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触角未能深入基层，国民政府连“所得税”都没有办法征收
蒋廷黻是民国著名的史学家，在抗战期间，还先后担任过驻苏联大使、行政院政务长等要职，得以直窥国民政府之政务的具体运作。这种特殊的跨界经历，使其对于“抗战”，有着不少别于常人的深刻理解。
譬如，蒋氏曾亲历国民政府在“所得税”征收工作上的彻底失败——1936年夏，为准备抗战，行政院决定借鉴西方国家的累进税率模式，在中国推行“所得税征收”。但问题是，国民政府当时，并没有完备的人口与财产统计。在农村，“很少有人在地契上用真名的，多半是用假名，刻一个图章，以代签名。……有些县份地籍册子上的名字比全县实有的人数还多。”在城市，“一个人将款存在银行里，也可以不用真名，刻一个化名图章做印信。也可以用化名创立公司行号担任股东。”
换言之，“如果利用很多名字就能隐瞒一个人的真正收入，则所谓累进税率者不过是徒具虚名而已。”针对该问题，实业部长吴鼎昌建议出台“财产姓名法案”，即：国民可以用化名置产，同时须向政府登记其真名与化名，以保证政府在征收“所得税”时有所依据。
蒋廷黻高度赞扬“财产姓名法案”，视之为“中国财政革新中的一大进步”，故而“到处游说，搞公共关系”，欲促其实现。迁延数年之后，“财产姓名法草案”终于走完立法程序，在具体实施上，却全然没有了下文。蒋氏感叹，“一项新措施在立法时，人们都很认真。一旦立法完成，人们就把它淡忘了”——对一个组织触角始终无法深入基层的“弱势独裁”政权而言，“立法”是容易的，“执法”则往往力有未逮。
无法有效地征收“所得税”，使得国民政府的财政体系一直长期畸形地依赖关税维持。而随着日军的推进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沦陷，关税锐减，这一畸形财政体系实际上形同崩溃。诚如蒋廷黻所言：“一个国家没有健全的所得税制度，在战时等于自动解除武装。我认为中国当时就是如此的。”
60年代，蒋廷黻在美国撰写回忆录时，曾就战时财政，如此说道：“战争拖下去，……盐税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五，工业税减少了百分之八十，土地税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强。中国领土只剩下一半，而且是较落后的一半。虽然我自从一九三八年五月就侧身于中央机构，一直于到胜利为止，但直到现在我执笔撰写本稿时为止，我还不知道我们当时是如何渡过上述财经难关的。”
最大的困难，是政府无法将仅有的贫乏资源，集中使用到战争上
略言之，在蒋廷黻看来，“战时重庆最大的困难，是政府无法将中国仅有的贫乏资源集中使用到战争上”，虽然“所有现代国家在战时都是实行配给制的”，但中国当日，还不是“现代国家”，所以虽有实行配给制之心，却无实行配给制之力。蒋氏说：
“当时试验过各种不同的配给方法，有的以地区为准，有的以物品为准，但没有一个获得良好效果的。配给在中国是个理想，没有任何实质的基础。一旦所生产的大部分食物和衣服被生产者自己消费掉，不再上市，政府就没有办法了。比较进步国家的经济像水管子中的水一样，中国的经济却像雨水似的，一落地就被吸收了。如果水在管子里流，控制者可以开闭自如，但是水洒到地上却无法控制。西方国家直至他们生产和分配合理化后才实行配给制，这绝非偶然。中国经济情况是害了配给过敏症，因为中国还没有实施配给制度所必需的行政组织。于是配给制度的试行利少弊多，引起许多官僚政治的害处。”
“水管”和“雨水”的比喻相当精辟。一者，落后的农业国迭经战乱，生产能力本就有限。二者，国民政府无力在组织结构上实现“现代化”——譬如，无法制定可靠的预算、无法清查可靠的壮丁数量——也就无力将“水”（资源）纳入“水管”，只能任其如雨水般，洒在地上消失不见。
国民政府不能对国家实施现代化管理，有两大原因。其一，内战、外患绵延不绝，政府没有“现代化”的机会——30年初，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曾努力想要对中央政府的收入与开支实施“数目字管理”，最终与军事领袖蒋介石恶言相向，分道扬镳，即是明证。
其二，严重缺乏现代政治人才和技术人才，政府没有“现代化”的能力——蒋介石曾在日记中一再哀叹“难得谋士诤友，为我筹策补过”，蒋本人既是军事统帅，又是外交问题的最终仲裁者，还曾刻苦钻研过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著作，欲在经济问题上也负起“指导责任”，这种哀叹与包揽，多被解读为蒋的个人权力性格上的缺陷，但蒋廷黻在中央政府任职多年，同样也认为：“尽管政府官员的道德水准应该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准同样的也需要提高。侧身政府的人中存心克尽厥职的，固然远较一般人想像的为多，但政府官员中具有现代眼光的却远较大家想像的为少。”
今人回顾抗战史，在检讨当日之通货膨胀、滥抓壮丁等弊政时，亦须明了上述时代背景，其检讨，方可谓“客观”。
注释：本文所引材料，均出自《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P178-199；P217-237。该回忆录，系蒋氏退休后，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以英文口述而成。时为1965年。口述仅半而蒋氏骤逝.
蒋廷黻是民国著名的史学家，在抗战期间，还先后担任过驻苏联大使、行政院政务长等要职，得以直窥国民政府之政务的具体运作。这种特殊的跨界经历，使其对于“抗战”，有着不少别于常人的深刻理解。
譬如，蒋氏曾亲历国民政府在“所得税”征收工作上的彻底失败——1936年夏，为准备抗战，行政院决定借鉴西方国家的累进税率模式，在中国推行“所得税征收”。但问题是，国民政府当时，并没有完备的人口与财产统计。在农村，“很少有人在地契上用真名的，多半是用假名，刻一个图章，以代签名。……有些县份地籍册子上的名字比全县实有的人数还多。”在城市，“一个人将款存在银行里，也可以不用真名，刻一个化名图章做印信。也可以用化名创立公司行号担任股东。”
换言之，“如果利用很多名字就能隐瞒一个人的真正收入，则所谓累进税率者不过是徒具虚名而已。”针对该问题，实业部长吴鼎昌建议出台“财产姓名法案”，即：国民可以用化名置产，同时须向政府登记其真名与化名，以保证政府在征收“所得税”时有所依据。
蒋廷黻高度赞扬“财产姓名法案”，视之为“中国财政革新中的一大进步”，故而“到处游说，搞公共关系”，欲促其实现。迁延数年之后，“财产姓名法草案”终于走完立法程序，在具体实施上，却全然没有了下文。蒋氏感叹，“一项新措施在立法时，人们都很认真。一旦立法完成，人们就把它淡忘了”——对一个组织触角始终无法深入基层的“弱势独裁”政权而言，“立法”是容易的，“执法”则往往力有未逮。
无法有效地征收“所得税”，使得国民政府的财政体系一直长期畸形地依赖关税维持。而随着日军的推进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沦陷，关税锐减，这一畸形财政体系实际上形同崩溃。诚如蒋廷黻所言：“一个国家没有健全的所得税制度，在战时等于自动解除武装。我认为中国当时就是如此的。”
60年代，蒋廷黻在美国撰写回忆录时，曾就战时财政，如此说道：“战争拖下去，……盐税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五，工业税减少了百分之八十，土地税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强。中国领土只剩下一半，而且是较落后的一半。虽然我自从一九三八年五月就侧身于中央机构，一直于到胜利为止，但直到现在我执笔撰写本稿时为止，我还不知道我们当时是如何渡过上述财经难关的。”
最大的困难，是政府无法将仅有的贫乏资源，集中使用到战争上
略言之，在蒋廷黻看来，“战时重庆最大的困难，是政府无法将中国仅有的贫乏资源集中使用到战争上”，虽然“所有现代国家在战时都是实行配给制的”，但中国当日，还不是“现代国家”，所以虽有实行配给制之心，却无实行配给制之力。蒋氏说：
“当时试验过各种不同的配给方法，有的以地区为准，有的以物品为准，但没有一个获得良好效果的。配给在中国是个理想，没有任何实质的基础。一旦所生产的大部分食物和衣服被生产者自己消费掉，不再上市，政府就没有办法了。比较进步国家的经济像水管子中的水一样，中国的经济却像雨水似的，一落地就被吸收了。如果水在管子里流，控制者可以开闭自如，但是水洒到地上却无法控制。西方国家直至他们生产和分配合理化后才实行配给制，这绝非偶然。中国经济情况是害了配给过敏症，因为中国还没有实施配给制度所必需的行政组织。于是配给制度的试行利少弊多，引起许多官僚政治的害处。”
“水管”和“雨水”的比喻相当精辟。一者，落后的农业国迭经战乱，生产能力本就有限。二者，国民政府无力在组织结构上实现“现代化”——譬如，无法制定可靠的预算、无法清查可靠的壮丁数量——也就无力将“水”（资源）纳入“水管”，只能任其如雨水般，洒在地上消失不见。
国民政府不能对国家实施现代化管理，有两大原因。其一，内战、外患绵延不绝，政府没有“现代化”的机会——30年初，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曾努力想要对中央政府的收入与开支实施“数目字管理”，最终与军事领袖蒋介石恶言相向，分道扬镳，即是明证。
其二，严重缺乏现代政治人才和技术人才，政府没有“现代化”的能力——蒋介石曾在日记中一再哀叹“难得谋士诤友，为我筹策补过”，蒋本人既是军事统帅，又是外交问题的最终仲裁者，还曾刻苦钻研过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著作，欲在经济问题上也负起“指导责任”，这种哀叹与包揽，多被解读为蒋的个人权力性格上的缺陷，但蒋廷黻在中央政府任职多年，同样也认为：“尽管政府官员的道德水准应该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准同样的也需要提高。侧身政府的人中存心克尽厥职的，固然远较一般人想像的为多，但政府官员中具有现代眼光的却远较大家想像的为少。”
今人回顾抗战史，在检讨当日之通货膨胀、滥抓壮丁等弊政时，亦须明了上述时代背景，其检讨，方可谓“客观”。
注释：本文所引材料，均出自《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P178-199；P217-237。该回忆录，系蒋氏退休后，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以英文口述而成。时为1965年。口述仅半而蒋氏骤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