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团队近日推出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属于中国官方一贯严控的敏感题材。该片在各大视频网站一经播出，即引来磅礴围观，两天内播放达两亿次。人民
网也第一时间发布对柴静的专访，让她解释初衷。新任环保部长陈吉宁更对媒体表示，他看完视频后给柴静发去短信，感谢她的工作。他把《穹顶之下》与揭露美国
农药污染、推动环保运动发展的名著《寂静的春天》类比，以致有人一度怀疑该片有官方策动。
但两天之后，形势急转直下，《穹顶之下》被迫从各大网站首页撤出，媒体评论亦遭封杀。如此反复无常，不排除因为震动太大，而且正值全国“两会”前 夕，官方担心舆情失控，试图弱化其影响力。可见官方策动之说纯属过度想像。尽管该片刻下仍有流传，但都是媒体人惯常的夹缝传播，犹如一道道闪电瞬间掠过。
意见领袖的天职是提炼公共议题，设置公共议程。柴静在议题的提炼上固然居功厥伟，议题的延展却不出意外地遭遇体制穹顶的狙击。闪电无论多么明亮，如 果没有风雨相随，没有风雨滋润雾霾笼罩的土地，这土地就会依旧干枯直至龟裂。雾霾议题如果不能延展，不能升级为公共议程来引领公众参与，则不过昙花一现， 柴静们的努力多半要流于徒劳。
这正是柴静之厄。类似困厄早不是第一次，甚至，人们早已经审美疲劳。川震中的校舍垮塌不够惨烈？三聚氰胺事件不够惨烈？但有何用？无论多大悲剧，幸存者都很难汲取教训。一旦追查真相，一旦公众问责，体制穹顶的本能就是无情封杀。所以每次学费都几乎白交；所以悲剧不断重演。
公共危机大致可分两种，一种可治理，一种不可治理。《穹顶之下》谈到的伦敦雾霾和洛杉矶雾霾，都属于可治理：人民有权，迫使政府有能，人民提出的问 题，政府必须解决也有能力解决。而且宪政体制的天性就是均衡，宪政让公权力与人权和公民权达致均衡，发展权跟环境权也就不难达致均衡。所以英美等宪政国家 也有社会问题，但都有办法解决，不怕有问题。中国不然，人民多无权，政府就多无能；而且非宪政体制的天性就是极端，公权力与人权和公民权极不均衡，进而导 致所谓发展权跟环境权极不均衡。发展权往往压倒环境权。不许问责的体制穹顶，则封死了几乎所有变革之路，让社会陷于锁定状态，很多公共危机变得不可治理。
不可治理才是中国所有悲剧中最大的悲剧，所有危机中最大的危机。中国政府不可能效法当年伦敦、洛杉矶，不可能在法治、监管、透明度、公民问责短缺的 体制穹顶下，真正解决雾霾及其他重大社会问题。体制穹顶注定政府通常只会有两个选择：要么对危机放任不管，任其积重难返；要么特定原因躲不过去，就用极端 手段姑且缓解。譬如，为保证APEC期间北京天空的湛蓝，不得不在京津冀等六省区采取一系列极端的减排措施：工业企业停产限产、工地停工、调休放假、车辆 限行。这些极端措施没有任何可持续性，APEC一结束立马解除，北京随之重陷雾霾，一切如故。
从最乐观的角度讲，即便《穹顶之下》感动了政府，政府铁了心还我蓝天，体制穹顶下，难道会有比APEC蓝更高明的办法？而如果照搬APEC蓝，可以 肯定地说，天未蓝国家就先乱了套。本来就是不可治理，非要霸王硬上弓，不过是制造新的和更大的灾难。这才是中国政府最大的困境：体制穹顶下，往往做什么都 是错——发展权压倒环境权是错，环境权压倒发展权也是错。政府就像坐跷跷板始终找不到均衡点，不是这头翘，就是那头翘，不是这般错，就是那般错。
回头再说伦敦和洛杉矶雾霾。他们的雾霾可治理，无非因为体制问题早解决。治理过程中当然也会遇到各种障碍，利益各方也会有很多激烈博弈，但程序正义 的最高权威保证了监管者强大的执法能力，强大的公民问责也令政府不敢懈怠，各种障碍终可以化解。但所有这些条件中国皆不具备。雾霾在中国从来就不是简单的 治理问题，中国任何公共危机走到尽头，都会碰到体制穹顶，都会发展为政治问题。政治问题最终只能政治解决，但当下中国，政治解决并未进入日程。于是，《穹 顶之下》愈火爆，政治就愈尴尬。要避免政治的尴尬，《穹顶之下》就只能如一道道闪电，瞬间而过。
虽仅瞬间，已属奇迹。这瞬间足以照出体制穹顶的真相，《穹顶之下》也就无负自己的历史使命。接下来该发生什么故事，就不在它的脚本中了，该由众人书 写。世上没有救世主，现代社会还以为改变是极少数先知的专利，众人只配搭便车，这不过是乌托邦式的梦呓。没有众人即千千万万公民的崛起，极少数先知绝无可 能撼体制于万一。这或许才是柴静在《穹顶之下》呼唤“从我做起”的本意。这种立足于公民行动的“从我做起”，每个人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推动改变的“从我做 起”，固然不能创造一夜总解决的神话，但无疑是当下中国最现实的选择。改变的进程对众人敞开，以公民社会的集体力量解决体制穹顶，是从不可治理进到可治理 的前提，也是解决所有中国问题的前提。
但两天之后，形势急转直下，《穹顶之下》被迫从各大网站首页撤出，媒体评论亦遭封杀。如此反复无常，不排除因为震动太大，而且正值全国“两会”前 夕，官方担心舆情失控，试图弱化其影响力。可见官方策动之说纯属过度想像。尽管该片刻下仍有流传，但都是媒体人惯常的夹缝传播，犹如一道道闪电瞬间掠过。
意见领袖的天职是提炼公共议题，设置公共议程。柴静在议题的提炼上固然居功厥伟，议题的延展却不出意外地遭遇体制穹顶的狙击。闪电无论多么明亮，如 果没有风雨相随，没有风雨滋润雾霾笼罩的土地，这土地就会依旧干枯直至龟裂。雾霾议题如果不能延展，不能升级为公共议程来引领公众参与，则不过昙花一现， 柴静们的努力多半要流于徒劳。
这正是柴静之厄。类似困厄早不是第一次，甚至，人们早已经审美疲劳。川震中的校舍垮塌不够惨烈？三聚氰胺事件不够惨烈？但有何用？无论多大悲剧，幸存者都很难汲取教训。一旦追查真相，一旦公众问责，体制穹顶的本能就是无情封杀。所以每次学费都几乎白交；所以悲剧不断重演。
公共危机大致可分两种，一种可治理，一种不可治理。《穹顶之下》谈到的伦敦雾霾和洛杉矶雾霾，都属于可治理：人民有权，迫使政府有能，人民提出的问 题，政府必须解决也有能力解决。而且宪政体制的天性就是均衡，宪政让公权力与人权和公民权达致均衡，发展权跟环境权也就不难达致均衡。所以英美等宪政国家 也有社会问题，但都有办法解决，不怕有问题。中国不然，人民多无权，政府就多无能；而且非宪政体制的天性就是极端，公权力与人权和公民权极不均衡，进而导 致所谓发展权跟环境权极不均衡。发展权往往压倒环境权。不许问责的体制穹顶，则封死了几乎所有变革之路，让社会陷于锁定状态，很多公共危机变得不可治理。
不可治理才是中国所有悲剧中最大的悲剧，所有危机中最大的危机。中国政府不可能效法当年伦敦、洛杉矶，不可能在法治、监管、透明度、公民问责短缺的 体制穹顶下，真正解决雾霾及其他重大社会问题。体制穹顶注定政府通常只会有两个选择：要么对危机放任不管，任其积重难返；要么特定原因躲不过去，就用极端 手段姑且缓解。譬如，为保证APEC期间北京天空的湛蓝，不得不在京津冀等六省区采取一系列极端的减排措施：工业企业停产限产、工地停工、调休放假、车辆 限行。这些极端措施没有任何可持续性，APEC一结束立马解除，北京随之重陷雾霾，一切如故。
从最乐观的角度讲，即便《穹顶之下》感动了政府，政府铁了心还我蓝天，体制穹顶下，难道会有比APEC蓝更高明的办法？而如果照搬APEC蓝，可以 肯定地说，天未蓝国家就先乱了套。本来就是不可治理，非要霸王硬上弓，不过是制造新的和更大的灾难。这才是中国政府最大的困境：体制穹顶下，往往做什么都 是错——发展权压倒环境权是错，环境权压倒发展权也是错。政府就像坐跷跷板始终找不到均衡点，不是这头翘，就是那头翘，不是这般错，就是那般错。
回头再说伦敦和洛杉矶雾霾。他们的雾霾可治理，无非因为体制问题早解决。治理过程中当然也会遇到各种障碍，利益各方也会有很多激烈博弈，但程序正义 的最高权威保证了监管者强大的执法能力，强大的公民问责也令政府不敢懈怠，各种障碍终可以化解。但所有这些条件中国皆不具备。雾霾在中国从来就不是简单的 治理问题，中国任何公共危机走到尽头，都会碰到体制穹顶，都会发展为政治问题。政治问题最终只能政治解决，但当下中国，政治解决并未进入日程。于是，《穹 顶之下》愈火爆，政治就愈尴尬。要避免政治的尴尬，《穹顶之下》就只能如一道道闪电，瞬间而过。
虽仅瞬间，已属奇迹。这瞬间足以照出体制穹顶的真相，《穹顶之下》也就无负自己的历史使命。接下来该发生什么故事，就不在它的脚本中了，该由众人书 写。世上没有救世主，现代社会还以为改变是极少数先知的专利，众人只配搭便车，这不过是乌托邦式的梦呓。没有众人即千千万万公民的崛起，极少数先知绝无可 能撼体制于万一。这或许才是柴静在《穹顶之下》呼唤“从我做起”的本意。这种立足于公民行动的“从我做起”，每个人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推动改变的“从我做 起”，固然不能创造一夜总解决的神话，但无疑是当下中国最现实的选择。改变的进程对众人敞开，以公民社会的集体力量解决体制穹顶，是从不可治理进到可治理 的前提，也是解决所有中国问题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