习温个人名下有非法财产，未曾发现习温曾用政治影响力让亲属不当得利，也不能断定这些亲属在投资过程中，是否有任何图利行为。”
尤其有些原始的资料，受法律保护，除了必须要有监管部门的行文，或是审计机构的签发，甚至要当事人的同意才得申领，例如个人持股证明，或是公民身份证的副本等等，这些都不是“花钱”就可以取得的。而特别的是，两大媒体的报导记者都有过“前科”。例如揭温的张大卫是纽时驻上海分社社长，对薄熙来时常为文辟谣。另外曝习的彭博社撰稿人，就是曾经杜撰江泽民会晤星巴克总裁的驻京记者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更凑巧的是，两人的报导内容虽多，但完全不出这些年的“旧闻”，那就是周永康与薄熙来伙同百度总裁李彦宏，大量释放于网络有关习温的假消息。
而张大卫自己都说搜证已有一年的时间，但早不报，晚不报，偏选在薄熙来庭审之际同时报。但薄熙来已是阶下囚，就算想利用纽时，也只是困兽斗。而审完薄熙来，接着就换周永康与江泽民。多行不义者必自毙，自古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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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如何卷入中共的权斗和后续影响
今天跟大家讨论一下西方的主要媒体怎么会成为中共的权斗工具的?《纽约时报》25日发表了一篇长篇报导，声称是曝光温家宝家族财富的来历，这件事情引起了海外媒体的热议，而中国网络立刻封锁了《纽约时报》中英文网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西方媒体的调查和他人喂料
首先我们看一下西方媒体所接到的是什么东西?如何爆料的?这是第二次西方最大的媒体、主要的媒体大规模的对中共最高权力机构的中心人物进行爆料。第一次是几个月前，彭博社曝光了习近平的家族的财产;这一次是《纽约时报》对温家宝的报导。
非常有趣的是，首先很多西方媒体、主流媒体，特别是那些国际大媒体，并不是一般的中国人在中国的宣传当中所看到的是所谓的“反华势力”。为了进入中国，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进行自我限制，不管这个自我限制是被迫的还是主动的，但是这个是显然有的。
非常典型的案例，你像新闻集团的默多克，他为了进入中国而主动的讨好中共，封杀了前港督彭定康的回忆录，他不出版，结果是找了别人出版的。而他的儿子詹姆士·默多克在洛杉矶举行的一次媒体会议上突然发难，开始攻击法轮功，和西方媒体对中国报导的所谓不公正。那是2000年前后的事情。
欧洲卫星公司封杀新唐人的信号，除了来自中共的压力以外，还有很大的主动讨好的因素。在其它方面，你比如说大的主要报纸对法轮功、西藏人权的报导，这方面的自我限制是最明显的。
相比之下，西方倒是一些地方报纸比较少自我审查，因为它没有讨好中共的动机。以《纽约时报》为例，它在报导温家宝家族财产的文章以后，立刻又发了另外一篇文章，说是在那篇文章发了以后，中英版的《纽约时报》网站都被中共封锁了。而它谈到在此前2001年的上半年也曾经封锁过。
《纽约时报》在2001年曾经对这件事情进行过报导。就说当年《纽约时报》被封锁，到8月初的时候，《纽约时报》的高级编辑和江泽民本人在《纽约时报》会谈以后解除了封锁。这个解除封锁究竟是《纽约时报》做出了什么让步，放弃了什么原则换来的?这个报导没有提。
我有一个朋友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她做过一个统计，说是2001年《纽约时报》一共发表了33篇有关于法轮功的报导，在前7个月发表了29篇，而后5个月只发表了4篇。前7个月发表的29篇里面很多报导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而后来的4篇多数是在海外报导的，而且后来的报导内容，它报导的中立性和对法轮功的同情，都明显的减少。
究竟8月份的见面和《纽约时报》这个报导的改变有多大的关系?这个相关性现在看来是很高的。当然了，由于西方媒体的特点，它的编辑和记者有相当的自主性，所以在这个限制的高峰过去以后，时不常的还会有一些相当公正全面的报导出现，包括对法轮功的报导。但是这个整体的自我限制是不能否认的，确实是存在的。这是西方媒体。所以西方媒体对中国问题的报导是有选择的，而且是有偏向性的，而这个偏向性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中共的需要。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西方媒体大家都知道是非常敢于挑战自己国家的权威的，你像当年越战时期，《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对“五角大楼文件”的披露，这个是顶住了来自美国政府的压力，并且还打了官司，最后在美国最高法院赢了这场官司;另外，很著名的“水门事件”当中，由于媒体的逐步深入的挖掘报导，最终导致了尼克松下台，总统都下台了，但是那个是受美国宪法法律保护的。而媒体最在乎的并不是政府的态度，总统的态度，而是读者的态度。这是在美国国内。
但这种勇气，当它在面对中共的时候就不同了，因为它很难避免会受到它利益的影响，比如说它想进入中国，那就需要得到中共的同意，中共的同意就是有条件的。
今年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政坛发生重大风波的时候，在对王立军、薄熙来，甚至周永康的报导，和以前对那些敏感课题的报导是有所不同的，其原因是在于这次报导过程当中，中共是处于一个分裂的状态，就是说当它在内部分裂，没有摆平的情况下，它对西方媒体并没有一个报导底线的规定;相反的，各个派系还通过西方媒体去放风，所以才会出现西方大媒体今年对中国政坛内幕报导的高潮，无论从深度、广度、篇幅来说的话，都是以前没有过的。
对中共高层黑箱操作的报导本来就不是西方媒体的专长，你像这次王立军、薄熙来案子，和十八大之前的人事安排、十八大之前的幕后斗争，西方媒体报导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表现。所以这次《纽约时报》自称说是进行了一年的调查，这个说法是很不可信的。就是说没有内线，就是中共内部，而且是中共那种非常有权势的人物主动的给它提供线索和引导的话，一年的时间，连调查的门在哪里都摸不着!
从这次报导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的过程来看的话，海外一些中文媒体的整体表现也比西方媒体好，主要原因是一方面，海外中文媒体有一些从中共内部的不同的派系进行选择性的放风;另一方面，各自都有自己的内线，都可以得到自己的一些内部消息;而另外一些比较独立的媒体，比如《新唐人》、《大纪元》、《希望之声》等等，它对中共本质的了解，使得对这件事件的分析比西方媒体要到位的多。
当然到了后期，中共内部也开始选择西方媒体进行放风，但是在重大事件上，很明显的，西方媒体主要是被动的接受。几天前海外就有媒体在放风，现在也得到了《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的证实，就是海外很多驻北京的英文媒体都接到了同样的，厚厚的关于温家宝家族财产的资料，只是说《纽约时报》抢先发表了而已。当然你不能说《纽约时报》没有进行一年的调查，就是说很可能最主要的消息来源是那厚厚的一叠有人主动提供的资料，而不是《纽约时报》调查出来的。《纽约时报》可能在这之前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查。这是《纽约时报》的消息来源，它所报导的东西，具体的报导内容我们今天就不讨论了，因为我们主要是从其它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以反腐名义进行的权力斗争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揭发出来的，无论是在这之前所谓揭发的习近平，还是现在揭发的温家宝，都是他们的家族的财富来源的质疑。这个实际上就是要牵涉到这个过程怎么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的?就是党内的权力斗争是怎样用反腐败的名义进行的。我们可以看到，显然对习近平和对温家宝的家族财富的报导并不是属于真正的揭发中国内部的权力机构的家族的财富，这两个人很明显的是这次倒薄的关键人物。也就是说，海外主要媒体披露的都是这次在权力斗争当中某一方的人物。
温家宝是在王立军事件爆发以后最先对重庆唱红打黑持否定态度的政治局常委，尽管他的表态不是直接说了唱红打黑，而是用防止文革重演的方式，用这种方式表达出来的。而习近平则是通过《路透社》发表自己和胡德平私下谈话的方式，一方面表示自己和薄熙来没有私人关系，另一方面表示对薄熙来案要按照党纪国法处理。所以这两个人是仅有的两个公开以个人身份出面，要对薄熙来进行处理的人物。
中共的腐败其实早就在红军时代就开始了，只是没有人知道而已，因为从来就没有用腐败做党内斗争的必要。所以在中共建政之前，所有的党内斗争都是以党内斗争的名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名义进行的，从来没有用反腐败的名义进行过。中共建政之前和毛泽东时代，实际上它就是以杀人为主，当然也有杀贪腐的，比如说毛泽东就亲自批了杀刘青山、张子善，但是那个和党内路线斗争、权力斗争没有任何关系。
一直到了江泽民开始，才有了用反腐、反贪作为权力斗争工具的必要性，因为江泽民本人没有资历，他难以服众，他只能另辟其径，就是他一方面鼓励腐败，另外一方面选择性的反腐败来打击对手，用这种方式搞掉了不买他帐的陈希同;后来对陈良宇，胡锦涛也是照此办理;那么如今对薄熙来的案子，至少对他的指控当中有一部分也是这样的。
用贪腐的方法把对手打下去，是一个很简单有效的方式，不过它也是一把双刃剑，一个谁都能用，你能用，你的对手也能用。第二，就是让民众看到，中共官员即使到了最高层也没有好人了，因此对中共彻底绝望，要说是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话，这才是真正的两败俱伤的方式。当然两败俱伤指的是一个打掉了政敌，另外一方面对中共本身，而不一定是直接打的这个人，对中共本身的损害、损伤，也是同样惨重的。
如果真的是要查财产，在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当中，至少在名声上，几乎绝大部分人都要比现在他们所曝光出来的习近平、温家宝要严重得多，名声上要差得多。至少彭博社和《纽约时报》的报导都没有提出他们两个人本人介入腐败的证据，当然指控亲属的证据，现在也有一些证据证明是假的。
你像彭博社发现，对习近平亲属的指控，就有把这个拥有股份的母公司的总资产也都算进去了。而对温家宝亲属的指控，《纽约时报》提出来的27亿美元当中，有22亿美元，就是绝大部分只和平安保险这一家公司有关，而且都经过了一家叫作泰鸿的公司，而泰鸿公司的老板段伟红已经出面否认了。当然这里面是有争议的，我们今天不讨论这里面的争议。我说的是即使是真的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整个家族会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种作法也是很不可思议的。
其实早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的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就列出了著名的十大中国“黑领”的名单，所谓“黑领”就是他们开黑车、穿黑西装、戴黑领带，叫黑领阶层，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他们控制着中国的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而在经济上的特征就是他们能够分享来自于公权力，或者是垄断企业的经济利益。也就是说这些人要比这个所谓公布出来的习近平和温家宝，要有经济上问题的可能性一点也不小，甚至更大。
这十大中国著名黑领里面就包括有周永康，有国家开发银行的董事长陈元，就是陈云的儿子，有中国电力董事长李小琳，就李鹏的女儿。也就是说仅仅是现任的政治局常委而言，周永康就似乎更值得外界去调查。另外，在薄熙来丑闻最高峰的时候，当时就有很多传说，说是薄熙来、谷开来转移了60亿美元资产出国，为什么这两个这么值得调查的人，西方媒体不进行调查呢?很简单，就是无从入手，也就是说很可能没有人主动提供。而这两个人(薄、周)偏偏又是这次政治丑闻当中站在一边的，而且他们传说是在同一边策划阴谋的。要就是说没有人提供他们的资料，要就是说西方媒体故意避开他们，而报导另一派的。
谁有动机和能力
谈到这里我们就要谈一下，这件事情谁有动机、谁有能力?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的话，这件事情的幕后策划者并不拥有太大的权力，准确的说，他可能曾经有过很大的权力，但是现在没有了，至少他是操纵不了国内的媒体，他难以通过国内政治权力斗争的渠道来打击对手，或者是通过操纵国内媒体宣传的方式来抹黑对手，也就是说他在国内的政治权力斗争当中已经失利了，所以只能去找海外的媒体去放风。
这里最有动机的就是周永康，或者他背后的江系人马，或者是周永康和现在江系的残余人马联合起来，或者是单独做的。江本人现在肯定是不能再出来做任何事情了，就是说从他的身体状况，和他的脑子的状况来说的话，他是不可能出来了。前不久出的那些照片，看来都是PS，都是假的。他的主要军师曾庆红，有动机，但是没有手段，因为他离开政坛的时间太长了，只能通过还在位的本派系的人马行动，毕竟是隔了一层，不是自己动手的。加上随着薄熙来的倒台和周永康的失势，失去权力，整个力量重组，就是原来江系的人马现在基本上也都树倒猢狲散，各自投了新的主人了。
这样的话，唯一还在位的，尽管权力被剥夺了，但还能够进行这样子操作的人，只有周永康了。我们就要谈一下周永康的失去权力和他的残余力量。由于当时胡温和习近平没有顺势拿下周永康，给他保留了位置，当然一个可能性是拿不动他，另一个可能性是不想让中共跟着一起就倒掉，结果是什么呢?使得周永康能够利用这个还保留的职务继续组织他的残余力量去兴风作浪。
能够对常委级的官员进行调查的有这么几个部门，中组部，中组部因为它需要委任，所以它可以调查省部级和潜在的省部级以上的高官，而且保留这些人档案。但是如果中组部不经过授权的话，它是不敢对常委进行调查的，因为中组部毕竟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之下，它的级别比较低，它的日常工作是不应该去调查常委的。而中纪委它是可以调查的，但是显然也需要授权，中纪委的权力应该要比中组部权力要大一些。
另外就(中共)中央办公厅，你像中央办公厅当年就对毛泽东搞窃听，当年毛泽东权力那么大的时候，它也能搞窃听，那时候就是中办主任杨尚昆搞的。但是中办搞窃听主要是公务纪录、归档，当时的窃听也是以这个名义做的。而查别人家族的财产不是中办的职权范围，只要不是职权范围，你要去做了就会引起怀疑。
剩下来的就是国家安全机构了，包括国安和公安，甚至检察机关。他们即使在日常生活当中，不需要特别的授权，也可以去调查官员和亲属的财产，它是可以以日常工作的名义进行的，只要不去调查他们本人，而是从外围，就是他们的这些财产的转移啊，或者是他们的投资项目啊。
这些机构有一个特点，都属于中央政法委周永康的管辖范围。在开始出现薄熙来、周永康“阴谋篡权”这个传说的时候，就有西方媒体提出来了，说鉴于周永康的情报机构掌握着所有官员，包括中共最高官员的把柄和他们的弱点所有的资料，所以别人不敢轻易动他。这种说法大概指的就是投鼠忌器，就是说一动他可能把自己的底给揭出来了。其实这种说法还不是很准确。因为真正要动哪一个人的时候，他立马就丧失了他的自由，只有让他丧失了自由，才是那些其他人，就是被他抓住了把柄或者弱点的这些人最安全的措施，而不是说不抓他，向他低头是安全的措施，那是最不安全的。
像这种对家属投资的调查，要让那些私人公司把它的报表、投资者的资料交出来，没有相当的权力机构是做不到的，不是执法机构是做不到的。根据《纽约时报》的说法，当记者他到这个泰鸿公司去调查的时候，向段伟红出示投资人的姓名、背景的时候，段伟红表示在没有看到《纽约时报》给她提供资料的时候，她并不知道这些人是温家宝的亲戚或者朋友。不管段伟红这句话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但至少可以证明《纽约时报》的消息并非是通过调查当事人，或者当事的公司得到的，而是从更高层其它途径得到的，对当事人的调查只是核实消息而已。所以我想，所谓《纽约时报》自己进行的调查，只是拿到这些资料以后，选择性的核实几条而已。
事与愿违的计谋
下面就要说，披露这些消息，它的目的是什么?能不能达到那个目的?因为这两次所谓的揭底都是通过海外媒体的曝光，尽管这是西方的主流大媒体，但是两次曝光，中国大陆网络上立刻封锁，国内微博等等也作为搜索的关键词、敏感词过滤了，因此在国内绝大部分的网民当中起不到特别大的作用。说要是在党内斗争当中，通过外媒去发表两篇文章就能够起到抹黑的作用，而把对方搞垮，这个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要这样就能把人搞垮的话，那也太容易了。
而西方主流社会阅读《彭博社》和《纽约时报》的读者群当中，绝大部分人对中国的政治，不要说是没有任何的影响力，就连弄清楚现在对薄熙来怎么处理，十八大的人事布局要搞清楚都很困难。所以抹黑行动这个行动本身是精心计划的。我这里讲的是“抹黑行动”，是一个行动，并不表示这个抹黑行动的材料是真还是假。这个计划本身是精心策划的，但是行动要起到什么作用，好像却不是一个很好的计划，而是暴露了策划者自己处境并不妙，就是他已经没有别的途径了，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就是说我要倒了，或者我要彻底完蛋，完蛋之前，我至少能把你给搞黑了。不能把你拖下水，也要把你搞黑了。好像只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然而从另外一边来看的话，《纽约时报》报导以后几个小时，人大常委会就宣布罢免薄熙来的人大代表资格，从而为对薄熙来进行法律程序扫清了最后一个障碍。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关系、直接的联系?现在还很难说，但是这个是值得考虑的。
对王立军的审判，对薄熙来指控的罪名，这我们以前都是讨论过的，一直有一些避重就轻、避实就虚之嫌，尤其是对薄熙来“双开”的时候所提出的罪名，显然避开了一些重大的罪行，这是我们以前讨论过的。
但是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就是每次当薄熙来本人，或者是挺薄派，包括支持他的周永康和江系，如果他们闹出一件什么动静来的话，都会迫使胡、温、习增加反击的力度，具体到外界能够看见的，对薄熙来的处理就更果断，下手更重。倒不一定说原来舍不得下手，因为谁都知道薄熙来心狠手辣，只要给个机会，他就能够去杀人立威，从最高层他认为的对手到平民百姓，他谁都敢杀的。所以并不是说这些人不愿意对薄熙来下手，而是说有很强的反对势力和中间势力可能会干扰阻止。而薄熙来本人的行动和挺薄派的动静，无论是表面上来自中央，还是来自民间的毛左，都能够给胡、温、习提供足够的理由来加重打击力度。
比如说对谷开来审判的时候，当时就刻意避开了对薄熙来的牵连。但是从8月20日判谷开来以后，在这之后就发生了一个什么重大的事件。习近平从9月1日开始失踪，到9月5日公布对王立军的指控的时候，就明显的加上新的专门为牵连薄熙来的罪名。而这次，显然一方面很可能会加快对薄熙来案的法庭的审理程序，当然我不认为这种审理程序会对中国的法治有任何促进作用，不过这个已经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另一方面，对周永康原计划熬到十八大以后退休，显然会蒙上阴影。尽管离十八大召开没有几天时间了，但是期间发生任何突发事件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而即使到十八大以后，继续清算周永康的空间只会加大不会缩小。
胡温和习近平手上不是没有牌可以打，而是有没有决心打。至少有两个指控是可以把薄熙来和周永康及任何可能的后台都置于死地的。一个就是公布他们阴谋篡权计划的全部细节;第二个就是公布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还有其他的活摘器官的受害者，你像政治犯、良心犯、藏人、维吾尔人和地下教会成员，公布这些细节就能置他们于死地。
还有一个就是官员财产公开化、透明化的问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种对中共高官通过海外披露，有利于高级官员财产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我个人认为，公布财产是个体制问题，不是个人问题。中共那么多年所谓反腐败，清洗掉的官员也像模像样的公布他们贪腐的财产，无论那些公布的财产是真是假，这些数量也不少了，这些个案的曝光无助于整个体制的进步。所以唯一的解决之道还是解决中共统治这个最根本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