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出租司机都不亚于纵横捭阖的演说家，一不小心某个司机就是八旗子弟的没落贵族。有一次，我打的去 清华大学，我说从西南门进去，司机信心满满的说其他门也可以进，结果那一天其他门不让进。最后只能绕道西南门进去。下车时，48元打车费司机只收了我40 元，并再三向我表示歉意，说耽误了我的时间，不好意思。这就是首都司机的风度。
那天路上，聊着聊着，司机突然问了一个困惑他很久的问题，说，外国人让人搞不懂。
也许是害怕中国人按照计时器收费绕远道，外国人打的都先谈价格。
司机当然都喜欢宰老外，明明很近的地方，就蒙老外千儿八百的，老外也好骗。一开始，司机不好意思，反复绕圈子，后来，干脆不绕圈子了，一会儿就送到位。只要约定在先，老外照样给钱，不折不扣，无怨无悔。
而一旦你说定了价格，譬如路上遇见施工，你不得不绕道，结果跑了很多冤枉路，大大超过了事先约定的价格。事实明明摆在那里，但你想老外增加一个子儿，也是门都没有。
司机弄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外国人这样。
我心头一震，见多识广的司机居然也不知道，这就是西方人的契约精神！
岂止司机，今天的中国还有多少人知道遵守契约精神呢？
有一次我们外出旅游，晚饭前我和朋友与两位领导玩牌，结果我们输了一局，愿赌服输，乖乖一个人拿出100元，晚上买零食。第二天，我和朋友大获全胜，那两个领导却拍拍屁股走人了，毫无赧颜之色。我和朋友面面相觑。这可是知识分子啊。
最后，我们得出结论，中国人普遍缺乏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源自西方宗教中的立约，是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其产生与宗教密不可分。
西方文明传统中的契约精神，首先表述在“神人立约”上。耶稣降生之后，上帝与人重新确立“新约”，把过去上帝与犹太人订立的称之为“旧约”。这种契约精神经犹太教、基督教的弘扬开来，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
契约是西方文明的基石，进而又成为西方商业文明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契约代表着商业关系双方的承诺，信用与契约紧密关联。契约精神保证了商业文明的发展，商业文明又强化了契约精神。
正是这种契约精神，孕育了西方人的“诚信”观念，我们甚至可以说，契约精神本质上就是诚信精神。只有交易双方都能诚实守信，履行合约不折不扣，才能确保交易安全，社会稳定和谐。
那么，中国人为何没有契约精神呢？
首先是中国没有宗教。没有一个高悬头顶的神明，这就失去了一个无所不在的监督者，失去了一个保证契约正常履行强大的中间人，一切只能靠自己内心的道德律令，何其难也。
其次，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限制。契约精神产生于人神约定，孕育于商品交易。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自给自足，而且，中国历代都是重农轻商，对商持贬抑态度，商品交易极为贫乏。偶有商品交易，也常常在熟人世界中运行，陌生人交易所需要的契约精神自然很难产生。
最要命的是，中国在于变通的文化基因。契约精神就是诚实的信守规则。但中国的文化往往在乎聪明，在乎变通，在乎兵不厌诈。比如说田忌赛马的故事，就是活生 生地违反契约。上马对上马、中马对中马、下马对下马，这是赛马的规则，但是田忌却使用了下马对上马、上马对中马、中马对下马，这是典型的不讲规则；但却被 中国人当做最经典的案例来崇拜。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更是蕴含了对规则的轻蔑。
宋定伯卖鬼中，鬼对人遵守契约，以诚相待，背着人走路，一是一，二是二。宋定伯却套鬼的话，问鬼怕什么。鬼和盘托出：惟不喜人唾。最后的结果就是宋定伯把 口水吐到鬼身上，鬼化身为一只羊，宋定伯骗鬼卖鬼，得了五百钱。如此践踏契约的行为，却一直被我们奉为英雄，千载之下，让人们钦佩不已。
笑星赵本山的《卖拐》三部曲，愣是把一个好好的人忽悠瘸了，还引起了全民的狂欢，连续三年，一浪高过一浪，从卖拐，到卖担架。这哪里像一个正常的礼仪的民族，这简直就是一个大忽悠带着一大群小忽悠的群氓时代。
艺术都是生活的真实反映。
2008年10月，佳士得拍卖圆明园鼠首和兔首铜像。中国籍男子蔡铭超以总计3149万欧元成功竞拍。但此后，蔡铭超多次高调表示绝不会付款，只是要让这次竞拍流拍。蔡铭超的行为，赢得国内网民的民族英雄的山呼海啸，但也让世界舆论哗然。
爱国固然没错，但以破坏契约的方式来爱国，而且举国赞同，对国家信誉的损害却也不能说不大。因为社会不讲契约，导致中国的诚信教育，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 之木。我的基本判断是社会无契约，教育没诚信。教育中的诚信不可能白手起家，凭空建造。退一万步，就算这样的诚信建立起来了，将来孩子们走上社会，也会不 断碰壁，以致头破血流，惨不忍睹。
诚信的建设一定要以制度来保障，要有巨大的惩罚措施，使得不诚信的人所失大于所得，而且总是如此，人们就会选择诚信。也就是说，最初，诚信只是一种选择，久而久之，诚信会成为一种道德。
其实西方人并不比我们守信，而是不遵守信用的代价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没有诚信的西方人简直寸步难行，生不如死。这就迫使他们像珍惜自己的眼睛一样珍惜诚信。对西方人来说，失去信用，就是失去精神生命，这两者没什么区别。
我曾经带队去美国，发现很多美国家庭都希望中国孩子住在自己家，一开始我以为他们是为了获得一些费用，后来才明白，她们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信用。因为帮 助外籍人员，宣扬美国形象，这些家庭将会在社区里获得一些信用积分。这些信用对外国人至为重要。银行贷款，融资，租赁什么的，都需要信用来保障。
譬如美国的校车司机就是一个大美差，只能由根红苗正的人担任，因为责任重大，美国的校车司机信用指数极高，非常受人尊重。在美国做校车司机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常常是世袭。套用前总理的一句话，信用比黄金还宝贵。
我看三国，最不喜欢的人就是诸葛亮，在荆州这件事情上，诸葛亮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何尝有过一点点契约精神？
其实，我们曾经也有过伟大的契约精神。比如尾声，为了守候自己的女人，为了一个约定，他在桥柱下等待，结果洪水来了。但尾声为了守护对自己女人的承诺，抱 住柱子不走，最终被大水淹死。伟大的诗人李白也为之感叹：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但后世之人却常常嘲笑尾声。这是普天之下最大的傻瓜。其实历史上还有一 个更值得敬重的人，他就是宋襄公。
当年宋楚争霸，爆发了著名的泓水之战。楚强宋弱，但宋军先在泓水北岸占据有利地形。等到楚军正渡过一半泓水时，子鱼赶紧向宋襄公请示：“敌众我寡，敌人刚刚渡过一半河流，此时出击，一定能大获全胜，请允许我攻击。”
宋襄公看了看：不行，趁人之危，打不得。子鱼遵命，只好眼睁睁看着敌人过河而来。等楚军过了河，还没来得及排成列。子鱼心急火燎，又建言攻打。宋襄公说，还不行，继续等着。
直到楚军排好兵布好阵，宋襄公才下达攻击的命令。宋军失去时机，根本不是对手，宋军大败，宋襄公也差点丧命。但宋襄公却并不后悔，因为他遵守了公平作战的 契约。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翻译过来就是，“品德高尚的人，不能使受伤的 敌人再次受伤，不捉拿头发有黑白两色的老人。古代作战的人，不凭借险要之地。我虽然是亡国者的后代，但也绝不攻击没有排成队列的敌人。”
毛主席点评宋襄公这么说：宋襄公是蠢猪式的仁义！之所以我们全民嘲弄尾声和宋襄公，乃是我们中国人太聪明了，太会算计了。中国人更崇尚的是“聪明”，而不是诚信。我们向来缺乏契约文化，自然也缺少诚信基因。
如果在西方，宋襄公的命运会截然不同。公元1135年，英国国王亨利一世去世，他的外甥斯蒂芬和他的外孙亨利二世都有望继位。结果斯蒂芬捷足先登，抢先登 上了王位。亨利二世不干了，就在欧洲组织了一支雇佣军来攻打斯蒂芬。由于亨利二世经验不足，仓促出兵，等大军千里迢迢开到了英伦三岛，仗还没打，钱就花完 了，粮也吃完了。大军饥肠辘辘，非常被动。
亨利二世于是给敌人斯蒂芬写了一封求援信，说我在攻打你的时候，准备不周，现在一没钱二没粮，您能不能给我一点接济，让我把这些雇佣军遣散回欧洲。斯蒂芬慷慨解囊，给了亨利二世一大笔钱。
几年之后，亨利二世准备充足了，发动了第二次战争来争夺王位。这一次，亨利二世大获全胜。但亨利二世居然和斯蒂芬签订盟约，说国王还是你继续干，只需立我 为太子，一旦您百年之后，王位由我继承。于是，彼此皆大欢喜。这哪里像是打仗，这简直就是中国人过家家，但这就是伟大的契约精神，骑士精神。但伟大的契约 精神的真正实现，还必须要有一个高贵的对手，契约双方应该是对等的，不能有一方失衡，否则这个体系就会坍塌。
我常常会想起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我承认甘地的隐忍牺牲精神的伟大；但我同时也极为佩服英国殖民者，他们是合格的称职的高素质的对手。
甘地的“非暴力”实质是以吃苦隐忍的精神、以道义的力量邀请对方共同遵守人类的文明准则。它的真正难度在于对手也必须是一个讲究基本游戏规则的人，否则，你对他“非暴力”，他却总是对你“暴力”，结果可想而知。
甘地一生共绝食16次，其中针对政府的几乎每一次都使英国统治者大为惶恐，不得不让步。但在这种“让步”的背后，其实是一种“人的生命观念 ”在转变，我们可以设想，假如甘地的绝食不是“示威”给英国人，而是希特勒，是斯大林，其结果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宋襄公的可悲之处在于他没有遇到一个更加高贵的对手，他的公平作战只是便宜了小人。中国偶尔闪过的一些契约精神，一下子就消失殆尽了。
偶然读到美国的这个故事，我的心一下子就柔软了。
在美国纽约哈德逊河畔，离美国18届总统格兰特陵墓不到100米处，有一座孩子的坟墓。在墓旁的一块木牌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1797年7月15日，一个年仅5岁的孩子不幸坠崖身亡，孩子的父母悲痛欲绝，便在落崖处给孩子修建了一座坟墓。
后因家道衰落，这位父亲不得不转让这片土地，他对新主人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把孩子坟墓作为土地的一部分永远保留。新主人同意了这个条件，并把它写进了契约。100年过去后，这片土地辗转卖了许多家，但孩子的坟墓仍然留在那里。
1897年，这块土地被选为总统格兰特将军的陵园，而孩子的坟墓依然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成了格兰特陵墓的邻居。
又一个100年过去了，1997年7月，格兰特将军陵墓建成100周年时，当时的纽约市长来到这里，，在缅怀格兰特将军的同时，重新修整了孩子的坟墓，并亲自撰写了孩子墓地的故事，让它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那份延续了200年的契约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这就是伟大的契约精神。
人和人之间并非孤立无关的，每个人都是一块小小的泥土，连缀起整个大陆。人来到这世间，作为社会的高级动物，是订有契约的：物质利益的来往，有法律的契 约；行为生活的交往，有精神的契约。诚信，实质上就是一种精神契约。遵守契约的人是明智的，信守契约的人是高贵的。懂得为自己的契约买单，实质上是给自己 的人格保险。
孔子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得黄金万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就是所谓的一诺千金，可是，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我们整个民族失去了仅有的一点温存和诚信呢？
而最要命的是，契约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再次建立。犹如精美的瓷器，可贵的东西总是易碎的。还是那个残酷的寓言说得好，说谎的孩子，选择了不诚信，就只能被狼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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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为什么中国人不遵守游戏规则？
一位澳洲的老华侨通过熟人找到我，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人不行，不适合民主。
我还没有来得及辩驳，他就说出了令我无法辩驳的理由：20多年里，他见多了在悉尼的华人，他们都在这个民主自由的地方生活了这么多年，可一旦到一 起，就是没有人遵守民主的游戏规则，争斗得你死我活，直到冲破道德底线互相辱骂，最后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得出了结论：中国人不适合民主……
这位老华侨是中国某大城市的悉尼同乡会会长，他以悉尼的中国同乡会举例说，一个省，一个地区，甚至每一个城市，就能搞出好几个“同乡会”，世界上各民族几乎都没有这种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谁都不服对方，都想成立新的同乡会，制定新的游戏规则……
虽然和海外华人接触并不多，但我也毕竟在美澳两地住了十几年，对华人社区的事还是有所耳闻的。就我所知，仅仅在悉尼一个地方，华人们自动组织的社团 就有几千家之多。主要原因当然是只要你组织了社团，就可以自认主席或者会长，衣锦还乡的时候就可以拿出这个名片让官本位的大陆官员与民众刮目相看。而当地 领事馆每到有什么庆祝活动的时候，也都会邀请各社团的“会长”与“主席”去吃祖国奉送的免费招待茶餐。
我刚刚到澳洲时，碰上一位西装革履的华人，他拿出的名片上写的是“全球华人作家协会”主席的头衔，他说，看杨先生写过一百多万字小说的份 上，可以少交点会费就入这个全球华人作家的协会。我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也深感不太够资格。后来一位朋友大笑着告诉我，你确实不够资格，那个协会总共只有 三个成员（一个社团必须的法定人数）：全球华人作协“主席”的老婆和他还在读小学的儿子，你要入会，不就成了第三者啦？
即便没有领事馆的因素，华人社团也经常是刀光剑影的。三年前到悉尼受邀加入一份当地华人报纸，欣然告诉猪朋狗友，没想到来自美国、欧洲和澳洲的电电话一天都没停，他们都十万火急、情真意切地对我吼道：你竟然敢到唐人街去玩？你以为你是谁？
没这么夸张吧？记得早年美国人歧视华人的时候，美语中有一个成语叫“把你放到唐人街”（PutYou inChinatown），意思是把你放到世界上最脏乱、阴谋诡计最多、没有章法的地方，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几十年前的美国，很多白人家长还用这句话 吓唬小孩子。可是，现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尤其是悉尼的，都是当地最美丽最活力最热闹的地区啊。我对朋友的好心劝告耸耸肩，一笑置之。
我怎么也没想到，三个月不到，可怜的我，竟然成了潜伏在海外的中共特务，美国派遣到澳洲华人中一统江湖的CIA间谍，卑鄙无耻的小人，有政治野心的御用文人，甚至活灵活现地传出北京专门有一个“杨恒均写作班子”，组长是中宣部某一位副部长兼任……
从那以后，听到“唐人街”三个字，我都暗自心惊，冷汗直流，哪怕世界上最邪恶的东西，只要还有游戏规则，我们至少玩不起，还可以躲得起吧。 可是，这个“唐人街”是没有什么游戏规则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其实，我本不该刚愎自用，我早该吸取他人的教训，我以前早就观察到 （而且在我的间谍小说里也写了很多）：在美国和欧洲，一些追求民主自由，有理想有抱负的华人前辈，只要一陷入传说中的“唐人街文化”，几乎都是一 铺玩完，名誉扫地。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我和悉尼的一些华人华侨特别是好几个社团的“主席”和“会长”一起吃饭时，特意就此交流意见。我首先搞清楚了 一件事：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华人华侨几乎都是第一代移民，不包括很小就移民澳洲，根本不包括ABC（澳洲出生的华人），他们很少和第一代华人华侨玩，也看不 惯和看不懂华人社区的事……这就让我从人种基因上排除了我们华人是劣种民族的可能性，剩下的就是环境与教育了，耶——大家鼓掌！O（∩_∩）O哈哈~
其次，我也渐渐搞明白了，几乎所有你死我活的争斗，不管表面上涉及多少高尚的真理、理念与道德，其实本质上几乎都只是涉及到一点点个人的小利，例如 某些西方机构给的一些活动经费，以及中国领事馆招待的一次免费茶点等等蝇头小利。但他们争斗起来，却让你认为是在为世界而战，为真理而斗争，为中国的前途 与人类的命运而厮杀……
斗争的方式都一样，就是原来的游戏规则被质疑、破坏和废除，而斗争的结果也一样，新的游戏规则没有确立，大家一拍两散，越来越“一盘散沙 ”。这一点对于同乡会尤其严重，我成立同乡会，就是想当会长或者秘书长，可既然在一个民主国家搞了一个协会，一般也是要选举的，你不选举，别人不参 加。一旦选举，就有可能落选，有些人参加选举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自己能够选上，或者选上自己的人。选不上了呢？拜拜，走人，他再去搞一个协会，自定一个新 游戏规则，这个新游戏规则当然是对他有利的，于是他又当选了——也许会员只有四五个人，可会员会增加啊，于是，等到下一次又选举，他又可能落选，于是，他 又不干了，又去筹组新的协会，一个新的主席和会长又诞生了……
这里的“他”不是指某一个人，而是已经成为华人社区的一个现象。想起来就让人不寒而栗。大家还记得，在上一篇说到民主的时候，我用一个通俗的方法表达的那个意思：民主的三根支柱就是钞票、选票与游戏规则。
可是，我们这些华人华侨——一批在世界上最完备的民主制度下生活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中国人——最不愿意遵守的，就是游戏规则。不过，对这个问题的 进一步了解和探讨却让我惊讶地发现：海外华人华侨不遵守游戏规则，其实有一个限制条件：那就是他们不遵守的是中国人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而据我周围的华人 朋友告知，生活在西方的华人华侨，无论是什么时候来的，对于西方国家与社会里的那些游戏规则，他们却毫无疑问地遵守，至少没有多少人敢去蓄意破坏。所以， 当全世界遍布华人华侨，却倍受歧视和侮辱的几十年前，冲上街头挑战“游戏规则”（种族歧视）的没有几个受歧视最深的华人华侨。他们并不是不敢斗 争，而是忙于在和自己人斗……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震惊不已的？我想起了早年在香港的那几年经历。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驱之不去的疑问就是：为什么香港人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学会了 现代各种文明的东西，并且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一群人？——自由的前提是遵守游戏规则（例如法律），而中国人不适合自由的最大理由难道不就是不懂得遵守游戏 规则吗？可近在咫尺的香港人，怎么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最自由，也最懂规矩的人呢？
再没有中国心的人也不愿意直面这样的事实：中国人不会遵守“自己”人制定的游戏规则，但如果由英国人来制定，我们就不会再窝里斗，我们就会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就像海外华人一到洋人中，马上遵纪守法，一到华人中，就旧病复发……
遵守游戏规则是民主制度的支柱之一，而我们这个民族恰恰不遵守游戏规则。我想回到海外华人社区去，以小见大地谈一点我的看法：
首先，中国人已经越来越懂得游戏规则的重要性。所以不管是海内还是海外，不管是开会、唱歌还是斗争，大家都在讨论和争论游戏规则。这是好事。
其次，中国历史上，不乏有人有能力和有权力制定游戏规则，例如统治者制定国家大法与宪法。但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从来对他们自己不算数。例如皇帝不 管多么仁慈与“依法治国”，那个“法”永远对他们无效。而在任何一个社会，只要一个官员可以跳到游戏规则之外，那么所有的人，都不再有义务 遵守这个游戏规则。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一些道德宣传不用公布，只要制定规则的统治者遵守了，民众就不会反对。而在中国，你搞再多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只要 发出号召的那些人不美，只要你的政府人民不爱，一切都是假的。
第三，游戏规则如此重要，以致可以这样说：中国现在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简单的归纳一句话：游戏规则。什么拆迁啊，维权啊，公平正义啊，工人上街要求增加工资啊，我的自由你的民主啊……千变万化一句话：缺乏游戏规则，或者缺乏大家都愿意遵守的游戏规则。
第四，我认为“中国人不遵守游戏规则”有两个原因：没有大家普遍认同的游戏规则可以遵守；以及制定游戏规则的人自己都不肯遵守。于是，我们 看到这样的一个怪现象：中国每个人都不愿意遵守他人制定的游戏规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游戏规则，而每个人的这套游戏规则又都是用来对付他人的。至于自 定游戏规则的人，自然不用遵守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难道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一直以来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由此可见，等到中国人自己弄出一个人人遵守的游戏规则，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公平、正义与民主也不是问题了。那么，如此简单的事，为什么对我们就如此之难？
我认为难就难在以下两条：一，经过几千年折腾，特别近一百年折磨的中国民众，对于“游戏规则”即便不发疯，也都变得神经质了。在某年某月的 某一天，他们能够自觉去遵守一个横空出世的“游戏规则”吗？二，从有别于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精英和掌权者来说，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出现那样一个制定游 戏规则的伟人或者集体呢？——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绝对不是完美无缺的，但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不但约束大众，更是用来约束他们自己的……
那个时候，中国就民主了。当今地球上所有的文明国家，都经历过那个阶段：大家都记得，无论英国、法国还是美国，有权者或者刚刚取得权力的一小撮人聚在一起制定游戏规则——大宪章、人权宣言与宪法。当这些“游戏规则”制定好后，首先被关进笼子的就是这些制定游戏规则的统治者，带头遵守游戏规则的也是他们。请问，对于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这样的游戏规则，还有什么理由不去遵守？
中国什么时候出现这种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与团体？等到这种自己就遵守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的人出来时，中国民众自然会去遵守这些“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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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自己就不讲信用，难怪 中国民众不愿遵守他们所制定的游戏规则。
